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本卷集中共黨第一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一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路。人們可以看到，但凡捲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儘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麼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斗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注

2003年7月29日 容忍與不容忍——陳獨秀、胡適、魯迅的幾件事
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三個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界三顆光輝燦爛的巨星。論政治理念，陳獨秀、魯迅二人比較接近，兩人都反對胡適的自由主義，反對他的溫和路線，反對他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漸進改良觀。
然而在個人交往上，胡適與陳獨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中間一度因主義不同而激烈對立，但兩人卻保持了終身的友誼，陳獨秀始終信任胡適，他的遺稿最後也由胡適為之作序，並交付出版。而魯迅則不同。陳獨秀被中共開除以後，深受共產國際影響的左派團體，視之為仇敵。1930年後逐步成為左聯精神領袖的魯迅，也對陳獨秀視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還一度令得陳獨秀深受傷害。
一、
胡適研究專家耿雲志先生，寫了一篇《中國現代史料的豐富寶藏—-胡適先生私人檔案介紹》，談到胡適為人時說：「我研究胡適近20年了，他寫的東西，無論已刊、未刊，可以說，大多我都看過，也看過不少別人所寫關於他的文字。我總得不出和魯迅相同的印象。……若撇開思想信仰、政治主張不論，作為一個血肉性情的人來看，胡適應當可以說是一個胸懷坦蕩、鞠誠待朋友的人。」(耿雲志《胡適新論》。
與人打交道，陳獨秀為人劍拔弩張，胡適待人溫厚平和。但是這兩人私下交往時，有時候情形恰恰顛倒過來，倒是胡適主動與他爭吵，批評得很嚴厲，陳獨秀的聲音卻低了下去，象忠厚長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靜靜地聽。
二、
1927年以後，陳獨秀倒霉了，被共產黨開除，被國民黨通緝，後來又於1932年10月被捕。胡適對於陳獨秀的被捕，向來儘力搭救。當年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適氣得直罵「法國人真不是東西！」這一回，他協同一批自由派朋友們，盡全力營救，最後也只能做到使陳獨秀免於軍法審判，交由普通法庭審理。
這一年的10月底，胡適發表演說《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高度讚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巨大功勞和他一往無前的精神，更對他結合文學革命從事政治革命的實績作出肯定評價。他說，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就被逮捕過，而當時的報紙，也同現在的報紙一樣，說陳是反動的。胡適問，「這是反動，那麼現在的革命不是反動？」
恰巧就在陳獨秀被捕后不久，魯迅參加了宋慶齡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釋放一切政治犯相號召。在此情形下，民權保障同盟中只有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諸人曾經聯名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要求釋放陳獨秀。魯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人士，雖然打著「釋放一切政治犯」旗號，並且非常熱心地參与營救蘇聯特工牛蘭夫婦和其他共產黨人，然而卻對陳的被捕，不置一詞。
陳獨秀被捕約一個月後，當胡適在北大發表演說高度評價陳獨秀對中國文學和中國革命貢獻的時候，魯迅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後門西皇城根七十九號參加了一個左翼人士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並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與會者回憶，發言中魯迅也拿陳獨秀做靶子展開批判，輕蔑地稱陳為「陳獨秀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歡泥腿子的」，絲毫沒有顧及到陳獨秀一向主張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政治立場。
但是魯迅早年畢竟與陳獨秀交情不淺。他在陳獨秀被捕五個月之後，寫了一篇《我怎麼作起小說來》，文中特意插進這樣一句話：
「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三、
魯迅再與陳獨秀髮生瓜葛，是在1936年。當時魯迅與周揚等人就「國防文學」口號發生爭執，一個名叫陳其昌的，覺得魯迅的立場與他們托派很接近，就給魯迅寫了一封私信，同時寄去他們辦的一些刊物，希望得到魯迅的批評指教。
此舉招來了魯迅一篇大大有名的文章，這就是標明由魯迅口授由ＯＶ筆錄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指控陳其昌們「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這封信，連同陳其昌的私信，都在《現實文學》第一期上公開發表，陳其昌一下子被驚呆了。他和他的朋友們，既被國民黨追殺，又受到共產國際打壓，處境極為悲慘。
魯迅此文，最令這些愛國志士飽受傷害的，莫過於影射他們拿日本人錢辦刊物。當時，陳其昌立即給魯迅寫了另一封信，為自己辨誣：「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與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樣的標題公開發表，並且還不僅發表在一個雜誌上。••••••這裏，我在熱烈的企待著魯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來不迴避堂堂正正的淪戰，你如願意再答，就請擺開明顯的陣勢，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謠誣衊。」
魯迅的態度，跟二十年後毛澤東先生面對梁漱溟先生時很相象，始終沒有表現出半點陳其昌所企盼的「雅量」。
四、
陳其昌的辯誣信，被魯迅鎖進箱底。但魯迅文章中關於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錢的影射，卻不脛而走，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引爆了一場誣陷陳獨秀和托派為漢奸的運動。
一些人認為，這封信連同另一篇文章《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乃是筆名為OV的中共黨員馮雪峰代筆寫的。事實上，馮雪峰是魯迅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兩人的政治立場是相當一致的。
五、
1937年，誣陷托陳為漢奸的運動進入高潮。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高度評價了魯迅先生在這場運動中的作用，稱他為中國「第一等聖人」。
然而獄中的陳獨秀，得知魯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
「魯迅之於共產黨，無異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
抗戰爆發后，日軍空襲南京，陳獨秀獄室被炸，險遭不測。胡適當時因參加廬山談話會，正好在南京，見狀大急，會同張伯苓等人多方奔走呼籲，終於使得陳獨秀獲釋出獄。然而中共報章卻聲稱陳獨秀是漢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計反對國民政府釋放他出獄；繼而又強烈要求國民政府，採取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漢奸罪名槍斃陳獨秀！從此以後，扣在陳獨秀頭上的這個莫須有的漢奸罪名，竟然被他親手創建的政黨打成鐵案，一背就是半個世紀！
不過陳獨秀畢竟是大度之人。他對魯迅的埋怨，僅僅是一時激憤之詞。魯迅逝世后，陳獨秀、胡適對他的評價都挺高。
幾乎與毛澤東那篇《論魯迅》同時，陳獨秀也寫下一篇《我對於魯迅之認識》，對魯迅作了中肯的評說：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
抗戰中，陳獨秀幾經碾轉，最後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極為凄涼清苦。
1942年5月27日，一代偉人病逝於四川江津，終年僅63歲。全國各界人士，包括許多曾經與陳獨秀政見相互敵對的人和團體，連同他的死敵蔣介石在內，紛紛以不同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視陳為異己，表現得異常冷漠，不近人情。
六、
胡適在去國離鄉路上，孤獨地坐在太平洋上一艘客輪里，埋頭閱讀整理著陳獨秀的遺稿。陳獨秀，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這位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慧星，經過痛苦的迷惘與探索，終於認定蘇聯式集權政治必然走向專制，重新追回並且肯定了自由民主和政治寬容的價值：「科學，近代民主制，射穢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把獨裁製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採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製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 受盡磨難之後，陳獨秀已經決定不再隸屬任何一個黨派，他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我要為中國人民說話」。
胡適再一次感受到了與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
「在『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里，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yuner.htm

2010年3月15日 關於寬容：陳獨秀與胡適、毛澤東的故事
一、從胡適的一句話說起
魯迅臨死前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一個也不寬恕。胡適晚年也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這句話並不是胡適的原創，是康乃爾大學歷史學家George Lincoln Burr在與胡適談話時所說。晚年的胡適經常想起這句話。他寫過一篇《容忍與自由》的文章，他寫道：「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在胡適與陳獨秀通信中，二人可謂一拍即合。但是，雖然相互讚賞、相互傾慕的成分居多，卻也未能「保持高度一致」。他們最初的分歧即產生於對「容忍」與自由的不同態度上。
四十多年後，胡適仍忘不了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話。他說：「這是很不容忍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二、陳胡二人的分歧與友誼
陳獨秀與胡適都屬兔，陳比胡年長一輪。胡適是比較單純的文化人，陳獨秀卻既是頗有心得的文字學家，又是老資格的革命黨人——留學日本時強剪別人辮子被驅逐出境，在國內組織過激進社團、辦過革命小報、還參加過暗殺團，辛亥革命后當過都督府秘書長，「二次革命」后是安徽省頭號通緝犯。這是兩個性格、經歷、興趣、志向很不相同的人，能走到一起純屬偶然，能成為終生朋友，則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因嫖妓醜聞被北大校長蔡元培以文理科合併的名義免去文科學長之職。幾個月前還曾譴責十月革命「壓制中等社會，殘殺貴族及反對者」的陳獨秀，忽而轉為讚美俄國、信仰馬列。這一變化也有李大釗那篇空洞無物的《Bolshevism的勝利》的影響在內。五四一過，陳胡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漸行漸遠，終至「道不同不相為謀」。但他們的友誼卻歷久彌堅，終生維持。
關於「容忍」的話題，在1925年的陳獨秀與胡適之間又發生了更大的分歧。那一年底，發生了國共兩黨領導群眾遊行燒毀《晨報》的事件。胡適非常憤怒，當面斥責陳獨秀不能容忍異己。
1932年，被共產黨拋棄和唾罵、遭國民黨通緝和追殺的陳獨秀在上海東躲西藏期間終於落網，並押送南京，內定由軍法處判處死刑。與陳前兩次被捕時一樣，「我的朋友胡適之」立即出頭營救，四處聯絡、八方求助，向這位虎落平陽的主義之敵、人生之友伸出了最寶貴的援手。
抗戰爆發之後，還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托請汪精衛、轉達蔣介石，將「叛國」犯陳獨秀提前開釋。
三、共產黨、毛澤東容不下陳獨秀
在陳獨秀流浪、入獄、受難的全過程中，那個由他親手創建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那位曾視他為神明、寫過「陳君萬歲！陳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的五四憤青——毛澤東，又說了些、做了些什麼呢？讓我們也來看看共產主義者毛潤之與自由主義者胡適之在待友之道上的「根本區別」。
對毛影響至深且巨者，是陳獨秀和胡適。此二人不僅是毛澤東的老師，也是毛人生道路與終生事業不可或缺的指引者。結識陳獨秀與胡適，是毛「走上革命道路」的原點所在：毛回湖南辦「自修大學」是胡適的主意（「章程」原稿即為胡所撰），拒絕出洋是受胡《非留學篇》的影響且當面諮詢了胡適的意見，「驅張運動」則受到陳獨秀的熱情鼓勵，而成為共產黨的創黨成員，更直接得自於陳獨秀的慫恿和推動。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說過：「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中，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
1937年，59歲的陳獨秀出獄。胡適、蔡元培、傅斯年等老朋友為他的生計和前程出謀，蔣介石也有意把他養起來，做個挂名的參議員、勞動部長或讓他再組織另一個共產黨，均被陳堅拒。
此時，正在延安寫作煌煌大著《矛盾論》的毛澤東寫道：「我們……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
陳獨秀想去延安，讓羅漢托林伯渠轉達毛澤東。毛提出「三項條件」：公開承認托派錯誤，公開擁護黨中央政策，以行動表示誠意，而且要有書面檢討。落草的鳳凰不如雞。對斯大林也沒有馴服過的陳獨秀又豈能被逼馴服於毛澤東？
在中共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毛澤東說：「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屎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麼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裡去了。」
在回答友人對毛陳關係的問詢時，陳獨秀說：「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一個農運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這是陳對毛的真實看法。
1942年，貧病交加的陳獨秀逝世。他的學生何之瑜編了《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一書，回國后的胡適閱后大喜，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併為之寫序。胡適說：晚年陳獨秀的文章「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獻」。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