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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非常道：1840—1999的中國話語》

目錄

書籍介紹
內容簡介
編輯推薦
再版致讀者
新京報專訪

史景第一
政事第二
文林第三
武運第四
革命第五
問世第六
人論第七
英風第八
意志第九
性情第十
骨氣第十一
狂狷第十二
識見第十三
立言第十四
代言第十五
修辭第十六
世道第十七
敬畏第十八
信念第十九
自覺第二十
教化第二十一
命運第二十二
變異第二十三
神傷第二十四
限定第二十五
虛榮第二十六
無情第二十七
心智第二十八
廉恥第二十九
依附第三十
隔膜第三十一
荒誕第三十二


書籍介紹：
《非常道》以類似《世說新語》的體裁，以1840—1999年間中國的歷史片斷為內涵，記錄了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晚清權臣，以孫中山、黃興、袁世凱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澤東、蔣介石為代表的國共領袖，以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的文化精英，以錢鍾書、陳寅恪為代表的學術大師等，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的趣聞軼事和精彩話語。
　　百余年言論史的變遷，是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絕佳註腳。余世存先生五年磨一劍，梳理數百部圖書典籍，精心遴選出了這一非常時期的非常話語，深刻披露了近代中國大變局下的種種探索及其成敗、反覆和困惑。
　　《非常道》甫一出版，即迅速佔據各地暢銷書排行榜前列，並獲選「新京報2005年年度好書」等多項榮譽，在廣大讀者特別是大學師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和好評，被譽為恢復和扞衛歷史正義之作。


內容簡介
《非常道》以類似《世說新語》的體裁，以1840—1999年間中國的歷史片斷為內涵，記錄了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為代表的晚清權臣，以孫中山、黃興、袁世凱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澤東、蔣介石為代表的國共領袖，以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的文化精英，以錢鍾書、陳寅恪為代表的學術大師等，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的趣聞軼事和精彩話語。
百余年言論史的變遷，是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絕佳註腳。余世存先生五年磨一劍，梳理數百部圖書典籍，精心遴選出了這一非常時期的非常話語，深刻披露了近代中國大變局下的種種探索及其成敗、反覆和困惑。
《非常道》甫一出版，即迅速佔據各地暢銷書排行榜前列，並獲選「新京報2005年年度好書」等多項榮譽，在廣大讀者特別是大學師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和好評，被譽為恢復和扞衛歷史正義之作。
作者簡介
余世存，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1969年2月生於湖北隨州。199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戰略與管理》雜誌主編，自2001年起主持「現代漢語貢獻獎」。主要作品有《非常道》《常言道》《中國男》《類人孩》等。


編輯推薦
近代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值此非常時期，必有非常話語
著名學者余世存代表作品，深刻影響當代中國，千萬讀者從中受益
恢復和扞衛歷史正義，抵數十年文化教育之功
媒體評論
「在習慣於宏大敘事的當下，《非常道》顯得清新、雋永，雖然它的內容頗多沉重，許多段落甚至讓人艱于呼吸。與以往的史書不同的是，《非常道》集納了大量歷史細節，這些細節豐潤、真切、逼真地再現了過去的種種情境。」
——新京報2005年度好書推選委員會
中國自1840年以來所進入的「非常」歷史階段，實在有太多的教訓與經驗，挫折與進步。這是中國人在近二百年間共同編織的稀世大夢，共同上演的曠世活劇，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家譜、共同遺產，我們走向自己的歷史破曉時分不可須臾離棄的燭光、火把和太陽。
——王康，著名學者
《非常道》之所以不同於《世說新語》，就在於《世說新語》無助於中國擺脫不斷瓦解、不斷重建的改朝換代和周而復始的治亂興亡，而《非常道》卻無可置疑地昭示著：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國可望擺脫兩千年來的循環史觀和歷史定命。
——張遠山，著名作家
讀余世存的《非常道》，常常會有一些感到突兀的發現，如同看到了歷史背後的更多秘密，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前臉」的「後腦勺」。溫文爾雅的蔡元培居然會衝著學生大喊「決鬥」，狂妄的哲學家熊十力竟然在爭論哲學問題時與廢名扭打在地，金岳霖痴情到在林徽因死後多年舉宴為其過生日……
——吳志翔 著名學者


再版致讀者
余世存
《非常道》出版已經五年，其際遇堪稱奇異。有人看出它的另類，有人看出它的寂寞，有人看出它的傷心，有人看出它的示範……它為人所喜，也冒犯了不少人。無論如何，我應該可以說，這是一本有性格的著述，它甚至成為我個人行藏於時世的標誌。
自我多少自覺地寫作以來，已經二十年。對生命而言，這二十年可謂我的全部青春，自己的人生與所處的國家皆滄桑巨變。對歷史長河而言，這二十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亘古如斯。變與不變，歷史目的安在，前路如何之？一切見仁見智。而對自己的努力，至今只有《非常道》等少數作品行世，實在慚愧。而令我更為不安的是，在這個熙熙攘攘的時代里，身心的安適始終不得其所。
十幾年前，我曾感嘆「在漢語的血流里」生存的不安。這一不安於今尤盛。這種不安也促使我在《非常道》之後內心的絕境中，開始以第一人稱為老子作傳。我希望向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說出「道可道、非常道」的作者致意，並努力以他的精神回饋給我們當代社會。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經濟繁榮已有三十余年，度過市場經濟、新型工業化和二次城市化的社會進程也有十多年的時間。華人社會則有散布全球的不同版塊社區，這些相當規模時空的人類存在，正在尋找跟文明的關係。我們的生活是如此充滿了緊張刺激或悲劇鬧劇，有一段時間我們感覺相互之間近了，有一段時間我們感覺遠了，各自安於或不安於其位。人類情感認知的急迫性一時為眾周知，一時為人淡漠麻木。
這種往而少返的不能匯通之現象，帶來了我們當代的罪與罰、錯與苦。出路安在？自太史公以降，我們文明的偉大個體都明白返本開新的道理：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所有對時世具關鍵意義的人性呼號，都是從遙遠的極地、絕境發出，經過時空的消息，而傳到人們耳際，以給人以人生的坐標或安慰。西哲有言，啟智明理莫如讀史。那前人言行組成的歷史星空，雖有時世的污染，仍在我們的頭頂閃耀。「述而不作」的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當現實的天空被污染遮蔽時，人們可以迴向歷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天空，從而盡人事、知天命，從而推動我們自身的生命完善。
這是我們中國近代以來的非常道路至今仍給人啟迪的原因，也是《非常道》為大家接受的原因，它的再版仍有意義。一方面，華人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的階段，近一兩代人的努力足以催生我們自己的「常識」「存在主義」「垮掉的一代」「我們時代的精神病人」或「伊甸園」。另一方面，漢語知識也相當程度地犬儒化、異化，一些漢語人也像失去精氣神的怪胎，以人上人的成功人生為號召，敗壞了自己和漢語世界。他們似乎從來不曾明白，脫離普通人生活，我們不可能過得更好。這也是那些或左或右的正人君子們多有富貴病的原因。勸說人們離開人類生活的主流，如人生正義、社會道德，而以行賄送禮、信仰宣教、特殊國情等孤立的道路去拯救其靈魂或生活，一再被用來嘗試挽救文明或社會的弊病。但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外，一切激進的或鄉愿犬儒的手段都證明是罪錯參半，都證明了其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
十幾年前，我說自己「一向都是熱愛生活、閱讀、怠惰、冥思更甚於寫作表達」；我說自己和大家一樣，「在卑微、平庸、殘酷的生活中經受著考驗，經歷著成長」——這樣的話，到今天仍適用。在滄桑巨變和亘古如斯之間，在日常和非常道之間，我相信讀者自有會心，我相信在我們專註的地方，日子仍會繽紛地展開。
我自鍾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為裝飾的地面。我很高興地發現，《非常道》為大人君子之流屏蔽，而在江湖在民間有著廣泛的基礎。
在《非常道》再版之際，我願意跟讀者諸君分享我在年初「答諸君昇平」中的一段話：如果天不變道亦不變，諸君將何以自處？再問一句，將何以待人？再問一句，善是否永恆？


新京報專訪
——《非常道》試圖恢復歷史正義 做歷史註腳為大眾閱讀

新京報：《非常道》一書出版之後，很多讀者拿它與《世說新語》做類比。你怎麼看？
余世存：我早先就預感到這一點。但它們有很大的不一樣。《世說新語》可以被分類到「文林趣事」，而這本《非常道》，實際上是個折中本，有很多擱在一起很有力量的東西在編輯過程中被刪除或者打散了。
新京報：自《世說新語》以來，各個朝代均有類似作品出現，比如《唐語林》等，為什麼這種體例會流行？
余世存：這和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念有關。它只是給你提供材料讓你自己體悟，而不同人對相同的材料會有不同解讀。
新京報：這本書能否歸到歷史類？
余世存：只能分到「經史子集」的「子」或「集」里。
新京報：為什麼要採用這種歷史碎片的方式來記載歷史？
余世存：我原先是想寫一本理論著作，搜集這些材料也是想拿它們作為例證，證明我的一個「類人孩」觀念（我認為我和我的同胞鄉親離文明仍然遙遠，我們是無知于權利、權利不得保證、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類人孩）。但我不喜歡中國知識界的某些人，我覺得他們不配看我的著作，所以我寧願做一本歷史註腳，提供給大眾閱讀。而且，我想通過這本書重構一種人性化的歷史觀念。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整理歷史碎片比寫理論專著更簡單些？
余世存：不會。為了這本書我讀了上千本傳記，而且有很多是很糟糕的傳記。它和自己構架一本書相比，有不同的難度。
新京報：以後你還會不會繼續你的初衷，寫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書？
余世存：有前輩曾經囑咐我應該想辦法讓漢語世界的近現代史寫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但因為種種原因，我想我以後不會做研究了，會對社會時政評述關注得更多一些。
新京報：那麼，你認為批評家的價值在何處？
余世存：扞衛常識和維護某種正義。我編這本書的時候，覺得我是在用我心目中的正義試圖恢復歷史正義。
以人性寫歷史該有不同解讀
新京報：書中資料都是很細節的歷史，它的來源？整理方法？
余世存：全是來自公開出版物。編成一本《世說新語》花了幾十年時間，相對舊時文人來說，我佔有材料太容易了，但也花了四五年時間，抄卡片也抄了幾千張。我還記得，無數個夏日，屋子像蒸籠一樣，我整天整天地讀書、抄錄卡片，汗流浹背，常常為一段故事激動得站起來在屋子裡轉圈，又或者為一句話停頓下來流眼淚。
新京報：為什麼每一段話都沒有註明出處？
余世存：我覺得給出處沒有意義。《世說新語》也沒有註明出處。如果都註解出處的話，那它就不是大眾的東西了，而是小圈子內精英的創造過程。
新京報：可是註解有助於給大眾索引。
余世存：其實對現代人來說，重新回到歷史很方便。我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回到了人性本身，而現存的一些中國近現代史都是宏大敘事，迴避了人心。我希望未來的人也是以人性來寫歷史，而不要搞微小敘事，或者大歷史。
新京報：它們之間互不排斥吧？
余世存：知識界還是需要大歷史的。但中國人可能更需要房龍寫的那種娓娓道來的史書。
新京報：在你的概念中，什麼是「史書意義上的好書」？
余世存：應該是建立共同體的最低限度的共識，讓每個讀者建立認同，就是好的史書。錢穆說過，我們對本國歷史應該有溫情和善意。
新京報：書封上寫的是「余世存編」，彷彿它是客觀的整理，但顯然小到每一段的闡釋，大到章節架構都是非常主觀的。
余世存：它不是客觀的，它的內核是我的「類人孩」觀念。
新京報：我在這本書中讀到一句話：「高爾泰說：也許崔健和他的搖滾樂是中國惟一可以啟蒙的文化形式。」起先我以為這是對崔健一種拔高到無限的讚美，後來，看到它所屬的章節是「神傷」，才回過味來。
余世存：是的，其實它是一種極度傷心的憤激之詞，但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崔健的讚美。
新京報：書的並列章節之間應是相互關聯而不兼容的概念，本書章節是否存在概念互混和分類不清晰的問題。
余世存：分類是難受的事。我立了32個條目，或許有人會質疑某段應該放在其他章節，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新京報：作為一本書而言，一般都是有主題的，這本書有主題嗎？
余世存：主題是歷史人物怎麼扞衛和失去他的人生權利。
慷慨之音少哀怨之情長
新京報：這本書里既沒有前言也沒有後記。
余世存：我對這本書的不太滿意之處是它沒有給出編排理由，還有點粗糙，語言不夠精練，所以我說它是有待完成的文本，還需要磨合。
新京報：你是說你會接受讀者的意見來修改這本書？
余世存：我特別需要讀者給我建議，我希望把每一段改得更精練，像匕首一樣，刀刀見血。原本我是想花小10年的時間來寫一本理論專著，但後來既然決定用歷史碎片式推出來，那我個人再多花時間，能力畢竟有限，還不如早點創作出來，與讀者互動。
新京報：迄今為止得到了什麼反饋？
余世存：有一位名叫「練習曲」的網友讀完本書後留言說：「《非常道》略顯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長。這段歷史上烈士並非不多，但他們往往舉止失宜，雖英捷勇進，最後卻往往讓人浩嘆而已。全書看完，令人生出不負責任的感嘆：誰為衰世留健筆，動人心事不如無。」我覺得他讀出了我的用心，實在是這段歷史本質性的哀怨使然。
新京報：你認為這本書的讀者會是怎樣的分佈？
余世存：社會青年和大學生。中老年人歷史成見太深，難以指望他們從中受益。
近代史中立言者對不起立功者
新京報：在你所記錄的這些歷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話，你怎麼評判它們各自的價值？
余世存：從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對不起立功者，我常說的一句話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不起民族和他們的人民，他們的立言沒有給民族轉型提供思想資源或者人生哲學。」
新京報：一般觀點認為上一輩知識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從文明的角度來說，之所以造成中國這麼多年的慘痛還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夠勤奮不夠刻苦，他們是應該為這段歷史負責任的。
新京報：個人的力量畢竟相對弱小，是特殊的歷史背景造成了他們的無功。
余世存：人沒有立功不能歸罪於環境。中國知識分子對不起這個民族。當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歷史中還是不斷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們的總體成就沒有高到推進社會躍進到現代門檻里去。
新京報：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經歷了動亂的知識分子時，是不是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識分子，我並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灣學者龍應台說她和內地學者吃了幾十頓飯，發現他們很可憐，總在談論孩子、房子、車子，他們沒有知識分子話題。
新京報：在你最近的文章《費孝通：大師的中國榮辱》中說道：「身為五四之子的費孝通先生也有著這種大創造的機運和才華，他也抓住了這種歷史機遇。」
余世存：我也承認環境和機遇對個人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新京報：你曾經說自己：「上大學時，家境不幸以及對自己的懷疑引起的恐懼憂患多於學習的樂趣和生活的愉快」，是不是說個人的境遇能夠影響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判斷？
余世存：我內心很分裂，其實我只關心兩個人以內的事。即便是現在我也經常懷疑自己，從人性的角度，絕對應該跟犬儒知識界決裂，但我沒有勇氣。
新京報：你有孤獨感嗎？
余世存：其實恥辱感要大於孤獨感。
采寫:劉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