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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王造時：（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原名雄生，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1917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任清華學生會評議會主席。1925年8月，自清華大學畢業后，轉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就讀政治學，1929年6月獲政治學博士學位，8月到英國任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1930年，王造時經蘇聯回國。同年受聘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創辦《主張與批評》半月刊，后又創辦《自由論壇》雜誌。同時王造時參与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積極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接著又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同盟的宣傳委員、執行委員，參加援救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里的革命者和進步學生的活動。1933年11月，他參加了「福建事變」，發表《為閩變忠告當局》宣言，公開了他的反蔣抗日主張。1935年底，與馬相伯、沈鈞儒等共同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擔任執行委員。1936年，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國聯合會中擔任宣傳部長，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國情報》，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1936年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同年11月被國民黨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員。1938年3月，王造時擔任江西省政治講習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負責訓練抗戰時期江西省幹部。9月，在江西吉安創辦《前方日報》，並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后在上海創辦自由出版社，同時兼任私人法律顧問。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儲安平創辦的上海《觀察》雜誌，並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此後，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響力給當局施壓。並於次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咸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1951年起，王造時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作為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徵用了虹口區多倫路９３號花園洋房作為寓所。主要著作有《荒謬集》、《世界近代史》，譯著有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摩瓦特的《近代歐洲外交史》、《現代歐洲外交史》、拉鐵耐的《美國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國家的理論與實際》、《民主政治在危機中》等。1957年王造時被划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時又受到衝擊。文革開始不久，紅衛兵便抄了他的家並進駐住宅「長期作戰」。首先把他的妻子趕出家門，到工廠接受監督勞動，小女兒被剃成陰陽頭遊街示眾，王造時每天在家裡接受審問、拷打、寫思想彙報、交代罪行……折磨了三個多月後，開批鬥大會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動的綱領、計劃和組織，王造時無法回答，於是被戴上手銬，宣布拘捕，並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監禁。入獄后，工資停發，兩個兒子的住院費無法支付，被趕出精神病院住在家裡。因醫院說他兩都是「武瘋」，跑出去會打人闖禍，繼母只好讓他們躺在床上，用繩子綁住雙腳。家裡沒有藥物，沒有錢，營養差，兩個兒子在王造時被捕后不到三個月就相繼死去了。文革中，王造時的大女兒海若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女兒海容因為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時在關押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因肝腎綜合症病逝。

王竹溪：（1911年6月7日－1983年1月30日），名治淇，號竹溪，中國物理學家、教育家、文字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等都是王竹溪的學生。1933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同年入該校研究院。1935年公費留英，1938年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隨即回國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先後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大、清華大學。1943年，任《中國物理學報》編委兼幹事。1946年夏天，王竹溪隨清華大學從昆明遷回北平。1949年1月，王竹溪被任命為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王竹溪到北京大學任物理系教授、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1960-1966年，兼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前身）二部六室（金屬物理研究室）主任。1962年起，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63年7月，當選為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8月當選為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1965年，王竹溪和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數概論》出版，是一本為理論物理工作者編寫的著作，該書包括常用的各種主要特殊函數的運算方法與基本特性。著有《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導論》等教科書。他還曾任中國物理學會名詞委員會主任，創造了一批物理學新名詞的漢譯稱呼。在研究物理學的同時，他還潛心研究文字學，著有二百五十萬字《新部首大字典》，該詞典將《康熙字典》中的214個部首簡化為 56個，並且將五萬余個漢字按筆劃上下左右次序編排，檢索方便，收字齊全。文化大革命期間，王竹溪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下放到江西鄱陽湖鯉魚洲北大五七幹校牧牛，感染了血吸蟲病。1978年復出，秋，率中國大學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

王文寧：（？—１９６６年９月），女，北師大教師。１９５１年畢業於北師大學前教育專業，１９５５年到蘇聯莫斯科師範學院留學。回來后在北師大教育繫心理學教研室任教。１９６５年，擔任教育系黨總支委員，負責統戰工作。在同事們眼中，王文寧為人忠厚，溫文爾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識女性。文革初期，王文寧正在山西臨汾分校。文革開始后，分校開始出現大字報。在臨汾分校黨委安排下，王文寧去抄學生的大字報。不久后，這一行為便令她落下「反對 『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衝擊。６月１５日回到北京，當晚便被揪出來在全系大會上批鬥。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後大小批鬥接連不斷。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師王文寧從家中四樓跳樓身亡。

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號冷廬主人，中國目錄學家和版本學家。1924年，王重民入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究中國古籍。1928年畢業。在北京圖書館開始了編目科工作，主要整理敦煌遺書、太平天國史料及古籍。1934年至1939年，在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美國等國各大圖書館抄錄了很多資料，並發表多篇關於敦煌及太平天國史料的文章。尤其是在落實中法兩國政府交流項目上，他被選派到法國國家圖書館，從事對該館所藏大量敦煌文獻的編目工作，而法方派到北京圖書館的則是杜乃揚女士，她負責整理北圖所藏的法文書籍目錄。1937年4月，在法國巴黎與劉修業女士結婚。1939年至1947年，他赴美國國會圖書館鑒定善本書。后返回中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建議成立圖書館學系。1949年，出任圖書館學繫系主任。1950年起，王重民講授和編寫了很多圖書館學的課題與文章，譬如：《中文工具書使用法》、《參考資料與參考工作》、《普通目錄學》、《歷史書籍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史料》、《近代目錄史料》、《中國書史》。主要著作有《道德經碑幢刻石考》、《老子考》、《國學論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日本訪書志補》、《太平天國官書》、《敦煌曲子詞集》、《敦煌古籍敘錄》、《善本醫籍經眼錄》、《徐光啟傳》、《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目錄學史料》、《四庫抽毀書提要稿》、《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由袁同禮修訂）等。1957年王重民只因給當年北京圖書館的軍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個別領導人提意見，8月被划為右派，與黃現璠、向達、雷海宗、陳夢家等人並稱史學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級、降薪、撤掉系主任職務的處分。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參加了四清運動。文革中被抄家關入牛棚。季羡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中的「棚中花絮」一節中，記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例行的晚間訓話時，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隊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著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裡。原來，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自己的思想彙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1974年6月，毛澤東的N任老婆江青在天津的一個「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布「發現了一部李卓吾(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鑒定，這本書並非李贄之作，而是假造的「偽書」。這個結論，使有關方面大為掃興，於是，他們想起了目錄、版本權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華是毛澤東「親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廠二校」中的「二校」，「兩校」領導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書的鑒定，便由「兩校」的領導人直接負責，要王重民再作鑒定。他們知道，王先生在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說不是偽書，便可鎮住眾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鑒定結果也是偽書，令他們大失所望。但他們仍不甘心，要王在圖書館繼續「研究」，實際上希望他明白這是「政治任務」，要他得出與政治需要一致的結論。沒想到，經過幾個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識時務」找出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這是一部偽書。1975年4月15日下午2時，北大召開校批鬥大會，會上校領導以不點名方式批判王以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黨員幹部。晚上，系裡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強調要他 「對自己腦海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檢查」。此時冠心病複發的王先生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我不能再作思想檢查」。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樣，對親人說出去散步。然而，這次他卻再沒有回來。劉修業女士回憶說，親人、同事四處尋找，到深夜，發現他「竟步王國維先生的後塵自盡在頤和園長廊上，當發現他遺體時，他留下一封信給我說：『我死了，給全家影響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王任叔：（1901年－1972年7月25日），乳名朝倫，譜名運鏜，字任叔，號愚庵，筆名巴人等。中國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歷史學家。1915年考入大學，五四運動中任寧波學生聯合會秘書。1920年畢業后在鎮海、鄞縣、慈溪、奉化等地小學任教，其間，參加當地進步團體剡社。1922年5月始發表散文、詩作、小說，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1924年完成短篇小說傑作《河豚子》，以極短的篇幅，平淡的語言對描繪了當時掙扎在死亡邊緣的農村百姓的絕望與無助，控訴了社會的黑暗與荒誕。同年長詩《洪爐》修訂完畢。1925年開始主編剡社月刊《新奉化》，11月小說《疲憊者》在《小說月報》發表，引起文化界重視。1926年7月去廣州，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秘書、代科長，轉為中共黨黨員，其間常將機密材料向黨組織彙報。次年6月被捕，由庄崧甫保釋。同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監獄》出版。1929年1月去日本，研究社會科學與普羅文學。10月日本當局逮捕中國進步留學生和中共黨人，被迫回國。在上海參与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度擔任中共曹家渡區委負責人。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與中共黨失去聯繫。1935年因《娜拉》案牽連，第三次被捕，旋由毛思誠等保釋。次年7月在上海參与發起中國文藝家協會，參加營救「七君子」的活動。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秘書長、參与夏衍創建的《救亡日報》的編輯工作，任編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共黨，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委委員。8月開始以巴人筆名發表文章，與許廣平、鄭振鐸、胡愈之等共同編輯《魯迅全集》。1939年春起領導上海文藝工作。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執教南洋華僑師範，與胡愈之、郁達夫等領導文化界開展反法西斯鬥爭。1942年2月與雷德容等飄泊到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1943年遭侵印尼日軍通緝，隱居原始叢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種維生。日本投降后，參加蘇島華僑民主同盟，主編《前進周刊》、中文和印尼文版的《民主日報》(1945年創辦)，寫成大型話劇《五祖廟》，併為對被殺害的郁達夫撰寫悼文，要求嚴懲兇手。1947年7月被荷蘭軍隊逮捕，經組織營救獲釋，10月到香港。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縣，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三室綜合研究組組長等職。翌年出席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1950年任中共國駐印度尼西亞特命全權大使。1952年1月被調回國，任外交部黨組成員、政策研究委員會委員。1954年雜文集《文學論稿》問世，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進行了批評。同年4月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1957年任社長兼黨委書記，為出版社的發展擴大作了大量的工作，曾積极參与「反右傾」運動，主持了對馮雪峰、聶紺弩等的批判。1959年康生點名批評巴人，指出巴人和蔣介石是同鄉，且巴人曾在國民黨任職，從而導致巴人作為文學界的代表人物，與史學界的尚鉞，經濟學界孫冶方開始共同受嚴重批判，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剝奪文學創作權利后，他轉向史學研究。於1966年初完成160萬字史學專著《印度尼西亞歷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鬥、隔離審查。被抄家，受盡折磨。1968年開始有大字報宣傳巴人是郁達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嚴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鄉，安置在村西頭的兩間舊茅屋裡，嚴重的摧殘使得他精神崩潰，於1972年7月25日抱恨病逝。所著甚豐。

王亞南：（1901年－1969年11月13日），中國馬克屎主義經濟學家和教育家。192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之一）教育系。同時兼任中學英語教員以維持生活。受武漢中小學教員黨政練訓處負責人董必武影響。1927年在長沙參加北伐軍，在軍中任政治教員。大革命失敗后，他從武昌東下上海、又輾轉來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結識了上海大夏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同樣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兩人決定一起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制定嚴密計劃，先用8年時間翻譯馬克屎之前的6部經濟學和經濟史名著，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為全譯《資本論》打開通道。1929年東渡日本。在東京研究馬克屎主義經濟學，從事寫作並開始翻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為翻譯《資本論》奠定基礎。「九一八事變」后回國。在上海以翻譯和教書為業，並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后兼任暨南大學教授。在此期間與郭大力合譯的李嘉圖《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1932年）、亞當•斯密的名著《國富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等經濟學著作，自己著述《經濟學史》、《世界政治經濟概論》等也陸續問世，在學術界開始嶄露頭角。1933年王亞南因參与「福建事變」被通緝而亡命歐洲，在德、英等國住了一年多，深入考察西歐資本主義制度，廣泛搜集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與事迹，並繼續進行經濟學的寫作和翻譯。1935年他回到上海，與郭大力二人遂著手正式翻譯《資本論》，於1938年出版馬克屎著作《資本論》三大卷全譯本。同年到武漢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接受周恩來的指導。1940年9月，被聘為在廣東坪石的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1943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訪華，與王亞南深入探討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問題。1944年，任福建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同年應邀兼任當時內遷至長汀的廈門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講授《高級經濟學》、《中國土地問題》等專題。1945年秋，任廈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兼經濟學系主任。1948年，《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出版。1949年1月赴香港，5月赴北京，任職于清華大學。1950年6月任廈門大學校長。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兼常委、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會主席、福建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著有《王亞南文集》五大卷。1957年5月23日在廈大參加中共黨。在文革中，國家的棟樑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難，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王亞南也未能倖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亞南在遭受數年殘酷折磨與迫害后，在上海華東醫院含冤而逝。王亞南在卧病期間曾說：「過去一位學者說過：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上海就有專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我並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這齣戲的結局，看一看幾個丑角的下場，否則，我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