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本卷集中共党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03年7月29日 容忍与不容忍——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几件事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个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三颗光辉灿烂的巨星。论政治理念，陈独秀、鲁迅二人比较接近，两人都反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反对他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進改良观。
然而在个人交往上，胡适与陈独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中间一度因主义不同而激烈对立，但两人却保持了终身的友谊，陈独秀始终信任胡适，他的遗稿最后也由胡适为之作序，并交付出版。而鲁迅则不同。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以后，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左派团体，视之为仇敌。1930年后逐步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也对陈独秀视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还一度令得陈独秀深受伤害。
一、
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先生，写了一篇《中国现代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谈到胡适为人时说：“我研究胡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多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当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耿云志《胡适新论》。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时，有时候情形恰恰颠倒过来，倒是胡适主动与他争吵，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的声音却低了下去，象忠厚长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二、
1927年以后，陈独秀倒霉了，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后来又于1932年10月被捕。胡适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向来尽力搭救。当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适气得直骂“法国人真不是东西！”这一回，他协同一批自由派朋友们，尽全力营救，最后也只能做到使陈独秀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这一年的10月底，胡适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高度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一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他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就被逮捕过，而当时的报纸，也同现在的报纸一样，说陈是反动的。胡适问，“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不是反动？”
恰巧就在陈独秀被捕后不久，鲁迅参加了宋庆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释放一切政治犯相号召。在此情形下，民权保障同盟中只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诸人曾经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鲁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人士，虽然打着“释放一切政治犯”旗号，并且非常热心地参与营救苏联特工牛兰夫妇和其他共产党人，然而却对陈的被捕，不置一词。
陈独秀被捕约一个月后，当胡适在北大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陈独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贡献的时候，鲁迅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后门西皇城根七十九号参加了一个左翼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与会者回忆，发言中鲁迅也拿陈独秀做靶子展开批判，轻蔑地称陈为“陈独秀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欢泥腿子的”，丝毫没有顾及到陈独秀一向主张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政治立场。
但是鲁迅早年毕竟与陈独秀交情不浅。他在陈独秀被捕五个月之后，写了一篇《我怎么作起小说来》，文中特意插進这样一句话：
“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三、
鲁迅再与陈独秀发生瓜葛，是在1936年。当时鲁迅与周扬等人就“国防文学”口号发生争执，一个名叫陈其昌的，觉得鲁迅的立场与他们托派很接近，就给鲁迅写了一封私信，同时寄去他们办的一些刊物，希望得到鲁迅的批评指教。
此举招来了鲁迅一篇大大有名的文章，这就是标明由鲁迅口授由ＯＶ笔录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指控陈其昌们“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这封信，连同陈其昌的私信，都在《现实文学》第一期上公开发表，陈其昌一下子被惊呆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
鲁迅此文，最令这些爱国志士饱受伤害的，莫过于影射他们拿日本人钱办刊物。当时，陈其昌立即给鲁迅写了另一封信，为自己辨诬：“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复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沦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
鲁迅的态度，跟二十年后毛泽东先生面对梁漱溟先生时很相象，始终没有表现出半点陈其昌所企盼的“雅量”。
四、
陈其昌的辩诬信，被鲁迅锁進箱底。但鲁迅文章中关于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钱的影射，却不胫而走，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一场诬陷陈独秀和托派为汉奸的运动。
一些人认为，这封信连同另一篇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乃是笔名为OV的中共党员冯雪峰代笔写的。事实上，冯雪峰是鲁迅最信任的朋友之一，两人的政治立场是相当一致的。
五、
1937年，诬陷托陈为汉奸的运动進入高潮。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称他为中国“第一等圣人”。
然而狱中的陈独秀，得知鲁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
“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险遭不测。胡适当时因参加庐山谈话会，正好在南京，见状大急，会同张伯苓等人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使得陈独秀获释出狱。然而中共报章却声称陈独秀是汉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计反对国民政府释放他出狱；继而又强烈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汉奸罪名枪毙陈独秀！从此以后，扣在陈独秀头上的这个莫须有的汉奸罪名，竟然被他亲手创建的政党打成铁案，一背就是半个世纪！
不过陈独秀毕竟是大度之人。他对鲁迅的埋怨，仅仅是一时激愤之词。鲁迅逝世后，陈独秀、胡适对他的评价都挺高。
几乎与毛泽东那篇《论鲁迅》同时，陈独秀也写下一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对鲁迅作了中肯的评说：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抗战中，陈独秀几经碾转，最后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极为凄凉清苦。
1942年5月27日，一代伟人病逝于四川江津，终年仅63岁。全国各界人士，包括许多曾经与陈独秀政见相互敌对的人和团体，连同他的死敌蒋介石在内，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视陈为异己，表现得异常冷漠，不近人情。
六、
胡适在去国离乡路上，孤独地坐在太平洋上一艘客轮里，埋头阅读整理着陈独秀的遗稿。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经过痛苦的迷惘与探索，终于认定苏联式集权政治必然走向专制，重新追回并且肯定了自由民主和政治宽容的价值：“科学，近代民主制，射秽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 受尽磨难之后，陈独秀已经决定不再隶属任何一个党派，他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我要为中国人民说话”。
胡适再一次感受到了与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
“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yuner.htm

2010年3月15日 关于宽容：陈独秀与胡适、毛泽东的故事
一、从胡适的一句话说起
鲁迅临死前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一个也不宽恕。胡适晚年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这句话并不是胡适的原创，是康乃尔大学历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在与胡适谈话时所说。晚年的胡适经常想起这句话。他写过一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他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在胡适与陈独秀通信中，二人可谓一拍即合。但是，虽然相互赞赏、相互倾慕的成分居多，却也未能“保持高度一致”。他们最初的分歧即产生于对“容忍”与自由的不同态度上。
四十多年后，胡适仍忘不了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话。他说：“这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二、陈胡二人的分歧与友谊
陈独秀与胡适都属兔，陈比胡年长一轮。胡适是比较单纯的文化人，陈独秀却既是颇有心得的文字学家，又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时强剪别人辫子被驱逐出境，在国内组织过激進社团、办过革命小报、还参加过暗杀团，辛亥革命后当过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后是安徽省头号通缉犯。这是两个性格、经历、兴趣、志向很不相同的人，能走到一起纯属偶然，能成为终生朋友，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因嫖妓丑闻被北大校长蔡元培以文理科合并的名义免去文科学长之职。几个月前还曾谴责十月革命“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陈独秀，忽而转为赞美俄国、信仰马列。这一变化也有李大钊那篇空洞无物的《Bolshevism的胜利》的影响在内。五四一过，陈胡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渐行渐远，终至“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他们的友谊却历久弥坚，终生维持。
关于“容忍”的话题，在1925年的陈独秀与胡适之间又发生了更大的分歧。那一年底，发生了国共两党领导群众游行烧毁《晨报》的事件。胡适非常愤怒，当面斥责陈独秀不能容忍异己。
1932年，被共产党抛弃和唾骂、遭国民党通缉和追杀的陈独秀在上海东躲西藏期间终于落网，并押送南京，内定由军法处判处死刑。与陈前两次被捕时一样，“我的朋友胡适之”立即出头营救，四处联络、八方求助，向这位虎落平阳的主义之敌、人生之友伸出了最宝贵的援手。
抗战爆发之后，还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托请汪精卫、转达蒋介石，将“叛国”犯陈独秀提前开释。
三、共产党、毛泽东容不下陈独秀
在陈独秀流浪、入狱、受难的全过程中，那个由他亲手创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那位曾视他为神明、写过“陈君万岁！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的五四愤青——毛泽东，又说了些、做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也来看看共产主义者毛润之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之在待友之道上的“根本区别”。
对毛影响至深且巨者，是陈独秀和胡适。此二人不仅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毛人生道路与终生事业不可或缺的指引者。结识陈独秀与胡适，是毛“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点所在：毛回湖南办“自修大学”是胡适的主意（“章程”原稿即为胡所撰），拒绝出洋是受胡《非留学篇》的影响且当面咨询了胡适的意见，“驱张运动”则受到陈独秀的热情鼓励，而成为共产党的创党成员，更直接得自于陈独秀的怂恿和推动。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过：“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
1937年，59岁的陈独秀出狱。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老朋友为他的生计和前程出谋，蒋介石也有意把他养起来，做个挂名的参议员、劳动部长或让他再组织另一个共产党，均被陈坚拒。
此时，正在延安写作煌煌大著《矛盾论》的毛泽东写道：“我们……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
陈独秀想去延安，让罗汉托林伯渠转达毛泽东。毛提出“三项条件”：公开承认托派错误，公开拥护党中央政策，以行动表示诚意，而且要有书面检讨。落草的凤凰不如鸡。对斯大林也没有驯服过的陈独秀又岂能被逼驯服于毛泽东？
在中共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屎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在回答友人对毛陈关系的问询时，陈独秀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这是陈对毛的真实看法。
1942年，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逝世。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了《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回国后的胡适阅后大喜，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并为之写序。胡适说：晚年陈独秀的文章“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