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恶证明》祸国殃民独裁策：9、水库危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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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恶证明》祸国殃民独裁策：9、水库危害（一）
由 候保林 » 2020年11月9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封锁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一并与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X年X月X日 三门峡水利枢纽 －－维基百科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中国建国后在黄河中上游段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项目。连接河南省三门峡市及山西省平陆县。工程于1957年4月动工，1961年4月基本建成投入运用。有时也称为三门峡大坝、三门峡水库。坝体上有“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八个镶红色大字。
1946年国民政府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往三门峡实地考察三门峡。顾问团的4位美国专家雷巴德（Eugene Reybold）、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葛罗同（J.P. Growdon）、柯登（John S. Cotton）提出的报告认为三门峡建库发电，对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又是无法弥补的，建议坝址改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处的八里胡同。其首要任务在防洪而非发电。
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以下简称列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规划。列院副总工程师A.A.柯洛略夫。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赞赏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对于其淹没损失大的问题，柯洛略夫说：“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1954年4月，水利部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1954年10月，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确定了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
1962年3月20日——从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潼关高程抬高了4.4米，并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为此国务院批准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即汛期闸门全开敞泄，让洪水穿堂而过，在下游发生特大洪水仍需运用，凌汛期承担下游防凌任务。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水灾。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陕西省方面将这次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
从准备建设三门峡工程开始，就有一些专业人士反对在三门峡建设大坝。其中以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最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国水利部召集的学者和水利工程师会议上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并批评中国政府邀请的苏联专家的规划。原因包括三门峡大坝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黄河泥沙淤积等一系列问题决定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是不符合实际的存在潜在危险的决策。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
2010年初，作家谢朝平与《火花》半月刊编辑部商谈，以增刊方式自费印刷一万册《大迁徙》。此书主要描写三门峡水库建成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结果书籍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杂志属非法出版物”的名义没收。同时三门峡库区各县市政府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7月24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通知《火花》杂志社，停止出版下半月刊。8月，作家谢朝平被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门峡水利枢纽
2017年3月31日 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
为对中国子孙后代负责，必须追究错误决策者的个人责任！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把第一个出访地选在黄河，意在制服黄河水患胜过舜尧禹。毛泽东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样？”王化云建议修大水库，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黄河三门峡工程最主要的倡导者。
中国把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归于苏联专家。如果真是苏联专家的设计错误，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向苏联要求赔偿。如果不赔，还可以告上国际法庭。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提出索赔呢？
一九五八年，在工程开工一年后，周恩来被迫召开会议重新讨论工程问题，最后达成妥协，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将设计蓄水位从海拔三百六十米下降到海拔三百三十五米。周恩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更改的后果是什么，可能当时也没有人敢指出这个更改已经宣判了工程的死刑。通过更改使得水库库容从原来的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骤然下降到九十六亿立方米，库容减少了五百五十一亿立方米！之后五年半时间淤积的五十四点七亿立方米对于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占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的百分之八点五，但是它占九十六亿立方米的百分之五十七。所以常说，半个三门峡水库被淤满了。中国方面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如何再向苏联提出索赔？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听说三门峡工程造成的问题，十分恼怒，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来没有执行。这是周恩来第二次错失修正三门峡工程决策错误的机会。作为工程的最主要倡导者毛泽东已经表示用炸掉三门峡大坝的方法来公开修正错误，似乎已经不在乎黄河清和圣人出的这个政治关系了，意将自己的责任撇清。据说周恩来建国之后一直服从毛泽东旨意，为什么这次周不按照毛的旨意办？可能他意识到，大坝炸毁之后毛一定会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权衡之下，周恩来宁愿替毛泽东背黑锅来换取继续的信任。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html
2017年7月5日 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三门峡大坝被炸始末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曰：“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当时在怎么建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有所谓“高坝派”，“低坝派”。多数人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认为三门峡应该建三百多米高坝；少数人，例如当时的一位技术员温善章，坚决反对苏联专家的高坝方案，认为权衡利弊，应建低坝；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修好后利在河南，害在陕西，陕西省自然不情愿，也要求降低水库高程。而压根儿反对建坝，不管高坝低坝的，只有一个人──黄万里。
“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一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一定会导致灾难！
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从这一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一年，就淤积了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痛苦万分；而库区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无法再進行耕种。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進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1964年12月，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被堵死的原坝底6个排水孔，以每个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
看到三门峡决策错误致使黄河灾难日益深重，黄万里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没死。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回答：“伽利略虽被投進监狱，但地球仍在绕著太阳转！”
《西安日报》发表王新民的文章《谁应向库区移民道歉》，直指这就是三门峡大坝造的孽：渭南地处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应该有着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处在三门峡的淹没区而限制了发展，“水位日益抬高的黄河、渭河和洛河，这三条曾经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母亲河，自从三门峡水库修建蓄水发电后，像進入了更年期，几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轮番发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居住低洼的库区人民。
－－www.sohu.com/a/154526236_557768
2019年7月5日 折腾30多年最终回到原点:三门峡水库的惨痛教训
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
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公里，進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一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一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右的学者们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1962年4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 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泥沙，潼关河床抬高了5米。
1992年8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农田60多万亩，近3万人无家可归。曾几何时津津乐道的所谓综合效益：发电、灌溉、 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www.sunrisehotspring.com/dfpx/44887562.htm
2002年12月6日 腐败大坝
据香港南华早报等报导，三峡经济开发公司经理金文兆（译音），从国家三峡建设基金中盗取十二亿元人民币，汇入自己的海外帐户，本人下落不明。
其实，熟悉内情的人，早已知道三峡不仅在工程上是一个大谎言，是个豆腐渣工程，在财政上也是一个大谎言。请看：
丰都县国土局局长兼征地办公室主任的黄发祥，贪污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土地出让资金一千五百多万元，被判处死刑；
丰都县国土局工作人员陈芝兰挪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购买股票，被判处徒刑15年；万州区移民局出纳员万素梅挪用巨额移民资金進行赌博，被判处徒刑15年；
云阳县新城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集体受贿案；
巴东县贪污焦家湾大桥工程资金，造成大桥垮塌，人员伤亡；该县又贪污公路工程资金， 暴雨中新公路坍方滑坡报废；
三峡工程移民“模范县”巫山县，平均每年贪污挪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三千万元，年轻的巫山“移民县长”蔡军被杀，检察官认为凶手是到县长家抢钱，一个靠工资收入的七品官，为何家中藏富引凶？
涪陵市被称为是移民安置搞得最好的，市委书记赵甫安的贪污受贿案却轰动全国；中国葛洲坝集团的三峡实业公司总经理戴兰生，花七亿元从国外進口一堆废铜烂铁；
……
金文兆被公安部门抓起来时，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和移民局将他担保出来，最后落个钱流海外，人则下落不明。
自从三峡工程批准之后，“三峡”这个招牌就成了三峡工程的专利，在全国兼并网罗其他公司，境外就有13家子公司，都能享受国家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优惠税收政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2年批准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额为157亿元人民币，静态投资额为一个为571亿元人民币（1990年底价）。经济学家刘国光解释说，动态投资 157亿元，就是指在工程开工时，筹集了157亿元，把它存放到银行，利用这笔资金和利息，就可以完成三峡工程的建造；静态投资额为571亿元，是不考虑利息、物价和工资变化的造价。三峡工程的造价包括三大项，移民费用、大坝和枢纽、输变电工程，可是到了1995年，输变电工程的造价不再计算在三峡工程造价内，而工程的动态投资额却上升到900多亿；到了1998年，工程的动态投资额上升到2500亿元；到1999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传出三峡工程造价6000亿元的消息，说是朱容基追问工程负责人时给予的回答。
李鹏曾就三峡工程说过：“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现在水轮机尚未响，有人早已黄金万两了。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决定，从每消费一度的电费中，增收1厘作为三峡建设基金，后来又增加到3厘、5厘、7厘，所以三峡工程的钱，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来的，无论工业用电，农业用电，服务行业用电，最后都取源于每个居民。按每个居民每年平均用电900度计算，每个中国公民，每年为三峡工程“自动”提供资金6.3元钱，全国老百姓一年就是70多亿。
移民安置费是一大财源，可以生利息，也可以买股票、债券、直接投资，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贪污挪用，化公为私，丰都县国土局工作人员陈芝兰就用它来买股票，万州区移民局出纳员王素梅挪干脆拿去直接上了赌桌，丰都县国土局的黄发祥则用个人借外商名义去搞饭店，所有这些，祸根都在李鹏签发的三峡工程移民条例。
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的机电设备是32台水轮发电机组，其中第一批14台，第二批12台，最后还有6台。第一批14台，花巨款進口了12台，其余两台進口部件在中国组装，也是七十底至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是技术总体水平比中国更差的巴西生产的，也是西方工业国家“边缘化”了技术。论证的时候说，三峡工程所需要的重要机械设备，包括水轮发电机组，都可以国产，邹家华在给人大代表的报告中也说，主要机电设备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国内制造。可是全国人大批准之后，中国人突然没有能力自己制造水轮发电机组了，只能進口，
采买团也周游了欧洲瑞士、德国、法国，最后买的却是巴西货，技术参数也没有达到合同要求，这中间有多少人得了多少回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三峡工程某些负责人在海外子女的银行账上，为此增加了多少美元，也许永远是个迷。
－－ https://clb.org.hk/schi/content/腐败大坝
X年X月X日 三门峡水利枢纽 －－维基百科
三门峡水利枢纽是中国建国后在黄河中上游段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项目。连接河南省三门峡市及山西省平陆县。工程于1957年4月动工，1961年4月基本建成投入运用。有时也称为三门峡大坝、三门峡水库。坝体上有“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八个镶红色大字。
1946年国民政府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往三门峡实地考察三门峡。顾问团的4位美国专家雷巴德（Eugene Reybold）、萨凡奇（John Lucian Savage）、葛罗同（J.P. Growdon）、柯登（John S. Cotton）提出的报告认为三门峡建库发电，对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又是无法弥补的，建议坝址改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处的八里胡同。其首要任务在防洪而非发电。
1954年1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以下简称列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综合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规划。列院副总工程师A.A.柯洛略夫。经过近两个月的实地考察，赞赏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对于其淹没损失大的问题，柯洛略夫说：“任何一个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
1954年4月，水利部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1954年10月，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确定了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
1962年3月20日——从1960年三门峡水库首次使用，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来，水库中已经淤积泥沙15.3亿吨，远远超出预计。潼关高程抬高了4.4米，并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土地盐碱化。为此国务院批准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即汛期闸门全开敞泄，让洪水穿堂而过，在下游发生特大洪水仍需运用，凌汛期承担下游防凌任务。
2003年8月27日至10月，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水灾。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这次洪水造成了多处决口，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但是这次渭河洪峰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因而陕西省方面将这次水灾的原因归结为三门峡高水位运用，导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渭河倒灌以至于“小水酿大灾”。
从准备建设三门峡工程开始，就有一些专业人士反对在三门峡建设大坝。其中以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最具有代表性，他在中国水利部召集的学者和水利工程师会议上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并批评中国政府邀请的苏联专家的规划。原因包括三门峡大坝的主要技术是依靠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该院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黄河泥沙淤积等一系列问题决定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是不符合实际的存在潜在危险的决策。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
2010年初，作家谢朝平与《火花》半月刊编辑部商谈，以增刊方式自费印刷一万册《大迁徙》。此书主要描写三门峡水库建成五十多年的移民故事。结果书籍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杂志属非法出版物”的名义没收。同时三门峡库区各县市政府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7月24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通知《火花》杂志社，停止出版下半月刊。8月，作家谢朝平被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门峡水利枢纽
2017年3月31日 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
为对中国子孙后代负责，必须追究错误决策者的个人责任！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把第一个出访地选在黄河，意在制服黄河水患胜过舜尧禹。毛泽东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样？”王化云建议修大水库，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黄河三门峡工程最主要的倡导者。
中国把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归于苏联专家。如果真是苏联专家的设计错误，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向苏联要求赔偿。如果不赔，还可以告上国际法庭。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提出索赔呢？
一九五八年，在工程开工一年后，周恩来被迫召开会议重新讨论工程问题，最后达成妥协，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将设计蓄水位从海拔三百六十米下降到海拔三百三十五米。周恩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更改的后果是什么，可能当时也没有人敢指出这个更改已经宣判了工程的死刑。通过更改使得水库库容从原来的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骤然下降到九十六亿立方米，库容减少了五百五十一亿立方米！之后五年半时间淤积的五十四点七亿立方米对于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占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的百分之八点五，但是它占九十六亿立方米的百分之五十七。所以常说，半个三门峡水库被淤满了。中国方面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如何再向苏联提出索赔？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听说三门峡工程造成的问题，十分恼怒，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来没有执行。这是周恩来第二次错失修正三门峡工程决策错误的机会。作为工程的最主要倡导者毛泽东已经表示用炸掉三门峡大坝的方法来公开修正错误，似乎已经不在乎黄河清和圣人出的这个政治关系了，意将自己的责任撇清。据说周恩来建国之后一直服从毛泽东旨意，为什么这次周不按照毛的旨意办？可能他意识到，大坝炸毁之后毛一定会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权衡之下，周恩来宁愿替毛泽东背黑锅来换取继续的信任。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3/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html
2017年7月5日 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三门峡大坝被炸始末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曰：“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当时在怎么建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有所谓“高坝派”，“低坝派”。多数人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认为三门峡应该建三百多米高坝；少数人，例如当时的一位技术员温善章，坚决反对苏联专家的高坝方案，认为权衡利弊，应建低坝；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修好后利在河南，害在陕西，陕西省自然不情愿，也要求降低水库高程。而压根儿反对建坝，不管高坝低坝的，只有一个人──黄万里。
“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一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一定会导致灾难！
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从这一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一年，就淤积了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痛苦万分；而库区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无法再進行耕种。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進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1964年12月，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被堵死的原坝底6个排水孔，以每个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
看到三门峡决策错误致使黄河灾难日益深重，黄万里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没死。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回答：“伽利略虽被投進监狱，但地球仍在绕著太阳转！”
《西安日报》发表王新民的文章《谁应向库区移民道歉》，直指这就是三门峡大坝造的孽：渭南地处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应该有着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处在三门峡的淹没区而限制了发展，“水位日益抬高的黄河、渭河和洛河，这三条曾经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母亲河，自从三门峡水库修建蓄水发电后，像進入了更年期，几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轮番发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居住低洼的库区人民。
－－www.sohu.com/a/154526236_557768
2019年7月5日 折腾30多年最终回到原点:三门峡水库的惨痛教训
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
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公里，進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一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一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右的学者们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1962年4月，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呈交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 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泥沙，潼关河床抬高了5米。
1992年8月，渭河、洛河的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农田60多万亩，近3万人无家可归。曾几何时津津乐道的所谓综合效益：发电、灌溉、 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至此全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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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6日 腐败大坝
据香港南华早报等报导，三峡经济开发公司经理金文兆（译音），从国家三峡建设基金中盗取十二亿元人民币，汇入自己的海外帐户，本人下落不明。
其实，熟悉内情的人，早已知道三峡不仅在工程上是一个大谎言，是个豆腐渣工程，在财政上也是一个大谎言。请看：
丰都县国土局局长兼征地办公室主任的黄发祥，贪污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土地出让资金一千五百多万元，被判处死刑；
丰都县国土局工作人员陈芝兰挪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购买股票，被判处徒刑15年；万州区移民局出纳员万素梅挪用巨额移民资金進行赌博，被判处徒刑15年；
云阳县新城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集体受贿案；
巴东县贪污焦家湾大桥工程资金，造成大桥垮塌，人员伤亡；该县又贪污公路工程资金， 暴雨中新公路坍方滑坡报废；
三峡工程移民“模范县”巫山县，平均每年贪污挪用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三千万元，年轻的巫山“移民县长”蔡军被杀，检察官认为凶手是到县长家抢钱，一个靠工资收入的七品官，为何家中藏富引凶？
涪陵市被称为是移民安置搞得最好的，市委书记赵甫安的贪污受贿案却轰动全国；中国葛洲坝集团的三峡实业公司总经理戴兰生，花七亿元从国外進口一堆废铜烂铁；
……
金文兆被公安部门抓起来时，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和移民局将他担保出来，最后落个钱流海外，人则下落不明。
自从三峡工程批准之后，“三峡”这个招牌就成了三峡工程的专利，在全国兼并网罗其他公司，境外就有13家子公司，都能享受国家对三峡工程淹没区的优惠税收政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92年批准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额为157亿元人民币，静态投资额为一个为571亿元人民币（1990年底价）。经济学家刘国光解释说，动态投资 157亿元，就是指在工程开工时，筹集了157亿元，把它存放到银行，利用这笔资金和利息，就可以完成三峡工程的建造；静态投资额为571亿元，是不考虑利息、物价和工资变化的造价。三峡工程的造价包括三大项，移民费用、大坝和枢纽、输变电工程，可是到了1995年，输变电工程的造价不再计算在三峡工程造价内，而工程的动态投资额却上升到900多亿；到了1998年，工程的动态投资额上升到2500亿元；到1999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传出三峡工程造价6000亿元的消息，说是朱容基追问工程负责人时给予的回答。
李鹏曾就三峡工程说过：“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现在水轮机尚未响，有人早已黄金万两了。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决定，从每消费一度的电费中，增收1厘作为三峡建设基金，后来又增加到3厘、5厘、7厘，所以三峡工程的钱，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来的，无论工业用电，农业用电，服务行业用电，最后都取源于每个居民。按每个居民每年平均用电900度计算，每个中国公民，每年为三峡工程“自动”提供资金6.3元钱，全国老百姓一年就是70多亿。
移民安置费是一大财源，可以生利息，也可以买股票、债券、直接投资，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贪污挪用，化公为私，丰都县国土局工作人员陈芝兰就用它来买股票，万州区移民局出纳员王素梅挪干脆拿去直接上了赌桌，丰都县国土局的黄发祥则用个人借外商名义去搞饭店，所有这些，祸根都在李鹏签发的三峡工程移民条例。
三峡工程的最主要的机电设备是32台水轮发电机组，其中第一批14台，第二批12台，最后还有6台。第一批14台，花巨款進口了12台，其余两台進口部件在中国组装，也是七十底至八十年代初的技术水平，是技术总体水平比中国更差的巴西生产的，也是西方工业国家“边缘化”了技术。论证的时候说，三峡工程所需要的重要机械设备，包括水轮发电机组，都可以国产，邹家华在给人大代表的报告中也说，主要机电设备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国内制造。可是全国人大批准之后，中国人突然没有能力自己制造水轮发电机组了，只能進口，
采买团也周游了欧洲瑞士、德国、法国，最后买的却是巴西货，技术参数也没有达到合同要求，这中间有多少人得了多少回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三峡工程某些负责人在海外子女的银行账上，为此增加了多少美元，也许永远是个迷。
－－ https://clb.org.hk/schi/content/腐败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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