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鄭貽春

極權專制之壟斷，尤其表現在對於言論的滴水不漏的絕對控制上。無論什麼言論，都得過篩子。凡是歌功頌德的、隨風唱影的、瞪著兩眼說胡話的、瞞天過海吹牛皮的、騙人無商量的、站著說話不腰痛的言論，都要保留下來，都要鄭重其事地予以發表；凡是反映民眾實際生活狀況的、表達民眾真實意願的、但不那麼符合統治者的要求和規定的、不合時宜的言論，都必須被封殺。否則，就極有可能出事兒。因為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真實的言論常常是令人不快的，某些言論更是特別危險的，簡直有如洪水猛獸壹般。所以必得嚴防死守，更要防微杜漸，要審查並且要仔細地審查、要壹個字也不能放過地審查，正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文聯副主席莫言所說，中國的新聞審查正常而且合理，這就像坐飛機得有安檢壹樣。莫言的這番話，是把新聞當成了爆炸物，把文字當做了危險品來看待、來對待的。虧他還是個世界知名的作家，就這種讓人不齒的胡說八道竟出自於壹個現代中國作家之口，實在是口是心非、似是而非、偷梁換柱、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也！

具有中國政治特色的秘密警察在每壹句詩行中巡邏、在每壹篇散文中駐足、在每壹個文藝作品中行使其執法的職能：跟蹤監視、收集證據、分析案情，直到把異議人士都統統地給關押起來，嚴懲不貸，或像毛澤東時代那樣肆意槍殺，或者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嚴厲審判，關進大牢。請問莫言，這，到底算不算正常而合理？

控制言論，就是控制思想；壟斷言論，就是壟斷思想。因為言論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思想通常以言論來表現。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思想與言論具有同壹性。有什麼樣的思想，就應該有什麼樣的言論。但在極權專制主義社會裡，言論與思想並不壹致，兩者經常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心裏想的，嘴上不說；嘴上說的，卻完全不是心中所想。故此極權專制主義社會，乃是虛假成風、謊言流布、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的社會。這，就像騙子總是用虛假的所謂「事實」、用冠冕堂皇的語言編造出種種似乎真事的騙局壹樣，目的就是誘人上當。極權專制主義社會就其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統治者愚弄一般民眾的社會。

言論壟斷，大都以輿論壹律的方式予以實行。報紙雜誌、廣播電台、電視台、網站等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都概莫能外地變成了清壹色的黨姓媒體。社會上所有的言論都必須通過黨控媒體來定奪、來取捨。言論壹黨控，立馬官樣化。民眾的困難、悲傷、倒霉、冤屈等，就壹點兒也沒有了；天災、人禍、悲劇，也都統統地不見了。正如文化大革命時壹句耳熟能詳的時髦口號所喊的那樣，叫做：「壹切都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形勢大好」。哪怕人人都活得揪心待命，如驚弓之鳥壹般地惶恐不安，但在黨控媒體上反映出來的，卻是人們安居樂業、喜笑顏開、幸福指數不斷地攀升。總之，黨控媒體從來是瞪著兩眼說瞎話的。哪怕死了人，也要把喪事當成喜事來講述：又是各級黨政機關的扶危濟困，又是各級領導對人民群眾的噓寒問暖。生花之妙筆，倒也真能扯，竟扯出了壹連串的胡編濫造、渾水摸魚、黑白顛倒、歌功頌德。

輿論壟斷表現在所有的通訊報道，都必須以壹個模式為標準，而決不能隨心所欲地、另起爐灶地進行報道。如果不能按照新華社的通稿統壹口徑，非得要自作主張地、實事求是地進行報道，那就必不可免地犯有不服從命令、不遵守新聞報道紀律的所謂的政治錯誤。犯有這樣的錯誤，輕者被通報批評，降職降薪，重者就要停職檢查、開除公職。是總編的，可能壹擼到底；是記者的，也許調離崗位、停止工作。當然也還有其他的更為嚴重的處理方式。擅自報道的結果，損失是慘重的，代價是高昂的，總之是吃不了兜著走的。因為沒有按照黨的喉舌之要求去做，沒有聽從黨的命令，那就必然沒有好果子吃。要想保住飯碗，就必須夾著尾巴做人，該說什麼和不該說什麼，該寫什麼和不該寫什麼，該發表什麼和不該發表什麼，那得看著上級領導的臉色行事才行，那得壹心壹意地聽從中宣部的命令和指示才行。否則，倒霉就是自然而然的、也是無可逃脫的。想真實地反映老百姓的疾苦，那得根據黨的政治需要。如果反映的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時期，那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須的；不但要事無巨細地如實道來，而且還可以添枝加葉地繪聲繪色。因為在萬惡的舊社會，廣大的勞苦人民壹定是吃不飽穿不暖，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仇恨的種子要發芽，階級仇血淚賬，都是要壹股腦地記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頭上，記到反共反人民的蔣介石頭上的。但如果把壹九五九年——壹九六二年中國人民飢腸咕嚕的生活慘景用文字寫出來，那可就是絕對絕對地不行的，更不用說在廣大的的農村餓殍遍野，乃至絕戶絕村人相食的慘不忍睹的地獄般的景象了。如果有誰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寫出當時農村的真實景象，寫出幾千萬中國人活生生地餓死了的悲慘場景，遭受牢獄之災都算是輕的了，註定要被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得個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了。任何真實的反映，都是不可以的；任何真實情緒的表達，都是成問題的。中國大陸所有的新聞媒體，對於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人禍和悲劇，都必須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都必須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領導的中共之要求，兩眼壹抹黑地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千方百計地偽造人定勝天的大好形勢。死人算什麼，勝利的凱歌依然嘹亮；災難算什麼，革命的鑼鼓響連天。現實成地獄，又何足道哉？莫不見共產主義的美好圖景在深情地呼喚著每壹個中國人刀山敢上火海敢闖、拋頭顱灑熱血地奮勇獻身嗎？為了英特耐雄納爾的明天，屍骨成堆的現實，又有什麼了不起呢？

言論壟斷，就是全國壹個調、全社會壹個聲音。語言是口號，是戰鬥的號令，是激揚慷慨的具有爆炸性的文字炸藥、是眼鏡蛇噴發出來的烈性毒素，是如刀似槍的大批判的猛烈詞語，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毫不留情、絕不寬容的斬盡殺絕，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生死較量，是「保衛毛主席，打倒劉少奇」的決絕宣言。由於只有壹種聲音、壹個腔調，此即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所矢志不渝地追求的理想的和現實的目標----輿論壹律。只有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才可以有按照黨和領袖的意志順著說話的權利，而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等壹切反動的階級就只許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只有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共產黨及其領袖，才能真正地代表人民掌握國家政權，還哪裡有其他的各色人等如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七嘴八舌地評頭論足的任何權利？輿論壹律，就是所有的報紙雜誌、廣播電台、電視台、出版社等新聞機構，都必須嚴格地按照中宣部的指令進行所謂的正確報道，必須嚴格地遵守黨的鐵的紀律。黨叫怎麼寫就怎麼寫，黨叫怎麼報就怎麼報。各個省報要照抄《人民日報》，各市地級的報紙要照抄《人民日報》和省報，所有的報紙雜誌都是壹個模式、壹種語言、壹個調調，雖然報紙的名稱各有不同，但內容卻大同小異，都有壹個似曾相識的面貌。此種狀況時間壹久，就愈顯單調、乏味、無聊，聊無新意，匱乏創造力、沒有想象力；因為公式化、形式主義、機械重複等而顯得愈加沈悶、墮落、蒼白，頗有沈甸甸的壓抑之感。

言論壟斷，這是極權專制主義者、極權專制主義政體和極權專制主義國家肆意濫權、殘民以逞、禍國殃民、無所不用其極地從事著的必要準備和樂此不疲地緊緊把持的拿手好戲。極權專制主義者向來重視宣傳鼓動。法西斯主義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主管言論壟斷，其目的就是要給德國人民進行洗腦，把德國人民的思想都統壹到希特勒的思想中來。因為希特勒思想是統壹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戰無不勝的唯壹正確的思想。在戈培爾的宣傳鼓動下，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都發了瘋，都進入到壹種不可抑制的癲狂狀態，真是應了《聖經》里的壹句話：上帝讓誰亡，必先讓誰狂。希特勒作為德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德意志民族的紅太陽，最後只能以自殺的方式為其稱霸世界的瘋狂野心做出最後的可恥交代。所有的納粹分子也都逃脫不了最終覆滅的可恥下場；前蘇聯締造者列寧及其繼任者斯大林，在毀滅俄羅斯歷史文化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歷程中，也非常重視輿論工作，在言論壟斷方面是不惜任何代價的，而且也的確卓有成效地矇騙了包括俄羅斯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中國人民尤其深受其害，至今仍然沒有脫離開這種巨大的災害。列寧所搞的所謂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其實是取締俄羅斯民主體制的壹次武裝政變，其後不久就立刻取締了好幾百家報館，肆意妄為地剝奪了俄羅斯人民發表不同言論的自由，而只允許符合列寧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共產意識形態的報館存在下去。列寧絕不允許反對的聲音出現。誰要是說出不同的意見，提出不同的想法或建議，那就要毫不客氣地予以槍決。根據現在所掌握的業已解密了的前蘇聯檔案來看，列寧所提出的著名口號叫做「學習，學習，再學習」，被現在的俄羅斯人民轉換成形容列寧殺人如麻的實事求是的共產革命的理念，就是「殺人，殺人，再殺人」！凡是有不同意見者，毫不客氣地就是壹個字：殺！更不用說擁有反對意見的人了。正如普列漢諾夫壹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列寧所搞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了把俄羅斯人都驅趕到共產主義天堂，甚至不惜代價地也要把壹半俄羅斯人都給扔進地獄裏面去。這種非人道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必將以可恥的方式退出其所佔據的歷史舞台。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從成功到失敗的七十三年的歷史實踐證明，普列漢諾夫不愧為先知先覺者，竟壹語成讖。

列寧之所以要搞言論壟斷，是因為他深深地知道，只有壟斷言論，才能隨心所欲地肆意濫權，才能維持他的龐大的紅色帝國屹立不倒。如果不能壟斷言論，那麼在謊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紅色帝國就註定維持不下去，甚至連壹天也維持不了。在列寧看來，言論壟斷是絕對必要的，是須夷不可或離的，是需要貫徹始終的。言論壟斷，是共產事業興旺發達的壹個既可以意會更可以言傳的公開秘密。斯大林作為紅色帝國的繼任領袖在言論壟斷方面，更是兇惡至極，具有鋼鐵般的流氓意志，屬於撒謊不臉紅的主，尤其是撒下彌天大謊，不但不臉紅，反而還振振有詞、大言不慚、恬不知恥。這個政治勢力小人所具有的革命的輝煌經歷，就是曾經成功地搶劫了俄羅斯帝國銀行，由此而為列寧的共產革命立下了彪炳史冊的汗馬功勞。這個靠搶劫銀行而發家的刑事犯罪分子，竟能夠在群雄逐鹿的權力角斗場中脫穎而出，最後竟然掌握全蘇聯的國家之巍巍皇權。可想而知，壹個罪犯，壹個十惡不赦的罪犯，在掌握了國家政權之後，竟會把整個國家、整個社會拖入到壹個怎樣令人不堪想象的罪惡遍布的野蠻之地、壹個怎樣黑暗、無恥、污穢的人間地獄？壹個罪犯，壹個十惡不赦的罪犯，何以成為全蘇聯各族人民的敬愛的慈父、何以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真乃匪夷所思、難以理喻、荒謬絕倫。難道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都是像斯大林這樣的下三濫、無恥之尤的匪徒，毫無道德更沒有法律意識的刑事犯罪分子？的確，明白無誤的歷史事實就是這樣鐵板釘釘地告訴我們這個道理的：十惡不赦的刑事犯罪分子，正是人們山呼萬歲並認賊作父的偉大領袖、革命導師和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北斗星、大救星之類的人渣。

前蘇聯共產黨為了壟斷言論，特別在中央政治局設立主管全國意識形態的專職書記。壹切重大的理論問題，都必須經過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和認定。蘇共中央機關報叫做《真理報》。《真理報》所發布的消息，都要貫徹蘇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意志，都要按照領袖的指示和命令作出相應的報道。也就是說，領袖的意志毋庸置疑地就是真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歐洲的糧倉——烏克蘭，竟發生了慘絕人環的大飢荒，餓殍遍野，幾十萬、上百萬人都被活生生地餓死。但《真理報》對此卻隻字未提，彷彿根本就沒有這碼子事兒似的。實在無法交代時，即在境外媒體連篇累牘地揭露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狀況時，《真理報》只是略作姿態地表示，在蘇聯的烏克蘭部分地區確實發生了食品短缺的暫時困境。《真理報》轉而嫁禍於人地說，這個暫時的困境之所以發生，乃是由於形形色色的反蘇分子和對蘇維埃制度不滿的富農分子們搗亂破壞的結果，所以還得是「階級鬥爭，壹抓就靈」（毛澤東），還得有事沒事地進行具有蘇聯特色的疾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得找幾個替死鬼，比如把主管分配糧食的幾個官員拉出去槍斃之後，壹切也就OK了。銀行搶劫犯斯大林仍然是蘇聯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那些因斯大林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的野蠻政策所造成的糧食大面積減產和絕收，並因其所導致的大飢荒而餓斃的人，也就可以在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夢境里統統地死而瞑目或死不瞑目了。《真理報》就是如此這般地瞞天過海、黑白顛倒、荒謬絕倫的。

烏克蘭現在已經去共化，已然清算並正在繼續清算共產黨罄竹難書的歷史罪行。烏克蘭並且已經建立了大飢荒紀念館，以銘記在惡魔斯大林統治下所有罹難的烏克蘭人。

列寧、斯大林的後繼者們，無論是中國的毛澤東、鄧小平，還是越南的胡志明，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布爾布特，無論是阿爾巴尼亞——歐洲的社會主義壹盞明燈的掌門人恩威爾•霍查，還是古巴的卡斯特羅，亦或是朝鮮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爺孫三代，皆形成共產革命江山壹代傳壹代永不變色的優良傳統。所有這些執掌共產大權的領袖們，在對各自國家、各自人民的言論壟斷上都是毫不含糊的，也是壹以貫之的，更是緊緊盯著不放的，這些共產惡魔差不多都堅決的取締了資產階級和所謂地富反壞右所有的話語權，以黨控媒體輿論壹律的方式，然後宣稱代表人民。惡魔的意志就是黨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惡魔的意志是獨壹無二的。領袖的意志是戰無不勝的。惡魔的領袖總是有理的，領袖的惡魔是必須絕對擁護的，是不擁護堅決不行的。既是領袖又是惡魔，兩者合二為壹，構成了政治權力的魔杖；既是惡魔又是領袖，端賴於至高無上的九五之尊的政治權力。倘若沒有相應的政治權力，惡魔也終究成不了領袖，而只能混成壹個不值壹提的小混混而已。正是因為有了至高無上的九五之尊的政治權力，所以才成為惡魔級的偉大領袖或領袖級的大救星似的惡魔。惡魔與領袖的關係，兩者又如何對立統壹成壹個為全民族所山呼萬歲的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比父母還要親的最親愛的人？這個問題非常值得現代政治學者們悉心研究、認真探討。

為什麼言論壟斷總是成為社會生活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可悲可恥之現實？為什麼黨控媒體的輿論壹律始終能夠自由的在檯面上發表？為什麼中國從來沒有本應具有的正常而又合理的言論自由和輿論自由？

言論壟斷，就是圍剿、取締、滅殺言論自由，就是使所有的自由言論、輿論自由都統統地成為不可能。言論壟斷與言論自由是針鋒相對的，是水與火的關係。要追求言論自由，就必須破除對於言論的壟斷。追求言論自由、實現言論自由，即人人都有表達的權利，人人都有言說的權利，此乃人性之需要、良知之訴求、道義之使然，既符合道德又合乎良法，是有益於人類進步的，是有益於文明發展的，是人類文明的極為重要的內容之壹。言論自由，天經地義，絕對不容阻礙、絕對不容干擾、絕對不容破壞。

言論自由，是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巨大的鼓風機。沒有言論自由，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是不可想象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是既不會有什麼希望，又不會有任何前途的，是連綿不絕地失望，乃至完全徹底地絕望的。

是人，就得說人話，就得說真話，就得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意願。連表達自己的意願都不行、都不可能，那又何以為人、那又何以做壹個堂堂正正的大寫的人、做壹個擁有不可剝奪、不可讓渡的全部權利的人？奴隸沒有也不敢有自己的表達權，因為奴隸是依附於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只能照著別人的意願行事，而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奴隸只能處於被支配的從屬的可憐卑微的地位，因為奴隸沒有自主權；奴才也同樣沒有屬於自己的言論權，除了唯唯諾諾、阿諛奉承之外，只能做些獻媚邀寵、人云亦云的事情。由於喪失了自身所應具有的不容剝奪、不容讓渡的表達權，因而必然不能顯示自己的獨立存在之價值。只有公民，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充分的表達權，因為公民是擁有屬於自己的全部權利的個人，並且具有應有的和必有的公民意識，既可以為自己所應具有的全部權利勇於抗爭，又能夠善於抗爭的堂堂正正的大寫的正義之人。

1）、有沒有言論自由，是檢驗壹個社會是進步還是落後的壹把標尺。言論自由，主要是允許反對的自由

言論自由，就是允許提意見的自由，允許批評的自由，允許反對的自由。歌功頌德的言論哪怕滿天飛，向權力看齊的表忠心的誓詞哪怕不絕於耳，就像現在的黨控媒體那個樣子，都不能叫做言論自由，而恰恰是言論不自由的顯著標誌。所有的新聞媒體都只姓壹個姓，都概莫能外地姓黨姓，就根本沒有言論自由、輿論自由。什麼都是官辦的，什麼都是黨控的，什麼東西都姓黨。官辦的、黨控的、姓黨的新聞媒體，說到底，只能是黨的喉舌。黨的喉舌，只能搞言論壟斷。

輿論自由是言論自由的可靠之保障。要實現輿論自由，就要提倡、鼓勵並支持民眾盡其所能地興辦各種各樣的私營媒體。私營媒體很重要，甚至極為重要。沒有私營媒體，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所謂的自由言論。千百萬家私營媒體的蜂擁而出，是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必由之路。有了私營媒體，如私營報紙雜誌、私營廣播電台電視台、私營出版社、私營網站等，那麼，中國社會現存的所有的冤屈、痛苦、憤懣，所有的意見、觀點、批評、建議，都可以找到發表的渠道，都能夠得到合理的宣洩，都有獲得公正處理的好機會。

中國的事情之所以搞不好，就在於什麼都是壟斷。要搞好中國的事情，不消除壟斷是不行的，不打破封閉的、固若金湯的、固步自封的壟斷，是毫無希望、毫無前途的。用這個道理來審視言論壟斷、輿論壟斷，就完全可以立即清楚地知道，黨的喉舌是多麼地封閉、多麼地不開放，沒有道理竟達到了怎樣的壹種難以理喻、匪夷所思的不堪入目的程度了？比如壹個百姓受到了某種冤屈報了案。警方在辦案時，本應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以維護正義、懲戒罪惡為目的，但實際上卻辦起了人情案。冤屈者不但沒有討回應有的哪怕是最起碼的公道，反而還受到了因公權力執法不公所造成的更大的傷害。冤屈者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申。而罪惡的壹方因公權力的包庇、袒護而逍遙法外、暗自竊喜、自鳴得意。冤屈者將其冤屈告訴黨控媒體。黨控媒體，將作何反應？其結果可想而知，極力推脫是免不了的，置之不理、不了了之也是可想而知的，直到把冤屈者像踢皮球似地踢來踢去，直至筋疲力盡，冤屈者從滿懷希望和幻想，到碰得頭破血流的失望、再失望，壹直到萬念俱灰的徹底絕望。這，就是黨姓媒體所進行的所謂的「正確輿論導向」。老百姓要討回公道，要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要揭露社會上的醜惡、邪惡和罪惡，以及壹切的不公、不正、不義之事、之人，在現有的黨控媒體之下，實事求是地說，幾乎是李白所感嘆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也就是說，根據黨的宣傳紀律和新聞報道原則，任何揭露警方執法不公的事實，都是堅決不能報道的。如果是警方執法公正的表揚稿，當然是可以而且也應該壹路順風地、酣暢淋漓地、大張旗鼓地予以發表的。但任何負面的報道，就只能鎖在抽屜里打入冷宮了，並且永遠也不可能見到天日。黨控媒體向來注意維護人民警察的形象。該掩飾的，壹定要掩飾；該避諱的，壹定要避諱；該說什麼和不該說什麼，那都是有嚴格的政治標準的，那都是決不能逾越雷池半步的。壹定要穩定壓倒壹切。輿論導向，壹定要搞好。在此情況下，冤屈者的冤屈-----其所受到的壹次傷害、二次傷害，實在令人心緒難平的憤怒、痛苦和憂傷，難道就被「正確的輿論導向」給導得無影無蹤了嗎、竟變戲法似地給導沒了嗎？導沒——倒霉，真是倒透了霉！冤屈不但沒有解決，罪惡不但沒有受懲，正義不但沒有伸張，而且罪惡還壓倒了正義，法律還盡顯無能，是非顛倒，人妖混淆，整個社會都是灰濛濛的霧霾在沉沉地壓抑著，簡直教人喘不過氣來，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冤民的失落、失望，血淚交織的痛苦、悲傷、憤懣無以名狀，仰天長嘆，直至絕望；冤屈之上還是冤屈，迭加的冤屈泰山壓頂壹樣地沉重，壓斷了脊樑，壓出了各種各樣的疾病，茶飯不香，夜不能寐，精神恍惚，血壓升高，手腳冰涼。上哪兒去說理呢？簡直沒有說理的地方！這，就是只有黨控媒體的言論壟斷、輿論壟斷所形成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如假包換的赤裸裸的社會現實。

如果有私營媒體，冤屈者就可以直接找到私營媒體訴說自己所受的冤屈。如果這家媒體不行，還可以找到另壹家。如此這般，在千百萬家私營媒體中，總有壹家媒體是可以的。只要有新聞價值，所有的媒體都會趨之若鶩的。誰不想搶佔新聞報道之先機？所以私營媒體完全可以真實地反映任何冤屈的來龍去脈，得到陳述，毫無遺漏地得到反映，使事情的真相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以讓所有的讀者、聽眾，甚至讓整個社會都來評評理，各色人等也都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建議、批評等。

沒有什麼是不可以評論的，只要是公正的；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反映的，只要是客觀的；沒有什麼是不可以披露的，只要是真實的。當然，壹家媒體的評論不公正也不要緊。這家媒體的不公正，自有更多的媒體來糾正。不同觀點的交鋒和議論的紛紜，壹定會逐步地走向公正的；反映不客觀也不是什麼大問題，自有更多的媒體從不同的角度、從不同的方面來進行補充、修正、甄別，等等。眾多媒體的介入和反映，必定是通向客觀、達到客觀的別無選擇的正確途徑；倘若某個媒體披露得不真實，那這家媒體就壹定站不住腳，有朝壹日就壹定會為新聞市場無情地淘汰出局。只有老老實實地真實報道的媒體，才能夠在百舸爭流的新聞市場的激烈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且贏得先機。新聞報道應該而且必須秉持應有的新聞原則，這就是：真實、客觀、全面、公正、理性、及時。不管是什麼媒體，都應遵循其應有的職業道德，真實地反映社情民意，不走樣地表達民眾的疾苦、冤屈，以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和必要的警覺。

社會上哪怕有壹個冤民，就意味著整個人類都處於無可逃脫的冤民的地位上；哪怕有壹個冤屈不能給予公正地對待和解決，就意味著我們的生存環境其實就是壹個冤屈遍地的可悲可恥的現實，因為壹個無辜者的蒙冤受屈，都是整個人類必須面對的不應有的不堪忍受的災禍。因而必須確立壹個現代化的思想觀念，這就是：堅決杜絕任何壹個冤屈的生成。如果不能防範冤屈的生成，又哪裡談得上公平、正義？

2）、言論自由，是至關重要的第壹位的天賦人權，絕對不可以剝奪

秦始皇尊崇法家，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明太祖濫捕濫殺士大夫，康乾盛世頻發「文字獄」等，都是古代王朝實行言論壟斷的惡劣先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世，以古非今者族」（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都是禁錮思想言論、不許妄議中央的嚴酷規定。其目的就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搞蠻橫霸道的愚民政治。針對這種無法無天的黑暗歷史與現實，古代賢達之士曾大義凜然地明確指出：「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在人的所有的權利中，有人認為生命權是第壹位的，也有人認為言論權是第壹位的。在此應該而且必須明確地指出的是，人的生命，就在於自由的言說。從這種意義上講，言論權與生命權具有同等重要的，因而是並列首要的意義與價值。如同鳥的歌唱證明鳥的存在壹樣，鳥兒不再歌唱的沈寂，不能不表現出鳥兒的必然死亡。人的生命，又何嘗不是如此？生命需要自我表達。不能表達的生命，必定是終止的生命；而終止的生命，絕不是生命本身，只能是別無選擇的死亡。是生命，就必然需要溝通與交往，並且需要各種各樣的思想的、情感的、文化的、物資的等等聯繫，即所謂正常的，哪怕是瑣碎的社會交往。其中應用最普遍、最廣泛、最常見的工具和方式，就是語言。語言，即是交往。實行言論壟斷，就是禁止人們自由地表達，正像不許鳥兒自由地歌唱壹樣。這，就意味著不允許人們進行聯繫和交往，因而必然造成極為悲慘之結果：封殺思想，禁錮頭腦，削減人的生命，虛妄存在的意義。故此，言論壟斷實際上就是在扼殺鮮活的生命。

言論權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是至關重要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天賦人權。所謂天賦，就是從娘肚子裡帶來的、是與生俱來的、是上天賦予的、是任誰都不可以剝奪的。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權力，無論以什麼冠冕堂皇的名義，無論勢力多麼強大，哪怕是執政黨、是軍隊、是政府、是國家等，都不可以也不能夠做出任何否定、圍剿、損害、取締並剝奪言論自由之舉動。除非可以顯現「即刻而明顯的危害」之言論，應當由法律予以明確的限制和制止之外，壹切自由的言論都應當是允許的。提出質疑的言論、批評的言論、反對的言論，都應當是統統地允許的。僅僅允許質疑的言論存在，恐怕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大力提倡並且積極鼓勵反對的言論、批評的言論，最好對這樣建設性的批評意見給予應有的極大的物資獎勵和精神獎勵。此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壹定要千方百計地造成鼓勵反對意見蜂擁而出的良好的社會風氣。不要總是壹個勁兒地歌功頌德，要經常不斷地引發逆向性思維；不要像黨控媒體那樣從來是欲蓋彌彰，壹定要毫不隱瞞地報道壹切真實的社情民意。要允許不同意見的生成和發展。不同意見，越多越好；反對意見，越激烈越好。要從國家法律的層面上切實地、充分地保護所有的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對不同意見者動輒扣帽子、打棍子、揪辮子。扣帽子，就是隨便地給人家安壹個所謂反動或封資修之類的名義，把其打入另冊，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陰暗、茍且之心理，非人地予以對待；打棍子就是，無限地上綱上線，斷章取義，以誅心之論羅織罪名，深文周納；所謂揪辮子就是，雞蛋裏面挑骨頭，抓住壹點不及其餘。扣帽子、打棍子、揪辮子，目的就是要製造具有毛澤東特色的全社會的紅色恐怖，搞得草木皆兵、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戰戰兢兢、襟若寒蟬，取締並消除中國人民的言論權。在毛統治的歷史時期，當中國人民遭受普遍的飢餓時，都喪失了喊「餓」的權利；當中國人民遭受到百般的折磨和巨大的痛苦時，甚至連喊「疼」的權利都被剝奪而去。

沒有言論自由權，中國人民的生命勢所必然地慘遭塗炭。無論是惡魔毛澤東殘殺千百萬中國人民的土改、鎮反，還是四千多萬中國人都被活活地餓死；沒有言論自由權，中國人民的苦難必定無窮無盡。無論壹九五七年的陽謀，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對於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壹切權利的全面徹底的掃蕩與摧殘，都是神人共憤的、不可饒恕的，而必須予以徹底清算的滔天大罪；沒有言論自由權，歷史的悲劇隨時可能重演。中共建政以來所有的歷史罪惡，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徹底清算。關於建設壹個文革歷史博物館的建議，至今仍然停留在建議和呼籲的層面上，連個動靜都沒有，連個影子都看不見。這就意味著文革的流氓政治，其基礎仍然牢不可破，其罪惡仍然在深深地埋伏著。潛伏著的罪惡隨時以新的形式、新的面貌重新進入人們的視線。不能清算歷史的罪惡，就是允許現實的罪惡悄悄地逼近；不能討回歷史的公道，就不可能談得上現實的公道；沒有歷史的正義，就決然沒有現實的正義。

言論自由權，對於每壹個中國人來說都是欠缺的，也是沒有的，因為這個本屬於每壹個中國人的天賦人權，都被惡魔毛澤東之流無恥的位高權重的政治勢力小人們極其可悲地剝奪了。

3） 沒有言論自由的歷史，是可悲的歷史；沒有言論自由的現實，是可悲的現實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從未有過言論自由，因為毛共絕不允許中國人民擁有任何自由的言論。這壹點，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中早就開宗明義地告訴過每壹個國人。毛澤東明確地表示：他(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就是要實行獨裁。毛澤東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壹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壹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

從中共建政到毛澤東死於1976年整整二十七年，中國人民所有的自由言論都統統地不見蹤影了。即使到了改革開放已經搞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沒有自由言論的情況也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基本上是換湯不換藥或大同小異而已。毛共的言論壟斷、輿論壟斷，把人們的思想都給禁錮住，把人們的想象力、創造力和壹切潛力都給捆得死死的。所以即便發展，也是極其有限的發展，頂多算是個畸形的發展、缺德的發展；即便進步，也是極其有限的進步。與其說是進步，還不如直截了當地說是退步。

沒有言論自由，邪惡就會得逞，好人得惡，惡人得好，是非就會混淆，黑白就會顛倒，瞎整、胡整、亂整，無所不在。罪惡就會大搖大擺，如入無人之境地招搖過市，正義就會默默飲泣，啼飢號寒，社會各種亂象就此而慘烈地鑄成，且壹發不可收拾；沒有言論自由，公權力就會胡作非為、肆意妄為、欺壓百姓、趾高氣昂，貪污腐敗就會普遍化、全面化，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權力市場化、賣官鬻爵、蛇鼠壹窩、警匪壹家。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要多下流就有多下流，要多無恥就有多無恥，要多混賬就有多混賬。

4） 建立法治，以保障言論自由和輿論自由

壹個正常的社會，必須擁有儘可能廣泛而深入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必須得到應有的切實之保障。要保障言論自由，就必須實行法治，即用行之有效的良好的法律來保證並促使公民言論自由權的行使以及實現。壹定要按照早已有之的壹系列良好的建議去做，中國民主化之後，民選的政府應當著手建立《保護不同意見法》或《不同意見獎勵法》，要從制度上提倡、鼓勵並大力支持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整個社會要把不同的意見當做為至為寶貴的財富來對待、來珍惜、來重視。國家對於不同意見，壹定要實行儘可能多的物資獎勵，並要形成習慣成自然的激勵制度。只有保護好不同意見，中國大陸才能夠逐漸地走向正常、走向合理、走向正義。要把尊重和保護不同意見提升到國家的戰略地位上來考慮，因為這是我們從事現代化建設所迫切需要的，這也是進步的社會所必然地孜孜以求的；為保護時刻處於危險中的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新聞記者，完全有必要迅速建立本應早已建立而至今還尚未建立的《新聞法》或《新聞記者保護法》，以捍衛新聞報道的絕對必要的自由。為此，壹定要在中國前所未有地和別開生面地確立新聞工作者的「無冕之王」之地位。新聞報道不要搞壹個模式的統稿方式，中宣部也不得隨意擅自地發布如何報道的強制命令。危害言論自由的中宣部------這個被毛澤東命名為「閻王殿」的中共機構，應當適得其所地予以撤銷。撤銷了中宣部，新聞自由就算是打開了壹條順暢而有利的通道了。新聞記者的報道或許就少了壹個巨大的攔路虎和絆腳石，中國新聞報道的自由就勢所必然地可能或必定更多壹些、更大壹些。這，無論如何都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人權事業向前發展的。

與其有中宣部，還真的不如沒有這個閻王殿。沒有了中宣部這個閻王殿，當然是大快人心事，言論得解放、輿論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