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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羅廣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作家，《紅岩》的主要作者之一。羅廣斌父母都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1938年為避空襲，羅廣斌隨父親到四川省洪雅縣讀初中。1940年，羅廣斌與一位家庭貧困的女同學戀愛，但遭到羅廣斌父母的反對，三年多不準羅廣斌戀愛和通信。羅廣斌為爭取戀愛自由，而與家庭決裂。1944年，經馬識途幫助，羅廣斌離開家鄉到雲南省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學習。1945年，加入中共黨的外圍組織「民青社」，參加「一二•一運動」等學生運動，曾任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罷課委員會主席。「一二•一運動」后，因特務跟蹤，羅廣斌奉命撤往農村工作。1946年，隨馬識途一起到成都（當時馬識途奉調到成都工作）。1947年，羅廣斌進入重慶西南學院學習，由原在昆明指導羅廣斌的齊亮（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后犧牲）繼續培養羅廣斌。在西南學院，羅廣斌任西南學院新聞系主席和西南學院系聯會（學生會）主席。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羅廣斌加入重慶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六一社」，並撤往重慶民建中學擔任理化教師，自此與家庭脫離關係。在民建中學，羅廣斌參加中共地下黨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並領導該校「六一社」的組織。後任秀山縣中學理化教師。1948年3月1日，經江竹筠、劉國鋕介紹，加入中共黨，候補期9個月。同年，因中共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叛變，重慶、川東、川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嚴重破壞，羅廣斌隨中共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撤回成都，羅廣斌回家躲避。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冉益智出賣，羅廣斌在成都的家裡被逮捕。在逮捕羅廣斌之前，國防部保密局徐遠舉曾向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徵求意見，羅廣文同意徐遠舉逮捕羅廣斌，以便促使羅廣斌轉變政治立場。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在武裝起義前線犧牲一周年紀念日，渣滓洞集中營各囚室囚犯紛紛慰問女囚室的江竹筠，江竹筠的回報是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一、被捕前的總結；二、被捕后的案情應付；三、獄中的學習。」各囚室囚犯先後就此討論。1949年初，獄中的中共黨組織希望羅廣斌利用家庭背景出獄，以便讓獄外的中共黨組織了解獄中情況，但羅廣斌未服從黨組織決定，而是堅持留在獄中鬥爭。1949年11月下旬，在中共軍攻佔重慶前夕，獄方在渣滓洞、白公館開始大屠殺，白公館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秘密制定出「獄中策反越獄計劃」，隨後陳然、羅廣斌成功策反了看守楊欽典。1949年11月27日，白公館看守楊欽典打開牢門，包括羅廣斌在內的白公館19名倖存囚犯編為5個越獄互助小組，冒著機槍掃射衝出白公館，衝到后坡山林中脫險。1949年11月30日，中共軍攻佔重慶。1949年12月1日成立「脫險同志聯絡處」，接待自重慶各監獄脫險的以及其他遭迫害的同志。羅廣斌參加了籌備楊虎城將軍和「一一•二七」殉難烈士追悼會的工作。他每天追記和整理獄友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1949年12月25日，羅廣斌寫成《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1989年該報告在重慶首次披露。1950年，羅廣斌開始發表作品。中共國初期，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合作創作了報告文學《聖潔的血花》，記述了他們在獄中對敵鬥爭的經歷，1950年7月1日起在重慶《大眾文藝》上發表。1958年初，三人在《紅旗飄飄》第六集上合作發表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0月，羅廣斌收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約稿信，要求出版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訂后的單行本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1月，共青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朱語今抵達重慶，認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館的獄中鬥爭是開展革命傳統教育的良好題材，乃向當時在共青團重慶市委任職的羅廣斌、楊益言約寫長篇小說。中共重慶市委對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蕭澤寬具體負責，指定羅廣斌、楊益言二人共同執筆創作，併為二人專門安排了兩間平房。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說《紅岩》，同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後數十年間印數超過一千萬冊。小說《紅岩》出版后受到熱烈歡迎，並被譯為多種文字，還被改編為電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劇《江姐》等。將小說《紅岩》改編為電影《紅岩》的工作，自始便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國文化部支持，分管電影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陳荒煤都提出了具體意見，夏衍還執筆修改定稿。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參与改編劇本。1964年夏秋之交，電影《紅岩》拍攝完成，但當時已是毛澤東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之後，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高級領導遭毛澤東痛批，文化部及各文藝家協會還有北京電影製片廠都已開始按照毛澤東的批示開展「整風」，受批判的夏衍、陳荒煤作出了「犯修正主義錯誤」的檢查，中國各地按照經毛澤東批准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署開展對「修正主義毒草影片」《早春二月》等的批判。隨後文藝界的批判又擴展到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等領域。1964年9月24日，《重慶日報》發表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的署名文章《〈早春二月〉必須批判》。1964年11月，羅廣斌、楊益言被召到北京參与修改電影《紅岩》，北京電影製片廠已事先把周揚、林默涵、陳荒煤等的意見寄給他們。到北京看完樣片后，羅廣斌執筆於1964年11月25日向北京電影製片廠提交《分歧何在》意見提綱。11月27日，江青(毛澤東N任夫人)審看電影《紅岩》工作樣片，指責電影拍得「真是糟糕」。北京電影製片廠《紅岩》攝製組主要成員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彙報了江青的審看意見，正遭批判的周揚表示影片可修改，劇本不再改。此後該片經修改後送審，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提出「這片子不能代表《紅岩》，改個名字放映，還是有教育意義的」。該片乃更名《江姐》，后又更名為《烈火中永生》，作為「一般影片」於1965年夏公映。羅廣斌當年在大屠殺之夜自獄中脫險，這段經歷一直被當作他的歷史疑點，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被反覆審查四次。其中，1950年代初，在恢復羅廣斌的中共黨黨籍時，便進行過審查。1955年，在肅反審干中又進行了審查。這兩次審查均認為羅廣斌獄中表現良好，出獄過程沒有問題。1959年，中共重慶市委審干委員會經對羅廣斌被捕及獄中表現的審查，作出結論稱「據此情況，認為該同志被捕一段無其他問題」。但歷次審查並沒有洗脫他的嫌疑，他的政治生活仍受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1963年，以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名義組織了訪問日本代表團，共青團中央提出推選羅廣斌作為代表，但被某些領導以「歷史問題有個別疑點」為理由否決。因小說《紅岩》在日本影響很大，日本共產黨邀請羅廣斌訪問日本，也被中國有關方面謝絕。1964年，中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本擬安排羅廣斌（當時正在北京參与修改電影《紅岩》）任團中央委員候選人，也因同樣原因被否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對此很不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羅廣斌隨即受到衝擊，被定性為「叛徒」、「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小說《紅岩》也被說成是「反動」小說。1967年2月5日，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紅衛兵將羅廣斌從家中綁架並抄家，羅廣斌自此遭到關押。1967年2月10日，羅廣斌當天清晨在關押地墜樓自殺身亡的消息被通知給其妻胡蜀興。文革結束后，羅廣斌的家屬和朋友對其死因均表懷疑，並且提出申訴。馬識途回憶稱，羅廣斌被紅衛兵抓走後，羅廣斌的妻子胡蜀興不知羅廣斌下落，在羅廣斌死前一天，有人送給胡蜀興一張羅廣斌親筆寫的紙條，上面說他一切都好，要胡蜀興帶錢和糧票去。馬識途認為這可見羅廣斌並無自殺念頭。羅廣斌之妻胡蜀興說，有人在羅廣斌死後通知她說，羅廣斌跳樓自殺，將送火葬場，要她去看看，胡蜀興趕去后，只被允許遠遠看一下而不讓近前，她看見羅廣斌頭部有個大裂口，她要求在未驗屍和作出結論前不得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聽便匆匆將羅廣斌遺體送到火葬場火化了。時年43歲。

羅宗賢：（1925年－1968年2月8日），作曲家。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2年加入中共黨。1950年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創作室創作員，自學作曲。1956年到1958年在中央音樂學院進修作曲。先後在總政歌劇團、總政文工團任編導及創作員。曾任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演員、晉綏軍區政治部宣傳隊組長。中共建國后．歷任第一野戰軍文工團指導員、西南軍區文工團音樂研究室副主任、總政治部文工團歌劇團創作員。曾獲三級解放勳章。作品有電影音樂《阿詩瑪》，歌劇音樂《劉胡蘭》、《草原之歌》，歌曲《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等。歌曲《岩口滴水》1959年獲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抒情歌曲三等獎。主要作品有電影音樂《阿詩瑪》（與葛炎合作，1963），歌劇《劉胡蘭》（1948）、《草原之歌》（1955），大合唱《長江大合唱》（1962），歌曲（與時樂濛合作，1952）、《桂花開放幸福來》（1954）、《岩口滴水》（1958，獲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抒情歌曲三等獎）等200餘首。主要歌曲收入《羅宗賢歌曲選》（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文革中因創作過《阿詩瑪》等電影音樂而遭非人迫害逝世，終年43歲。

羅應榮：（1918年－1971年11月），中國法學家、歷史學家。羅應榮青年時在廣東廣州學習，1934年畢業於聖心中學初中部，1937年畢業於廣雅中學高中部。1938年，從廣州赴大後方昆明，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政治學系。1942年，畢業獲法學士學位后，直接考入清華大學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組研究生。研究生導師邵循恪給羅應榮等研究生開有國際公法判例、國際及殖民行政等課。羅應榮讀研究生時，兼任「半時助教」，拿一半助教薪水。1946年，羅應榮以論文《中蒙邊界問題》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後來，羅應榮還曾撰寫《外蒙古第一次獨立的始末》、《中俄蒙的接觸與清代的理藩政策》等文章。1945年9月，羅應榮任雲南大學政治學系講師。1946年9月到1947年底，改任嶺南大學歷史政治學系講師。1948年，羅應榮考取洛克菲洛基金會資助，留學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一年後，轉至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國際法。羅應榮的導師漢斯•凱爾森教授是純粹法學派創始人，也是實證主義法學大家。1949年10月，中共國成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6月底，何炳棣趕回加拿大溫哥華撰寫畢業論文時，收到羅應榮來信。羅應榮在信中談及對朝鮮戰爭的感想，稱已買好船票準備回國報效。羅應榮放棄了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博士學位的機會。回國后，羅應榮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羅應榮本想進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但未果。在北京時，羅應榮曾見過張奚若並深談。羅應榮回到廣州，再度任教於嶺南大學。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羅應榮任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1957年，羅應榮被划為「右派分子」。1957年底，羅應榮和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學師生，被送到農村「監督勞動」近兩年。其間，羅應榮結識中山大學學生右派楊德平。回中山大學后，羅應榮被分配到歷史系資料室當資料員。楊德平也回中山大學繼續學習。1964年，羅應榮和楊德平開始編《實用英漢成語詞典》。當時，羅應榮已準備材料編寫《中俄外交史》，但未能完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羅應榮作為「右派分子」，迅速成為專政對象，失去人身自由，無法再進城看楊德平。但詞典沒編完，一些工作尚需向楊德平交代。羅應榮寫下一張字條，講述了自己的處境和近況，想交給一位曾跟他學英文的中學生轉交楊德平。在遞交字條時，被中山大學歷史系的紅衛兵學生看見，迫令羅應榮交出字條。羅應榮情急之下把字條放入口內想吞下。紅衛兵為奪字條，與羅應榮發生推搡。結果羅應榮被控「毆打紅衛兵」。1966年底，羅應榮被廣東省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此後被送往花縣赤泥鎮採石場勞改，和刑事犯關在一處。1970年夏，羅應榮在採石場勞動時，遭人用鐵鎚猛擊後腦。羅應榮雖戴安全帽，但仍傷重無法勞動，獲保外就醫，被送至廣州其兄家中。此後羅應榮曾到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看病，醫院說他是「勞改犯」，不予接診。楊德平曾從農村偷偷跑回廣州探望羅應榮，那時羅應榮已卧床無法行動，且無醫無葯。1971年10月，羅應榮過去在西南聯合大學的同學何炳棣回中國訪問，作為貴賓訪問中山大學，希望會見羅應榮。但中山大學校方告知何炳棣，羅應榮因為是「右派」兼保外就醫的「反革命分子」，不能與他見面。1971年11月，羅應榮病逝。1978年10月，羅應榮的「右派」問題獲改正。1979年4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了廣東省軍管會對羅應榮的判刑，「恢復政治名譽」。

羅烽：（1909年－1991年10月23日），原名傅乃琦，作家。1928年參加中共黨領導的革命工作。1929年加入中共黨。同年與白朗結婚。歷任中共呼海鐵路特別支部宣傳幹事、支書。1931年初，任中共哈爾濱東區區委宣傳委員。1932年起，在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楊靖宇的直接領導下，在北滿開展革命文藝活動。歷任中共北滿省委候補委員，《夜哨》文藝周刊主編。經楊靖宇同意，白朗成為羅烽的助手。1934年3月，中共滿洲省委遭破壞。6月，羅烽因叛徒出賣而被當局逮捕，白朗受到當局嚴密監視。羅烽保釋出獄后，1935年和白朗離開哈爾濱赴上海。羅烽加入左聯，擔任上海文藝家協會駐會秘書。羅烽從1930年代起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37年七七事變后，羅烽和白朗參加了上海的文藝界戰地服務團，在街頭從事募捐、慰勞傷員和難民的工作。不久，羅烽和白朗撤離上海，抵達武漢。1938年夏，羅烽和白朗先後到達重慶，在江津居住3個月。1941年皖南事變后，經周恩來關懷，白朗以八路軍辦事處家屬身份，同草明等人乘車赴延安。不久，羅烽化裝成榆林鄧寶珊軍部軍政人員，與艾青、張什等人也到達延安。1941年羅烽到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后，歷任陝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敵協會執委會主席（之一），陝甘寧邊區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秘書長。1942年5月，羅烽和白朗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9月羅烽和白朗離開延安回東北工作。歷任西滿軍區、吉江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中共合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領導新成立的中共合江省委宣傳部，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創建並整頓文教各部門的機構，最終因操勞過度而病倒。病情稍有緩解，就主動要求以《東北日報》記者身份赴「哈南前線」採訪。在前方，剛發表第一篇通訊《哈南前線紀行》，便被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電召回哈爾濱接受新任務。回到哈爾濱后，任中蘇友好協會黨組書記、副會長，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文委常委，負責籌建「東北文協」。中共國成立后，歷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東北文聯、中國作協東北分會第一副主席。中國作協第一、二屆理事及第四屆顧問。1952年，羅烽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52年底，羅烽到中國作協從事專業創作，赴青銅峽等地體驗生活，創作長篇小說《兩岸春秋》。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發生，肅反運動開始。同年，中國作家協會批判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羅烽白朗夫婦同時被打成「舒、羅、白反黨小集團」成員。后因舒群、羅烽、白朗相繼提出申訴，1957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總支發出《關於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批判舒群、羅烽、白朗三同志某些思想問題的處理情況的通知》，作出了「舒、羅、白不是反黨集團」的決定。同年反右運動發生，羅烽被划為「右派分子」，開除中共黨黨籍，和白朗被遣送到阜新煤礦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爆發后，羅烽和白朗再次遭到衝擊。1969年，白朗的精神分裂症複發，羅烽帶著患病的白朗回到瀋陽，住進中國作協遼寧分會的辦公室。不久，白朗到北京暫住女兒家，羅烽和兒子也回北京，再送白朗進醫院治病。這時，羅烽和白朗又被按照老弱病殘安排到復縣（今瓦房店市）落戶。1979年3月，羅烽、白朗獲得正式平反，同年10月，羅烽拄手杖，白朗坐輪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羅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譜名啟元，字澗東，中國植物生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植物生理學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細胞質膠體、無機營養及離子吸收、組織培養、生長物質、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輻射生理、細胞生物學等領域，並培養了不少上述諸方面的人才。在國內率先開展根尖組織培養研究。證明銨能作為植物氮源，為銨鹽化肥的肥效評價及正確使用提供了科學依據。根據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為防止海南島橡膠樹寒害和蘇北沿海營造防風林的育苗死苗，作出了貢獻。曾創辦《中國實驗生物學雜誌》、《植物學彙報》及《植物生理學報》。1925年首先提出細胞質等電點的多點論，研究氫離子濃度對一般植物的影響，以及研究植物的離子吸收機制。農業方面研究硝酸鹽、銨鹽作為農作物的氮肥，何者效果為好。進行了許多有關植物吸收銨根、硝酸根的實驗，證實當時蘇聯科學院所研究出銨鹽可作為氮源的論點，也提供了有關碳酸氫銨肥的科學依據，對1950年代中國的化肥廠、以及推廣碳酸氫銨肥有重要貢獻。1930年得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博士學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后曾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教授。1934年羅宗洛在中央大學展開植物組織培養的研究，尤其是無菌條件下玉米根尖的研究，以及葉提取物中是否存在「成根素」一類的生長促進物質。從1935年起，連續發表了3篇論文，引起國際上的重視，當時Protoplasma雜誌甚至邀請他撰寫一篇綜合性的論文。然而研究組織培養的工作卻因為八一三事變日軍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而停頓。1940年起開始研究微量元素對於植物生理功能的研究，特別是錳對於植物繁殖上的影響，先後共發表了8篇論文。1958年開始進行高等植物的輻射生理研究，研究如何減輕輻射傷害的方法。羅宗洛對於農林業生產建設也有所貢獻，1952年將鹽土上常見的樹木以及富造林價值的樹種，在不同含鹽量的土壤上進行播種、苗木移栽、根插、插枝等試驗，選出耐鹽樹種再進行實地的試驗。並在實驗室中，探討土壤鹽分和水分對樹木幼苗生長影響的規律。在1948年12月29日，傅斯年寫信請羅宗洛到台灣，1949年1月5日，羅宗洛寫信給傅：「植物所無一人願去台灣，上海各所亦皆不願遷移，大家既願意與所共存亡，弟何能獨離。」1953年在上海籌建新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為首任所長。1955年當選第1屆中國科學院院士。文化大革命中，羅宗洛被下獄六年，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雖然隔離在監獄的地下室，他仍然頑強不屈，拒絕接受任何對他的不實指控，出獄后被監督勞動改造。文革結束不久便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