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於0715 日期:2014-06-20 10:26
中國共產的基礎模式（三十一）

在農業生產日益惡化的同時，中共對農村的盤剝日益深入。隨著分田地的深入，地主和富農被消滅，中共和農民形成了新的關係。在中共和農民的合作中，兩者各自獲得自己認為的財富。但這種合作關係並不是平等關係，而是中共完全主導農民的合作關係。農民認為耕地是財富，中共幫助農民從地主/富農手中搶得耕地；反過來，中共需要的金銀和糧食，農民就得支持中共的要求。而且，當中共提出要求的時候，農民即使自己窮得沒飯吃也得首先滿足中共的要求。

在打土豪分田地后，農民為了防止自己被打成富農，對土地的投入減少。同時，在中國國軍對蘇區進行圍剿時，中共軍隊大量抽壯丁，導致富有糧食生產經驗的壯勞力急劇減少，大量農田只能由缺乏生產經驗體力弱的女人耕作。兩者相結合，導致蘇區的糧食產量持續減少。同時，由於戰爭日趨激烈，中共需要更多的錢和糧食支持戰爭的需要。於是，農民必須自己餓肚子也得支持中共對於糧食的需求。

中共要求農民支持錢和糧，主要通過兩個方面的措施實現：一方面，中共徵收沉重的農業土地稅並且以其它各種名目強征錢和糧。中共在強征方面，先是打土豪分地主的錢，等地主沒有了就開始針對富農，富農也打完了就開始打中農，到後來，如果貧農要有少量的現金儲蓄也都要打。

根據黃道炫的分析，在當時的蘇區，分浮財是暫時的且在分割中社會積蓄遭到了破壞。分得土地之後，雖然不用交租，但蘇維埃政權和軍隊的負擔也非常沉重。由於蘇區要在持續的戰爭壓力下生存，人力物力有限，財政徵稅力度逐年加大，在稅賦之外發行公債，攤到公眾頭上負擔加倍。蘇維埃還經常向農民借糧，1934年中央蘇區借谷近百萬擔，農民負擔達到國統區三倍的程度。此外還要時常慰勞軍隊。蘇區失敗后《申報》記者進行的調查中，有的農民感嘆「分田事與願違」，這應該說是蘇區興衰中農民的真實感受。

黃道炫所闡述的內容，在1933-1934年中共實施的「節省運動」中得到體現。1933年10月，中共進行節省運動的目標是，「成為有組織有計劃的群眾運動，以更實際地幫助革命戰爭」。 從這個目標可以看出，運動的目標就是讓群眾更少消費以支持中共的戰爭。在1934年4月19日，時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簽發《為節省運動的指示信》，繼續強調：「為了戰爭的全部勝利，為了蘇維埃的利益，繼續開展節省運動，是各級政府機關及後方軍事機關的當前最緊急的中心任務之一。」 而其中第二條，則是「為了充分保障紅軍給養，立即在群眾中開展每人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的群眾運動。」從這個指示可以看出，在當時青黃不接的時期不少農民已經開始進入飢餓的情況下，還需要每人捐3升米，等於是讓農民沒有飯吃。另一方面，中共推動經濟作物種植，並且從中課以重稅獲得金錢。

毛澤東於1930年5月，在尋鄔城做了深入的社會調查，寫出了《尋鄔調查》。調查發現全城13個行業80多家的店鋪中只有四家本錢較多而兩家煙店在其中，由此看出從事煙草加工業是一個本大利厚的行業。1931年11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關於頒布暫行稅則的決議》實行統一累進稅。從事刨煙的手工業主需納商業累進稅。1933年3月13日，中央人民委員會三十七次常會通過修改屠宰、刨煙、酒菜館等營業稅徵收辦法，併發出第十五號布告。除徵收營業稅外，還徵收煙草關稅。「關稅是徵收赤（蘇區）白區流通之稅」。為了支持煙草業徵稅，中共大力支持煙草種植。1933年，蘇區中央政府國民經濟人民委員會、土地人民委員會在《發展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報告中，把煙葉生產作為「發展農業生產的要項」之一，指出「煙葉是日用品，又是出口（即出境）大宗，糧食有餘的地方應該多種，但糧食缺少的地方則不應拿了田畝種煙，應多開山土種」。

需要說明的是，在1933年，蘇區的農業生產已經嚴重倒退，農民的糧食已經陷入困境。在勞動力極為短缺的情況下，中共大力支持煙草種植，等於讓更多的糧田被擱置，民眾將陷入更嚴重的飢餓中。而為了能夠換取更多的金銀，中共仍然引導農民種更多的煙葉以獲得更多的金銀收入。

中共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被迫逃離蘇區開始長征。從整體的角度，中共控制的縣鎮地區發生經濟崩潰，而農村地區則出現整個社會模式的崩潰。到1934年下半年，中共通過金融系統，通過數年的系統和殘酷運作，已經基本吸干民眾手中的金銀，留給民眾的則是毫無價值的紙片，金融機構已經基本失去籌資的職能。在工商業領域，經濟已經全面崩潰，私人和合作工商業一片蕭條。而在中共控制的公營工廠，更是因為管理問題而成為虧損「黑洞」。當金融機構失去籌集金銀的能力，也就無法支持公營工廠，公營工廠也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而農村的社會崩潰則是造成中共逃離蘇區進行長征的關鍵原因。

在農村，中共能夠獲得主要的壯丁來源、主要的糧食來源以及少量的金錢來源。在中共立足蘇區之前，已經通過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搶劫了農村的主要金銀。即使對農村收稅、引導農民進行煙草生產，也只能獲得很少量的金錢。因此，中共更需要的是，從農村抓壯丁入伍，以及解決糧食問題。但是，到1934年，大量當地農民被抓了壯丁，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在戰爭中死亡和負傷。當相當一部分壯勞力被抓壯丁、或者死傷后，農村地區開始出現社會崩潰。當中共強征青壯年入伍，導致農民的激烈反對。有的農民和中共進行對立，不少農民則外逃。當地區人口嚴重損耗，尤其是地主/富農，以及青壯年大量死亡后，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源也基本被破壞。 當時的情況是，金銀已經基本被耗光，工業產品基本沒有合格產品，工廠嚴重虧損，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死傷或者逃亡，糧食極度匱乏，社會進入飢荒狀態。在一個開放或者具有人性的國家或者社會中，崩潰當一個或者兩三個因素，會導致相應的社會崩潰。而在蘇區，則是上述方面全面崩潰，即使中共採取極端暴力措施，也無法在這樣的崩潰社會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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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當中共把整個社會的存量財富消耗光后，人們已經無法生存下去，中共建立的政權也自然垮台。當然，中共還給自己留了一些金銀，供自己在向西北逃跑的過程中使用。而當中共離開蘇區之後，給當地留下的是金銀被掠奪一空，工商業完全崩潰，農業生產秩序被嚴重打亂難以恢復的全面災難狀況。這種局面就如蝗蟲過境，凡是有點營養的都被吃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