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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革命的真相 第60章（3）鄧小平指定兩代接班人
1989年7月，鄧小平領導武力鎮壓請願學生之後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作出一系列承諾以向國人的反對貪污腐敗和一黨專制內作出回應姿態。該決定聲稱：一、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懲治腐敗、解決分配不公；二、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首先從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做起，實行迴避政策，他們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從事流通領域的經營活動；不得在流通領域公司任職、兼職，凡有任職、兼職的必須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領導同志不得利用職權為親友經商提供任何方便條件；三、取消對領導同志食品的特供；四、嚴格按規定配車，禁止進口小轎車；五、嚴格禁止請客送禮。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不準用公款宴請內客；到下級單位和基層，吃飯一律為工作餐；六、嚴格控制領導幹部出國；七、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必須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凡依法該受懲罰的，不管是誰，一律受懲罰。
10月，鄧小平在東歐巨變的浪潮中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宣布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指定由江澤民接任中央軍委主席，指定胡錦濤為隔代接班人，指定楊尚昆和劉華清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以維持元老控制軍權，自己繼續垂簾聽政。鄧小平選接班人的條件是篤信馬列，堅持一黨專制，敢於武力鎮壓反對派。江澤民以鐵腕整肅《世界經濟導報》通過了測試，團派領袖胡錦濤通過鎮壓拉薩暴動中的表現贏得了鄧小平的信任。1980年，新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率團考察了西藏。考察中，他被西藏的貧困、落後所震撼，向藏人承認，中共的極左路線嚴重破壞了少數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給藏族人民帶來了許多苦難，表示要改變中共對西藏的強硬控制的政策，推行懷柔政策，提出了「免稅、放開、走人」的政策，即豁免西藏的農牧稅、放開經濟管制、逐步調走進藏的漢族幹部。胡耀邦對西藏的懷柔政策受到流亡的達賴喇嘛的歡迎，也使藏人被壓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長期以來，藏人不滿中共長期以來消滅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的政策，不滿西藏千座寺廟拆的只剩下幾座，不滿喇嘛被批鬥，強迫還俗，連他們的宗教領袖班禪喇嘛都被關了多年監獄。當中共放棄高壓政策時，藏人喊出了要求漢人離開西藏的口號。中共高層內，一些元老指責胡耀邦的懷柔民族政策損害了中央集權和漢族利益，助長了分裂活動，搞亂了西藏和新疆。隨著胡耀邦下台，懷柔民族政策被改了回來。重新實行的高壓政策使藏人心中積累的不滿和憤怒爆發。1987至1989年，藏民要求獨立的請願不斷，最終發展成了暴動。1989年3月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與中央電視台同時播出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的拉薩戒嚴令，宣布自1989年3月8日零時起在拉薩實行西藏有史以來的首次戒嚴。隨後，中共西藏自治區第一書記胡錦濤指揮了鎮壓。他頭戴鋼盔到拉薩街頭視察的鏡頭讓鄧小平感到滿意。
胡錦濤之外，鄧小平還曾考慮以王兆國為接班人選。1980年，鄧小平在湖北二汽聽彙報時，得知二汽車箱分廠副廠長兼黨委書記王兆國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曾抵制批鄧後召見了王兆國，隨後提拔王為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兼中央團校校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進入中央領導層以後，王兆國根據鄧小平的「糾正不正之風」的系列言論，履行中央機關端正黨風領導小組負責人職責，採取了部分限制中央領導特權和高幹女子以權經商的舉措，提出取消中央領導人生活「特供」。王的改革嘗試剛剛開始立即引起元老們的不滿。因應元老們的呼聲，鄧小平將王剔除出了接班人考慮名單，貶去了福建任副書記。鄧選接班人的標準顯示，中共堅決拒絕體制改革。
鄧小平代表著最後一代相信共產主義信條的共產黨人。他看到了共產主義陣營的覆滅，但拒絕承認共產主義的罪惡，拒絕順應世界進步潮流，要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他的退休標誌二十世紀中國暴力革命時代的結束。他的退休布局達到了預期。他指定的兩代接班人拒絕體制變革，守護一黨獨裁體制，成功地為共產主義續命二十多年。由於鄧小平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堅持一黨獨裁，中共在六四開槍後作出的一系列清理整頓官商公司、懲治腐敗、解決分配不公、制止高幹配偶、子女經商、取消對特權階層特供、嚴肅認真地查處貪污、受賄、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等等承諾完全成為對國人的欺騙之詞，中共官員的貪污、受賄、攫取國民財富的規模成百倍地增長。堅持專制獨裁的「黨的基本路線」帶給中共權貴驚人的利益，同時帶給中國和世界空前的災難。中共黨史專家尹振環評價說：「鄧小平是中國到目前無法實現憲政的一個重要阻礙力量，是與毛澤東一樣的皇權主義者。鄧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核心說』也是他專制思想的核心。鄧小平素以改革形象示人，但他從未觸及集權的政治體制，他一手炮製的『六四事件』給中國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帶來了倒退。經改政不改的危機早已潛伏，目前中國官僚資本壟斷，貧富分化、資源耗竭等即是危機的體現。黨史專家何方評價：『毛澤東是一個皇權主義者，是一代暴君；鄧小平是第二代。他又與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後半生推行改革開放功不可沒，但他還是一代暴君，還局限於中共的皇權專制中。他稟承了毛澤東的那一套東西。』」[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