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親歷的大躍進與大飢荒
——歷史的回顧與反思
曉明
引言：
在中國，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尚未真正結束，1958年一場荒唐與瘋狂的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大鍊鋼鐵運動又開始了，緊接著1959年又發生了反右傾和反瞞產運動。這一切的惡果不但使中國從此走上了萬馬齊喑的黑暗時代，更使經濟和環境都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由此而直接導至了1960到1962年的中國大飢荒，使近4000萬的中國人被餓死。這是一段令人永遠難忘的黑暗與苦難歲月，是中華民族自有文字記載以來艮古未見的一段最悲慘的歷史。
那段時間我先是在桂林地質學校（即現在的桂林理工大學）地質勘探專業學習，1960年7月畢業后留校任教。在此期間桂林及其廣西一些地方所發生的許多事情，我是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的，再加上從媒體上看到的全國其他地方所發生的種種大躍進之事，這些在我的腦海中都留下了永難磨滅的記憶，如今想來仍令人痛心、悲憤，發人深省。
一、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大鍊鋼鐵見聞札記
大躍進的帷幕拉開后，1958年6月24日，我們一行20多名學生到廣西204地質勘探隊進行生產實習。204隊位於廣西鐘山縣五拱水，屬平桂礦務局的轄區之內，該隊的主要任務就是地質普查找礦和勘探，為纊山開採提供後備資源基地，7月初我與另外三名同學就被分配到桂東南普查組工作。從7月初至10月底，我們的普查小組先後跑遍了桂東南的蒼梧、藤縣、岑溪、容縣、平南、北流等縣的許多地方，主要任務是根據地方群眾報礦去檢查礦點。每到一個縣，先是到縣裡的工交部門聯繫，然後再由他們出俱證明，便於我們到縣裡各地方開展工作，流動性是很大的，食、宿均無定所。那時正值大躍進時期，各地方都很歡迎我們的到來，使我們有機會親眼目睹這些地方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種種荒唐之事，身臨其境，感慨萬千，對所發生的許多事那時都產生了質疑，也無法理解。
7月中、下旬我們先是到蒼梧縣的新地、大坡、古茅檢查礦點，重點踏勘了古茅鎢礦；
8月初則轉到藤縣的金雞、象棋等地，查看了象棋鉛鋅礦。這兩處都是地方礦產部門在組織農民工採礦，民工們用手工打炮眼放炮採礦，勞動強度大，沒有什麼勞動保護用品，生活也十分艱苦，令我非常同情。我們路過這些地方的農村時，看不到有多少農民在田間勞動，經打聽得知他們大部分勞動力都去水利工地修水利了，只留下少數青壯年，其它的都是老人和小孩，使農村中顯得冷冷清清，呈現出一派簫條的景象
8月中旬我們轉到岑溪縣，曾先後到該縣的新墟（現名歸義鎮）、大硑（現名大業鎮）、筋竹、水汶等地檢查礦點。此時看到了《人民日報》8月13日在頭版頭條報導的「湖北省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 的特大消息，另一篇報導「福建海星社創花生畝產一萬零五百多斤記錄」， 兩篇報導都是爆炸性的新聞，首次在全國放的水稻和花生的「高產衛星」， 震驚了全國乃至全世界。岺溪縣委立即在全縣廣為宣傳，號召全縣人民立即行動起來學習湖北麻城和福建海星，要修改原來的大躍進計劃（原來的計劃是水稻畝產600斤，向1200斤進軍），自己也要放「高產衛星」。 筆者來自農村，從小見慣了農民種水稻和花生，從未見過有如此的高產，心想這有可能嗎？是真的嗎？無不在我的腦海中產生了巨大的疑問。
9月12日，《廣西日報》刊登了環江縣畝產13萬斤的消息，並附有一張「三個小孩在成熟水稻禾苗上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的照片，同時配發了一篇社論，廣西區黨委發賀信祝賀；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了這一消息。看到這一報導，更使我驚呆了，天下真會有如此的奇迹發生么？但這是黨報刊登的，有照片，有黨的領導機關的賀信祝捷，難道黨報和黨的領導機關會說謊嗎？此時的人們也只有跟著信了，但在我的腦海中仍有諸多疑問，只是不敢公開表明而已。然而此事在岑溪縣是一片歡騰的景像，大紅標語貼滿了墻上，人們敲鑼打鼓，呼喊口號，表明該縣也要大躍進，放高產衛星。我看到其中的一條標語寫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 心想這個時代真的變了么？心中甚是疑惑，然而在那個「相信黨、相信毛主席」 的年代里，也只有稀里胡塗、半信半疑地隨大流了。
進入8月，正是全國大辦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的開始的時候。岑溪縣的第一個人民公社是8月29日正式成立的，名叫「東方紅人民公社」， 至9月上旬，全縣就全部實現了政社合一的12個人民公社，以軍事化的組織來管理，全縣共成立十三個民兵團，111個民兵營，410個民兵連，同時各村屯都成立了集體食堂，農民吃飯不要錢，勞動還計工分得報酬，真似乎「一天等於二十年」，一夜之間人們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
隨著公社化的實現，真正的大躍進在該縣開始了。此時正值中共中央提出「鋼鐵元帥升帳」 的口號，要求各地大辦鋼鐵。由此，一場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大鍊鋼鐵運動在全國展開。岑溪縣委此前本是全力組織農民大搞增產運動和興修水利，現在則要集中全力大搞鋼鐵了。為此，縣裡組織20多萬人投入大辦鋼鐵，連中小學生也派上陣，千軍萬馬上山挖礦，砍樹燒炭，大建土高爐，燒炭和煉鐵的基地人山人海，熱氣騰騰，我在新墟、筋竹、水汶等地都看到了這樣的場面。許多男女農民成群結隊有組織地而來，帶上簡單的行李衣物和勞動工具，帶上糧食和炊具，到指定的工棚或者當地農戶家中住宿。這些人的表情都顯得木然，一切都得按幹部們的指揮而動作。他們所挖的所謂鐵礦石，除有少許赤鐵礦和褐鐵礦外，大多數是紅色砂岩，是根本不可能煉出鐵來的。只有那些從農民揀來的廢鐵，或者家中砸鍋得來的鐵，投入土高爐中尚能煉出鐵來。當地的官員曾叫我們普查組去幫他們上山看了幾處鐵礦點，怎奈這些地區本無什麼鐵礦存在，有的只是一些含鐵的岩石，氧化、風化后形成的鐵帽，根本構不成可供開採的鐵礦床，農民們挖出來的大多數是含鐵砂岩，是不可能煉出鐵來的。
在各個煉鐵和開採礦石的基地，我看到農民們的勞動十分辛苦，拖的時間很長，每個人都顯得無精打採的，一些中小學生也被組織來錘礦石，很多學生在錘打礦石時就會入睡，，一不小心就會把鎚頭砸到自己的手、腳上。所有的人吃飯都是從生產隊帶來的糧食，是不用個人出錢的，可以放開肚皮吃飯，但沒有什麼菜，更缺少肉食之類的菜。那時我在通往縣堿的公路上看到用松樹毛塔的彩門上貼著一付對聯：「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 足可見當地的大躍進和大辦集體食堂的一班了。
9月下旬，我們普查組到了容縣，縣裡鋼鐵指揮部的領導們很歡迎我們的到來，希望我們能幫他們找到好的鐵礦點以供採礦煉鐵。雖然我們知道此處的地質條件不可能有什麼好的鐵礦，但盛情難托，只好走馬觀花似的去看了幾處農民報礦的礦點，是根本不值得開採的。然而所到之處，看到的卻是千軍萬馬般的人群在挖礦、砍樹燒炭。據縣的有關部門介紹，該縣建有土高爐15處，477座土高爐，足可見該縣大辦鋼鐵決心之大。其後我們按自己的計劃在六王、縣底等幾處地方檢查了幾個礦點，就結束在該縣的工作了。
不幾天我們就到了北流縣，該縣工交辦的領導非常歡迎我們的到來。該縣也成立了一個地質隊負責找礦，地質隊的負責人是剛到我們學校兩個月短訓班學習回來的，我們可是校友了，一見面就十分熱情。據他介紹，該縣成立了18個人民公社，成立了鋼鐵指揮部，出動了10萬人大搞鋼鐵，辦了14個鋼鐵廠，建了1000座小高爐，縣裡許多幹部都走出機關下工地指揮和親自動手了。他們地質隊則負責尋找鐵礦，希望我們大力協助他們的工作。為此我們先後在民安、民樂、新墟等地檢查了幾處礦點，在那些煉鐵基地看到許多農民在挖礦，在砍樹燒炭。經查看這些並非真正的鐵礦石，除少量褐鐵礦外，多為鐵的氧化物和含鐵的紅色砂岩，是很難煉出鐵來的。而許多大樹被砍掉用來燒炭煉鐵，實在是令人心痛、可惜。
在民安，這裏的強勞動力都外出挖礦煉鐵、修水利去了，村中多是老人和小孩，偶爾可見幾個勞動力在田間勞動。這裏的農民喜歡用一根竹制的大煙袋，裏面裝上水，吸煙時發出「嗬嗬」 的響聲，很有節奏。他們好客，呌我們抽煙，我們不會而謝絕了。在他們的集體食堂，沒有什麼菜，但飯是足夠吃的，只是環境衛生極差，蒼蠅飛舞，灰塵滿地。看到這些，心裏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中國農民的生存條件實在是太差、太苦了。
10月中旬，我與一位黎姓同學被派往平南縣檢查礦點，到達縣城后，我們先到縣的鋼鐵指揮部聯繫工作，對我們的到來他們十分高興，當即給我們介紹了縣裡大辦鋼鐵的有關情況，希望我們能為他們大辦鋼鐵出力，並出俱介紹信便於我們到各開展地工作。
平南縣內除縣城至大安、大新一帶較平坦外，大部為山地和丘陵，那時公路極少，只有縣堿到玉林的公路可通汽車，其他地方多不通車，只靠小路可通自行車，但水運則較為便利，潯江穿過縣境，上可通貴縣、南寧，下可至梧州、廣州等地。
我們從縣絨至育梧、馬練、思望、丹竹、武林、大安、大新、古和、六陳等地檢查礦點，全靠自行車給我們作交通工具。這裏的自行車運輸，車手們的車技很好，在那崎嶇不平的小路上載上客人也行車自如，我坐在後面都感到有幾分擔心，但他們則穩穩地握著車頭從不倒下。自行車往前行廷，兩邊的青山翠竹閃過，別有一畨風味，倒是令人高興。
平南縣此時已全部實現了公社化，各生產隊都成立了集體食堂。現時已有10萬人在挖礦和砍樹燒炭大鍊鋼鐵。我們在古和鋼鐵基地看到，許多人在錘打礦石，有的是廢鐵和農民的鐵鍋，砸爛后一併投入土爐中冶練，一些人一夜不停地守在土煉鐵爐旁，熬紅了雙眼，疲憊不堪。古和是一個生產大隊，大隊部及周圍農民家都住滿了從各地來的男女農民，人山人海，熱鬧異常。
古和大隊部及周邊農民房屋的墻壁上都寫有不少大標語，有用毛筆寫在紙上的，也有用紅油漆直接寫在墻上的，什麼「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5年內趕上美國、超過英國」，「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之類的，都是當時流行的標語口號。
所有來參加鋼鐵會戰的男女農民都是軍事化的組織，一個大隊來的就是一個民兵營，一個生產小隊就是一個民兵連。所有各營、連都要開展勞動競賽，開展挿紅旗、拔白旗活動，政治思想好、勞動好的就得紅旗，差的就挿白旗。一天我看到一個40多歲的農民被人圍著批鬥，后聽人說此人是被管制的分子，講怪話，不好好勞動，只見其他的民工都在批判鬥爭他。真是勞動幹活也忘不了階級鬥爭。
在丹竹的赤馬村，我看到一個中年婦女被繩子綁在大隊部門外的柱子上，幾個看熱鬧的小孩用棍子撩她。這個婦人含著眼淚在抽泣，似乎有滿腹的冤屈要訴。我問大隊的文書這是怎麼回事，文書說這女的在搞腐化，要給她教訓。頓時我似乎明白了，這女的一定是丈夫去大鍊鋼鐵離家久了，寂寞難耐的她紅杏出墻了。但為什麼不見抓男的呢？男的是何許人也，別人都外出鍊鋼鐵去了，他卻有閑工夫在家風流。其實就這麼一點男女私情就用得著抓人梱綁示眾，這不進侵犯人權、侮辱人的尊嚴么？！
離開赤馬後，我們就到了六陳一帶踏勘礦。六陳是一個公社所在地，屬平南與容縣交界的丘陵地帶。公社幹部中有一個是桂林陽朔人，我們可是老鄉，他簡要地介紹了該公社大躍進與大鍊鋼鐵情況。在他的辦公室，我曾看到10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的「忻城氣蓋世，日產賽煤都」 的報導，說廣西忻城縣19小時產煤67·1萬噸，放了一顆「煤炭衛星」， 並配發《祝賀廣西大捷》的社論。聯繫到前些時在岑溪時看到的水稻高產衛星、花生高產衛星，以及其它許許多多的「高產衛星」，加上在各地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大躍進與大辦鋼鐵的標語口號，在我的頭腦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受到了鼓舞，也產生了疑問。作為一個青年學生的我，思想單純，閱歷不多，許多事情是難以理解深透的。就現實生活中所看到的種種，那時心裏在想「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嗎？」種種質疑總是在頭腦中浮想，但從不敢與人說出罷了。
11月初桂東南地質踏勘告一段落後，我被調回大隊部另行分配工作，不幾天就轉到了普查分隊四小隊。四小隊那時正在富川縣朝東岩鷹咀山區進行礦產普查工作，聽說那是一個瑤族同胞居住的地區，我從未到過少數民族地區，是懷著高興的心情而前往的。
11月10日，我乘車離開大隊部先到鐘山，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轉車前往富川縣城富陽，沿途看到許多農民在修水利、挖礦，熱鬧異常。到達冨陽下車后，前往朝東就沒有班車可乘了，我就雇上一輛馬車前往朝東，可裝行禮和坐人，不用挑著行李步行。富陽到朝東約30多里地，需要3個多小時才能到達。一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偶爾見幾個老人和小孩在村邊張望，顯得十分簫條, 幸得趕馬車的人一路閑談, 才解除了心中的寂寞…
到達朝東時已是下午5時多了, 由朝東到岩鷹咀尚有近30里山路, 只能在此住上一晚, 等第二天四小隊的後勤人員來朝東買菜才能與他一同進山了.
朝東名為一個小鎮, 實際上只是一個較大點的村莊, 正好位於廣西與湖南的邊界上, 是一片小小的沖積平原, 田地較多, 土地肥沃, 是一個盛產糧食的地方, 趕馬車的人說，每逢趕墟之日, 附近的村民和山裡的瑤族同胞會到這裏來做買賣, 農付產品和各種山貨是較多的，只是如今大躍進、大鍊鋼鐵，許多人都去工地了，所以如今趕墟的日子也不怎麼熱鬧了。在馬車人的引導下，為我找到了一家私人開的小客棧，我只能在此將就一晚了。
客棧老闆很熱情，為我做好了晚歺，只是一些青菜和兩個雞蛋，也使我覺得很不錯了。晥上這裏沒有電燈，整個小鎮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偶爾可見居民家點的煤油燈露出星點燈光，村鎮上沒有任何可玩之處，顯得簫條，沒有生氣，早早的我就躺到床上睡了。但一個人在外，久久地不能入睡。我靜靜地躺著，聽深秋之風颳起的沙土打在瓦背上發出沙沙的聲響，不時有耗子出沒的吱吱聲。加上這床大概許久沒人住了，有一股難聞的氣味，使人難受。幾個月桂東南幾個縣之行，所見所聞大躍進和大鍊鋼鐵之情景不時在我的腦海中浮現，總會使我浮想聯翩。
第二天一早，太陽剛從東方升起我就起床了，小客棧的主人為我做好了早歺，是稀飯和兩個糯米粑粑。早歺后，我付過房費和歺費，等待著普查四小隊採購人員的到來，以便與他們一道進山。近11時，一位姓鄧的採購人員到來了，我與他一起到集市上買菜，吃過中歺后，雇上一個民工挑菜和我的部分行李，我們離開朝東向岩鷹咀進發了。朝東到岩鷹咀有近30里山路，沿著一條大的沖溝往上遊走，都是崎嶇不平的山路，是較難行走的。經過約三個小時的行程，下午5時多始到達四小隊的住地。
岩鷹咀是瑤族同胞居住的山區，屬都龎嶺山脈的余脈，最高山峰海拔1500多米，普查四小隊就在近山腳一塊小坪地上搭上帳篷住宿，附近就有幾間瑤族同胞的茅草房，與他們朝夕相處。同志們十分歡迎我的到來，安排給我一張帆布床住下后，不久就吃晚飯。這一歺飯吃得很香，炊事員是一位湖南師付傅，燒的湖南菜很好吃。由於一路行走山路勞累了，晚飯後很快我就沉入夢鄉了。
這裏的瑤族人們稱之為過山瑤，即這兩年種這一片山地，過兩年又去種另一片山地，有點類似於古時刀耕火種的山人。他們種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其次有木薯之類的雜糧，在沖溝邊的山坡上也有少量的梯田可種植水稻，一年只能種一次。他們的主食是玉米，每歺飯都要打油茶，偶爾也吃大米飯。這裏出門就是爬山，男人們頭上包著頭巾，女人們腳上打綁腿，頭戴特有的瑤族布帽，男女們都穿上自已織的土布衣物，背上一個大竹簍，手拿砍刀上山耕種，與漢族人相比確是落後多了。
由於是大躍進時期，這裏年青的瑤胞也大都去修水利、砍樹燒炭、挖礦煉鐵去了，留下來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這裏也辦了集體食堂，每到吃飯的時候，管食堂的人打梆（一種像竹筒樣的器具），梆聲清脆悅耳，傳過山崗溝谷，很遠的地方都能聽到。可憐這些瑤胞們，為了吃一歺飯，有的人家要先從對面山坡下到山底，再過沖溝往這邊山上爬；兩邊的人雖然可以相互看到，大聲喊叫也能聽到，卻要走上近個小時，實在是辛苦了。我對這些瑤胞們十分同情，為什麼不能因地制宜，非得要辦這樣的集體食堂呢？
我們地質隊的生活與他們相比真有天壤之別，每人每月有40斤糧食，副食品供應有保障，每天都有肉食；看著身邊瑤胞們清苦的生活，我的心裏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要讓瑤胞們過上幸福的生活，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實現啊！
我們的工作是爬山，進行地質填圖，進行槽探、爆破、採樣等山地工程，我們地質人員主要是去佈置工程並指導工人施工，然後進行地質編錄。在大躍進的年代里，白天上山，晩上還得開會學習，按大隊的指示，地質工作也要多快好省，也要放衛星。為此，各工種的施工人員，為了爭成績，不顧質量，甚至多報自己完成的工作量，就連地質填圖，觀察點也隨意用紅油漆多寫，草率記錄。各工種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放「小衛星」， 並以此為榮，開會時還獲得表揚。如此的放「衛星」， 實際是弄虛作假，自欺欺人，毫無實際意義的。「放衛星」 原來就是如此這班的，其它地方估計也會是如此的吧！
12月下旬，這裏連續下了幾天大雪，滿山遍野樹枝上都掛滿了冰雪，成了一片銀白色的世界，十分狀麗好看，是我從未曾見過的美麗雪景。以前只聽說北方才有的冰雪世界，想不到在岺南的山區也會有銀裝素裹、漫天冰雪的世界，真乃難得一見的美景。幾天來大雪封山不能上山工作，我和一位地質技術人員就到附近一個瑤族老人家裡玩。這位老人約50多歲年紀，身體健壯，單身獨戶，是一個樸實本份的山民。他一個人耕種，家裡墻壁上掛滿了玉米棒子，對我們的到來十分高興，當即打油茶、炒玉米招待我們，很是熱情。瑤族同胞的油茶我從未喝過，我先嘗了一口，很苦，難以下咽，炒玉米倒是香脆可口。瑤胞們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他們怎麼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呢？！
四小隊有一個姓劉的採樣工，湖南人，約40多歲。此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參加過國民黨的遠征軍，到過緬甸、印度，在印度曾受過美軍教官的訓練。他見多習廣，平時話語多，常愛跟人講故事，開玩笑，我對此人的印象是較好的，他與我也很說的來。他的工作是積極肯乾的，只是平時愛提意見，有時也說兩句怪話。在大躍進的年代里，為了要抓落後的典型，曾有兩個晚上專門開會批評他，名曰「挿紅旗，拔白旗，抓思想鬥爭」。 看到這些，我思想上感到很不是滋味，但這種批判會在各地都是普遍有的，不管那個部門和單位，也不論人多人少，總是會找些典型來批判的，這是那個時代必然會出現的事。
二、1959年的持續「躍進」與反「右頃」和反瞞產運動
1959年3月初，我們的野外生產實習結束，我離開岩鷹咀回校，其他的同學也都回校了。離開學校半年多，學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學生人數大增，我們56級只有500名學生，1957年沒有招生，但1958年8月卻招收了1500學生。新生招來后一個學期都未上課，學校為了搞大躍進，也在桂林市郊九華山建了幾座小高爐煉鐵鍊鋼，故而新生全都去搞勞動。幸好我們56級的學生去野外隊實習了，得到了生產實踐的鍛煉，如果在校的話肯定也是會整天的搞勞動。現在回到學校上課了，仍然是每周要停課一天搞勞動，有時星期天也要搞半天勞動。
回到學校后，學校組織我們對野外實習工作進行總結，每個人都要在小組會上作交流發言，談感想。一些好的發言者則被指定到全校大會上發言，當然談的都是在各地所見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的見聞和感想，都是讚美之詞，顯然都是說的假話、大話，是那個說假話年代的通病。
1958年的大躍進已顯出了災難性的後果，但1959年還要繼續躍進。1959年4月18至28日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經毛澤東批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出了1959年新的躍進計劃。報告指出：「今年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積極努力，為完成和超額完成這個以四大指標（鋼產量1800萬噸、煤產量3.8億噸、糧食產量10500億斤、棉花1億擔）為中心的國民經濟計劃而奮鬥」。又指出，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是一個「繼續躍進的計劃，工農業總產值比1958年的2050億元增長40%達到2870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1650億元，農業總產值1220億元。在32種主要工業產品中，產量計劃增長50%的有生鐵、鋼、原油、化肥、硫酸、發電設備、機車、貨車、拖拉機等17種，其他產品，除很少幾種外，也都增產在30%以上。主要的農業產品中，產量增長40%的有糧食、棉花、黃麻、甘蔗、甜菜、花生、油菜籽以及生豬頭數。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通過國家預算的部分擬定為270億元，比1958年的214億元增長26%。進行建設的限額以上項目共1092個，占投資總額的2/3」 。
1959年新的所謂「躍進」計劃能完成么？回顧去年的大躍進，再面對今年新的所謂躍進，必然會遭到一些人的批評；雖然一般人對此是敢怒不敢言，但也有人敢於對1958年大「躍進」搞糟了敢於批評。最典型的就是中央高層的彭德懷、黃克成、張聞天、周小舟等四名高級幹部，他們在湖南和全國其他一些地方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等各方面的問題進行了調查，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批評和改正的意見。在1959年7月至8月的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他們都提出了自己善意的忠言；特別是國防部長彭德懷，心系天下社稷國家，為民請命，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對「大躍進」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評，主要指的是「浮夸風」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但信中也給毛澤東唱讚歌，說「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公社化「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貧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彭在信中隻字未提毛的失誤，反而多處為毛開脫。信的結尾說：「今年明年和今後十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15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4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然而就是這麼一封私人信件，特別是其中一句輕描淡寫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卻一針見血的觸動了毛的心病，激起了毛的勃然大怒。毛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黨外有右派，黨內也有那麼一批人」。
在8月2日的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上，毛說彭等人「要攻擊總路線，想破壞總路線」，「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的問題，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事業、向著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由此，一場「反右傾」、「更大躍進」的運動在全國又一次興起。
廬山會議把彭、黃、張、周定為「反黨集團」，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在會議上受到了毛澤東組織和領導的批判鬥爭，並在全國開展一場「反右傾」運動，使370餘萬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備受苦難。與此同時一場「更大的躍進」帶來了更為深重的災難。
在毛的指揮下，除了制定不切實際的工農業生產高指標外，首先是恢復在1959年春已被解散了的公共食堂，強調這是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重要因素。為此中共中央連篇累牘下發文件，強調必須恢復、鞏固和辦好公共食堂。一大批原來解散食堂的幹部受到批判，並採取強制措施，把農村中人口再次逼進食堂，以便於對農民的管理和控制。
到秋收時節，為證明「更大躍進」取得了偉大成績，各地區都搞起了高指標，報高產，然後是高徵購。為了證實1959年「更大躍進」取得了空前絕後的大豐收，為了完成高徵購，1959年冬全國開展了一場反「瞞產」運動，持續到了1960年冬天。廬山會議后，中共中央多次在有關文件中特彆強調，大躍進取得了偉大成就。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借糧食問題向黨發起「猖狂進攻」，一場反「瞞產」運動勢在必行。
當時對於糧食的安排是強調先國家後集體，充分安排國家徵購后再安排生活，完成徵購任務后再留口糧、種子糧。反「瞞產」首先針對的是各級幹部，特別是農村的基層幹部。上報產量達不到上級規定指標的，立即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輕則批判鬥爭，重則毒打，捆綁，甚至有打死人的事發生。這些基層幹部們受不了如此的折磨，被迫違心的承認「隱瞞」了糧食產量，只好報假的數字。報了高指標，就要按高指標徵購，農民們就根本沒有留下的口糧了。
有些地方實在拿不出糧食來給國家徵購了，一些毫無人性的幹部就帶上民兵到老百姓家中搜查，開展搜糧運動，強行把一部分農民的保命糧從農民手中搞出來，即使被搜出十幾斤糧食的農民就當即被捆綁、批鬥，這在全國各地都是極為普遍的現象。
1960年春節期間，正值學校放寒假，我回家過春節。回到家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滿目荒涼的景象，村裡許多青壯年勞動力都還在外修水利沒有回家，顯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快過年時家家戶戶都要忙著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餅子，忙得不可開交；還要準備雞、鴨、魚，殺年豬，準備過大年。而今這種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過年前三天，外出修水利勞動的人們才回到家。
由於當時仍是集體食堂，也是集體養豬場在養豬，過年了，食堂暫時停伙幾天，把糧食分給各家回去自己煮食。年豬也是生產隊殺的，按人頭每人只分得兩斤豬肉，實在是太可憐了。我家還好些，父親是一名中醫生，食品公司多少有些肉類和副食品供應，我作為回鄉的學生，縣裡也供應了少量的肉，比村裡別的家庭要好些。
1月29日是農曆的正月初一，是農民大過年的喜慶日子。而今這一切是全沒有了，因為大家連飯都吃不飽，兩斤肉過年，客人來了吃什麼呢？老人們只有無精打彩的昏昏欲睡，兒童們也沒有了往日的歡樂喜鬧，大人們或在做點什麼家務事，或是趁機好好睡覺，整個村庒實在是處在一片蕭瑟的境況之中。
母親吿訴我，上個月有縣裡的工作隊和大隊幹部來過，說是搞「反瞞產」 運動，要對生產隊和各家進行檢查，看是否有隱瞞糧食產量私分之事。我的一個嬸娘因有幾十斤糧食被搜查出來了，當即被工作隊捆綁起來批鬥，糧食被沒收。我的一個遠在陽朔的叔叔是大隊幹部，參加縣裡的四級幹部會議，因完不成上面定的糧食產量任務，被誣為「瞞產」 而遭到批鬥。聽到這些使我心裏十分難受，心裏總在想「怎麼會出現如此的事呢」》 難道搞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么？
春節期間我沒有心思去走親訪友拜年，家裡也沒有人來，只有姐姐帶著小外甥回來了。姐姐不是外人，雖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節能團聚，也多少增添了一些快意。
三、人世間少見的大飢荒
「大躍進」中媒體上曾經常有「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 的文字出現，當年各行各業大大小小各種「衛星」 的升空，使多少百姓夢想著「中國離那個色彩斑斕的『天堂』 已經不遠了」。 然而百姓們做的卻是一場噩夢，中國非旦不可能進入那夢幻般的「天堂」，卻反倒陷入了從來沒有想到的人世間的巨大災難之中。就以我的所見所聞，便可充分說明一切。
1960年春節過後，我帶著苦悶的心回到學校，這是四個學年的最後一個學期了。新學期開學后，只上了一個多月的課，全部課程就結束了，4月中旬就要到野外進行畢業實習，我和20多名同學被分配到273地質隊。那時273隊在貴縣（即現在的貴港市），開始我與幾名同學被分在該隊的鐵礦普查組工作，任務是沿貴縣至黎塘沿線泥盆系鬱江組地層中尋找鐵礦，為貴縣鋼鐵廠找到可供開採的冨鐵礦。我們小組在鐵路邊的山坡中尋找，也爬到了鎮龍山上，都沒有發現可供進一步工作的鐵礦點，但在鎮龍山上卻見有地方組織農民工在開採黃鐵礦和毒砂礦，這些農民工穿著破爛，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極差，這些礦石中含硫、砷都是有毒害的物質，開礦的農民工沒有任何的勞動保護品，我看到他們面黃飢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樣子十分可憐。
在鐵路沿線的農村，我看到許多村莊都是冷清清的，人們都顯得無精打彩，都是嚴重缺糧所致。我們在野外工作每月有35斤糧食，飯是夠吃的了，只是沒有什仏副食品供應，又缺少肉類和食油，生活雖然比農民好多了，但也是使人難受的。到黎塘鎮后，我們就用地質隊的介紹信到供銷社聯繫，供硝社給我們供應了不少玉米餅，在當時來說這些可是上等品了，是不能隨便買到的，使我們感到很高興。拿著這些玉米餅，回到住地后，晚上我們就分了一些給住家的房東，他們可是高興極了，萬分的感謝我們。我們只能分給這一家人，還有村裡眾多人家都是缺吃的，誰來給他們呢？想到這些，心裏又多了幾分難受。
一個月後這裏的鐵礦普查工作吿一段落，我與另外幾名同學被調到平南普查組，任務就是沿平南縣大新至古和、六陳一帶的山間盆地和丘陵地帶花崗岩風化殼中普査鈦鐵砂礦和稀有金屬礦。這些地方在1958年大躍進中我曾跑過，而今舊地重遊，當年看到的農民勞動大軍大挖鐵礦石、大鍊鋼鐵的景象沒有了，只見古和那些小高爐的殘骸尚在，當年燒出來的結鐵塊尚堆在地上，全是一堆廢物。當年農民工放開肚皮吃飯的情景也不見了，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左右的口糧，還要進行強勞動，他們怎麼生存下去呢？我們普查組所到之處，看到的都是面黃飢瘦的人群。為了生存，許多人都在挖野菜、野山芋煮來充饑。正是因為如此，在大新、古和、六陳等地，常可見到有浮腫病人。農村中顯得荒涼，沒有生氣，少有人走動，偶爾只聽到有幾聲犬吠，看到這些心裏實感難過。
6月底我們的畢業實習結束回校，從7月初開始進行畢業前的個人總結，然後進行畢業分配。我們地質專業絕大多數學生被分配在廣西和其它省的地質部門工作，只有我和另外十多名同學留在學校工作。8月份學校就給我們發工資，並告知我下學期就要任課走上講台。第一次領到工資，並且即將要做教師，內心裡自然是十分高興和激動的。
9月初新學年開始了，我被安排擔任58級地質專業兩個班古生物學與歷史地質學的教學，。第一次走上講台，心裏是緊張的，但在老教師的耐心指導下，經過自己認真的準備，上課後同學們的反應是好的，平時我與學生們都很融洽。只是此時正是飢荒時期，副食品和肉類供應大為減少，一切都要憑票供應，糧食也由原來每月33斤減到30斤，不久又減到27斤，這對年青人來說是不夠的了，尤其缺小肉類和食油的情況下，更是使人不好受。為此學校就組織幹部和教師以及學生開塃種地，辦養豬場，養雞場，每天下午下課後、連星期天大多時間要去勞動。由於缺少吃的，營養差，工作又緊張勞累，使不少人得了浮腫病，我們教研室十多名教師就有3人得了這種病，全校共有300多名師生得了此種病。
一個學期很快就過去了，寒假期間我回家過春節。這時家鄉的糧荒也越來越嚴重，集體食堂也解散了，各家各戶重新生火煮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許多人就採摘野菜和野山芋充嘰。大過年的也是死一般的沉寂，毫無生氣。我的家鄉是一個小山村，近100人口，竟有幾十人得了浮腫病，更有藍耀甫、藍耀徳、藍老榮等人因飢餓患瘋死去了。母親告訴我，我們大隊許多人被派去修平口水庫、謝家水庫，勞動強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生病而死去，有些人在回家的路上飢餓走不動了，倒在地上就慢慢死去，我們大隊的鍾天發、潘文茂等人就是這樣死去的。多麼悲慘的情景啊，「路有餓死骨」， 在這個時代又再現了。 聽到這些呌人心裏難受。母親還說我們的一家鄰居，大人外出勞動了，他家的一個年僅十歲的小孩在家，因飢餓難忍，把本屬大人的那份飯給吃了，大人勞動回來就沒有吃的了，為此而把小孩痛打一頓。誰會這麼痛打自己的孩子呢？聽母親說到這些，我沉默不語，沉入了悲痛的冥想之中——報紙上不是總說大躍進取得了偉大的成就、糧食連年增產么?怎麼現實中人們連飯都吃不飽，這個社會怎麼了？難道這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 社會么？！
四、值得回顧與反思的歷史
以上就是我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大鍊鋼鐵和其後大飢荒時期的所見所聞，而今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雖然過去了，但這些仍會在我的頭腦中揮之不去，難以忘懷。從現在各地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得知，1958年的所謂「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大辦水利」， 使農民成了奴隸、役工，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牛馬般的被驅趕著，終於導至大飢荒的出現，使全國近四千萬人被活活餓死，這是歷史罕見的。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一些人竟然高喊「寧教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九十九，紅旗不丟手」，上億的農民過渡的勞動，營養不良，以至缺食，不是勞累而死，就是飢餓而亡。這是毛澤東千古之罪也。
1959年的所謂「持續躍進」、反「右傾」、反「瞞產」，更是在中國人民的傷口上再加上一把鹽，使中國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之中，從1959年起全國就出了飢荒，至1960年、1961年達到了最為慘重的程度；饑民們吃糠，吃野菜，吃樹皮，吃草根，吃觀音土，以至人自相食，餓殍遍野。用毛澤東自己的詩句來說，真可稱得上「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就以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而言，大飢荒期間全國有3755.8萬人被活活餓死，這在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年至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死亡人數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年至1936年的17年間，因災荒合計死亡人數為1836萬。而1959年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3755.8萬人，卻主要不是因為天災，而是人禍造成的，這不能不令人震驚與深思。現今許多對「大躍進」與大飢荒的研究學者，許多當年耳聞目睹的當事人，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章和回憶之作公諸於世，是一件可喜之事，增加了人們對那個荒唐而又悲慘年代所發生事件的了解和認識。
當年民間流傳的悲慘歌謠，至今還使人難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這些歌謠無一不反映了那個悲慘時代的現實，讀來令人辛酸，令人悲痛。
現有的種種史料都清楚地表明，那個年代的悲慘事例在中國是舉不勝舉的，限於本文的編幅，在此就無須一一例舉了。
面對這些問題，從那個年代倖存下來的人們，更多的是當今的人們，應該總結和反思什麼呢？這倒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大問題。依筆者之見，應該總結和思考的問題當然是很多的，但如能首先總結和思考造成大飢荒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其它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
中共中央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以黨的「決議」形式公開承認當年的困難和國家、人民遭受到的重大損失，無疑是一個進步。特別是近年來解封了「大躍進」和大飢荒時期的若干檔案資料，這更是一個大的進步。然而僅僅這樣仍然是不夠的，官方把那段時期只稱其為「三年困難時期」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與非官方說法「大飢荒時期」是根本不能同一而語的；並且從未提造成這些「困難」的原因和毛澤東應承擔的責任，這是令人不解，也是不能滿意的。
歷史是人類過往活動的真實記錄，更是那個時代統治者功過是非的真實記載。歷史就是歷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為什麼會造成如此嚴重的世紀大災難，它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這是值得人們深思和探討的。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特別是當今的青年一代，應該面對歷史，以史為鑒，去認真總結和反思這個現代史中的重大問題，使這樣的歷史事件不致在神州大地重演，這是一項重大的歷史使命。
為了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首先我們必須深入探討造成大飢荒的原因所在，才能使我們這個社會不斷邁向美好的未來。
造成大飢荒的原因是什麼？筆者認為：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生的人禍橫行。這應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也是許多專家、學者們研究后得出的共同結論。
中國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后，又走上了一條軍閥統治和其後蔣介石獨裁專制的道路，仍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所以在那時（不論是封建帝制、軍閥割據還是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飢荒是時有發生的。然而那時的飢荒其慘重程度和持續時間是遠遠不能和1959～1962年的大飢荒相比的。因為過往時代的飢荒，統治者會向災民開倉賑災，雖然有限，許多時候是裝樣子，但事情還是做了；另一方面有錢的人家也會向災民施捨，借糧或者煮稀飯讓災民食用。筆者在兒童時代曾經經歷過飢荒年代，1946年的春天，由於抗日戰爭剛結束，國家的財力耗盡，此時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在廣西的不少地方發生飢荒。筆者親眼所見，廣西平樂縣一些有錢的大富人家就煮了大量的粥給災民吃，政府也接受了美國來的救濟食品，筆者就親自食用過美國援助的豆粉（罐裝），雖然有不少人挨餓，但不致於餓死，討飯也生存了下來。而且此次飢荒時間很短，秋收以後飢荒就基本過去了。
就是在西藏那樣落後的地方，用原國家政協副主席班禪喇嘛的話來說：「過去西藏雖是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樣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
而發生在1959年～1962年的大飢荒（1960～61年是最為嚴重的時期），持續時間達4年之久，死亡人數達4千多萬，這是過往歷朝歷代所未曾有過的。因為此時是毛澤東在當政，他是一個既獨裁、專橫跋扈而又無知的執政者，由於他的胡作非為，導致全國人禍橫行，所以才造成了如此的世紀大災難。
當然，毛澤東的本意未必就想把中國的經濟搞垮，未必就想叫中國人都餓死。但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思想和他「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殘暴專橫以至荒唐、愚蠢的一系列政策實施的結果，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是不容置疑的。
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都是在毛的思想指導下，由毛下令搞起來的，那時的種種荒唐與瘋狂的所為，直接導致了其後連續大飢荒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958年的胡作非為，它所帶來的惡果在1959年初就已顯露出來了。此時一些地方已經出現因糧食短缺而發生餓死人之事，一些人對1958年的胡作非為已發出了質疑和怨恨之聲，並正在開始糾正一些錯誤。比如大辦食堂，毛澤東在1959年初重回他的故鄉韶山時就曾說：「食堂里的飯不好吃，可以散了嘛，這個辦法太浪費糧食」。如果此時的毛澤東能認真聽取各方面的善意批評，能總結1958年的經驗教訓，中國的大飢荒也許就不會發生，4千多萬的中國人就不會被餓死了。
任何一個政黨和它的領袖人物不可能不犯錯誤，如果有了錯誤，改正了就好了；只要他是民主執政，一切為了人民，改正錯誤是不難的。毛澤東曾教導他的高級幹部們說：列寧說聰明的人僅僅是因為有了錯誤改正得快，沒有別的。如果有了錯誤，硬說沒錯，還要裝好漢，這才是最愚蠢的人。其實毛澤東正是這樣的蠢人，而且是玩弄兩面派手法的蠢人。
他在不久前剛說過「食堂可以散了嘛」，許多地方的食堂也確實解散了；在1959年初毛對產量問題也曾說過不要管上級規定的一套指標，不要講假話；但在1959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又說要積極辦好公共食堂，並在7月2日的會議說：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總的是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仍然堅持他的錯誤思想和作法。
對於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意見，毛說：「據我看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是一個指頭」。
由於毛澤東的堅持錯誤，1959年又提出了更大的躍進計劃，這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首先是農業生產高指標計劃不能實現，糧食徵購任務就不能完成，當毛看到有的省委報告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瞞產私分造成的，毛立即批示說：「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公開指責農民和基層幹部「瞞產私分」，反覆說：「生產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窯，站崗放哨」，誣稱農民「白天吃蘿蔔纓，晚上吃大米，共產主義風格哪裡去了！」
農民們本來就無糧了，那來的「瞞產私分」？即使有的人家還有數十斤救命糧，為了防備搜糧隊來搜查而東藏西藏，結果還是被強行搶走了，如此的結果，農民們除了餓死還有什麼路可走呢？
餓死人之事終於在全國各地大規模的發生了。
由於毛澤東的政權是一個極端殘酷的封建法西斯政權，餓死人之事發生后，各地糧倉都普遍有存糧，他就是不開倉賑災，甚至封路不準災民逃荒謀生，其殘忍之心是歷代統治者遠遠不及的。
早在「大躍進」一開頭，毛就告誡他的高極幹部要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突然大談死人之事，說死人是「白喜事」，「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人要不死，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
毛曾多次說過為了他的目標，他準備死多少人，1958年11月21日，毛對中共高層領導人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很多人，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
死人本是自然現象，人皆有死，這話是不錯的。但此時的毛澤東大談「死人之事」，他絕不僅僅是在這裏討論哲學，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深處是從來視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的。
1959年開始就出現餓死人的事件了，1960年開始被餓死的人越來越多，事件愈來愈嚴重，以致出現人自相食的惡性事件，這些毛澤東是知道的。但此時的毛不但不改正錯誤，下令救濟饑民，反而對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惱羞成怒，變本加厲地加以打擊，1962年起又用抓階級鬥爭、搞政治迫害的方法來壓制反對大躍進的意見，並千方百計尋找新的突破口，以便他重新爭得政治上的主動權。此時開始的對哲學、史學、文藝領域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批判鬥爭，以及後來的「四清「、」文革」就是明顯的例證。
大飢荒完全是人禍，是極權政權下的殘酷以及計劃經濟的荒謬，這是歷史的結論。
可悲的是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澤東當年「與人民共患難，幾個月不吃紅燒肉，以及嘗菜窩窩」之類的宣傳。他們忘了當年的毛突然對西餐有了興趣，僅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譜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雞鴨魚蝦上百種，光是雞就開了14種。
另一件使人難忘的事，因大飢荒許多人被活活餓死的時候，在毛的故鄉應毛修茅屋的要求，湖南省委在毛的故鄉修建了一所造價頗高的別墅（上億元以上），而只來此住過一次（1966年6月16日毛離杭州，17日到韶山，在此住了12天）。工程從1960年下半年動工，主體工程是一、二、三號樓，以及從毛的故居延伸至滴水洞的專用公路，於1962年竣工。1970年又增修了防震室和防空洞。
僅從這兩件事即可看出，毛要老百姓勒緊褲腰帶以至餓死還在「鬧革命」，他卻在尋找享受，實在是鮮明的對比。
當然，即使在那樣的飢荒年代，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住好一點，吃好一點，老百姓也不會有什麼的；但如果過分的奢侈，不時找年輕的女演員來跳舞，就有腐敗之嫌了。自己這樣，卻要求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要農民「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其實農民那裡還有什麼「糧菜混吃」，許多地方農民是剝樹皮、挖草根、觀音土來食了。到處有人在餓死，毛當時能救而不救，作為一個執政的最高統治者，他的責任到哪裡去了？他的人性何在？良知何在？
近年來仍然還有人在為毛的過去唱讚歌，極力否認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歷史事實，甚至義正辭嚴地駁斥所謂「三千萬人餓死，純屬民運和台獨編造的謊言」，一面從歷史的垃圾箱里拾起破舊的大旗，用玫瑰色掩去上面的猩紅血跡，為毛開脫罪責；一面又大談所謂的困難是由於「天災」和「蘇修逼債」造成的，把毛胡作非為下的人禍橫行拋到九霄雲外。
這些先生們忘了，1958年是豐收年，是由於大躍進損失了許多糧食；1959年至1962年的幾年間，一些地方雖有水、旱等自然災害，查看當時的氣象資料，也仍屬正常的年景。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每年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這是不足為怪的，況且這樣的自然災害也絕不至於全國到處都會大規模的餓死人。顯而易見，自然災害一說是站不住腳的。
至於「蘇修逼債」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當年中國欠蘇聯約80億盧布，按原計劃是10年還清的。蘇聯沒有逼債，只是撤回專家，而是毛為了與赫魯曉夫爭鬥，決定5年還清欠蘇聯的債務。如果這也是造成飢荒的「原因」之一的話，也是因毛澤東而起的。
另有一事倒可以說是造成大飢荒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為了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大搞輸出革命，全力支持亞、非、拉人民起來反帝、反修、反對各國的反動派。在毛看來，餓死國民事小，對外援助事大。據有關資料顯示，1958年至1962年中國一共對外援助了23億6200萬元（當年的人民幣），主要的援助對象是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古巴、蒙古、非洲的一些國家。要清楚當年的中國是正值大飢荒呀，這些錢可以挽救多少中國人的生命呢？
對造成大飢荒的原因有不同的認識和觀點這是正常的。只要官方全部解封當年的檔案資料，讓人們可以自由的討論，大飢荒的罪魁禍首、造成大飢荒的根本原因等等諸多的問題，是一定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達到共同認識的。
結束語
1959年至1962年的四年大飢荒是中華民族的世紀大災難，已經載入史冊，任何人想要否認它、掩蓋它、篡改它都是徒勞的。造成這場大災難絕不是因為天災和蘇修逼債，而是由於極權制度下的人禍橫行和愚蠢無知的荒唐作為。這是歷史的結論，是不會因人的主觀意志而改變的。
早在1961年5月31日，中共的另一位領導人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的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講，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計，在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劉少奇的話當然是有道理的，他談到了大多數地方是工作失誤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問題，反映了當時的某些實際情況，在當時的背景下劉少奇能看到這些也是不錯了的。其實劉少奇的這些話當時也並不是指責毛，而主要指的是下面各級幹部的工作失誤。就是這樣的講話毛都不能容忍，在其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嚴厲反擊所謂把形勢說成一團漆黑的「黑暗風」，並在尋找反擊的突破口，自此「人禍」一說就絕口不提了。
作為共產黨內首先提出「毛當東思想」的劉少奇，他雖然對毛的許多作法有意見，以致反對；但他不可能看到事物的本質，是由於極權的政治制度和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指導思想而產生的問題，只不過是就事論事說到某些現象而已。
就以天災而論，難道一個地方一出現了天災這個地方就一定要餓死人？有了飢荒，政府可以救濟，饑民也可以流動，討飯也不會餓死。如果這個政府不能救濟災民，這個政府還有用嗎？
是毛澤東的共產極權的政治制度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災難，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政治制度的不良，它對飢荒的形成遠遠超過了經濟落後和天災糧食歉收。執政者往往把飢荒的責任推給了天災，這是在掩蓋事物的本質。前蘇聯發生在1931年至1933年的大飢荒並非是由於經濟的落後和自然災害，而是因為斯大林的共產極權制度下，人民權益的喪失，使得本來可以克服的困難變成災難性的後果。
在中國共產黨內，一批從延安走出來的老人，像胡績偉、李銳、李慎之、何方、謝韜……等人，這些當年滿懷豪情投奔共產主義革命的知識青年，從延安一路走來，為中國的革命付出了青春的活力，為毛澤東奪取政權也是有貢獻之人。在毛取得政權后，在歷次的治運動中，這些人也有跟著跑的，但最終都逃脫不了遭受打擊和迫害的命運。這些共產黨的老人他們絕不會反對共產黨，但當人生步入晚年以後，他們用自己的親身實踐經歷，用自己走過來的路上所看到一切，深刻的反思過去，反思斯大林與毛澤東極權專制下種種社會現實，都不約而同的走上了一條反獨裁專制，爭民主，爭人權的改革之路，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如：2007年91歲高齡的胡績偉老人在一篇《社會主義是超級法西斯主義》的文章中說：「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第三十二頁，引用了伊斯門先生（曾是列寧的好朋友）的話：『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壞，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經過這一核查，我才敢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壞，比斯大林主義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不民主，無可救藥』。」
毛澤東以解放之名，實際行的卻是一條極權專制的奴役之路。他高喊的所謂民主、自由、繁榮富強，實際上走的卻是獨裁、專制、封閉、貧困之路。
胡績偉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共產」的定義到底是什麼？》中的一段話寫道：「毛澤東在『馬上奪天下』以後繼續『馬上治天下』，治出一個集權而又極窮的『社會主義』，他的第二代核心用『馬上保天下』的辦法，保衛一個集權而暴富的『社會主義』，不只是全面的全國恐怖，而且是全面的全國豪奪，各種大官兼大亨，各顯神通，形成一個貪、臟、毒、黑的權貴資產階級和巨富集團。現在，虛假繁榮和貪富分化，日益惡化為全面全國性危機。難道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共』出來的『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嗎？」
另一位老黨員謝韜先生在《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二期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是一篇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救黨救國之佳作。文章中明確指出了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是不切實際的空想，世人應該放棄共產主義；指出了以前蘇聯共產黨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是暴力社會主義，已為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巨變的歷史事實所徹底否定了；同時也指出了社會民主黨為代表倡導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如瑞典模式）是成功的，中國應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才是一條光明大道。
何方先生的《黨史筆記》和《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透過他自己的眼睛，把所見所聞經過內心的沉澱，反思出來的東西更是真實可信的。還有李銳、李慎之及其他的許多老共產黨員的反思文章及講話，都能有力的擊穿許多精心編織的歷史謊言，把那些多少年來維護、捍衛的神話砸得粉碎。在權力仍壟斷著歷史，歷史的書寫仍依附於權力的制度環境下，這些老人們的回憶與反思是多麼的富有現實意義啊！
毛澤東自稱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實際上「馬克思」是假，「秦始皇」才是真，如果改作「斯大林加秦始皇」那就恰如其分了。有人說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所作所為，馬克思如果九泉有知定會憤怒和反對的。毛充其量是一個農民造反者，和歷史上陳勝、吳廣、劉邦、黃巢、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漢是同一種動物，只是時代不同，在思想行為上略加點時代色彩罷了。他們的心理狀態，都永遠脫離不了中國式的「做皇帝」那套老把戲。毛澤東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壓根兒就不相信什麼「法治」，更不懂得什麼「人權」和「法理」這些觀念，不相信民主選舉。在他的經驗里，所有選舉都是假的，只有槍杆子里出政權才是真理。共產黨的「天下」是解放軍打下來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要什麼選舉？他的施政，只要他發話就行，他的話就是「真理」，誰敢不執行？難怪毛澤東從奪取政權之後，到他1976年去世，28年中除整人殺人之外，基本上未做過一件讓歷史學家們可以大書特書的善政。歷史學家們因而得出結論，毛澤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如何治天下他確是一個無能之輩。無怪乎在毛澤東治下的28年，政治上是極權專制，經濟上是國貧民窮，人民遭受著極大的災難。
毛死後，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的「開放派」戰勝了汪東興等人的「凡是派」，否定了毛的「階級鬥爭」，改掉了毛的社會主義，使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不但經濟上有了飛躍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而且政治上平反了冤假錯案，政治上的體制改革也正在著手進行，使中國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無不感到高興和為之振奮。
然而好景不長，正當中國人民為改革開放經濟起飛而高興之時，掌握著中國實際大權的鄧小平卻連續開展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一系列政治運動，逮捕北京「民主牆」的勇士，打壓改革派的精英，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等人被開除黨籍，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被逼下台；緊接著1989年又發生「64」鎮壓學生和群眾的慘劇，新的總書記趙紫陽又被搞下台，使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陷入困境。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有民運人士、維權律師、新聞記者遭到打壓甚至逮捕判刑；不斷有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上訪的人士被劫訪、監控以致抓捕；農民的土地被強佔，城鎮居民的房屋被強制拆遷；敢於說真話、反思歷史的報紙、書刊被禁、被查封；1999年開始的對法輪功的鎮壓，這都是與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根本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官員們貪腐橫行，貧富兩極分化愈益嚴重，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治安惡化，黃、賭、毒和黑社會性質犯罪猖獗，這一切無不使中國人民怨聲載道，憤恨無比，這是獨裁專制社會必然出現的惡果。
事實說明，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不可能進行的。雖然鄧小平自文革以來受過毛澤東的打壓，毛死後他否定了毛的「階級鬥爭」，改掉了毛的「社會主義」；但此人自50年代起是緊跟毛澤東的，特別反右、「大躍進」，鄧都是急先鋒，毛的那些罪過他都是有份的。鄧小平雖然留過洋，吃過洋麵包，但對民主政治乃是一竅不通的。鄧小平曾說過，三權分立，等於三個政府，沒有效率，在中國不能採用。如此這般的謬論，簡直成了人們的笑柄。執政者如此的政治理念，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能進行么？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取消黨專制體制，實現多黨對抗競爭下的「辯論——立法——檢驗——再辯論……」的自我學習和改進機制，進行多黨的競爭選舉，這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我國自1949年以來就是由於沒有這種民主制度，毛澤東的個人錯誤才倒置了中國的一系列大災難的發生，這個歷史的教訓對中國人民來說是極為深刻的。
時代在前進。現在已是信息化的網路時代了，信息就是力量，這力量在人民的掌握下可以改變歷史，因為人民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真正動力，任何想要阻止民主政治實現的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
好在當今的執政者們已有很大進步了。他們來自普通百姓，了解底層百姓的狀況和疾苦，又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從他們最近以來所實施的一系列惠民之舉，從他們大力反腐敗，使一大批貪腐官員受到懲處——等等之舉措，人們似乎看到了希望；但一些人關於政改和憲政民主的講話，什麼「西方民主」 那一套不適合中國，什麼「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反對」 之類的——等等，又似乎令人不解，使人疑惑。中國人多麼希望憲政民主的政體早日在中國實現啊！人們多麼希望執政者能認真總結過往的歷史經驗教訓，使50多年前的大災難永遠不要在中國重演，這是所有中國人誠實美好的願望啊！
作於2017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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