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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作家，《红岩》的主要作者之一。罗广斌父母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为避空袭，罗广斌随父亲到四川省洪雅县读初中。1940年，罗广斌与一位家庭贫困的女同学恋爱，但遭到罗广斌父母的反对，三年多不准罗广斌恋爱和通信。罗广斌为争取恋爱自由，而与家庭决裂。1944年，经马识途帮助，罗广斌离开家乡到云南省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45年，加入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参加“一二•一运动”等学生运动，曾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罢课委员会主席。“一二•一运动”后，因特务跟踪，罗广斌奉命撤往农村工作。1946年，随马识途一起到成都（当时马识途奉调到成都工作）。1947年，罗广斌進入重庆西南学院学习，由原在昆明指导罗广斌的齐亮（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后牺牲）继续培养罗广斌。在西南学院，罗广斌任西南学院新闻系主席和西南学院系联会（学生会）主席。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罗广斌加入重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重庆民建中学担任理化教师，自此与家庭脱离关系。在民建中学，罗广斌参加中共地下党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并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后任秀山县中学理化教师。1948年3月1日，经江竹筠、刘国鋕介绍，加入中共党，候补期9个月。同年，因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叛变，重庆、川东、川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罗广斌随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撤回成都，罗广斌回家躲避。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冉益智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里被逮捕。在逮捕罗广斌之前，国防部保密局徐远举曾向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征求意见，罗广文同意徐远举逮捕罗广斌，以便促使罗广斌转变政治立场。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一周年纪念日，渣滓洞集中营各囚室囚犯纷纷慰问女囚室的江竹筠，江竹筠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囚犯先后就此讨论。1949年初，狱中的中共党组织希望罗广斌利用家庭背景出狱，以便让狱外的中共党组织了解狱中情况，但罗广斌未服从党组织决定，而是坚持留在狱中斗争。1949年11月下旬，在中共军攻占重庆前夕，狱方在渣滓洞、白公馆开始大屠杀，白公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制定出“狱中策反越狱计划”，随后陈然、罗广斌成功策反了看守杨钦典。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包括罗广斌在内的白公馆19名幸存囚犯编为5个越狱互助小组，冒着机枪扫射冲出白公馆，冲到后坡山林中脱险。1949年11月30日，中共军攻占重庆。1949年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自重庆各监狱脱险的以及其他遭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参加了筹备杨虎城将军和“一一•二七”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他每天追记和整理狱友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写成《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1989年该报告在重庆首次披露。1950年，罗广斌开始发表作品。中共国初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记述了他们在狱中对敌斗争的经历，1950年7月1日起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1958年初，三人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0月，罗广斌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求出版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订后的单行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1月，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抵达重庆，认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题材，乃向当时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中共重庆市委对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具体负责，指定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共同执笔创作，并为二人专门安排了两间平房。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说《红岩》，同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印数超过一千万册。小说《红岩》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被译为多种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剧《江姐》等。将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红岩》的工作，自始便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国文化部支持，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夏衍还执笔修改定稿。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参与改编剧本。1964年夏秋之交，电影《红岩》拍摄完成，但当时已是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高级领导遭毛泽东痛批，文化部及各文艺家协会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都已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开展“整风”，受批判的夏衍、陈荒煤作出了“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中国各地按照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署开展对“修正主义毒草影片”《早春二月》等的批判。随后文艺界的批判又扩展到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1964年9月24日，《重庆日报》发表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的署名文章《〈早春二月〉必须批判》。1964年11月，罗广斌、杨益言被召到北京参与修改电影《红岩》，北京电影制片厂已事先把周扬、林默涵、陈荒煤等的意见寄给他们。到北京看完样片后，罗广斌执笔于1964年11月25日向北京电影制片厂提交《分歧何在》意见提纲。11月27日，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审看电影《红岩》工作样片，指责电影拍得“真是糟糕”。北京电影制片厂《红岩》摄制组主要成员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汇报了江青的审看意见，正遭批判的周扬表示影片可修改，剧本不再改。此后该片经修改后送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提出“这片子不能代表《红岩》，改个名字放映，还是有教育意义的”。该片乃更名《江姐》，后又更名为《烈火中永生》，作为“一般影片”于1965年夏公映。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自狱中脱险，这段经历一直被当作他的历史疑点，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被反复审查四次。其中，1950年代初，在恢复罗广斌的中共党党籍时，便進行过审查。1955年，在肃反审干中又進行了审查。这两次审查均认为罗广斌狱中表现良好，出狱过程没有问题。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经对罗广斌被捕及狱中表现的审查，作出结论称“据此情况，认为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他问题”。但历次审查并没有洗脱他的嫌疑，他的政治生活仍受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1963年，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了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作为代表，但被某些领导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理由否决。因小说《红岩》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访问日本，也被中国有关方面谢绝。1964年，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本拟安排罗广斌（当时正在北京参与修改电影《红岩》）任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原因被否决，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罗广斌随即受到冲击，被定性为“叛徒”、“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小说《红岩》也被说成是“反动”小说。1967年2月5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红卫兵将罗广斌从家中绑架并抄家，罗广斌自此遭到关押。1967年2月10日，罗广斌当天清晨在关押地坠楼自杀身亡的消息被通知给其妻胡蜀兴。文革结束后，罗广斌的家属和朋友对其死因均表怀疑，并且提出申诉。马识途回忆称，罗广斌被红卫兵抓走后，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不知罗广斌下落，在罗广斌死前一天，有人送给胡蜀兴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纸条，上面说他一切都好，要胡蜀兴带钱和粮票去。马识途认为这可见罗广斌并无自杀念头。罗广斌之妻胡蜀兴说，有人在罗广斌死后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将送火葬场，要她去看看，胡蜀兴赶去后，只被允许远远看一下而不让近前，她看见罗广斌头部有个大裂口，她要求在未验尸和作出结论前不得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听便匆匆将罗广斌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了。时年43岁。

罗宗贤：（1925年－1968年2月8日），作曲家。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共党。1950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自学作曲。1956年到195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進修作曲。先后在总政歌剧团、总政文工团任编导及创作员。曾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演员、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组长。中共建国后．历任第一野战军文工团指导员、西南军区文工团音乐研究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工团歌剧团创作员。曾获三级解放勋章。作品有电影音乐《阿诗玛》，歌剧音乐《刘胡兰》、《草原之歌》，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等。歌曲《岩口滴水》1959年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抒情歌曲三等奖。主要作品有电影音乐《阿诗玛》（与葛炎合作，1963），歌剧《刘胡兰》（1948）、《草原之歌》（1955），大合唱《长江大合唱》（1962），歌曲（与时乐濛合作，1952）、《桂花开放幸福来》（1954）、《岩口滴水》（1958，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抒情歌曲三等奖）等200余首。主要歌曲收入《罗宗贤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文革中因创作过《阿诗玛》等电影音乐而遭非人迫害逝世，终年43岁。

罗应荣：（1918年－1971年11月），中国法学家、历史学家。罗应荣青年时在广东广州学习，1934年毕业于圣心中学初中部，1937年毕业于广雅中学高中部。1938年，从广州赴大后方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政治学系。1942年，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后，直接考入清华大学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组研究生。研究生导师邵循恪给罗应荣等研究生开有国际公法判例、国际及殖民行政等课。罗应荣读研究生时，兼任“半时助教”，拿一半助教薪水。1946年，罗应荣以论文《中蒙边界问题》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来，罗应荣还曾撰写《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始末》、《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等文章。1945年9月，罗应荣任云南大学政治学系讲师。1946年9月到1947年底，改任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讲师。1948年，罗应荣考取洛克菲洛基金会资助，留学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一年后，转至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习国际法。罗应荣的导师汉斯•凯尔森教授是纯粹法学派创始人，也是实证主义法学大家。1949年10月，中共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底，何炳棣赶回加拿大温哥华撰写毕业论文时，收到罗应荣来信。罗应荣在信中谈及对朝鲜战争的感想，称已买好船票准备回国报效。罗应荣放弃了获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国后，罗应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罗应荣本想進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但未果。在北京时，罗应荣曾见过张奚若并深谈。罗应荣回到广州，再度任教于岭南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罗应荣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57年，罗应荣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底，罗应荣和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学师生，被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近两年。其间，罗应荣结识中山大学学生右派杨德平。回中山大学后，罗应荣被分配到历史系资料室当资料员。杨德平也回中山大学继续学习。1964年，罗应荣和杨德平开始编《实用英汉成语词典》。当时，罗应荣已准备材料编写《中俄外交史》，但未能完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罗应荣作为“右派分子”，迅速成为专政对象，失去人身自由，无法再進城看杨德平。但词典没编完，一些工作尚需向杨德平交代。罗应荣写下一张字条，讲述了自己的处境和近况，想交给一位曾跟他学英文的中学生转交杨德平。在递交字条时，被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红卫兵学生看见，迫令罗应荣交出字条。罗应荣情急之下把字条放入口内想吞下。红卫兵为夺字条，与罗应荣发生推搡。结果罗应荣被控“殴打红卫兵”。1966年底，罗应荣被广东省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后被送往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和刑事犯关在一处。1970年夏，罗应荣在采石场劳动时，遭人用铁锤猛击后脑。罗应荣虽戴安全帽，但仍伤重无法劳动，获保外就医，被送至广州其兄家中。此后罗应荣曾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医院说他是“劳改犯”，不予接诊。杨德平曾从农村偷偷跑回广州探望罗应荣，那时罗应荣已卧床无法行动，且无医无药。1971年10月，罗应荣过去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何炳棣回中国访问，作为贵宾访问中山大学，希望会见罗应荣。但中山大学校方告知何炳棣，罗应荣因为是“右派”兼保外就医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与他见面。1971年11月，罗应荣病逝。1978年10月，罗应荣的“右派”问题获改正。1979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广东省军管会对罗应荣的判刑，“恢复政治名誉”。

罗烽：（1909年－1991年10月23日），原名傅乃琦，作家。1928年参加中共党领导的革命工作。1929年加入中共党。同年与白朗结婚。历任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干事、支书。1931年初，任中共哈尔滨东区区委宣传委员。1932年起，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的直接领导下，在北满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历任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夜哨》文艺周刊主编。经杨靖宇同意，白朗成为罗烽的助手。1934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当局逮捕，白朗受到当局严密监视。罗烽保释出狱后，1935年和白朗离开哈尔滨赴上海。罗烽加入左联，担任上海文艺家协会驻会秘书。罗烽从193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后，罗烽和白朗参加了上海的文艺界战地服务团，在街头从事募捐、慰劳伤员和难民的工作。不久，罗烽和白朗撤离上海，抵达武汉。1938年夏，罗烽和白朗先后到达重庆，在江津居住3个月。1941年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关怀，白朗以八路军办事处家属身份，同草明等人乘车赴延安。不久，罗烽化装成榆林邓宝珊军部军政人员，与艾青、张什等人也到达延安。1941年罗烽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执委会主席（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1942年5月，罗烽和白朗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9月罗烽和白朗离开延安回东北工作。历任西满军区、吉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新成立的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建并整顿文教各部门的机构，最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病情稍有缓解，就主动要求以《东北日报》记者身份赴“哈南前线”采访。在前方，刚发表第一篇通讯《哈南前线纪行》，便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电召回哈尔滨接受新任务。回到哈尔滨后，任中苏友好协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文委常委，负责筹建“东北文协”。中共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东北文联、中国作协东北分会第一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及第四届顾问。1952年，罗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2年底，罗烽到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赴青铜峡等地体验生活，创作长篇小说《两岸春秋》。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肃反运动开始。同年，中国作家协会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罗烽白朗夫妇同时被打成“舒、罗、白反党小集团”成员。后因舒群、罗烽、白朗相继提出申诉，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总支发出《关于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批判舒群、罗烽、白朗三同志某些思想问题的处理情况的通知》，作出了“舒、罗、白不是反党集团”的决定。同年反右运动发生，罗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中共党党籍，和白朗被遣送到阜新煤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罗烽和白朗再次遭到冲击。1969年，白朗的精神分裂症复发，罗烽带着患病的白朗回到沈阳，住進中国作协辽宁分会的办公室。不久，白朗到北京暂住女儿家，罗烽和儿子也回北京，再送白朗進医院治病。这时，罗烽和白朗又被按照老弱病残安排到复县（今瓦房店市）落户。1979年3月，罗烽、白朗获得正式平反，同年10月，罗烽拄手杖，白朗坐轮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罗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谱名启元，字涧东，中国植物生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细胞质胶体、无机营养及离子吸收、组织培养、生长物质、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并培养了不少上述诸方面的人才。在国内率先开展根尖组织培养研究。证明铵能作为植物氮源，为铵盐化肥的肥效评价及正确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为防止海南岛橡胶树寒害和苏北沿海营造防风林的育苗死苗，作出了贡献。曾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汇报》及《植物生理学报》。1925年首先提出细胞质等电点的多点论，研究氢离子浓度对一般植物的影响，以及研究植物的离子吸收机制。农业方面研究硝酸盐、铵盐作为农作物的氮肥，何者效果为好。進行了许多有关植物吸收铵根、硝酸根的实验，证实当时苏联科学院所研究出铵盐可作为氮源的论点，也提供了有关碳酸氢铵肥的科学依据，对1950年代中国的化肥厂、以及推广碳酸氢铵肥有重要贡献。1930年得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罗宗洛在中央大学展开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尤其是无菌条件下玉米根尖的研究，以及叶提取物中是否存在“成根素”一类的生长促進物质。从1935年起，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当时Protoplasma杂志甚至邀请他撰写一篇综合性的论文。然而研究组织培养的工作却因为八一三事变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而停顿。1940年起开始研究微量元素对于植物生理功能的研究，特别是锰对于植物繁殖上的影响，先后共发表了8篇论文。1958年开始進行高等植物的辐射生理研究，研究如何减轻辐射伤害的方法。罗宗洛对于农林业生产建设也有所贡献，1952年将盐土上常见的树木以及富造林价值的树种，在不同含盐量的土壤上進行播种、苗木移栽、根插、插枝等试验，选出耐盐树种再進行实地的试验。并在实验室中，探讨土壤盐分和水分对树木幼苗生长影响的规律。在1948年12月29日，傅斯年写信请罗宗洛到台湾，1949年1月5日，罗宗洛写信给傅：“植物所无一人愿去台湾，上海各所亦皆不愿迁移，大家既愿意与所共存亡，弟何能独离。”1953年在上海筹建新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为首任所长。1955年当选第1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化大革命中，罗宗洛被下狱六年，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虽然隔离在监狱的地下室，他仍然顽强不屈，拒绝接受任何对他的不实指控，出狱后被监督劳动改造。文革结束不久便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