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恶证明》祸国殃民独裁策:4、三年大饥荒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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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恶证明》祸国殃民独裁策:4、三年大饥荒 (三)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封锁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一并与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2019年5月14日 韩丽明|树皮吃法指南
1959年,大饥荒不期而至。野菜挖光了,人们开始捋树叶吃。一天,父亲也提回了一筐榆树叶,准备拌面蒸着吃。榆树叶吃前要用凉水长时间浸泡,否则苦涩的难以下咽。
记得1960年秋季,父亲剥回了榆树皮。榆树皮有油性、黏性。用镰刀割断、剪碎后放在锅内炒。把水分炒干,然后用锤子捣。捣的过程中,含在木质部的淀粉就脱落下来了。吃时,有粮食的掺一点玉米面,没有粮食就不掺了。按照当时的感觉,味道还不是最差的,可以果腹于一时。那天,我也参与了锅炒、捣粉、过罗的全过程。
用纯榆皮面可以做面条,和润滑口。但韧性太强犹如皮条,不易消化,因此只能掺在面粉里吃。现在有的荞面饸饹馆为了筋道也要掺榆皮面;有些休闲食品也是用榆皮做成,比如“榆皮花生”。那时为剥榆树皮大打出手的事经常发生。
吃榆皮面挺耐饥,但吃多了,灾难就来了。拉不出屎,都撑在肚子里了。危急之时,只有相互用手掏。据说喝点麻油很见效,但那时,去哪找麻油?
呼市人都知道,剥榆树皮只能适可而止,剥一行留一行。不能全剥了,全剥了树就会死亡。还有呼市人不剥树皮的形成层。当你把树皮扒开,你会发现里边的木质部与外面的韧皮部之间有一层,这层在学术上称为“形成层”,就是植物的干细胞所在地。这层细胞往里边分化出木质部,往外分化出韧皮部。也就是说,这层才是活着的长树木的地方。
许多人只看到树干和树叶,看不到树根。其实树根的长度要比树干的高度长得多,三倍五倍都有,而且树叶里的营养在秋天大部分要转移到树根里。把树根刨走一部分,第二年树干虽然不长了,但树叶茂盛,把光合作用的产物大部分用于弥补刨掉的树根。这样,第二年冬天,你照样可以去刨树根。
在秋季,聪明的呼市人,会去刨榆树根的枝蔓,因为此时树的营养都在树根里。树根的皮很厚实,整个韧皮部都在土壤里,非常鲜嫩。尤其是离树干很远的年幼分支。
树根是可以再生的。
听说河南饿死三百万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吃树皮的方法不对。河南的榆树非常多,一人可以平均10棵。如果正确食用,仅凭根系的营养,完全可以渡过难关。可惜没人教给河南人民正确的吃树皮方法。那时,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也不知道都钻到哪里去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5/韩丽明|树皮吃法指南
2019年11月28日 我县的三年大饥荒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
据1961年底中共高台县委的《高台工作上的若干经验教训》专题报告中认为,三年来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一是在农民问题上大搞经验,全县刮“共产风”,平调总值达470万元;强征过头粮,刮浮夸风,弄虚作假,造成粮食高征收,口粮低水平,致使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22.6%,牲畜死亡44.1%;生产上瞎指挥,强行销毁老农具,推行种得越早越密越好,割的越早越快越好,翻地越深越好的耕作方法,违背科学种田的客观规律,造成粮食逐年减产;政治上迫害打击,各种运动把农民作为打击对象,仅两条路线斗争中全县批斗群众1134人,甚至发生斗争逼死人的事件。二是在经济建设上,违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年来共抽调劳力3.2万多人,搞非农业建设,破坏按劳分配原则,没收自留地,割私有制尾巴,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混淆所有界限,仅修建迎丰渠一项,损失资金10万元,荒废耕地5.27万亩,死亡牲畜3000多头,报废车辆1500多辆,非正常死亡1182人,破坏实事求是的原则,逐级弄虚作假,虚报浮夸,1958年全县亩产303斤,虚报为712斤,骗取国务院奖状,1959年又提出“开荒20万亩,单产500斤,扩大半个县”的口号。三是在组织问题上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意志决定一切,主观蛮干,独断专行,违背干部政策,任人唯亲,打击排挤敢于讲真话的干部,重用提拔一些投机分子;违背党内民主生活准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基层干部象“割韭菜”,一次运动割一茬,县查产斗争会,参会1126人,有近千人被批判斗争。这是当时县委对三年困难时期,在工作中血的教训的总结,又据1961年6月地委整风整社工作组,進驻宣化公社的调查,宣化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共死亡6895人,其中全家死亡的127户,孤儿522人,损失牲畜2824头(匹)。在极左路线的政治形势之下,当时谁也不敢提及这些沉重的历史。
在实行全民食堂化,大炼钢铁的过程中,拆房,砍树,收交铁锅、勺、桶等所有带铁的家具、物件,群众家庭一时间变得一无所有,只有每天上食堂打饭的砂锅瓦罐和吃饭的碗。从1959年下半年起,由于社员食堂的诸多问题,口粮一再压缩,要求大搞代食品,坚持低标准、瓜菜代、巧搭配的节粮措施,农村大饥荒的情况已在全县蔓延。但“极左”路线的推行并未降温,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群众中开展上挂下连,层层揭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废除中农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三面红旗错误言行的斗争还在深入。
--http://www.gaotai.gov.cn/xq/lswh/201911/t20191128_355366.html
2020年1月13日 “三年自然灾害”──上世纪最大的谎言之一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很清楚地这一谎话的编造与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射秽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恶开脱。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至于老百姓的记忆,从来就不重要。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1959~1961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第一,“大跃進”使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一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一味粉饰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一些饿死的人数。但中共的制度一向鼓励虚伪与无耻。其荒唐之处还在于中共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進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進一步“大跃進”的经济计划。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与苏联争霸之梦。
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中共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
中共政府的统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纾解民意。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中共官方史书里。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3/918847.html
2020年7月17日 无逸说 | 李锦:不把大饥荒真实情况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段历史!
吃 食 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射秽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 特产 ”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拾 麦 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進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人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挖野菜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射秽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但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无逸说 | 李锦:不把大饥荒真实情况
2019年5月14日 韩丽明|树皮吃法指南
1959年,大饥荒不期而至。野菜挖光了,人们开始捋树叶吃。一天,父亲也提回了一筐榆树叶,准备拌面蒸着吃。榆树叶吃前要用凉水长时间浸泡,否则苦涩的难以下咽。
记得1960年秋季,父亲剥回了榆树皮。榆树皮有油性、黏性。用镰刀割断、剪碎后放在锅内炒。把水分炒干,然后用锤子捣。捣的过程中,含在木质部的淀粉就脱落下来了。吃时,有粮食的掺一点玉米面,没有粮食就不掺了。按照当时的感觉,味道还不是最差的,可以果腹于一时。那天,我也参与了锅炒、捣粉、过罗的全过程。
用纯榆皮面可以做面条,和润滑口。但韧性太强犹如皮条,不易消化,因此只能掺在面粉里吃。现在有的荞面饸饹馆为了筋道也要掺榆皮面;有些休闲食品也是用榆皮做成,比如“榆皮花生”。那时为剥榆树皮大打出手的事经常发生。
吃榆皮面挺耐饥,但吃多了,灾难就来了。拉不出屎,都撑在肚子里了。危急之时,只有相互用手掏。据说喝点麻油很见效,但那时,去哪找麻油?
呼市人都知道,剥榆树皮只能适可而止,剥一行留一行。不能全剥了,全剥了树就会死亡。还有呼市人不剥树皮的形成层。当你把树皮扒开,你会发现里边的木质部与外面的韧皮部之间有一层,这层在学术上称为“形成层”,就是植物的干细胞所在地。这层细胞往里边分化出木质部,往外分化出韧皮部。也就是说,这层才是活着的长树木的地方。
许多人只看到树干和树叶,看不到树根。其实树根的长度要比树干的高度长得多,三倍五倍都有,而且树叶里的营养在秋天大部分要转移到树根里。把树根刨走一部分,第二年树干虽然不长了,但树叶茂盛,把光合作用的产物大部分用于弥补刨掉的树根。这样,第二年冬天,你照样可以去刨树根。
在秋季,聪明的呼市人,会去刨榆树根的枝蔓,因为此时树的营养都在树根里。树根的皮很厚实,整个韧皮部都在土壤里,非常鲜嫩。尤其是离树干很远的年幼分支。
树根是可以再生的。
听说河南饿死三百万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吃树皮的方法不对。河南的榆树非常多,一人可以平均10棵。如果正确食用,仅凭根系的营养,完全可以渡过难关。可惜没人教给河南人民正确的吃树皮方法。那时,中科院的科学家们也不知道都钻到哪里去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9/05/韩丽明|树皮吃法指南
2019年11月28日 我县的三年大饥荒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
据1961年底中共高台县委的《高台工作上的若干经验教训》专题报告中认为,三年来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一是在农民问题上大搞经验,全县刮“共产风”,平调总值达470万元;强征过头粮,刮浮夸风,弄虚作假,造成粮食高征收,口粮低水平,致使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少22.6%,牲畜死亡44.1%;生产上瞎指挥,强行销毁老农具,推行种得越早越密越好,割的越早越快越好,翻地越深越好的耕作方法,违背科学种田的客观规律,造成粮食逐年减产;政治上迫害打击,各种运动把农民作为打击对象,仅两条路线斗争中全县批斗群众1134人,甚至发生斗争逼死人的事件。二是在经济建设上,违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年来共抽调劳力3.2万多人,搞非农业建设,破坏按劳分配原则,没收自留地,割私有制尾巴,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混淆所有界限,仅修建迎丰渠一项,损失资金10万元,荒废耕地5.27万亩,死亡牲畜3000多头,报废车辆1500多辆,非正常死亡1182人,破坏实事求是的原则,逐级弄虚作假,虚报浮夸,1958年全县亩产303斤,虚报为712斤,骗取国务院奖状,1959年又提出“开荒20万亩,单产500斤,扩大半个县”的口号。三是在组织问题上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意志决定一切,主观蛮干,独断专行,违背干部政策,任人唯亲,打击排挤敢于讲真话的干部,重用提拔一些投机分子;违背党内民主生活准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基层干部象“割韭菜”,一次运动割一茬,县查产斗争会,参会1126人,有近千人被批判斗争。这是当时县委对三年困难时期,在工作中血的教训的总结,又据1961年6月地委整风整社工作组,進驻宣化公社的调查,宣化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共死亡6895人,其中全家死亡的127户,孤儿522人,损失牲畜2824头(匹)。在极左路线的政治形势之下,当时谁也不敢提及这些沉重的历史。
在实行全民食堂化,大炼钢铁的过程中,拆房,砍树,收交铁锅、勺、桶等所有带铁的家具、物件,群众家庭一时间变得一无所有,只有每天上食堂打饭的砂锅瓦罐和吃饭的碗。从1959年下半年起,由于社员食堂的诸多问题,口粮一再压缩,要求大搞代食品,坚持低标准、瓜菜代、巧搭配的节粮措施,农村大饥荒的情况已在全县蔓延。但“极左”路线的推行并未降温,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群众中开展上挂下连,层层揭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废除中农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三面红旗错误言行的斗争还在深入。
--http://www.gaotai.gov.cn/xq/lswh/201911/t20191128_355366.html
2020年1月13日 “三年自然灾害”──上世纪最大的谎言之一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很清楚地这一谎话的编造与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射秽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恶开脱。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至于老百姓的记忆,从来就不重要。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1959~1961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第一,“大跃進”使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一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一味粉饰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一些饿死的人数。但中共的制度一向鼓励虚伪与无耻。其荒唐之处还在于中共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進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進一步“大跃進”的经济计划。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与苏联争霸之梦。
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中共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
中共政府的统治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纾解民意。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中共官方史书里。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20/01/13/918847.html
2020年7月17日 无逸说 | 李锦:不把大饥荒真实情况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段历史!
吃 食 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射秽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
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
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啥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 特产 ”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
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
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拾 麦 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進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
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人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
挖野菜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
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射秽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但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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