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党》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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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党》瞿秋白
本卷集中共党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15年6月14日 惯于逃避的瞿秋白
瞿秋白从小看到家境每况愈下,父亲天天游手好闲,母亲徒劳无益地挣扎。他的感情明显在母亲一方。母亲怀着“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的心理,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鲤鱼跳龙门身上,将他训练成一个除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能做的半废人。最后到1916年,他们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没有了。母亲丧失了最后的幻想或希望,自杀身亡。瞿秋白的绝望是双重的,因为没有毕业的中学生两头落空。身体已经因为苦读而软弱,做江湖好汉或劳动人民都没有资格。
1917年,瞿秋白進京闯荡。在此之前,他在常州老家已经受够了亲戚的白眼。他来到北京后,参加北大和公务员考试失败,只得在门槛很低的俄文专修馆混事。在留学生满街走的北京城,这样的出身就足以保证他没有前途。他清楚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自卑和孤僻。五四运动对他这样的人只有机会,没有损失。他借助运动造成的社会情绪,加入了《晨报》和《时事新报》的临时通讯员行列,前往莫斯科采访,从此走上不归路。
他的特征是勤勉而没有创见。他三年内发了五十多篇通讯,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四本书,表现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优秀素质,却没有一点思想家的痕迹。他在此期间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派他当翻译。1923年,国际派他去中国指导工作。他迅速纠正了中国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主要因为他的指示代表了苏联的最新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仿照苏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列宁主义改造的象征,出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主编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此后几年,他的理论建树就是解释苏联的特洛伊木马政策。什么是民权革命?什么是射秽主义革命?为什么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既不是颠覆国民党的阴谋,又不是背叛马列的机会主义行径。
瞿秋白实际上是那种除了写字以外,什么都不会的角色,但《告全党党员书》的汉文本确是瞿秋白的杰作。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
李立三失败后,他最后一次担任罢黜失宠者的钦差大臣。然而,他的好运就此结束。1934年,他奉命前往赣南苏区。这是一次谋杀性的放逐,因为他的身体离不开上海的医疗条件。他在赣南结识了毛泽东。后者一向具备在短时期内看透别人性格的能力,很快明白瞿秋白不是有野心有威胁的角色,迫害其实是愚蠢和多余的。瞿秋白自己都不再挣扎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同样孱弱,惯于逃避。
--m.aisixiang.com/data/89326.html
2017年9月28日 中共五大:瞿秋白、蔡和森向陈独秀“开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在代表张金保的回忆里,五大中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在陈独秀做完报告后的第二天会上,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这位团中央书记,彼时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news.sohu.com/20170928/n514967137.shtml
2019年11月20日 内幕:周恩来借刀杀害自己前任领袖瞿秋白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编者注:博古中央由博古和周恩来主持)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走
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不得不留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91120/1226818.html
2019年7月8日 瞿秋白的悲哀:参与共产党的流氓政治但又不够流氓
瞿秋白因写下《多余的话》被毛泽东定性为“叛徒”,却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个人悲哀,最终只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华丽装饰。
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张高年发起的马克屎研究会。第二年,他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莫斯科釆访。到莫斯科以后,瞿秋白不久放弃了记者工作,在苏联政府办的东方大学(以后改为中山大学)任教,讲授俄文,马克屎的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在1921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从此“信仰”共产主义。
1922年,23岁的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到中国,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25岁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6岁起当选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会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国的马克屎列宁主义最高理论权威。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清党,国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国际共产的安排下,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至少在名义上指导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湖南的秋收暴动等一系列的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国际共产中国代表团团长,从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1931年至1934年初,尽管瞿秋白在上海从事文艺和翻译工作,但是他“还是党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去了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红军仓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了参加革命心历路程的《多余的话》,同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被国民党处死。
瞿秋白之死,是极为深沉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极可能真诚的信仰了共产主义,这符合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以旧中国文化为底蕴的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的性格。但是马克屎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理论,而践行这种理论的列宁主义,实践中就是一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无耻,内部的倾扎,整肃,无情斗争,等等,都是应有之义。
一个相对纯正的知识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场悲剧。他既没有庙堂的流氓素质,更没有江湖的流氓素质,在残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抛弃,替罪羊的结局可想而之。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topimagenews/20190708/1154886.html
--整编者注
2015年6月14日 惯于逃避的瞿秋白
瞿秋白从小看到家境每况愈下,父亲天天游手好闲,母亲徒劳无益地挣扎。他的感情明显在母亲一方。母亲怀着“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的心理,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鲤鱼跳龙门身上,将他训练成一个除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能做的半废人。最后到1916年,他们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没有了。母亲丧失了最后的幻想或希望,自杀身亡。瞿秋白的绝望是双重的,因为没有毕业的中学生两头落空。身体已经因为苦读而软弱,做江湖好汉或劳动人民都没有资格。
1917年,瞿秋白進京闯荡。在此之前,他在常州老家已经受够了亲戚的白眼。他来到北京后,参加北大和公务员考试失败,只得在门槛很低的俄文专修馆混事。在留学生满街走的北京城,这样的出身就足以保证他没有前途。他清楚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自卑和孤僻。五四运动对他这样的人只有机会,没有损失。他借助运动造成的社会情绪,加入了《晨报》和《时事新报》的临时通讯员行列,前往莫斯科采访,从此走上不归路。
他的特征是勤勉而没有创见。他三年内发了五十多篇通讯,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四本书,表现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优秀素质,却没有一点思想家的痕迹。他在此期间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派他当翻译。1923年,国际派他去中国指导工作。他迅速纠正了中国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主要因为他的指示代表了苏联的最新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仿照苏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列宁主义改造的象征,出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主编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此后几年,他的理论建树就是解释苏联的特洛伊木马政策。什么是民权革命?什么是射秽主义革命?为什么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既不是颠覆国民党的阴谋,又不是背叛马列的机会主义行径。
瞿秋白实际上是那种除了写字以外,什么都不会的角色,但《告全党党员书》的汉文本确是瞿秋白的杰作。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
李立三失败后,他最后一次担任罢黜失宠者的钦差大臣。然而,他的好运就此结束。1934年,他奉命前往赣南苏区。这是一次谋杀性的放逐,因为他的身体离不开上海的医疗条件。他在赣南结识了毛泽东。后者一向具备在短时期内看透别人性格的能力,很快明白瞿秋白不是有野心有威胁的角色,迫害其实是愚蠢和多余的。瞿秋白自己都不再挣扎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同样孱弱,惯于逃避。
--m.aisixiang.com/data/89326.html
2017年9月28日 中共五大:瞿秋白、蔡和森向陈独秀“开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在代表张金保的回忆里,五大中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在陈独秀做完报告后的第二天会上,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这位团中央书记,彼时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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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0日 内幕:周恩来借刀杀害自己前任领袖瞿秋白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编者注:博古中央由博古和周恩来主持)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走
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不得不留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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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8日 瞿秋白的悲哀:参与共产党的流氓政治但又不够流氓
瞿秋白因写下《多余的话》被毛泽东定性为“叛徒”,却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个人悲哀,最终只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华丽装饰。
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张高年发起的马克屎研究会。第二年,他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莫斯科釆访。到莫斯科以后,瞿秋白不久放弃了记者工作,在苏联政府办的东方大学(以后改为中山大学)任教,讲授俄文,马克屎的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在1921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从此“信仰”共产主义。
1922年,23岁的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到中国,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25岁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6岁起当选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会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国的马克屎列宁主义最高理论权威。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清党,国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国际共产的安排下,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至少在名义上指导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湖南的秋收暴动等一系列的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国际共产中国代表团团长,从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1931年至1934年初,尽管瞿秋白在上海从事文艺和翻译工作,但是他“还是党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去了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红军仓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了参加革命心历路程的《多余的话》,同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被国民党处死。
瞿秋白之死,是极为深沉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极可能真诚的信仰了共产主义,这符合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以旧中国文化为底蕴的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的性格。但是马克屎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理论,而践行这种理论的列宁主义,实践中就是一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无耻,内部的倾扎,整肃,无情斗争,等等,都是应有之义。
一个相对纯正的知识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场悲剧。他既没有庙堂的流氓素质,更没有江湖的流氓素质,在残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抛弃,替罪羊的结局可想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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