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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演練

2017年10月24日 10:30 PDF版 分享轉發

文章取自網路,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何清漣:劉曉波與他代表的「非暴力抗爭」路線劉曉波(網路圖片)

近20多年以來,國際社會一直將的授予當作促使發展中國家化的一個重要工具,曼德拉、達賴喇嘛、昂山素季與劉曉波等人士,由於在他們的國家具有的象徵意義先後獲獎。國際社會這份苦心收穫不一:曼德拉生前在南非實現了國際社會的寄望,從社會和解、打破種族界限,解決了許多社會問題,但也留下了腐敗甚至逆向種族歧視等諸多社會問題;達賴喇嘛以藏人領袖之身份得到諾貝爾獎的加持 ,極大的擴展了藏人的國際活動空間;昂山素季雖然成功地讓緬甸達成了民主化,但因緬甸那棘手的羅興亞穆斯林人問題,引起國際社會一片指責。但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先生去世。對來說,不僅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生命終結,還意味著非暴力抗爭這一政治理念在中國將進入塵封狀態。

破局之舉:非暴力抗爭主張在中國成為一種理念

劉曉波的異議生涯始於1989年六四運動,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作為2008年《零八憲章》的起草者之一及主要發起者,在推動《憲章》聯署時發揮了重要作用。《》繼承了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精神,提倡在中共暴政壓迫之下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中國和平轉型,與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員會的遴選標準契合,因此,劉曉波作為《零八憲章》的代表人物,獲得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授獎辭中闡明授獎原因:「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早在那時(1989年)非暴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個核心因素」 。2017年7月劉曉波在被囚禁中病逝,該委員會再次強調:「通過向劉曉波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希望強調,發展民主與創造和確保和平之間存在著根本聯繫。此外,委員會發現,劉曉波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抵抗政權的壓迫行為,為增進不同民族間的友愛做出了貢獻。」

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在中國人中引發的爭論,幾乎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他個人的命運與中國社會狀態相映照,卻顯得非常奇詭:作為主張非暴力抗爭的代表人物,劉曉波在1989年之後曾幾次入獄,這一經歷將他從激進的文學青年熬煉成主張非暴力抗爭的溫和反對者,這一角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持;與此同時,他代表的非暴力抗爭主張,卻在政府的政治暴力與網路革命黨日趨嚴重的暴力傾向這雙重煎熬下,進入奄奄一息之境。劉曉波及其愛妻劉霞的悲劇人生,更成了主張暴力革命者用來反證非暴力抗爭路線失敗的例證。

但是,正如《零八憲章》的共同發起人之一、學者徐友漁2017年7月15日在紐約各界舉辦的劉曉波追思會上所言:《零八憲章》倡導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的思想,並非劉曉波個人獨創,而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現實做了深刻反思后形成的共識。1989年流亡海外的作家蘇曉康在《劉曉波把激進煎熬成溫和》一文中,細述了劉曉波獲獎之後,他本人及《零八憲章》代表的非暴力抗爭路線遭遇的尷尬:海內外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質疑聲中,當然「包含了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的疑問」。非暴力抗爭路線在當下中國的處境,意味著劉曉波戴上這頂桂冠的同時,就背負了道義的十字架。也正因如此,劉曉波在知悉自己獲獎后稱,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蘇曉康對此做了總結:「在一定意義上,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在中國,從來是暴力革命主張大行其道,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非暴力抗爭的提法雖然時有出現,但成為一種理念,有代表人物,有為數不多的各階層人士共同信奉、並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持,卻是劉曉波獲獎前後才出現的中國現象。

非暴力抗爭的幼苗能在暴力革命的溫床上成長么?

只有經歷過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這句話蘊含的沉重。1989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前輩學人李澤厚與劉再復深刻反思后曾出版一本對話集《告別革命》,對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甚巨。在主張非暴力抗爭的知識分子當中,以胡平的看法最為系統。胡平長期從事民主運動理論研究,他認為:暴力反抗暴政有其正當性,但面對高度現代化熱兵器的專制政權,斬木不能為兵,一般民眾不具有暴力反抗的工具;我們沒有槍,如果不甘屈服,唯有從事非暴力抗爭。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一場偉大的非暴力抗爭,但六四屠殺使很多民眾失去了非暴力抗爭的信心。胡平進而闡述:「有人以為,一旦民眾認識到非暴力鬥爭此路不通,他們就會轉而投入暴力抗爭,這個推斷不符合實際;若人們失去了對非暴力鬥爭的信念,從而放棄非暴力抗爭,實際上就是放棄了現實可行的鬥爭手段,到頭來也就是放棄了抗爭本身。又由於他們不參加實際的非暴力抗爭,因此使得實際發生的非暴力抗爭總是形不成聲勢和規模,形不成足夠的力量,既不足以對一黨專制構成有力的挑戰,同時又比較容易被當局所壓制。這反過來又使得民眾進一步失去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由此陷入惡性循環。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首先就要讓人們重新恢復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舍此之外,別無捷徑。」 胡平的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選擇以暴易暴這個終極目標,還包含現實的策略考慮。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古往今來數千年,不斷出現張角、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洪秀全、義和團這種暴力革命,就連中共政權也篤信「槍杆子裏面出政權」,並將這一理論發展成今天的「維穩論」。由於政府通過它高度操控的教育系統,長期對國人實行意識形態洗腦,統治者與反對者共享一套以「剝奪剝奪者」為核心理念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以及鄧小平的「摸論」(摸著石頭過河)、「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為代表的機會主義價值觀,因此,在神州大地,暴力革命從來就不缺信奉者。

在這樣一個崇拜權力與暴力的國度,究竟會發生何種類型的革命?這是筆者多年來都在觀察、思考的問題。在劉曉波去世之前,(Twitter)中文圈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觀察窗口。

「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演練

我曾在《「郭氏推特革命」是對中國革命的隱喻》一文中,分析了郭氏推特革命展示的暴力化傾向及對財產的訴求,認為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傾向相當嚴重,與文革的語言暴力幾乎相等。這種暴力化傾向從兩方面體現。

第一,相當多的支持者抱持簡單化的敵我觀念,即毛澤東所說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是主導。「郭粉」當中一些推號表現出十足的痞子化傾向,對於一切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缺乏寬容,與毛澤東極權體制不容忍異見一樣,動輒圍攻,痞話髒話鋪天蓋地,而且毫無是非感,表現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強烈傾向。他們對知識分子群體的仇恨、蔑視更是溢於言表,其推文與當年的「文革」大字報相近。除了各種將郭吹捧成空前絕後的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領袖,比如「中國民主第一人」、「耶穌再世」等諛詞頌語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的,必須予以打擊;凡反對郭文貴的,必是中共特務五毛」。

瘋狂是種巨大的破壞性力量。法國學者勒龐在其名著《烏合之眾》中,對這種現象曾做過深刻評析:「群眾從未渴求過真理,他們對不合口味的證據視而不見。假如謬誤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誤。誰向他們提供幻覺,誰就可以輕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誰摧毀他們的幻覺,誰就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一個劣跡斑斑、依靠國安系統敲詐、勒索發家的失意奸商郭文貴,成為中國網路革命黨的主人。

第二,公開鼓吹血淋淋的暴力。一位自我介紹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的國際法碩士、在京從事律師職業近20年,現居加拿大的於8月9日發的一條推文,更是將這種暴力推到了極致:「我有權各(個)別地或與他人聯合起來集體地反抗專制官員,我擁有的反抗手段及其正當性並不因為這種聯合而失去或減損,當很多人一起行動時,就叫民主革命。革命過程中同樣可以咒罵、欺騙、造謠、傷害、殺死他們。我有權以這些手段對付任何一個或多個或全體壓迫者,怎麼有效、怎麼管用就怎麼來,就這麼簡單。」 i.意思是說,他認為自己的目標是正確的,為達目標不擇手段,可以視他人生命為草芥隨意剝奪。另一位現居加拿大的維權律師郭國汀在8月21日發表的推文中說:「如何制約流氓暴君下屠殺令撲滅憲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後下令開槍及下令執行暴力鎮壓令的任何人,一律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未成年兒童可除外)處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隨時就地正法,凡是執行其死刑者皆予重獎」。ii.這兩位前中國律師的言論充滿了血腥,幾乎完全否定了近幾十年國際社會堅持的文明底線,與中共革命初期言論及恐怖組織ISIS沒有任何區別。

上述言論的出現,離劉曉波逝世才一個多月。這一事實揭示的中國現實非常殘酷:中國有以暴易暴的制度文化傳統,再加上紅色共產革命洗劫過近百年,以及中共意識形態教育,從來就是暴力革命的溫床,非暴力抗爭理念在這塊土地上,註定是株難以長大的弱苗。

這當然不是劉曉波個人的悲劇,而是這個民族的悲劇。

I 賴建平 @ljpJames,


ii Thomas G.Guo(郭國汀)@thomasgguo,

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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