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于0715 日期:2014-06-20 10:26
中国共产的基础模式（三十一）

在农业生产日益恶化的同时，中共对农村的盘剥日益深入。随着分田地的深入，地主和富农被消灭，中共和农民形成了新的关系。在中共和农民的合作中，两者各自获得自己认为的财富。但这种合作关系并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中共完全主导农民的合作关系。农民认为耕地是财富，中共帮助农民从地主/富农手中抢得耕地；反过来，中共需要的金银和粮食，农民就得支持中共的要求。而且，当中共提出要求的时候，农民即使自己穷得没饭吃也得首先满足中共的要求。

在打土豪分田地后，农民为了防止自己被打成富农，对土地的投入减少。同时，在中国国军对苏区进行围剿时，中共军队大量抽壮丁，导致富有粮食生产经验的壮劳力急剧减少，大量农田只能由缺乏生产经验体力弱的女人耕作。两者相结合，导致苏区的粮食产量持续减少。同时，由于战争日趋激烈，中共需要更多的钱和粮食支持战争的需要。于是，农民必须自己饿肚子也得支持中共对于粮食的需求。

中共要求农民支持钱和粮，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措施实现：一方面，中共征收沉重的农业土地税并且以其它各种名目强征钱和粮。中共在强征方面，先是打土豪分地主的钱，等地主没有了就开始针对富农，富农也打完了就开始打中农，到后来，如果贫农要有少量的现金储蓄也都要打。

根据黄道炫的分析，在当时的苏区，分浮财是暂时的且在分割中社会积蓄遭到了破坏。分得土地之后，虽然不用交租，但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负担也非常沉重。由于苏区要在持续的战争压力下生存，人力物力有限，财政征税力度逐年加大，在税赋之外发行公债，摊到公众头上负担加倍。苏维埃还经常向农民借粮，1934年中央苏区借谷近百万担，农民负担达到国统区三倍的程度。此外还要时常慰劳军队。苏区失败后《申报》记者进行的调查中，有的农民感叹“分田事与愿违”，这应该说是苏区兴衰中农民的真实感受。

黄道炫所阐述的内容，在1933-1934年中共实施的“节省运动”中得到体现。1933年10月，中共进行节省运动的目标是，“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以更实际地帮助革命战争”。 从这个目标可以看出，运动的目标就是让群众更少消费以支持中共的战争。在1934年4月19日，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签发《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继续强调：“为了战争的全部胜利，为了苏维埃的利益，继续开展节省运动，是各级政府机关及后方军事机关的当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之一。” 而其中第二条，则是“为了充分保障红军给养，立即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从这个指示可以看出，在当时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少农民已经开始进入饥饿的情况下，还需要每人捐3升米，等于是让农民没有饭吃。另一方面，中共推动经济作物种植，并且从中课以重税获得金钱。

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寻邬城做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写出了《寻邬调查》。调查发现全城13个行业80多家的店铺中只有四家本钱较多而两家烟店在其中，由此看出从事烟草加工业是一个本大利厚的行业。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实行统一累进税。从事刨烟的手工业主需纳商业累进税。1933年3月13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三十七次常会通过修改屠宰、刨烟、酒菜馆等营业税征收办法，并发出第十五号布告。除征收营业税外，还征收烟草关税。“关税是征收赤（苏区）白区流通之税”。为了支持烟草业征税，中共大力支持烟草种植。1933年，苏区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在《发展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报告中，把烟叶生产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之一，指出“烟叶是日用品，又是出口（即出境）大宗，粮食有余的地方应该多种，但粮食缺少的地方则不应拿了田亩种烟，应多开山土种”。

需要说明的是，在1933年，苏区的农业生产已经严重倒退，农民的粮食已经陷入困境。在劳动力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中共大力支持烟草种植，等于让更多的粮田被搁置，民众将陷入更严重的饥饿中。而为了能够换取更多的金银，中共仍然引导农民种更多的烟叶以获得更多的金银收入。

中共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被迫逃离苏区开始长征。从整体的角度，中共控制的县镇地区发生经济崩溃，而农村地区则出现整个社会模式的崩溃。到1934年下半年，中共通过金融系统，通过数年的系统和残酷运作，已经基本吸干民众手中的金银，留给民众的则是毫无价值的纸片，金融机构已经基本失去筹资的职能。在工商业领域，经济已经全面崩溃，私人和合作工商业一片萧条。而在中共控制的公营工厂，更是因为管理问题而成为亏损“黑洞”。当金融机构失去筹集金银的能力，也就无法支持公营工厂，公营工厂也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农村的社会崩溃则是造成中共逃离苏区进行长征的关键原因。

在农村，中共能够获得主要的壮丁来源、主要的粮食来源以及少量的金钱来源。在中共立足苏区之前，已经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抢劫了农村的主要金银。即使对农村收税、引导农民进行烟草生产，也只能获得很少量的金钱。因此，中共更需要的是，从农村抓壮丁入伍，以及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到1934年，大量当地农民被抓了壮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在战争中死亡和负伤。当相当一部分壮劳力被抓壮丁、或者死伤后，农村地区开始出现社会崩溃。当中共强征青壮年入伍，导致农民的激烈反对。有的农民和中共进行对立，不少农民则外逃。当地区人口严重损耗，尤其是地主/富农，以及青壮年大量死亡后，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也基本被破坏。 当时的情况是，金银已经基本被耗光，工业产品基本没有合格产品，工厂严重亏损，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死伤或者逃亡，粮食极度匮乏，社会进入饥荒状态。在一个开放或者具有人性的国家或者社会中，崩溃当一个或者两三个因素，会导致相应的社会崩溃。而在苏区，则是上述方面全面崩溃，即使中共采取极端暴力措施，也无法在这样的崩溃社会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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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当中共把整个社会的存量财富消耗光后，人们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中共建立的政权也自然垮台。当然，中共还给自己留了一些金银，供自己在向西北逃跑的过程中使用。而当中共离开苏区之后，给当地留下的是金银被掠夺一空，工商业完全崩溃，农业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难以恢复的全面灾难状况。这种局面就如蝗虫过境，凡是有点营养的都被吃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