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贺麟：（1902年9月20日－1992年9月23日），字自昭，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17年考入省立成都属联中石室中学，主学宋明理学。1919年秋以优秀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属中等科二年级，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1923年，贺麟先后听梁启超所开几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对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华周刊》发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192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国留学，1928年2月修满学分，以优异成绩从奥柏林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学士论文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3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9月转入哈佛大学。192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完成《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自然的目的论》两篇论文。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2年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1933年1月发表《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概要》。1935年4月与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1936年翻译鲁一士《黑格尔学述》在上海出版。1937年3月与金岳霖等人发起组织逻辑学研究会。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书院。1938年2月临时大学南迁，4月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贺随文学院迁至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县，执教于哲学心理系，与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沈有鼎、郑昕、陈康等哲学家共事。1942年，2月1日发表《宣传与教育》一文。1944年3月发表《谢林哲学简述》一文。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7年元月在南京出版《当代中国哲学》，十一月上海出版《文化与人生》。1949年中共進驻北平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党做贺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去台湾；進步教授袁翰青也与贺麟谈了三次，宣传中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终贺麟同意拒绝到台湾，并表示不再同国民党往来，留在了北京。1954年翻译黑格尔《小逻辑》在上海出版。1957年自反右开始，其学术重点放在翻译上，学术锋芒逐渐消失。1959年与王太庆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卷。1962年译作《康得哲学论述》、《精神现象学》由在北京出版。著有《贺麟全集》，共十六卷，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五月文革开始，由于贺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斗，抄家数次，游街数次，房屋被占，财产丢失，被关進“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诬为“特务”而惨遭毒打。后来，贺麟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1973年，台湾出版社印行了贺麟《文化与人生》的新版。1978年贺麟复出。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笔名施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1913年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中学期间，即开始创作小说，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发表作品。1922年，施蛰存考入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开设的之江大学，次年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开除，转入上海大学，同年以维纳丝学会之名，自费刊印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此后他又曾转入大同大学（1924年）和震旦大学（1926年），参加过五卅运动，并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加入共青团，同时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四• 一二事变后，施、戴等人均列为共党嫌疑分子，遂回到松江隐居，任中学教员，并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自1929年开始，施蛰存陆续发布《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小说，而成为中国“现代派”的奠基人之一。1932年，施蛰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杂志。引進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施蛰存赴云南大学任教。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回上海探亲的施蛰存无法返回昆明，遂转往福建，任教于永安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次年至长汀，执教于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札》等教材。直到1945年，转赴福建三元，执教于江苏学院，战争结束后随江苏学院至徐州新校址。不久转往上海，任教于暨南大学（1946年）。1951年，施蛰存改入沪江大学。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施蛰存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居住愚园路岐山村。1957年，因发表杂文《才与德》，加之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被赶到图书馆资料室，而后干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文革中，他又受到同行们的批判。如翻译家王道干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射秽主义的人”，或者像文艺理论家以群進一步发展姚观点，说施蛰存其实也并没有“做定”第三种人，“他二十余年来一贯"做定了"的倒是反对共党、反对射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种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文革期间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上自己搭上一间小板屋生活。在《施蛰存七十年文选》自序中，他说了一段文革中的境遇，足显其坦然之心迹：“‘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写的思想汇报、改造日记，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特别是每日写的‘日记’，由红卫兵收去贴在学生宿舍楼下的大黑板上，惹来了许多学生的‘欣赏’，那些只占抄本簿两页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当时不留底稿，现在无法把它们也编成一个集子。前天看到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很佩服他的目光远大。”其所著颇富。1978年撰着《唐诗百话》，续撰《北山楼词话》。

施济美：(1920年－1968年5月8日)，女，小名梅子，曾用笔名方洋、梅寄诗。中国现代女作家。1935年，施济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就读，与同窗俞昭明结为好友，由此结识时为上海浦东高中学生的俞昭明之弟俞允明，逐渐发展为知己的恋人。1937年夏天，三人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八•一三”事变后，俞允明改入武汉大学就读，随校西迁四川乐山。而南京沦陷后，施、俞两家在施济美的机智指挥下，共同逃往上海。不幸的是，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惨无人道的日机轰炸中遇难。施济美强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笔迹继续为俞家二老写家书，并且终身未嫁。1942年大学毕业时，“孤岛”全面沦陷，远在巴黎驻法大使馆任职的父亲对家中的接济完全中断。即便如此，她仍然拒绝到待遇优厚却有日资背景的保险公司任职，宁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师，甚至更因朋友中有地下党员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苏州俞昭明的住所暂避。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上海40年代在文学声誉上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的著名女作家。从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她的作品不断见于《万象》、《小说月报》、《紫罗兰》、《春秋》、《万岁》、《第二代》、《潮流》、《蓝园之恋》、《紫色的罂粟花》等刊物。以自身爱情悲剧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短篇小说《小不点儿》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中共建国后，施济美淡出文坛，献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她讲课生动，解说中肯，曾多次举行观摩教学，被誉为"施济美水平"。文革中，她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5月8日深夜，在家中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学教师林丽珍一同悬梁自尽。

姚监复：（1932年10月9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父亲为国民党军人，母亲为小学教员。抗日战争中随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肃、陕西。抗战胜利后到江苏苏州。淮海战役中，时任上校的父亲参加起义。1949年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本科，机械工艺系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1957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文革中家庭受冲击，父亲自缢，母亲在1966年”红八月“中惨死。姚本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南西洞庭湖农场，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文革后平反。1982年被杜润生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六四之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被撤销。1992年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现已退休。近况：2011年3月7日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记者肖曼采访，姚监复说央视应实况转播人大代表发言。2012年5月执笔陈希同的回忆录名为《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纪录》，书中记录了姚监复与陈希同八次谈话的内容。2012年9月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相信江泽民本人有平反六四的愿望，因为江泽民本人是六四镇压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由江提出为六四平反。2014年因涉嫌为记者高瑜提供中共《九号文件》而受到调查，高瑜案判决书中称其“另案处理”。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1945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195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1957年9月回国后到钱学森所主持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参与创建材料与工艺研究所（后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下属单位）并任所长。1968年6月8日在文革运动中被红卫兵毒打致头部重伤，并被阻挠而失救致死 ，去世时年仅45岁。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夏天，侯仁之的父亲决定要他到济南的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就读，侯仁之的父亲一直想让侯仁之当医生，因而选择了这所学校。然而，一个学期后，由于学生运动，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停办，侯仁之不得已只好回到德州博文中学读高中。德州博文中学没有在政府备案，学生无法直接报考大学，所以侯仁之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转学到通县的潞河中学。1931年，因受顾颉刚在《中学生》杂志上一篇文章的影响，侯仁之同胞弟侯硕之商量是学医还是赴燕京大学学历史，侯硕之对侯仁之说：“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看病。”这番话使侯仁之决定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投奔顾颉刚。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奖学金支助。侯仁之在此经历四年本科学习，在洪业和顾颉刚教授的训练与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生涯。1936年本科毕业后，侯仁之奉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顾颉刚离校南下，侯仁之遂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此时侯仁之的研究方向已向历史地理学发展。1937年秋，身为研究生的侯仁之依据自己在团契“朝会”上的发言写成一本小册子《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这是当时任团契主席的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向侯仁之的约稿。小册子印出后，在燕京大学师生中传播。1938年的一天，侯仁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遇到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告诉侯仁之，他看了这本小册子，认为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侯仁之回到燕京大学。按照洪业的安排，侯仁之在1946年8月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在利物浦大学，侯仁之成为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亨利•克利福德•达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1909年－1992年）教授的学生。在达比教授的学术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侯仁之取得了新的学术突破，1949年7月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北京的历史地理》。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不久搬到燕南园61号居住。他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同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奠定了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侯仁之改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且兼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后来改为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学课程中，侯仁之也开始系统的学术研究活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写出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等论文。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将研究领域拓宽到沙漠，从1960年开始，他利用假期，率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部分师生赴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及土壤侵蚀状况進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写成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1962年底，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侯仁之制定了十年考察计划：自1963年至1972年，完成从内蒙古西部经河西走廊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1963年，侯仁之考察乌兰布和沙漠，为包钢建设配套基地开展了论证研究。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等人发现3个古城，经考证为汉朝的临戎、三封、窳浑。后来他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俞伟超合写《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文，引起学术界及当地政府重视。1964年8月，侯仁之等人来到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该沙漠东南角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遗址－－统万城、城川城。此后，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研究论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侯仁之通过上述研究，开创了“沙漠历史地理”。在侯仁之带领下，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开展起来，北京大学设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为三北防护林带的兴建提供了科学依据。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侯仁之受到批斗，罪名是“三家村干将”，因为他曾为吴晗主编的地理小丛书撰写了其中的《徐霞客》与《历史上的北京城》。后来，他又因反对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被打成“反革命”而停职审查。季羡林回忆称：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進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1969年夏，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的北京大学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两年，该地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发病区，侯仁之等人在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鲤鱼洲，侯仁之先后参加了筑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场、割稻等各项劳动。1972年复出。

侯金镜：(1920年9月8日－1971年8月8日)，文学评论家。少年随父在天津上学。
1937年夏考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因七七事变随校迁湖北。1938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演戏并写作。曾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为话剧上演。1939年调晋察冀边区，创作宣传抗日的歌词、宣传剧。1942年加入中共党，年底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文学组组长。1943年到阜平县深入生活，任县抗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高街村剧团演《穷人乐》。历任晋察冀联大文工团干事，冀西阜平抗联会宣传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华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长。1954年冬调任《文艺报》副主编，同时写作文学评论。1961年发表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反对简单化批评，维护作家的创作个性，引起较大反响。著有评论集《部队文艺新的里程》、《鼓噪集》、《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等。散文《漫游小五台》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文革中被送往湖北咸宁干校，强制参加重体力劳动，猝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1岁。

郭小川：（1919年9月2日－1976年10月18日），原名郭恩大，中国近代著名诗人。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他离家到山西省参加八路军，于同年１１月参加中共党。1941年被选送到陕西省延安市中央研究院学习，1945年11月，担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1946年6月，任热西专署民政科长。1948年后到新闻系统工作，先后担任《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社社长、《天津日报》社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中共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工作。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秘书长及《诗刊》编委等职。郭小川的诗歌立意深刻，他对诗的格式進行过各种尝试，曾创作了楼梯式、自由体、新辞赋体等，具有鲜明的时代光彩，被称为政治抒情诗，朗朗上口，韵味十足。主要作品有《女性的豪歌》、《夏》、《热河曲》、《我们歌唱黄河》、《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望星空》、《祝酒歌》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小川曾多次受到迫害，并下放到河南林县劳动。文革结束后，被招回京，在安阳招待所住宿时，夜晚由于睡前服用安眠药后又吸烟，烟头掉落在床上，引燃塑料床垫导致产生大量有毒气体窒息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