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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第1冊 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報彙編 (宋永毅 主編，宋永毅 編) (Z-Library)-2300.PDF.RAR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
2002-0-0
編製說明
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委會 編纂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製作及出版
主編：宋永毅
2002
編委分工
宋永毅 (美國狄金森大學，主編；第一、三部分編輯併合作編輯第六、七部分)
石之瑜 (台灣國立台灣大學，項目負責人，合作編輯第七部分)
丁 抒 (美國諾曼學院，第四部分編輯)
周 原 (美國芝加哥大學，第二部分編輯)
沈志佳 (美國匹茲堡大學，第五部分編輯)
郭 建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英文目錄翻譯)
周澤浩 (美國賓州約克大學，英文目錄翻譯)
王友琴 (美國芝加哥大學，合作編輯第六部分)
本項目獲下列學術機構和研究基金會的大力資助
特此鳴謝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mmittee, Dickinson College, Carlisle, P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Faculty Research Grant,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O
Faculty Development Fund, 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 Bloomington, M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Committee, York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PA
CCRADB
2002-0-0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序
余英時
總導言
宋永毅
一，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
宋永毅 編
二，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
周原 編
三，林彪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講話和文章
宋永毅 編
四，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
丁抒 編
五，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報刊社論文章
沈志佳 編
六，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
王友琴、宋永毅 編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
宋永毅，石之瑜 編
CCRADB
余英時2002-0-0
序言
余英時
宋永毅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費了整整四年的功夫，歷經種種艱辛，編成了這一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這部文庫收集了一萬篇以上的原始文件，總字數接近三千萬，真不愧為一項「浩大的史料編纂工程」。《文庫》以類相從，分成七個單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資料，為將來研究文革的學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資料彙編。參加這項計劃的八位學者，包括宋永毅先生在內，都是卓然有成的專才。他們各自在專業的崗位上，利用公餘的時間，遍訪世界各地的亞洲圖書館，搜尋一切有關的文件。這一困苦的過程，只有「集腋成裘」的成語才能勉強形容其萬一。英國著名史學家屈維林 (G.M. Trevelyan) 有過一句名言：「去收集法國大革命的事實吧！ 你一定要下至地獄，上至天堂，去把它們找回來。」（Collect the fa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無巧不成書，現在《文庫》的八位編者竟在無意之間把這句名言實踐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這一任務上。宋永毅先生還真的下過一次地獄。我清楚地記得，幾年前他為了收集資料，失去了幾個月的自由，成為當時舉世矚目的國際事件。沒有史料便根本不可能有史學，所以作為史學園地中的一個耕耘者，我必須在這裏向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致以最大的敬意。
我細讀了《文庫》的全部目錄之後，好像重溫了幾十年前的一場噩夢。第五部分的報刊社論是我最熟悉的；這些文字當年是順著發表的次序，一篇一篇讀過的。那種驚心動魄的感覺現在又整個地從記憶中陡然復甦了。我不過是文革的一個海外旁觀者，情緒尚如此激蕩，《文庫》編者是曾經身歷其境的人，他們在長期編纂過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更可想而知。這樣看來，《文庫》所收的一切文件決不能和一般所謂歷史檔案等量齊觀，因為其中仍然躍動著強烈的生命。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裏每一個文件的後面都隱藏著數不盡的血和淚。我們不難想象，當年每一個文件發布的前後，有多少活生生的個人遭受到精神的屈辱和身體的摧殘，更有多少本來很幸福的家庭頃刻之間變成「家破人亡」。研究《文庫》中的文件，若不能接觸到背後那些無數淹沒在血河淚海中的生命，便不免空入寶山了。
宋永毅先生在中指出了關於文革研究的一個奇特現象：即一方面是海外有「說不盡的文革」，而另一方面在中國大陸卻是「被禁忌的文革」。1978年以後，中共官方事實上已完全否定了文革，我們只要一讀《文庫》第一部分有關中共文件最後十一年（1978－1988）的目錄便已昭然若揭。但是在同一時期，我們又看到了許多關於文革研究的「禁忌」的規定。最明顯的是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提醒全黨維護毛主席形象的通知」，198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共為什麼如此自相矛盾，一方面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維護文革呢？答案並不難找：1978年後，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班子都是被文革打倒的人，他們如果不否定文革，在黨內便沒有合法性了。但是文革的根源如果步步追究下去，到達其邏輯的終點，則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卻又將成為問題了。「投鼠忌器」，這是中共不得不為文革研究設下許多限制的根本原因。巴金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提議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任何迴響，是絲毫不必奇怪的。
「被禁忌的文革」這一事實對於我們怎樣認識和研究文革具有極大的啟示作用。什麼啟示呢？我們決不能把文革孤立起來，看作是中共「革命」進程中一個偶然的「意外」或「偏差」。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為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便是有意誤導我們的思路。文革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行動，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階段。但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個絕對獨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結局。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有系統地進行消滅所謂「敵人」的運動，一波接著一波。正如俄國史名家派普思(Richard Pipes) 所指出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師法列寧、斯大林，而且也參考了希特勒的經驗。（見,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A. Kropf, 1993, p. 281.）列寧在建立政權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9月，正式採用了「紅色恐怖」（Red Terror）的統治方法。毛澤東一切照抄，也在1950年借口「土改」和「鎮反」，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紅色恐怖」從此便籠罩著中國的大地，文革不過是最後一個高潮而已。《文庫》第六部分收有紅衛兵的一篇文獻，題目是「鬼見愁──紅色恐怖萬歲」，恰好證實了文革是「紅色恐怖」的必然發展。
我們衷心地歡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問世，為革命暴力蹂躪中國，保存了最寶貴的記錄。但是研究文革首先必須具備歷史的眼光（historical perspective）：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變，遠源則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文庫》的價值才會充分地顯現出來。
2001年12月20日
于普林斯頓
CCRADB
宋永毅2002-0-0
總導言
宋永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僅在中國當代史上，而且在整個世界史上也寫下了極為重要，又極為複雜的一章。已故的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曾這樣評價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驚人性」和「規模、影響與複雜性」：「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誠如費正清所言，就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與複雜性而言，它毫無疑問是「一個值得世世代代長期研究下去的歷史課題」(China Wat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8)。
文革首先是一場歷史悲劇。毛澤東和中共因為黨內鬥爭而發動的所謂「革命」，使數以百萬計無辜的中國人失去了他們的寶貴生命，又使數以億計的普通百姓及其家庭創巨傷重。此外，文革使知識貶值，文明掃地；還使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慘遭破壞。從這個角度，中國作家巴金早在1986年就發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館」，「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的呼籲（《十年一夢》，人民日報出版社，1986，166 頁）。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官方二十年來對這一呼籲一直噤若寒蟬，有意任其湮滅。在最應當建立「文革博物館」的中國大陸，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卻成了巴金可能終生都無法實現的夢。
文革又出乎意料地改變了當代中國的整個政治和經濟面貌。當毛澤東和中共把他們原來就錯誤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在文革中推向災難性的頂峰后，稍有良知的人不難認識到那套「主義」的瘋狂和荒謬了。這也就是連文革后的中共領導人都終於被迫走向改革開放的社會動因之一。至於文革所激發的對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普遍懷疑和對大陸文革后民主運動的重要推動，又更是有目共睹的史實。從這一角度，文革在半個世紀以來的當代中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深入持久的認真研究。
文革結束已經有近三十年了。作為一個歷史學的研究課題，海內外的文革研究呈現出一種非常獨特的景觀。一方面是「說不盡的文革」，即文革成了一個國際性的持久的研究熱點。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到1996年三十年內，全世界各種語言的研究文革的著作，就達七千本（篇）（參見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8）。另一方面卻是「被禁忌的文革」，即在中國大陸它還是一個犯禁的獨立研究課題。然而，大陸的學者和作家們仍以回憶錄、報告文學等等形式書寫文革。但是，無論是中國大陸的學者還是國際漢學界的文革研究都還存在不少困難。其中很重要的是原始的歷史資料和系統性的整理工作的雙重缺乏。文革中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出版物可謂浩如煙海，但文革后中國圖書館中的許多這類收藏都無法自由查閱。另一方面，收藏在民間和海內外學者手中的不少可貴資源又因為缺少一個資料信息的共享工程，無法發揮它們的最大作用。由此，海內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問題引發的史實的錯訛、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仍普遍地存在，阻礙著這一重大研究課題的進展。
從總結歷史教訓，揭示歷史真相，推動文革研究這一重大歷史課題的目的出發，北美地區來自中國大陸的七位學者和一位台灣學者於1998年組成《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輯部，開始了這一篳路藍縷的浩大的史料編纂工程。很快，他們的工作得到了台灣、香港和大陸學者的大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還成了合作單位。三年多來，編者們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亞洲圖書館，徵集了眾多的私人收藏，搶救了無數第一手的文字資料，在數以百萬計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獻中進行專業性的編輯校勘，彙集成了這一光碟中的上萬篇文獻。
彙編在這一光碟中的史料，限於第一手的文字資料。雖然也有一些文革后與文革密切相關的文獻，但回憶錄、訪問記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錄之列。就數量而言，已經有近三千萬字之巨，共分為「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報」、「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林彪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長關於文化革命的講話和指示」、「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報刊社論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等七大部分。為了方便中外學者查閱，文庫還採用了中英文兩種目錄。
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採用傳統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數百本之多，連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現代計算機技術卻使它們能濃縮在一盤體積極小的光碟之中，而且還能夠運用「作者」、「標題」、「時間」和「關鍵詞」等等途徑檢索。從這一意義上而言，這個文庫光碟正藉助于現代科技，在史料彙編方面完成了一個研究性和資料性並重的「文革博物館」。
2001年12月
於美國狄金森大學
CCRADB
宋永毅 編2002-0-0
一，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報彙編
宋永毅 編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文件、公報、指示等類的材料，是研究文革極為重要的歷史文獻。如果說報刊社論（這裏主要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主要是中共指導全國運動，尤其是群眾運動的公開的、理論性的方針綱領，那麼那些中央文件、指示常常是內部的、政策性的具體指導。對於了解文革領導者指導每一階段運動的最初意圖，政策變換和內部鬥爭更是必不可少的原始檔案。
因為它們是內部的東西，因而就包含著更多、更可靠的歷史真實。和公開的報紙上一片「形勢大好」、「越來越好」的掩蓋和吹噓相反，在這些文件中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到文革造成的全國性的政治、經濟、群眾運動等方面的一派混亂，以及文革中的中共，即「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企圖克服它們的處處捉襟見肘、力不從心……
對中共黨內的鬥爭而言，這些文件更較為忠實地記錄了它們的殘酷性和無原則性。只要對照一下一九六八年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公報》，中央專案組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一九八零年為他平反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劉少奇同志案件複查小組《關於劉少奇同志案件複查的證件》，中共黨內所謂「兩條路線鬥爭」的黑暗便一葉知秋，不言而喻了。
中共的中央文件，原來大致分為「秘密」、「機密」、「絕密」和不保密，即「傳達到群眾」四級。但在文革中，尤其是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激烈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間，這些文件無論標有密級與否，都被非常廣泛地刊登在各種群眾組織的小報、傳單上，並專門印刷成冊到處散發。這決不是中共放棄了它一貫黑箱作業的「保密」原則，而是出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取得權力鬥爭勝利的特殊需要。由於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要在全中國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向劉少奇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奪權，他們必須要直接指揮群眾運動。鑒於當時各級中共組織已近乎癱瘓，而以毛澤東為首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對它們也並不放心，唯一有效的方法必然是把這些文件直接發給群眾，或有意無意地把黨內秘密泄露給它們所操縱的群眾組織，以便利用群眾運動作為他們黨內清洗的有效工具。
一九六九年以後，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已逐漸在全國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和重建了忠於他們的黨的各級組織。他們已經沒有了廣泛地利用群眾運動的需要，這些文件的黨外化和公開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減少了。這便是這裏搜集的文革中的中央文件的數量一九六九年以後的遠遠低於一九六九年以前的原因所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后，尤其是一九七九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新的中共領導人為了突出他們「撥亂反正」的偉大功績，或公開或「內部出版」了一系列否定文革或有關文革研究政策的中央文件。鑒於這些文件對於了解文革的真相和中共對文革的態度極為有益，編者也把它們作為文革文件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收集在這裏的近千份中共的文件、指示、公報等材料，大部分來自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出版物和文革后中共的公開或內部出版物。有些文件儘管出自小報、傳單，但編者都經過仔細的校勘訂正，以免以訛傳訛。其中很小一部分，是各地省市級的黨組織或革命委員會的文件。因為這些文件在文革中曾廣為流傳，起過某種全國性的指導作用，我們也在此一併收錄。
CCRADB
周原 編2002-0-0
二，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
周原 編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策劃者和發動者，也是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的最高領導者和決策者。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它的發生、發展以及它撲朔迷離的演變，不可不研究毛澤東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及其演變。雖然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思想和意圖，常常會在眾多的歷史文獻中得到反映和體現，諸如中共中央的文件、通知和規定，其他文革領導人的講話，中央級報刊的社論和「理論文章」等等，但最為直接地記錄其思想發展及衍化者，莫過於毛澤東本人留下的有關言論和文字。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毛澤東一生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階段。作為中共的精神領袖，他在國家和黨內政治 生活中的獨尊地位達到了頂峰。在這一階段，毛澤東做了大量的講話、指示，也留下了相當多的文字如文稿、信件、批語等等。這些言論和文字有些已通過各種方式得到不同程度的流傳，但也有相當的部份至今仍存於官方的檔案館，秘不示人。那些秘而不宣的文獻自然非本彙編所能搜集。收在這裏的毛澤東的言論和文字則來源於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選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下簡稱《文稿》）；二是部份通過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發和傳達的毛澤東的講話、指示；三是在文革前期出版印行的（主要是由各群眾組織和後來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所編印的）毛澤東的講話、文章及指示；四是在文革中流傳的一些毛澤東講話的記錄傳抄稿。另外，有幾篇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前巡視南方時的講話是來源於汪東興回憶錄（《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中的記載。對於這些以各種形式得以流傳的毛澤東的言論和文字，編者做了儘可能廣泛的搜集，並在此基礎上加以選編。但囿於能力，漏收漏選者必是在所難免。這隻能有待於今后的補收和修訂了。
從時間跨度上，彙編所選毛澤東的講話和文章始於1960年，終於1976年（毛卒於該年）。文革是1966年開始的，選收部份1966年以前毛澤東的講話和文稿是考慮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想法非一日所成，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而文革前幾年應是這一發展過程的最重要階段。至於斷在1960年，則是基於以六十年代為開端簡單明確的考慮。在選收標準上，1966年以前的文獻只選最為相關者（如毛澤東論及國內國際形勢、階級鬥爭、四清、教育革命和知識分子等問題的談話、批示），而1966年以後的文獻，除兩類情況外，基本都予收錄。這兩種例外的情況一是無實際內容者，如「照辦」、「同意」及退轉、酌定一類的批語。二是一些外交方面的電報、信件等，例如《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1966年10月25日）。
在編選過程中有關選取版本，確定編選內容的一些具體做法，在此也一併說明。一般說來，彙編只收講話、文稿本身，不收後人（多為編者）添加的題解、註釋等內容（原件本身已有的簡注除外）。當一篇講話或文稿有多種版本時，特別是對那些在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或革命委員會編印，以各種版本廣泛流傳的文獻，編者都經過認真比照，確定底本，再經參互勘訂而成定本。原則上，凡有《文稿》版的或有以中央文件印發過的版本的，即以文件版或《文稿》為準，遇到少許文字或內容被後人明顯刪改過的情況，則根據其它版本予以補訂，以求原貌。對兩種版本內容上差距較大的個別情況，則採取兩種並錄的方式處理。
總體上說，彙編收集到的《文稿》所未收的文獻，主要集中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即1960至1969年間。文獻的主要來源是文革初期由各種群眾組織或後來的革命委員會編印發行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講話文稿（通常以《毛澤東思想萬歲》為題）和有關學習材料。這些出版物當然不具備官方出版物的權威性，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在當時廣泛大量地印行，發給群眾學習引用的毛澤東的講話與文字，在當時和後來都沒有被官方指斥為偽造。有一些講話中的段落、節錄甚或全文在當時或以後還被官方公開發表，證實了它們的可靠性。事實上，公開正式發表的版本也不盡全是原貌的真實反映。在彙編的編校過程中，就能發現一些正式發表的版本有不少地方是做過潤色、修改甚至刪除處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原始記錄稿和當時非官方印發的版本在考訂文獻原貌方面，還有著特殊的功用。而本彙編所收錄的那些至今尚未（也許永遠不會）被官方正式發表的毛澤東的文獻則是儘可能全面地研究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思想及其發展演變的一部份難得而寶貴的資料。
CCRADB
宋永毅 編2002-0-0
三，林彪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指示和文章
宋永毅 編
林彪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尤其和文革前中期的發動、展開的關係，其重要性應僅次於毛澤東。如果沒有林彪主持的軍隊的絕對忠誠和支持，很難想象毛澤東會如此順利地擊敗劉少奇等政治對手，並毫無後顧之憂地發動文革。如果沒有林彪帶頭搞的對毛的從軍內到全國的個人崇拜，很難想象毛能有那麼大的運動億萬群眾的魅力。如果沒有軍隊在文革開始不久就以所謂「支左」的名義取代中共在群眾運動衝擊下全面癱瘓的各級組織、更難想象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仍能支撐住全面內戰、一片混亂的局面。正因為如此，林彪在文革開始不久便一躍而成為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副統帥」，毛的「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並在中共九大寫入了黨章。可謂一人之下，億人之上。
因為林彪直接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工作的特殊身份，他的講話、指示、文章當然反映了軍隊在文革中的動向和作用。尤其是毛澤東在文革前期和中期只能依靠軍隊來控制和引導全國運動時，林彪所代表的軍隊的角色，更是至關重要了。但林彪又不僅是軍隊的直接指揮者，他還是副統帥。毛澤東的旨意和整個中共的決定，又常常要通過他的講話、指示、文章向全國、全黨和全軍傳達。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零年的重大節日中都要向全國作重要講話。他在黨的重要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如「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18），「接見曾思玉、劉豐的講話」（1967.8.9）等等，均作為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下發，成為指導全國運動的重要方針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林彪的講話、指示、文章並不全部是對毛的思想、指示的複製。在同一聲道上，他又有自己的特點和創新。可見要徹底搞清文革錯綜複雜的發展脈絡，不研究林彪的這些講話、指示、文章是不行的。
歷史的發展常常有戲劇性。林彪在文革中充當毛澤東「親密戰友」的角色只延續了四年。他們在一九七零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因設立「國家主席」問題發生嚴重分歧，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與毛的鬥爭中失敗而出逃，機毀人亡。不久，林彪被中共宣布為「叛黨叛國」的反革命集團頭子。中共黨內經歷了又一次全面的大清洗。關於林彪與毛澤東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九一三事件」的真相等等，這裏提供的林彪的講話、指示、文章，連同中共公布的多種《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的通知及材料》正從不同的角度向讀者提供了難得的研究材料。
收集在這裏的近百份林彪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的講話、指示、文章，大約有如下幾個來源：1）林彪的公開講話：來自《人民日報》等中共報刊；2）一部分林彪在黨內的講話：來自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後來中共批判他時的對他講話的重印（如「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和「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上的講話」等等）；3）其他的林彪講話、指示、文章：來自文革中廣泛流傳的群眾組織印發的數十種《林彪同志重要講話》，《林彪文選》等等。無論是何種來源，編者都經過仔細的校勘訂正，避免以訛傳訛。也正因為來源眾多並經過校勘工作，便不一一註明出處了。
CCRADB
丁抒 編2002-0-0
四，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
丁抒 編
文化大革命中廣為流傳的「中央首長講話」和與此有關的中央首長的信件、電文、檢討等等，無疑是一個中國當代政治中的獨特景觀。文革以前，中共的中央級的領導的講話，大都是或在機密的黨內會議上內部演說，或是節慶日的官方場合的照本宣科。象文革中那樣與千百萬群眾的直接對話，及其從油印散發到大字報上街的諸多方式的抄錄流傳，確實是前所未有的。
文化大革命所採取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使中共的任何官僚機構運作都無法趕上其瞬息變幻。以往那種「文件──傳達」的運動群眾的程序早已經失靈，有時甚至連電話、電報都無法處理那些突變事件。當全國各地的兩派群眾的爭鬥已經釀成重大事變，諸如聚眾上訪、中斷交通、大規模武鬥和血案等等，深居於機關內的中央領導們也只能走出來，立即到群眾中去解決問題，平息事變。既然群眾性的造反運動是毛澤東及追隨者為打倒其政治對手們而發動起來的，他們當然樂於運用這一法寶去打擊「敵人」。因而，收集在這裏數千份中央首長講話大都出自於所謂「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他們利用「講話」來直接操縱群眾運動，從而達到其黨內鬥爭的目的。這樣，這些林林種種的「中央首長講話」便給後人留下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黨內鬥爭、中共和群眾運動關係等等的重要歷史記錄。
由於「中央首長講話」的廣為流傳始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其時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早已被囚，不再是「中央首長」，其言論、講話自然付諸厥如。八月十日後，劉少奇、鄧小平即處於半囚禁狀態，除了以後陸續寫的書面檢討外，他們的講話、言論便不能流出中南海了。因此這裏收集的劉、鄧的講話非常少。而文革初極為活躍的陶鑄自一九六七年初突然被「揪出」，成為「打倒劉、鄧、陶」中的「陶」，再也沒有一句講話得以流出中南海禁地、達至民間。當然，隨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也相繼成為毛澤東的囚徒后，「首長講話」里就再也不見他們的名字了。
儘管如此，這些「中央首長講話」作為歷史文獻還是有其珍貴性的。它們不是中共官僚們千斟萬酌后寫下的書面文件，而是即時即地脫口而出的鮮活言辭。「言為心聲」，就更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思想和他們所代表的中共黨內各個派系的動向和利益所在。或許正因為如此，那些中央首長們在對群眾運動講話時常常叮囑被接見的群眾千萬不要錄音，不要轉抄成大字報。然而，這些叮囑對把他們的話奉為圭臬的狂熱的群眾來說常常不起作用，被他們只視作一種中央首長的「自謙」。這些講話還是被廣為抄錄流傳。或許正是由於這些首長講話在群眾心目中的政治權威性，在內容上它們極少被記錄的群眾有意曲解偽造，大都有很高的歷史可信度。至於當時缺乏錄音設備而造成的疏漏，在輾轉抄錄中造成的誤差，當然是在所難免的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首長講話是當時印發量最大的非官方出版物之一。它們廣泛地見之於千百種鉛印的小報、小冊子和數不清的油印傳單中。因為1969年以後，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政治運作已經被中共基本放棄，這些出版物自然也就不多了。但編者仍設法找到了不少所謂的「內部講話」。這裏還有一些文革后的中央首長講話，因為它們都密切地涉及到對文革的評價，也就一併收錄。
要在這一簡短的說明中詳細地列出本編近兩千篇首長講話的來源是一件困難的事：一是因為它們卷帙浩繁，多達上萬；二是因為收錄在這裏的文獻大都經過編者對多種版本的校勘，無法只注單一的來源。這裏，編者只注出那些最主要的出版物以饗讀者。它們是：《紅衛兵資料》（1－20卷）[美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1975]；《紅衛兵資料續編》（1－8卷）[美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1980]；《紅衛兵資料再編》（1－8卷）[美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1993]；《新編紅衛兵資料》（周原編：1－20卷）[美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1998]；《新編紅衛兵資料》（宋永毅編：1－40卷）[美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2001]；《「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王年一等編：1－3卷）[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中央首長講話》（1－4卷）[北京：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4卷）[北京：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等，1966]；《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集》（1－2集）[北京：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1967]；《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1－3卷）[武漢：1966－1967]；《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石家莊：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 1966]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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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佳 編2002-0-0
五，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報刊社論文章
沈志佳 編
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種出版刊物，除了非官方的由文革中各政治派別、群眾組織所出版發行的小報、雜誌、傳單一類外，官方的主要有中共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機關報《解放軍報》（統稱為「兩報一刊」），和各地黨政軍的報紙《北京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等。這裏收錄的社論文章主要取自上述在全國範圍發行的重要報刊，以及有全國影響力的少數地方報刊。這類文章社論是文革期間中共指導全國群眾運動的公開的方針綱領，是研究十年文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獻。
不同於非官方小報及其他出版物， 這類官方報刊領導著文革的主流，尤其是指導群眾運動。 在每個文革風雲變幻的關鍵時刻，人們都不難在這些文章中找到初露的端倪，並由此看到文革各階段的方針、政策上的變化。文革的發動是由批判《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開始的。《文匯報》上姚文元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十年文革的序幕。文革中後期，所謂「兩報一刊」編輯部及文革高層「寫作班子」，如梁效、唐效文等，每每發表所謂方向綱領性文章，幫助文革的操縱者掀起一次次新的鬥爭風潮。這些文章均為全國主要報刊轉載，各行各業必對其認真學習、領會貫通、付諸實行。這些社論文章還常常率先發表所謂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人們甚至連夜遊行，以示擁護。
報刊社論文章對於造成文革時期普遍流行的「大批判」文風，亦有著直接的影響。這些文章在批判論敵時，常常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為群眾運動中的「大批判」樹立了極壞的榜樣。此外，這些社論文章還形成了一套專講假話的官方語言系統。明明是全面內戰，一片混亂，卻偏要說：「形勢大好，越來越好」。但重要的是：這些社論文章在反映當時當權者的政策方針的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在文革各個不同階段的內部鬥爭。當時的人們學會了從這些文章的字裡行間不斷猜測政治鬥爭的新動向，養成一種文革時代特有的政治敏感性。官方報刊雜誌對文革的影響可見一斑。
在本編中收集的是從1965到1976年間官方出版的有關重要報刊社論。它們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展現了這場運動發生髮展的全過程，給研究者提供了一條清晰的線索。對文革期間官方報刊社論統計性的資料調查， 也可用以觀察文革的某個獨特的發展側面和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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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宋永毅 編2002-0-0
六，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
王友琴、宋永毅 編
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運動和群眾運動，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政治現象。一方面，這些群眾運動的興起大部分不是由於各級中共組織的直接操縱，卻是由中共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及「無產階級司令部」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就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而論，他們自然是要利用群眾運動作為他們黨內鬥爭的工具，向黨內軍內的不同派系──走資派們全國性地奪權。於是一時出現了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號召群眾大造他自己創立的各級黨組織反的奇觀。同時，所謂的群眾運動還常常成了它的發動者們迫害另一部分群眾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共黨內軍內被清洗的，或不同觀點的派系自然也利用群眾運動來保衛他們的既得利益。於是文革中的群眾運動一開始便分裂成激烈對立的兩派。發展到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甚至形成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武鬥，連毛澤東都感到了失控之虞。這些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生活中從來沒有過的。
當然，在文革群眾運動中的所謂「保守派」和「造反派」；「溫和派」和「激進派」的爭鬥背後，還是有著這些派別各自不同的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和深藏的集團利益的。它們或源於血統的殊異，或出於對官僚體制迫害的本能反抗，但也有的是因為權力的分配。
以1966年6月的北京中學生的紅衛兵運動濫觴，歷經「紅八月」的破四舊，紅色恐怖；九月的大串連，和全國性的「炮打司令部」；十月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67年初的「一月奪權」，「二月鎮反」； 1967年中至1968年的全國性的派別鬥爭，直到「上山下鄉」和1969年「九大」的召開和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普遍成立，群眾運動一直是文革前三年的一個標誌性的特點。由於文革中的群眾運動有所謂的「四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產生於這一運動的群眾組織的小報，傳單和大字報真可謂數以千百萬計。收集在這裏的當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這裏輯錄的文章、報道（包括官方報刊）、會議發言、大字報等等都在當時廣為流傳，有的對各地運動甚至有過極大的影響，換言之，它們的重要性，即代表性是顯而易見的。
收集在這裏的文獻數量最多的是1966年和1967年，時間上最晚的只至1968年。原因是不難理解的：隨著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全國範圍內黨內鬥爭的「全面勝利」，他們對群眾運動為代表的街頭政治的借重已不再有以前那樣的需要。於是，1968年下半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和軍、工宣隊的進駐結束了紅衛兵運動，各級黨組織的建立更徹底地結束了所有文革式的群眾運動。所謂的「四大民主」在全國範圍內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作為它產物的群眾組織的小報，傳單和大字報自然也就自行消匿了。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在流傳中輾轉抄錄，難免以訛傳訛。儘管收輯在這裏的材料均經編者的認真校勘，但仍難免會有版本上的差異，在此也作一說明。
（本說明由宋永毅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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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石之瑜 編2002-0-0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重要文獻
宋永毅、石之瑜 編
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主要是指文革期間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中央文革及各級革委會公開批判過的文革中所謂「左」的或「右」的「反動思潮」。這些思潮不僅在政治上表現為矛頭直指或公開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來乃至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和整個社會體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其極大的廣泛性與群眾性。這些孕生流衍於民間的「異端思潮」與中共上層的權力,派別鬥爭並不相關，也區別與任何個人的反毛反體制的行動。如林彪追隨者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一篇公開和尖銳反毛的歷史文獻，但它是上層政治鬥爭的產物。因為它後來被作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發。我們便另收入到文件類中。再如張志新,王申酉等文革中因反毛反體制而殉難的個人，在文革后的平反運動中都曾名重一時。但因為他們先知先覺的思想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在文革中形成一種普遍流行的社會思潮，也就不在這一文獻彙編收錄之列。簡而言之，文革中的異端思潮是一種在群眾運動中產生的，從而也代表了他們艱難卻真實的覺醒程度的民間思潮。或許，這也正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對它們不遺餘力地大加撻伐的原因所在。
毫無疑問，這些異端思潮的代表作都表現出和文革中中共在各個階段的統一思想和宣傳口徑的衝突抵觸或大相徑庭之處，有的更表現出了對現代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權的憧憬嚮往和寶貴探索。有的在運動剛開始便大胆地探索從國家體制上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還有的則第一次表達了為文革中在無規則的權力鬥爭與派別鬥爭中受政治迫害的千百萬群眾追求民主體制和法律保護的最高訴求。另外一些從「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異端思潮，更幻想著回歸到文革前的十七年。
然而，人們總是在自身的歷史條件和限制中認識世界。即便文革中最優秀的異端思潮的代表作，仍免不了受到當時中國社會對外極端封閉，思想資源及其匱乏等的歷史條件的限制和影響。它們中的多數，基本上還沒有擺脫馬克思主義的框架，甚至仍幼稚地憧憬著毛澤東在文革開始時所作的「烏托邦式」許諾（如「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的幻想。但最重要和最寶貴的是，所有的異端思潮代表者們都衝破和正在衝破官方思想的藩籬，進行了勇敢的探索，留下了珍貴的史料，有的甚至還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僅此就非常值得我們編撰這一重要文獻彙編了。
收集在這裏的文獻基本上來自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小報，傳單和大字報。因為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群眾運動重要文獻在流傳中輾轉抄錄，難免以錯訛眾多。因而這裏的版本均由編者根據幾種不同的版本重新校勘而成。這樣，便無法一一註明出處，並難免與單一的常見版本有文字上的差異，在此也作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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