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王佩英评传》chm+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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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chm+txt

帖子荆轲 » 2013-05-06 0:14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

目录

作者简介
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我们回开封吧”
地下工作岁月
解放了
幸福安定的牛活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讲真话的“疯子”
“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邦无道,至死不变
最后的审判


作者简介
郭字宽:媒体人,专栏作家、独立学者。曾任陕西卫视,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南风窗》主笔和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出镜记者。
曾作为主力,赢得1999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等多次国际国内辩论联赛的冠军,多年来业余从事政策性辩论的推广普及工作。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化自动化学士、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硕士,中国传媒大学理论传播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经济所博士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主要电视作品有:
《医保黑幕》
《太石村疑云》
《风追司马》
《天价住院费》(曝光哈尔滨550万天价医疗费事件)等。
重要文字作品有:
《拆迁备忘录》
《信访困局》
《国家庄家化》
《意识形态争论的30年循环——从“唯一标准”到“普世价值“》
《中国农民与全球化》
《印度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
《日本式的反省》
《重新审视甘地的遗产》
《迷失在主义的丛林里——知识分子如何相互误解》等。


抢救民族精神——纪念中华圣女王佩英
作者:杨银波
被公众遗忘40年的王佩英
邮差打来电话:“杨先生,有你包裹。我给你送来。”包裹拆开,是胡杰又一力作《我的母亲王佩英》的DVD光碟,另有今年清明节前500余人在北京举行的“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的光盘,《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的《王佩英评传》,以及吴思主编的《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5月号)。包裹中还夹着几页打印稿,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关于王佩英事迹的演讲稿。包裹的寄件人,是北京大中公司(北京市大中家用电器连锁销售有限公司),系北京家电市场的龙头老大,公司董事长张大中,即是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张董卧薪尝胆,终于撑到这一天了,为她死去的母亲高呼:“为真理与正义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真所谓“君子报仇,40年不晚”。这报仇,不是刀枪杀戮,而是要告诉世人,这是鲜血的代价,是英雄的牺牲,不可遗忘,而应继承,既为当政者镜鉴,也向后来者召唤。
王佩英是谁?想当年,文革受难者成千上万,抗争者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黎莲、钟海源、储安平、顾准、王申酉等,大家都很熟悉。但王佩英这个名字,我却是第一次听说。网上正式出现“王佩英”这三个字,是王友琴去年写的《纪念—位英雄的母亲》,境外媒体对此曾有报道。在今年“王佩英纪念会”后,一部分入会者写了一些感受,网上反响强烈。虽然屏蔽不断,视频至今也未能公诸于众,但王佩英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敬意,并激起公众痛思:“血路何以铺成?暴政何日结束?”而后,5月23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王佩英”这个词条。我是民间内部网刊《网讯参考》和《周末分享》的订阅用户,6月中旬,在这两份网刊上,我阅读到关于王佩英事迹的纪念专题,胡杰在当中发文公告,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影片和书籍,欢迎索取。
也就是说,从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公审”并杀害(死时年仅55岁),直到2010年的此时,这长达40年的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众遗忘,她的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也忍了整整40年。在这40年中,王佩英的子女们并非人人幸运。张贵生、张大路已不在人间,张运生中风后丧失了语言能力。隆重纪念母亲王佩英这件事,是张大中一手策划,张可心带着胡杰、胡敏、郭宇宽寻访。这寻访过程极其艰难,许多受访人至今恐惧,也有许多人至今惭愧,回避镜头。寻访前,即使王佩英的子女们此前如何研究深挖,也始终没有彻底搞清楚他们的母亲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下场,许多细节在寻访后才一一得知。原来,王佩英竟死得这么惨,凶手下手如此狠毒。子女们想到当年懵懂不知,如今回想起来,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往事,真的并不如烟,当那些鲜血仿佛从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剧痛难忍,唯有仰望苍天,嚎啕大哭。
冤有头债有主,谁该认罪?
与友人在电脑上一起观看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顶,怒不可遏,80后特有的语言痛骂:“我靠!那时的人怎么疯成这样?一个个跟傻逼似的。毛泽东这种鸟人,要是早十年就死掉,中国早就民主了。”也有网友在网上说:“毛泽东的尸体不火化,看来是天意。当年杀这么多人,冤有头债有主,总该还一还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个女子撒尿在他尸体的脸上。”当今诸多年轻人,别说不知文革详情,就连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也跟听天书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运动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这一代,是当前中国的中坚力量。不少人凭借互联网,多多少少接触到了真正的当代史,渐渐地将教科书里的那些谎言抹去。读文字,看图片,只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而已,但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 《我的母亲王佩英》这类影片,却使我们无法置身事外,那实在是太直观了。
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谓“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份《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王佩英“不负刑事责任“。而后,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作出《平反决定》。这平反,宗旨就是一个:王佩英,你没有罪,你一直是跟我们党一条心的。但是,这个党,它自己有没有罪?它不认罪。甚至在我看来,我恰恰认为反对毛泽东且发出“毛泽东下台”呐喊的王佩英,不仅仅是为刘少奇打抱不平,也不仅仅是关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关心的是民众何以疯狂至此,国家何以苦难如斯。她受过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么坚定地为中共地下党卖力,还加入了共产党。一边是虔诚与赎罪的良心,一边是曾经寄予厚望的政党,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饥荒,而后是整刘少奇,搞阶级斗争,不顾民众生死,多少人如蚂蚁般死去,尸骨遍野,多少人如疯子般泯灭人性,丧尽天良,这罄竹难书的灾难和罪恶是谁
带来的?
今后的历史,将记录王佩英这位了不起的巾帼英雄。王佩英倘若没有子女们后来的奋斗,她的名字也许只能永远埋进历史。多少死于文革的英灵,至今仍然不为公众所知,他们的子女后代,有的还刻意回避着那些血泪。无权无势无财无名的人们,纵然对亲人当年遭遇的迫害持有抱不平之心,可他们没有能力让公众知情。眼看当年那些参与者如今已经死的死、老的老,这历史的真相就快烟消云散了。至于那些被共产党平反的人,我从来不认为他们的所思所想与那《平反决定》所写的相同。被迫害的人,在被关进精神病院和牛棚之前,在被文攻武斗、残忍杀害之前,也许他们真的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做“死谏之言”,如古代的忠臣良将那样,与党心心相印,有寄托,有盼望,有追求。但是,这接踵而至的残酷后果却告诉他们,这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说到底,无论什么势力在位,终究是统治人民,那个“国家”可以是军队、警察、监狱、精神病院、批斗大会,可以是暴民政治与暴君政治的强大结合,可以是革命机关高喊着置人于死地的文稿,把人逼疯整死。到最后,又来告诉你:“我们依然是同志。”
“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影片放到王佩英17岁的少女时期,友人感叹:“美女啊,确实是美女。”这样一位美女,因自由恋爱认识青年律师张以成,人生从此改变。什么国家大事,最初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直到张以成被日本人逮捕,遭严刑拷打,这时的张以成终于萌生坚定的报国之志,当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潜伏在国民党。王佩英比张以成更为“地下”,张以成只要身上没钱,她就变卖房产资助他,有时还站岗放哨,保护这些地下党。“自由女神”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从不张扬,一直忍着。直到中共夺权,她才出来工作,当幼儿园保育员,因不小心,开水烫着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调到铁道部设计院做勤杂工。这时,全国大跃进,农村饿死人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老乡到北京找王佩英帮忙,她束手无策,“你们困难,我也困难”。可即使如此,这时的她,家中仍然摆着一尊售价不匪的
毛泽东白瓷像。
应该说,1961年之前的王佩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丈夫张以成去世以后,她一个人要养活七个孩子,负担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转变,不是因生活压力而起,而是因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王佩英赞同刘少奇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刘少奇在1961年说,全国总
体的缺点和成绩是3:7的比例,有的地区超过3:7,很严重。王佩英当众说:“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赫鲁晓夫说得对。”前一句,在当时已经很惊人。后一句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中国提“赫鲁晓夫”这种“世界政治”,为何?原来,赫鲁晓夫曾公开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为了铲除异见,不择手段,大行残酷迫使之实。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学苏联,所言不虚。中国的斯大林,即是毛泽东。1961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质疑毛泽东,而是要这个人滚蛋。中国那么多人,每天都在看这个人的脸色吃饭、说话、行事,脑袋就跟安装了监控器似的,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少数人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公开表达,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王佩英。
我的父母曾给我讲述家乡的一例真事。那时,镇上有一位会写点文章的文学青年,眼看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就给毛泽东写信,其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毯”,意思是裤子烂得连生殖器官都快遮不住了。这封信还没到毛泽东手里,就被市里的干部查到镇上,把他当成现行反革命。在我的母校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者”们对该青年声如洪钟地批斗一番,吓得此人魂飞魄散之后,连开数枪,脑浆进溅。这还没完,“革命者”们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再叫“人民群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革命”之志。多少入只因为说了一句真话,连性命都没了,他们的亲戚、朋友从此脸面无光,苟且做人。外面到处是杀气腾腾的“革命者”,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这就是所谓的“新中国”?我若活在那时,估计比这青年死得还惨,到处是“打倒反革命杨银波”的喊声,若是到后来谁给我平反。仅仅说一句“你没有刑事责任”这种废话,我干脆也反过来把你整死,然后等若干年后,冷若冰霜地告诉你:“我们依然是同志。”
还有那些至今连个坟墓都没有的武斗青年,他们当年到底在斗争什么?保卫毛泽东?那时的亿万青少年,举着红宝书,把毛泽东塑造成唯一的神,扛着这个领袖的大旗,杀东砍西,砸碎一切,不过是一堆狂热发泄的可怜虫。我曾参观过中国唯一保留着的文革武斗死者陵墓,就在重庆沙坪公园。一进陵墓,只见有块碑上写着“谁家子女葬身于此”。那些有名字的墓碑,全部把死者写成“忠诚的革命者”。这哪里叫忠诚?这叫傻。据说,当时重庆嘉陵江的两岸青年,彼此对抗,每天没有别的事干,成群结队搞“革命”,最终发展到抢劫兵工厂,拿出武器,见人就杀。有些人哪一派都不是,顶多路过那里,结果一颗子弹飞来,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年龄最小的死者甚至是儿童。如今的小青年们,打个群架,总得有点缘由吧,起码不至于逢人就往死里整吧。可是当年这批也就一二十岁的小青年们,被政治口号煽动,你说你在革命,我说我也在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杀人的,结果就大开杀戒,而且把这种消灭肉体的行为,叫做“战斗”,叫做“忠诚”。每杀一个人,就像自己突然多了块勋章一样,得意忘形,耀武扬威,还指望着被后人敬仰。
七年残酷迫害,宁死不屈
狂热的“斗争哲学”,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看谁不顺眼就整谁,会弹钢琴的把你的手指剁了,会唱歌的把你的舌头割了,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长得美貌的,统统打倒。你要是觉得自己没错,“革命者”们就对你“深挖思想根源”,让你早请示、晚认罪,搞得人人都主动交代自己有罪,—个个原本活泼的大脑被统统洗成白痴,甚至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也是噤若寒蝉,忌惮甚多……中国的整人手段和杀人手段,全世界其它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了。杀林昭,警察向家属索取五分钱子弹费,以减轻国家负担;杀张志新,怕她喊口号,不打麻醉药,用普通的刀割断她的喉管;杀李九莲,怕她喊口号,用竹筒塞住她的口,舌头和下颚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还把她的乳房和阴部割下来;杀黎莲,杀钟海源,都是活体摘肾,两人的肾都被立即拿去给军队高官移植,钟海源剩余的尸体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做解剖标本,比五马分尸还惨,是真正的千刀万剐。这些都是女性啊,可那个年代,谁敢同情她们,谁就脱不了干系。人人自危之余,是仅有的良心也自吞下去,做耻辱的沉默者和暴政的纵容者。
王佩英从1963年被投进精神病医院开始,到1970年被杀害,经历了七年的非人折磨。医生给她打精神病人用的药,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后,是牛棚劳教。再往后,就是杀鸡儆猴的游斗,从这里拉到那里,示众完了再反复示众,嘴上戴着给马戴的嚼子,不让你说话,打你、骂你、折磨你,在消灭你的肉体之前彻底摧毁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还要交给各单位“讨论”。那哪里叫“讨论”?完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全是出谋划策。用什么办法整死这个人?人死之前,怎么发挥在民众中的震慑力?哪些“余孽”成了漏网之鱼?公检法瘫痪了,没有司法审理,就把王佩英拉到工人体育场,当时念到的第11个名字就是王佩英,又是一阵批斗。判决人不是什么法院,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怕王佩英说话,“革命者”们用石头塞满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脱臼,“把下巴都卸了”。这还没完,押她的人还用细绳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拼命挣扎,结果“革命者”们就勒得更使劲,勒进去了。从体育场押走,见王佩英还有点力气,没有死绝,押人者就在车上把王佩英活活勒死。她的尸体究竟被丢在了哪里,或者被拿去做了什么,无人知晓。
面对举国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浪潮,王佩英是公开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极少数人,也是公开提出“退党”的极少数人。王佩英是中华烈士,是民族圣女,这没有任何争议。但若说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对王佩英极大的侮辱。她是怎么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这个暴政在当时的推动者,就是这个党。她回归真理,要与中共划清界线,不愿与之为伍,不愿成为历史的罪人。网上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换句话说,如果那时的王佩英能够跟着撒谎,做些让步,忍一忍,说不定这事情就过去了。就算看在七个孩子没有人抚养的份上,这个当母亲的人装一装、演一演,劫难也许不会降临在她头上。但是,她是一个有终极信仰和起码底线的人,良心未灭,宁死不屈。七年残酷迫害,她只掉过一次眼泪,那就是“革命者”们告诉她,以后再也不允许见孩子们的面了,这时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 把她打得有多惨,捆绑、饥饿、罚站、劳教、批斗、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没哭。这种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的坚定与勇气,超越了普遍的恐惧与苟活,永照千秋,实乃我中华之第一流人。
文革悲剧,如何不再发生
有人至今还在为毛泽东辩护,说此人为革命付出多少多少,亲人死了那么多,但仍不改理想,为了工农大众殚精竭虑,“几人能够”,云云。还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控制不了的,鹰犬太多,帮凶太多,民众无知,云云。文革这件事,毛泽东这个人,今天的人们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文革说到底是权力斗争的恶果,毛泽东也就是一个农民造反领袖,打下江山后迅速实行极权专制,不懂国家治理,却要死死保住最高权力,天天生活在所谓“革命”的斗争和恐惧之中。当年的张志新说“毛泽东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也许张志新后来反省到了,毛泽东非但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这个主义,强调的是两点,一是专政,二是斗争,两者缺—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又有浩浩荡荡的世界普适价值可作参鉴,可到头来却专门找了—个最灭绝人性、最煽动杀戮的外来主义,且至今被列为中国宪法之首。文革中的所谓“无产阶级”是什么?依照当今刑法,那些人就是无产流氓,干尽坏事,还自封“革命”。而毛泽东这个领袖,权大势重,导演了一场场政治运动,且至死无任何反省。看看人家蒋介石,晚年好歹还皈依基督,忏悔“我有罪”。
在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上,黄炎培的儿子黄方毅上台发了言,他重新回顾父亲与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窑洞所讲的“周期律”问题,最后猛醒,原来黄炎培当年警告共产党确实是警告对了,可共产党还是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那条叫“民主”的道路没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见的专制独裁,其独裁之恶劣尤其在文革运动中登峰造极,把黄炎培的家庭打击得够惨。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参加了王佩英纪念会。她与张大中并排肃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画像鞠躬。王佩英值得起这个鞠躬,甚至当今有良知的人们都有义务来鞠此一躬,并应以此为戒,吸取教训。
未了,想到王佩英今天能够被公众同情、理解、敬仰,他的儿子张大中从1980年创业至今,富甲一方,名动京城,很是欣慰。有硬骨的知识分子,——站起来,为王佩英的事迹宣传而努力,令其在民间广为生根发芽,精神长存,实乃善举。但一想到,当初平反王佩英时,她的子女们每人拿到1000元抚恤金,张大中即是凭借这扔抚恤金闯出了名堂,既令人感慨,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条人命的钱啊,人民币上流着血,隐约看得见手铐的恐怖闪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时连喊都喊不出来的痛苦呻吟。可以预想到,王佩英的事迹将以几何级的扩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间,直至被政府高层所知。念及于此,张大中可以长长地吐一口气他已尽了他最大的孝。他的妹妹张可心,文革时还很小,对母亲的许多印象都很朦胧,从小过得很可怜,穿得破破烂烂,大冬天连双保暖的鞋都没有,光着脚摇摇摆摆地走着,总想从街坊邻居那里知道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如今,她什么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稳。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当时还太小,许多事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眼泪,有着再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深深自责。
这眼泪,只要撕心裂肺地哭过一次,人就真的“立”起来了,再也倒不下去。而这,便是纪念王佩英最大的意义,即抢救民族的精神,恢复人间正气,将罪恶铭记于心,让悲剧不再重演。即使悲剧正在重演,中国人也应如当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来,向倒行逆施者发出基于真理与正义的呐喊。

作者简介:
杨银波,独立作家,1983年3月3日出生于重庆。
至今持续七年独立写作,发表作品近500万字。
主要作品有:
《野草疯长》(长篇青春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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