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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王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原名雄生，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民主运动的先驱之一、“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1917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后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1925年8月，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1930年，王造时经苏联回国。同年受聘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又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同时王造时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着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進步学生的活动。1933年11月，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宣言，公开了他的反蒋抗日主张。1935年底，与马相伯、沈钧儒等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担任执行委员。1936年，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中担任宣传部长，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同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员。1938年3月，王造时担任江西省政治讲习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负责训练抗战时期江西省干部。9月，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自由出版社，同时兼任私人法律顾问。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观察》事件”。此后，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并于次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進步人士出狱。1951年起，王造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征用了虹口区多伦路９３号花园洋房作为寓所。主要著作有《荒谬集》、《世界近代史》，译著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等。1957年王造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文革开始不久，红卫兵便抄了他的家并進驻住宅“长期作战”。首先把他的妻子赶出家门，到工厂接受监督劳动，小女儿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王造时每天在家里接受审问、拷打、写思想汇报、交代罪行……折磨了三个多月后，开批斗大会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动的纲领、计划和组织，王造时无法回答，于是被戴上手铐，宣布拘捕，并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监禁。入狱后，工资停发，两个儿子的住院费无法支付，被赶出精神病院住在家里。因医院说他两都是“武疯”，跑出去会打人闯祸，继母只好让他们躺在床上，用绳子绑住双脚。家里没有药物，没有钱，营养差，两个儿子在王造时被捕后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死去了。文革中，王造时的大女儿海若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时在关押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因肝肾综合症病逝。

王竹溪：（1911年6月7日－1983年1月30日），名治淇，号竹溪，中国物理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都是王竹溪的学生。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同年入该校研究院。1935年公费留英，1938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大、清华大学。1943年，任《中国物理学报》编委兼干事。1946年夏天，王竹溪随清华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1949年1月，王竹溪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王竹溪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60-1966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二部六室（金属物理研究室）主任。196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3年7月，当选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8月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65年，王竹溪和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出版，是一本为理论物理工作者编写的著作，该书包括常用的各种主要特殊函数的运算方法与基本特性。著有《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导论》等教科书。他还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主任，创造了一批物理学新名词的汉译称呼。在研究物理学的同时，他还潜心研究文字学，著有二百五十万字《新部首大字典》，该词典将《康熙字典》中的214个部首简化为 56个，并且将五万余个汉字按笔划上下左右次序编排，检索方便，收字齐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竹溪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下放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牧牛，感染了血吸虫病。1978年复出，秋，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王文宁：（？—１９６６年９月），女，北师大教师。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１９５５年到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留学。回来后在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任教。１９６５年，担任教育系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工作。在同事们眼中，王文宁为人忠厚，温文尔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识女性。文革初期，王文宁正在山西临汾分校。文革开始后，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在临汾分校党委安排下，王文宁去抄学生的大字报。不久后，这一行为便令她落下“反对 ‘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冲击。６月１５日回到北京，当晚便被揪出来在全系大会上批斗。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后大小批斗接连不断。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师王文宁从家中四楼跳楼身亡。

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号冷庐主人，中国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1924年，王重民入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研究中国古籍。1928年毕业。在北京图书馆开始了编目科工作，主要整理敦煌遗书、太平天国史料及古籍。1934年至1939年，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各大图书馆抄录了很多资料，并发表多篇关于敦煌及太平天国史料的文章。尤其是在落实中法两国政府交流项目上，他被选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对该馆所藏大量敦煌文献的编目工作，而法方派到北京图书馆的则是杜乃扬女士，她负责整理北图所藏的法文书籍目录。1937年4月，在法国巴黎与刘修业女士结婚。1939年至1947年，他赴美国国会图书馆鉴定善本书。后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建议成立图书馆学系。1949年，出任图书馆学系系主任。1950年起，王重民讲授和编写了很多图书馆学的课题与文章，譬如：《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普通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史料》、《近代目录史料》、《中国书史》。主要著作有《道德经碑幢刻石考》、《老子考》、《国学论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日本访书志补》、《太平天国官书》、《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善本医籍经眼录》、《徐光启传》、《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目录学史料》、《四库抽毁书提要稿》、《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由袁同礼修订）等。1957年王重民只因给当年北京图书馆的军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个别领导人提意见，8月被划为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职务的处分。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参加了四清运动。文革中被抄家关入牛棚。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例行的晚间训话时，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队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自己的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1974年6月，毛泽东的N任老婆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 “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王任叔：（1901年－1972年7月25日），乳名朝伦，谱名运镗，字任叔，号愚庵，笔名巴人等。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1915年考入大学，五四运动中任宁波学生联合会秘书。1920年毕业后在镇海、鄞县、慈溪、奉化等地小学任教，其间，参加当地進步团体剡社。1922年5月始发表散文、诗作、小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完成短篇小说杰作《河豚子》，以极短的篇幅，平淡的语言对描绘了当时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农村百姓的绝望与无助，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与荒诞。同年长诗《洪炉》修订完毕。1925年开始主编剡社月刊《新奉化》，11月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化界重视。1926年7月去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转为中共党党员，其间常将机密材料向党组织汇报。次年6月被捕，由庄崧甫保释。同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监狱》出版。1929年1月去日本，研究社会科学与普罗文学。10月日本当局逮捕中国進步留学生和中共党人，被迫回国。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度担任中共曹家渡区委负责人。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与中共党失去联系。1935年因《娜拉》案牵连，第三次被捕，旋由毛思诚等保释。次年7月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活动。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参与夏衍创建的《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任编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共党，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8月开始以巴人笔名发表文章，与许广平、郑振铎、胡愈之等共同编辑《鲁迅全集》。1939年春起领导上海文艺工作。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2月与雷德容等飘泊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1943年遭侵印尼日军通缉，隐居原始丛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种维生。日本投降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主编《前進周刊》、中文和印尼文版的《民主日报》(1945年创办)，写成大型话剧《五祖庙》，并为对被杀害的郁达夫撰写悼文，要求严惩凶手。1947年7月被荷兰军队逮捕，经组织营救获释，10月到香港。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县，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三室综合研究组组长等职。翌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0年任中共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1952年1月被调回国，任外交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杂文集《文学论稿》问世，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進行了批评。同年4月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任社长兼党委书记，为出版社的发展扩大作了大量的工作，曾积极参与“反右倾”运动，主持了对冯雪峰、聂绀弩等的批判。1959年康生点名批评巴人，指出巴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且巴人曾在国民党任职，从而导致巴人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史学界的尚钺，经济学界孙冶方开始共同受严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文学创作权利后，他转向史学研究。于1966年初完成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隔离审查。被抄家，受尽折磨。1968年开始有大字报宣传巴人是郁达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严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严重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崩溃，于1972年7月25日抱恨病逝。所着甚丰。

王亚南：（1901年－1969年11月13日），中国马克屎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92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教育系。同时兼任中学英语教员以维持生活。受武汉中小学教员党政练训处负责人董必武影响。1927年在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结识了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人决定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制定严密计划，先用8年时间翻译马克屎之前的6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全译《资本论》打开通道。1929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研究马克屎主义经济学，从事写作并开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为翻译《资本论》奠定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并从事進步文化活动。后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1932年）、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自己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在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德、英等国住了一年多，深入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广泛搜集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与事迹，并继续進行经济学的写作和翻译。1935年他回到上海，与郭大力二人遂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于1938年出版马克屎著作《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同年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接受周恩来的指导。1940年9月，被聘为在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华，与王亚南深入探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1944年，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同年应邀兼任当时内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讲授《高级经济学》、《中国土地问题》等专题。1945年秋，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1948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出版。1949年1月赴香港，5月赴北京，任职于清华大学。1950年6月任厦门大学校长。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兼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著有《王亚南文集》五大卷。1957年5月23日在厦大参加中共党。在文革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王亚南在卧病期间曾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