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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吳國光-繁榮帶來抗議：經濟成功與政治不滿的周期性困境
作者： 吳國光
繁榮帶來抗議：經濟成功與政治不滿的周期性困境1
中國在從1911年到2011年的一個世紀之中充滿了改革、叛亂和革命，儘管在這百年裡，統治中國的不同政權，從晚清王朝到民族主義的國民黨政權，從毛澤東的政治恐怖到后毛時代轉行資本主義之實的共產黨政權，全都為了其各自所界定的所謂國家利益，強調國家統一、社會控制與政治穩定的重要性。2一般認為，叛亂與革命的發生，是源於晚清以來中國所遭受的貧困與停滯。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們的一個標準看法，就是在持續鼓吹國家富強之時，強調他們所理解的貧弱中國和因此而來的現代化動因之間的種種聯繫。3共產黨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闡釋（如今已經成為當今官方觀點或主流敘事，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在中國人的觀念里代替了其它闡釋）強調，1949年之前的中國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人民飽受經濟貧困、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的苦難，國家則遭到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肆意欺辱。4無論在本土中國還是在海外，人們所廣為接受的當年中國的標準圖景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中敗於大英帝國，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中國持續處於貧窮、停滯和保守狀態。對那些不認為毛有效地解決過貧困問題的人來說，這種狀態甚至一直延續到1979年；儘管毛時代在意識形態上是激進的，但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是極權的。5是中國落後的經濟狀況孕育了持續不斷的叛亂和革命——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甚少遭到質疑。
本文對上述傳統觀點提出挑戰，並對有關中國革命的物質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解讀提出質疑。本文首先展示，中國在20世紀初期曾經確實取得了實質性的（儘管是不均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以重新發現這段被遺忘的繁榮為基礎，本文重新審視了經濟狀況與社會不滿及政治抗議之間的關聯。結果發現，雖然物質落後和經濟停滯常常引發中國民眾造反，但在國家整體經濟表現良好、各種西化改革措施順利推行、社會走向現代化之時，政治不滿同樣會急劇並大規模增加。本文認為，中國對現代化的追尋，一直受困於經濟繁榮與社會抗議之間的張力。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有過三波周期性的由現代化努力所推動的經濟繁榮，但每一波的經濟成功都伴生著社會不安的加劇。因此，本文斷言，不僅物質的落後會導致政治不滿，而且，經濟增長和現代化——就像近代中國歷史上所取得的那樣——也同樣會推動政治不滿的高漲。
本文考察的重點，就是這三波現代化周期：始於社會危機，經過經濟繁榮，終於政治抗議。其中第一個周期始於晚清。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碰撞震驚了中國，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改革，最終結束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這個過程中的高光階段，在於慈禧太后的「新政」。「新政」在20世紀頭十年裡刺激了中國的工業投資與商業發展。這場經濟領域的單軌現代化推動了經濟繁榮，但並未能夠緩解社會衝突。於是，社會矛盾持續積累，形成了辛亥革命的社會基礎，中華民國由此建立。然後是第二個周期，同樣始於外國侵略與社會落後所帶來的危機。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代表，要求進行根本性政治制度變革的呼聲高漲，但這類努力全無成果。相反，穩固后的國民黨威權主義政權啟動了經濟建設的「南京新政」。日本入侵前的十年見證了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所說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年代」6，在這期間民族工商業迅猛發展，外國投資和國際貿易顯著增加。然而，這一進程走上了和慈禧新政一樣的「自我毀滅」之路：政府腐敗惡化，社會不滿加劇，都為1949年共產主義的全國勝利鋪好了道路。
當代中國看來又一次在重複這種循環。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繁榮，已經引發了巨大的社會怨憤和政治不滿——儘管或許還未到引發政治革命的地步。政府的腐敗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再次引起廣泛的政治不滿與民眾抗議。共產黨政權對此的態度與策略，與1900年代的慈禧和1930年代初期的蔣介石一樣，就是以經濟現代化與政治壓制相結合來達到維持政權合法性的目的。今天的中國領導層，儘管口頭上還在堅持馬列主義，這套主義百余年來都在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滅亡，但事實上卻正強力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然而，它小心地切開市場機制與政治民主的關聯，也切開市場機制與普通民眾藉以影響財富積累的全國分配的渠道之間的關聯。再一次，抗議不僅因貧困但更因繁榮而高漲，政治不滿不僅隨經濟停滯但更伴隨資本積累而增長。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中國，貧窮、落後與停滯固然誘發了社會動蕩，但經濟增長與物質進步，在中國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以其在歷史上出現的那種方式，一樣引發社會動蕩。這就是中國故事的另一面，即：國家繁榮、經濟增長和物質現代化是如何引發抗議，乃至把中國推入社會動亂與政治革命的呢？這日益要求學界的關注和解釋。國民經濟成就與國民政治不滿之間的這一悖論性關聯，成了妨害中國現代化的世紀難題。問題的癥結，並非如何選擇經濟增長策略的發展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平衡財富積累與社會正義的政治議題。研究顯示，中國富強的政治條件與政治後果之間總存在著內在矛盾：在所有三輪歷史周期中，經濟繁榮始終以威權式改革為政治前提，而威權式繁榮卻反過來加劇社會衝突。因此，中國現代化的瓶頸是政治的和制度的，而非物質的或發展的。
本文首先敘述這三輪始於改革、終於革命的現代化周期。對前兩輪現代化，重點凸顯那些被官方史學和傳統記憶所忽略的經濟成就，進而分析其在各自的具體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社會政治後果。第三波現代化的經濟成就已人所共知，因此重點討論社會方面。然後，本文轉向探討百年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總體政治條件，並展示政治的視角如何比物質主義的視角能夠更好地解釋中國歷史的百年軌跡。結論中，本文將就經濟發展與其政治支撐的關係而簡要闡述關乎歷史記憶的主旨。
從不情願的改革到辛亥革命：晚清的第一輪周期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歷史轉折點，敗於大英帝國的「中央王國」從此開始了對現代化的持續追求。7在五千年文明的歷史上，中國人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國家在物質財富、軍事實力和技術水平上遠遠落後于西方列強。這是一種痛苦而震撼人心的自我體認。按照標準的歷史敘事，正是這一震撼促使這個國家奮力重獲富強，並由此引發了一個世紀的革命與動蕩。8
這一觀點雖有其正確之處，卻未能道盡個中曲折。最起碼，它忽視了鴉片戰爭與辛亥革命之間長達七十年的時間跨度。七十年裡，幾代人過去了，許多社會經濟條件發生了變化，造反與改革更是重複出現。像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類的暴力動亂，絕不僅是對國內的貧困和階級壓迫的反抗，它們有著強烈的宗教與民族主義色彩。更重要的是，而後那些直接導向辛亥革命的動蕩是在這種變化了的條件下出現的，是政府主導的旨在推動經濟現代化的改革所促發的。換句話說，雖然貧困與壓迫確曾引發晚清中國的社會危機，但必須再次強調的是，現代化努力的最初進展和國民經濟的相應改善並未能夠療治社會不穩。相反，這些進步和改善常常喚起進一步的政治不滿，並最終孕育出革命的動力。在歷史發展的這條奇特軌道上，正如20世紀頭十年的各種事件所證明的，政府發起的改革經常扮演著一種矛盾的角色：它既推動了經濟繁榮，也促發了政治抗議。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后興起的「自強」運動（亦稱洋務運動），是晚清中國現代化追求的開端。這場運動致力於引進西方的軍事和工業技術，但拒斥西方工業的精神和政治因素。9經過滿漢統治精英內部的激烈辯論之後，現代化運動伸展進入經濟領域，洋務政治家們希望發展「官督商辦企業」來擴大中國的經濟基礎。10其中一些企業在航運、採礦等行業頗為成功，並使中國經濟在某些方面實現了最初的「現代化」。不過，只有在滿清統治的最後幾年，當慈禧太后雖然很遲但卻決定性地接受了變法思想之後，改革步伐才「非同尋常、出乎意料地」加快了。111898年，慈禧鎮壓了百日維新，牢牢樹立了她在帝國內部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權威與權力。與此同時，她認識到，由於落後並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犯，她的帝國深陷來自外部的威脅。她是從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中學到這一課的，當時她被迫帶著皇帝逃亡西安。從1902年1月慈禧返回北京到她1908年11月去世，清廷正式頒行「新政」，發布並貫徹了一系列鼓勵工業、貿易和鐵路發展的政策。在經濟制度方面，晚清政府多方推動私人工商業的合法化，包括在1903年設立商部，起草並頒布「獎勵公司章程」等。12
作者： 吳國光
變法的大潮席捲朝廷。正如費正清所說，隨著「現代」的到來，「1900年之後的中國天翻地覆」。13當然，變化主要出現在經濟領域。由此，商業發展了，最初的工業化也出現了。這些雖然不能讓整個中國經濟迅速「現代化」，但確實給中國的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帶來了繁榮和富裕。費正清進一步指出，這一時期的「增長在各主要省份最為強勁」，私人企業的成長壯大到了需要「在制度架構上表達出來」的程度。14與此同時，中國參与國際經濟的程度也與日俱增。粗略估算，此間中國經濟增長率之高相當驚人。15據研究20世紀早期中國的權威經濟史家羅斯基（Thomas Rawski）估算，中國的經濟增長事實上與1897至1931年間的日本不相上下16，中國也因此「決定性地突破了經濟演化的舊模式」。17而人所共知，上述時期日本經濟的表現可謂奇迹，其GNP在1900年為19億日元，到1920年已高達110億日元。18
中國這個時期的對外貿易也有迅猛增長。經濟史學家的研究顯示，那種認為對外貿易及外國投資只會對中國有害的看法，這時已經站不住了。相反，外貿「不僅對條約口岸、而且對內地農村的產出增長都有顯著的積極作用」。19從189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中，由於國際參与日益深化，中國進出口開始快速增長。20據海關總稅務司的數據顯示，有記載的貿易額（進口和凈出口）的價值，從1880年代後期年均20萬海關兩，增加到一戰期間年均超過100萬海關兩。21到1900年，棉紡織品取代鴉片成為中國第一大宗進口商品，佔到全部進口的40%。20世紀初中國的貿易結構也有了顯著的多樣化。出口方面，中國外銷絲綢、茶葉、大豆製品和棉紡織工業產品。221902—1914年，外國在華投資也翻了一倍。23
但是，隨著經濟現代化的進展，社會衝突也在增長，而並非如當局所期盼的那樣被馴順。新建項目經常引發政府與當地社區的對立，對立的勢頭可以蓋過官僚與商人的合作。尤其是被視為經濟進步與繁榮之關鍵的鐵路，其建設在許多地方都激起了社會騷動。24族群衝突亦明顯加劇；現代化開始喚醒佔中國人口絕大部分的漢人的民族意識，相應增加了他們對滿族統治者的不滿。然而，在解決這些衝突上，晚清的政治制度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1900年代的慈禧新政涉及教育、軍事和行政等多方面，包括在中央政府設立現代的部，在各省組建咨議局（1908年）、甚至計劃在北京召開國會。25雖然各省的咨議局鼓勵了地方、社會與漢族的政治參与，但總體來說，變法的實施是「不情願的、斷斷續續的、並前後矛盾的」。26
更重要的是，伴隨上述新政舉措的是「試圖重新加強中央對各省的控制，並使權力集中於北京的一小群滿族權貴之手的種種努力」；而且，新政的目的「是挽救而非摧毀這個王朝」。27這便決定了新政在解決社會衝突時的無能。當經濟現代化加劇社會不滿時，帝國政權沒有採取相應的、根本性的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來應對。其所進行的有限的政治改革，其實與深遠的經濟改革一樣，旨在維持、甚至強化現存制度以保證滿族精英壟斷實際權力。歷史學家已經指出，正是這一情形引發了社會各階層的普遍不滿。可以說，政府的經濟改革增強了社會的力量，而強大了的社會力量卻決心要終結滿族的統治。新興反對力量的核心，不僅有各省諮議局的商人、新軍人物，還有各種秘密會社——後者既包含長期反抗「外來」滿族的民族鬥爭因素，也反映了當時農民們的苦難現實。28因此，孫中山革命勢力的崛起和辛亥革命的成功並非簡單地源於中國的經濟落後與民眾貧困，而是源於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初步成功所促發的種族衝突和社會動蕩。讓清帝國垮台的，也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所帶來的衝擊；相反，這一衝擊激發了改革，而改革甚至創造了繁榮，但是繁榮反過來激化了社會對政治束縛的怨憤。改革還進一步加劇了政治不滿，並強化了反對派組織抗議的社會政治力量。簡言之，改革和繁榮加深了危機，併為政治革命增加了動力。
從布爾喬亞繁榮到布爾什維克革命：民國的第二輪周期
辛亥革命未能突破上述困局。中華民國的歷史很大程度上重複了上述循環：從經濟進步，到社會衝突，再到革命——這一次是共產主義革命。當然，貧困依然是驅動農民革命的因素之一，但歷史的真相又絕非如此簡單、線性。日本入侵前的十年中，政府倡導的各項經濟現代化政策相當成功，1930年代的繁榮也令人印象深刻。這段繁榮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認識之中被隱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共產黨宣傳有意突出中國在1949年前的落後。本節的重點是從西方學術著作中汲取經濟數據，以糾正主流中國記錄中對這一時期經濟現代化進程的敘事，從而揭示孕育社會衝突和政治革命的背景。
白吉爾第一個明確提出，南京十年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年代」。她這樣寫道：「辛亥革命十年之後，即1920年代初，民族資本主義全面活躍起來，新一代的商人伴隨工業生產和對工薪勞動階層的剝削而誕生了」。29這個故事顯然有兩面：一面是經濟繁榮，另一面是階級對立；兩者攜手發展而共同指向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
據白吉爾研究，這一「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見證了經濟發展、迅速的城市化和中國對全球經濟的深度參与。30一戰後，中國產品湧入歐美市場，1919年上海口岸出口價值額比上一年增加幅度達30%。1917年以前，中國外貿總額增勢平緩，但此後五年增長迅猛，從1918年的10.4億兩白銀到1923年的16.7億兩，增幅達60%。白吉爾還指出，這一時期中國的貿易結構日益多樣化，且貿易逆差也在縮小。她由此認為，就外貿結構而言儘管中國仍顯示了不發達經濟體的特點，但「已不再是一個依附經濟體的貿易結構；毋寧說，它對應于現代國民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31「由於國內外兩重市場的需求刺激，生產擴大了」。32從1912到1920年，現代產業增長率達13.8%；此種快速增長步伐，只有到了1953至1957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才再次出現。33毫無疑義，這段時間出現了經濟繁榮，民國的「整個商圈」因此受惠。1914至1919年間，紗廠單位線球的平均利潤增長70%，同期錢莊利潤增長74%，重要企業的利潤增長了20倍，有些甚至達到50倍；股息高達30-40%，有時甚至達到90%。34
向稱謹慎的學者也承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成就「令人矚目」。35賀金思（Graham Hutchings）指出，這類經濟成就「包括鐵路、公路和電信的建設，還有學校和大學的創辦或改革」。36他認為：「政府日益強化的經濟干預雖時有腐敗，但造就了一批專業的管理精英。1928年收回關稅自主權，在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也終結了外國對海關稅收、鹽政管理和郵局的控制。『不平等條約』時代的終結尚需時日，但民國政府竭盡所能地在推動這一時刻早日到來。」37
即使對國民黨政權持較強批評態度的歷史學家，也同意說「民國歷史並不只是一段持有期，並非是經濟的全面停滯和政治體系的崩潰。相反，現代都市因素的聚合增長為1949年之後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38
經濟史學家們對這一時期經濟增長率的估算各有差異，但都承認工業經濟和對外貿易有迅猛發展。有研究者認為，1914/18至1931/36年間，工業部門整體比重從16.1%提高為18.9%，其中現代工業年均增長率達9%左右，其比重也從3.5%提高為7.5%。39外貿在整個1920年代持續增長，至1931年，進口與凈出口年度總值達到峰值，為324萬兩白銀（1910年代僅為約100萬兩）。民國最初大約十五年左右的外貿指數，若以1913年為基數100，到1931年則為240.7，40增加了近1.5倍。1920年代，外貿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約達10-17%，毫不遜色于同時期的美國及世界其它重要獨立經濟體。411914至1931年間，外國在華投資翻了一番；至1931年累計投資額達32.43億美元，占當年GDP的大約三分之一。42可以說，無論按哪個指標，「直至1930年代，中國的貿易和硬通貨凈流入狀況都在不斷改善」。43
另有學者強調國內市場的擴大，指出一戰後的十年「出現了工業雇傭的高潮」，「特別是在輕工業部門」。44還有研究顯示，「黃金十年」的工業生產指數年均增速達8-9%，這一速度代表了民國大部分時期的發展節奏。45一位對南京政府持嚴厲批評態度的歷史學家也估算說，1931至1936年間中國（滿洲除外）工業年增長率達到6.7%。46根據他的研究，南京十年期間全國發電量增加一倍，年均增速9.4%，棉布產出增長16.5%，銀行存款增加15.9%。這些數據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德國（1936年生產比1929年提高僅6%，）、美國和法國（兩國1929—1936年生產甚至分別下降了12%和21%。）。47他還觀察到在抗日戰爭初期依然有工業高增長，1938至1943年間工業產出增加了近四倍。48
當然，中國經濟在抗戰的後期幾年裡受到了嚴重損害。但是，因加入美英盟國並參与戰後國際政治重建，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幅提高。1943年，英美兩國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並同意取消上海公共租界及其他特權。至此，除香港還在英國手中外，整個大陸「不平等條約的時代已成為過去。」49如一位史學家所言：「1943年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總統、丘吉爾首相與蔣介石進行了會晤，這是首次中西高峰會。首腦們達成一致：日本戰敗后，滿洲和台灣將歸還中國。中國的國際新地位獲得了確認，並重新拾起了失去已久的尊嚴」。50隨後，中國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獲得了『大國』（Great Power）待遇，並將在戰後世界扮演重要角色；她成為國際社會中倍受尊重、且具有（幾乎）完全主權的成員。這是自一個世紀之前西方槍炮打開中國國門以來幾代民族主義者所夢寐以求的目標」。51
作者： 吳國光
伴隨經濟繁榮和國際貿易，城市化也在加速。「在物質繁榮的基礎上，在日益深廣的西方影響下，都市社會在中國沿海各大城市發展起來」。52當時中國的現代化程度給外國來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對當時情景的生動描述，會讓今天的讀者很容易聯想起全球化之下的當代中國：「1930年代的中國，呈現出各種現代與傳統元素的獨特結合，吸引眾多西方人為之傾心。基本而言，西化的與傳統的兩種生活方式在中國共存，前者是現代都市的產物，後者則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鄉村所秉持。中國的各大城市已是國際性都會：到訪者可以很舒適地住在現代化的酒店裡，使用抽水馬桶、浴缸等現代設施，乘坐進口轎車旅行，使用隨處設立的郵政局和電報局往家中寄信或發電報，和穿著洋裝、說著（最流行的外語）英語的西化中國人往來，並與現代風格的企業和銀行做生意」。53
不過，這隻是一層薄薄的現代包裝；在包裝之下，是逐漸擴大的城鄉差距、持續加深的沿海與內陸地區不平等、正在激化的階級衝突、和不斷擴展的社會積怨。1930年代，中國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凸顯商業繁榮之下農民的極度貧困。54更重要的是，雖名為「民國」，但就支持權貴、鎮壓抗議而言，政治制度的運作與晚清政權如出一轍。白吉爾敏銳地指出，「1930年代形成的『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共生』，和大清帝國末年的官僚資本主義極為相似。在國民黨統治下，與在清朝統治下一樣，政府試圖利用現代企業鞏固其基礎權威。在經濟發展的名義下，高級官員們調動各種人力、物力資源來謀取私利」。55
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制度下，國民經濟的繁榮絕不意味著全體國民的富裕。相反，它帶來了深重的階級剝削，窮人成為富人的獵物；「商人謀取了暴利，但他們幾乎從不與僱員分享利潤」。56其結果，自然是城市工人運動的興起和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對此，許多著作在研究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原因時，都作過詳細論述。57但這些研究未能充分注意到的是：工人無產者，還有更重要的、支持了共產黨最終奪取全國政權的貧苦農民，並非簡單地困於貧窮；他們的貧窮是持續出現在國民經濟繁榮這一歷史背景下的。在這一意義上，本文認為，並非貧窮與落後，而是缺少社會正義的繁榮與威權式的現代化，推動而不是減緩了政治不滿與社會革命。
物質成就伴生社會衝突：中國崛起向何方？
歷史常常以驚人的方式重複自己。對於1930年代中國的描述，說它「呈現出各種現代與傳統元素的獨特結合，吸引眾多西方人為之傾心」云云，只要稍作修改（譬如把「電報」換成「互聯網」），即可恰如其分用來形容八十年之後的當代中國。在今天的這一輪循環中，中國的經濟成就更為巨大，可是，與晚清及民國一樣，現代化並未緩和、而是激化了社會怨憤。這樣的經濟成就對許多人來說是如此顯著，以致這些經濟成就的負面社會後果很少得到考察；這和此前那種強調社會不滿、忽略經濟繁榮的歷史論調恰好形成對比。本文意欲扭轉此種敘述，將著重展開社會分析。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升溫，社會不滿也在不斷積聚。58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民眾抗議，即官方術語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從1994年的1萬余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余起，參加抗議的人數從73萬增加到307萬，年均增長12%，59高於同期的國民經濟增長率。隨著1990年代的物質進步，社會矛盾如此快速、猛烈的加劇，使得 中共當局在2003年提出所謂「和諧社會」的計劃來平息不滿。但奇怪的是，這項「新政」對減低社會不滿的增加並無多大作用。抗議事件繼續增加，從2004年全國有7.4萬件增加至2005年的8.7萬件，平均每天240起，涉及人數約500萬。60近幾年中，抗議事件年均增長20%，涉及人數年增超過30%。民眾抗議的爆發性形勢與「社會和諧」的口號完全不符，讓領導們極為難堪，以至政府於2005年後不再公布此類數字。但是，社會不滿隨經濟增長而加劇的事實卻是無法掩蓋的。而且，必須強調的是，在一個威權國家，群眾抗議是非常難以組織的，抗議的領導者乃至參与者都可能受到當局的嚴厲懲罰，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訴諸這類群體行動的。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不滿要比上述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更加嚴重。社會不滿也反映在其他許多方面，如日常反抗、上訪、網路行動、以及近來出現的針對官員的個人暴力行為。61
上訪是清楚地顯示出社會不滿加劇的一個例子。相關研究表明，1978至1982年間，由於毛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曾出現過一個上訪高峰，這四年內全國法院系統接受來信來訪共計83700起。對比之下，二十年後的1998至2002這四年間，這一數字增加至4224萬起，是1978-1982高峰數值的近500倍。62然而，法院系統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上訪渠道；各級黨和政府都有相應的信訪部門，形成所謂信訪系統。僅以位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國務院信訪局63為例，2000年接待上訪人員數量比1999年增加超過40%，這年的數字已經將近1995年數字的三倍；2001年比2000年又增加將近40%。64全國人大僅在2004年上半年也接待上訪12220次，收到信件42498封，都是表達不滿並要求解決問題的。65
有人可能認為，抗議和上訪顯示了民眾相信政府可以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這種觀點可以為政府的能力和責任心作出辯護，但無法解釋上述發展趨勢。除非人們承認，抗議的減少意味著政府治理的退化和民眾信任的下降，否則，就不能說抗議增多顯示了政府效率改善和公民信任的提高。當然，抗議與申訴增多，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改革以來中國的政治空間有所擴大，但這種擴大並不必然意味著政府治理的改善。且不論沒有抗議意味著什麼，但抗議的出現一定意味著嚴重的不滿。也有人說，各種抗議有利於促進政府責任心，並預防社會不滿擴大。但北京一家官方刊物的數字明確顯示，只有0.2%的上訪者通過信訪系統解決了自己的問題。66研究信訪的專家們早已發現了信訪系統的尷尬處境，那就是這一系統在幫助上訪者解決問題上不起什麼作用。67
本文並不認為中國正在走向另一場革命；儘管本文亦不否認這種可能性正在增加。至少到目前為止，雖然社會抗議在增加，但政府的應對能力也在同步提高，首要表現為實行鎮壓的強制能力在提高，而政府的財政實力也在加強，可以有選擇地以此安撫一些抗議者。可以說，無論是促進經濟發展，還是鎮壓社會不滿，當今共產黨政權都比晚清和國民政府做得更好。所有群體性事件都被成功地限制在地區範圍內，沒有擴大為全國騷亂。然而，抗議增加的勢頭並未停止或減緩，只是社會抗議與政府管控在同步發展，衝突的這樣兩個方面的規模與力度齊頭並進，尚未有一方能壓倒另一方。想要更好地理解上述這種政權與公民之間的對抗，必須注意到一個重要事實：正是同一套政治經濟制度安排，在最近幾十年裡取得了巨大的物質進步，同時也是導致社會不滿增長的制度原因。68就此而言，改革時代的中國與晚清帝國、國民黨的民國走的是同一條路，那就是經濟現代化在製造社會不滿。當然，歷史環境改變了，當今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化。但根本趨勢沒有改變：全球化也是把雙刃劍，它也在中國加劇了全球化的財富與地方化的貧困之間的衝突。69正如一些資深學者所指出的，中國的政治制度，既支持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也將這個國家拖入了日益嚴重的內部治理上的欠賬。70政治不滿和社會抗議的上升，正是這種治理欠賬的負面後果的必然產物。
歷史周期、政治瓶頸與經濟記憶及其缺失：討論與總結
在上述三個歷史時段，中國走的都是單一方面的經濟現代化道路，結果總是物質財富與社會衝突的同步增長。一直以來，危機下的壓力都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初推手：在晚清，這是與西方列強遭遇中的無能；在民國，是軍閥造成的物質落後；在共產黨時代，則是文革所帶來的經濟災難。經濟貧困、物質停滯、工業與技術落後，始終困擾這個國家，並成為歷次循環的啟動器。但現代化的啟動階段都非革命，而是政府為重振國家「富強」所發起的改革：晚清有「自強」運動，民國有親資產階級的國家重建項目，后毛時代則採行了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緊隨而來的是針對經濟改革舉措的政治爭論，並由此引發對現存政治制度的質疑。這類政治緊張然後可能爆發為危機，引發保守派領導人對激進政治改革者的鎮壓，結果便是：1898年的百日維新與康有為、梁啟超的流亡，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暴力清洗，和1989年對民主示威的天安門軍事鎮壓。
對本文的分析而言，鎮壓之後的情況最富意味。在所有三個歷史案例中，無一例外，鎮壓都沒有（或僅僅是暫時地）減弱政權對經濟現代化的追求，而是相反地加快了工業建設、商業發展和國際化努力。這些改革舉措一般來說都成功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創造了物質繁榮，儘管繁榮的程度依歷史背景而有不同。但是，財富的增加卻進一步刺激社會政治不滿，這便構成困擾中國的世紀難題。在前兩輪循環中，政治不滿最終引發了革命；當下的第三輪循環，前景尚未可知。
中國歷史在更早階段上也不乏財富增長導致社會衝突的例子。比如說，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和孔飛力（Philip Kuhn）就曾討論過18世紀的經濟繁榮如何加劇了晚清的危機。71他們還明確指出，中國在遭遇西方之後，傳統王朝循環被現代化追求所取代。這也同樣適用於本文所討論的三波周期。在19世紀中期與西方列強遭遇之前，中國不存在要在國際競爭中趕超其它國家的壓力，所以，傳統帝國政府——至少晚清以前——在促進經濟發展中沒有顯著作用。所以說，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晚清以前的危機都是王朝危機，但在遭遇西方之後，就變成了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生存和繁榮的危機。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經濟成就導致政治抗議這一命題，是過去一百年新出現的特點。
作者： 吳國光
芮瑪麗（Mary Wright）曾說同治中興是「功敗垂成」，72那麼，我們所說的中國現代化的這一世紀困境，則可以說是「經濟之功垂成，敗於社會之災」。本文的周期分析顯示，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中國的政治制度始終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在追求經濟現代化時表現出靈活性和甚至強大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同時拒斥任何促進社會正義的根本性政治制度改革。百年之中，中國從一個少數族群統治的王朝，進入資產階級共和國，再變為共產主義及而後的修正的共產主義政權。儘管政治制度的變化翻天覆地，但經濟發展的基本機制卻一以貫之，即以官商同盟擁抱國際資本。學者們創造了許多詞語來從概念上指稱這一機制，如「官僚資本主義」、「國家倡導的商業化」、「市場威權主義」等等，但這些概念的核心要義都是一樣的，即：政權壟斷國家權力，向國內外商人提供經商特權，換取其政治支持和財政資助，以強化這個政權鎮壓任何對現有政治壟斷的可能挑戰的能力。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安排下，經濟發展的代價是社會矛盾、階級不平等擴大、以及政商階層的權力濫用，最終結果必然是贏家通吃而輸家遲早陷入絕望。財富的積累因此必然伴隨政治腐敗與兩極分化，從而加劇社會不公、怨憤和騷動。這是同一個故事的兩面：一面是經濟現代化的成功、一面是社會的不幸與災難。
至此，本文要再次強調，中國現代化的瓶頸不在於缺乏成功的發展戰略，而在政治制度。一百年前，許多著名知識分子如嚴復等以國家富強為夢想，但回望長時段歷史，這對中國來說其實相對容易。幾代愛國人士所憂慮的物質貧困和經濟停滯，並不是阻礙中國進步的難以克服的困難。僅僅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哪怕有著外敵入侵和內戰頻仍，中國仍然成就了數波經濟繁榮。但是，中國迄今未能找到一條防止物質財富的增長加劇社會衝突的道路。一言以蔽之，中國的問題並非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本文並不打算全面解釋為什麼這樣的循環重複出現，但必須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整個民族缺乏歷史意識，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事實粗暴無視。在晚清的精英們認識到西方帝國主義的物質和技術優勢之前，甚至在1979年共產黨領導人決定把「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現代化建設之前，經濟「從未在中國歷史的劇本里佔據舞台中心」。73在過去一個世紀里，儘管經濟趕超成為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但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里依然充滿了各種叛亂、改革與革命，在民族記憶的建構中，貧困與動亂因此壓倒性地掩蓋了短命的經濟繁榮。
更有甚者，就像共產黨政權喜歡做的那樣，歷史教育總被政治操控來掩蓋歷史的一些因素而突出另一些因素，目的在於強化現政權的合法性。74再說，過去的經濟繁榮總是容易被忽視和抹煞，部分因為戰爭和叛亂的破壞，部分因為後來的成就更為耀眼。而且，突出前任的成就也不符合現政權的利益。強調資本主義過去的失敗，凸顯當今政權的成就，正合共產黨統治者的需要。
作者： 吳國光
為了對抗所謂「流行的現實」，一些著名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就在提醒我們要注意「進步的幻像」。75湯因比的歷史周期論未必是人類社會的普遍形態，但接受他的建議，保持一種歷史悲觀主義的感悟，從而更加清醒地觀察我們的過去，是很有助益的。76秉持這一精神，本文試圖展示歷史周期這一概念的持久價值（至少在某些時代和地區），希望以此增加從宏觀上審視歷史變遷的能力，並通過政權之間、時代之間的比較找出歷史變遷的範式。77隻有藉助這樣的歷史回望，才可能去重審乃至解決那些持續縈繞于中華民族現代化道路上的諸多問題。
註釋：1.原文為英文，寫於2009年10月，見Guoguang Wu,「Protests Against Prosperity: The Recurring Chinese Dilemma of Economic Achievement Versus Political Discontent,」 Modern China Studies22,2(March2015), pp.47-72.
2.對中國近代史的概述，參閱Jack Gray, 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China from the1800s to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nd ed.
3.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4.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參見：範文瀾，《中國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兩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例見：Douglas S. Paauw,「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6,2(February1957),213-20;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6. Marie-Claire Bergè,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持這種觀點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著作，見:範文瀾，《中國近代史》；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非馬克思主義立場、但持同樣觀點的著作，包括：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上海：青年書店，1939；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台北商務印書館，1974。
8.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9.Ting-yee Kuo and Kwang-Ching Liu,「Self-Strengthening: 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 Late Ch』ing,1800-1911,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pp.491-542.
10.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1999,2nd ed, p.240.
11.Graham Hutchings, Modern China: A Guide to a Century of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4.
12.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頁655-6。
13.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Row,1986, p.141.
14.同上，p.156。
15.Philip 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c.1800-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32.
16.當然，日本大致在這一時期上升到了「Great Power」地位。對這一過程的概述，參見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17.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7, pp.206-9.
18.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pp.336-7.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p.209.另見Kazushi Ohkawa and Henry Rosovsky,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Trend Accele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19.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p.41.
20.同上，p.43。
21.同上。
22.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ca.1870-191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9, pp.50-3.
23.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p.45.
24.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對近代中國鐵路建設的政治後果的研究，見：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特別是第四章對鐵路建設如何引發地方反抗的討論。
25.Hutchings, Modern China, p.4.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
29.Marie-Claire Bergè,「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37,」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1912-1949,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p.745.
30.同上，p.746.
31.同上，p.747.
32.同上
33.同上，p.748.
34.同上，p.750.
35.Hutchings, Modern China, p.8.
36.同上，p.9.
37.同上。
38. Mank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Introduction,」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ary B. 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Republican China1912-1949, Part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p.28-9.
39.Richardson, Economic Change in C p.28.
40.同上，p.43.
41.同上，pp.44-5.
42.同上，p.45.
43.同上，p.46.
44.Di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p.68.
45.Bergè,「The Chinese Bourgeoisie,」 p.824.
46.Lloyd E.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 in Fairbank and Feuerwerk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Republican China1912-1949, Part II, p.155.
47.同上。並參見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chp.6.
48. Lloyd E.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 in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Republican China1912-1949, Part II, p.594.
49.Hutchings, Modern China, p.9.
50.同上。
51.同上。
52. Bergè「The Chinese Bourgeoisie,」 p.751.
53.Ranbir Vohra,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1800 to the Present,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2000,3rd ed, pp.148-9.
54.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p.151.
55.Bergè,「The Chinese Bourgeoisie,」 p.819.
56.同上，p.750.
57.例見：Lucia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58.近年來出現了一批研究中國社會不滿加劇的文獻。對後天安門時代抗議的系統研究，參見：Thomas P. Bernstein,「Farmer Discontent and Regime Responses,」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p.197-219; Yongshun Cai,「The Resistance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 China Quarterly,170(2002), pp.327-44;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ley Rosen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21st 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London: Routledge,2004;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e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Kevin J. O‟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Chih-jou Jay Chen,「Growing Social Unrest in China: Rising Discontents and Popular Protests,」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Socialist China, Capitalist China: Social Tension and Political Adaptation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2009, pp.10-28; Yongshun Cai,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59.汝信、陸學藝、李培林，《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和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60.,2006年11曰27日讀取。另見Chen,「Growing Social Unrest in China,」 p.10.
61.有關日常抗議，見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關於中國的上訪，請見下文。有關中國網路活動及其作為政治抗議的途徑，例見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chapter6.關於最近針對政府官員個體的暴力行為的增加，參見Guoguang Wu,「China in2009: Muddling through Crises,」 Asian Survey50,1(January/February2010), pp.25-39.
62.肖唐鏢，「二十余年來中國大陸農村的政治穩定狀況」，，2006年11月28日張貼，2007年3月3日讀取。
63.它同時還程浩、黃衛平、汪永成，「中國社會利益集團研究」，《戰略與管理》，2003年3期。是中共中央下屬的信訪局，是一套機構、兩塊牌子。
64.程浩、黃衛平、汪永成，「中國社會利益集團研究」，《戰略與管理》，2003年3期。
65.《人民日報》，2004年8月4日，15版。
66. Li Li,「Life in a Struggle,」 Beijing Review, November10,2005, p.21.
67. Keyuan Zou,「Granting or refusing the Right to Petition: The Dilemma of China』s Xinfang System,」 in Wu and Lansdowne, Socialist China, Capitalist China, pp.124-37.
68.Guoguang Wu,「Conclusion: Social Tension and Political Adapta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in Wu and Lansdowne, Socialist China, Capitalist China, pp.190-208.
69.Mary Elizabeth Gallagher,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Dorothy J. Solinger, States』 Gains, Labor』s Losses: China, France, and Mexico Choose Global Liaisons,1980-20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Wu,「Conclusion,」 in Wu and Lansdowne, Socialist China, Capitalist China, pp.190-208.
70.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1.Susan Mann Jones and Philip A. Kuhn,「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 Late Ch』ing,1800-1911, Part I, pp.107-62.有關中國、特別是清代的王朝循環，參見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1975.
72.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chap11.
73.Albert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1968,特別是其中 Albert Feuerwerker,「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p.216-46.另見：王壽林，「新政權的思想塑造：新中國成立前後的學習社會發展史運動」，《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10期，頁58-66。
74.引自Albert Feuerwerker,「Economic Trends,1912-49,」 in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1912-1949, Part I, p.127.
75.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 p.38.
76.同上，p.251.
77.有關比較歷史研究的方法，見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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