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棣先生將原始記錄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讀者對照閱讀，既反映當事人對歷史敍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極左意識形態和專制政治給人們帶來的局限和恐懼。唯其如此，這部書稿更顯出研究的價值。
英文書名：Interviews with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頁數：340
作者：王來棣(Wang Laidi)採訪 編輯
書號：1-932138-63-3
定價：21.00
《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經擱置了整整半個世紀。採訪者、整理者、編輯者是同一個人，近現代史專家王來棣先生。
時間過去幾十年，有關中共初創的歷史資料，如今有了較過去遠為豐富的發掘。但是再豐富的發掘，像來棣先生這樣的訪談，肯定是不會再有了。當年訪談的對象都已作古，無一在世。當年受訪者為尊者諱，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刪節，或叮囑採訪者刪節，隱去不少史實；此次編書，來棣先生將原始記錄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讀者對照閱讀，既反映當事人對歷史敍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極左意識形態和專制政治給人們帶來的局限和恐懼。唯其如此，這部書稿更顯出研究的價值。
目錄
序………………………………………………………李 銳 3
前言……………………………………………………編 者 12
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林伯渠 17
我所知道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 38
籌建中共上海發起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經過……施復亮 50
中共上海小組的建立和它的幾個據點………………沉雁冰 61
回憶上海建黨和知識界的情況………………………邵力子 76
關於「一大」前黨組織的名稱問題…………………李 達 89
關於上海建黨、上海大學、蕭山「農村學校」
等情況的回憶……………………………………楊之華 94
建黨時期女學生的遭遇和「平民女學」……………丁 玲 106
17歲少女投身革命的故事……………………………王一知 124
黨成立時期的工農運動………………………………徐行之 130
建黨初期上海的工人運動……………………………董鋤平 141
中共成立前後在北京工作的回憶……………………朱務善 145
關於北京建黨和中共「一大」等情況的回憶………劉仁靜 173
介紹李大釗、周恩來等人的一些情況………………于樹德 179
回憶天津「覺悟社」…………………………………鄧穎超 192
關於天津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和旅歐支部的回憶…劉清揚 200
山東建黨的情況………………………………………賈石亭 213
我在濟南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馬馥塘 218
我的父親和山東建黨、建團活動……………………黃秀珍 222
武漢建黨前後的情況…………………………………吳德峰 229
武漢黨組織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夏之栩 237
憶「新民學會」、留法勤工儉學和旅歐
「少年共產黨」…………………………………蕭 三 242
關於上海建黨和旅歐勤工儉學的回憶………………陳公培 249
回憶無政府主義者的情況和四川建黨經過…………吳玉章 268
1922-1925年海南島的革命運動……………………馮白駒 280
回憶湖南衡州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情況………………曾希聖 290
後記──關於「走俄國人的路」的思考……………編 者 295
附錄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版原文)…………毛澤東 305
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王來棣 315
作者介紹
王來棣，1926年1月出生於浙江省平陽縣。1949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史地系。1949~1952年在中共杭州市青委工作。1952~1986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工作。1987年離休后與許良英合作研究「民主的歷史和理論」。
主要論著有：《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幾個問題》、《五四運動》、《立憲派的「和平獨立」與辛亥革命》、《孫中山的自由平等觀的演變和所揭示的問題》、《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兼與胡繩同志商榷》、《中國人接受人權概念的艱難歷程》、《論希臘民主制》、《歷史的啟示—斯巴達和雅典之比較》、《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
序
交給我的這部書稿《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經擱置了整整半個世紀。採訪者、整理者、編輯者是同一個人，近現代史專家王來棣先生，她讓我寫篇序言，樂意為之，是自己也可增長見識。
上個世紀50年代起，來棣先生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從事現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時期的歷史。由於文獻資料極少，研究困難很多，她從口授資料的搜集入手。那時，經歷過中共初創時期歷史的當事人，還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來棣先生請求所長、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介紹她採訪有關的外地代表。范老熱情相助，介紹她採訪了李達、馮白駒、曾希聖，以後又介紹她採訪了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到1957年，她先後採訪了三十多人，還包括陳望道、施復亮、沉雁冰、邵力子、楊之華、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鋤平、朱務善、劉仁靜、于樹德、鄧穎超、劉清揚、賈石亭、馬馥塘、黃秀珍、吳德峰、夏之栩、蕭三、陳公培等。整理出來的訪談記錄稿，受訪者大都作了仔細修改、補充和訂正。她還搜集了不少文獻資料。
研究剛剛有些進展，來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場「橫禍」：1957年那個「急風暴雨」的夏天，夫君許良英先生因仗義執言，被打成「極右分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牽連，被開除黨籍，研究中共歷史的資格也被取消。訪談計劃不得不中止，採訪記錄連同搜集的文獻資料全部交公。後來所里倒是將資料退給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一來，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極度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下」，她不得不忍痛將可能引起麻煩的資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訪問的原始記錄保留了下來，這才有了這部書稿。
時間過去幾十年，有關中共初創的歷史資料，如今有了較過去遠為豐富的發掘。但是再豐富的發掘，像來棣先生這樣的訪談，肯定是不會再有了。當年訪談的對象都已作古，無一在世。當年受訪者為尊者諱，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刪節，或叮囑採訪者刪節，隱去不少史實；此次編書，來棣先生將原始記錄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讀者對照閱讀，既反映當事人對歷史敍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極左意識形態和專制政治給人們帶來的局限和恐懼。唯其如此，這部書稿更顯出研究的價值。
我有過與來棣先生類似的經歷。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傳部工作，曾費力搜集過毛澤東早年的生平資料，同毛澤東早年的師友親屬周士釗、李達、毛宇居、易禮容、陳書農、蔣竹如、田士清、薛世倫、王季范、張干、羅元鯤、楊開智、李醒安等人作過交談或託人收集過資料，向當時被關押的相關當事人彭國鈞、熊夢飛做過瞭解；還在圖書館積滿灰塵的舊報刊中、在準備送造紙廠化紙漿的廢紙堆中，翻找出不少難得的史料。經過整理，編成了一部《毛主席舊作輯錄》，印了50本。但招來嚴厲指責：「有害無益」，並要求全部上交。我當年三十多歲，血氣方剛，索性發憤著書，寫出一部《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90年代再版時改名《早年毛澤東》）。書正是來棣先生罹禍的1957年出版的，其時我已「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轉行水電、投筆從工了。兩年後，我也遭遇「橫禍」，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的追隨者」，開除黨籍，發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關進秦城監獄，二度坐牢（延安「搶救運動」時曾關過保安處），直至1975年出獄，「文革」結束后才平反復職。
來棣先生的書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創時期的歷史。近些年來，我一直主張要搞清楚三個問題：黨、理論、歷史。因為這個黨、這個黨所奉行的理論，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乃至今天的中國現實，已經發生、仍在發生或許還將發生至深且巨的影響。這部書稿正是探究這三者的源頭，一如作者在後記里所說：「訪談錄的中心內容是學習十月革命，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
中國人學習十月革命、「走俄國人的路」、建立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初二十來年的事情。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處在一個思想激蕩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後一個皇權，卻沒有搖動專制主義的基礎；建立了中華民國，卻遠沒有實現真正的憲政。先是帝制復辟，後有軍閥溷戰，一片亂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識界開始尋求新的救國濟民的良方。一時間，黨派林立，異說雜陳。各種學說、主義中，「社會主義」成為最時髦、最新潮的一種。所謂「社會主義」，其實包含了諸多流派。瞿秋白說過一段為研究者廣為援引的話：「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煳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創始人原來大多信奉無政府主義，在「紛亂」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中，最終選定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
促使中共早期創始人做出這個選擇的，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們最熟悉的說法，就是毛澤東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中國人知道馬克思而言，毛澤東所說並不准確。有充分的文獻證明，俄國十月革命前，中國就有人知道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譯文馬恩著作。就對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澤東又沒有說錯。中共早期創始人幾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後，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不必說了，來棣先生訪談的林伯渠、沉雁冰、邵力子、鄧穎超、劉清揚、夏之栩、陳公培等人都回憶了十月革命對自己的影響。十月革命到底什麽地方吸引了這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呢？從他們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十月革命后，俄國蘇維埃政府宣佈放棄在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二，十月革命從制度上解決了俄國的問題；第三，十月革命採用了動員群眾、組織軍隊、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國被描繪成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憑著對十月革命的這些傳說，他們心中的天平開始傾向蘇俄，選擇了「走俄國人的路」；又在共產國際來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產主義政黨。
對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創始人終究還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並「不十分清晰的」。參与籌建上海中共早期組織的陳公培在訪談錄里就坦陳：「當時我們對十月革命的認識是很模煳的」。豈止「模煳」，今天看來，應該說是蒙蔽。單說所謂放棄不平等條約，蘇俄除了一紙空文並無任何實際行動外，甚至連「放棄」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政府「能在國際事務方面同蘇俄合作」；還要求中國政府通過與蘇俄的談判，使它在外蒙駐軍「合法化」。無怪乎今天有學者指出，這是在宣佈「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同時，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條約。（朱正：《解讀一篇宣言》）可是當年的中國人卻被蒙在鼓裡，還「無任歡喜」。
重要的還在於十月革命本身。有學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歷史文獻表明，那場被稱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佔冬宮起義，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隻是發射了一顆信號彈，用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當天通告的說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所謂「震撼」，無從談起，即便起義發起者也相當低調。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其實是十月革命只響了一炮。倒是兩個月後，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政府調集軍隊進入首都，強令解散立憲會議，要求將權力交給蘇維埃，這個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國，引起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不滿甚至憤怒。連左翼作家高爾基都悲憤地說，布爾什維克用「來複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美夢」！這場所謂第一次「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毀壞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斷了「二月革命」開啟的由專制傳統轉向憲政民主的進程，革了「憲政」的命，演變成了一場從「專制」到「專政」的改朝換代的戰亂。（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後果》）對此，當年中國人竟有「酷愛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義」的讚譽。十月革命事實的真相從一開始就被掩蓋了，連後人都是今天才知曉，遑論當年的知識分子。
更重要的是，從俄國傳入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化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後來還加上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那句名言，說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耐人尋味的。列寧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典有許多相異和相背，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變種。比方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容納不了生產力時，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勝利。恩格斯明確說過，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而列寧偏偏要在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封建帝國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說一個國家也能建成社會主義。還比方說，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就把它變成共產黨專政；斯大林則將黨專政乾脆簡化為領袖專政，實際上轉化為他個人專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個人專政。於是，中國人接受蘇俄的觀念，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蘇俄革命和俄化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被神化了。中共黨人不僅對它的動員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獨鍾，而且對它後來建立的專制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嚴酷和鐵腕的黨制無比嚮往。過去不是有一句話嗎：「我們就是一邊倒」，還說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無論是蘇俄革命的經驗，還是蘇聯的專制制度，無論是列寧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都是對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背離。十月革命74年後，蘇共下台、蘇聯解體。事實證明，背離人類普世價值自由、民主、科學和法治，脫離人類文明依靠科學知識即智能發展的規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都只能為自己敲響喪鐘。這個結果，是中共早期創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國人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從一個錯誤的地方，移植了一個錯誤的樣板。
但是，中國人選擇「走俄國人的路」，並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兩國國情相近，產業落後，基本上是農業國度，農民佔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比較起來，中國更加落後，更加缺乏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兩國都有長久的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又沒有經歷像西歐那樣的思想啟蒙運動。同樣，比較起來，中國三綱傳統的專制主義歷時更長，國民處於蒙昧狀態，普遍存在奴隸主義的人格心態，根本不具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國與俄國又有不同，近代以來中國受外國入侵，是在被動的條件下開始發展產業，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這種社會轉型不僅費時（到現在也沒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國資本的驅動，也受到外國資本的擠壓），付出的社會代價極高而鮮見成效。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先進的中國人步履維艱。因此，中國知識分子中滋生出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毛澤東1921年元旦說的一段話，極有代表性：
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幾種：
1. 社會政策；
2. 社會民主主義；
3. 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 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5. 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澤東文集》第一冊）
在毛澤東看來，議會、自由等等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只有列寧的「激烈共產主義」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
上述這些，說明中國有著移植俄式革命的適宜土壤和氣候。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民智未開的蒙昧狀態，奴隸主義的國民人格，加上烏托邦式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大同」想像、激進主義的心態，使得蘇俄革命和蘇聯模式很快就在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中產生共鳴，並且浸潤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其結果是，具有啟蒙意義的新文化運動曇花一現，轉瞬即逝。五四時期高揚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倡導人權、自由、公正、憲政，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而拋棄，尤厭惡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在價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創始人轉向崇尚革命而鄙視改良，崇尚突變而鄙視漸變，崇尚暴力而鄙視和平，崇尚對立而鄙視妥協，崇尚群體而鄙視個體，崇尚黨性而鄙視人性。剛剛朝人類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國，再次脫離人類文明主流的軌道，並且漸行漸遠，完全背道而馳。
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執政以後，毛澤東和中共完全按照蘇聯斯大林模式，建立經濟上壟斷、政治上專制、意識形態上輿論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要把中國建成國際共運的新樣板，不僅把「蘇聯的今天」變成了「中國的今天」，而且使「中國的今天」大大超過了「蘇聯的今天」。從鎮反、肅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已，生靈塗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上億人受到牽連，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間悲劇，使得國家、民族和社會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遲滯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走向市場經濟道路，舉世公認，物質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依舊禁錮重重，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鉗制異端，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得不到真正維護，而且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甚而至於發生「六四風波」，動用軍隊，彈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場悲劇。所有這些，反思起來，都要從上個世紀「走俄國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們應該感謝來棣先生。她的書稿，提供了回顧歷史的資料，有助於人們反思。經過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產革命歷史，特別是經過五十多年劫難相繼的當代歷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會再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了吧。
2007年12月9日
前言
這是26位中共創始人和早期黨員的口述歷史，是我1956年4月至1957年5月間所作的採訪記錄。當時我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現代史研究組工作。組裡指定我研究中共建立時期的歷史（附帶搞清楚無政府主義對建黨的影響）。因為有關這段歷史的文字資料很少，工作很難深入。1956年5月，我開始進行採訪工作。同年9至10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我請求研究所所長範文瀾同志（以下稱「范老」）介紹我採訪幾位從外地來的代表。范老立即介紹我去拜訪李達、馮白駒和曾希聖同志，後來又讓我去拜見林伯渠、徐特立和吳玉章同志。在1956~1957年整整一年內，我共採訪了三十多位。在當時，就我所知，還沒有其他同行為這段歷史採訪過這麽多人。因為有研究所和范老的介紹，我的採訪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令人感動的是，受訪者當時大都公務繁忙，每次採訪往往只能安排一個小時，一次談不完，還主動約我第二次再談。更難得的是他們對採訪記錄的認真態度，如馮白駒同志在百忙中親自向當事人的親屬核對事實；林伯渠同志和吳玉章同志都親自對記錄稿進行修改；朱務善同志和劉清揚同志根據記錄稿重新撰寫了回憶錄。
1957年反右運動時，我的丈夫許良英因反對反右運動，被錯划為「極右分子」；我受牽連，被開除黨籍，取消研究黨史的資格，採訪工作因此中斷。部分記錄稿來不及送受訪者審閱、修改；原準備1957年下半年採訪的董必武、李維漢、李富春、譚平山等同志的計劃不得不停止。我所做的採訪記錄和收集的文字資料全部交公。不久，因發現研究組內資料失竊，又把它們歸還給我。此後，所內外同行不斷向我借用這些資料。有的人借走至今不還。
「文革」時，浙江大學地下黨受誣陷，許良英在解放前曾經領導過浙大黨組織，成為重點審查對象。我也是浙大地下黨員，同樣被視為「敵對分子」。浙大的造反派如虎似狼，威脅我交出有關浙大地下黨的資料。我在極度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下，為應付抄家，把可能引起麻煩的文字，包括黨史資料，付之一炬。
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同志告訴我，他領導的現代史研究室準備編輯出版《「一大」前後》，讓我把50年代所做的訪問記錄交給他。我當即把自己保存的全部記錄稿交給他。過了幾個月，他把稿子還給我（有少數底稿未還）。後來我從他贈送的《「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書中發現他們採用了我提供的訪問記錄17篇。我對自已的採訪記錄有機會公諸於世而感到欣慰，特別是我的部分記錄稿當時來不及送受訪者審閱，《「一大」前後》的編者於1980年補做了5篇稿子的送審工作，增加了訪問記錄的準確性，我是很感謝的。遺憾的是，《「一大」前後》的編者對記錄稿作了過多的剪裁（如把林伯渠同志的訪問記錄上半部全部刪去）,有的稿子做了修改。
經過50年的風風雨雨，我前後丟失和燒毀的黨史資料，現在記得起來的有：李達、徐特立、易禮容、羅章龍、何長工、張申府、包惠僧、劉仁靜（部分記錄）、邵力子（部分記錄）等老同志、老先生的訪談錄；黨史文獻方面有：中共「一大」文件、《新民學會會員通訊集》1~3集、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青年》1926年3月廣州出版）。（以上資料是我借原件手抄的）。此外，關於張國燾、周佛海、陳公博等人的資料、無政府主義的資料以及我自己寫的文章，是我在「文革」時燒的。使我最感到不安的是燒掉了巴金給我的兩封親筆長信（當時巴金因信仰過無政府主義而被批鬥）。
80年代以來，史學界已發表了不少有關「一大」前後的史料與論著，我的部分訪談錄已被刪改后發表，加上我從1957年6月起已停止黨史研究工作。從個人興趣來說，我不想再在這方面消耗時間。但考慮到當年老同志們所以熱情地接受我的採訪，就是因為我是范老領導下的歷史研究人員，相信我能忠實地把他們的心聲傳達給讀者。現在他們都已去世，50年前的訪談錄已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我感到自己有責任把他們原原本本地奉獻給讀者。
有幾點需要向讀者說明：
一是當年進行採訪時，並沒有單獨出版訪談錄的打算。採訪的目的是為了補充已有文獻資料的不足，搞清楚某些問題。有的地區的文字資料比較多，如湖南的新民學會、湖北的利群書社等，我的採訪資料就比較少。由於沒有經費，我只能在北京活動，有關廣東黨小組的情況，在北京就沒有找到合適的採訪對象。因此，這本訪談錄存在採訪範圍不夠廣泛、涉及面不均衡的缺陷。經過50年的磨難，我現在只剩下殘缺不全的26份訪談記錄。這些訪談錄除記載各地區建黨的經過、活動以及參加人員等情況外，許多受訪者比較詳細地敍述他們自己當時的處境和思想情況，為什麽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對這條道路的認識，以及無政府主義對早期共產黨人的影響等。後者可能是別的黨史資料沒有注意到的，我卻認為這些正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問題。
第二，在受訪的26人中，有的入黨時間稍晚，並非黨的創建者。當年採訪他們，目的是通過他們瞭解建黨的歷史背景，以及「一大」前後黨的影響和活動情況。又如馮白駒同志是海南島共產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曾希聖同志敍述當年青年團的情況，都很有史料價值。所以把他們的訪談錄一併收入本書。
第三，大部分訪談錄都經過受訪者的審閱、修改。其中有的稿子修改得很多。按常情，凡是刪改過的地方，不應收入正式出版物與讀者見面。但仔細觀察刪改的內容，有的是忌諱觸犯毛澤東的權威，不便實話實說。記得當年採訪時，受訪者往往把我當作自已的晚輩，象在家裡聊家常似地輕鬆自如，坦誠地訴述自己的真實感受。但當見到將公開發表的訪談記錄時，難免產生顧慮，為避免惹出麻煩，乾脆刪去。考慮到這些被刪去的部分很有史料價值；而且經過50個春秋，國內雖然仍舊沒有言論自由，但畢竟有所鬆動，毛澤東的權威性早已動搖，因此有必要也有條件把原始記錄同修改過的記錄一同發表。兩者對照著閱讀，會解讀出新意。
第四，修改過的訪談錄，一般以原始記錄為底稿，刪去的文字用虛線框（ ）表示，增添的文字用下劃線（ ）表示（如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改作中共「一大」）；字跡模煳，無法辨認的，用□□□表示。
第五，訪談錄的標題，除朱務善和馮白駒兩位自己定的以外，其餘都是編者加的。
第六，本書的採訪工作得以順利進行，首先是由於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範文瀾同志的支持；現代史組同事單斌和劉明逵二位同志幫助我作記錄；北京大學歷史系王思葳同志在收集、整理受訪者個人簡介資料和把訪談記錄輸入電腦等方面給了我很多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特別需要感謝的是，對中國共產黨歷史非常熟悉和透徹瞭解的91高齡的李銳同志，為本書寫了高瞻遠矚，對現實有巨大衝擊力的，長達六千多字的序言。
由於我接觸資料有限，沒有編輯工作經驗，本書不妥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編者
2008年1月
後記
──關於「走俄國人的路」的思考
訪談錄的中心內容是學習十月革命，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當時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孫中山為之奮鬥的，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共和國的道路；一是俄國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那麽，中國人最終為什麽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呢？
中共「一大」前入黨的50多位黨員，都出生於清朝末年，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除少數象陳公博、周佛海之流投機者外，大都繼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有著強烈的救亡圖存的責任感，迫切要求改變現狀。他們曾經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寄以極大的希望，但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很快落入袁世凱之手，西方列強支持袁世凱篡位和藉手北洋軍閥進一步掠奪中國的事實，以及1919年巴黎和會作出犧牲中國主權的錯誤決定，激起中國人對西方列強更加強烈的不滿，從而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產生懷疑。孫中山為挽救民主共和制的努力一次次遭到失敗后，象林伯渠這樣長期追隨孫中山的老同盟會員也發出「出路在哪裡」的問題。
正當愛國志士尋找拯救祖國出路的時候，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1920年4月中國報刊衝破北洋政府的封鎖，披露了《蘇俄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皇政府同清政府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蘇俄後來並未實現諾言）。《宣言》得到中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歡迎，稱讚蘇俄此舉體現了「剷除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精神」，「是謀人類全體幸福的精神」，認為他們奉行的「主義是合乎正義、合乎真理的。」《蘇俄對華宣言》在中國發表的同時，共產國際和蘇俄的代表先後到達中國，他們為蘇俄爭取同盟者，力促中國早日成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在北京、上海等地召開座談會，宣傳十月革命，美化蘇俄的政治制度及其對內對外政策。使人感覺到蘇俄已經實現了共產主義；按照蘇俄革命的模式，世界大同很快就能實現。這種宣傳鼓動，對剛剛參加過「五四」運動的左派知識分子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他們很快把來自北方的客人引為同志，並接受他們的建議和幫助，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走上學習「俄國人的道路」。
當時的中國左派知識分子是怎樣認識「俄國人的道路」的？應該承認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思想基礎是很薄弱的，包括李大釗、李達等被公認為理論水平最高的領導人，也都是十月革命后才開始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的。他們對蘇俄的實際情況知之不多，對中國的社會性質也缺乏正確的認識。至於一般黨員的馬列主義水平就更膚淺了。他們大多是帶著愛國主義熱情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憧憬參加共產黨的。如鄧穎超說：「五四」時，我們「真是滿腔熱情，要求洗雪國恥，『奔走呼號，痛哭流涕』，這幾句話形容得很恰當」。「那時候宣傳共產主義的書不多，……，直到我入黨時，也只讀過《共產黨宣言》，以後讀過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我們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也只聽說蘇聯是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我們很嚮往這種光明的社會，同情廣大勞苦大衆，厭惡中國社會的黑暗。」馬馥塘說：「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很少，只是嚮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
從《共產黨》（1920年11月創刊）宣傳的內容和「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看，中國共產黨人主要向俄國人學習：（1）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2）以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3）「採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4）「廢除資本私有制」；（5）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
中共發起組一成立，就十分重視學習、宣傳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列寧的建黨理論，批判社會上流行的各種不符合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1920年9月他們把《新青年》改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11月創辦《共產黨》月刊。各地許多宣傳啟蒙思想的報刊也從提倡人權、民主轉而頌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當選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書記的陳獨秀率先發表文章，用剛剛學來的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來根本否定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否定他自已曾經竭力倡導的人權和民主。1915年9月，陳獨秀在他自已創辦的《青年》（后改名《新青年》）發刊詞中大聲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到1919年1月，他把人權概念提升為民主，稱之為「德先生」，並稱科學為「賽先生」，以氣吞山河之聲振臂高呼：「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由此把1915年開始的民主啟蒙運動推向高潮。可是僅僅過了一年，由於追隨俄國人的道路，陳獨秀親手把自已所創導的啟蒙運動扼殺了。他於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發表《談政治》一文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同年11月他又在《共產黨》創刊號上發表《第一號短言》說：「什麽民主政治，什麽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12月他發表《民主黨與共產黨》一文說：「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是他們「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與之相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人道主義」也都被視為資產階級專有物，統統加以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和鐵的紀律——要求人人充當共產黨黨魁的「馴服工具」。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1920年11月制訂的《中國共產黨宣言》說：無產階級在以暴力奪得政權后，必須「繼續用強力與資本主義的剩餘勢力作戰」，俄羅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目的是為了「保衛自己，抵抗國內外的仇敵。」[1]實際情況遠非如此。1916年列寧在論述無產階級專政時說：「專政就是社會上一部分人對整個社會實行統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2]這裏說的「一部分人」是指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專政的對象不僅是中共宣言中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剩餘勢力」和「國內外的仇敵」，而是「整個社會」。1918年，列寧就「直接暴力統治」作進一步解釋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3]就是說，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擁有至高無上、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權力，對整個社會進行暴力統治。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蘇俄政府於1917年12月（在十月革命后不到兩個月）宣佈成立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1918年9月5日頒佈《關於紅色恐怖的法令》，從此開始了一個長達數十年的史無前例的恐怖時代。他們不但槍殺了十月革命前的政府官員、軍官、地主、富農、企業主本人及其家屬，而且對大批與列寧、斯大林持不同政見的布爾什維克和知識分子進行鎮壓。1918年5月（「紅色恐怖」正式開始前）革命法庭就已授權對不肯向征糧隊交出糧食的人判處死刑[4]。有關上述血淋淋的事實，包括陳獨秀、李達等中共創始人在內的中共黨員在建黨時全不知曉。多數黨員是在沒有弄懂無產階級專政精神實質的情況下走上俄國人的路的。
1918年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說：「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由被剝削勞動群衆——也是經過個別的人——來實現的」[5]（這裏將《列寧全集》中的著重點改為黑體字）。列寧十分強調「無條件服從統一意志」，他說：「怎樣才能保證意志有最嚴格的統一呢？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6] 這一個人當然是指布爾什維克黨的黨魁。按照上述觀點，拋棄了民主、人權理念的陳獨秀在籌組共產黨的1921年5月就公開主張造成「『開明專制』之局面」。[7] 1921年7月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后，在黨內實行家長式的專制統治，要求以他的意志統一全黨，使一些共同建黨的同志無法容忍而宣佈退黨。林伯渠說：「陳獨秀在黨內，象家長，開會時他一個人講一通就完了，不讓別人發表意見」。更不應該的是他很不尊重其他同志，每逢意見分歧，動輒拍桌子、砸茶碗，嚴重傷害別人的自尊心。1922~1923年間，陳望道、李漢俊、李達等退黨，就是因為不滿陳獨秀的獨裁專制。陳望道說：「只要陳獨秀當領導，我吃不消他的家長主義，我還是在外邊為黨做點事情好。」[8]
黨內的個人專政，到了1943年成為合法的制度。那年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主席，並明文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更有甚者，1945年「七大」通過新黨章，把「毛澤東思想」定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為以後的造神運動作了鋪墊。但毛澤東並不感到滿足，1950年擬定五一節口號時，他竟加上一條「毛主席萬歲！」1958年他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還洋洋得意地說自己坑的儒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並且咬牙切齒地咒罵：「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9]（為揭露毛澤東蔑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現把毛澤東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拙文《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作為附錄收入本書）。毛澤東不僅敵視知識分子，還仇視一切與他稍有不同意見的戰友，包括中共的創始人。在本書26位受訪者中，就有李達、馮白駒、朱務善、曾希聖、吳德峰、楊之華、丁玲、王一知、劉清揚等在「反右」、「文革」中被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遭受殘酷的批鬥，有的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毛澤東死後才平反昭雪。如果他們地下有知，不知道對當年選擇「走俄國人的路」作何感想？
承襲毛澤東衣缽的鄧小平，80年代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自封為「第二代核心」。1987年他罷黜了「反自由化」不力的總書記胡耀邦，接任的趙紫陽在就職時就提議：我們遇到困難時，還要向小平同志請教，小平同志認為需要，他有權作出決定。這一建議成為（1987年）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於是重演了清皇太后那拉氏垂簾聽政的鬧劇。
第一個從「走俄國人的道路」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噩夢中驚醒過來的，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旗手陳獨秀。1936年身處國民黨監獄的陳獨秀，在獲悉斯大林借肅反之名，搞莫斯科大審判，鎮壓異見分子的信息后，以「孔甲」為筆名，在《火花》雜誌上發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更正包括他自己1920年9月以來關於民主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的錯誤觀點。他說：「人們對民主主義，自來有不少的誤解」，「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他認為「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化之一種動力」，完成民主任務「並不限定是哪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並不是拋棄民主主義，而是擴大民主主義」，「不要把民主主義的要求當作僅僅是推翻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10]
據濮清泉回憶，陳在獄中與濮等人議論時說：蘇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到反動派，我舉雙手贊成，……但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是賤視民主」，變成了「官僚國家」，不應再稱為「工人國家」。[11]
1937年10月陳獨秀出獄后一個多月，就以他自己的真實姓名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孔子與中國》一文，重新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反對法西斯逆流。他說：「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要動力」，「歷史的大流，終於是沿著人權、民主運動的總方向前進的。如果我們不甘永遠落後，便不應該乘著法西斯特的一時逆流，大開其倒車。」[12]
陳獨秀晚年貧病交困，去世前兩年的1940年7月，他寫信批評連根（托派組織成員）說：「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上之真實價值（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都如此），把民主政治當著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衆所需要的，也是13世紀以來大衆以鮮血鬥爭700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十月（革命）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統治的蘇聯」[13]。
同年9月，陳獨秀給西流（托派組織成員）的信說：「我根據蘇俄20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一）我認為非大衆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衆民主；如果不實現大衆民主，則所謂大衆政權或無級（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二）我認為以大衆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的助成這一退步的人們，都是反動的，不管他口中說得如何左。（三）我認為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名詞，有它的具體內容，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他還給英美民主制與俄德意法西斯制列了對照表：
（甲）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壟斷其選舉區，而各黨仍鬚髮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派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四）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五）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他還問：「每個康民尼斯特（共產主義者）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14] 由此可見，當時陳獨秀的反思十分深刻。不過他仍然沒有擺脫階級鬥爭的思想框框，把民主貼上階級標籤，稱為「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只要認真考查從古代希臘以來的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瞭解到，民主沒有階級性。早在2,300多年以前，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已指出：「人類在本性上是一種政治動物。」[15] 嚮往自由、平等、民主，是人類的普遍人性。
編 者
來源：明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