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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博树

给中国经济“号脉”不容易，难就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是扯在壹起的，我们要“号”准这个“脉”，就必须把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和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政治学洞察结合在壹起，探究中国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学成因，考量政权性质及其决策偏好对经济的影响。事实上，正是两者间的深刻互动，体现着红色帝国之政治经济学的特有逻辑。本文试图对这个逻辑做出较全面的检索。

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现状及其未来走向？人们的说法往往大相径庭。北京官方承认经济已从前些年的两位数高增长转入“下行”，但又称“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1] 似乎“新常态”总体状况尚可。体制内经济学家（特别是自由派）会用更直率的语言描绘经济形势，比如中国正在面临“持续性的经济衰退”且“刚刚开始”，[2] 或“成本优势在减弱”而“体制成本重新上升”，中国必须实现“经济突围”。[3] 更悲观的说法出自海外，如章家敦早有“中国崩溃”之说，近年还在重复；[4]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中同样盛行“崩溃论”，虽然其动机更多是政治性的：在这些反共人士看来，经济危机意味着中共统治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其崩溃之日就是中国民主化到来之时。

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

在笔者看来，给中国经济“号脉”不容易，难就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是扯在壹起的，我们要“号”准这个“脉”，就必须把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和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政治学洞察结合在壹起，探究中国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学成因，考量政权性质及其决策偏好对经济的影响。事实上，正是两者间的深刻互动，体现着红色帝国之政治经济学的特有逻辑。它的力量、成就、缺陷和足以致命的短板均在于此。

“中国奇迹”与“中国危机”

我这壹代人经历过文革和文革前的短缺经济时代，那时城市居民家家要领粮票、布票，所有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应，买半斤鸡蛋、两块豆腐也要记在购货本上。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壹，实际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0。从那以后，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8%。现在，中国的实际人均GDP已经大体相当于美国的1/5。[5] 更光鲜的数字是GDP总量。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7%，虽然增长率已经放缓，GDP总量仍稳居世界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6]

显然，把以上成就誉为“奇迹”不能算过，北京执政者也往往以此自豪。那么，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斗私批修”式的经济禁欲主义曾经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压抑了普通中国人的发财欲望、甚至毁掉了人们的正常经济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后承认经济行为中利益驱动的正当性、给“致富”平反，乃是历史的必然反弹。在政策层面，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沿海经济特区的开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个巨大推手，技术的落后，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的待改进，贫困以及由贫困造成的人力成本的低廉，反倒转换成巨大的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在体制转轨和与世界接轨进程中广为受益。到了1990年代，朱镕基政府的四项改革举措使制度建构意义上的中国经济进壹步现代化，这四项举措包括：1，现代财税体制的初步建立，它不但使中央政府有能力获得更多收入，且首次将这种能力置于非人格化的规则之下；2，以公司法改革为核心，国企改制提速，民间亦获得更多经济自由；3，以1995年《银行法》通过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货币体制得以建立，央行不得再为财政随意透支，信贷资源也不得根据行政命令随意分配，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4，汇率政策重整，以人民币低汇率强化中国产品的出口优势，同时努力促成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以便让中国经济进壹步融入世界。[7]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终于成功，成为WTO第143位成员，用世贸组织副总干事Harsha V. Singh的话讲，“中国接受了苛刻的谈判条件，因为中国认识到了入世对其国内经济增长和改革的益处”，“直到2001年中国结束入世谈判，其平均关税已经由43%下降至15%左右。……中国还做出了大量的非关税承诺，其服务贸易承诺比大多数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员更为宽泛，在增加政策透明度方面也做了大量通报工作。”[8] 从中国自身看，“入世”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进程，使中国迅速成为国际分工产业链中的壹部分，中国出口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壹路攀升，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壹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9]

当然，以上所列，并未超出壹般经济理论所能解释者。“中国奇迹”的发生其实还有壹些中国特有的政治要素在发挥作用，它们往往更关键，需要进行本文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众所周知，1989年六四天安门开枪后，中共政权合法性受到巨大挑战，传统意识形态说教也名誉扫地，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增长成了重塑政权合法性的几乎唯壹的来源。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也可以由此理解何以GDP在过去30年中国官员眼中变得如此重要。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GDP完成情况壹直是考核各级地方官员的硬指标，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均呈现出强烈的增长导向，政府在介入经济活动中的强势角色，也极其突显。青年经济学者刘海影在其近着《中国巨债：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中详细分析了从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到土地财政的巨大作用，再到国企软财务约束和金融信贷扩张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描绘出“中国奇迹”形成的基本逻辑。据刘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源缩小、事权加大，迫使地方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增加收入、扩大投资和对外招商引资，以在GDP竞赛中不居人后。2008年温家宝政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壹步催生了地方政府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以重庆为例，重庆市政府通过自己控制的8家投资公司，构建起巧妙而规模宏大的融资平台，依托市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等资金来源作为资本金，再在这个基础上动用壹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比如，假设政府有1亿元财政支出款项，它不是直接用于投资，而是当作资本金，撬动地方政府以未来土地增值4亿元，合计5亿元作为资本金，在65%合理负债率水平上再搞到9亿元贷款，如此总投资就可以扩大到14亿元。这就是政府债务平台的妙处，它不但绕开了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而且把城市经营的思路大大拓宽，像经营壹家公司那样经营城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重庆的经济盘子越做越大，2011年最红火的时候，重庆八大投资公司的资产总额约为4139亿元人民币，负债额则达到2500亿元人民币。据刘海影，“上述运作模式并非重庆独有，事实上，各个省级、市级乃至县级政府都在大量运用这个模式。近些年来，固定投资与城市化过程的极高增速与此紧密相关，各地耀眼的经济成绩也多拜其所赐。可以说，哪个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债务与金融杠杆，哪个政府就可以在GDP锦标赛中领先。不出意料之外，除了冠军重庆之外，天津、贵州、海南等也都在GDP锦标赛中排名靠前。”[10]

为了更好地理解“奇迹”产生过程的“中国特色”，还有两个问题需要从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角度做些追加分析：

首先是所谓“土地财政”，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源之壹，也是融资的重要基础。仍以重庆为例，2011年重庆本地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80亿元，非税收收入607亿元，而土地出让金则高达1309亿元。在税收收入这880亿元中，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占比又高达452亿元，远高于国企和那些优惠政策吸引来的外资外企的税收贡献。“重庆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60%，称为土地财政毫不为过”。[11] 问题是这样的“土地财政”如何可能？这就涉及到中国目前实行的土地制度。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2] 这些规定意味着，政府是握有土地交易权的唯壹者，且是双重垄断：既垄断了土地“征收”、“征用”权，又垄断了土地“出让”权。这是“土地财政”所以可能的根本政治前提。难怪有学者深叹“吾民无地”，[13] 也即，中国农民并不拥有对土地的完全产权，土地的“集体所有”形式则恰恰给地方政府与村委会等“集体土地”代表者相互勾结共同盘剥农民创造了条件。壹方面，政府可以在它认为必要时动用行政乃至其他壹切手段从农民手里强行征地，只给很少的补偿（这是导致大量拆迁矛盾、官民冲突和侵犯人权现象的重要原因），另壹方面政府又把廉价得到的土地转手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对外招商引资，从而获得很高的土地出让金。据《第壹财经日报》2016年9月9日报道，“从1999年至2015年，这17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约27.29万亿元，年均1.6万亿元。另据财政部统计，2016年1~7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约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2.1%。结合当前土地市场态势，到今年年底，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累计有望超过30万亿元。对于巨额土地收入的使用去向，由于较少有地方政府公布，公众难以知晓详细情况。加之近年来频有政府官员在土地出让环节上因贪腐涉案，有关‘土地账本’如何公开的讨论从未间断。”[14] 其实，除贪腐外，土地出让金大多进入“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它甚至以颇具“特色”的方式支持了当今中国的“经济腾飞”。土地集体所有是毛泽东年代的遗产，本来体现共产革命逻辑和毛的乌托邦社会改造理念，如今却以如此方式支持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毛泽东若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

其次是金融支持。地方政府和它看重的各类企业为什么总是能轻易获得贷款？这涉及党国政治经济学的另壹个秘密。在中国，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被认为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命脉”，是姓“党”的，地方政府的重大项目同样都姓“党”，银行必须支持。即便赔得壹塌糊涂，银行最终也要兜底，不能让项目泡汤、企业倒闭。而中国30年来壹直处于高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信贷提出巨大需求。地方政府不仅在主导以投资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甚至也令央行控制货币增长的努力受挫。正如刘海影指出的，尽管中国货币管理当局不时推出收紧银根的政策，但它们只是让信贷资源变得更为宝贵，并迫使商业银行把钱贷给那些最“优质”的客户。那么谁才是“优质客户”呢？显然是由中央政府隐形担保而无需担心坏账风险的地方政府，以及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庇护的国有企业或有特殊背景的民营企业。[15] 如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何以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总有“贵人相助”，而中国的草根民营企业却总是借贷难、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这些年江浙壹带盛行民间高利贷，小企业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支付惊人的利息，以致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出台规定，把24%和36%划定为民间借贷年利率红线，不得逾越。[16]

总之，借助土地、金融这些看似经济、实为政治的激励和保护机制，各地政府的GDP业绩壹路飙升，“中国奇迹”俨然成型。然而，奇迹发生的机制同时也是危机形成的机制。中国各级地方官员在乎的是当下经济指标的完成，在乎的是自己的乌纱帽和继续晋升的前景，而并不在乎投资和项目的长期合理性。计划经济年代“拍脑袋决策”的传统和为官者当下利益驱动相结合，催生出大量无效投资，无论在基础建设方面，还是在制造业或其他产业方面。“过剩产能”已经成为描绘当今中国经济状况的壹个关键词汇。据有关资料统计，2014年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约为78.7%，19个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都在79%以下，有7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0%以下，属于严重过剩状态。产能利用率过低的行业范围已经从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传统行业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等新兴产业。[17]

产能利用率是壹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通过区分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它揭示出资源配置合理性的程度。产能利用率越低，越说明壹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出现了问题，资源错配越严重。另壹个衡量经济过程健康性和合理性的概念，是全要素生产率。青年经济学者金飞对全要素生产率做过深入研究，据金飞，生产率本来指经济产出与投入之比，若投入只是单壹性的，即为单要素生产率；若考虑全部投入要素，则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TFP）。[18] 全要素生产率高，意味着相同投入获得较高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低，经济效益自然就差。把这个概念与GDP相联系，合理的追问就是，中国为了获得如今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中国的经济总量确实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并未取得明显进步，投入产出比壹直令人沮丧。比如，按单位GDP能耗比较，中国在2014年每创造1万美元产值需要2.86吨标油，英国则仅需要0.64吨标油，丹麦甚至仅需要0.5吨标油。后发工业化的韩国相当于中国的67.7%，高耗能的美国是中国的46%，同样是制造业国家的日本则是35%，德国是28%。[19] 事实上，“绝大多数研究都持几乎壹致的意见：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TFP表现出收缩特征，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则呈壹定幅度的增长态势，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恢复到了1952年水平，之后十多年中则保持了继续增长。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TFP的增长幅度已经明显放缓……。大多数学者对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TFP增长问题给出了某种程度的不乐观判断。”[20] 而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重要副产品，是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破坏，中国近年来正在各地蔓延的雾霾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经济形势中的危机因素当然不限于产能过剩和徘徊不前的全要素生产率。由土地财政、过度投资等引发的地产业畸形发展、高房价与房地产泡沫并存，同样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重要景观。我曾在北京长期生活，眼见北京的房价壹路蹿升，四环路以内城中心区的新房售价已经高达8万以上人民币/每建筑平米，壹对收入平平的青年夫妇若贷款在北京买房，20年不吃不喝也还不完这笔贷款。[21] 房价超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拍卖土地使用权时会高价出手，以获得尽可能丰厚的土地出让金，地产开发商拿到天价土地后的合理行为（经济人意义上的理性行为）自然是使楼盘的售卖价格更加昂贵，最终让消费者买单。诡异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壹方面是高房价，另壹方面是房源的超供给。过去20年，中国几乎到处是建筑工地，造出的房子总量已经远远超出城市的需求。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年6月10日发布的《城镇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场发展趋势》调研报告表明，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住房空置率高达22.4%，其中六大城市重庆、上海、成都、武汉、天津、北京的空置率分别为25.6%、18.5%、24.7%、23.5%、22.5%、19.5%。腾讯与中国房地产报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5 年5 月全国城市住房市场调查报告》亦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的住房空置率整体水平在22%至26%之间。[22]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中国房地产繁荣的难以为继，乃至空前危机。而房地产关涉上下游几十个行业，包括钢筋、水泥、玻璃等制造业和数不清的服务业，它的萎缩及其连带影响当然非同小可。

更可怕也更具有摧毁意义的是金融风险。由地方政府GDP竞赛推动的海量投资不但制造了巨大的产能过剩，而且导致巨大的债务。很多企业由于资本回报率低或根本没有回报，只能依靠不断借钱过活，沦为所谓“僵尸企业”。而这样的企业竟然多少年不倒闭，似乎全无退出之意，靠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融资和兜底机制。另壹方面，中国各大商业银行满足地方政府、国企“投资”和偿还债务需要的结果，必然是货币总量的急剧扩张。1990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存量不过1.53万亿人民币，2012年末这个数字达到97.42万亿人民币，22年增长了60倍。[23] 到2016年末，这个数字进壹步达到惊人的155万亿人民币，比上壹年提升11.3%。[24] 中国对外汇的管制和强制结汇也是广义货币M2激增的原因之壹。中国的巨额对外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壹路飙升，2014年6月达到创纪录的3.99万亿美元。但这些美金不能在中国境内流通，必须换成人民币，故有“输入性通货膨胀”之说。[25]

中国的金融风险还表现在另壹方面，那就是银行出于自身利益驱动以“金融创新”为名来逃避监管，实现监管套利。中国货币管理当局设置的过低的存贷款利率以及金融服务对象的完全不对等，给这种“创新”提供了机会。银行壹方面向“合格单位”疯狂放贷，壹方面以“理财产品”形式向“不合格单位”（那些不符合官方规定贷款条件的项目或企业）提供融资，当然，这种融资要求购买者支付更高利率，从而使银行获利，此即所谓“影子银行”的本质。甚至，那些大企业也能够从银行拿到低成本的资金后转手做此类买卖，而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却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难怪很多国人惊呼“中国的实体经济难做”，而宁愿到虚拟经济领域去冒险。问题在于，像股市这样的地方，同样惊险，同样风云变幻。笔者没有炒过股，相信那些有过被套牢经历的朋友对中国股市更具发言权。事实上，2015年的中国股灾瞬间就导致无数股民的财产蒸发得无影无踪。

总之，严重的产能过剩，荒唐的信用扩张，巨债，资本回报率的可怕回落，地产业危机及其连锁影响，天量的广义货币M2，加上被操纵的股市、扭曲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价格，构成了中国经济之负面存在的基本景观。然而，上述危机因素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遭遇过不去的坎儿、迟早会“硬着陆”或发生“崩溃”呢？

也不尽然。

所谓“供给侧改革”

事实上，中南海并非不知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壹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习近平称：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经济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习甚至具体指示，要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针对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26]

习近平的讲话自然是建立在其经济智囊团壹系列研究基础上的。早在2013年，习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就组织课题组，进行经济危机历史经验比较的专门研究，并出版了相关著作。[27] 检索壹下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中南海对形势的判断及其应对措施，是有帮助的。

在刘鹤本人执笔的题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的研究报告中，作者深入对比了1929年欧美发生的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共同特点，初步结论是：1，两次危机均发生在重大的技术革命之后，这符合长周期经济理论，即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4，在选票政治推动下，政府倾向于用民粹主义政策收买人心，却往往加速了危机的发生，因为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壹旦政府无法兑现承诺，社会心理就会发生逆转。5，大众的极端投机心态，可以使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2008年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发了股市泡沫和投机狂热；2008年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次级信贷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另壹方面，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均缺乏准确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而这次（2008年）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知不到位。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些明显的错误事后看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真正突破这些局限又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壹生中往往仅会遇到壹次，决策者同样缺乏经验。大资本的逐利本性又与在野政治力量相结合，而令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在这个意义上，两次危机中的经济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壹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28]

那么，这些历史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该书的结论是：1，必须充分做好应对危机长期化的准备。在今后很长壹个时期，我国仍会处于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不会太好，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好长远谋划，特别要警惕这两年全球经济进壹步恶化的可能，对包括出口减少、对欧美债权缩水和资本外流等各种可能发生的不利事件和风险，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2，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变化，新世纪前10年科学技术储备已在孕育新的产业变革，危机会催生新壹轮技术长周期的启动，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新壹轮技术长周期竞赛中做领跑者。3，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重视调控由金融引发的波动，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4，调整完善社会制度和政策，建立合理水平的社会安全网，既能够“托底”，又不养懒人，还要长远可支付，做到公平、效率和可持续性的统壹。5，在我国转型升级任务极为迫切和市场经济基础仍然薄弱的形势下，要防止对危机发生原因和我国应对危机相对成功的误解、误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6，国民文化素质是壹国竞争力的内核，必须汲取当年美国繁荣时期对“成功”的膜拜和社会浮躁心态的教训，在我国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认识俭朴诚实、艰苦创业、勤劳奋斗是防范危机的根本，安于享乐、不劳而获、快速致富是危机酝酿的最佳土壤。7，美国在大萧条和二战中，通过适时保持中立，避免卷入战争，完成全球霸主地位的最终确立，我们也要抓紧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轻易对外承诺，要谋定而后动，选择最佳出手时机。8，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确立过程中，要谋求从积极参与者向主动塑造者身份的转变。[29]

这些建议、主张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中南海的经济智囊们虽然不可能直指党国要害，从专制体制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的负面制约角度提出分析，但他们毕竟是壹批训练有素的经济专家，他们的知识对北京政权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仍然极有帮助。习近平所谓“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经济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云云，显然是对专家团队意见的高度综合。在实践领域，这些年习近平挂帅的中央深改小组以及李克强主政的国务院实施了不少改革举措，大量措施都和应对、化解现实或潜在的危机有关。比如“去产能”，国企显然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在中国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最低的资产周转率和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著称，且产能过剩最为严重，“去产能”必须由此开刀。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这正是历年李克强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把“保增长、保就业”作为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加以强调的原因。2017年提出的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去产能过程中，“中央财政专项奖补资金要及时拨付，地方和企业要落实相关资金与措施，确保分流职工就业有出路、生活”。[30] 此外，搞“大众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等等都有转产分流、充分吸纳就业的意图在内。

在减少企业债务方面，李克强给出的对策是：“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面对金融风险，李认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李坚称，“我国经济基本面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比较高，可动用的工具和手段多。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有信心和底气、有能力和办法。”[31]

此类公开发表的政府文告，当然有宣传、鼓动的成分在内，不可全信。用内部人的更坦白的说法，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么能活着熬到供给侧结构改革见效”的那壹天。[32] 其实，根据本文提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顽症的根本医治是不可能的，因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政治结构并未更改。但不能根本治愈不意味着就壹定会崩溃。中国“危机”因素的存在是壹个常态化过程，“危机”是否从潜在的变成现实的，除经济本身外，还有很多非经济类因素要考虑。这些因素有些对党国是不利的，有些却是有利的。

比如，常有人讲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安全感加重，富人阶层资本外逃加剧，这是中国经济危机风雨欲来的明显标志。这固然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中国富人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依附性，对这种依附性的分析不但要依靠经济学，更要求助政治学。中国向来缺乏独立贵族和有产阶级的传统，这与英国这样的国家很是不同。1949年共产党革命成功后，所谓“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民族资产阶级”也很快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在很长时期内，中国不再有什么“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重新出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借助有限的市场化和政治宽松，中国迅速涌现出壹批富人，但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他们的发财势必要和权力发生联系，或者，他们本来就是权力场中的壹份子（红二代、官二代之类），或者，他们必须依附于权力方能财源滚滚。纯粹凭勤奋、凭市场机遇挣到大钱的民营企业家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多。而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成分是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教师、医生、国企或私企的白领、律师等，他们的收入在壹般老百姓以上，有壹个比较体面的生活外观。虽然他们内心也会向往自由民主（在此意义上他们构成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潜在力量），但通常不会拿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现有身份去冒险，更不会挑头向政府挑战。由于这个群体大部分成长于文革后的威权主义年代，崇尚实利而不再“理想”、较少激情而更多冷漠成为他们的特有精神气质。加之从上壹代人那里传递下来的、深入骨髓的政治恐惧，这种东西会自然转化为生存策略的某种超然性，他们往往漠然于社会不平，对身边事务处于麻木状态，除非社会不平直接触及到了自身。无论富人还是普通中产阶级，他们内心深处当然都有不安全感，有条件的也都在“安排退路”，向西方移民，但即便到了美国、欧洲，他们仍然生活得战战兢兢，远谈不上潇洒，因为他们仍然与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也并不希望中国真的“崩溃”，因为这同样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令自己遭殃。总之，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虽然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就其外在属性而言，却毋宁说是保守的，他们是这个体制的支持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中国中产阶级定位及其生存指向的“二律背反”动摇了民主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也给中国危机前景判断增加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再比如，关于底层社会抗争。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化高速成长的20年，也是官民矛盾频发且越演越烈的20年。有人据此判断中国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似乎只要振臂壹呼，千百万民众就会揭竿而起，重演陈胜吴广式的改天换地。笔者不得不说，这完全是壹厢情愿，是壹种幻觉，彻底错置了时空背景。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饿殍遍地、饥荒遍野的时代，中国最贫困的那部分人口，其生活与30年前相比，也已经有了相当改善。今天发生的民间抗争和维权运动，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是因为民众的居住权、财产权、环境安全或劳动保护等权利受到侵害。但总的说，这些抗争是零散的、局部的，且被官方有效地分解或“区隔化”。换言之，北京已经摸索出壹套对付“刁民”的办法，包括分化、适度收买、控制互联网“不良”声音，同时加大反腐败力度、改善信访制度，目的都在降低官民矛盾发生的频率和烈度。从正面看，中南海深晓解决民生问题对巩固政权的意义，近年来北京推出的最重要的民生工程之壹就是“7000万人脱贫计划”。2014年，中国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年纯收入2800元人民币。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尚有7000万贫困人口。而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规定：扶贫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33] 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多次指示要“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定点定村定户，制定扶贫规划且有专人落实，“2020年让全国人民壹个不落都过上小康生活。”[34] 官媒自然会把这些解释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其实，更基本的逻辑是满足了基本民生，党国江山就没有大虞。这才是“政策要托底”的本意。有了“政策要托底”，潜在的危机就不会发展为现实的危机，更何况中国国民性的懦弱、老滑、随遇而安、稍得小惠就山呼万岁等等都在帮体制的忙。

可以说，除非中南海高层发生内斗进而引发党内分裂，或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引起连锁反响，或重大外交或军事失败动摇了“国本”，或以上因素的某种组合真的引发危机（这种组合具有高度或然性，目前看，发生的几率并不大），足以撼动社会整体、动摇社会基本稳定甚至危及政权合法性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即货币贬值、信用断裂、经济跳水、银行挤兑、股市狂跌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民众骚乱。事实上，只有壹个国家金融系统的彻底崩溃才能引出山崩海啸般的社会后果。而这当然是北京政权要拼死力竭力避免的。党国处理经济问题的原则从来是政治优先、政权优先（这也是党国处理所有问题的原则）。政治优先可以表现为为了某种特定政治目标而不计经济成本，比如举国援藏或对台湾的经济统战。[35] 我们可以称之为为政治服务的经济，虽然不计成本或经济成本为次，却能够据此换来政治收益。事实上，党国体制的弱点和“优势”都可以从中获得解释，它有时显得非常败家子，有时又真能解决大问题。就当下论题而言，若中国真的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极权体制的特有“优势”反倒更有可能充分彰显。

当然，即便在美国，化解经济危机也需要政府出手。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就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胁迫那些相对健康的银行替政府收拾烂摊子。“在短时间内，政府施压让摩根大通银行接过了贝尔斯登的烂摊子，让美洲银行接管了美林银行，让富国银行接管了美联银行。”而“在市场资金冻结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美国政府最有说服力的筹码可能也就是能够直接得到美联储银行的现金支持。”[36] 而中国呢？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就姓“党”，必须听从党的指令。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三角债”严重，很多企业发不出工资，职工转产下岗者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经济似乎更加危险。但北京迅速做出决策，以财政部做股东，分别成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1.4万亿人民币巨款坏账剥离，办法是用债券对价换走不良资本，四大国有银行借此摆脱困境，重新轻装上阵，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则先后与财政部设立“共管账户”，由财政部以未来收入（如所得税等）抵消当前欠账，或干脆把那些烂账坏账停息挂账，若永远还不上了，则意味着全社会为此买单。[37] 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远非20年前可比，它是当今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拥有极强的财政汲取能力，2016年全国壹般公共预算收入高达15955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5%，其中，中央壹般公共预算收入723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38] 这还没有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隐性收入，没有算中央政府掌控的巨大的国有资产存量。真需要救市时，中国政府可以调动的资源是可观的。此外，中国政府对股市的操控、对外汇的管制，只要运用得当，也都可以转换为危机处理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在金融法律制度完备的西方民主国家，反倒不好使。

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已经如此之大，即便未来GDP年增长率进壹步下降至5%，仍然有足够的自我回旋余地。虽然极权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往往种下进壹步经济扭曲化的种子，但这种扭曲何以、何时成为动摇整个经济大厦、甚至动摇专制政治体制的颠覆性工具，却很难断定。所以本文才称“危机”因素常在，但“崩溃”不可轻言；甚至，有助于党国经济向好的因素也有很多，这不仅指国内，同样指国际，毕竟，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性的存在，对它的观察，也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中国经济的世界化与红色帝国

支撑中国经济世界化的至少有下列外贸数字证明：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3.84万亿元，进口10.49万亿元，贸易顺差3.35万亿元。“壹带壹路”战略提出后，中国对部分壹带壹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强劲。2016年，中国对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国出口就分别增长了11%、14.1%、11.8%、9%和6.5%。在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1.2%、对美国出口微增0.1%、只有对东盟出口下降2%，三者合计占中国出口总值的46.7%。此外，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出口产品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壹定技术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正在逐渐上升为出口主力。2016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7.98万亿元，虽然比上壹年下降1.9%，仍占出口总值的57.7%，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2.88万亿元，仅占出口总值的20.8%。[39] 当然，从整个外贸形势看，中国这些年的外贸增速是逐年下滑的，从2011年高峰时的22.5%下降到2014年的3.4%，2015年甚至进壹步降到-8%。然而，中国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却在上升，2011年是11%，2015年达到13.4%。这反倒证明了世界贸易增速总体下降的同时中国贡献的上升。[40]

另壹个衡量中国经济世界化的指标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据商务部有关统计，2016年中国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在对外投资中，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受到重点关注。2016年全年对制造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2.1%上升为18.3%。此外，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加活跃，2016年，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施并购项目197起和109起，占中国境外并购总数的26.6%和14.7%。[41] 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约2万家投资者在境外设立3万多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它们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已超过1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4.37万亿美元。[42]

想想100年前，中国还是壹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今竟颇有当年大英帝国的气势，高举“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旗帜抢关夺隘、大举进军海外，以致有人惊呼欧洲、拉美对中国不再遥远，非洲正在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大陆”，[43] 此情此景壹定颇令国人感奋。我个人虽然批评共产党，但对中国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拥有的正面意义，仍然给予积极评价。

问题在于“中国掘起”所内具的充满张力的蕴涵，对此仍然离不开本文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们首先要在概念上做出如下区分，那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党国的中国，前者指中国作为当今主权国家体系中的壹员所具有的壹般国家属性，后者指共产党垄断公权力而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国家政权属性和意识形态特征，正是两者的结合，或更准确地说，正是党国对民族国家的凌驾和捆绑，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大国战略”，也从根本上限定了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这就是本文所谓“红色帝国”，壹个虽然内部矛盾重重、甚至危机四伏但仍旧强势“掘起”的新型帝国。“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必须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民族国家与党国相互扭结和相互捆绑的基点上方能展开。

当然，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也可以采用科学研究中的抽象法，暂时悬置党国属性对论题的影响，而先看看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就纯经济意义而言，中国外贸和对外投资的拓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有利于为过剩产能寻找出路，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内的就业水准。而这些，均有助于减缓国内的经济困局。还要看到，与大量出口同时存在的大量进口，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上升。比如，石油、粮食、关键矿产品对任何国家都是重要的资源性物品。中国是当今世界第壹大石油进口和消费国。虽然2009年中国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美国之后的第四大原油生产国，近年来国内原油产量壹直稳定在2亿吨左右，但这个产量相比国内巨大需求仍然差得很多，每年需要进口原油2亿吨以上。2015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60%。[44] 粮食，截止到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壹连增”，总量达到6.1亿吨，但粮食进口仍保持较快增长， 2014年中国粮食类产品进口总计1亿吨，比上年增加1398万吨，增长16.2%，比2010年增加3350万吨，增长50%。其中大豆进口7139.9万吨，谷物进口1951.6万吨，薯类（主要是干木薯）进口866.6万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仅约为85%。[45] 铜是重要矿产品，具有广泛工业用途和金融保值功能，历来被各国看重。中国是全球电解铜第壹大生产与消费国，但中国铜资源极度匮乏，自给率不足30%，且呈现逐年扩大之势，所以中国也是世界第壹大铜进口国，中国的铜进口大多来自南美、蒙古、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46] 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在壹些关键产品上对外依存的程度。进口这些东西固然是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需要，但也凸显民族国家安全的某种脆弱性。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作为大国，要保护其日益扩张的海外利益，保护它的战略资源安全，在外交甚至军事层面表现得更为积极、更有雄心似乎都是可理解的正当之举。

甚至不仅如此。西方学术界盛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喜欢讲“国强必霸”。以鼓吹“进攻性现实主义”著称的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曾言：“国际政治从来就是壹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关于中国，米尔斯海默断言“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壹样支配亚洲”，届时，“壹个强大得多的中国会尝试把美国赶出亚洲地区”而“打造中国版本的门罗主义”。中国还有可能在亚洲之外发展其战略利益，甚至会“干涉美洲政治，好扰乱美国后院，让美军的全球运动不那么自由”。[47]

米尔斯海默眼光犀利，他对中国掘起后美中两国必然冲突的观点的确给人强烈印象。但米尔斯海默仅仅从民族国家逻辑的角度界定这种冲突，却是不够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国强必霸”固然可以描绘中国掘起后在台海、南海、西亚、北非甚至中东欧壹系列咄咄逼人的行为，但支配这些行为的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为了理解这壹点，我们必须把原来暂且舍象掉或悬置起来的红色帝国的另壹半元素重新拾起，那就是党国政权性质对中国外交取向的决定性影响。正如前文反复强调的，中国是民族国家与党国的捆绑体，对北京统治者来说，政权安全是第壹位的，民族国家安全从属于政权安全，且服务于政权安全。那么，从北京角度看，什么才是对政权安全的最大威胁呢？那就是美国及其代表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北京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总是把自己视为社会制度的“另类”，多少年来，北京最担心的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对自己的“颠覆”或“和平演变”。在壹些内部教育场合，北京对前苏联的垮台就是这样解释的。[48] 内心里，中共领导人认定与美国的博弈将是壹场长期的生死较量，较量的本质是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而非民族国家层面，因为它关乎共产党政权的生死存亡；但在所有公共和外交场合，党国领导人又总是以民族国家代表者的身份出现，且总是把政权利益说成是民族国家的利益。

我们必须从这个基点出发来观察中共党国与美国的全球博弈。比如，北京壹方面用非常高明的外交词汇定义今天的中美关系，那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准备和美国继续打20年太极拳，另壹方面加紧全球布局，包括和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分化、拉拢欧洲、澳洲、北美的美国盟友，全面挺进非洲、中东和拉美等“第三世界”，进壹步巩固在周边地区（包括台海、南海、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已经获得的战略地位。迄今为止，这个战略总的说是成功的。

而在所有上述布局中，“政治账先于经济账”这个党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

让我们举个例子：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这是北京“西进战略”的重要壹环。为什么要“西进”？当然是考虑到美国及其同盟者日本在东面的威胁，所以要拓宽西部战略纵深，使党国获得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中巴经济走廊的创意始于2013年李克强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两年后习近平再访伊斯兰堡，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向新高潮。习近平提出“壹个中心、四个重点”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方针，即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产业园区合作、瓜达尔港建设为重点，两国壹股脑签署了51项合作协议，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460亿美元的项目大单。巴基斯坦方面自然兴高采烈，称这个巨大工程将壹举改变巴经济现状，让巴基斯坦各个省份都能受益。中国亦有学者称中巴经济走廊是“壹带壹路战略”的“旗舰与标杆”工程。[49] 其实，从纯经济角度看，所谓“中巴经济走廊”并不是合算的买卖。这个巨大工程的核心是建设从瓜达尔港横穿巴基斯坦全境到中国新疆的油气管道，配以相应的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且不说陆上油气管道运输和铁路运输费用远高于海路运输，[50] 也不说油气管道从零海拔的瓜达尔港开始铺设直到海拔5000多米的卡拉昆仑山口需要功率巨大的泵站和电源支持，技术难度高且花费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个管道和路面设施要经过壹系列塔利班控制的巴部落地区，以及与印度存在争议的北部克什米尔地区，恐怖活动猖獗，安全形势极为险峻。那为什么还要搞这个项目？ 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前文谈到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60%，而中国进口石油的85%要经过马六甲海峡，[51] 中美壹旦发生冲突，北京最担心的首先是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被掐断，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北京才要出巨资，壹方面控制南中国海，从侧面为马六甲海峡航道提供保护，壹方面启动中巴走廊建设工程，使来自中东、北非的石油可以不经水路而在瓜达尔港直接上岸，通过管道运输直抵中国。到2020年，经过中巴管道和中缅管道分流，最后通过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可以降到65%，[52] 这当然大大有利于党国的石油战略安全。

此外，瓜达尔不仅是转口港，而且有重要军事用途。中美较量正在向全球扩展，不仅太平洋，印度洋也将是中美逐鹿的战场。北京若能控制从柬埔寨、泰国、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到巴基斯坦和吉布提的壹些重要海岸地区，建立若干军事基地或后勤补给基地，就能形成壹条“珍珠链”，对美军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军事部署构成有效制衡。瓜达尔港显然是这个“珍珠链”中的重要壹环，具有举足轻重的军事战略意义。这正是北京要在这个地方花大钱的理由和根据所在。甚至，我们可以根据同样逻辑理解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其他投资，这些投资未必直接服务于油气管道建设，而确实着眼于改善巴基础设施，且要惠及巴国各个省份，其理由在于，巴基斯坦是壹个经济落后、政治上并不稳定的国家，只有这个国家稳定了，中国在此地区的战略投资才有安全保证，而北京在巴基斯坦花的钱被认为有助于这种稳定。[53]

在很多场合，中国的对外援助具有同样性质，为了党国的政治需要，经济账必须服从政治账。根据北京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高达893.4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无偿援助重点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以及实施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无偿援助323.2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6.2%。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无息贷款72.6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8.1%。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社会效益的生产型项目、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较大型成套设备、机电产品等。三年中，中国对外提供优惠贷款497.6亿元人民币，占对外援助总额的55.7%。”[54] 至于这些援助具体给了哪些国家，那就大有学问了。它们或是在各种外交场合支持过“中国的核心利益”，或是那些有幸成为北京政府的受援国壹定有利于扩展“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柬埔寨，这个南亚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接受中国的援助，但毛泽东时代的援助和反美及世界革命有关，近年来的援助则主要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整体战略考量相联系。2003年到2009年，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额从557万美元猛增到2.57亿美元，北京成为柬埔寨的最大施主。这种施舍果然获得了回报。壹位党国学者这样描述这种回报：“2012年4月，菲律宾和越南企图在东盟峰会上将中国南海问题‘国际化’，时任东盟轮值主席柬埔寨顶住了多方压力，在峰会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关于中国南海问题的不利言论，中国南海问题甚至都没有进入此次东盟峰会议程，使菲律宾和越南的企图落空。”而“在柬埔寨政坛产生了壹批以首相洪森为首的对华友好的官员，不仅在柬埔寨国内维护中国权益，还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坚定地支持中国”，这恰恰是“中国对柬埔寨援助的特点之壹”。[55]

这就是红色帝国：壹个新型帝国的诞生。这个红色帝国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推行世界革命，但要在“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旗帜下与美国争雄，引领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驾驭的这个红色帝国正在亚洲、非洲、拉美甚至欧洲创造壹系列新的臣服模式，在大多数场合，它们并非19世纪那种赤裸裸的军事或经济征服，而是渗透式的、潜移默化的、以各种高大上语言为招牌的、充满了中国式智慧和谋略的扩张进程。红色帝国的对外关系，既不是古老华夏朝贡体制的简单回复，也不是条约时代主权国家丛林规则的外在化的、赤裸裸的遵循。它同时在继承这两者，但又赋予其新的形式，更复杂也更隐晦的形式。从外部条件看，川普上台、欧洲走衰是红色帝国的壹大利好，壹个美中俄多级世界的前景似乎正在明朗化。

如果以上所论可以成立，那么衡量、判断中国经济的尺度也将完全变化。这个尺度将会大得多，其构成要素也复杂了许多，不确定性亦增加了许多。比如，“政治先于经济”、“经济为政治服务”的党国政治经济学原则运用于红色帝国的全球战略场合，会在增加其力量的同时，带来壹系列不确定性甚至冒险性。这些冒险性（包括经济的军事的各层面）可能给帝国招致巨大的后果。毕竟，红色帝国是在与壹个迄今为止仍比其强大得多的对手争雄，而北京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又决定了这种博弈的生死特征。但，这个缠斗很可能是长期的，北京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占上风。我们可以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判定这场生死较量的最终结局，却无法从经验科学的意义上预测红色帝国未来经济的具体走向。它的内部矛盾、停滞、危机积累和外部发展机会甚至表面的繁荣完全可能共存。事实上，它的高度不确定性是我们今天唯壹能够确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