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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章小舟：由哈薩克政局看中國民主化問題
作者： 章小舟
哈薩克近期爆發的民眾抗爭、權力爭鬥以及中共、普京兩大專制巨頭對哈薩克當局暴力鎮壓民眾之行徑的不同方式的支持，使筆者對哈薩克政局高度關注。筆者非常希望哈薩克的民主力量能夠壯大，驅滅國內外專制勢力，崛起成為中亞民主大國。但是，從民主化角度客觀分析，筆者對長期披著民主外衣但實由該國前體制內既得利益勢力牢控、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經濟獨立性較差且對中俄的經濟依賴性極強、缺少地緣政治優勢（夾在中共政權與普京政權兩大專制巨頭之間、且因與北約集團和主要民主國家的地理距離甚遠而難得有力外援）、民主維權力量至少受到中俄哈三國專制勢力的聯合絞殺的哈薩克的民主化前景無法樂觀。
由於筆者對哈國政局了解有限，加之筆者念茲在茲、夙夜憂思的乃是吾國吾胞，而且哈國政局與大陸政局頗多相似之處，因此，本文主要藉由哈國政局思考中國民主化的有關問題。
首先，筆者認為，中國民主化之路應力求避免重蹈哈國三十年以來的政治軌跡。
長期以來，多數中國民主維權人士一直以蘇共的下台與謝幕作為中共未來命運的重要參照和論據，亦不可避免地、有意無意地在不同程度上產生了「盼中共如蘇共」的政治願景與訴求。
然而，蘇共的下台與謝幕方式真的適合中共與中國嗎？
蘇共固然下台與謝幕，可是，蘇共絕大部分人的實力、財富並未損失分毫，而且不少人還憑著前蘇聯時期的背景與積累進一步攫取了權勢和財富，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就是一個絕好例證。大批前蘇共官吏在沒有蘇共的時期只是「搖身一變」，就成為新黨領袖和所謂的「民主先驅」，在新的標籤下實行舊的統治。在由前蘇聯分裂而出的各國的專制獨裁者中，除了被國際輿論稱為「新沙皇」的普京，實控哈薩克達31年之久的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以及現總統卡•托卡耶夫，統治白俄羅斯達27年之久的亞歷山大•格里戈里耶維奇•盧卡申科，掌馭烏茲別克亦達27年之久、且執政至死的伊斯蘭•卡里莫夫以及現任總統沙夫卡特•米爾濟約耶夫，因貪腐、親俄、戮民等倒行逆施而引發了「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烏克蘭革命）」的烏克蘭前總統維克多•費奧多羅維奇•亞努科維奇，均在蘇共時期擔任黨政軍經教等領域的要職，是如假包換的既得利益頭目，在不同層面負有不同程度的原罪。
可惜，在蘇共謝幕後，這些舊官僚不僅未受任何懲處，還猶如清末漢族官僚那般，只是招牌一換、官印一改、官文稍變，便繼續主導政局，連剪辮子理頭髮都免了，仍然出任高官乃至佔據最高政治職位，下屬就是舊部，貪腐照常進行，戀棧更甚往昔，瑞士賬戶無恙，揮霍奢侈依舊，二奶擴為三奶，在沒有共產黨和共產黨式微的時期繼續專制統治。
以哈薩克的獨裁者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為例，其人在蘇共時期仕途頗順，從大學畢業到位居哈薩克共產黨之首，只不過用了24年：第一個12年（1967-1979），是從大學畢業到位列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中；第二個12年（1979-1991），從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升為第一書記。由此足見，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對於蘇共專制極權體制具有超乎尋常的適應性和認同度。對哈國而言，更不幸的是，他並沒有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政治良知和人格操守，而是如同習近平、金正恩、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普京、卡斯特羅、朴正熙、全斗煥、馬科斯、波爾布特、敏昂萊那樣的權力狂、野心家。關於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侵犯人權、壓制異議、堅持專制等報道與批評，非自近年而始，很早便見諸哈國媒體以及國際媒體。
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之所以能夠在哈國民主軀殼下以「借屍還魂」方式成功實現「后共產黨」式的統治，除了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自身的獨裁意志與專制手段，還在於哈國在蘇聯解體過程以及此後基本未曾將「轉型正義」落到實處，導致負有原罪的前體制內既得利益勢力繼續執政，專制陰霾依舊瀰漫朝野，憲法關於民主權利的規定基本淪為一紙空文，惡法層出不窮，唯一不同於獨立之前的是，如今披上了殘破不堪的民主外衣。
維基百科「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詞條稱：「自獨立以來，哈薩克沒有舉行任何被認為是自由或公平的選舉」。自哈國獨立以來，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在歷次「選舉」中的投票支持率只有一次為81.00%，其餘均在90%以上。這樣的「選舉成就」，是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所領導的哈薩克的執政黨和最大的政黨「祖國之光」人民民主黨背後支持與運作的結果。雖然該黨有著多次改組的經歷，並消隱了共產意識形態，卻聚集了來自哈國前體制內和前共產黨的龐大的既得利益勢力，而且發展成為一個基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威權政黨。就該黨發展歷程和現狀而言，與其說該黨放棄了共產極權思想，還不如說該黨為專制主義的立黨根基剔除了部分共產元素和外衣，又進行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包裝。
中亞問題學者瑪莎•布瑞爾•奧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指出，在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任總統期間，對其及其圈子的腐敗和偏袒指控不斷上升，批評者說，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政府像一個家族系統。這說明，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專制寶座背後有著權勢與財富均不可小覷的政治勢力和家族勢力。那麼，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背後勢力究竟多大？也許，我們通過另外兩個關於哈國「議會」的事實能夠略窺一斑。據《紐約客》報道，1999年，瑞士銀行業官員在一個顯然屬於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賬戶中發現了8500萬美元，而這筆錢本應屬於哈薩克財政部。事發之後，納扎爾巴耶夫成功地推動了一項議會法案，授予他法律豁免權，並通過另一項旨在使洗錢合法化的議案，批評者與抗爭者固然憤怒，但徒喚奈何。此外，2007年5月，哈薩克議會批准的一項憲法修正案，系專為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量身定製」，只允許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按其意願進行多次連任，但不適用於下一位總統。要知道，這種與帝王權力無大差別的終生執政之「待遇」，可是權欲熾烈、帝夢縈繞的習近平垂涎已久、費盡心力、長期苦鬥卻似乎仍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在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無限連任彷彿唾手可得。所以，也難怪對其獨裁大權艷羡不已的習近平會於2019年授其「友誼勳章」，並「愛屋及烏」地於2022年1月7日向其繼任者托卡耶夫致信討好，表示力挺哈國政權與俄軍鎮壓民眾的「顏色革命」。以上兩個關於哈國「議會」的事實充分表明，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對所謂「議會」的掌控「水平」，和中共對名為「最高權力機關」「最高立法機關」、被吹為政體所倚、國體所系而實為「橡皮圖章」的全國人大的玩弄「檔次」，確實難分高下。於此亦可見，支持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背後勢力對本國國運的操控力度、集權程度、專制級別，亦當不輸于中共。
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背後勢力的龐大，不僅體現為對權力要津的牢控，還體現在對哈國民間的批評之聲與抗爭力量的等方面。哈國《共和國報》（Respublika）2002年有報道，稱納扎爾巴耶夫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秘密將10億美元的國家石油收入藏入其瑞士銀行賬戶。隨後，該報辦公室外面出現了一隻被斬首的狗，並附有恐嚇語：「不會有下一次」。而狗的頭部，后出現於該報編輯伊琳娜•彼得羅什娃（Irina Petrushova）的公寓外面，亦附有相似的語言：「不會有最後一次」。更為恐怖的是，這家報紙還遭受了燃燒彈襲擊。由此可見，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專制勢力遍布全國各地，對社會輿論和各個階層的民眾進行嚴密監控，一旦發現反抗跡象，會在第一時間派人進行打壓。而且，從威脅《共和國報》編輯的血腥、恐怖、暴力的黑幫式手法來看，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勢力顯然貫通了黑白兩道。這與前蘇聯和中共打壓民間異議、抗爭力量的勢力構成和手法基本無別，皆屬國家恐怖主義範疇，充分體現了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勢力的強橫，以及哈國前體制內勢力在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獨裁時代已然赤裸裸黑幫化的黑暗現實。
此外，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親屬、親信均在哈國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傳媒、娛樂等各個領域呼風喚雨，網羅、糾集各方勢力，共同服務於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獨裁統治。例如，哈薩克現總統卡•托卡耶夫便是長期追隨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重要親信，曾任外交部長、總理、議長等要職。通過對其政治履歷、重要政治觀點以及當下親近中俄、推行鐵血鎮壓路線等信息的分析，可見此人是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的專制理念的「理想」傳人。即便此人會因集權等因素而展開打壓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勢力的權力鬥爭，也不會改變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與其共同苦心經營半生的專制體制。
對哈薩克的今昔政局和相關的政治人物進行了上述梳理與分析，現在，讓我們回到本節的分析目的：哈國三十年來的政局，顯然不應成為渴望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人們的目標。哈國共產黨在哈國獨立后重建，雖然日漸式微，但是，哈國前共產黨與前體制內的龐大的既得利益勢力通過組建其他黨派得以重聚，繼續控制政治中樞與權力要津，從而更好地保護和擴大其既得利益，讓專制主義獲得了改頭換面的續命機會，使專制者在「民主」外衣包裝下建立了充分的執政合法性，一如從前或變本加厲地堅持獨裁、拒絕民主、與民爭利、打壓人權。哈國獨立之後的轉型歸於徹底失敗，當成為未來中國去共轉型之路的鏡鑒。
來源：議報
作者： 章小舟
在中國歷史上，亦曾有一次未獲成功但最為接近民主中國目標的重大轉型，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的先天性不足在於，雖然以有限的革命力量和悲壯的犧牲精神迫使清帝退位，但是，因沒有足夠的力量，只能向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滿清舊官僚集團妥協，無法主導「轉型正義」，以至於滿清專制勢力或改頭換面重新登台，或潛伏下來覬覦一隅，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把持了新生的中華民國的重要領域和大片疆土，導致了軍閥混戰、管治不力、思想混亂、邪說橫行、民主不興、民權不彰等嚴重問題，在政治、輿論、思想等層面為蘇俄勢力的滲透、共產邪說的傳播和共產組織的建立創造了溫床與良機。儘管孫中山先生以及其政治繼承者在「辛亥革命」後繼續奮鬥十幾年才打敗滿清遺留的北洋軍閥，初步主導了政局，但此時中共的思想、組織已然在神州紮根，中華民族劫數已定，只是靠著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繼承者的堅韌努力，將這一劫數推遲了二十年而已。
哈薩克的轉型失敗，以及「辛亥革命」轉型成果的大部喪失（保留下來的，目前在大陸主要是「辛亥精神」「三民主義」等思想理論層面的財富；在台灣雖有國體傳留、制度傳承，無奈台灣已在國族認同等方面與大陸漸行漸遠），均是未來中國「去共」博弈和民主轉型的重要殷鑒。如果大陸民主維權力量不足以全面而有力地主導民主轉型，過分依賴國際大勢的助推、中共內部分裂與鬥爭、中共高層的「反戈一擊」等因素的成全，那麼，就算中共謝幕，也未必等於民主中國的啟幕，很可能迎來一個放大版的哈薩克，一個無共產黨之名而存共產黨之實的專制大牢，或者，一個共產黨式微但反民主勢力猖獗如舊的獨裁帝國。
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與其在「去共」之路上急於求成、拔苗助長，不如沉潛身心、著眼民間，埋頭進行雖然見效緩慢但是不失為穩健對策、踏實方向、可靠路徑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啟蒙和民主維權力量的積累，將中國民主維權力量發展壯大，一步一個腳印地朝著徹底主導民主轉型和轉型正義的目標堅韌邁進。
其次，局部地區的分裂與獨立，和民主化進程與結果沒有必然關聯。
在華人民主維權界，一種觀點比較流行，即，認為中國未來應該分裂，將地域意義上的「大一統」思想視為民主化進程的重大阻力，並認為分裂能夠促進分裂后的地區或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在推特中文圈和YouTube，不少分裂主義者還在假設中國未來必然分裂的基礎上，煞有介事地制定了從中國分裂而出的「各國」的國旗、憲法、獨立戰略、過渡政策等。筆者無法苟同如此觀點。
以哈薩克為例，從前蘇聯分裂獨立后，不僅未出現多少民主化契機，反而給前體制內既得利益團伙創造了大肆宣揚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並藉此加強專制統治、自立為王的條件。進一步說，由於前蘇聯分裂之前依舊是專制勢力佔據主導，因此，分裂之後的多數國家依舊長期被前共產黨專制勢力把持，民主氣象淡薄，民主進程趨零。
再如，伊斯蘭世界的某些小國，不僅面積不大、還多次分裂，但從未出現民主氣象，始終被專制勢力盤踞。
相反，自獨立之後便不斷開疆拓土的美國，並沒有因為「地域大一統」而導致專制崛起，反而因為民主維權力量強大、民主制度基礎堅實、疆域廣大、資源豐富、人口適宜而促進國力提升和國民富裕，進一步夯實和完善了民主制度。
最後，對比分析如今大陸與哈薩克獨立之前的相關情況，不難發現，中共既得利益團伙的貪腐程度、地方勢力的龐大程度、中共某些群體和個人的人權罪責的深重程度、體制內道德淪喪的總體程度、對民眾的欺騙愚弄程度，相較哈國當年，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如果未來中國在專制既得利益團伙主導下分裂，那麼，分裂而成的各國專制勢力為了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為了坐穩統治寶座，為了免受民眾追責，為了繼續愚弄民眾，恐怕只能是比哈薩克三十年來更為專制獨裁。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轉型的結果，主要取決於該國或該地區的主導民主轉型的力量是否足夠強大，以及是否有力推動了民主轉型，是否充分實現了轉型正義。若是某國的民主維權力量不夠強大、無法力推民主轉型，很可能重蹈前蘇聯之覆轍，分裂而成的大部分國家依舊被前體制內的既得利益團伙把控，繼續進行專制統治。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任何民主維權力量、專制勢力遍布朝野，那麼，該國即便分裂成無數碎片，也不過是歷代專制國家「合久必分」的權力分贓鬧劇的重演而已，與「民主化」進程沒有分毫關係。
而且，今日中國大陸早已不同小農經濟佔據主導的古代中國，各地、各階層已被交通、物流、電商等高科技成果以及跛足式市場經濟、普通話、民族文化認同感（尤其是對漢族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精華的認同感）高度關聯與整合。倘若國家分裂，會給大多數國人帶來各種生活不便、精神挫折乃至經濟損失，絕對不得民心，不可能像古代中國那樣僅憑「兵強馬壯」、跑馬圈地、城頭易幟等簡易的硬性方式就可建立新國。
結語：
哈薩克自獨立之後的政局狀況充分證明，如果中國民主維權力量不夠強大，不能有力主導民主轉型、無法充分實現轉型正義，過分依賴國際助力、中共內訌與自變等外因促成「去共」與轉型，那麼，恐怕很難不重蹈哈國轉型失敗之覆轍，亦不易擺脫類似於「辛亥革命」那樣的轉型成果大部喪失的殷鑒。
只有當中國民主維權力量足夠強大，足以在中國民主轉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確保轉型正義的充分實現，才能有效保障民主轉型的成果，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有力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使未來民主中國崛起成為一個民主統一的東方美利堅，東亞大陸的堅強民主堡壘，公民護照免簽全球、各國民眾樂於移民的幸福大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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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