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翻牆交流電報群
RSS/FEED訂閱
簡體
正體
English
日語
한국어
Deutsch
Français
Русский
Español
Italiano王學泰：回憶「現行反革命」獄友
作者： 王學泰
編者注：本文節選自王學泰正在撰寫的長篇回憶錄《鴻爪掠影》。「文革」後期，王學泰因言獲罪（被告發有攻擊江青的言論），鋃鐺入獄。本篇所寫主要是作者在獄中接觸到的一些社會底層的「現行反革命」犯，從一個特殊角度一窺那個所謂「最革命」時代。
我是1976年7月26日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的。先是在K字樓的羈押待上訴犯人的筒道呆了十余天，誰知第三天就碰到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本來只有十天的上訴期，不上訴的十天過後就要去監獄或勞改場了，碰上這倒霉的地震，在這裏憋了二十余天，待8月中旬才轉到與K字樓只有一牆之隔的一監。K字樓在西面，一監在東面。
清末建的監獄
北京「一監」是大名鼎鼎的，它不僅是北京監獄的「第一」，也是中國監獄史第一個「文明監獄」，是清末清廷政府實施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時，建築的第一個示範性的監獄。本來是打算做櫥窗用的，沒想到大清國還沒有使用就倒了台。
這裏位處北京外城的西南，「地勢卑下，眾水所歸」（我小的時候常到這裏捉蛐蛐，逮螞蚱，水很多，下挖一尺深就見水，很像南方），蚊蠅成陣，在北京城中也是塊很爛的地方。蓋了這座監獄以後，正對著監獄門修了條路，名為「自新路」。路名也體現了當時新派人物關於監獄的新理念–犯人被關，限制他的自由，並非只是懲罰他的既往，更著眼他的未來，望其改惡遷善。
民國初年，一監叫做「京師模範監獄」。我小時候，家就住在米市衚衕南口，經過珠巢街就是自新路，大約只有四五百米。上小學時就知道這裡是一監，是關押壞人的。
解放初，自新路北口有個私塾，都到了五十年代還在教《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和《幼學瓊林》之類。有個鄰居小孩就在這裏讀書，我常去找他，因此常常看到「北京市第一監獄」這塊牌子，牌子下有軍人荷槍守衛，很好奇。沒有想到二十多年後，能親履其地，而且還在裏面住了足足兩年。
魯迅在其著作中多次談到一監，他的一些木器傢具就是在一監工廠買的。
魯迅把一監視為是沒有自由的地方，實際上這是最沒有尊嚴的地方。有獨立人格或嚮往個人尊嚴的人坐監獄是最痛苦的。
上世紀90年代初傳說要拆K字樓，在那裡由香港商人投資要蓋遊樂場。後來沒建成，但這片樓群確實拆了，隨著就是一監，都被夷為平地。這裏被改造成為北京公安局幹警的宿舍區，高樓林立，命名「清芷園」。其實，這個監獄應該是個文物，它負載的歷史太多了，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可與王府大街北口路西北洋政府總統府相比。可惜，兩個都沒了。
一監的格局
初入監獄，除了心懷惴惴之外，總免不了有點好奇。這裏就1976年到1978年北京第一監獄與犯人情況作些介紹。
一監除了監獄行政的辦公機構、看守人員和獄警的宿舍外，犯人所居住的地方分為入監隊（剛轉入監獄者）、出監隊（快到期犯人，在那裡學習出獄后的生活）和十個中隊。
被判刑的犯人，只要不是立即執行的死刑，不論輕重，一般是先送到一監的入監隊。只在入監隊呆了幾天就被正式發往監獄了，由於是重刑犯（十年以上），我被留在一監，分在三中隊。這是個專門關押反革命的中隊，在清河塑料廠勞動。一監一共有十個中隊，九個男隊，一個女隊。
三中隊大約有一百三四十個犯人，分為三個小隊，我在三小隊。三中隊分住在兩個筒道，一二小隊佔一個，三小隊與保全組、小報組（所謂「小報」是由監獄方面主持，犯人編纂的《勞改通訊》）以及雜務組（管各種雜事如清潔衛生、監規紀律的犯人）共住一個筒道。
我在網上搜索到兩幅照片，題為「民國時期的北京監獄」，有的題為北京的「二監」。我看就是「北京第一模範監獄」，也就是解放后的一監。
圖片是全景，從高處俯瞰，各筒道成放射形排列，中間空地就是「三角院」，有樹有草，還有水龍頭，洗衣服的水池子。
圖片是某個筒道，拍攝角度是從筒道底部（筒道底部封口處還是一間小房）向中心圓廳。如果我住的就是這個筒道的話，我所待的監房就是痰桶之側的那一間，對面就是上面說的保全組，保全組的里側就是小報組。
三中隊工作的車間是壓制塑料涼鞋的，車間大門與一、二小隊住的筒道相連。車間只要開工就是二十四小時三班倒，三個小隊輪著轉。早班是上午六點至中午兩點；中班是兩點到晚上十點，夜班是夜裡十點到第二天六點，與社會上一樣。一監地處宣武區，那時北京是分區輪流停電，宣武區是星期四停電，所以塑料廠也是星期四休息。
三中隊是反革命中隊，照通行說法，這個隊里都是「政治犯」。毛澤東定義政治時說，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鬥爭，「反革命」在大家心目中也就是代表反動階級的，那麼反革命是政治犯，也是順理成章的。
星期四包餃子吃
進了監獄不僅斷絕了自由，以往事業也一筆勾銷，家屬也見不到了，萬念俱灰，人類的樂趣只留下吃了。
星期四，監獄怕休息日犯人無事生非，就給找點事干，那天多吃餃子。面、菜、餡發到每組，由組內人自己包，包好了用床板搭到廚房去煮。星期四又是接見日，農村犯人因為家裡有孩子來看，往往會端上剛剛煮熟的餃子給孩子吃，弄得農村的犯人家屬以為一監老吃餃子，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
在一監兩年的冬天里，我深感食物熱量的差別及其對身體的影響。因為監室內沒有取暖設備。晚上睡覺要把能禦寒的衣褲都壓在身上。如果晚飯是饅頭，睡覺時就覺得暖和許多；如果主食是饅頭，菜是炸橡皮魚（1977年北京常賣橡皮魚，北京人不認識這種魚，也不知道怎麼吃。廚師就拿來炸，簡單省事），簡直是火上澆油，一晚上都會熱得睡不著。
在一監是管飽的，窩頭按定量是每人兩個，實際上，往往還有吃不了的又拿回去的。犯人還常常把窩頭切成片（在車間幹活時有修塑料涼鞋用的小刀），放在注塑機的機筒上烤，外面用鞋箱厚紙扣上保溫，機筒溫度一百二三十℃，烤不煳，兩個小時以後，烤得焦黃酥脆，用以作零食。這大約是犯人能保留的僅有的飲食樂趣，還常常被禁止。
有勞動力、又從事勞動的犯人按規定每月有兩塊五毛的收入，用以購買牙膏牙刷肥皂。城裡人拿這點錢不當回事，而農村人捨不得用，給家裡攥著，年底寄回去。那時北京郊區許多生產隊的農民幹了一年活，年底分紅，拿不到錢，有的還欠生產隊的錢。
號內人物掃描
三個執行員
我所在的三中隊三小隊，監室中有兩個「監齡」最長的老號，一個是執行員（犯人中的小頭目）劉永志。大約有六十來歲，1948年就被關起來了，1976年還沒有到期，已經蹲了28年大牢。他是個反革命殺人犯，其實「反革命」有點勉強，他的犯罪動機可能就是圖財害命。那還是1940年代，他與父親在平谷給一個老闆打工，為貪圖財物，父子倆把老闆殺了。這個在監獄中過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已經與監獄生活合二為一了。在監獄中，他從沒有不自由和彆扭的感覺。
通常，他一語不發，只盯著別人，只要發現與監獄氛圍不和諧音的，立馬就會制止，或者彙報。比如人家談到老婆孩子，他就會制止：「嗨！說點別的，這不利於改造！」談吃談喝談女人是監獄中永恆的主題，人家一說到吃，他馬上就會嚴厲質問：「監獄吃得不好嗎？我覺得比我小時候在家吃的好多啦！」他心中只有監獄這一本詞典，一開口就是監獄語言，其詞彙不能溢出監獄詞典之外，別的話不會說，別的詞也沒有。
我初到這個監室就感覺到，這個人無知又討厭，你不招他，他會管你，而且無事不管；幸虧他快到期了，很快就離開三中隊，到了出監隊，我們才逃脫了一場惡夢。
另一個執行員叫董清旻，他年輕，才三十來歲，為人精細，手也巧，經常做點小東西，寫美術字。長得有點女相，彷彿明代仕女圖上的人物，很文氣。他也是「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他認罪，每開會發言必然聯繫自己的罪行，批判一通。他的口頭禪是「老想出去，出去幹什麼？裡外還不是一樣」。
在監室中，董清旻是個抹稀泥的角色，比如劉永志挑毛病，他往往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劉永志出監后，換了木匠馬宜來替劉，馬宜也是個忠厚人，從此監室的氣氛好多了。我在這裏呆了兩年，始終沒有感到特別受壓抑，與董、馬這兩個執行員有很大關係。
董清旻1979年平反。出監后，從文字學家康殷學習篆刻，給旅遊中國的外國人刻章。後到日本謀生了，最初也是篆刻，開個小店，後來連家屬也接了去，做起了買賣，十多年前入了日籍。回來探親，有時還到我家坐一坐，我們談起一監往事，恍若前塵。
馬宜是個極為靈巧的木匠，三十多歲，可是乍看，簡直就像五十多歲的。門牙也沒了，臉上能打褶子的地方也都打了褶子，滿面風塵，一臉滄桑。他是因為參与武鬥，又有點反動言論才被判了八年。像他這樣輕刑犯也被留在一監，大約與他會木工有關。
看守很相信他，給他單開了一個木工室，地點就在我們所住筒道的頂端。小屋裡擺滿了斧子、砍刀、鋸子、刨子等，三中隊大約只有他才能單獨掌握使用這些工具。馬宜手藝心思與他的粗陋相貌成反比，還能給隊長干點私活，如打把椅子，修修立櫃等。他還會做樂器。三中隊有個能作曲並能擔任樂隊指揮的人，名叫馬貴峰。政府叫他組織了一個樂隊，領導大家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紅歌」）。這個樂隊除了董清旻自備琵琶，還有三四把小提琴和監獄原有的鑼、鑔、鼓之外，其他二三十個人的樂器都是馬宜做的。包括中提琴、大提琴、貝司，二胡、四胡、月琴，各種笛子、嗩吶等。
他也把監獄當成家，也許在外面他沒有任何親人了。馬宜是憑著自己的能力和憨厚在幹部中留下好印象的，這一點與劉永志不同。
同監室的另外幾位
「監齡」長的老號除了劉永志之外，還有一個是雜務張貴。他是個近郊的農民，四方臉，頭很大、頭頂全禿，1950年就進來了，到1976年也快六十了，牙快掉光了。吃窩頭時都是把窩頭碾碎了，泡在菜湯里然後灌入口中慢慢用牙床子咀嚼。他上過幾年學，當過一年國民黨青年軍。
張貴也是監獄坐久了，好像不覺得是在監獄，平常一副散淡的樣子，很難看出他是犯人。張貴談自己的經歷也很坦然，似乎不覺得那些就是苦難。徐連生很愛學她的女兒數年前一次接見時說的話「爸，我和我媽就跟我叔一塊過了」。張貴聽了也就憨厚地笑一笑：「反正肥水沒流外人田。」惹得滿屋子人大笑。
挨著張貴的是個工人，名叫劉義山。他是石油部門的建設工人，專門建設煉油廠、石化基地等工程。他沉默寡言，只要閑著，他總是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炕頭寫。我問他寫什麼，他回答：「就是練字，旁邊有什麼就照著寫什麼。有報紙就抄報紙，有毛選就抄毛選。」這也是一怪。後來才漸漸知道他的案子在當時是個「驚天大案」，不僅轟動北京，而且形成中央文件，舉國皆知。
劉義山在湖南一個基地搞基建時，得到一本手抄本的小說《第二次握手》。他沒事就抄這本小說，後來轉到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現今叫燕山石油化工廠）搞基建，他就把這本手抄小說帶到北京。從此這本小說就在北京流傳。后被北新橋街道一個「小腳偵緝隊」的老太太發現了，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上報到北京市委，最後送到主管意識形態的姚文元那裡。姚文元批示說「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還寫了與外國的關係，如寫了吳健雄。這不是一般的壞書，也決不是工人能搞出來的」。
筒道的幾位雜務
除了這些人外，每天與我們打交道的還有本筒道的雜務。雜務也是三班倒，一共三人，除了張貴外，另外兩個姓張與姓孫。
姓張的外號叫「大了」，不知誰給他起的。舊社會妓院男掌柜的俗稱「大了」（或稱大茶壺），因為娛樂業等處都是多事的場所，主持這種行業的人黑白兩道都得說得上話，吃得開，這樣才能化解各種矛盾衝突，平安喜樂地賺大錢，因而這個總管事的被稱為「大了」，含有讚美之意。這個人五十多歲，聽說「三反」「五反」時（1950年代初）就進來了。他嘴非常碎，經常嘮嘮叨叨，幾乎挑所有人的毛病，給人的印象非常壞。一些老號老拿他開心，讓人感到有些侮弄他的意思，但很少有人同情他。後來「大了」到期走了，人們才公正地說：「大了，人不壞。他很少給人彙報。犯人在筒道出點事，到他那裡也就給『了』了。」
孫姓雜務，比「大了」更老，六十多了，花白頭髮，圓臉。他很有尊嚴地在筒道門口的凳子上一坐，不管犯人還是隊長從他前面過，他都是一動不動，穩穩地坐在那裡，很少管事。有時三個雜務張貴、大了、老孫都坐在雜務值班的筒道口，當看守從此路過時，老孫紋絲不動地，坐在那裡，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張貴就只抬抬屁股，而大了就會突然立起站得筆直，並向隊長獻媚地笑一笑，儘管他的笑容很難看。後來才知道，老孫在進監獄前原是個部長級的幹部，老革命，山東人。「文革」初期抄家，抄出了他的日記，日記中議論了他的老鄉江青、康生，便被抓了起來。經過當時的軍管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
他為人耿直，在監獄中還堅持一點個人尊嚴，他與幹部很少說話，跟犯人話很多，我新進監的與他尚不相熟，有一次他還問我，《水滸傳》中的李逵是不是監獄里的雜務啊？我回答他說：「李逵是個小牢子。相當於幹部中的小隊長。李逵還能外出跟人賭錢，同宋大哥一起到潯陽樓上喝酒吃魚呢？您能嗎？」他笑起來：「我和李大哥還是不能相比。」
老孫還是蹲滿了八年的，粉碎「四人幫」不久，他也到期了，轉到出監隊。我平反之後在報上看到他的消息，他不僅平反，還官複原職，後來好像又進了全國科協的領導班子。大約于上世紀90年代去世。老孫是個好老頭。
保全工徐連生與李聘偉
「清河」是北京犯人勞動場所的總名。我所在的是「清河塑料廠」，生產塑料涼鞋。我被分配在3號卧式機上工作，我接一小隊的班，二小隊接我的班，三班倒，因為注塑機一開動就沒法停，停了一定要把塑料使用乾淨，再啟動很麻煩，調好機筒溫度，需要較長的時間，耽誤生產。
我第一天上機台幹活，有點手足無措。壓制塑料涼鞋不是一個特別簡單的活。機筒的溫度低了，塑料沒有充分熔化，擠出的塑料疙疙瘩瘩，顏色也不一樣；溫度高了塑料煳了，便會有些煳點散落在鞋面上，很難看，成為廢品。塑料注進模具后，什麼時候開機取出也有學問，太早，鞋軟而燙，而且易於變形；晚了，鞋變硬了從模具上取不下來，這也是兩難。
我正感到特別尷尬時，同監室的徐連生來了。他是三小隊的保全工，負責機台維修和排除故障。他幫我設置好自動協調，壓鞋正常了。徐連生便坐在放置生產成品的工作台上考起我來。提的都是文學與詩詞上的問題，我很快一一回答了他，而且大大超過他的提問。他突然走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就我的回答去問保全工中的一位老號李聘偉去了。李是1958年划右，他讀過大學，因為坐牢久，讀書也多，文學與詩詞的知識自然要比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徐連生高許多，得到他的肯定后，徐連生回來了。對我說，您今後就是我師傅。這句本來是開玩笑的話，後來他還是常管我叫師傅，又說「我是小和尚，你是老和尚」（在監獄都被剃禿頭）。董清旻給我起了一個老夫子的綽號，徐也跟著叫我夫子。
徐連生比我只小六七歲。他十七歲就進了局子，十八歲被判二十年，在監獄里已經呆了近十年。
徐連生是門頭溝城子人，他從小好鬧，一到「文化大革命」，停課了，成了脫韁的野馬，攪亂社會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文革」中的哪個學生不攪亂社會秩序呢？可能徐連生又說了一些反動話，遂以反革命流氓罪被判處重刑。
徐連生雖小，但由於入監時間久，保全工活動範圍大，隊長對他不太計較，在三中隊他的活動能量是比較大的。他又與我同一監室，經常問我點問題，於是便到處替我宣揚，使我很快融入三中隊。
李聘偉在老號中間是比較有文化的一位，為人穩重，不害人，因而受到年輕犯人的尊重。比如徐連生有點事就找他商量。解放前李就高中畢業了，正在家遊盪時，北京解放，他報考了華北革命大學，後來參了軍，成了南下幹部，一直打到湖南。五十年代中複員回到北京，在化工廠做技術工作。反右中成了右派。
由於性格較好，社會經驗豐富，李聘偉在犯人中人緣不錯，看守覺得也可以接受。後來他也平反了，開工廠、辦公司、當老闆、賺錢，買了不少書。老了，他想到自己的經歷和近二十年監獄生活，感慨萬千。
來源：抽屜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