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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傅國涌：政府等於國家嗎？——章士釗與程滄波的筆戰
1933年4月，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理陳獨秀等「危害民國案」，起訴書列舉的罪名為「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並以文字為叛國宣傳」。無論陳獨秀的無罪自辯，還是章士釗律師義務做的無罪辯護都很精彩，經當時《申報》、《大公報》、《國聞周報》等各大報刊的報道而轟動一時，他們提出的「政府不等於國家」，「反對國民黨及其政府，並非反對國家」等觀點尤其有力，讓國民黨當局很是難堪。
4月14日上午在江寧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開審，55歲的陳獨秀踏上法庭時，記者發現他「兩鬢已斑，須長寸許」，但「面色紅潤，已無病容」，而且「四周瞻顧，態度自若」。當審判長問他：「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他回答：「這是事實，不否認。至於理由，可以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只知集中金錢，存放于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只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開庭，旁聽者人滿為患，有些是從上海、無錫、鎮江各地趕來的，法庭無地可容，門外擠滿了人。等檢察官控告完畢已是下午一點四十五分，陳獨秀當庭抗辯：「檢察官論告，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他的書面辯訴狀說得很清楚，國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所謂亡國是指外族入據其土地、人民和主權，本國某一黨派推翻某一黨派的政權而代之，不能說是「亡國」，所以「危害民國」不成立。民國之所以叫民國，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國，以別於專制君主國。所謂「叛國」，刑法上有具體說明，即平時外患罪、戰時外患罪、泄露機密罪。如果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那又何必屏棄法國路易十六的「朕即國家」說。如果說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的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就是「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國民黨也曾「叛國」矣。
他指斥——「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理民權；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視自己為諸葛亮與伊尹；斥人民為阿斗與太甲。日本帝國主義方挾『武力征服』政策對待吾國，同時國民黨政府亦挾同樣態度以臨吾民。」他表示自己力爭的只是體現民主共和國實質的人民自由權利，力爭的是實現普選的國民立憲會議，力爭的是民主制擴大到歷史的最高階段。現在和將來，他本人都沒有篡奪民國為「黨國」的企圖，「試問誰為『危害民國』？」
他進一步反駁，如果說人民發言反對政府或政府中某個人，就是有罪，那麼兩千年前周厲王有監謗之巫，秦始皇有巷議之禁、偶語之刑，漢武帝更有腹誹之罰，那時當然沒有言論自由。20世紀的民主共和國，似乎不應該有這樣的怪現象。如果認為宣傳共產主義就是「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就是「危害民國」，歐洲中世紀專橫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異教徒、科學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豈不是重見於今日的民國，那不是正好證明日本人所謂的「中國非近代國家」之說不是污衊嗎？
接著，仗義而來的章士釗起立為陳獨秀辯護，雄辯滔滔，長達53分鐘。他指出，本案首先當區分言論與行為，「以言論反對，或攻擊政府，無論何國，均不為罪。」即使是應付緊急狀態的特別法規，也未見這樣的規定，所以起訴書的指控，「無中無西，無通無別，一切無據」。反對或攻擊政府，進一步推翻或顛覆之，這是行為。即便指控陳獨秀主張暴動，「既未越言論或理想一步」，與緊急治罪法上的「行為」含義迥然不同，以行為而論，斷無科罪之理。何況國家與主持國家的機關（即政府）或人物，屬於截然不同的範疇，如果說以言論攻擊機關和人物就是危及國家，「于邏輯無取，即於法理不當」。民國的主權在民，復辟國體才是叛國，才是危害。否則，不論對於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黨，有何抨擊，都是正常的，只有半開化的國家才會以此「臨之於刑」。
當章士釗辯護時說，陳獨秀早已被共產黨所開除，實際上是與「國民黨最前線之敵人為敵」，說他「與國民黨取犄角之勢」也無不可。這當然是律師有意做的有利於他的辯護。但陳獨秀當庭聲明，章律師的意見是他從法理上說的，與他本人的政治觀點不符。
陳獨秀、章士釗的辯護，「政府不等於國家」等觀點通過大江南北各新聞媒體廣為流傳，章士釗旁徵博引、洋洋萬言的辯詞，文采斐然，受到讀者的注目。各地報紙論壇上出現了與他唱和的聲音。就在這個時候，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留學歸來、擔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不久的程滄波站了出來，在4月26日的《中央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陳獨秀及章士釗》，從「現行法律」出發反駁陳、章，儼然「法家」姿態。文章指出，「律師不能離現行法律條文而談法理」，認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國民黨與國家之關係」，身為律師，「應知今日中國現行之根本大法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該約法第三十條規定：
「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行使中央統治權。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行使之。「
國家的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權，統治權就是主權的「動的狀態」，「今日中國之國民黨，在法律上既為行使中央統治權之團體，則按之『國家為行使統治權之團體』之原則，國民黨至少在現行法律上，在現存制度下，即是國家。國民黨此種資格，由法律所賦予，由事實所造成。訓政時期約法未經合法廢止以前，反對並圖謀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反對並圖謀顛覆國家，即為危害民國，亦即為叛國。」
他接著指出，今日為統一共和國，與蘇維埃的國體根本不同，「陳獨秀自認推翻國民黨及其政府後將建立蘇維埃制度。則與鄭孝胥等迎立溥儀，同為變更國體，同稱叛國。而決非更易政府一語所可輕輕文飾。」「中國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許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何謂「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長副院長之產生，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條）中國現政府之推翻，必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選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圖推翻政府者，即為違法。」
程滄波文章發表的當天下午，陳獨秀以所謂「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刑13年（經上訴，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終審改判為8年）。
5月4日，章士釗在上海影響最大的老報紙《申報》上發表《國民黨與國家》一文，反駁程滄波。他發現程所引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條與原文不同，原文為：「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會議，行使中央統治權。」「代表國民會議」是本條的眉目，貿然將「國民會議」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權與統治權不能混為一談，在英語中對應的也是不同的詞。即便是「訓政時期約法」第一章也標舉主權屬於全體國民，由國民會議行使，豈能在國民會議之外談國家主權？既然承認國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權，又怎麼可能得出「黨即國家」的結論，豈非矛盾？更令他吃驚的是，程明明說民主國家主權寄予全民，「則以主權論，全民者國家也，國民黨不過全民中一小小分子，烏得謬居其名」。說白了，不過是國民黨專政。國民黨專政，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正是它們的相同之處。當事人陳獨秀倡言推翻國民黨，並非危害民國，充其量只是布達未來的政治理想，無背于近世立憲國的通則。
章遊學英國，曾受教於著名憲法學家戴雪，程更是英國教育背景。兩人在筆戰時都搬出西方法理，列舉英、美等國的例證。只是程站在國民黨的立場，為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辯護。
5月7日，程滄波又在《中央日報》發表《再論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章士釗》，對章的反駁一一進行辯駁，沒有說出多少新意，無非一再重申國民黨就是國家，還聲稱這是「民意」所賦予的。章士釗沒有再作回應。國民黨當局因此大為得意，程滄波也因此在國民黨內文名大盛，陳布雷在杭州連夜寫信給他，說自己「為之喜而不寐」。連蔣介石身邊的大紅人、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也專門自南昌給他發來賀電。
當年5月1日胡政之創辦的《國聞周報》第10卷第17期發表了一篇詳盡的《陳獨秀案開審記》。陳獨秀本人的辯訴狀當時也有一種14頁的單行本流傳，後面還有「獨秀」的簽名。亞東圖書館當年出版的《陳案書狀匯錄》，共102頁，收入了起訴書、判決書、陳獨秀的自辯詞、章士釗的辯護詞、程滄波對他們辯詞的反駁、章士釗回應程滄波的文章等。此書汪原放經手付排、付印，他記得印了一千冊，有些大學的法學專業馬上將此書作為參考書。這些都為歷史留下了忠實的記錄。
作者文集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