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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周华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1941年，周华章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经济学硕士。1944年发表《经济史研究之前瞻》一文。1948年，周华章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出国考试。1949年春，周华章由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1952年8月，周华章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因美国弥漫麦卡锡主义，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了该批中国留学生，故周华章并未立即获得回国签证。1953年1月，美国政府准予周华章归国。回国后，周华章的工作与其专业不太对口。他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3月18日，周华章致信中宣部科学处、理论教育处处长于光远，要求调换工作，信中称：－－虽然技术经济学与数理统计，与概率论都有关系，因此后述二者我也有相当了解，但我的专业是前者，特别是前者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及计划经济的关系。我想了解有没有更能发挥我的潜力的工作岗位？ 如果有，我不计地点（边疆也可以），不计待遇名义，不过希望与家属一起去。我对工作并无成见，主要以发挥潜力为主，又，我是民盟盟员。2．如果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种工作，能否在暑假中找到一个机会让我试用技术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一些问题，看看效果如何。－－经于光远介绍，周华章被调到清华大学。同年，为配合“两弹一星”研究，钱学森和许国志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OR研究组，同时从清华大学电机系分出自动控制系，并在其下筹组运筹学专业，许国志设计教学大纲及课程，周华章负责教学工作。经周华章筹划，清华大学成立运筹一班、运筹二班，成为最早的运筹学本科班级。周华章还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兼职研究员，在该所运筹室和许国志、刘源张共同工作。1957年至1958年期间，中共国甚至掀起了推广运筹学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华章遭到攻击。为结束清华大学武斗，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迟群（8341部队科长） 、谢静宜（机要员）率“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進驻清华大学两派進行武斗的校区。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周华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9月30日自杀。

周寿宪：（1925年－1976年5月），计算机专家。1946年，周寿宪获得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学士学位。1947年周寿宪赴美国留学。1949年和1951年，周寿宪先后获得密歇根大学电讯系硕士、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曾经研究过磁心移位寄存器。1955年，周寿宪回国。回国后，被分至清华大学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编制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56年，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开始制定。经中国科学院夏培肃推荐，周寿宪到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的 “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任职，在华罗庚的领导下参与制定规划。规划制定工作结束后的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周寿宪任委员。1956年7月，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中国首个赴苏联的计算机考察团，由15人组成。周寿宪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到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通用机研究室考察，同年底归国。回国后，周寿宪继续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职。不久，周寿宪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机教研组任教，负责教授《脉冲技术》、《计算机原理》等课。到清华大学后，周寿宪参加工程项目。在112型计算机（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研制项目中，周寿宪参加了晶体管单位线路的定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寿宪被作为美国特务批斗，遭到残酷迫害。后来，周寿宪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劳动。当时，他已因受到迫害而患精神疾病，但连队的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仍经常批判他，其中有的人还殴打和辱骂他，导致周寿宪病情加重，农场不得不将其送回北京清华大学。不久，1976年5月周寿宪在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周仁：（1892年8月5日－1973年12月3日），字子兢，中国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191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求学。1914年获学士学位并攻读冶金专业研究生，1915年获硕士学位。为了中国早日有钢铁，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及美国摩尔公司的重金聘请，于同年8月回国。1916年3月，由《申报》主编史量才推荐，任建筑新馆、安装机器的工程师。1917年2月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其间任江西九江电灯公司工程顾问。1919年8月，受康乃尔大学同学任鸿隽之邀任四川炼钢厂总工程师。与任鸿隽去美国摩尔电炉公司采购设备，1921年底回国，经上海时四川政局生变，所购设备在重庆搁浅。与王季同筹资在上海天通庵创办大效机械厂。后来在中央硏究院设计出当时全国最好的棉纺织机器。1922年任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1924年任教务长。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参与中央研究院的筹组，后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在上海设钢铁试验工场，并决定工程研究所和中大工学院合建陶瓷试验工场。中共国成立前夕，曾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后任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硅酸盐化学所所长等职，对中国冶金、陶瓷领域的工程研究以及钢铁工业的技术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1933年，炼出不锈钢、锰钢、高速钢等铸件。周为中国电炉炼钢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進行特殊钢和合金铸铁研究和生产者之一。194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多次授意周仁，将研究所迁往台湾，周仁便以选择地方，暂缓搬迁为由顶着。中共進驻上海前夕，朱家骅两次亲笔写信，限令周仁等速去台湾，周仁以“献身科学、保全科研设备”为由拒不执行。其实，周仁在半年前就已拿到了去美国考察的出国签证，他拿着护照迟迟不愿启程，是不忍心离开心爱的工学研究所，他盼望＂新中国＂的诞生。当年，周仁与聂其壁结婚时宋美龄是聂其壁的傧相，这样的家庭在平时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但在文革，这样的家庭却是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对象。文革中，周仁的厄运降临，光是抄家便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周仁被反复批斗殴打折磨，造成一眼瞎一腿瘸，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進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12月3日，81岁的周仁惨死。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科；轮机专业）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1927年，李大钊等20余名国民党员（有的身兼中共党员身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把李氏子女李葆华和李星华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此后，对李氏遗孤的救济帮助一直持续近20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3月29日任“艺文杂志”总编辑，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胡适在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共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后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1967年5月6日，著作等身的周作人发病去世，享寿82岁。

周扬：（1907年－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笔名绮影、谷扬、周苋等。中共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1949年后，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又亲自参与和发动中共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有中共“文艺沙皇”之称。1923年2月，与同岁的吴淑媛成婚。婚后，周扬携妻子到长沙读书。1927年，周扬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同年加入中共党。1928年，失掉组织联系。曾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同年重新加入中共党。1933年，周扬在上海结识苏灵杨。次年，两人结婚。周扬再娶并未告之怀孕的元配妻子吴淑媛，此后周扬将怀孕的吴淑媛和两子送回益阳。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周扬也与胡风有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秋，周扬随同妻子苏灵扬和年幼的女儿抵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6年至1949年，他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参与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中共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一生著译甚多，有译作《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等。编有《马克屎主义与文艺》。出版论著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有《周扬文集》五卷。他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具体领导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艺讲话。1954年12月，周扬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发动了批判胡风的运动，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在其担任文宣领导期间，策动了多次批判运动，如对《武训传》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等。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射秽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周扬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進行激烈批判，却未能自保。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射秽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奴隶总管”，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一等等。结果他被捕入秦城监狱。1978年周扬从秦城监狱被释放。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周谷城：（1898年9月13日－1996年11月10日），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13年到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袁吉六（国文课教师）、杨昌济（修身课教师）、符定一（校长）等是他的老师。1917年，周谷城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英语部。1921年春，在毕业前半年，周谷城便已回到了湖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部教英文兼伦理学。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仍继续任上述教职，在此期间结识了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1924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专著——《生活系统》，融心理学与哲学为一体。大革命时期，周谷城曾参加农民运动，担任过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等职务。周谷城曾应毛泽东之邀，担任过湖南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授心理学。1927年，随着大革命失败，周谷城来到上海，以著文、翻译谋生。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27年至1930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他加入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至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撰写了若干探讨中国社会的著作，如《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年）、《中国社会之变化》（1931年）、《中国社会之现状》（1933年）等。 1932年至1942年，他担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出版《农村社会新论》（1939年）和《中国教育小史》（1929年）等书。其间还撰写了《中国通史》。1942年秋起，周谷城转至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执教，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他也继续任教，曾担任过历史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等职，后为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到复旦大学任教后，他积极参与民主進步活动，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顾问。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 1945年2月曾同郭沫若、老舍、陶行知等人发表《陪都文化界对时局進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并建立联合政府。1946年，与张志让、潘震亚、沈体兰等教授组织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曾和翦伯赞等共同起草反蒋宣言。因参加民主运动，在1949年4月26日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后由复旦大学保释。1949年9月，周谷城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同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六十多年来，周谷城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1952年，周谷城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共国建国初期，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后又创建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先后担任过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1961年至1962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阐述其美学思想，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此后，在1963年至1964年，这三篇文章引发了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风潮，姚文元等公开与其论战，该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列入“黑八论”進行重点批判。周谷城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在北京某中学任教的大女儿也受牵连而被红卫兵打死，另一位女儿也遭迫害死亡。1978年周谷城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