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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杜君立 - 勃列日涅夫的盛世：正面是虛幻的高潮，背面卻是深不見底的深淵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杜君立
摘要：
如果說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圖用斯大林的借屍還魂來增強執政和特權的合法性，而更弔詭的是在民間斯大林同樣受到了熱捧。面對官僚集團的特權和媒體壟斷，“不給錯誤的思想和言論以傳播的渠道”，喪失言論自由的民眾只好借對官員“大清洗”的斯大林來澆淋自己心中塊壘。人們對體制的不滿竟然導致對體制創立者的懷念，真是一種諷刺。但這種“懷念”是不堪一擊的，只要信息開放，讓人們知道更多的真相，陽光是一切政治謊言的天敵。蘇聯覆滅之後，即使在俄羅斯最艱難的2000年，民間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在我們國家，謊言已不僅屬於道德問題，而是國家的支柱。
——索爾仁尼琴
從某種意義上，蘇聯是作為一個烏托邦誕生的。
1882年，《共產黨宣言》被普列漢諾夫譯成俄文，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寫了俄文版序言。無論普列漢諾夫還是馬克思或恩格斯，他們一定想不到，僅僅30年後，蘇聯共產黨會成為俄羅斯這個古老專制帝國的新君主。
儘管列寧一再強調“無產階級民主要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但蘇維埃政權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具有300餘年專制歷史的沙皇俄國的墳墓之上，正如沙皇俄國的前身是蒙古屠刀下的金帳汗國。列寧其實也清醒地認識到蘇聯權力機構是“從沙皇制度那裡接收過來的，只不過塗了一點蘇維埃色彩罷了”。
“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個大權在握的人或者一個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因為沒有原則的法律，不道德的號召和口號對國家及其人民來說可能變為一場巨大的悲剛。列寧不懂得這一點，他也不想懂得這一點。” “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 “列寧是20世紀的羅伯斯比爾。但是如果說羅伯斯比爾砍掉了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那麼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
這是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評價。
列寧之後，斯大林將權力發展到極其可怕的程度，“世界上沒有而且不曾有過像我們這樣強大而權威的黨”。從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萬蘇聯民眾遭到屠殺。帝國體制下沒有自由，更沒有新聞自由，“《真理報》無真理，《消息報》無消息”。布哈林讚歎道：“蘇聯共產黨政權是一部巨大的機器，人類任何歷史時代都不曾有這樣的機器。”阿夫托爾漢諾夫對蘇聯這個新生的意識形態聯盟國家這樣總結：
這一絕對專政的上層是一個少數人的寡頭領導集團，內部有一級一級的黨的官僚機構，在政權金字塔的底部有數百萬黨的寄食者做基礎。這種專政不僅就其完美的組織，而且就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來說皆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乃至全國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領導。
維爾納桑巴特曾說：“宮廷的歷史就是國家的歷史。”這句話無疑對蘇聯是適用的。政治就是權力和陰謀。在克里姆林宮深處，這個紅色帝國經歷了列寧、斯大林和赫魯曉夫三次驚心動魄的宮廷權杖轉移過程。長江後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擴大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赫魯曉夫被迫“自願退休”。當天下午，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
梁啟超先生曾說：“專制總是政治上最大罪惡，無論專制者為君主，為貴族，為僧侶，為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為少數，為多數。”
布爾什維科夫將專制制度分為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極權主義是指全體社會成員都必須無條件地參与到統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據統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犧牲，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餘地；威權主義則是極權主義相對溫和的形式，由於統治者個人權威的衰落，以及個體意識的初步萌生，威權統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棄不切實際的狂想，而人們也不再被勒令必須積极參与到統治者個人意志中去，個體也擁有了一些選擇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許私下對統治者冷嘲熱諷。
與極權主義的“鐵板一塊”不同，威權主義表現為統治者與民眾決裂和分野，因為社會共識的破裂，權力缺乏廣泛的認同，統治者只能依靠國家機器勉強維持其統治的穩定。威權主義其實是承前啟後的后極權主義，它不僅極權主義的延續，也是民主主義的萌芽。如果說斯大林時代是極權主義，那麼可以說，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就是典型的威權主義階段。
人們都承認，在蘇聯充滿動蕩和災難的現代歷史上，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一個少有的、非常穩定祥和的“盛世”，其間幾乎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和社會動亂。統計數據表明，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的1965年，蘇聯人的平均工資只有96.5盧布，到了其執政晚期已經增長到170盧布。很多蘇聯人在這段時間內搬進了屬於自己的房子，購買了像樣的傢具、服裝甚至汽車。蘇聯每10戶人家擁有9台電視機，4輛汽車;工作10年以上者大多都有住房，房租極其低廉。1970年代，全國基本實現了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廉價住房、休假制度和退休養老制度。
對很多“蘇聯人”來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令人留戀的：經濟繁榮，科技發展，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蘇聯經濟在勃氏時期達到了巔峰，蘇聯成為歐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軍事實力足以與美國平起平坐，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將冷戰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宇宙爭霸”時代。因此很多人認為，勃列日涅夫時代是“蘇聯綜合國力最強大的鼎盛時期”。
如果說斯大林是一個惡棍，那麼勃列日涅夫無疑是一個好人。他性情溫和，待人寬容，作風隨和，富於同情心。他的缺點是過分虛榮，優柔寡斷，缺乏膽識和擔當。作為一個普通人或者普通官僚，勃列日涅夫肯定會受到大家歡迎，但作為一個大國政治家，勃列日涅夫的缺點就不能只是缺點了。在政治上，平庸是一種最常見的罪惡。雖然有“無為而治”的政治治理模式，但這種“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思想僵化。
從表面來說，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似乎達到前所未有的一個巔峰，軍事強大，經濟發展，人民富裕，但各種社會矛盾卻日積月累，最後積重難返。勃列日涅夫恰恰最缺乏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負能量的聚集如同堰塞湖，最後讓這個國家和它的繁榮偉大一起成為落花流水。
在蘇聯歷史中，除了斯大林執政27年外，執政時間最長的就屬勃列日涅夫了。如果說鐵腕的斯大林開創了一個獨裁時代，那麼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則維持了一個“無主時代”——無論人民還是官僚，都只是巨型國家機器的潤滑油，他們都不是蘇聯的主體。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主義的體制弊端已經暴露無遺，政治黑暗，權力腐敗，揮霍浪費，人權落後，好大喜功……勃列日涅夫的盛世如同《紅樓夢》中的風月寶鑒，正面給人一種虛幻的高潮，翻過來卻是深不見底的深淵。繁榮的背後，危機醞釀，矛盾積聚。如同一場俄羅斯羅輪盤賭，對準自己的子彈一旦上了膛，自欺欺人的僥倖心態或許可以應付一時，但厄運總會在下一次突然來臨，要了卿卿性命。
一、皇帝的新裝
如果說蘇聯完全是一場意外，那麼勃列日涅夫則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比《連升三級》中的張好古更加幸運，最後他中了頭彩。
在蘇聯帝國的宮廷權力鬥爭中，勃列日涅夫是大家公認的平庸之輩，誰都不把他放在眼裡；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過，自己沒有擔當最高領導人的才能，更沒有那樣的野心。結果在互相傾軋的克里姆林宮權力場中，勃列日涅夫竟然因此而免於被暗算和攻擊。這種“幸運”頗為諷刺。
在1964年推翻赫魯曉夫的宮廷政變中，勃列日涅夫只是一個次要的參与者。政變成功后，政變策劃者們爭執不下，誰都不願讓強勢的對手得到最高權力，最後“選舉”的結果是把一個平庸的技術官僚、被公認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主席台。因此說，這個飛來的權力對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場意外。他之所以成功，並不是他有才幹，事實上恰恰相反，他竟然因為平庸無能而榮登大寶，這就是宮廷政治的弔詭之處。對一群權力野心家來說，性格中庸胸無大志的勃列日涅夫最為理想——作為一個短暫過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根據當事人回憶，政變發生時，大家要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魯曉夫過來“開會”，他竟“害怕得差一點昏厥過去，後來不得不把他強拉硬扯到電話機前……”。後來聽說政變陰謀已經敗露，勃列日涅夫失魂落魄地撲進朋友的懷裡：“全完了，赫魯曉夫都知道了……他會把我們全都槍斃的!”
勃列日涅夫對這個從天而降的權力幾乎毫無思想準備，無論是上台前還是上台後，他都沒有提出過什麼像樣的國家發展綱領，也從來就沒有想過怎樣改造國家和社會。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國家元首不僅是最不需要智力和良心的職業，而且即使一個貌似平庸的人，一旦對權力上了癮，他同樣可以成為一位宮廷鬥爭的高手。
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
“我的長處在於組織能力和心理素質。”短短几年，勃列日涅夫就將那些擅長權謀的“大內高手”一個個清洗殆盡，退休的退休，罷官的罷官，最後建立起了一個無遠弗屆的勃氏權力統治體系。與殘暴陰鷙、趕盡殺絕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比較溫和，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只是解除對手的威脅，並不消滅對方，甚至也不會讓他們在政治上徹底破產。
在蘇聯短短的69年歷史中，長達18年的勃列日涅夫時代為蘇聯打上濃厚的勃氏色彩——勃列日涅夫式的集權統治所形成的“庸人治國”的幫派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構築的權力體系中，都是與勃氏親近的“小勃”式的人物——平庸即美德。這些掌控官僚機器的平庸之輩不慌不忙，沒有稜角，虛榮冷漠，無所作為，尸位素餐，好大喜功，擅長揮霍。
勃氏最大的“貢獻”是將龐大而紛爭的黨派政治改造為更緊密牢固的幫派政治。依靠同一幫派下的龐大官僚機器，即使勃列日涅夫已經病入膏肓，他仍然牢牢地掌握著最高權力。勃列日涅夫的蘇聯無處不在幫派勢力的嚴密控制之下，官官相護、任人唯親，到處籠罩著黑社會一般的緊張氣氛。在一般民眾眼中，所謂政治，完全就是骯髒的陰謀;那些幫派成員就是一群平庸低智、無恥無畏的小偷和小丑。
馬基雅維利認為歷史上的帝國有兩種統治方式：第一種是君主獨裁，即由一個絕對的君主獨裁，其他人都是奴才，其中最受恩寵的奴才作為官吏幫助君主進行統治；第二種是寡頭專制，即由一個君主與一群貴族共同統治，貴族的權力一般並非來自君主的恩寵，而是因為世襲，當然君主仍然比貴族更有權勢。按照這種說法，蘇聯無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帝國;如果說斯大林時代是君主獨裁，那麼勃列日涅夫時代就是寡頭專制。
作為蘇聯這個烏托邦的始作俑者，列寧極其推崇“集體領導”，但這個理想卻被斯大林毀滅了。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后，一個缺乏個性的領袖終於為蘇聯帶來第一次真正“集體領導”，只是這種“集體領導”與民眾無關；由過去“一個人說了算”改為現在“一群人說了算”，從君主獨裁到寡頭專制，這就是蘇聯的進步。與希特勒一起瓜分波蘭是斯大林一個人決定的，侵略阿富汗則是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套車”( 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4人決定的。一個共同之處是，無論斯大林時代還是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最高蘇維埃只是一個橡皮圖章而已。
作為一個循規蹈矩的技術官僚，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個職業政治家，但就是這樣一個“不稱職”的“小公務員”，卻領導了一個世界超級大國長達18年。從個人而言，他無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對手肯尼迪和尼克鬆卻顯得極其失敗；但就國家而言，一切都恰恰相反。美國總統尼克鬆斷言：基本價值穩如磐石的美國在冷戰中將不戰而勝。
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早已遠離了革命，一切都無可挽回地走向平庸。出身卑微的勃列日涅夫從一名鉗工開始，一步一個台階地在權力階梯上爬升。在陰謀四伏逆向淘汰的權力遊戲中，成功的官僚往往是那種視生存高於一切的庸才——毫無個性、唯唯諾諾、小心謹慎、見風使舵和害怕冒險。經過權力粉碎機打磨的“紅色工程師”勃列日涅夫身上毫無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創造性，也缺乏改變現實的勇氣與決心，墨守成規。
事實上，當平庸成為一種美德時，平庸就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一個人的美德。當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打算退休時，他的政治局夥伴們一起說：“不，什麼都不需要改變。”
二、古拉格群島
天才的列寧開創了蘇聯，冷酷的斯大林開創了“冷戰”，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則將蘇聯和“冷戰”一起帶領到巔峰。
作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墓人，赫魯曉夫和他的改革其實只是一個短暫而意外的插曲。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期，如同強弩之末，雖然達到了很遠的射程，但卻在迅速減速滑落，毫無力量可言；或者說，一切都在走向凝固。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們看來，共產主義即使沒有實現，至少“發達社會主義”實現了，因此維持穩定就成為天大的事情。從1971年起，“改革”一詞被“完善”替代，政治的保守使蘇聯走向復辟，重新開始了一個斯大林化的過程。
在每一個權力狂心裏都會有一個斯大林。即使作為顛覆者的赫魯曉夫，他反對的也只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更可怕的斯大林體制。對勃列日涅夫這樣的平庸官僚們來說，斯大林就是他們的上帝，至少斯大林對精英群體進行大清洗，將政界、軍界、文化教育界幹部消滅了十之八九，才使勃列日涅夫“第聶伯羅幫”這批“紅色工程師”得以雞犬升天；同時，斯大林創立的官僚特權制度，可以使他們無論多麼平庸，照樣可以養尊處優，頤指氣使。正因為如此，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並宣稱取消特權制度，導致整個官僚集團奮起反戈，最終合謀廢黜了赫魯曉夫。
1966年，正當中國發起一場具有去中國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時，勃列日涅夫廢止了“非斯大林化”，開始了一場“靜悄悄的斯大林化”運動。斯大林重新回到神壇，文字獄大開羅網：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因發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投入勞改營，麥德維傑夫因《讓歷史來審判》被開除黨籍，費爾德賓因《斯大林大清洗內幕》遭到克格勃追殺……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監視和竊聽持不同政見人士的特務隊伍極其浩大，僅關於索爾仁尼琴的卷宗就多達105卷，而薩哈羅夫的卷宗多達505卷。
在沙皇時代，俄羅斯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東正教國家，正是宗教將俄羅斯勃凝聚成為一個民族共同體。進入蘇聯以後，東正教的國教地位被取消，蘇聯共產黨將宗教都視為大敵；為了去宗教化，國家暴力發起的這場反宗教運動愈演愈烈。蘇聯當局“運用了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經濟制裁、行政強制、警察鎮壓、宣傳戰役及組織手段等等。在這場極端的反宗教運動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們人身或公民權利的行為屢屢發生……”。列日涅夫將反宗教運動進一步推向高潮，無數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宗教教徒遭到嚴酷迫害，宗教經典被列為禁書焚毀。
所有的暴力都是不仁慈的，所有的極權也都是不寬容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俄羅斯不是訴苦的地方，要訴苦就到西伯利亞去。
索爾仁尼琴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他把整個蘇聯比作海洋，在這個海洋上處處皆是監獄和集中營的島嶼——古拉格群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將《古拉格群島》秘密送往西方發表后，蘇聯當局立即剝奪了索爾仁尼琴的國籍，並將其驅逐到歐洲。
如果說一個平庸的官僚就是一隻沒有生命的齒輪，那麼在他眼中，其他人都不過是一顆顆螺絲釘而已，因此他絕不喜歡思想和個性，而作為人類良心的知識分子，必然會遭到這種反智體制的歧視、鎮壓和打擊。
勃列日涅夫需要官僚機器機械的運行，最理想的零件自然是馴服的軍人和聽話的工人，而不是桀驁不馴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甚至包括富於理性的科技知識分子。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蘇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識分子入黨，只在工人、農民、幹部和軍人中發展黨員，從而將知識分子徹底邊緣化。
普列漢諾夫說：“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從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爾基、索爾仁尼琴，俄羅斯這塊土地素來有著濃厚的知識分子傳統。
與勃氏的“斯大林化”相對，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體現了不屈不撓的知識分子精神。這是一場知識分子從思想和政治上對體制的抗議。雖然知識分子遭到了各種迫害，但他們是最終勝利者，這種結局是每個當事人都清楚的。
在這場良心運動中，“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從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列寧勳章獲得者變成了蘇聯人權運動的領袖。
1968年，薩哈羅夫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呼籲建立一個民主、多元、人道的社會，該文被研究者稱為“蘇聯集權制度的判決書”。
1975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卻被禁止離境領獎。
1980年，他因為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被捕；在7年流放生活中，薩哈羅夫為抗議當局迫害曾三次絕食，其中的一次絕食長達178天，被強制灌食。
儘管勃列日涅夫是一個“溫和的”人，但他對威脅極權的持不同政見者仍然會毫不留情地進行打擊。最具國際轟動的事件是1968年發生“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暴力鎮壓。
被蘇軍強行罷黜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亞歷山大·杜皮切克輕蔑地說：“你可以摧毀花朵，但你不能阻擋春天。”
當民間最後一個反斯大林的刊物《新世界》被“改組”后，斯大林重新成為“偉大領袖”；保衛斯大林就是保衛蘇聯，“非斯大林”是“敵人”對蘇聯的“顛覆武器”；甚至連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畫像又出現在每個家庭客廳、公共場所、學校機關和汽車上。
如果說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圖用斯大林的借屍還魂來增強執政和特權的合法性，而更弔詭的是在民間斯大林同樣受到了熱捧。面對官僚集團的特權和媒體壟斷，“不給錯誤的思想和言論以傳播的渠道”，喪失言論自由的民眾只好借對官員“大清洗”的斯大林來澆淋自己心中塊壘。人們對體制的不滿竟然導致對體制創立者的懷念，真是一種諷刺。但這種“懷念”是不堪一擊的，只要信息開放，讓人們知道更多的真相，陽光是一切政治謊言的天敵。蘇聯覆滅之後，即使在俄羅斯最艱難的2000年，民間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三、動物莊園
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中有一句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動物更平等一些。”
羅伊·麥德維傑夫曾說，蘇聯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實際上就是國家領導人所有制。
一個帝國的維持離不開官僚權力體系的支撐，官僚集團是專制獨裁體制的基礎。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主權在誰”。民主國家中，民眾通過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來管理國家，民眾是國家的主體，背叛民眾就是背叛國家。
專制國家中，不受民眾監督的統治者管理國家，他們是國家主體，民眾與國家無關;社會分裂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我們”和“他們”、百姓和官。專制國家的社會分裂必然導致權力合法性危機，統治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的穩定，只能以高官厚祿和持續的謊言、暴力、恐怖進行威逼利誘，來消除民眾對自己的反抗和鄙視。
早在列寧時代，普列漢諾夫就指出黨員數量快速增長並不是好事，“一些人入黨是為了及時從‘革命的餡餅’上撈到一塊大一點兒的，他們將只會投‘贊成票’，此後將變成黨的官僚。他們將比沙皇官吏還要可怕，因為執政黨的官員將干預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對‘黨內同志’負責。”
在專制官僚體制下，一般都只有一個權力中心，整體構成一個權力同心圓，最高權力外圍是一個利益分贓高級同盟，然後從裡向外，一圈比一圈權力減小，利益關係從緊密趨向鬆散，而民眾則被徹底拋棄在權力之外，成為權力的假想敵。
為了保證權力體系的保護和支持，圍繞最高權力必然形成一種獨特的利益分配模式，這就是特權。因為特權的存在，保衛權力體系就是保衛自己自己的利益，一個權力同盟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法國作家紀德曾於1936年應蘇聯官方邀請訪問蘇聯。他在《從蘇聯歸來》中寫道：“人民選舉，無論公開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種玩笑，一種騙局：從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權利選舉那些預先指定的人。” “無產階級甚至沒有可能選舉一個代表來保護他們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於建立了一個複雜高效的特權體系，甚至殘酷的大清洗也不影響新權力精英對他的忠誠。斯大林時代最榮耀的特權莫過於“首都”牌伏特加。這種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寧格勒釀製的。當時列寧格勒被圍，無數民眾餓死，但寶貴的糧食卻被釀造成口味純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釀專供國家和軍隊高幹享用。
與斯大林相反，赫魯曉夫魯莽地向特權體系發起攻擊，結果很快就遭到權力體系的反擊和拋棄。作為官僚集團選舉出來的模範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保證對幹部的尊重”；他不僅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廢除的全部特權，而且進一步擴大特權範圍和種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使體制內的權力階層率先進入了“共產主義”。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官吏成為人類史上最幸福的一個群體，他們紛紛效仿模範勃列日涅夫，大興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擺闊，囤積奢侈品，興建專供自己享用的“狩獵小屋”和上層圈子聚會的放蕩私人會所。這些私人宮殿富麗堂皇，帶有花園、室內游泳池，各種奢華設施一應俱全。
在專制體制下，最高權力並非來源於民眾授權，也不是法律授權，而完全依靠親信幫派的集體忠誠。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於深諳此道。對於自己的親信，無論有多麼腐敗無能，甚至是嚴重罪惡，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猶豫地予以庇護。幫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幫派利益大於黨(社團)的利益，更大於國家利益，民眾利益從來不用考慮。幫派利益至上的權力體系不顧一切地撲向腐敗，上行下效，整個蘇聯社會的貪污、腐敗和特權揮霍達到令人類無法想象的程度。
與勃列日涅夫時代相比，人們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時代的腐敗特權是比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畢業於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曾長期在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摩爾達維亞和哈薩克工作。苟富貴，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后，很多工程師出身的技術官僚都跟著他“雞犬升天”。在勃氏身邊，聚集著一大批曾他當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他們是勃氏權力體系的嫡系，幾乎壟斷了所有重要的權力部門。在這種幫派政治下，官員被升遷，原因絕不會是他能力有多強，而是因為與“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關係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個權力者都是一個小勃列日涅夫。他們根據對自己忠實程度提拔親信，剷除異己。大幫派下有小幫派，權力關係盤根錯節，平庸成為唯一的生存秘訣，陰謀成為唯一的政治智慧。專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沒有選舉。權力既然不來自民眾，權力也就無需對民眾負責；權力從公器變成私器，每一個權力都會選擇自己人，因此，權力就與品德、公正、才幹失去了任何關聯。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淘汰體制下，一個官員即使個人品質和稟賦良好，最終也會變成官僚主義者，否則就會被這個幫派將他孤立和拋棄。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中說，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是一手遮天，巨大無邊的”；“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會有誰有膽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違令不去滿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純潔的黨員幹部和他們的熟人就是在這種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濫用了這種權力”。因而任人唯親和賄賂“泛濫成災”。在一種特權體制下，黨員幹部與普通工人的收入有著天壤之別；用紀德的話說，這是“一種剝削，一種如此狡獪，如此巧妙和如此隱秘的方式之下的剝削，以至於被剝削的人不知道應當歸咎於誰”。
正如中國傳統的“百姓”和“官”，蘇聯社會被分為“他們”和“我們”：“他們”是個封閉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會、相互提供有價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對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進入這個圈子是極端困難的”。這就是蘇聯時代的貴族和平民。“他們”驕奢淫逸不勞而獲，徹底敗壞了社會風氣，等於鼓勵人們不擇手段去獲得不道德不正義的財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時代，黑社會在蘇聯泛濫成災；或者說，蘇聯完全被2400個黑社會組織(黑手黨)控制。這些黑社會都依靠官僚勢力為背景，無論法律還是道德都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一個“黑社會化”蘇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寧承認蘇維埃是一個“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在蘇聯，根本不存在什麼像樣的法律和審判，大清洗運動中有40多萬人被處決，卻只有3次公開審判。“這些審判是一些駭人聽聞的演出，是可怕的戲劇，上台給觀眾演出之前不知經過多少次排練”。
1932年，鐵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財產的人應當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決”。這個法令被稱作“五穗法”，即盜竊五棵麥穗要被槍決，盜竊四棵麥穗要判處十年苦役。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資誰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敗就像癌細胞一樣在共產黨內部迅速擴散，一顆走向死亡的定時炸彈就這樣埋了下去。
專制體制下，權力就是一切，一切都為了權力。勃列日涅夫經常說：“幹部的穩定，這是勝利的保障。”這些權力分子拉幫結派橫掃一切，他們壟斷了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雖然他們是共產黨員，但其實他們毫無無產階級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只有慾壑難填貪得無厭。他們不斷擴張自己的特權，以各種方式侵吞公共財產，這些官商們依靠權力進行各種壟斷性的不道德經營。據統計，這些特權階層有50萬到70萬人，連同家屬則約為300萬人，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們”的“影子經濟”的年收入達數十億盧布之巨。
紀德指出，專制主義的本性就是將一群吮瘡舔痔之徒團結在自己周圍，這種平庸的群體整齊劃一，對他們來說，平庸和下流正是他們的美德。紀德將蘇聯比作一隻生蟲的蘋果，外面看起來光鮮，但在鮮紅外表的背後，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蟲蛀空。
與經濟上的損害相比，特權腐敗對政治的影響更甚。不作為的政治風氣四處瀰漫，整個國家體制如同死水微瀾，不思進取，害怕變化，恐懼改革，誰也不願失去一絲自己的既得利益。權力精英們都想維持權力的穩定，得過且過，這種擊鼓傳花的心態最終導致了一個雪崩般的政治劇變——帝國覆滅了。
“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扎”。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中寫道：“當人們了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後一丁點的信任。”“沒有信任，也就談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從某種意義上，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產黨國家所謂“經濟改革”的始作俑者，他們也因此被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批判為“修正主義”。
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蘇聯權力集體為了發展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力推行以物質刺激、利潤挂帥為核心的所謂“經濟新體制”。他們將技術至上、發展至上的實用主義奉為國家政策，官僚集團壟斷一切權力和資本，這個新興的權貴資產階級由此操縱著國民經濟的領導權。
準確的說，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繁榮”首先是繼承的繁榮，若沒有赫魯曉夫狂風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會坐享一個“發達社會主義”。赫魯曉夫的不幸在於他沒有等到改革真正開花結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運地摘取了“桃子”。
時勢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運還在於他正好趕上了石油時代。蘇聯發現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氣並開始生產，這個源源不斷的金庫為蘇聯經濟發展和國家繁榮大量輸血。西西伯利亞的石油和天然氣成了在蘇聯創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運到國際市場，贏得了滾滾的財源，可以進口大量的糧食、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了。於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布降低物價，可以歌舞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諱疾忌醫的政治沉痾之下，石油經濟如同給蘇聯這個病人注射了一針嗎啡，短時間內看起來紅光滿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間，蘇聯國民經濟固定生產基金增長2.42倍，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國民收入增長1.44倍，工業產值增長1.77倍，農業平均產值“十五”計劃期間比“七五”計劃期間增長50%。但此後蘇聯經濟就開始停滯不前，GDP增速從21%降低到9%，因此人們稱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為“停滯時期”，而“停滯”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來越高的權力腐敗。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約的貪污受賄、徇私舞弊和瀆職犯罪將石油帶來的巨額紅利消耗殆盡，經濟的車輪陷入一片泥潭。抱殘守缺拒絕改革使蘇聯逐漸落後于西方世界的發展步伐。
事實上，對於“停滯”，勃列日涅夫難辭其咎。正是他的縱容和庇護，腐敗開始在蘇聯普遍化公開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後的蘇聯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雖然蘇聯帝國的崩潰有很多原因，但無處不在的腐敗是其中一個最要命的癌症。
為了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蘇聯不得不嚴重依賴於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從而為蘇聯的覆亡埋下了隱患。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所謂“經濟改革”並未徹底改變僵化低效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拆東牆補西牆、毫無遠見的發展模式註定是不可持續的。
進入上世紀80年代，曾經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經英雄暮年，而蘇聯這個老大帝國同樣夕陽西下。工業生產出現負增長，依靠石油的“大輸血”，國民經濟才勉強維持了2%的增長率。為了填補巨額赤字，稅務部不得不把酒作為拯救國家的救命稻草，酒類銷量翻了幾番，每年的酒類稅收高達530億盧布。誰能想到在這樣一個超級大國，國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國家依靠酒精的稅收才能生存。這種“很不道德的行為”只能證明這是一個“很不道德的”國家。蘇聯的火箭可以飛上火星，但他們的電視機卻常常在客廳爆炸……
程曉農先生指出，以經濟發展來追求政績合法性是很多共產黨國家進入政權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權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鎮壓“反革命”等暴力運動建立其統治地位，經過和平建設進入政權晚期，都會陷入意識形態失靈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賴其政績來贏得合法性。所謂蘇聯模式就是如此，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往往以為告別暴力革命和紅色恐怖是蘇聯共產黨政權的進步，其實這是權力階層對意識形態的徹底否定，一個資產階級化的特權集團必然開始向資本主義轉向，但同時他們又不願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兩難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綜合症。
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其發展模式可選擇的空間極其有限。只要一黨毒菜，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場和競爭，也不存在什麼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難以擺脫權力的干涉和操縱——直接的或間接的。這不僅是因為特權階層怕失去對國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於龐大的官吏寄生群體，他們加入共產黨就是為了特權和不勞而獲。任何有益於發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觸動這個權力金字塔的基礎，導致長城自毀。因此，蘇聯模式即使可以輝煌一時，也只是曇花一現或迴光返照，它註定是沒有未來的，或者說，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這是它的基因註定的。
從某種意義上，隨著世界一體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沒有民主的政績合法性只是一種苟延殘喘。勃氏時代的蘇聯將這種政績合法性發揮到驚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規模實施公共工程、強化軍工實力，用城市的鮮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劍”來展現國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極力改善居民生活水準，用更多的社會福利來換取民眾對特權的認可，這隻是基於一種傳統的“社會契約”關係，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換取民眾的政治服從。
與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在城市、地鐵和軍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遜色。但對蘇聯說，作為一根救命稻草，政績幾乎成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實上，蘇聯也非常擅長製造政績，因為一切資源都在政府手裡，可以為所欲為，不會受到任何阻擋和彈劾，更不用說抗議。它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項目;當然民眾不得不為政府的“面子工程”讓步和犧牲。奧運獎牌無疑是最典型的政績。一場關起門來自娛自樂的奧運會，蘇聯搞得比任何一屆其它奧運會都要豪華闊氣。一切為了發展，而發展就是政績。
事實上，這種“發展”和“政績”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應當是國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於國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組成的，國家是由公民組成的；公民是國家的根本。國家的發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服務於大多數公民。如果大多數公民不能從發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數權貴官僚為所欲為，那麼這種發展模式無疑走向了罪惡。如果發展和政績以民眾的福祉為代價，那麼發展和政績也就喪失了正當性，並因此延伸到權力的合法性拷問——這是誰的國家?
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並不是讓國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種帝國模式的偽現代化。人民成為被政府綁架的人質，成為國家強大的犧牲品。
瓦西里耶夫說：“俄國的悲劇就在於，它在皮鞭的驅使下在偽現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在偽現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認的數字成果后，在‘人’的現代化方面勉強達到非洲的水平”。
美國與蘇聯作為兩個現代化超級大國，卻有著兩種截然相反的現代化模式，一種是“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另一種是“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在後一種現代化中，國家可以有高速增長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樓，可以有超過美國的核彈頭總當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鋼產量，可以將幾名軍人送入太空遨遊，但民眾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即便是在蘇聯最輝煌的上世紀70年代末，蘇聯人的工資水平和居民消費水平都不足美國的1/3。
在專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學的戰爭往往被視為最卓越的政績，因此極權主義與軍國主義常常就是一回事兒。對勃列日涅夫來說，冷戰是他最大的政績；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說，侵略阿富汗也是為了政績。從希特勒到斯大林，為了政績，權力常常變得無比瘋狂。
1969年，在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等人的強烈主張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為取得美國支持，蘇聯將消息告知美國。尼克鬆目瞪口呆，“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於毀滅世界。”幾天後，《華盛頓明星報》發文稱“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這則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嘩然，“美國出賣了我們”，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終放棄了這個瘋狂的計劃。但蘇聯駐紮在中蘇邊境的百萬虎狼之師始終對中國虎視眈眈。
相比勞民傷財窮兵黷武的政績來，蘇聯在以社會福利來換取民心的發展模式上也是盡了很多努力，但最後政府手中的資源逐漸枯竭，經濟也陷入停滯，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選舉和司法獨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權力合法性時刻面臨著無法逃避的質疑和危機。
在勃列日涅夫之後的1989年，蘇聯國內曾經做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佔7%，代表工人的只佔4%，代表全體黨員的只佔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
五、美麗新世界
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一個人包攬了主持會議、致開幕詞、做政治報告、做總結報告、致閉幕詞等所有程序，將“黨代會”完全變成了一個人的獨角戲。
與赫魯曉夫的特立獨行相反，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個木訥呆板、無趣乏味的人。赫魯曉夫善於即席發揮，勃列日涅夫則沒有講話稿幾乎就說不成話。他曾對為自己準備發言稿的助手們說：“寫簡單點，不要把我寫成個理論家。否則，不管怎麼樣，誰都不會相信是我寫的，他們會嘲笑我的。”
造化弄人，短短十幾年間，勃列日涅夫就從一名冶金工程師飛黃騰達，進入蘇共權力中央，將蘇聯帝國帶入一個毫無生趣的工程師時代。對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來說，離開幕僚和秘書幾乎寸步難行。他有一個20多人的秘書組和寫作班子。當他中風之後無法“親政”，這個寫作團隊最大的工作就是對勃列日涅夫“讀心”，靠揣測勃列日涅夫的意圖炮製“領導講話”。作為分工，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務就是一字不落地把“劇本”上的“台詞”念出來。
有時候，勃列日涅夫頗有自知之明，比如他要求刪去那些講話稿中的名言警句，“有誰會相信我讀過馬克思著作呢?”但大多時候，他卻極度虛榮，這其實也是一切權力狂的共同特點。所謂“斯大林化”，頗有一點借斯大林的屍還勃氏的魂的意味；當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死灰復燃時，勃列日涅夫也被神化了。
在蘇共二十四大以後，官方文件中凡提到“蘇共中央”時都有一個“以勃列日涅夫同志為首”的定語。如日中天的勃列日涅夫已經今非昔比，他在26大上的報告被“78次掌聲、40次長時間的掌聲和8次暴風雨般的掌聲”打斷。
如果說勃列日涅夫真的有什麼特長的話，那麼他或許可以成為一位好演員。事實上，他年輕時確實幻想當演員，還曾經在“藍衫”劇團演出過。當他有朝一日成為這個紅色帝國的“皇帝”后，他終於輕鬆地實現自己的“影帝”夢。勃列日涅夫一生為世界貢獻了最多的幽默和笑話，他簡直就是蘇聯的卓別林。他看完電視連續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后，決定授予主人公“伊薩耶夫同志”金星勳章，但因為這是個虛構的人物，最後只好將勳章頒給了扮演他的演員吉洪諾夫。吉洪諾夫因此紅極一時。
羅素認為，權力來自於榮譽。其實也可以這樣說，榮譽來自權力。權力與榮譽總是相伴而生。處於權力頂端的勃列日涅夫沉迷在各種各樣的榮譽之中。權力大頭症使他得上了“給自己發勳章的怪癖”。他一生共獲得62枚勳章獎章，而朱可夫元帥僅獲得46枚。這一世界紀錄至今無人打破，金正日至死也只給自己發了36枚勳章。雖然勃列日涅夫處處需要別人為他捉刀代筆，但他的虛榮心實在是太過強悍，甚至出版了一套自傳體三步曲小說——《小地》、《墾荒》、《復興》。好事成雙，錦上添花，蘇聯作協很快授予他蘇聯文學最高成就的“列寧獎”。
或許可以說，勃氏個人的獎牌癖與整個蘇聯帝國的獎牌癖有著某種必然的關聯。正如希特勒將奧運會視為納粹德國崛起的標誌，好大喜功的勃列日涅夫同樣不願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蘇聯傾舉國之力，用了6年多時間籌辦第22屆奧運會，莫斯科大興土木，各種大型體育設施拔地而起，90億美元的天價投入在奧運會史上絕對是空前的數字。不幸的是，奧運會因為蘇軍入侵阿富汗而遭到美國和西方體育大國的共同抵制；幸運的是，這樣一來再也沒有人跟蘇聯隊爭獎牌了。就這樣，蘇聯運動員個個都跟勃列日涅夫一樣，在奧運會上所向披靡，共獲196枚獎牌。這是奧運會有史以來一個國家獲獎牌最多的。
在這種“風景這邊獨好”的“大好形勢”下，勃列日涅夫於1967年宣布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已具備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也就是說，蘇聯所需要的只是穩定發展，而不是什麼改革。作為蘇聯的既得利益群體，這個不受任何制約的龐大的特權階層對任何風吹草動的改革都感到恐懼，唯恐失去自己手中的權力和利益。極權體制下，官僚機構的每一個人都可以進行無本萬利的權力尋租，以“不予批准”進行勒索和敲詐。如同勃列日涅夫日漸沉重的肉身，腐敗無能的國家機器沉痾遍地，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幫派利益阻止國家前進和政治改革。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幫派林立，獨斷專行，權力失控，這種觸目驚心的國家病象令人驚奇地與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狀態相重合。
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主流是保持穩定、安於現狀、脫離現實、人浮於事、自安自慰、盲目樂觀。官方的陳詞濫調和虛偽的意識形態說教連他們自己都不再相信，但大家都沉默著。西方的現代思想、時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早已突破了國家壁壘，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牛仔褲、坡跟鞋、迪斯科、搖滾樂、爵士樂，年輕人成為最苦悶的一個群體。殘酷的現實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拼爹時代，官僚集團的子女擁有無可比擬的機會，而普通民眾的子女卻沒有希望。“勞動人民”並沒有“當家作主”，“人民公僕”貪污受賄腐敗墮落……整個蘇聯社會瀰漫著冷漠和絕望。從醉生夢死的權貴到尋死覓活的貧民，末日心態出現在每個人的心頭——“每一個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
整整30年前——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兩名助手的攙扶下登上列寧墓，參加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十月革命慶祝活動。這個行將就木的老人面無表情地在寒風中佇立了三個多小時，只是偶爾向遊行的人們揮動一下手臂。三天之後，勃列日涅夫就永遠告別了他的盛世帝國。一個以他的名字——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時代就這麼結束了。
六、再見，列寧
1978年的4月25日，時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蘇聯高級外交官舍甫琴科，在回國述職前夕，突然宣布脫離蘇聯，拒絕返國而選擇居留美國。舍甫琴科的叛逃對蘇聯的衝擊是極其沉重的，所謂大國盛世的形象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作為蘇聯“高幹系統的一員”。舍甫琴科“享有獨特的廣泛特權：高薪金、高級公寓、別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機駕駛的汽車、火車上的專座和卧室、機場貴賓待遇、外人不得入內的遊覽場所和醫院、專供他們子女上學的學校以及供應減價出售、數量充足的消費品和食品的商店。他們居住在遠離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
對大多數蘇聯人來說，他們無法理解舍甫琴科的叛逃。但作為外交官，舍甫琴科長期派駐國外，親身體會到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雖然他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但內心卻極度壓抑。意識形態的虛偽和官僚體制的糜爛使他極度厭惡，他不得不扮演一個冷酷而反動的極權扞衛者。面對自由的呼喚，最後他選擇了對體制的背叛。不僅如此，出走之後的舍甫琴科並沒有隱姓埋名獨善其身，還出版了回憶錄《與莫斯科決裂》，將自己拋棄蘇聯的心路歷程公之於世。這足以證明他與體制的決裂是多麼堅定。
舍甫琴科證明了作為一個正直的人的可能，既不為金錢，也不為權力，而是出於對自由和真誠的嚮往。對蘇聯體制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這種想法與動機即使不是危險反動的，也是極其荒誕可笑的。因此，蘇聯當局以叛國罪對舍甫琴科進行了缺席審判。
潘恩曾說：一個人“宣揚他自己所不相信的東西，他已經準備犯其他任何的罪行”。
當一個權力集團淪為犯罪組織時，當一種體製成為犯罪工具時，這個權力體制的審判也就失去了正義性，審判變成犯罪，罪犯成為英雄。舍甫琴科叛逃被人們視為自由的勝利——當一種邪惡的體制禁錮了人，敗壞了社會，玷污了政治，那麼，每一個人都有背叛體制、拒絕為虎作倀的正義權利。
如同跳下船的第一隻耗子，舍甫琴科的叛逃是一個不祥的徵兆，預示著蘇聯這艘巨輪的沉淪已經不可逆轉。在此之前，被西方學術界稱為“蘇聯問題研究的巫婆”的法國學者愛蓮娜·唐科斯就發出“盛世危言”，指稱蘇聯已經進入“癌症晚期，“分崩離析”的命運早已註定。很多年後，蘇聯帝國已經不復存在，愛蓮娜對《真理報》記者說：“我不曾想到這件事會發生得這麼快。當時我覺得，蘇聯可能存在到本世紀末。”
如果政治意味著自由，那麼小國寡民才是合理的。對一個體量極其龐大的帝國來說，其社會治理壓力常常會很高；當統治者的社會治理能力過於低下時，再加上社會共識缺失，國家體系只能靠暴力維繫，社會墮落到蠻荒的暴力社會，大國政治走向反動的暴政。一旦正義蘇醒，暴力化的大國必然解體，文明的政治只有在個體自由的前提下才可以重建。
從哪一方面來看，戈爾巴喬夫都是與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的人，正像勃氏不同於赫魯曉夫。
戈爾巴喬夫離開克里姆林宮時說：“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
“8月19日以後，蘇聯在一天之內就不復存在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在69年的發展和輝煌之後，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轉眼間嘩啦啦大廈傾。
對於世界歷史來說，蘇共的垮台是一種必然。它再次證明了一件事，即經濟失敗必然導致政治失敗。雖然政治不能代替經濟，經濟也不能代替政治，但從根本上說，政治與經濟就是一碼事。從來就沒有離開政治的經濟，也沒有離開經濟的政治。事實上，正是因為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被嚴重侵蝕導致的政治潰敗，才產生了積重難返的經濟潰敗。權力的資本化與資本的權力化讓蘇聯重新回到一個新沙皇時代，只是這個新沙皇是一個幫派，而不是一個家族。每一個蘇聯勞動者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隸屬於“國家”的新農奴，“不勞動者不得食”被“不服從者不得食”取代。
雖然蘇聯用短短數十年就走過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道路，一躍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國和軍事上的“超級大國”，但蘇聯的經濟完全算不上成功。有這樣一個不可笑的笑話：列寧曾說“蘇維埃+電氣化=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數十年後，蘇維埃(政權)有了，電氣化也有了，而社會主義卻沒了。
麥德維傑夫說，“蘇聯時期的很多東西不僅是靠暴力維持的，也是靠欺騙和偽造維持的。過去因為欺騙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權以後，對於過去的罪惡就要被揭露”。
往事不堪回首，導致蘇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希望蘇共垮台的人很多，但真正可以搞垮蘇共的並不是反黨分子，而是蘇共黨內的腐敗分子。這極其符合歷史規律——任何文明最終都會死於自殺。
令世人驚訝的是，蘇聯帝國覆滅了，那些曾經作威作福的特權精英仍然是這場葬禮上的最大贏家。他們從共產黨員和國家幹部搖身一變，成為俄羅斯的新顯貴。
美國的俄羅斯問題專家弗蘭克·奇福德說：“蘇聯共產黨是惟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在任何專制國家，因為法律和道德的缺失，權力階層都必然會向犯罪集團蛻化，使國家機器淪為他們進行犯罪的工具。長此以往，當這種失控的罪惡發展到連他們自己都無法忍受時，面對無法遏制的叛變和叛逃，這個大型犯罪集團就不得不會進行最後的分贓后解體，以此來洗清自己的原罪。這樣一來，罪犯消失了，罪行就不會再到得追究。
在後勃列日涅夫時代，掌握蘇聯命運的“精英集團”不得不面對現實地做出自己的選擇：如果推進改革，實現民主化，就會減少特權和權力；如果維持現狀，雖然可以保有特權，但也不能積累更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安全地傳給自己的子孫後代，除非背井離鄉遠離蘇聯。反覆進行利益計算之後，這些特權精英終於相信，只有一個民主法治的資本主義才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機會，可以確保財富傳給子孫。
從這個意義上，蘇共的垮台完全是一場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政變”，其目的是為了使他們長期以來通過不道德不正義手段佔有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合法化。這就是腐敗的力量！腐敗從量變到質變需要一個過程。當腐敗達到不再需要遮羞布時，腐敗集團就必然會撕去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遮羞布，從而完成一場自我涅盤的葬禮。
七、罪與罰
“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雄辯地證明，他們的痛苦不是智慧的痛苦，而是無知的痛苦。”正如《動物農莊》的情景，1918年，正當共產黨將俄羅斯變成蘇聯時，“老大哥”普列漢諾夫溘然而逝。臨死前，他留下一份長達3萬字的遺囑。雖然他沒有料到歷史的開頭，但他卻料到了歷史的結局。
“《共產黨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機工業時代是絕對正確的 ，但在使用電力后開始失去意義。”普列漢諾夫先知般地指出，就生產力水平和大眾的文化水準而言，俄羅斯的共產主義試驗註定是一場悲劇。在俄國的社會現實中，政權不可能也不會屬於無產階級。所謂布爾什維克式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成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再變成領袖獨裁。一個建立在欺騙和暴力之上的政權本身就是自我毀滅的炸藥，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這個共產主義天堂就會像紙牌搭起的小屋一般土崩瓦解。
普列漢諾夫預言道，布爾什維克統治將經歷四次危機：飢荒危機、崩潰危機、經濟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
政權初期，極權統治者要肅清社會精英和清洗知識分子，然後唆使破產者和流氓去搶劫地主富農，沒收所有糧食來度過飢荒危機。
飢荒之後，極權統治者將發動大規模內戰，以戰時軍事管制清除異見者，將崩潰危機的罪名推到“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的頭上。
為了延後經濟危機，極權統治者不得不實行土地國有化，向最缺乏現代政治組織能力的農民開戰，消滅精英和反抗者，土地轉化為源源不斷的財富。
“他們依靠步槍和革命口號來動手，搶走農民手中最後一隻母雞。”最後，圖窮匕首見，意識形態危機將徹底終結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合法性。
啟蒙運動缺失的俄國素來沒有民主傳統，因此俄國人會習慣性的服從於極權主義，而極權統治者依靠現代宣傳機器和鎮壓機關也使權力更加穩定和鞏固——但對歷史來說，這些火焰無法阻止冬天的到來。
“因為缺乏民主，大眾文化低下，思想落後，國家可能變成為比君主還要可怕的黑社會，因為君主畢竟還是一個人，而國家則是一台沒有個性沒有靈魂的機器。”
普列漢諾夫指出，俄國的未來就看布爾什維克政權能維持多久，而政權的崩潰無可避免。時間愈長，留下的痛苦就越多。
“只要國家的公民還在受窮，國家就偉大不起來！國家的真正偉大的決定因素並不是它的領土甚至它的歷史，而是民主傳統、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還在受窮，只要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蕩，甚至難保不土崩瓦解。”
極權常常建立在暴力和謊言之上。一旦放開自由的爭論，歷史就會在爭辯中被還原真相——人們被歷史真相震驚了。蘇聯一步步走向末日，強大的暴力鎮壓也無濟於事。
1991年8月23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下令查封蘇共中央大樓，象徵野蠻暴力的鐮刀斧子旗被象徵文明平等的三色旗取代。蘇共社團遭到取締，其領導人或被捕或自殺，大批黨員官員丟掉飯碗。泰坦尼克號沒有沉沒之前，沒有人相信它會沉沒。僅僅數天，這個貌似強大，執政69年、擁有1500萬黨員的蘇維埃黨即被人民唾棄，扔進了歷史垃圾堆。
2005年的一份俄羅斯民調顯示，有31%的人願意活在勃列日涅夫時代，39%的人選擇普京時代，只有1%的人願意回到葉利欽時代。
莫斯科公共觀點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有一半人為蘇聯感到恥辱，《時代鏡報》的調查表明，俄羅斯只有60%的人稱自己是愛國者，而美國的愛國者達到88%以上。
梅德韋傑夫在接受《消息報》的採訪時說，過去蘇聯那種不顧人民死活的現代化、“給國家爭面子的現代化”、“領導人對軍事威力的崇拜的現代化”以及為了“炫耀帝國光榮的現代化”，所有要讓民眾成為所謂的“國家成功”的受害者的發展模式，都被實踐證明是背離了人類文明的。
“韃靼人的枷鎖從1237年持續到1462年，長達兩個多世紀，這種枷鎖不僅壓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殘了成為其犧牲品的人民的心靈。蒙古韃靼人建立了以破壞和大屠殺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統治”(馬克思)。從某種意義上，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孫子留給俄羅斯和中國的最大遺產。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人類是有記憶的動物。如同一位歷史老人，107歲的學者周有光先生經歷了滿清、民國和新中國，他告誡人們：“蘇聯的忽起忽落，不但是俄羅斯的大災難，也是沾染蘇聯病毒的許多國家的大災難。這場大災難使俄羅斯和沾染蘇聯病毒的許多國家總共發生非自然死亡接近兩萬萬人。蘇聯瓦解已經過去20年，蘇聯病毒還在繼續蔓延。”
今天，蘇聯覆滅已經過去整整20年。早在蘇聯剛剛誕生20年的1940年，中國的“老大哥”陳獨秀就提醒人們：“蘇聯二十年的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給西流的信》)。
蘇聯覆滅之後，蘇共被前蘇聯各國視為非法組織。1991年，當葉利欽頒布《禁共令》時，第一個公開站出來反抗禁共、扞衛蘇共的人，恰恰是被蘇共迫害了長達20年的麥德維傑夫。當那些往日養尊處優、滿口馬列主義的蘇共高官紛紛撕掉黨證時，羅伊·麥德維傑夫再次成為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持不同政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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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 / 發佈於 2025-1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