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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明

因为暗箱操作，中国人生活在无知和不确定之中。早有学者指出，共产党的“书记”壹词就来源于“保密”（从secret 到secretary），而“保密”又成为“神圣”（从secret到sacred）的同根词。中共就是壹直在强化保密中维持它的神圣性的。“保密”加“神圣”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在这次武汉疫情中暴露无遗。因为对媒体的打压、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尤其在习近平大权独揽、定于壹尊的七、八年更是公民社会、民间力量、社交媒体的梦靥，各级领导对习近平报喜不报忧，同时又整天忧心忡忡而产生怠政情绪。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在2020年壹月27号的央视采访，因为涉及传染类疾病，他未获得中央授权，所以即便武汉地方政府在12月获得情况也没有及时发布疫情消息。而只有等到壹月20号国务院宣布“属地负责”后，地方政府才能获得工作的主动权。外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鉴于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壹字未提武汉疫情，真正不愿在第壹时间让民众获得知情权而隐瞒事实真相的只能是“习壹尊”。因为壹个多月的隐瞒，所以壹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令后，老百姓感到壹阵突然袭击。此时，武汉疫情以“闪电战”的方式爆发。因为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武汉居民马上开始末日大逃亡，据市长透露，壹千多万人口的武汉有五百万已经逃离。因为各地也是在无透明信息的黑箱状态進行决策，官员和政府信心普遍崩溃，官民互信荡然无存，各地下意识地开始了封城、堵路，抵制、举报、歧视、攻击武汉来人。武汉居民有的开始了在自己国家内的偷渡、躲藏。“武汉病毒”的“闪电战”迅速转变为“游击战”。没有染病的或还不知道自己染病的试图逃到天涯号角、港澳、东南亚、甚至欧美。我们必须认识到，驾私家车、坐飞机、躲進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的群体绝非平民百姓，而是武汉的特权阶层和中上阶级成员，他们的资源较丰富，流动性也较强。如果许多还是领导职位上的官员，更是利用长假为托、封城为由远离是非之地。所以湖北和武汉的政府决策、指挥、执行、动员能力首先就面临不足。

上层人物有资源跑，下层人物没资源的也要跑。这是由于中共体制的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无法复盖流动人口、农民工在城市缺乏救助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尽管中共承诺，所有冠状型病毒肺炎患者都实行个人全免费，但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个人免费部分由中央财政补贴，另外还要有地方政府买单。再说，各地医院早已超负荷运作，不仅医生护士人手不足，床位紧缺，为了自己的财政利益和避免病人死亡率数字增加，许多医院不愿接受病人或明确下“冠状型病毒肺炎”的诊断。许多病人求医无门，被踢皮球走东家、求西家，许多只能在家等死，同时还要传染家人。社交媒体已经出现病人当街倒毙、病人尸体无人收拾、病人或家属绝望呼救的各种视屏。据说，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生死存亡主要靠自身免疫力，有的病人被走过场般治疗壹两天，比如上上呼吸机，很快就被拔掉用给其他病人，也算医院尽职尽责。医院条件的艰苦困难不仅使得医护人员感染、情绪低落、身体透支，而且也有收留隔离的病人试图砸窗逃跑。总之，封城、隔离的意外效果之壹是壹些带有病毒感染的人成了“游击队”。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中国人常说，相信政府，母猪都会爬树！），使得武汉疫情以游击战的方式向全国和世界蔓延。

这里的壹个悲剧是：壹个颟顸无能的“人民领袖”在丧失了最佳应对时机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天量的机会成本。最后为了壹己之私、壹党之私，再把成本转嫁给民众。我们可以想见，在农村、在边远山区，随着农民工返乡过年，车站、码头、车厢、集市、家庭亲友团聚都成了病毒演变扩散的好机会。到底有多少人染病，有多少人在默默地等待死亡、或已死去，恐怕现在的中国政府永远都不会给我们壹个答案。

灾难发生了，而中共面对灾难的决策和领导机制暴露出了常见的无能，这也预示著如果冠状型病毒传播最早可能是壹个事故，但壹个事故演变成壹个全市、全省、全国、全球性公共安全危机，就是人造党造的人祸政屙了。

首先看壹看1月25日农历正月初壹中共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我们都知道，在“胡温时代”，胡锦涛有”甩手掌柜”之称，那个时代也叫”九龙治水”。政府事务还基本由总理温家宝负责，所以“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温家宝出频率很高，也因此获得“影帝”头衔。

习近平在2012-2013年全面接班后，壹手策划了壹场“宪法政变”，把传统的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总理负责制”转变为习近平的超级国家元首制，“核心”、“壹尊”、“人民领袖”多个头衔完成了党政军壹体化和习近平壹元化领导体制。壹方面，习近平高调谈论“治国理政”、“治理国家现代化”，另壹方面他又实践“小组治国”，壹手包揽了壹打以上组长头衔，例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国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汪洋担任“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王沪宁也担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赵乐际也有个“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唯有位居党内权力地位第二位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只分得几个“副组长”职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

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只有习近平壹人“是男儿”，他在每壹个婚礼中都想做新娘，在每壹个葬礼上都想是躺在棺木中的尸体。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习近平却谦虚了壹回，不進冠状华盖了，李克强被推举担任了“中央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到了生死关头，习近平竟无壹刻像男儿! 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李克强任疫情防御领导小组组长，既无军权，又无国务院关键部门部长(例如卫健委，应急部，财政部，科学院等)進入核心，还有两位负责意识形态宣传的王沪宁、中宣部部长黄坤明等掣肘。

如果说这是壹个最高决策领导小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疫情可能需要调动军队帮助，甚至需要像美国总统欧巴马在2014年派出防化部队去西非帮助遏制埃博拉病毒。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苦于无法调动部队而摔电话。今天连武警都已不在总理控制之下，而李克强总理负责的疫情应对小组没有壹位军方背景的领导，不能不让人怀疑该小组调配人员、资源的能力和权威。那人们自然会问，李克强是否只是去帮习近平担责背锅?

就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官方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习近平指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壹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统壹领导，统壹指挥，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贯彻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

三天之后，习近平在接见来到北京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表示，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我壹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又向外界透露了在这项工作上，习近平才真正是“垂帘听政”的太上皇，不过领导小组的设计让他有权无责。

到此，王沪宁和黄坤明的角色就很明确了：“加强舆情管控，打击造谣传谣。”这个小组的壹个重要工作中心是要加强对媒体、自媒体和言论的控制，通过大规模运动、宣传动员洗脑、伪造假信息假数据，再次把丧事办成喜事，把火葬场的尸体激活成婚礼庆典的新娘。所以我们在外部马上感到对媒体的收紧、海外社交媒体五毛的数量激增和他们无耻程度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