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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贻春

极权专制之垄断，尤其表现在对于言论的滴水不漏的绝对控制上。无论什么言论，都得过筛子。凡是歌功颂德的、随风唱影的、瞪着两眼说胡话的、瞒天过海吹牛皮的、骗人无商量的、站着说话不腰痛的言论，都要保留下来，都要郑重其事地予以发表；凡是反映民众实际生活状况的、表达民众真实意愿的、但不那么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和规定的、不合时宜的言论，都必须被封杀。否则，就极有可能出事儿。因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真实的言论常常是令人不快的，某些言论更是特别危险的，简直有如洪水猛兽壹般。所以必得严防死守，更要防微杜渐，要审查并且要仔细地审查、要壹个字也不能放过地审查，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文联副主席莫言所说，中国的新闻审查正常而且合理，这就像坐飞机得有安检壹样。莫言的这番话，是把新闻当成了爆炸物，把文字当做了危险品来看待、来对待的。亏他还是个世界知名的作家，就这种让人不齿的胡说八道竟出自于壹个现代中国作家之口，实在是口是心非、似是而非、偷梁换柱、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

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秘密警察在每壹句诗行中巡逻、在每壹篇散文中驻足、在每壹个文艺作品中行使其执法的职能：跟踪监视、收集证据、分析案情，直到把异议人士都统统地给关押起来，严惩不贷，或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肆意枪杀，或者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严厉审判，关进大牢。请问莫言，这，到底算不算正常而合理？

控制言论，就是控制思想；垄断言论，就是垄断思想。因为言论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通常以言论来表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思想与言论具有同壹性。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论。但在极权专制主义社会里，言论与思想并不壹致，两者经常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心里想的，嘴上不说；嘴上说的，却完全不是心中所想。故此极权专制主义社会，乃是虚假成风、谎言流布、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的社会。这，就像骗子总是用虚假的所谓“事实”、用冠冕堂皇的语言编造出种种似乎真事的骗局壹样，目的就是诱人上当。极权专制主义社会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统治者愚弄一般民众的社会。

言论垄断，大都以舆论壹律的方式予以实行。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都概莫能外地变成了清壹色的党姓媒体。社会上所有的言论都必须通过党控媒体来定夺、来取舍。言论壹党控，立马官样化。民众的困难、悲伤、倒霉、冤屈等，就壹点儿也没有了；天灾、人祸、悲剧，也都统统地不见了。正如文化大革命时壹句耳熟能详的时髦口号所喊的那样，叫做：“壹切都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形势大好”。哪怕人人都活得揪心待命，如惊弓之鸟壹般地惶恐不安，但在党控媒体上反映出来的，却是人们安居乐业、喜笑颜开、幸福指数不断地攀升。总之，党控媒体从来是瞪着两眼说瞎话的。哪怕死了人，也要把丧事当成喜事来讲述：又是各级党政机关的扶危济困，又是各级领导对人民群众的嘘寒问暖。生花之妙笔，倒也真能扯，竟扯出了壹连串的胡编滥造、浑水摸鱼、黑白颠倒、歌功颂德。

舆论垄断表现在所有的通讯报道，都必须以壹个模式为标准，而决不能随心所欲地、另起炉灶地进行报道。如果不能按照新华社的通稿统壹口径，非得要自作主张地、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那就必不可免地犯有不服从命令、不遵守新闻报道纪律的所谓的政治错误。犯有这样的错误，轻者被通报批评，降职降薪，重者就要停职检查、开除公职。是总编的，可能壹撸到底；是记者的，也许调离岗位、停止工作。当然也还有其他的更为严重的处理方式。擅自报道的结果，损失是惨重的，代价是高昂的，总之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因为没有按照党的喉舌之要求去做，没有听从党的命令，那就必然没有好果子吃。要想保住饭碗，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该发表什么和不该发表什么，那得看着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才行，那得壹心壹意地听从中宣部的命令和指示才行。否则，倒霉就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无可逃脱的。想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疾苦，那得根据党的政治需要。如果反映的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那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不但要事无巨细地如实道来，而且还可以添枝加叶地绘声绘色。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的劳苦人民壹定是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仇恨的种子要发芽，阶级仇血泪账，都是要壹股脑地记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记到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头上的。但如果把壹九五九年——壹九六二年中国人民饥肠咕噜的生活惨景用文字写出来，那可就是绝对绝对地不行的，更不用说在广大的的农村饿殍遍野，乃至绝户绝村人相食的惨不忍睹的地狱般的景象了。如果有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当时农村的真实景象，写出几千万中国人活生生地饿死了的悲惨场景，遭受牢狱之灾都算是轻的了，注定要被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得个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了。任何真实的反映，都是不可以的；任何真实情绪的表达，都是成问题的。中国大陆所有的新闻媒体，对于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人祸和悲剧，都必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都必须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共之要求，两眼壹抹黑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千方百计地伪造人定胜天的大好形势。死人算什么，胜利的凯歌依然嘹亮；灾难算什么，革命的锣鼓响连天。现实成地狱，又何足道哉？莫不见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在深情地呼唤着每壹个中国人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抛头颅洒热血地奋勇献身吗？为了英特耐雄纳尔的明天，尸骨成堆的现实，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言论垄断，就是全国壹个调、全社会壹个声音。语言是口号，是战斗的号令，是激扬慷慨的具有爆炸性的文字炸药、是眼镜蛇喷发出来的烈性毒素，是如刀似枪的大批判的猛烈词语，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绝不宽容的斩尽杀绝，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是“保卫毛主席，打倒刘少奇”的决绝宣言。由于只有壹种声音、壹个腔调，此即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所矢志不渝地追求的理想的和现实的目标----舆论壹律。只有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才可以有按照党和领袖的意志顺着说话的权利，而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等壹切反动的阶级就只许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及其领袖，才能真正地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还哪里有其他的各色人等如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七嘴八舌地评头论足的任何权利？舆论壹律，就是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机构，都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宣部的指令进行所谓的正确报道，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党叫怎么写就怎么写，党叫怎么报就怎么报。各个省报要照抄《人民日报》，各市地级的报纸要照抄《人民日报》和省报，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是壹个模式、壹种语言、壹个调调，虽然报纸的名称各有不同，但内容却大同小异，都有壹个似曾相识的面貌。此种状况时间壹久，就愈显单调、乏味、无聊，聊无新意，匮乏创造力、没有想象力；因为公式化、形式主义、机械重复等而显得愈加沈闷、堕落、苍白，颇有沈甸甸的压抑之感。

言论垄断，这是极权专制主义者、极权专制主义政体和极权专制主义国家肆意滥权、残民以逞、祸国殃民、无所不用其极地从事着的必要准备和乐此不疲地紧紧把持的拿手好戏。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重视宣传鼓动。法西斯主义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主管言论垄断，其目的就是要给德国人民进行洗脑，把德国人民的思想都统壹到希特勒的思想中来。因为希特勒思想是统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战无不胜的唯壹正确的思想。在戈培尔的宣传鼓动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都发了疯，都进入到壹种不可抑制的癫狂状态，真是应了《圣经》里的壹句话：上帝让谁亡，必先让谁狂。希特勒作为德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德意志民族的红太阳，最后只能以自杀的方式为其称霸世界的疯狂野心做出最后的可耻交代。所有的纳粹分子也都逃脱不了最终覆灭的可耻下场；前苏联缔造者列宁及其继任者斯大林，在毁灭俄罗斯历史文化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程中，也非常重视舆论工作，在言论垄断方面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而且也的确卓有成效地蒙骗了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中国人民尤其深受其害，至今仍然没有脱离开这种巨大的灾害。列宁所搞的所谓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取缔俄罗斯民主体制的壹次武装政变，其后不久就立刻取缔了好几百家报馆，肆意妄为地剥夺了俄罗斯人民发表不同言论的自由，而只允许符合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共产意识形态的报馆存在下去。列宁绝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出现。谁要是说出不同的意见，提出不同的想法或建议，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枪决。根据现在所掌握的业已解密了的前苏联档案来看，列宁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叫做“学习，学习，再学习”，被现在的俄罗斯人民转换成形容列宁杀人如麻的实事求是的共产革命的理念，就是“杀人，杀人，再杀人”！凡是有不同意见者，毫不客气地就是壹个字：杀！更不用说拥有反对意见的人了。正如普列汉诺夫壹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列宁所搞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把俄罗斯人都驱赶到共产主义天堂，甚至不惜代价地也要把壹半俄罗斯人都给扔进地狱里面去。这种非人道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必将以可耻的方式退出其所占据的历史舞台。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从成功到失败的七十三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普列汉诺夫不愧为先知先觉者，竟壹语成谶。

列宁之所以要搞言论垄断，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只有垄断言论，才能随心所欲地肆意滥权，才能维持他的庞大的红色帝国屹立不倒。如果不能垄断言论，那么在谎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色帝国就注定维持不下去，甚至连壹天也维持不了。在列宁看来，言论垄断是绝对必要的，是须夷不可或离的，是需要贯彻始终的。言论垄断，是共产事业兴旺发达的壹个既可以意会更可以言传的公开秘密。斯大林作为红色帝国的继任领袖在言论垄断方面，更是凶恶至极，具有钢铁般的流氓意志，属于撒谎不脸红的主，尤其是撒下弥天大谎，不但不脸红，反而还振振有词、大言不惭、恬不知耻。这个政治势力小人所具有的革命的辉煌经历，就是曾经成功地抢劫了俄罗斯帝国银行，由此而为列宁的共产革命立下了彪炳史册的汗马功劳。这个靠抢劫银行而发家的刑事犯罪分子，竟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权力角斗场中脱颖而出，最后竟然掌握全苏联的国家之巍巍皇权。可想而知，壹个罪犯，壹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竟会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拖入到壹个怎样令人不堪想象的罪恶遍布的野蛮之地、壹个怎样黑暗、无耻、污秽的人间地狱？壹个罪犯，壹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何以成为全苏联各族人民的敬爱的慈父、何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真乃匪夷所思、难以理喻、荒谬绝伦。难道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都是像斯大林这样的下三滥、无耻之尤的匪徒，毫无道德更没有法律意识的刑事犯罪分子？的确，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铁板钉钉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十恶不赦的刑事犯罪分子，正是人们山呼万岁并认贼作父的伟大领袖、革命导师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北斗星、大救星之类的人渣。

前苏联共产党为了垄断言论，特别在中央政治局设立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专职书记。壹切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必须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认定。苏共中央机关报叫做《真理报》。《真理报》所发布的消息，都要贯彻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志，都要按照领袖的指示和命令作出相应的报道。也就是说，领袖的意志毋庸置疑地就是真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欧洲的粮仓——乌克兰，竟发生了惨绝人环的大饥荒，饿殍遍野，几十万、上百万人都被活生生地饿死。但《真理报》对此却只字未提，仿佛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儿似的。实在无法交代时，即在境外媒体连篇累牍地揭露乌克兰大饥荒的真实状况时，《真理报》只是略作姿态地表示，在苏联的乌克兰部分地区确实发生了食品短缺的暂时困境。《真理报》转而嫁祸于人地说，这个暂时的困境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形形色色的反苏分子和对苏维埃制度不满的富农分子们捣乱破坏的结果，所以还得是“阶级斗争，壹抓就灵”（毛泽东），还得有事没事地进行具有苏联特色的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得找几个替死鬼，比如把主管分配粮食的几个官员拉出去枪毙之后，壹切也就OK了。银行抢劫犯斯大林仍然是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那些因斯大林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的野蛮政策所造成的粮食大面积减产和绝收，并因其所导致的大饥荒而饿毙的人，也就可以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境里统统地死而瞑目或死不瞑目了。《真理报》就是如此这般地瞒天过海、黑白颠倒、荒谬绝伦的。

乌克兰现在已经去共化，已然清算并正在继续清算共产党罄竹难书的历史罪行。乌克兰并且已经建立了大饥荒纪念馆，以铭记在恶魔斯大林统治下所有罹难的乌克兰人。

列宁、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无论是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还是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布尔布特，无论是阿尔巴尼亚——欧洲的社会主义壹盏明灯的掌门人恩威尔•霍查，还是古巴的卡斯特罗，亦或是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爷孙三代，皆形成共产革命江山壹代传壹代永不变色的优良传统。所有这些执掌共产大权的领袖们，在对各自国家、各自人民的言论垄断上都是毫不含糊的，也是壹以贯之的，更是紧紧盯着不放的，这些共产恶魔差不多都坚决的取缔了资产阶级和所谓地富反坏右所有的话语权，以党控媒体舆论壹律的方式，然后宣称代表人民。恶魔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恶魔的意志是独壹无二的。领袖的意志是战无不胜的。恶魔的领袖总是有理的，领袖的恶魔是必须绝对拥护的，是不拥护坚决不行的。既是领袖又是恶魔，两者合二为壹，构成了政治权力的魔杖；既是恶魔又是领袖，端赖于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的政治权力。倘若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恶魔也终究成不了领袖，而只能混成壹个不值壹提的小混混而已。正是因为有了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的政治权力，所以才成为恶魔级的伟大领袖或领袖级的大救星似的恶魔。恶魔与领袖的关系，两者又如何对立统壹成壹个为全民族所山呼万岁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比父母还要亲的最亲爱的人？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现代政治学者们悉心研究、认真探讨。

为什么言论垄断总是成为社会生活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可悲可耻之现实？为什么党控媒体的舆论壹律始终能够自由的在台面上发表？为什么中国从来没有本应具有的正常而又合理的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

言论垄断，就是围剿、取缔、灭杀言论自由，就是使所有的自由言论、舆论自由都统统地成为不可能。言论垄断与言论自由是针锋相对的，是水与火的关系。要追求言论自由，就必须破除对于言论的垄断。追求言论自由、实现言论自由，即人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此乃人性之需要、良知之诉求、道义之使然，既符合道德又合乎良法，是有益于人类进步的，是有益于文明发展的，是人类文明的极为重要的内容之壹。言论自由，天经地义，绝对不容阻碍、绝对不容干扰、绝对不容破坏。

言论自由，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巨大的鼓风机。没有言论自由，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是不可想象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是既不会有什么希望，又不会有任何前途的，是连绵不绝地失望，乃至完全彻底地绝望的。

是人，就得说人话，就得说真话，就得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连表达自己的意愿都不行、都不可能，那又何以为人、那又何以做壹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做壹个拥有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全部权利的人？奴隶没有也不敢有自己的表达权，因为奴隶是依附于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只能照着别人的意愿行事，而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奴隶只能处于被支配的从属的可怜卑微的地位，因为奴隶没有自主权；奴才也同样没有属于自己的言论权，除了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之外，只能做些献媚邀宠、人云亦云的事情。由于丧失了自身所应具有的不容剥夺、不容让渡的表达权，因而必然不能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之价值。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充分的表达权，因为公民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利的个人，并且具有应有的和必有的公民意识，既可以为自己所应具有的全部权利勇于抗争，又能够善于抗争的堂堂正正的大写的正义之人。

1）、有没有言论自由，是检验壹个社会是进步还是落后的壹把标尺。言论自由，主要是允许反对的自由

言论自由，就是允许提意见的自由，允许批评的自由，允许反对的自由。歌功颂德的言论哪怕满天飞，向权力看齐的表忠心的誓词哪怕不绝于耳，就像现在的党控媒体那个样子，都不能叫做言论自由，而恰恰是言论不自由的显著标志。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只姓壹个姓，都概莫能外地姓党姓，就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什么都是官办的，什么都是党控的，什么东西都姓党。官办的、党控的、姓党的新闻媒体，说到底，只能是党的喉舌。党的喉舌，只能搞言论垄断。

舆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可靠之保障。要实现舆论自由，就要提倡、鼓励并支持民众尽其所能地兴办各种各样的私营媒体。私营媒体很重要，甚至极为重要。没有私营媒体，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自由言论。千百万家私营媒体的蜂拥而出，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有了私营媒体，如私营报纸杂志、私营广播电台电视台、私营出版社、私营网站等，那么，中国社会现存的所有的冤屈、痛苦、愤懑，所有的意见、观点、批评、建议，都可以找到发表的渠道，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宣泄，都有获得公正处理的好机会。

中国的事情之所以搞不好，就在于什么都是垄断。要搞好中国的事情，不消除垄断是不行的，不打破封闭的、固若金汤的、固步自封的垄断，是毫无希望、毫无前途的。用这个道理来审视言论垄断、舆论垄断，就完全可以立即清楚地知道，党的喉舌是多么地封闭、多么地不开放，没有道理竟达到了怎样的壹种难以理喻、匪夷所思的不堪入目的程度了？比如壹个百姓受到了某种冤屈报了案。警方在办案时，本应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维护正义、惩戒罪恶为目的，但实际上却办起了人情案。冤屈者不但没有讨回应有的哪怕是最起码的公道，反而还受到了因公权力执法不公所造成的更大的伤害。冤屈者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而罪恶的壹方因公权力的包庇、袒护而逍遥法外、暗自窃喜、自鸣得意。冤屈者将其冤屈告诉党控媒体。党控媒体，将作何反应？其结果可想而知，极力推脱是免不了的，置之不理、不了了之也是可想而知的，直到把冤屈者像踢皮球似地踢来踢去，直至筋疲力尽，冤屈者从满怀希望和幻想，到碰得头破血流的失望、再失望，壹直到万念俱灰的彻底绝望。这，就是党姓媒体所进行的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老百姓要讨回公道，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要揭露社会上的丑恶、邪恶和罪恶，以及壹切的不公、不正、不义之事、之人，在现有的党控媒体之下，实事求是地说，几乎是李白所感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也就是说，根据党的宣传纪律和新闻报道原则，任何揭露警方执法不公的事实，都是坚决不能报道的。如果是警方执法公正的表扬稿，当然是可以而且也应该壹路顺风地、酣畅淋漓地、大张旗鼓地予以发表的。但任何负面的报道，就只能锁在抽屉里打入冷宫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天日。党控媒体向来注意维护人民警察的形象。该掩饰的，壹定要掩饰；该避讳的，壹定要避讳；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那都是有严格的政治标准的，那都是决不能逾越雷池半步的。壹定要稳定压倒壹切。舆论导向，壹定要搞好。在此情况下，冤屈者的冤屈-----其所受到的壹次伤害、二次伤害，实在令人心绪难平的愤怒、痛苦和忧伤，难道就被“正确的舆论导向”给导得无影无踪了吗、竟变戏法似地给导没了吗？导没——倒霉，真是倒透了霉！冤屈不但没有解决，罪恶不但没有受惩，正义不但没有伸张，而且罪恶还压倒了正义，法律还尽显无能，是非颠倒，人妖混淆，整个社会都是灰蒙蒙的雾霾在沉沉地压抑着，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冤民的失落、失望，血泪交织的痛苦、悲伤、愤懑无以名状，仰天长叹，直至绝望；冤屈之上还是冤屈，迭加的冤屈泰山压顶壹样地沉重，压断了脊梁，压出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茶饭不香，夜不能寐，精神恍惚，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上哪儿去说理呢？简直没有说理的地方！这，就是只有党控媒体的言论垄断、舆论垄断所形成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如假包换的赤裸裸的社会现实。

如果有私营媒体，冤屈者就可以直接找到私营媒体诉说自己所受的冤屈。如果这家媒体不行，还可以找到另壹家。如此这般，在千百万家私营媒体中，总有壹家媒体是可以的。只要有新闻价值，所有的媒体都会趋之若鹜的。谁不想抢占新闻报道之先机？所以私营媒体完全可以真实地反映任何冤屈的来龙去脉，得到陈述，毫无遗漏地得到反映，使事情的真相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以让所有的读者、听众，甚至让整个社会都来评评理，各色人等也都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建议、批评等。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评论的，只要是公正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反映的，只要是客观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披露的，只要是真实的。当然，壹家媒体的评论不公正也不要紧。这家媒体的不公正，自有更多的媒体来纠正。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议论的纷纭，壹定会逐步地走向公正的；反映不客观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自有更多的媒体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补充、修正、甄别，等等。众多媒体的介入和反映，必定是通向客观、达到客观的别无选择的正确途径；倘若某个媒体披露得不真实，那这家媒体就壹定站不住脚，有朝壹日就壹定会为新闻市场无情地淘汰出局。只有老老实实地真实报道的媒体，才能够在百舸争流的新闻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且赢得先机。新闻报道应该而且必须秉持应有的新闻原则，这就是：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理性、及时。不管是什么媒体，都应遵循其应有的职业道德，真实地反映社情民意，不走样地表达民众的疾苦、冤屈，以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和必要的警觉。

社会上哪怕有壹个冤民，就意味着整个人类都处于无可逃脱的冤民的地位上；哪怕有壹个冤屈不能给予公正地对待和解决，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其实就是壹个冤屈遍地的可悲可耻的现实，因为壹个无辜者的蒙冤受屈，都是整个人类必须面对的不应有的不堪忍受的灾祸。因而必须确立壹个现代化的思想观念，这就是：坚决杜绝任何壹个冤屈的生成。如果不能防范冤屈的生成，又哪里谈得上公平、正义？

2）、言论自由，是至关重要的第壹位的天赋人权，绝对不可以剥夺

秦始皇尊崇法家，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太祖滥捕滥杀士大夫，康乾盛世频发“文字狱”等，都是古代王朝实行言论垄断的恶劣先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都是禁锢思想言论、不许妄议中央的严酷规定。其目的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搞蛮横霸道的愚民政治。针对这种无法无天的黑暗历史与现实，古代贤达之士曾大义凛然地明确指出：“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在人的所有的权利中，有人认为生命权是第壹位的，也有人认为言论权是第壹位的。在此应该而且必须明确地指出的是，人的生命，就在于自由的言说。从这种意义上讲，言论权与生命权具有同等重要的，因而是并列首要的意义与价值。如同鸟的歌唱证明鸟的存在壹样，鸟儿不再歌唱的沈寂，不能不表现出鸟儿的必然死亡。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生命需要自我表达。不能表达的生命，必定是终止的生命；而终止的生命，绝不是生命本身，只能是别无选择的死亡。是生命，就必然需要沟通与交往，并且需要各种各样的思想的、情感的、文化的、物资的等等联系，即所谓正常的，哪怕是琐碎的社会交往。其中应用最普遍、最广泛、最常见的工具和方式，就是语言。语言，即是交往。实行言论垄断，就是禁止人们自由地表达，正像不许鸟儿自由地歌唱壹样。这，就意味着不允许人们进行联系和交往，因而必然造成极为悲惨之结果：封杀思想，禁锢头脑，削减人的生命，虚妄存在的意义。故此，言论垄断实际上就是在扼杀鲜活的生命。

言论权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是至关重要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天赋人权。所谓天赋，就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天赋予的、是任谁都不可以剥夺的。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权力，无论以什么冠冕堂皇的名义，无论势力多么强大，哪怕是执政党、是军队、是政府、是国家等，都不可以也不能够做出任何否定、围剿、损害、取缔并剥夺言论自由之举动。除非可以显现“即刻而明显的危害”之言论，应当由法律予以明确的限制和制止之外，壹切自由的言论都应当是允许的。提出质疑的言论、批评的言论、反对的言论，都应当是统统地允许的。仅仅允许质疑的言论存在，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力提倡并且积极鼓励反对的言论、批评的言论，最好对这样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给予应有的极大的物资奖励和精神奖励。此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壹定要千方百计地造成鼓励反对意见蜂拥而出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不要总是壹个劲儿地歌功颂德，要经常不断地引发逆向性思维；不要像党控媒体那样从来是欲盖弥彰，壹定要毫不隐瞒地报道壹切真实的社情民意。要允许不同意见的生成和发展。不同意见，越多越好；反对意见，越激烈越好。要从国家法律的层面上切实地、充分地保护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对不同意见者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扣帽子，就是随便地给人家安壹个所谓反动或封资修之类的名义，把其打入另册，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阴暗、茍且之心理，非人地予以对待；打棍子就是，无限地上纲上线，断章取义，以诛心之论罗织罪名，深文周纳；所谓揪辫子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抓住壹点不及其余。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目的就是要制造具有毛泽东特色的全社会的红色恐怖，搞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战战兢兢、襟若寒蝉，取缔并消除中国人民的言论权。在毛统治的历史时期，当中国人民遭受普遍的饥饿时，都丧失了喊“饿”的权利；当中国人民遭受到百般的折磨和巨大的痛苦时，甚至连喊“疼”的权利都被剥夺而去。

没有言论自由权，中国人民的生命势所必然地惨遭涂炭。无论是恶魔毛泽东残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土改、镇反，还是四千多万中国人都被活活地饿死；没有言论自由权，中国人民的苦难必定无穷无尽。无论壹九五七年的阳谋，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于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壹切权利的全面彻底的扫荡与摧残，都是神人共愤的、不可饶恕的，而必须予以彻底清算的滔天大罪；没有言论自由权，历史的悲剧随时可能重演。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历史罪恶，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关于建设壹个文革历史博物馆的建议，至今仍然停留在建议和呼吁的层面上，连个动静都没有，连个影子都看不见。这就意味着文革的流氓政治，其基础仍然牢不可破，其罪恶仍然在深深地埋伏着。潜伏着的罪恶随时以新的形式、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能清算历史的罪恶，就是允许现实的罪恶悄悄地逼近；不能讨回历史的公道，就不可能谈得上现实的公道；没有历史的正义，就决然没有现实的正义。

言论自由权，对于每壹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欠缺的，也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本属于每壹个中国人的天赋人权，都被恶魔毛泽东之流无耻的位高权重的政治势力小人们极其可悲地剥夺了。

3） 没有言论自由的历史，是可悲的历史；没有言论自由的现实，是可悲的现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从未有过言论自由，因为毛共绝不允许中国人民拥有任何自由的言论。这壹点，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壹文中早就开宗明义地告诉过每壹个国人。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他(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就是要实行独裁。毛泽东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壹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壹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

从中共建政到毛泽东死于1976年整整二十七年，中国人民所有的自由言论都统统地不见踪影了。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没有自由言论的情况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或大同小异而已。毛共的言论垄断、舆论垄断，把人们的思想都给禁锢住，把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壹切潜力都给捆得死死的。所以即便发展，也是极其有限的发展，顶多算是个畸形的发展、缺德的发展；即便进步，也是极其有限的进步。与其说是进步，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退步。

没有言论自由，邪恶就会得逞，好人得恶，恶人得好，是非就会混淆，黑白就会颠倒，瞎整、胡整、乱整，无所不在。罪恶就会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地招摇过市，正义就会默默饮泣，啼饥号寒，社会各种乱象就此而惨烈地铸成，且壹发不可收拾；没有言论自由，公权力就会胡作非为、肆意妄为、欺压百姓、趾高气昂，贪污腐败就会普遍化、全面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市场化、卖官鬻爵、蛇鼠壹窝、警匪壹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要多下流就有多下流，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要多混账就有多混账。

4） 建立法治，以保障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

壹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拥有尽可能广泛而深入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得到应有的切实之保障。要保障言论自由，就必须实行法治，即用行之有效的良好的法律来保证并促使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以及实现。壹定要按照早已有之的壹系列良好的建议去做，中国民主化之后，民选的政府应当着手建立《保护不同意见法》或《不同意见奖励法》，要从制度上提倡、鼓励并大力支持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整个社会要把不同的意见当做为至为宝贵的财富来对待、来珍惜、来重视。国家对于不同意见，壹定要实行尽可能多的物资奖励，并要形成习惯成自然的激励制度。只有保护好不同意见，中国大陆才能够逐渐地走向正常、走向合理、走向正义。要把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地位上来考虑，因为这是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所迫切需要的，这也是进步的社会所必然地孜孜以求的；为保护时刻处于危险中的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新闻记者，完全有必要迅速建立本应早已建立而至今还尚未建立的《新闻法》或《新闻记者保护法》，以捍卫新闻报道的绝对必要的自由。为此，壹定要在中国前所未有地和别开生面地确立新闻工作者的“无冕之王”之地位。新闻报道不要搞壹个模式的统稿方式，中宣部也不得随意擅自地发布如何报道的强制命令。危害言论自由的中宣部------这个被毛泽东命名为“阎王殿”的中共机构，应当适得其所地予以撤销。撤销了中宣部，新闻自由就算是打开了壹条顺畅而有利的通道了。新闻记者的报道或许就少了壹个巨大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中国新闻报道的自由就势所必然地可能或必定更多壹些、更大壹些。这，无论如何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向前发展的。

与其有中宣部，还真的不如没有这个阎王殿。没有了中宣部这个阎王殿，当然是大快人心事，言论得解放、舆论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