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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年代——章立凡口述史
章立凡
〔章立凡 浙江青田人，１９５０年生於北京，中國近代史學者。其父為原“七君子”之一、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也是建國后第一任糧食部部長、著名“右派”章乃器。文革前，章立凡就讀於北京清華附中，自初中起就被學校作為“不健康的落後典型”受到批判，文革中因有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言論受到“群眾專政”。１９６９年到內蒙插隊，不久因“反革命”罪入獄。１９７８年始平反出獄，曾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短期工作，１９７９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中華民國史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北洋軍閥史、中國社團黨派史、中國現代化問題及知識分子問題等。曾長期參与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的撰稿；合著有《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七君子傳》、《中國大資本家傳》等；編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記憶：往事未付紅塵》。本文載米鶴都主編：《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之二，趙誠、丁東采編，中國書局，２０１１年。〕
◇ 我的幼年
我小時候心態還算不錯。除了１９５７年在朦朦朧朧中，突然被政治給電擊了一下。在這以前，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因為年齡還小。
幼年的時候，產生了一些理想，與獲得的資訊有關。那時媒體、宣傳畫總有工農聯盟、工農兵的形象，記得我三四歲時看牆上的宣傳畫，問大人這是什麼？大人就告你這是農民，這是工人，這是解放軍。小時候對好和壞的區分，工、農、兵肯定是好的，自己長大了應該當是這三個裡面的某一個。還有呢，那時候宣傳抗美援朝，覺得志願軍很偉大；宣傳打倒美帝什麼的，美帝肯定是壞蛋。那個時候，每天都會看見毛主席的像，還有斯大林的像，還有馬林科夫。從心目中，蘇聯老大哥、毛主席都是無比崇高的。這種觀念種在了我的腦子中。從幼兒角度能接觸到的社會信息，就是這些東西。
再稍大一點呢，我記得看過一本批判胡風的漫畫集，那上面把胡風就畫得非常醜惡啦。回想起來，我覺得在當時社會環境影響下，過早地讓兒童去關注了政治；或者說，是政治過早地介入一個兒童的思維了。至少在我五歲的時候，就有了“蔣匪幫”、“反革命”、“胡風分子”等這樣的概念了。所謂劃分“好人”“壞人”，已在你腦子裡了。
這種情況到１９５７年有一個很重大突破。那年正是我從幼兒園升入小學的時候，突然知道了“反右”。從那時已形成的觀念出發，覺得毛主席要批判我父親，那父親就肯定是錯的。只是有這種判斷，但這種判斷也不強烈，那時也不懂什麼叫錯誤。好像錯誤是“反黨”什麼的，對這個錯誤的嚴重性沒有判斷。
當時我父親所在的民建（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派人來動員我母親表態。表態在那個年代中國人的生活中很重要，你要是表態表不好，以後的日子就會有一大堆不如意。所以呢，那個時候是要表態，不表不行。我對這些呢，一概不懂，我循著這條途徑參加過一次批判會，那時也就剛滿七歲。我是６月出生的，你想５７年的６月那是什麼樣的場面呀！記得就在北河沿的全國工商聯禮堂，我上台做了表態，其實就是幾句話，贏得了全場的熱烈掌聲。話的意思就是：章乃器雖然是我父親，但我還是要批判他，和他劃清界限。小孩不會說長篇的東西，教給我幾句就說幾句，下來就有人呼應，還有人和你握手。
是我被政治撞了一把，還是自己介入了一回，反正呢是和政治沾了一下邊，被政治利用了一把。後來母親跟我說，別人批是無關痛癢，我們批是有關痛癢，但又不能不去。這算是童年與政治發生關係的親身經歷，其實這是中國人很不幸的地方。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一個和諧社會，公民對政治不應該有這許多不良偏好。可是我們所生活的年代，是一個過分政治化的年代。很多事情是泛政治化，任何事情都和政治掛上鉤。而且呢，你不在這個政治框架里去就範，就可能很難生存。那時候已經有戶籍制度、單位制度，一個人被組織人事關係編織到社會的網格上，自己沒有可尋覓的空間。戶籍涉及到口糧、工作單位涉及到工資，這幾條線就把你定位定死在那兒了，你這一輩子基本上擺脫不了這個框架。
後來下農村，我發現人民公社制和農奴制相似。編氓，把你們都編在這兒，你的義務是交公糧，沒有什麼權利，出門得開介紹信。現在回想，這種情況等於讓人回到了中世紀。中國封建社會實際上是地主制而不是領主制，但是所謂人民公社制，很有點領主制的味道，包括單位制、戶籍制也是這樣。過去中國農民是很散漫的，不是特別有組織和人身依附關係的那種。我們這套人事、戶籍制度，反而是人身依附的關係。就範才有飯，非如此你不能生存。
我小學上的是府學衚衕小學。府學就是指順天府學，文丞相（文天祥）祠也在旁邊。這條衚衕就在段祺瑞執政府後面，小學在衚衕西口。我們小學還有一個樓，就是當年囚禁文天祥的地方。
我入少先隊比別人晚，四年級才入了隊，沒擔任過任何隊幹部，一道“杠”也沒有。那時還不像６０年代那樣強調階級教育，小學生的能量也有限，你也弄不出什麼事由來，所以也沒有過分地以階級劃線。我感覺小學生活還算是相對寬鬆，沒有特別注重家庭出身。只不過沒有被人欣賞，沒有被人獎勵，就這麼過來了。那時，我對文學和繪畫很有興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宮舉辦的徵文比賽中獲得優秀獎，並參加過那裡舉辦的繪畫班，也曾幻想過成為一名文學家或畫家。
□ 誤入清華附中
中學我上的是清華附中。當時為什麼要考清華附中呢？
小時候一個很隨便的啟蒙，可能對你的志向有影響。我五、六歲時，家裡掛一本日曆，是本是科學日曆。這日曆是一天一篇，上面有很多發明家、科學家簡短的生平介紹。有大科學家牛頓、愛因斯坦、倫琴、瓦特等等，很多。這樣我的志向，就從三歲時的工農兵向科學家這面轉移。但當時並不是對科學有什麼興趣，而是那個日曆上的畫很漂亮，那些科學家的風度對我很有吸引力。實際上那時也不知道科學是怎麼回事，但覺得科學家很有風度，很受人尊重。後來，這本日曆我珍藏了很多年。
這件事呢，就影響了我。於是初中時報考了清華附中，覺得清華是出科學家的地方。其實那是清華大學，而我考的是清華附中，沒有太直接的關係，當然也不是一點沒有，就這樣朦朦朧朧就考到那兒去了。我父母親都主張我學自然科學，我當時不明白，其實他們是想讓我避開文科這個高風險的學科。讀了清華附中以後，我發覺不大適應。不是我不愛學習，而是實際上我是偏愛文科的，想當科學家也是一種人文思維，覺得科學家形象好，社會價值重要。科學本身是否枯燥、艱深，我沒細想過。但考上了之後，才發現是誤入了清華附中。
進了中學我才發現，形勢逐漸變得日益嚴峻，開始有階級路線，要講出身了。而且有了這個說法：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要填表，同學中開始有人要入團了，政治在強化，個人需要納入政治框架來生活。我發現自己在這方面毫無優勢，家庭出身都不知該怎麼填？父親說，我們１９４９年參加政府工作，身份是革命幹部，你哥哥姐姐們填的都是“革命幹部”。問題是我爹後來成了“右派”呀！這個問題令我很發愁。那怎麼填呢？不好填。那時也不懂得怎樣撒謊，我這老實人還做不來，人家你說假冒可怎麼辦？最後折衷的辦法就按我母親的成分，填一個“職員”。職員比較中性。不和“革命”沾邊，也不和“右派”沾邊，就這麼填了。
可是這個秘密也沒保持太久，這怨我自己不慎，把事情給弄砸了。
我一直比較愛畫畫，班裡原來讓我當英語課代表，我不想當，表示願意當美術課代表。這個要求被同意了。我終於有了一個“公共職務”，美術老師吳承露先生也很喜歡我。有一次美術課，老師留的作業是畫“我的家”。我回家請我爹當模特，把他畫了進去。他坐在書房裡，周圍有很多書和文物，我也畫進去了。我交了這個作業，美術老師是位藝術至上的老式知識分子，沒有政治觀念，他把我的畫當作一個示範給大家看，引起了比較多的議論。
那時候所謂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從輿論導向上都是被批判的東西，資產階級是一個很糟糕的身份。所以呢，我畫的這個畫雖然挺好，但引起了不良後果。同學議論說，他這個家庭肯定是資產階級的。不過當時還沒像“文革”那樣用“狗崽子”這個詞。老師也很快關注到我。
我對於語文課也有興趣，在家比較愛看書，愛寫作文。這時候就發現有很多作文題目，比如《我的爸爸》、《我的家》，這種作文不好寫。別的題目，不涉及自己家庭的比較好寫。我有好多次拖著不交作文，就是因為不好寫。但老師到期末還給了我滿分，估計這是個特例，是知道你的作文總體水平還不錯，就網開一面了。
語文老師也是我的班主任。後來就是開家長會的時候，老師向我母親詢問過家庭情況。我母親也不知道設防，就把我父親是誰告訴了老師。傳統觀念上認為老師是很可信賴的人，“天地君親師”么，至親之人除了父母就是老師了。但從這以後，老師就變得對我不利了。一開始同學覺得我是一個資本家的後代，學英語時學到資本家是“capitalist”，他們便造一詞，“capitalist＇s son”（資本家之子），我知道是說我，但是不吭氣，我知道我爸的問題可不止於此，儘可能守口如瓶。從開了家長會之後，同學全知道了，我不知道老師為什麼要透露出去。
上中學時，學校一開始不知道我的家庭情況。當時還不太嚴格，一般填表我就不填了，實在不行，我就填一個父親的別名糊弄過去了。但家長會後引起了關注。有的同學就開始叫我“小右派”。
這種聯想都是很政治性的，許多政治標籤，隨時會貼到你的身上。而貼的方式呢，又是很封建性的、家族式的思維。士之子恆為士，農夫之子恆為農夫，“右派”之子恆為“右派”，資本家之子恆為資本家。通過這種方式很自然地把你的身份和政治聯繫到一塊。後來我為什麼說這個類似印度和日本的種姓制度呢？我也是從這個上感受來的，就是說一旦你被划入這個品種之後，除非再有什麼社會變動，否則就可能萬劫不復。這種萬劫不復呢，與你的個人成長、學識、品行毫無關係，只是因為你的家庭，你的上一代把這東西給你帶來了，而且還會把這種身份給延續下去。“地、富、反、壞”，後來加上“右”，前面四類５０年代初就有了，“右派”這個品種出現是比較晚的，這黑五類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標籤，可以決定你一生的命運。
□ １４歲初遭批判
我逐漸感覺到，按當時那個階級路線，我上大學是無望了。清華附中學習風氣是很好的，校長辦學也很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教師呢，有很多是清華大學里的“右派”，貶到附中來當中學老師。教員的水平是很高的，有許多人本來是能夠走到教授級別上的。還有一類就是教授的夫人，我們這個學校有好幾位大教授的夫人，周培源的夫人，錢偉長的夫人等等，我的班主任也是其中之一。這些老師的修養都很好。但我覺得自己還是跟這個學校有點脫節，我比較喜歡文學、美術這類人文的東西。這時發生了一件事，讓我覺得讀書可能是無用了，或者說上學徹底無用了。
我跟一個同學都比較愛好詩詞，兩個人就有詩詞相互唱和……他出生在一個革命幹部家庭，父親可能是個知識分子幹部。我們在詩詞方面有來有往。現在回想，那些詩詞就是些少年人多愁善感、覽物思情的東西，對風啊，雨啊、花草啊、人生啊有各種想法吧。可能有點不滿現實啦，屬於怨而不怒一類。實際上是些水平很差的東西，今天看來也許很可笑，但沒有對政治時事的批評。
我不大記日記，而他把這些都記進日記了。他的日記後來被同學偷看了，還交給了班主任。她就開了我倆的批判會。同學之間偷看日記，在今天來看屬於侵犯隱私甚至是告密文化，那時候卻不懂得什麼隱私不隱私。
在批判會之前不久，班主任曾經問我，你看了很多書吧？我說我是看過不少書。她要我開一個單子出來，說是為了教學需要，要了解一下學生的閱讀情況。我就很老實開了一個大單子，把看過的書都列入了。當時我的閱讀環境，可能要比別的同學好一些，看的東西多一點。我的興趣比較廣，除了看書，還特愛看雜誌，包括自然科學雜誌和人文雜誌。記得小時候經常看的一種叫《知識就是力量》，還有一種綜合性雜誌叫《展望》（後來改名《國際展望》）。我還喜歡看一種內部出版物——《文史資料選輯》。
雜誌讓人的視野變得很開闊。《知識就是力量》中小學生還可能看，但像《文史資料選輯》這種出版物，肯定不是給中學生看的。再有就是一些漫畫雜誌，我也很愛看。我覺得自己受政治毒害就是從畫開始。開始看的是批判胡風的漫畫集，到大躍進年代就看《漫畫》雜誌。在我印象中，畝產萬斤啦、超英趕美啦這類題材的漫畫，至今都歷歷在目。我後來反省，自己確實是受到政治的不良熏陶，煩惱即菩提，我是過早地被這些東西影響了。
我的讀書單子寫了好幾頁紙，有古典文學類的，有外國文學類的。外國的應該主要是法國和俄羅斯的，俄羅斯的多一點，法國的也不少，也就是十八、十九世紀的那些作家。他們雖然還沒說是反動的，但當時已公開宣布封資修的東西是不健康的。還有一些雜書。
通過書單子，學校領導就把我這人定位在另類，屬於不健康類別。這個單子也被學校作為批判的一個證據。當時批判會還比較文明，沒讓站起來，沒什麼人身侮辱，但言語的衝撞還是很厲害的。對此，我不服氣。我在批判會上頂撞了班主任，她的丈夫是清華大學的一級教授，與錢偉長、黃萬里一塊打成的右派。對我的批判確實是她一手操辦的，和尚不親帽兒親，她完全可以關照我一下，把這事抹平；可她不但沒有關照，反而折騰我一場，拿這事表現她的進步，所以我對她有怨氣。
我的麻煩是不懂得轉向，而且還有點逆向思維。後來回想是不是受父親的影響？我覺得可能有點。讀小學高年級的時候，中蘇論戰已經開始了，有時在家同父親談論一些時事，發現他對修正主義的評論，有許多跟報紙上寫的不一樣。他那種逆向思維的模式是對我有影響。比如，他對和平發展這一套比較贊同，認為中蘇關係不應是當時那個樣子，反對惡化兩國關係。記得當時小學同學中也有爭論，那時的小學生已經會關注這些事了。爭論中我已經表達出一些和中央不一致的意見，那時還不太注意小學生的思想，沒什麼人告密，也沒受什麼批判。但平心而論，我對政治沒有特別濃厚的興趣。比如當什麼政治人物，我從來沒有想過。我這個人比較懶散，愛畫畫、刻圖章啦，做個詩，寫點文章，有點舊式文人的習氣，感覺自己跟不上當時那種時代。
這件事發生在初中二年級，我那時１４歲。受了這場批判，那位與我詩詞唱和的同學轉向比較快，家庭出身又好，就沒事了。我呢，當然就是入另冊，據說我們學校還開了一次內部的展覽會，把我們這些“不健康思想”的證據都陳列出來。對，作為一種階級鬥爭存在的範例吧。當時，除了教師，還有一部分高年級學生和初中團員學生參觀了展覽。有些人看了以後對我說，你寫的詩詞真好。一旦真有人欣賞，弄得我倒不知道是應該慚愧，還是應該高興了。
◇ 厭學和逃避
但是，從這個事件以後，人和人的關係徹底改變了，我一下子就變成熟了，不再像小學時那樣天真爛漫。我不再相信“事無不可對人言”，而是“事事不可對人言”，對老師和同學都有戒備了。另外，我也知道學校對我的這種印象沒法改變了，索性就自暴自棄不健康下去了。我覺得很難溶入當時那一套思想和教育體系。雖然學校還是很講求教學質量的，而且有許多啟髮式教育，同學的學習空氣非常好，可是當階級鬥爭的教育上來了，我處在這種地位呢，只能採取一種逃避的態度。
然後我就厭學。反正自打那兒以後，老師講課我畫畫，啥也不弄了，還留了一級。那時候也想過換一個學校，後來也沒有換成。反正那時，我感到在當時的教育體制中，我已經沒前途了。我覺得上高中，上大學這些事，對我來講沒有可能了。我變成事事憑興趣，喜歡什麼就幹什麼，喜歡繪畫就畫，我喜歡書法就寫，喜歡什麼書就讀，完全是不顧教學大綱和教育體制的框架。我清楚按當時的社會結構，我是一個不為社會所容的人，或者說，我很難被容進去了。儘管我當時還是希望被認同，絕對沒有要造反的心態。只不過自己隨心所欲，與學校的教育體制格格不入。留級之後，我還是繼續自己的生活方式。
班主任雖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了，但還教我們語文。她也在設法修復關係，專門在課餘安排了一段時間，讓我給全班同學講詩詞格律。這是中學期間給我留下的唯一美好記憶，第一次在黑板上寫字，上台講自己喜歡的東西。近年老同學見面，還常常跟我提起這件事。我後來感到，老師可能也不是非要與我作對，如果當時社會上沒有那麼濃厚的政治空氣，我們的師生關係，可能會很單純也很正常。
後來文革爆發，校長被打倒以後，這位老師偷偷向我透露，整我是校長拍的板。當時還有老師起來揭發校長，說他出身是惡霸地主，父親是土改時被鎮壓的，母親還在。他在某年收到母親一封信，裏面夾著一縷白髮。這種揭發就是要證明，他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階級鬥爭理論和人倫親情的衝突是很大的。
在那個時代，如果你出身不好，那是非常危險的。當時社會上流傳著周恩來與赫魯曉夫的對話。赫魯曉夫炫耀他礦工的出身，周恩來說，是，你出身工人家庭，我出身官僚家庭，可我倆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
我覺得，從５０年代起提倡思想鬥爭、揭發檢舉，中國就開始了一個提倡背叛的年代。到１９５７年，這種背叛不只發生在社會上同事之間、師友之間、上下級之間；連家庭父子之間、夫妻之間、晚輩和長輩之間，都會有背叛。到文革中更演變成為造反，最後全社會以造反為時尚，其所由來者漸矣，提倡者和被整者形成了一種循環。那個拍板整我的校長，被人整得非常慘。實際上大家都在這種整人的政治文化里苟活。痛，但一點不快樂。
“文革”前我基本上就是這麼過來的，蓄積了一些情緒，心裏面感到不公正。到“文革”初起時，我又發現，好像不只我這種人有情緒，很多革命家庭的後代，他們也對現實不滿，這就要談到紅衛兵運動的興起。
◇ 清華附中紅衛兵
對於紅衛兵對成立，我的老同學卜偉華寫了一篇《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有比較詳細的記載。當時高中的一部分幹部子弟，對學校教育路線也不滿，與學校領導的關係一直比較緊張。他們在１９６６年５月間，就開始批判校領導，並舉行秘密集會。他們有這麼一個群體，但起初還不叫紅衛兵，直到５月２９日才命名。這些都發生在６月２日《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之前，但我們初中同學對此並不知情。這些人都是根正苗紅的黨團員、預備黨員，出於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忠誠吧，對被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這套教育體系，提出了許多質疑和批判。
北大的火點起來以後，清華大學的領導就採取了應對緊急措施，規定內外有別，大字報要貼到專門的地方，一般是貼在大教室里。當時清華附中也採取這個辦法，我們幾個初中同學，認為學校的舉措不對，就貼了一張大字報，對這個措施提出質疑，當時紅衛兵還沒有浮出水面。我們的大字報對教育體制沒有什麼深刻的批判，只就是就事論事。學校當局發動了全校輿論來圍剿，連續三天全校共討之。我們這幾個初中學生成了眾矢之的，可是不肯服輸，那三天我們幾乎沒有睡覺，我趕寫了不少反駁的大字報貼出。我一直愛寫毛筆字，這回派上了用場，於是有人說，這小子毛筆字練出來了。我自己也發現，勤寫大字報，書法確實有所提高。由於毛澤東批准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形勢發展很快，高年級同學在另一條戰線上出擊，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校領導。
紅衛兵出現后，出現了與校領導正式對抗的局面。團中央派了劉晉、章建華為正副組長的工作組進駐我校，宣布校長萬邦儒“停職反省”。當時，學校黨支部書記是另外一位女老師。校長被打倒后，黨支部門口被人貼了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一群混蛋”。幾位女領導在裏面痛心疾首哭成一團，說自己站錯隊啦，犯了錯誤。同學們圍在門外不依不饒地叫罵，繼續打落水狗。
這是一個突變，在工作組進駐之前，我們這些初中同學和紅衛兵處於孤立地位；工作組進來后我一下子感到輕鬆了。
我們本來沒有什麼想法，但紅衛兵在工作組進來后就開始建立政權——“文化革命委員會”。記得還搞了一次選舉，各年級要選“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這時候我才發現，“出身”決定成敗。在校內風波初起的時候，紅衛兵和我們關係很好，相互有些聲援。可是江山已改，大局已定的當口，首先就要排除掉我。我也很清楚自己“底兒潮”。
剛貼大字報時，我曾向父親說起學校的情況，他告誡我，形勢沒有你想象的那麼簡單，不要卷到這種事情裏面去。他的政治經驗果然不錯，由於我“出身”不好，“紅衛兵”翻身後首先就與我“劃清界限”。他們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的確是革乾子弟當權。而這幾個初中同學貼了第一張大字報，似乎是搶了不該搶的風頭。由於我們在初中同學中很有影響，於是紅衛兵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編了其他人，對我則實行“邊緣化”——不準革命。
事後才得知，他們還挺重視這事，做了很多工作，使我不能當選。我本來就是路見不平出手，完事了也樂得逍遙，根本沒在意這事。我因此也就解脫了，抱著一種看熱鬧的心態。此後，我常跑圓明園遺址和頤和園，去畫風景寫生。記得我還畫了張漫畫，畫的是本校教學大樓，把所有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爪牙的教師都畫進去了。那時很時興這東西，我覺得很好玩就畫了。我把那個美術老師也畫進去了，他看了以後點點頭說，畫得還挺像。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對不起這些老師。這件事之後呢，我逐漸變成逍遙派了。
那時候我發現周圍有很多變化，特別是人的變化。說話、處事、生活方式，都向著革命化、粗俗化發展，同學之間開始互相整，不能容忍任何美好的東西。我不妨再追溯兩件事：有一個同年級同學，其父是位有名的學者，他在日記中記錄了與一位高年級漂亮女生的情愫。這件事被偷窺並傳遍全校，在當時成為本校的一個大新聞。到了“紅八月”的時候，這位女生在學校被斗、被打，剃成“陰陽頭”，扣上“流氓壞分子”的帽子。還有一位女生當時是三好學生，人長得漂亮，經常表演節目，總之是肯定能引起嫉妒的，後來被同學整得去卧軌自殺。人沒死，手指有幾根殘了。
老師有兩位自殺的，王友琴有記載。有位老師被指為“流氓”，這件事也沒有任何證據，被打得很慘，跳煙囪自殺了。還有一位是體育老師，他兒子與我同班，當年清華附中能有那麼好的成績，全靠這位老師，他是６８年清隊時跳樓自殺的。這兩位死得太冤。
◇ “低種姓”生活見聞
紅衛兵執掌學校大權后，同學們的身心內外，開始發生“革命性”變化——以粗野為時尚。
首先流行“國罵”，據說有的女同學為表現“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練“三字經”，直練到隨時脫口而出的水平。還有一種風俗是赤腳，因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見本校某些“校花”，裸著白嫩的小腳丫，在煤渣鋪成的道路上艱難行走，真是那個年代的獨特風景。
軍服也成為時髦服裝，並配上軍用寬皮帶，以示威武雄壯。據說新“國防綠”還不夠資格，褪色的黃軍裝（俗稱“屎黃”）才能顯示出家裡是“老革命”。後來“屎黃”又被認為家庭地位不夠，改為流行“將校呢”，那是高幹子女們的專利。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主張“文明其頭腦，野蠻其體魄”。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以頭立地”的時代，一切都要顛倒過來，開始用肢體代替頭腦。赤腳勉強可與“野蠻其體魄”沾邊，孰料連頭腦也被野蠻化，非但“國罵”盛行，不久皮帶也成“國打”工具，全身心地投入毀滅文明的“革命”。
紅衛兵很快趕走了工作組，還先後召開過兩次大會，一次是工作組負責人劉晉回校作檢查，另一次是在清華大學禮堂鬥爭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記得主持大會的紅衛兵頭頭質問胡：“你是什麼出身？”，他吞吞吐吐地說：“是資本家。”，言語間似乎又矮了一截。紅衛兵頭頭責令他跪下，胡遲疑了一下，全場狂呼口號，於是他只好從命，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回家后對父親談起此事，父親說胡克實的父親是他的老朋友，一家保險公司的掌門人，思想開明進步。三十年代父親在上海從事救國運動，胡先生也參加了。父親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威脅時，胡先生悄悄為他雇了一名保鏢，但不讓他本人知道。父親強調：中國的資本家，絕大多數是是愛國的，不是壞人。
不久開始放暑假，那時已開始流行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我當然不贊成此對聯，但已沒有興趣去辯論，因為人家既然“不準革命”，也犯不上跟著亂摻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華大學操場去開大會，聆聽“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的“革命”鼓動，會場高唱“造反歌”曰：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唱到最後全場齊呼：“滾他媽的蛋！”
世上有幾人樂於唾面自乾，承認自己是“混蛋”？像我這種“出身”不好的同學，歌當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場，好容易熬到終場，便抽身“滾蛋”。由於“對聯”遭到普遍的反對，不久出現了一種“出身不紅”但“靠攏革命”的學生組織，稱為“紅外圍”，我對此毫無興趣。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什麼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於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
就是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國多少人在日後的抄家和武鬥中喪命。
那天我自然是沒有跟著去山呼“萬歲”的資格。據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本校紅衛兵獲得無上榮光，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清華附中作為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記得我的一位同學史青（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幫助藏匿處理“四舊”。８月２３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隻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云云。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裡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８月２４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裡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面地搬運磚石……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髮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不要打人”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當晚回到宿舍，裏面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乾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既然不受歡迎，於是收拾行李，遵命“滾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於倖免。
我在運動初起受圍攻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有空間與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鑽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後，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衚衕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衚衕母親的住處，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麼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衚衕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於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於嚴酷的“革命形勢”還很木然。
當晚心中記掛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聽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面就板起臉宣布：“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乾子弟，曾與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算是有過“戰鬥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
我沒有回宿舍，徑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正在用皮帶狠狠抽射門房周大爺。據說他曾是圓明園一帶的地主，因家道敗落，解放前就把地賣光了，後來便在學校當門房糊口。周大爺平日與世無爭，好寫幾筆“精氣神”之類的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掛在門房裡，每日塗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燉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
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機。我見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鑽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於是鼓起勇氣，大搖大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我在本校已是有名人物，他焉有不識之理。不過我當時的走路的氣勢，似乎將他震懾住了，他遲疑了一下，將頭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
闖關成功，心情不亞於伍子胥過文昭關。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衚衕，父親那裡宅門洞開，外面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他已遭厄運，生死未卜。
慘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發生，狂熱的周圍，是中國“明哲保身”的旁觀者們特有的冷漠。瘋狂持續了數日之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表明要遵從偉大領袖的號召，不再採用武鬥辦法對付階級敵人。由於本校紅衛兵的聲望和影響力，革命的高燒開始減退，於是我又回了一趟學校。
在校園裡，見到一位被指為“作風不正”的高年級女生，被剃成了“陰陽頭”。走進教室，只見兩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王淑瑛、孫淑綺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學訕笑著跟我打招呼。我問那位要我用皮帶抽父親的男同學，如當時我留在學校，是否也會遭到同等待遇？他笑著回答：“不會的，我們只想好好和你談談。”我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
此後得知，本校萬邦儒、韓家鰲兩位校長，在８月２４日晚遭到毒打。８月２６日晚，物理教師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后，從鍋爐房的高煙囪向內跳下，他的兩條腿骨插入體腔，屍體縮短了許多。同時高年級的“反動學生”如鄭光召（鄭義）、鄭國行、徐經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鄭光召身強力壯，是本校高年級學習、體育“尖子學生”，只因貼大字報保過校領導，被剝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帶狠抽。他不服罪名，將一枚毛主席像章穿過皮肉，別在胸前，結果被打得腎臟出血。據老同學史鐵生回憶，上述兩位本班的女同學，也在被打之列。
十五六歲的中學少年，正處於躁動的青春期，充滿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壞的快感。這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正好為人性之惡提供了表演和宣洩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當時充滿著隨意性和隨機性。以我的“出身”和個性，言語之間發生衝撞，後果是無法逆料的。
“文革”后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面，可見當年感情傷害之深。
數年前某位成為名作家的紅衛兵領袖，聲稱清華附中無人被打，聞之令人絕倒！莘莘學子無端地相互殘虐，責任或可歸咎於時代，但當事人若毫無反省之意，甚至抹殺歷史，不知與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極右翼有何區別？據說作家屬於有“知識分子良心”的品類，但我懷疑其中有贗品。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裡出來的唯一生還者（關於父親在這場劫難中的經歷，我已另文記述）。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被剃了“陰陽頭”，由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全國被從城市趕回原籍的有３９７４００人（《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其中北京市８５１９８人（參見丁曉禾編著：《老三屆朝歌·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六章）。後來“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採取的滅絕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於此，不過手段更加殘酷。我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像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
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話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幾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記得一本精神病學書上講，特定環境下的人群，會在某種誘因下，引發集體精神失常現象，稱之為“精神病流行”。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就類似這種發病環境，各種矛盾找不到宣洩的孔道，一旦被人誘導，便集體發狂，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領袖的兒子訪問德國后對我說：“與經歷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 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類似納粹德國的“衝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只是幫凶角色。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麼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據官方統計，從８月下旬到９月５日止，北京市共打死１７７２人（《北京日報》，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但社會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殺者，顯然未被統計在內；被“遣返”回鄉的“黑五類”，有多少人死於凍餒，則更無從查考。
母親所住衚衕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里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髮修齊，衣著整潔，保持著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於是列入抄家名單，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懷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於紅衛兵的皮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據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後裔，平日十分低調，但既屬於“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後，掙扎著上了吊。
母親屬於海外歸來人員，又曾留學東洋，加上與父親的關係，何以當時能幸免於難呢？一是她的鄰里關係不錯，二是管片民警對紅衛兵說，此人自解放以來，從無海外聯繫，這性命交關的一言，對母親的命運重於九鼎。不過到了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她還是沒逃過被單位關押審查的命運。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難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許多掛著黑牌掃街掃廁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許多是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我所見到的最高齡者，是一位已超過九十歲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從事賤役的賤民們，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中，又增加了不少同類，街道衛生大為改善。
這條衚衕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我曾見一對老態龍鍾的夫婦，大約屬於“小業主”階層，推拉著老北京揀破爛用的四輪“地坦克”，上載一堆破舊的生活用品，步履蹣跚地到財政局請求上繳，說是奉紅衛兵命令送來的，但該局不收。問“哪兒能收？”，答“自己問去。”於是又艱難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對象還要服“送貨上門”的勞役。
抄家過後，北京的大小拍賣行里，堆滿各種抄來的高檔硬木傢具（文物除外），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據說有識貨者乘機購入，發了一筆小財。至於揀垃圾獲得珠寶、黃金、銀圓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於“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後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作價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只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這場社會財富再分配，居民廉價分得的，只是幾滴餘瀝，聊為封口之資罷了，真正的大頭在國庫那邊。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沒收黃金１１８·８萬兩，白銀３０·６萬兩，銀元９７８·９萬塊，外幣７２９·７萬元，現金、存款、公債券４２８·８億元，金銀飾物１７１·９萬件，古物１０００萬件。北京市沒收黃金１０３１３兩，白銀３４５２１２兩，現金５５４５９９１９元，文物玉器６１３６１８件，住房５２萬間（《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另據透露，北京市被抄家有１１·４萬多戶，由有關部門收購、收存的文物、字畫、硬木傢具等實物３３０·１萬件，各區、縣收存財物變價達１８６７萬元，沒收圖書２３５萬冊。僅西城區福綏境一個街道，就有１０６１家被抄，圖書字畫焚燒了八天八夜（參見丁曉禾編著：《老三屆朝歌·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六章）。
這些公民的合法財產，“文革”結束后雖有政策予以發還，但十補九不足。房屋被占的很難清退，即便清退了，也沒人敢向國家追討這十年的房租；廉價處理的財物，不會按原值補償；黃金折價發還，原物仍躺在國家金庫；本主已死無人認領的，自然成為死帳；而由於賬目混亂、經手人中飽或被人冒領的，則更是有去無回。
母親的兩位老同學黃瑞華和周國德，一住京師，一居滬上，都是被抄戶。兩人多次到“抄家物資清理辦公室”查詢，永遠被告知“還沒查到”，窮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沒領回一錢一物。
１９６６年８月後，革命師生搞“大串聯”，我因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才到學校“革委會”開出一份介紹信，揣上父親給的二十元錢，擠上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先後去了蘇州、上海、杭州、南昌，一路發現父母讓我去探望的老朋友，全都遭到不幸。
那些年流行一句話：“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是可以選擇的”。我屬於“可教育好的子女”，卻不肯領這份情。周恩來等革命前輩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受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教育，背叛出身走上革命道路，可見那種教育的後果還是不錯的。但此時什麼才算做“教育”，誰又有資格“教育”別人，就很難界定了。
本校軍代表曾找我談話：“聽說你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從內心認為，從廣義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這個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軍代表在內。所謂“反動路線”，根本與“資產階級”無關，倒是體制中有許多封建主義。
自從讀了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就開始向人本主義回歸，否定給活人貼標籤的哲學。我時常和一些朋友同學討論歷史、哲學和文學藝術，並換閱被禁的書籍，也“惡毒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
１９６８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我被揭發出有反動言論，於１９６８年１２月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牛棚”。“牛棚”坐落在本校西側，系由自行車存車棚改造而成，頂部覆蓋一層瓦楞鐵皮。所謂“改造”，只是用紅磚砌上牆壁，再分隔成單間加上鐵門而已，腳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內有兩張木板床鋪和一個課桌，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爐火，黑暗陰冷無比。看守的“革命群眾”開門的時候，藉著室外的光線，可以發現鐵皮棚頂掛著白霜和冰凌。
我從被關的當晚開始受審，被要求交代“惡攻”罪行。連續審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個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級“出身好”的“革命學生”。三四個人圍著我，像圍著一隻拳擊沙袋，前後左右同時拳打腳踢，口鼻很快流血，頭髮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過去看漫畫有被打得兩眼直冒“金星”的畫面，小說中也有這類描寫，總覺得不可理解，這次卻親身體驗到了：拳頭耳光交加之時，確有金光從視野閃過。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蓋源於此。
清晨回到“牛棚”時，腰已被踢得直不起來了，頭皮上滿是揪出的血泡。我曾兩次從“紅色恐怖”中僥倖脫身，但這次不行，白天鐵門鎖閉，夜晚小院內探照燈晃如白晝。時值隆冬，室內溫度幾乎與室外無異，幾天下來，兩腳凍得腫起，連鞋都穿不上了，遑論逃跑。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隊”，連打三天收效不大。“軍宣隊”的軍代表來教訓我，他定了調子說：“你老子反動你也反動，是‘現行反革命’。革命群眾‘動’了你幾下，是出於革命義憤，不好好交代問題別想出去。”我知道這次在劫難逃，無理可講。把心一橫，要來紙筆，自己怎麼想的就怎麼寫，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寫了出來，索性當他一回“反革命”。
過去校領導整我，我也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如今輪迴到同一地獄。校長萬邦儒和被迫揭發我的同學都關在這裏，同我關在一個“棚間”的難友是副校長韓家鰲。韓校長是個溫文爾雅的人，真草隸篆都寫得很漂亮，曾在本校展出過，“文革”爆發后被扔在一間教室的角落，被我悄悄撿走作為收藏。他以前頗有知識分子風度，此刻卻破衣爛衫，蓬頭垢面，耳廓長著半圈凍瘡，每天外出與萬校長等“專政對象”一起“勞動改造”。韓家鰲對我很照顧，我被打得一連幾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給我打飯、打熱水。我為自己過去的冒犯向他道歉，韓校長則透露了以往校領導整人的內情，並表示自己也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牛棚”的飲食以窩頭為主，平時只許吃最便宜的素菜。我們有時只好搞“精神會餐”，各自詳盡描述自己吃過的好東西。１９６９年１月１日，毛澤東發表“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開始實行“人道主義”，室內安了一個煤爐。我倆最愜意的享受，就是烤窩頭抹臭豆腐，室內空氣就顧不了許多了。這也有一個好處，就是看守的人不愛開門進來了。不久又進一步“人道”，遷入有暖氣的宿舍樓，只好與這種享受徹底告別。
我的凍腳隨著恢復供暖迅速恢復，不久被責令與韓家鰲一起參加“勞動改造”，去掃廁所併為鍋爐房運炭渣。我生平第一次有機會“合法”進入女廁所，就在此時。燒鍋爐的師傅對我們很和氣也很照顧，最重的活他總是親自干，我倆只要搭把手就行。看來身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未必革命得“鐵板一塊”。
“專政對象”中還有幾位有“歷史問題”的老師，我們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隊到食堂打飯，“工宣隊”的一位年輕女工，比我大不了幾歲，見面總是盯著我笑。“書生落難”有人青眼相向，我多少有幾分得意。我們打飯總是被安排在最後，好菜基本上賣完了，有時能買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節食堂供應餃子，韓校長和我想買，押送的人沒有異議，不料有位中年“工宣隊”師傅一聲斷喝：“舊社會勞動人民過年都吃不上餃子，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還想吃，沒門兒！”於是只好各買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著若是那位女工在場，這頓餃子還是能吃上的。
搬入宿舍樓后，實行早晚“請罪”制度。“牛鬼蛇神”們橫列一排，在偉大領袖像前低頭肅立幾分鐘，類似追悼會的默哀。早“請罪”完開始勞動，晚“請罪”畢開會“鬥私批修”，說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
終於有一天開大會宣布“落實政策”，韓校長和兩位同學被宣布“解放”，對我的處理是“‘反革命’帽子拿在群眾手中以觀後效”。會後準備回家，那位揭發我的同學悄悄向我解釋說：“我揭發你，是為了你好。”我沒有回答，心裏想的卻是猶大之吻。
從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的四年中，中國政壇的巨變影響著每一個家庭。偉大領袖不時發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徹夜敲鑼打鼓的遊行來慶祝，預示著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產生，人們開始厭倦這種“不斷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經風頭十足的紅衛兵領袖，他們引以為榮的父母也成了運動的對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殺，有的“靠邊站”。“血統”的優勢一旦被剝奪，人也變得氣勢全無。紅衛兵的利用價值使盡之後，便被牽出來做替罪羊，以平息民憤。政治輪迴如此迅速，使“老紅衛兵”（簡稱“老兵”）充滿了怨憤，於是組成“聯動”炮打“中央文革”。
某日無意中踏進一間空教室，只見牆頭筆墨淋漓地題著一首“反詩”，分明是要“上山打游擊”的口吻：
熊熊鬼火照天燒，倒走橫行盡魔妖。
亂世方顯男兒志，拋卻書箱進山坳。
他們的反抗很快遭到鎮壓，我曾親見清華大學“井岡山”攻打本校宿舍樓，抓走紅衛兵領袖卜大華的場面。
我發現周圍的人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我幾乎不再被視為“另類”，因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親不過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幹部的子女，繼續耀武揚威；而倒台幹部的子女，仍保留著攀比父母級別的習慣思維定式。因父親過去曾是四級“高幹”，於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為同類，但絲毫不感到有與榮焉，反而覺得哭笑不得。
有些“老兵”也主動與我攀談，發泄對這場運動的不滿，懷念起當初一起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日子，甚至稱讚我對本校“揭蓋子”所拔的頭籌。但我對此已無興趣，內心不斷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而且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
記得某日與一位“老兵”，在清華園的“水木清華”後面小山上閑聊，碰巧有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大學生低頭走過。“老兵”悄悄問我：“你知道她是誰？”我答不知，於是他告訴我：“她就是劉濤。”劉濤乃劉少奇之女，運動初起時與賀龍之子賀鵬飛同為清華大學革委會負責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當，起來揭發繼母王光美。及至父親被打倒，她的利用價值也耗盡。此時形單影隻，人人視同陌路。
事隔多年後。我相信劉濤無非是年輕無知，被政敵所利用而已。她沒有不可饒恕的罪，錯在傷害的是繼母。
我想起了胡風，他是人大代表，享有非經人大常委會批准不受逮捕的法定特權。胡風與夫人梅志於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７凌晨被捕，１８日人大常委會才開會批准逮捕胡風，沒有委員對違憲捕人提出質疑。當時的委員長劉少奇也不會想到：十二年後他身為國家主席，竟然也無法用憲法保護自己。
◇ 感言
人啊，你的幸與不幸，就看你趕上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有一篇文章題為《我最願意生活的十個時代》，中國有十一世紀的北宋、杜牧時代的揚州、名士時代的東晉；外國有本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蘇格拉底時代的雅典、達．芬奇時代的義大利、本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我想這很有道理，一個人你頂多活一百年吧，一般人平均八十年就不錯了，這一生把你擱在哪一段、哪個歷史坐標上非常重要。要是出生在一個黑暗時期，在這個時期結束時你就死了，那你算是倒霉透了。就個人而言，我覺得自己趕上了苦難最多的一段。我們就是趕上了，感受多一點。這就是誰趕上誰倒霉。沒辦法，誰讓咱們趕上了。
有時候我也想，能親身感受這麼多，也是“幸甚至哉”！我算是研究點歷史的，要不是親身經歷這個年代，在感知、認知上還沒有這麼大幸運。你要沒經歷，將來寫這一段歷史，你就缺點什麼。比如“文革”研究，現在的研究生、碩士、博士也有研究這段的，他出生的時候“文革”已經結束或接近結束了，他的感受和我們是不一樣的。
這種體驗呢，也算是一種財富。當然了，你要說不幸，肯定是不幸。不幸也是一種財富。正好讓你趕上了。有時候想想，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也沒什麼可羡慕的。正好從那裡過了一趟。現在我對往事，要麼乾脆不想。但真要想哪一段了，就會深入地去想。
□ 摘自米鶴都主編：《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之二，趙誠、丁東采編，中國書局，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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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