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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賀麟：（1902年9月20日－1992年9月23日），字自昭，哲學家，教育家、翻譯家。1917年考入省立成都屬聯中石室中學，主學宋明理學。1919年秋以優秀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學堂（后更名為「清華學校」，清華大學的前身），屬中等科二年級，開始接受長達七年的正規高等教育。1923年，賀麟先後聽梁啟超所開幾門關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課程，對學術研究產生濃厚興趣。在梁啟超指導下，賀麟寫成《戴東原研究指南》一文，發表于《晨報》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華周刊》發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1926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同年赴美國留學，1928年2月修滿學分，以優異成績從奧柏林學院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學士論文是《斯賓諾莎哲學的宗教方面》。3月轉入芝加哥大學專攻哲學。9月轉入哈佛大學。192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完成《道德價值與美學價值》、《自然的目的論》兩篇論文。1930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德國古典哲學。1932年北京大學聘為副教授。1933年1月發表《斯賓諾莎的生平及其學說概要》。1935年4月與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等發起成立「中國哲學會」。1936年翻譯魯一士《黑格爾學述》在上海出版。1937年3月與金岳霖等人發起組織邏輯學研究會。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26日長沙臨時大學舉行開學典禮。11月1日開始上課。文學院設在南嶽衡山腳下的聖經書院。1938年2月臨時大學南遷，4月到達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正式開學。賀隨文學院遷至離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縣，執教於哲學心理系，與馮友蘭、湯用彤、金岳霖、沈有鼎、鄭昕、陳康等哲學家共事。1942年，2月1日發表《宣傳與教育》一文。1944年3月發表《謝林哲學簡述》一文。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7年元月在南京出版《當代中國哲學》，十一月上海出版《文化與人生》。1949年中共進駐北平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黨做賀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去台灣；進步教授袁翰青也與賀麟談了三次，宣傳中共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最終賀麟同意拒絕到台灣，並表示不再同國民黨往來，留在了北京。1954年翻譯黑格爾《小邏輯》在上海出版。1957年自反右開始，其學術重點放在翻譯上，學術鋒芒逐漸消失。1959年與王太慶合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四卷。1962年譯作《康得哲學論述》、《精神現象學》由在北京出版。著有《賀麟全集》，共十六卷，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五月文革開始，由於賀麟的特殊經歷與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鬥，抄家數次，遊街數次，房屋被占，財產丟失，被關進「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誣為「特務」而慘遭毒打。後來，賀麟還以「勞動鍛煉」的名義被遣送到河南農村幹校改造兩年。1973年，台灣出版社印行了賀麟《文化與人生》的新版。1978年賀麟復出。

施蟄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筆名施青萍、安華、薛蕙、李萬鶴、陳蔚、舍之、北山等。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教育家。1913年隨家遷居江蘇松江（現屬上海市）。中學期間，即開始創作小說，在上海的鴛鴦蝴蝶派刊物發表作品。1922年，施蟄存考入美國長老會在杭州開設的之江大學，次年因參加非宗教大同盟被開除，轉入上海大學，同年以維納絲學會之名，自費刊印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江干集》。此後他又曾轉入大同大學（1924年）和震旦大學（1926年），參加過五卅運動，並與同學戴望舒、杜衡加入共青團，同時創辦《瓔珞》旬刊。1927年四• 一二事變后，施、戴等人均列為共黨嫌疑分子，遂回到松江隱居，任中學教員，並從事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自1929年開始，施蟄存陸續發布《鳩摩羅什》、《將軍底頭》等小說，而成為中國「現代派」的奠基人之一。1932年，施蟄存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現代》雜誌。引進現代主義思潮，推崇現代意識的文學創作，在當時影響廣泛。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施蟄存赴雲南大學任教。編撰《中國文學史》、《散文源流》等教材。1940年日軍佔領越南，回上海探親的施蟄存無法返回昆明，遂轉往福建，任教於永安福建中等師資養成所，次年至長汀，執教於廈門大學，開設《史記》專題課，編撰《史記旁札》等教材。直到1945年，轉赴福建三元，執教於江蘇學院，戰爭結束后隨江蘇學院至徐州新校址。不久轉往上海，任教於暨南大學（1946年）。1951年，施蟄存改入滬江大學。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施蟄存被分配到華東師範大學，居住愚園路岐山村。1957年，因發表雜文《才與德》，加之早年與魯迅有過論戰，被划為右派分子，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別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起先是被剝奪當教師的權利，被趕到圖書館資料室，而後乾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資減半，有一段時間甚至只發生活費。文革中，他又受到同行們的批判。如翻譯家王道乾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說的，施已從"第三種人"轉變為"第二種人"——反射穢主義的人」，或者像文藝理論家以群進一步發展姚觀點，說施蟄存其實也並沒有「做定」第三種人，「他二十余年來一貫"做定了"的倒是反對共黨、反對射穢主義、反對無產階級文學的第一種人」。當時人人都要表態，巴金等作家也曾聯名撰寫批判文章；施蟄存的同事、學生紛紛檢舉揭發施蟄存的種種「罪行」。文革期間連住房都被造反派強行縮小，只能在三樓曬台上自己搭上一間小板屋生活。在《施蟄存七十年文選》自序中，他說了一段文革中的境遇，足顯其坦然之心跡：「『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寫的思想彙報、改造日記，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特別是每日寫的『日記』，由紅衛兵收去貼在學生宿舍樓下的大黑板上，惹來了許多學生的『欣賞』，那些只佔抄本簿兩頁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當時不留底稿，現在無法把它們也編成一個集子。前天看到陳白塵的《牛棚日記》，很佩服他的目光遠大。」其所著頗富。1978年撰著《唐詩百話》，續撰《北山樓詞話》。

施濟美：(1920年－1968年5月8日)，女，小名梅子，曾用筆名方洋、梅寄詩。中國現代女作家。1935年，施濟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就讀，與同窗俞昭明結為好友，由此結識時為上海浦東高中學生的俞昭明之弟俞允明，逐漸發展為知己的戀人。1937年夏天，三人一同考入東吳大學經濟系。「八•一三」事變后，俞允明改入武漢大學就讀，隨校西遷四川樂山。而南京淪陷后，施、俞兩家在施濟美的機智指揮下，共同逃往上海。不幸的是，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慘無人道的日機轟炸中遇難。施濟美強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筆跡繼續為俞家二老寫家書，並且終身未嫁。1942年大學畢業時，「孤島」全面淪陷，遠在巴黎駐法大使館任職的父親對家中的接濟完全中斷。即便如此，她仍然拒絕到待遇優厚卻有日資背景的保險公司任職，寧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師，甚至更因朋友中有地下黨員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蘇州俞昭明的住所暫避。施濟美是「東吳系女作家」的領軍人物，也是上海40年代在文學聲譽上僅次於張愛玲、蘇青的著名女作家。從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報》上發表《死的滋味》開始，她的作品不斷見於《萬象》、《小說月報》、《紫羅蘭》、《春秋》、《萬歲》、《第二代》、《潮流》、《藍園之戀》、《紫色的罌粟花》等刊物。以自身愛情悲劇為情感依託的言情小說受到廣大青年讀者的歡迎，短篇小說《小不點兒》曾入選1944年12月譚正璧編選的《當代女作家小說選》。中共建國后，施濟美淡出文壇，獻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學執教，是語文組的骨幹教師。她講課生動，解說中肯，曾多次舉行觀摩教學，被譽為"施濟美水平"。文革中，她受到殘酷迫害，於1968年5月8日深夜，在家中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學教師林麗珍一同懸樑自盡。

姚監復：（1932年10月9日－），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曾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父親為國民黨軍人，母親為小學教員。抗日戰爭中隨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肅、陝西。抗戰勝利後到江蘇蘇州。淮海戰役中，時任上校的父親參加起義。1949年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預科、本科，機械工藝系鑄造工藝及設備專業，1957年畢業。畢業後分配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文革中家庭受衝擊，父親自縊，母親在1966年」紅八月「中慘死。姚本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南西洞庭湖農場，被隔離審查、勞動改造。文革后平反。1982年被杜潤生調到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員。六四之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被撤銷。1992年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任研究員，現已退休。近況：2011年3月7日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記者肖曼採訪，姚監復說央視應實況轉播人大代表發言。2012年5月執筆陳希同的回憶錄名為《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保外就醫的陳希同2011-2012年談話紀錄》，書中記錄了姚監復與陳希同八次談話的內容。2012年9月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說他不相信江澤民本人有平反六四的願望，因為江澤民本人是六四鎮壓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由江提出為六四平反。2014年因涉嫌為記者高瑜提供中共《九號文件》而受到調查，高瑜案判決書中稱其「另案處理」。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導彈和航天材料與工藝技術專家，中國導彈與航天材料、工藝技術研究所的主要創建者、領導者。1945年7月畢業於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今西南交通大學）冶金系。1951年獲英國伯明翰大學工學博士。1957年9月回國後到錢學森所主持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參与創建材料與工藝研究所（后改為第七機械工業部下屬單位）並任所長。1968年6月8日在文革運動中被紅衛兵毒打致頭部重傷，並被阻撓而失救致死 ，去世時年僅45歲。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中國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9年夏天，侯仁之的父親決定要他到濟南的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就讀，侯仁之的父親一直想讓侯仁之當醫生，因而選擇了這所學校。然而，一個學期后，由於學生運動，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停辦，侯仁之不得已只好回到德州博文中學讀高中。德州博文中學沒有在政府備案，學生無法直接報考大學，所以侯仁之在高中的最後一年轉學到通縣的潞河中學。1931年，因受顧頡剛在《中學生》雜誌上一篇文章的影響，侯仁之同胞弟侯碩之商量是學醫還是赴燕京大學學歷史，侯碩之對侯仁之說：「學醫只能給個人看病，學歷史可以給社會看病。」這番話使侯仁之決定報考燕京大學歷史系投奔顧頡剛。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獲得獎學金支助。侯仁之在此經歷四年本科學習，在洪業和顧頡剛教授的訓練與啟發下，開始了學術研究生涯。1936年本科畢業后，侯仁之奉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顧頡剛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佔領北平，顧頡剛離校南下，侯仁之遂轉為洪業教授的研究生，此時侯仁之的研究方向已向歷史地理學發展。1937年秋，身為研究生的侯仁之依據自己在團契「朝會」上的發言寫成一本小冊子《基督教與人類之再造》。這是當時任團契主席的趙紫宸（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向侯仁之的約稿。小冊子印出后，在燕京大學師生中傳播。1938年的一天，侯仁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遇到校長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告訴侯仁之，他看了這本小冊子，認為很好。抗日戰爭勝利后，侯仁之回到燕京大學。按照洪業的安排，侯仁之在1946年8月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在利物浦大學，侯仁之成為利物浦大學地理系主任、歷史地理學奠基人之一亨利•克利福德•達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1909年－1992年）教授的學生。在達比教授的學術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指導下，侯仁之取得了新的學術突破，1949年7月獲得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北京的歷史地理》。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學任教，不久搬到燕南園61號居住。他歷任燕京大學副教授、教授。同年，侯仁之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奠定了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基礎。1952年院系調整，侯仁之改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並且兼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後來改為地理系）主任，自此「歷史地理學」正式出現在中國的大學課程中，侯仁之也開始系統的學術研究活動。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學術上取得豐碩成果。寫出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等論文。1958年10月，侯仁之作為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主任，參加了在呼和浩特召開的內蒙古、寧夏、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六省區治理沙漠規劃會議。會後，他將研究領域拓寬到沙漠，從1960年開始，他利用假期，率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部分師生赴西北半乾旱地區，對寧夏鹽池、靈武一帶的沙漠化及土壤侵蝕狀況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寫成專題研究論文《從人類活動的遺迹探索河東沙區的變遷》。1962年底，在國務院農林辦公室的直接領導下，侯仁之制定了十年考察計劃：自1963年至1972年，完成從內蒙古西部經河西走廊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1963年，侯仁之考察烏蘭布和沙漠，為包鋼建設配套基地開展了論證研究。在烏蘭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等人發現3個古城，經考證為漢朝的臨戎、三封、窳渾。後來他和北京大學考古系的俞偉超合寫《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兩文，引起學術界及當地政府重視。1964年8月，侯仁之等人來到鄂爾多斯的毛烏素沙漠，考察了該沙漠東南角紅柳河畔的兩座古城遺址－－統萬城、城川城。此後，他發表了《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等研究論文，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侯仁之通過上述研究，開創了「沙漠歷史地理」。在侯仁之帶領下，中國西北地區的歷史環境變遷研究開展起來，北京大學設立了「沙漠歷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為三北防護林帶的興建提供了科學依據。文化大革命爆發后，侯仁之受到批鬥，罪名是「三家村幹將」，因為他曾為吳晗主編的地理小叢書撰寫了其中的《徐霞客》與《歷史上的北京城》。後來，他又因反對北京大學掌權的聶元梓，被打成「反革命」而停職審查。季羡林回憶稱：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連成了一串，彷彿我們是三位一體似的。有一次，忘記了是批鬥什麼人，我們三個都是「陪斗」。我們被趕進了原大飯廳台下的一間小屋裡，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而立……忽聽台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來！」我們就被兩個壯漢反剪雙臂押上台去，口號聲震天動地。1969年夏，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的北京大學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兩年，該地區是嚴重的血吸蟲病發病區，侯仁之等人在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鯉魚洲，侯仁之先後參加了築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場、割稻等各項勞動。1972年復出。

侯金鏡：(1920年9月8日－1971年8月8日)，文學評論家。少年隨父在天津上學。
1937年夏考入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因七七事變隨校遷湖北。1938年到延安，入陝北公學分校學習，畢業后留校演戲並寫作。曾將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改編為話劇上演。1939年調晉察冀邊區，創作宣傳抗日的歌詞、宣傳劇。1942年加入中共黨，年底任冀中軍區火線劇社文學組組長。1943年到阜平縣深入生活，任縣抗聯宣傳部副部長，領導高街村劇團演《窮人樂》。歷任晉察冀聯大文工團幹事，冀西阜平抗聯會宣傳部副部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副社長、華北軍區文工團副團長，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文藝科長。1954年冬調任《文藝報》副主編，同時寫作文學評論。1961年發表的《創作個性與藝術特色》反對簡單化批評，維護作家的創作個性，引起較大反響。著有評論集《部隊文藝新的里程》、《鼓噪集》、《侯金鏡文藝評論選集》等。散文《漫遊小五台》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等叢書。文革中被送往湖北咸寧幹校，強制參加重體力勞動，猝發腦溢血逝世，終年51歲。

郭小川：（1919年9月2日－1976年10月18日），原名郭恩大，中國近代著名詩人。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他離家到山西省參加八路軍，于同年１１月參加中共黨。1941年被選送到陝西省延安市中央研究院學習，1945年11月，擔任熱河省豐寧縣縣長，1946年6月，任熱西專署民政科長。1948年後到新聞系統工作，先後擔任《群眾日報》副總編兼《大眾日報》社社長、《天津日報》社編委兼編輯部主任。中共國成立后，先後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等單位工作。並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秘書長及《詩刊》編委等職。郭小川的詩歌立意深刻，他對詩的格式進行過各種嘗試，曾創作了樓梯式、自由體、新辭賦體等，具有鮮明的時代光彩，被稱為政治抒情詩，朗朗上口，韻味十足。主要作品有《女性的豪歌》、《夏》、《熱河曲》、《我們歌唱黃河》、《甘蔗林-青紗帳》、《團泊窪的秋天》、《望星空》、《祝酒歌》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郭小川曾多次受到迫害，並下放到河南林縣勞動。文革結束后，被招回京，在安陽招待所住宿時，夜晚由於睡前服用安眠藥后又吸煙，煙頭掉落在床上，引燃塑料床墊導致產生大量有毒氣體窒息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