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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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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再版致读者
新京报专访

史景第一
政事第二
文林第三
武运第四
革命第五
问世第六
人论第七
英风第八
意志第九
性情第十
骨气第十一
狂狷第十二
识见第十三
立言第十四
代言第十五
修辞第十六
世道第十七
敬畏第十八
信念第十九
自觉第二十
教化第二十一
命运第二十二
变异第二十三
神伤第二十四
限定第二十五
虚荣第二十六
无情第二十七
心智第二十八
廉耻第二十九
依附第三十
隔膜第三十一
荒诞第三十二


书籍介绍：
《非常道》以类似《世说新语》的体裁，以1840—1999年间中国的历史片断为内涵，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权臣，以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领袖，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大师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百余年言论史的变迁，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绝佳注脚。余世存先生五年磨一剑，梳理数百部图书典籍，精心遴选出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话语，深刻披露了近代中国大变局下的种种探索及其成败、反复和困惑。
　　《非常道》甫一出版，即迅速占据各地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并获选“新京报2005年年度好书”等多项荣誉，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大学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好评，被誉为恢复和扞卫历史正义之作。


内容简介
《非常道》以类似《世说新语》的体裁，以1840—1999年间中国的历史片断为内涵，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权臣，以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领袖，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大师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百余年言论史的变迁，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绝佳注脚。余世存先生五年磨一剑，梳理数百部图书典籍，精心遴选出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话语，深刻披露了近代中国大变局下的种种探索及其成败、反复和困惑。
《非常道》甫一出版，即迅速占据各地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并获选“新京报2005年年度好书”等多项荣誉，在广大读者特别是大学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好评，被誉为恢复和扞卫历史正义之作。
作者简介
余世存，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主编，自2001年起主持“现代汉语贡献奖”。主要作品有《非常道》《常言道》《中国男》《类人孩》等。


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值此非常时期，必有非常话语
着名学者余世存代表作品，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千万读者从中受益
恢复和扞卫历史正义，抵数十年文化教育之功
媒体评论
“在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当下，《非常道》显得清新、隽永，虽然它的内容颇多沉重，许多段落甚至让人艰于呼吸。与以往的史书不同的是，《非常道》集纳了大量历史细节，这些细节丰润、真切、逼真地再现了过去的种种情境。”
——新京报2005年度好书推选委员会
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是中国人在近二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和太阳。
——王康，着名学者
《非常道》之所以不同于《世说新语》，就在于《世说新语》无助于中国摆脱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的改朝换代和周而复始的治乱兴亡，而《非常道》却无可置疑地昭示着：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可望摆脱两千年来的循环史观和历史定命。
——张远山，着名作家
读余世存的《非常道》，常常会有一些感到突兀的发现，如同看到了历史背后的更多秘密，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脸”的“后脑勺”。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居然会冲着学生大喊“决斗”，狂妄的哲学家熊十力竟然在争论哲学问题时与废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痴情到在林徽因死后多年举宴为其过生日……
——吴志翔 着名学者


再版致读者
余世存
《非常道》出版已经五年，其际遇堪称奇异。有人看出它的另类，有人看出它的寂寞，有人看出它的伤心，有人看出它的示范……它为人所喜，也冒犯了不少人。无论如何，我应该可以说，这是一本有性格的着述，它甚至成为我个人行藏于时世的标志。
自我多少自觉地写作以来，已经二十年。对生命而言，这二十年可谓我的全部青春，自己的人生与所处的国家皆沧桑巨变。对历史长河而言，这二十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亘古如斯。变与不变，历史目的安在，前路如何之？一切见仁见智。而对自己的努力，至今只有《非常道》等少数作品行世，实在惭愧。而令我更为不安的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身心的安适始终不得其所。
十几年前，我曾感叹“在汉语的血流里”生存的不安。这一不安于今尤盛。这种不安也促使我在《非常道》之后内心的绝境中，开始以第一人称为老子作传。我希望向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说出“道可道、非常道”的作者致意，并努力以他的精神回馈给我们当代社会。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已有三十余年，度过市场经济、新型工业化和二次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华人社会则有散布全球的不同版块社区，这些相当规模时空的人类存在，正在寻找跟文明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充满了紧张刺激或悲剧闹剧，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相互之间近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远了，各自安于或不安于其位。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一时为众周知，一时为人淡漠麻木。
这种往而少返的不能汇通之现象，带来了我们当代的罪与罚、错与苦。出路安在？自太史公以降，我们文明的伟大个体都明白返本开新的道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所有对时世具关键意义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绝境发出，经过时空的消息，而传到人们耳际，以给人以人生的坐标或安慰。西哲有言，启智明理莫如读史。那前人言行组成的历史星空，虽有时世的污染，仍在我们的头顶闪耀。“述而不作”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现实的天空被污染遮蔽时，人们可以回向历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天空，从而尽人事、知天命，从而推动我们自身的生命完善。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非常道路至今仍给人启迪的原因，也是《非常道》为大家接受的原因，它的再版仍有意义。一方面，华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近一两代人的努力足以催生我们自己的“常识”“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或“伊甸园”。另一方面，汉语知识也相当程度地犬儒化、异化，一些汉语人也像失去精气神的怪胎，以人上人的成功人生为号召，败坏了自己和汉语世界。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明白，脱离普通人生活，我们不可能过得更好。这也是那些或左或右的正人君子们多有富贵病的原因。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如人生正义、社会道德，而以行贿送礼、信仰宣教、特殊国情等孤立的道路去拯救其灵魂或生活，一再被用来尝试挽救文明或社会的弊病。但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外，一切激进的或乡愿犬儒的手段都证明是罪错参半，都证明了其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十几年前，我说自己“一向都是热爱生活、阅读、怠惰、冥思更甚于写作表达”；我说自己和大家一样，“在卑微、平庸、残酷的生活中经受着考验，经历着成长”——这样的话，到今天仍适用。在沧桑巨变和亘古如斯之间，在日常和非常道之间，我相信读者自有会心，我相信在我们专注的地方，日子仍会缤纷地展开。
我自钟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为装饰的地面。我很高兴地发现，《非常道》为大人君子之流屏蔽，而在江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
在《非常道》再版之际，我愿意跟读者诸君分享我在年初“答诸君升平”中的一段话：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诸君将何以自处？再问一句，将何以待人？再问一句，善是否永恒？


新京报专访
——《非常道》试图恢复历史正义 做历史注脚为大众阅读

新京报：《非常道》一书出版之后，很多读者拿它与《世说新语》做类比。你怎么看？
余世存：我早先就预感到这一点。但它们有很大的不一样。《世说新语》可以被分类到“文林趣事”，而这本《非常道》，实际上是个折中本，有很多搁在一起很有力量的东西在编辑过程中被删除或者打散了。
新京报：自《世说新语》以来，各个朝代均有类似作品出现，比如《唐语林》等，为什么这种体例会流行？
余世存：这和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关。它只是给你提供材料让你自己体悟，而不同人对相同的材料会有不同解读。
新京报：这本书能否归到历史类？
余世存：只能分到“经史子集”的“子”或“集”里。
新京报：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历史碎片的方式来记载历史？
余世存：我原先是想写一本理论着作，搜集这些材料也是想拿它们作为例证，证明我的一个“类人孩”观念（我认为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但我不喜欢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我觉得他们不配看我的着作，所以我宁愿做一本历史注脚，提供给大众阅读。而且，我想通过这本书重构一种人性化的历史观念。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整理历史碎片比写理论专着更简单些？
余世存：不会。为了这本书我读了上千本传记，而且有很多是很糟糕的传记。它和自己构架一本书相比，有不同的难度。
新京报：以后你还会不会继续你的初衷，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书？
余世存：有前辈曾经嘱咐我应该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但因为种种原因，我想我以后不会做研究了，会对社会时政评述关注得更多一些。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批评家的价值在何处？
余世存：扞卫常识和维护某种正义。我编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我是在用我心目中的正义试图恢复历史正义。
以人性写历史该有不同解读
新京报：书中资料都是很细节的历史，它的来源？整理方法？
余世存：全是来自公开出版物。编成一本《世说新语》花了几十年时间，相对旧时文人来说，我占有材料太容易了，但也花了四五年时间，抄卡片也抄了几千张。我还记得，无数个夏日，屋子像蒸笼一样，我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得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流眼泪。
新京报：为什么每一段话都没有注明出处？
余世存：我觉得给出处没有意义。《世说新语》也没有注明出处。如果都注解出处的话，那它就不是大众的东西了，而是小圈子内精英的创造过程。
新京报：可是注解有助于给大众索引。
余世存：其实对现代人来说，重新回到历史很方便。我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现存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史都是宏大叙事，回避了人心。我希望未来的人也是以人性来写历史，而不要搞微小叙事，或者大历史。
新京报：它们之间互不排斥吧？
余世存：知识界还是需要大历史的。但中国人可能更需要房龙写的那种娓娓道来的史书。
新京报：在你的概念中，什么是“史书意义上的好书”？
余世存：应该是建立共同体的最低限度的共识，让每个读者建立认同，就是好的史书。钱穆说过，我们对本国历史应该有温情和善意。
新京报：书封上写的是“余世存编”，仿佛它是客观的整理，但显然小到每一段的阐释，大到章节架构都是非常主观的。
余世存：它不是客观的，它的内核是我的“类人孩”观念。
新京报：我在这本书中读到一句话：“高尔泰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起先我以为这是对崔健一种拔高到无限的赞美，后来，看到它所属的章节是“神伤”，才回过味来。
余世存：是的，其实它是一种极度伤心的愤激之词，但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崔健的赞美。
新京报：书的并列章节之间应是相互关联而不兼容的概念，本书章节是否存在概念互混和分类不清晰的问题。
余世存：分类是难受的事。我立了32个条目，或许有人会质疑某段应该放在其他章节，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新京报：作为一本书而言，一般都是有主题的，这本书有主题吗？
余世存：主题是历史人物怎么扞卫和失去他的人生权利。
慷慨之音少哀怨之情长
新京报：这本书里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
余世存：我对这本书的不太满意之处是它没有给出编排理由，还有点粗糙，语言不够精练，所以我说它是有待完成的文本，还需要磨合。
新京报：你是说你会接受读者的意见来修改这本书？
余世存：我特别需要读者给我建议，我希望把每一段改得更精练，像匕首一样，刀刀见血。原本我是想花小10年的时间来写一本理论专着，但后来既然决定用历史碎片式推出来，那我个人再多花时间，能力毕竟有限，还不如早点创作出来，与读者互动。
新京报：迄今为止得到了什么反馈？
余世存：有一位名叫“练习曲”的网友读完本书后留言说：“《非常道》略显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长。这段历史上烈士并非不多，但他们往往举止失宜，虽英捷勇进，最后却往往让人浩叹而已。全书看完，令人生出不负责任的感叹：谁为衰世留健笔，动人心事不如无。”我觉得他读出了我的用心，实在是这段历史本质性的哀怨使然。
新京报：你认为这本书的读者会是怎样的分布？
余世存：社会青年和大学生。中老年人历史成见太深，难以指望他们从中受益。
近代史中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
新京报：在你所记录的这些历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话，你怎么评判它们各自的价值？
余世存：从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民族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立言没有给民族转型提供思想资源或者人生哲学。”
新京报：一般观点认为上一辈知识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之所以造成中国这么多年的惨痛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够勤奋不够刻苦，他们是应该为这段历史负责任的。
新京报：个人的力量毕竟相对弱小，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他们的无功。
余世存：人没有立功不能归罪于环境。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这个民族。当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历史中还是不断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们的总体成就没有高到推进社会跃进到现代门槛里去。
新京报：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经历了动乱的知识分子时，是不是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新京报：在你最近的文章《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中说道：“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
余世存：我也承认环境和机遇对个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曾经说自己：“上大学时，家境不幸以及对自己的怀疑引起的恐惧忧患多于学习的乐趣和生活的愉快”，是不是说个人的境遇能够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判断？
余世存：我内心很分裂，其实我只关心两个人以内的事。即便是现在我也经常怀疑自己，从人性的角度，绝对应该跟犬儒知识界决裂，但我没有勇气。
新京报：你有孤独感吗？
余世存：其实耻辱感要大于孤独感。
采写: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