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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第1册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汇编 (宋永毅 主编，宋永毅 编) (Z-Library)-2300.PDF.RAR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
2002-0-0
编制说明
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 编纂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制作及出版
主编：宋永毅
2002
编委分工
宋永毅 (美国狄金森大学，主编；第一、三部分编辑并合作编辑第六、七部分)
石之瑜 (台湾国立台湾大学，项目负责人，合作编辑第七部分)
丁 抒 (美国诺曼学院，第四部分编辑)
周 原 (美国芝加哥大学，第二部分编辑)
沈志佳 (美国匹兹堡大学，第五部分编辑)
郭 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英文目录翻译)
周泽浩 (美国宾州约克大学，英文目录翻译)
王友琴 (美国芝加哥大学，合作编辑第六部分)
本项目获下列学术机构和研究基金会的大力资助
特此鸣谢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mmittee, Dickinson College, Carlisle, P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Faculty Research Grant,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O
Faculty Development Fund, 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 Bloomington, M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Committee, York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PA
CCRADB
2002-0-0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序
余英时
总导言
宋永毅
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报
宋永毅 编
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周原 编
三，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讲话和文章
宋永毅 编
四，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
丁抒 编
五，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
沈志佳 编
六，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
王友琴、宋永毅 编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
宋永毅，石之瑜 编
CCRADB
余英时2002-0-0
序言
余英时
宋永毅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费了整整四年的功夫，历经种种艰辛，编成了这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部文库收集了一万篇以上的原始文件，总字数接近三千万，真不愧为一项“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文库》以类相从，分成七个单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资料，为将来研究文革的学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参加这项计划的八位学者，包括宋永毅先生在内，都是卓然有成的专才。他们各自在专业的岗位上，利用公余的时间，遍访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搜寻一切有关的文件。这一困苦的过程，只有“集腋成裘”的成语才能勉强形容其万一。英国著名史学家屈维林 (G.M. Trevelyan) 有过一句名言：“去收集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吧！ 你一定要下至地狱，上至天堂，去把它们找回来。”（Collect the fa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无巧不成书，现在《文库》的八位编者竟在无意之间把这句名言实践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一任务上。宋永毅先生还真的下过一次地狱。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他为了收集资料，失去了几个月的自由，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国际事件。没有史料便根本不可能有史学，所以作为史学园地中的一个耕耘者，我必须在这里向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我细读了《文库》的全部目录之后，好像重温了几十年前的一场噩梦。第五部分的报刊社论是我最熟悉的；这些文字当年是顺着发表的次序，一篇一篇读过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现在又整个地从记忆中陡然复苏了。我不过是文革的一个海外旁观者，情绪尚如此激荡，《文库》编者是曾经身历其境的人，他们在长期编纂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更可想而知。这样看来，《文库》所收的一切文件决不能和一般所谓历史档案等量齐观，因为其中仍然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一个文件的后面都隐藏着数不尽的血和泪。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每一个文件发布的前后，有多少活生生的个人遭受到精神的屈辱和身体的摧残，更有多少本来很幸福的家庭顷刻之间变成“家破人亡”。研究《文库》中的文件，若不能接触到背后那些无数淹没在血河泪海中的生命，便不免空入宝山了。
宋永毅先生在中指出了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个奇特现象：即一方面是海外有“说不尽的文革”，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却是“被禁忌的文革”。1978年以后，中共官方事实上已完全否定了文革，我们只要一读《文库》第一部分有关中共文件最后十一年（1978－1988）的目录便已昭然若揭。但是在同一时期，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关于文革研究的“禁忌”的规定。最明显的是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象的通知”，198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共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一方面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维护文革呢？答案并不难找：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班子都是被文革打倒的人，他们如果不否定文革，在党内便没有合法性了。但是文革的根源如果步步追究下去，到达其逻辑的终点，则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将成为问题了。“投鼠忌器”，这是中共不得不为文革研究设下许多限制的根本原因。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任何回响，是丝毫不必奇怪的。
“被禁忌的文革”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怎样认识和研究文革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什么启示呢？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進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進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Richard Pipes) 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见,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A. Kropf, 1993, p. 281.）列宁在建立政权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9月，正式采用了“红色恐怖”（Red Terror）的统治方法。毛泽东一切照抄，也在1950年借口“土改”和“镇反”，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红色恐怖”从此便笼罩着中国的大地，文革不过是最后一个高潮而已。《文库》第六部分收有红卫兵的一篇文献，题目是“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恰好证实了文革是“红色恐怖”的必然发展。
我们衷心地欢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问世，为革命暴力蹂躏中国，保存了最宝贵的记录。但是研究文革首先必须具备历史的眼光（historical perspective）：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文库》的价值才会充分地显现出来。
2001年12月20日
于普林斯顿
CCRADB
宋永毅2002-0-0
总导言
宋永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仅在中国当代史上，而且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写下了极为重要，又极为复杂的一章。已故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诚如费正清所言，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与复杂性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China Wat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8)。
文革首先是一场历史悲剧。毛泽东和中共因为党内斗争而发动的所谓“革命”，使数以百万计无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宝贵生命，又使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及其家庭创巨伤重。此外，文革使知识贬值，文明扫地；还使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惨遭破坏。从这个角度，中国作家巴金早在1986年就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的呼吁（《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166 页）。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官方二十年来对这一呼吁一直噤若寒蝉，有意任其湮灭。在最应当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中国大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却成了巴金可能终生都无法实现的梦。
文革又出乎意料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整个政治和经济面貌。当毛泽东和中共把他们原来就错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文革中推向灾难性的顶峰后，稍有良知的人不难认识到那套“主义”的疯狂和荒谬了。这也就是连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人都终于被迫走向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因之一。至于文革所激发的对所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怀疑和对大陆文革后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又更是有目共睹的史实。从这一角度，文革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深入持久的认真研究。
文革结束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课题，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说不尽的文革”，即文革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持久的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到1996年三十年内，全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文革的著作，就达七千本（篇）（参见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8）。另一方面却是“被禁忌的文革”，即在中国大陆它还是一个犯禁的独立研究课题。然而，大陆的学者和作家们仍以回忆录、报告文学等等形式书写文革。但是，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国际汉学界的文革研究都还存在不少困难。其中很重要的是原始的历史资料和系统性的整理工作的双重缺乏。文革中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出版物可谓浩如烟海，但文革后中国图书馆中的许多这类收藏都无法自由查阅。另一方面，收藏在民间和海内外学者手中的不少可贵资源又因为缺少一个资料信息的共享工程，无法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由此，海内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问题引发的史实的错讹、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仍普遍地存在，阻碍着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進展。
从总结历史教训，揭示历史真相，推动文革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目的出发，北美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的七位学者和一位台湾学者于1998年组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辑部，开始了这一筚路蓝缕的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很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台湾、香港和大陆学者的大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还成了合作单位。三年多来，编者们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進行专业性的编辑校勘，汇集成了这一光盘中的上万篇文献。
汇编在这一光盘中的史料，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文革后与文革密切相关的文献，但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列。就数量而言，已经有近三千万字之巨，共分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大部分。为了方便中外学者查阅，文库还采用了中英文两种目录。
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采用传统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数百本之多，连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却使它们能浓缩在一盘体积极小的光盘之中，而且还能够运用“作者”、“标题”、“时间”和“关键词”等等途径检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个文库光盘正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文革博物馆”。
2001年12月
于美国狄金森大学
CCRADB
宋永毅 编2002-0-0
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汇编
宋永毅 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文件、公报、指示等类的材料，是研究文革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说报刊社论（这里主要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主要是中共指导全国运动，尤其是群众运动的公开的、理论性的方针纲领，那么那些中央文件、指示常常是内部的、政策性的具体指导。对于了解文革领导者指导每一阶段运动的最初意图，政策变换和内部斗争更是必不可少的原始档案。
因为它们是内部的东西，因而就包含着更多、更可靠的历史真实。和公开的报纸上一片“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掩盖和吹嘘相反，在这些文件中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文革造成的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群众运动等方面的一派混乱，以及文革中的中共，即“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克服它们的处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对中共党内的斗争而言，这些文件更较为忠实地记录了它们的残酷性和无原则性。只要对照一下一九六八年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一九八零年为他平反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小组《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证件》，中共党内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黑暗便一叶知秋，不言而喻了。
中共的中央文件，原来大致分为“秘密”、“机密”、“绝密”和不保密，即“传达到群众”四级。但在文革中，尤其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激烈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间，这些文件无论标有密级与否，都被非常广泛地刊登在各种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上，并专门印刷成册到处散发。这决不是中共放弃了它一贯黑箱作业的“保密”原则，而是出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得权力斗争胜利的特殊需要。由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要在全中国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向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他们必须要直接指挥群众运动。鉴于当时各级中共组织已近乎瘫痪，而以毛泽东为首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它们也并不放心，唯一有效的方法必然是把这些文件直接发给群众，或有意无意地把党内秘密泄露给它们所操纵的群众组织，以便利用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党内清洗的有效工具。
一九六九年以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已逐渐在全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重建了忠于他们的党的各级组织。他们已经没有了广泛地利用群众运动的需要，这些文件的党外化和公开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减少了。这便是这里搜集的文革中的中央文件的数量一九六九年以后的远远低于一九六九年以前的原因所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一九七九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中共领导人为了突出他们“拨乱反正”的伟大功绩，或公开或“内部出版”了一系列否定文革或有关文革研究政策的中央文件。鉴于这些文件对于了解文革的真相和中共对文革的态度极为有益，编者也把它们作为文革文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收集在这里的近千份中共的文件、指示、公报等材料，大部分来自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和文革后中共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有些文件尽管出自小报、传单，但编者都经过仔细的校勘订正，以免以讹传讹。其中很小一部分，是各地省市级的党组织或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起过某种全国性的指导作用，我们也在此一并收录。
CCRADB
周原 编2002-0-0
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周原 编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策划者和发动者，也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它的发生、发展以及它扑朔迷离的演变，不可不研究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及其演变。虽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思想和意图，常常会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得到反映和体现，诸如中共中央的文件、通知和规定，其他文革领导人的讲话，中央级报刊的社论和“理论文章”等等，但最为直接地记录其思想发展及衍化者，莫过于毛泽东本人留下的有关言论和文字。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毛泽东一生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作为中共的精神领袖，他在国家和党内政治 生活中的独尊地位达到了顶峰。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讲话、指示，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文字如文稿、信件、批语等等。这些言论和文字有些已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不同程度的流传，但也有相当的部份至今仍存于官方的档案馆，秘不示人。那些秘而不宣的文献自然非本汇编所能搜集。收在这里的毛泽东的言论和文字则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二是部份通过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和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指示；三是在文革前期出版印行的（主要是由各群众组织和后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所编印的）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及指示；四是在文革中流传的一些毛泽东讲话的记录传抄稿。另外，有几篇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前巡视南方时的讲话是来源于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中的记载。对于这些以各种形式得以流传的毛泽东的言论和文字，编者做了尽可能广泛的搜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选编。但囿于能力，漏收漏选者必是在所难免。这只能有待于今后的补收和修订了。
从时间跨度上，汇编所选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始于1960年，终于1976年（毛卒于该年）。文革是1966年开始的，选收部份1966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稿是考虑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想法非一日所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文革前几年应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最重要阶段。至于断在1960年，则是基于以六十年代为开端简单明确的考虑。在选收标准上，1966年以前的文献只选最为相关者（如毛泽东论及国内国际形势、阶级斗争、四清、教育革命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谈话、批示），而1966年以后的文献，除两类情况外，基本都予收录。这两种例外的情况一是无实际内容者，如“照办”、“同意”及退转、酌定一类的批语。二是一些外交方面的电报、信件等，例如《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在编选过程中有关选取版本，确定编选内容的一些具体做法，在此也一并说明。一般说来，汇编只收讲话、文稿本身，不收后人（多为编者）添加的题解、注释等内容（原件本身已有的简注除外）。当一篇讲话或文稿有多种版本时，特别是对那些在文革初期由群众组织或革命委员会编印，以各种版本广泛流传的文献，编者都经过认真比照，确定底本，再经参互勘订而成定本。原则上，凡有《文稿》版的或有以中央文件印发过的版本的，即以文件版或《文稿》为准，遇到少许文字或内容被后人明显删改过的情况，则根据其它版本予以补订，以求原貌。对两种版本内容上差距较大的个别情况，则采取两种并录的方式处理。
总体上说，汇编收集到的《文稿》所未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即1960至1969年间。文献的主要来源是文革初期由各种群众组织或后来的革命委员会编印发行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讲话文稿（通常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题）和有关学习材料。这些出版物当然不具备官方出版物的权威性，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在当时广泛大量地印行，发给群众学习引用的毛泽东的讲话与文字，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被官方指斥为伪造。有一些讲话中的段落、节录甚或全文在当时或以后还被官方公开发表，证实了它们的可靠性。事实上，公开正式发表的版本也不尽全是原貌的真实反映。在汇编的编校过程中，就能发现一些正式发表的版本有不少地方是做过润色、修改甚至删除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记录稿和当时非官方印发的版本在考订文献原貌方面，还有着特殊的功用。而本汇编所收录的那些至今尚未（也许永远不会）被官方正式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献则是尽可能全面地研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及其发展演变的一部份难得而宝贵的资料。
CCRADB
宋永毅 编2002-0-0
三，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宋永毅 编
林彪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尤其和文革前中期的发动、展开的关系，其重要性应仅次于毛泽东。如果没有林彪主持的军队的绝对忠诚和支持，很难想象毛泽东会如此顺利地击败刘少奇等政治对手，并毫无后顾之忧地发动文革。如果没有林彪带头搞的对毛的从军内到全国的个人崇拜，很难想象毛能有那么大的运动亿万群众的魅力。如果没有军队在文革开始不久就以所谓“支左”的名义取代中共在群众运动冲击下全面瘫痪的各级组织、更难想象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仍能支撑住全面内战、一片混乱的局面。正因为如此，林彪在文革开始不久便一跃而成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副统帅”，毛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在中共九大写入了党章。可谓一人之下，亿人之上。
因为林彪直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特殊身份，他的讲话、指示、文章当然反映了军队在文革中的动向和作用。尤其是毛泽东在文革前期和中期只能依靠军队来控制和引导全国运动时，林彪所代表的军队的角色，更是至关重要了。但林彪又不仅是军队的直接指挥者，他还是副统帅。毛泽东的旨意和整个中共的决定，又常常要通过他的讲话、指示、文章向全国、全党和全军传达。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零年的重大节日中都要向全国作重要讲话。他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如“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18），“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1967.8.9）等等，均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下发，成为指导全国运动的重要方针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林彪的讲话、指示、文章并不全部是对毛的思想、指示的复制。在同一声道上，他又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可见要彻底搞清文革错综复杂的发展脉络，不研究林彪的这些讲话、指示、文章是不行的。
历史的发展常常有戏剧性。林彪在文革中充当毛泽东“亲密战友”的角色只延续了四年。他们在一九七零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因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严重分歧，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与毛的斗争中失败而出逃，机毁人亡。不久，林彪被中共宣布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头子。中共党内经历了又一次全面的大清洗。关于林彪与毛泽东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九一三事件”的真相等等，这里提供的林彪的讲话、指示、文章，连同中共公布的多种《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通知及材料》正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材料。
收集在这里的近百份林彪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讲话、指示、文章，大约有如下几个来源：1）林彪的公开讲话：来自《人民日报》等中共报刊；2）一部分林彪在党内的讲话：来自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后来中共批判他时的对他讲话的重印（如“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等等）；3）其他的林彪讲话、指示、文章：来自文革中广泛流传的群众组织印发的数十种《林彪同志重要讲话》，《林彪文选》等等。无论是何种来源，编者都经过仔细的校勘订正，避免以讹传讹。也正因为来源众多并经过校勘工作，便不一一注明出处了。
CCRADB
丁抒 编2002-0-0
四，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
丁抒 编
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和与此有关的中央首长的信件、电文、检讨等等，无疑是一个中国当代政治中的独特景观。文革以前，中共的中央级的领导的讲话，大都是或在机密的党内会议上内部演说，或是节庆日的官方场合的照本宣科。象文革中那样与千百万群众的直接对话，及其从油印散发到大字报上街的诸多方式的抄录流传，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使中共的任何官僚机构运作都无法赶上其瞬息变幻。以往那种“文件──传达”的运动群众的程序早已经失灵，有时甚至连电话、电报都无法处理那些突变事件。当全国各地的两派群众的争斗已经酿成重大事变，诸如聚众上访、中断交通、大规模武斗和血案等等，深居于机关内的中央领导们也只能走出来，立即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平息事变。既然群众性的造反运动是毛泽东及追随者为打倒其政治对手们而发动起来的，他们当然乐于运用这一法宝去打击“敌人”。因而，收集在这里数千份中央首长讲话大都出自于所谓“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他们利用“讲话”来直接操纵群众运动，从而达到其党内斗争的目的。这样，这些林林种种的“中央首长讲话”便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内斗争、中共和群众运动关系等等的重要历史记录。
由于“中央首长讲话”的广为流传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其时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早已被囚，不再是“中央首长”，其言论、讲话自然付诸厥如。八月十日后，刘少奇、邓小平即处于半囚禁状态，除了以后陆续写的书面检讨外，他们的讲话、言论便不能流出中南海了。因此这里收集的刘、邓的讲话非常少。而文革初极为活跃的陶铸自一九六七年初突然被“揪出”，成为“打倒刘、邓、陶”中的“陶”，再也没有一句讲话得以流出中南海禁地、达至民间。当然，随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也相继成为毛泽东的囚徒后，“首长讲话”里就再也不见他们的名字了。
尽管如此，这些“中央首长讲话”作为历史文献还是有其珍贵性的。它们不是中共官僚们千斟万酌后写下的书面文件，而是即时即地脱口而出的鲜活言辞。“言为心声”，就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代表的中共党内各个派系的动向和利益所在。或许正因为如此，那些中央首长们在对群众运动讲话时常常叮嘱被接见的群众千万不要录音，不要转抄成大字报。然而，这些叮嘱对把他们的话奉为圭臬的狂热的群众来说常常不起作用，被他们只视作一种中央首长的“自谦”。这些讲话还是被广为抄录流传。或许正是由于这些首长讲话在群众心目中的政治权威性，在内容上它们极少被记录的群众有意曲解伪造，大都有很高的历史可信度。至于当时缺乏录音设备而造成的疏漏，在辗转抄录中造成的误差，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首长讲话是当时印发量最大的非官方出版物之一。它们广泛地见之于千百种铅印的小报、小册子和数不清的油印传单中。因为1969年以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政治运作已经被中共基本放弃，这些出版物自然也就不多了。但编者仍设法找到了不少所谓的“内部讲话”。这里还有一些文革后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它们都密切地涉及到对文革的评价，也就一并收录。
要在这一简短的说明中详细地列出本编近两千篇首长讲话的来源是一件困难的事：一是因为它们卷帙浩繁，多达上万；二是因为收录在这里的文献大都经过编者对多种版本的校勘，无法只注单一的来源。这里，编者只注出那些最主要的出版物以飨读者。它们是：《红卫兵资料》（1－20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75]；《红卫兵资料续编》（1－8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80]；《红卫兵资料再编》（1－8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93]；《新编红卫兵资料》（周原编：1－20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98]；《新编红卫兵资料》（宋永毅编：1－40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2001]；《“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王年一等编：1－3卷）[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中央首长讲话》（1－4卷）[北京：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4卷）[北京：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等，1966]；《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集》（1－2集）[北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7]；《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1－3卷）[武汉：1966－196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石家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 1966] 等等。
CCRADB
沈志佳 编2002-0-0
五，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
沈志佳 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出版刊物，除了非官方的由文革中各政治派别、群众组织所出版发行的小报、杂志、传单一类外，官方的主要有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解放军报》（统称为“两报一刊”），和各地党政军的报纸《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这里收录的社论文章主要取自上述在全国范围发行的重要报刊，以及有全国影响力的少数地方报刊。这类文章社论是文革期间中共指导全国群众运动的公开的方针纲领，是研究十年文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不同于非官方小报及其他出版物， 这类官方报刊领导着文革的主流，尤其是指导群众运动。 在每个文革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人们都不难在这些文章中找到初露的端倪，并由此看到文革各阶段的方针、政策上的变化。文革的发动是由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开始的。《文汇报》上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文革中后期，所谓“两报一刊”编辑部及文革高层“写作班子”，如梁效、唐效文等，每每发表所谓方向纲领性文章，帮助文革的操纵者掀起一次次新的斗争风潮。这些文章均为全国主要报刊转载，各行各业必对其认真学习、领会贯通、付诸实行。这些社论文章还常常率先发表所谓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人们甚至连夜游行，以示拥护。
报刊社论文章对于造成文革时期普遍流行的“大批判”文风，亦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文章在批判论敌时，常常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为群众运动中的“大批判”树立了极坏的榜样。此外，这些社论文章还形成了一套专讲假话的官方语言系统。明明是全面内战，一片混乱，却偏要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重要的是：这些社论文章在反映当时当权者的政策方针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各个不同阶段的内部斗争。当时的人们学会了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不断猜测政治斗争的新动向，养成一种文革时代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官方报刊杂志对文革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本编中收集的是从1965到1976年间官方出版的有关重要报刊社论。它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了这场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给研究者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对文革期间官方报刊社论统计性的资料调查， 也可用以观察文革的某个独特的发展侧面和动向。
CCRADB
王友琴、宋永毅 编2002-0-0
六，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
王友琴、宋永毅 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和群众运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现象。一方面，这些群众运动的兴起大部分不是由于各级中共组织的直接操纵，却是由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就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而论，他们自然是要利用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党内斗争的工具，向党内军内的不同派系──走资派们全国性地夺权。于是一时出现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群众大造他自己创立的各级党组织反的奇观。同时，所谓的群众运动还常常成了它的发动者们迫害另一部分群众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共党内军内被清洗的，或不同观点的派系自然也利用群众运动来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一开始便分裂成激烈对立的两派。发展到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甚至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武斗，连毛泽东都感到了失控之虞。这些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
当然，在文革群众运动中的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温和派”和“激進派”的争斗背后，还是有着这些派别各自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和深藏的集团利益的。它们或源于血统的殊异，或出于对官僚体制迫害的本能反抗，但也有的是因为权力的分配。
以1966年6月的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运动滥觞，历经“红八月”的破四旧，红色恐怖；九月的大串连，和全国性的“炮打司令部”；十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二月镇反”； 1967年中至1968年的全国性的派别斗争，直到“上山下乡”和1969年“九大”的召开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群众运动一直是文革前三年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由于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有所谓的“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产生于这一运动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和大字报真可谓数以千百万计。收集在这里的当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里辑录的文章、报道（包括官方报刊）、会议发言、大字报等等都在当时广为流传，有的对各地运动甚至有过极大的影响，换言之，它们的重要性，即代表性是显而易见的。
收集在这里的文献数量最多的是1966年和1967年，时间上最晚的只至1968年。原因是不难理解的：随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范围内党内斗争的“全面胜利”，他们对群众运动为代表的街头政治的借重已不再有以前那样的需要。于是，1968年下半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和军、工宣队的進驻结束了红卫兵运动，各级党组织的建立更彻底地结束了所有文革式的群众运动。所谓的“四大民主”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作为它产物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和大字报自然也就自行消匿了。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在流传中辗转抄录，难免以讹传讹。尽管收辑在这里的材料均经编者的认真校勘，但仍难免会有版本上的差异，在此也作一说明。
（本说明由宋永毅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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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石之瑜 编2002-0-0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
宋永毅、石之瑜 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主要是指文革期间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所谓“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其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这些孕生流衍于民间的“异端思潮”与中共上层的权力,派别斗争并不相关，也区别与任何个人的反毛反体制的行动。如林彪追随者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篇公开和尖锐反毛的历史文献，但它是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因为它后来被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我们便另收入到文件类中。再如张志新,王申酉等文革中因反毛反体制而殉难的个人，在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中都曾名重一时。但因为他们先知先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在文革中形成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也就不在这一文献汇编收录之列。简而言之，文革中的异端思潮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从而也代表了他们艰难却真实的觉醒程度的民间思潮。或许，这也正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大加挞伐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这些异端思潮的代表作都表现出和文革中中共在各个阶段的统一思想和宣传口径的冲突抵触或大相径庭之处，有的更表现出了对现代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权的憧憬向往和宝贵探索。有的在运动刚开始便大胆地探索从国家体制上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还有的则第一次表达了为文革中在无规则的权力斗争与派别斗争中受政治迫害的千百万群众追求民主体制和法律保护的最高诉求。另外一些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异端思潮，更幻想着回归到文革前的十七年。
然而，人们总是在自身的历史条件和限制中认识世界。即便文革中最优秀的异端思潮的代表作，仍免不了受到当时中国社会对外极端封闭，思想资源及其匮乏等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它们中的多数，基本上还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框架，甚至仍幼稚地憧憬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所作的“乌托邦式”许诺（如“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的幻想。但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是，所有的异端思潮代表者们都冲破和正在冲破官方思想的藩篱，進行了勇敢的探索，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有的甚至还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此就非常值得我们编撰这一重要文献汇编了。
收集在这里的文献基本上来自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和大字报。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在流传中辗转抄录，难免以错讹众多。因而这里的版本均由编者根据几种不同的版本重新校勘而成。这样，便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并难免与单一的常见版本有文字上的差异，在此也作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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