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張博樹

給中國經濟「號脈」不容易，難就難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是扯在壹起的，我們要「號」准這個「脈」，就必須把通常意義上的經濟學分析和對中國現行體制的政治學洞察結合在壹起，探究中國經濟運行背後的政治學成因，考量政權性質及其決策偏好對經濟的影響。事實上，正是兩者間的深刻互動，體現著紅色帝國之政治經濟學的特有邏輯。本文試圖對這個邏輯做出較全面的檢索。

如何判斷中國經濟現狀及其未來走向？人們的說法往往大相徑庭。北京官方承認經濟已從前些年的兩位數高增長轉入「下行」，但又稱「經濟運行緩中趨穩、穩中向好」，[1] 似乎「新常態」總體狀況尚可。體制內經濟學家（特別是自由派）會用更直率的語言描繪經濟形勢，比如中國正在面臨「持續性的經濟衰退」且「剛剛開始」，[2] 或「成本優勢在減弱」而「體製成本重新上升」，中國必須實現「經濟突圍」。[3] 更悲觀的說法出自海外，如章家敦早有「中國崩潰」之說，近年還在重複；[4] 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中同樣盛行「崩潰論」，雖然其動機更多是政治性的：在這些反共人士看來，經濟危機意味著中共統治已經日薄西山、搖搖欲墜，其崩潰之日就是中國民主化到來之時。

紅色帝國的政治經濟學

在筆者看來，給中國經濟「號脈」不容易，難就難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是扯在壹起的，我們要「號」准這個「脈」，就必須把通常意義上的經濟學分析和對中國現行體制的政治學洞察結合在壹起，探究中國經濟運行背後的政治學成因，考量政權性質及其決策偏好對經濟的影響。事實上，正是兩者間的深刻互動，體現著紅色帝國之政治經濟學的特有邏輯。它的力量、成就、缺陷和足以致命的短板均在於此。

「中國奇迹」與「中國危機」

我這壹代人經歷過文革和文革前的短缺經濟時代，那時城市居民家家要領糧票、布票，所有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應，買半斤雞蛋、兩塊豆腐也要記在購貨本上。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壹，實際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40。從那以後，中國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超過8%。現在，中國的實際人均GDP已經大體相當於美國的1/5。[5] 更光鮮的數字是GDP總量。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4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6.7%，雖然增長率已經放緩，GDP總量仍穩居世界第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6]

顯然，把以上成就譽為「奇迹」不能算過，北京執政者也往往以此自豪。那麼，這個「奇迹」是如何發生的呢？

毛澤東「鬥私批修」式的經濟禁欲主義曾經在長達十數年的時間里壓抑了普通中國人的發財慾望、甚至毀掉了人們的正常經濟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文革后承認經濟行為中利益驅動的正當性、給「致富」平反，乃是歷史的必然反彈。在政策層面，1970年代後期至1980年代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沿海經濟特區的開闢，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兩個巨大推手，技術的落後，管理觀念和管理體制的待改進，貧困以及由貧困造成的人力成本的低廉，反倒轉換成巨大的后發優勢，使中國經濟在體制轉軌和與世界接軌進程中廣為受益。到了1990年代，朱鎔基政府的四項改革舉措使制度建構意義上的中國經濟進壹步現代化，這四項舉措包括：1，現代財稅體制的初步建立，它不但使中央政府有能力獲得更多收入，且首次將這種能力置於非人格化的規則之下；2，以公司法改革為核心，國企改制提速，民間亦獲得更多經濟自由；3，以1995年《銀行法》通過為標誌，現代意義上的金融貨幣體制得以建立，央行不得再為財政隨意透支，信貸資源也不得根據行政命令隨意分配，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4，匯率政策重整，以人民幣低匯率強化中國產品的出口優勢，同時努力促成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以便讓中國經濟進壹步融入世界。[7]

2001年12月，中國「入世」終於成功，成為WTO第143位成員，用世貿組織副總幹事Harsha V. Singh的話講，「中國接受了苛刻的談判條件，因為中國認識到了入世對其國內經濟增長和改革的益處」，「直到2001年中國結束入世談判，其平均關稅已經由43%下降至15%左右。……中國還做出了大量的非關稅承諾，其服務貿易承諾比大多數烏拉圭回合談判成員更為寬泛，在增加政策透明度方面也做了大量通報工作。」[8] 從中國自身看，「入世」加快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的進程，使中國迅速成為國際分工產業鏈中的壹部分，中國出口在全球貿易中所佔比例壹路攀升，到2010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壹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9]

當然，以上所列，並未超出壹般經濟理論所能解釋者。「中國奇迹」的發生其實還有壹些中國特有的政治要素在發揮作用，它們往往更關鍵，需要進行本文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眾所周知，1989年六四天安門開槍后，中共政權合法性受到巨大挑戰，傳統意識形態說教也名譽掃地，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增長成了重塑政權合法性的幾乎唯壹的來源。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解讀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也可以由此理解何以GDP在過去30年中國官員眼中變得如此重要。事實上，自1990年代以來，GDP完成情況壹直是考核各級地方官員的硬指標，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各級政府均呈現出強烈的增長導向，政府在介入經濟活動中的強勢角色，也極其突顯。青年經濟學者劉海影在其近著《中國巨債：經濟奇迹的根源與未來》中詳細分析了從地方政府舉債投資，到土地財政的巨大作用，再到國企軟財務約束和金融信貸擴張機制之間的內在聯繫，描繪出「中國奇迹」形成的基本邏輯。據劉著，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源縮小、事權加大，迫使地方政府想盡各種辦法增加收入、擴大投資和對外招商引資，以在GDP競賽中不居人後。2008年溫家寶政府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進壹步催生了地方政府以地方債務平台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運作模式。以重慶為例，重慶市政府通過自己控制的8家投資公司，構建起巧妙而規模宏大的融資平台，依託市財政支出、中央轉移支付項目投資、土地增值、國有股權等資金來源作為資本金，再在這個基礎上動用壹切金融手段擴大融資規模。比如，假設政府有1億元財政支出款項，它不是直接用於投資，而是當作資本金，撬動地方政府以未來土地增值4億元，合計5億元作為資本金，在65%合理負債率水平上再搞到9億元貸款，如此總投資就可以擴大到14億元。這就是政府債務平台的妙處，它不但繞開了中央關於地方政府不得舉債的規定，而且把城市經營的思路大大拓寬，像經營壹家公司那樣經營城市。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重慶的經濟盤子越做越大，2011年最紅火的時候，重慶八大投資公司的資產總額約為4139億元人民幣，負債額則達到2500億元人民幣。據劉海影，「上述運作模式並非重慶獨有，事實上，各個省級、市級乃至縣級政府都在大量運用這個模式。近些年來，固定投資與城市化過程的極高增速與此緊密相關，各地耀眼的經濟成績也多拜其所賜。可以說，哪個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債務與金融槓桿，哪個政府就可以在GDP錦標賽中領先。不出意料之外，除了冠軍重慶之外，天津、貴州、海南等也都在GDP錦標賽中排名靠前。」[10]

為了更好地理解「奇迹」產生過程的「中國特色」，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從經濟背後的政治因素角度做些追加分析：

首先是所謂「土地財政」，這是地方政府的財源之壹，也是融資的重要基礎。仍以重慶為例，2011年重慶本地收入中，稅收收入為880億元，非稅收收入607億元，而土地出讓金則高達1309億元。在稅收收入這880億元中，建築業與房地產業佔比又高達452億元，遠高於國企和那些優惠政策吸引來的外資外企的稅收貢獻。「重慶財政收入對土地與房地產的依賴度超過60%，稱為土地財政毫不為過」。[11] 問題是這樣的「土地財政」如何可能？這就涉及到中國目前實行的土地制度。按照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12] 這些規定意味著，政府是握有土地交易權的唯壹者，且是雙重壟斷：既壟斷了土地「徵收」、「徵用」權，又壟斷了土地「出讓」權。這是「土地財政」所以可能的根本政治前提。難怪有學者深嘆「吾民無地」，[13] 也即，中國農民並不擁有對土地的完全產權，土地的「集體所有」形式則恰恰給地方政府與村委會等「集體土地」代表者相互勾結共同盤剝農民創造了條件。壹方面，政府可以在它認為必要時動用行政乃至其他壹切手段從農民手裡強行征地，只給很少的補償（這是導致大量拆遷矛盾、官民衝突和侵犯人權現象的重要原因），另壹方面政府又把廉價得到的土地轉手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開發和對外招商引資，從而獲得很高的土地出讓金。據《第壹財經日報》2016年9月9日報道，「從1999年至2015年，這17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另據財政部統計，2016年1~7月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累計約1.73萬億元，同比增長12.1%。結合當前土地市場態勢，到今年年底，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累計有望超過30萬億元。對於巨額土地收入的使用去向，由於較少有地方政府公布，公眾難以知曉詳細情況。加之近年來頻有政府官員在土地出讓環節上因貪腐涉案，有關『土地賬本』如何公開的討論從未間斷。」[14] 其實，除貪腐外，土地出讓金大多進入「土地財政」，成為地方財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它甚至以頗具「特色」的方式支持了當今中國的「經濟騰飛」。土地集體所有是毛澤東年代的遺產，本來體現共產革命邏輯和毛的烏托邦社會改造理念，如今卻以如此方式支持了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毛澤東若地下有知，又會作何感想？

其次是金融支持。地方政府和它看重的各類企業為什麼總是能輕易獲得貸款？這涉及黨國政治經濟學的另壹個秘密。在中國，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被認為是國家經濟的「主體」、「命脈」，是姓「黨」的，地方政府的重大項目同樣都姓「黨」，銀行必須支持。即便賠得壹塌糊塗，銀行最終也要兜底，不能讓項目泡湯、企業倒閉。而中國30年來壹直處於高速工業化的進程中，龐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對信貸提出巨大需求。地方政府不僅在主導以投資為驅動力的經濟增長，甚至也令央行控制貨幣增長的努力受挫。正如劉海影指出的，儘管中國貨幣管理當局不時推出收緊銀根的政策，但它們只是讓信貸資源變得更為寶貴，並迫使商業銀行把錢貸給那些最「優質」的客戶。那麼誰才是「優質客戶」呢？顯然是由中央政府隱形擔保而無需擔心壞賬風險的地方政府，以及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庇護的國有企業或有特殊背景的民營企業。[15] 如此，我們也就理解了何以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總有「貴人相助」，而中國的草根民營企業卻總是借貸難、行路難，難於上青天！這些年江浙壹帶盛行民間高利貸，小企業為了獲得貸款不得不支付驚人的利息，以致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出台規定，把24%和36%劃定為民間借貸年利率紅線，不得逾越。[16]

總之，藉助土地、金融這些看似經濟、實為政治的激勵和保護機制，各地政府的GDP業績壹路飆升，「中國奇迹」儼然成型。然而，奇迹發生的機制同時也是危機形成的機制。中國各級地方官員在乎的是當下經濟指標的完成，在乎的是自己的烏紗帽和繼續晉陞的前景，而並不在乎投資和項目的長期合理性。計劃經濟年代「拍腦袋決策」的傳統和為官者當下利益驅動相結合，催生出大量無效投資，無論在基礎建設方面，還是在製造業或其他產業方面。「過剩產能」已經成為描繪當今中國經濟狀況的壹個關鍵詞彙。據有關資料統計，2014年中國工業總體產能利用率約為78.7%，19個製造業行業產能利用率都在79%以下，有7個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在70%以下，屬於嚴重過剩狀態。產能利用率過低的行業範圍已經從鋼鐵、煤炭、水泥、電解鋁等傳統行業擴展到光伏、多晶硅、風電等新興產業。[17]

產能利用率是壹個重要的經濟學概念，通過區分有效投資和無效投資，它揭示出資源配置合理性的程度。產能利用率越低，越說明壹個國家的資源配置出現了問題，資源錯配越嚴重。另壹個衡量經濟過程健康性和合理性的概念，是全要素生產率。青年經濟學者金飛對全要素生產率做過深入研究，據金飛，生產率本來指經濟產出與投入之比，若投入只是單壹性的，即為單要素生產率；若考慮全部投入要素，則為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TFP）。[18] 全要素生產率高，意味著相同投入獲得較高產出，全要素生產率低，經濟效益自然就差。把這個概念與GDP相聯繫，合理的追問就是，中國為了獲得如今世界第二的經濟規模，到底付出了多少代價？中國的經濟總量確實在突飛猛進地發展，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卻並未取得明顯進步，投入產出比壹直令人沮喪。比如，按單位GDP能耗比較，中國在2014年每創造1萬美元產值需要2.86噸標油，英國則僅需要0.64噸標油，丹麥甚至僅需要0.5噸標油。后發工業化的韓國相當於中國的67.7%，高耗能的美國是中國的46%，同樣是製造業國家的日本則是35%，德國是28%。[19] 事實上，「絕大多數研究都持幾乎壹致的意見：即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TFP表現出收縮特徵，而1978年改革開放后則呈壹定幅度的增長態勢，並在20世紀80年代中葉恢復到了1952年水平，之後十多年中則保持了繼續增長。不過，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TFP的增長幅度已經明顯放緩……。大多數學者對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TFP增長問題給出了某種程度的不樂觀判斷。」[20] 而這種高投入、低產出的重要副產品，是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的破壞，中國近年來正在各地蔓延的霧霾就是最好的證明。

中國經濟形勢中的危機因素當然不限於產能過剩和徘徊不前的全要素生產率。由土地財政、過度投資等引發的地產業畸形發展、高房價與房地產泡沫並存，同樣是中國經濟結構扭曲的重要景觀。我曾在北京長期生活，眼見北京的房價壹路躥升，四環路以內城中心區的新房售價已經高達8萬以上人民幣/每建築平米，壹對收入平平的青年夫婦若貸款在北京買房，20年不吃不喝也還不完這筆貸款。[21] 房價超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拍賣土地使用權時會高價出手，以獲得儘可能豐厚的土地出讓金，地產開發商拿到天價土地后的合理行為（經濟人意義上的理性行為）自然是使樓盤的售賣價格更加昂貴，最終讓消費者買單。詭異的是，中國房地產市場壹方面是高房價，另壹方面是房源的超供給。過去20年，中國幾乎到處是建築工地，造出的房子總量已經遠遠超出城市的需求。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2014年6月10日發布的《城鎮住房空置率及住房市場發展趨勢》調研報告表明，2013年全國城鎮家庭住房空置率高達22.4%，其中六大城市重慶、上海、成都、武漢、天津、北京的空置率分別為25.6%、18.5%、24.7%、23.5%、22.5%、19.5%。騰訊與中國房地產報等機構聯合發布的《2015 年5 月全國城市住房市場調查報告》亦顯示，中國主要城市的住房空置率整體水平在22%至26%之間。[22] 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能看出中國房地產繁榮的難以為繼，乃至空前危機。而房地產關涉上下游幾十個行業，包括鋼筋、水泥、玻璃等製造業和數不清的服務業，它的萎縮及其連帶影響當然非同小可。

更可怕也更具有摧毀意義的是金融風險。由地方政府GDP競賽推動的海量投資不但製造了巨大的產能過剩，而且導致巨大的債務。很多企業由於資本回報率低或根本沒有回報，只能依靠不斷借錢過活，淪為所謂「殭屍企業」。而這樣的企業竟然多少年不倒閉，似乎全無退出之意，靠的就是「有中國特色」的融資和兜底機制。另壹方面，中國各大商業銀行滿足地方政府、國企「投資」和償還債務需要的結果，必然是貨幣總量的急劇擴張。1990年末中國的廣義貨幣M2存量不過1.53萬億人民幣，2012年末這個數字達到97.42萬億人民幣，22年增長了60倍。[23] 到2016年末，這個數字進壹步達到驚人的155萬億人民幣，比上壹年提升11.3%。[24] 中國對外匯的管制和強制結匯也是廣義貨幣M2激增的原因之壹。中國的巨額對外貿易順差導致外匯儲備壹路飆升，2014年6月達到創紀錄的3.99萬億美元。但這些美金不能在中國境內流通，必須換成人民幣，故有「輸入性通貨膨脹」之說。[25]

中國的金融風險還表現在另壹方面，那就是銀行出於自身利益驅動以「金融創新」為名來逃避監管，實現監管套利。中國貨幣管理當局設置的過低的存貸款利率以及金融服務對象的完全不對等，給這種「創新」提供了機會。銀行壹方面向「合格單位」瘋狂放貸，壹方面以「理財產品」形式向「不合格單位」（那些不符合官方規定貸款條件的項目或企業）提供融資，當然，這種融資要求購買者支付更高利率，從而使銀行獲利，此即所謂「影子銀行」的本質。甚至，那些大企業也能夠從銀行拿到低成本的資金後轉手做此類買賣，而真正需要錢的中小企業，卻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難怪很多國人驚呼「中國的實體經濟難做」，而寧願到虛擬經濟領域去冒險。問題在於，像股市這樣的地方，同樣驚險，同樣風雲變幻。筆者沒有炒過股，相信那些有過被套牢經歷的朋友對中國股市更具發言權。事實上，2015年的中國股災瞬間就導致無數股民的財產蒸發得無影無蹤。

總之，嚴重的產能過剩，荒唐的信用擴張，巨債，資本回報率的可怕回落，地產業危機及其連鎖影響，天量的廣義貨幣M2，加上被操縱的股市、扭曲的金融市場和金融價格，構成了中國經濟之負面存在的基本景觀。然而，上述危機因素是否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遭遇過不去的坎兒、遲早會「硬著陸」或發生「崩潰」呢？

也不盡然。

所謂「供給側改革」

事實上，中南海並非不知中國經濟形勢的嚴峻。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壹次會議，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思路。習近平稱：為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必須堅持穩中求進，堅持改革開放，實行宏觀經濟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戰略上堅持持久戰，戰術上打好殲滅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習甚至具體指示，要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針對突出問題、抓住關鍵點。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紮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26]

習近平的講話自然是建立在其經濟智囊團壹系列研究基礎上的。早在2013年，習的首席經濟顧問劉鶴就組織課題組，進行經濟危機歷史經驗比較的專門研究，並出版了相關著作。[27] 檢索壹下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我們理解中南海對形勢的判斷及其應對措施，是有幫助的。

在劉鶴本人執筆的題為《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的研究報告中，作者深入對比了1929年歐美髮生的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共同特點，初步結論是：1，兩次危機均發生在重大的技術革命之後，這符合長周期經濟理論，即技術創新引起繁榮，繁榮又是蕭條的原因。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採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4，在選票政治推動下，政府傾向於用民粹主義政策收買人心，卻往往加速了危機的發生，因為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壹旦政府無法兌現承諾，社會心理就會發生逆轉。5，大眾的極端投機心態，可以使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寬鬆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槓桿率為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2008年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發了股市泡沫和投機狂熱；2008年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次級信貸均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另壹方面，貨幣當局對宏觀經濟形勢均缺乏準確理解，大蕭條時期美聯儲決策者基本沒有總需求管理的意識，而這次（2008年）美聯儲則對已經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與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應該執行的貨幣政策認知不到位。7，危機爆發后，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些明顯的錯誤事後看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真正突破這些局限又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壹生中往往僅會遇到壹次，決策者同樣缺乏經驗。大資本的逐利本性又與在野政治力量相結合，而令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在這個意義上，兩次危機中的經濟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甦。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壹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28]

那麼，這些歷史經驗對中國有何啟示？該書的結論是：1，必須充分做好應對危機長期化的準備。在今後很長壹個時期，我國仍會處於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發展所處的外部環境不會太好，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好長遠謀划，特別要警惕這兩年全球經濟進壹步惡化的可能，對包括出口減少、對歐美債權縮水和資本外流等各種可能發生的不利事件和風險，要做好充分思想準備。2，中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發生變化，新世紀前10年科學技術儲備已在孕育新的產業變革，危機會催生新壹輪技術長周期的啟動，我們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在新壹輪技術長周期競賽中做領跑者。3，避免走向過度負債型經濟，重視調控由金融引發的波動，加強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範，堅持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要求，防止虛擬經濟過度自我循環和膨脹。4，調整完善社會制度和政策，建立合理水平的社會安全網，既能夠「托底」，又不養懶人，還要長遠可支付，做到公平、效率和可持續性的統壹。5，在我國轉型升級任務極為迫切和市場經濟基礎仍然薄弱的形勢下，要防止對危機發生原因和我國應對危機相對成功的誤解、誤讀，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6，國民文化素質是壹國競爭力的內核，必須汲取當年美國繁榮時期對「成功」的膜拜和社會浮躁心態的教訓，在我國發展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要充分認識儉樸誠實、艱苦創業、勤勞奮鬥是防範危機的根本，安於享樂、不勞而獲、快速致富是危機醞釀的最佳土壤。7，美國在大蕭條和二戰中，通過適時保持中立，避免捲入戰爭，完成全球霸主地位的最終確立，我們也要抓緊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輕易對外承諾，要謀定而後動，選擇最佳出手時機。8，在全球經濟治理新架構確立過程中，要謀求從積极參与者向主動塑造者身份的轉變。[29]

這些建議、主張顯然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中南海的經濟智囊們雖然不可能直指黨國要害，從專制體制對經濟活動和經濟過程的負面制約角度提出分析，但他們畢竟是壹批訓練有素的經濟專家，他們的知識對北京政權應對可能發生的危機仍然極有幫助。習近平所謂「必須堅持穩中求進，堅持改革開放，實行宏觀經濟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云云，顯然是對專家團隊意見的高度綜合。在實踐領域，這些年習近平挂帥的中央深改小組以及李克強主政的國務院實施了不少改革舉措，大量措施都和應對、化解現實或潛在的危機有關。比如「去產能」，國企顯然是去產能的主要承擔者，在中國各類企業中，國有企業以最高的資產負債率、最低的資產周轉率和最低的主營收入利潤率著稱，且產能過剩最為嚴重，「去產能」必須由此開刀。但淘汰落後產能的過程可能造成大批國企員工下崗，這正是歷年李克強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都要把「保增長、保就業」作為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加以強調的原因。2017年提出的目標是「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去產能過程中，「中央財政專項獎補資金要及時撥付，地方和企業要落實相關資金與措施，確保分流職工就業有出路、生活」。[30] 此外，搞「大眾創新」、大力發展服務業等等都有轉產分流、充分吸納就業的意圖在內。

在減少企業債務方面，李克強給出的對策是：「我國非金融企業槓桿率較高，這與儲蓄率高、以信貸為主的融資結構有關。要在控制總槓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槓桿率作為重中之重。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資產證券化，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槓桿約束，逐步將企業負債降到合理水平。」面對金融風險，李認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要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有序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整頓規範金融秩序，築牢金融風險『防火牆』」。李堅稱，「我國經濟基本面好，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比較高，可動用的工具和手段多。對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我們有信心和底氣、有能力和辦法。」[31]

此類公開發表的政府文告，當然有宣傳、鼓動的成分在內，不可全信。用內部人的更坦白的說法，今天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怎麼能活著熬到供給側結構改革見效」的那壹天。[32] 其實，根據本文提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頑症的根本醫治是不可能的，因為造成這些問題的政治結構並未更改。但不能根本治愈不意味著就壹定會崩潰。中國「危機」因素的存在是壹個常態化過程，「危機」是否從潛在的變成現實的，除經濟本身外，還有很多非經濟類因素要考慮。這些因素有些對黨國是不利的，有些卻是有利的。

比如，常有人講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安全感加重，富人階層資本外逃加劇，這是中國經濟危機風雨欲來的明顯標誌。這固然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中國富人階層和中產階級的依附性，對這種依附性的分析不但要依靠經濟學，更要求助政治學。中國向來缺乏獨立貴族和有產階級的傳統，這與英國這樣的國家很是不同。1949年共產黨革命成功后，所謂「官僚資產階級」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民族資產階級」也很快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在很長時期內，中國不再有什麼「中產階級」。這個階層的重新出現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藉助有限的市場化和政治寬鬆，中國迅速湧現出壹批富人，但是，中國的政治結構決定了他們的發財勢必要和權力發生聯繫，或者，他們本來就是權力場中的壹份子（紅二代、官二代之類），或者，他們必須依附於權力方能財源滾滾。純粹憑勤奮、憑市場機遇掙到大錢的民營企業家不能說沒有，但肯定不多。而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成分是政府公務員、事業單位的教師、醫生、國企或私企的白領、律師等，他們的收入在壹般老百姓以上，有壹個比較體面的生活外觀。雖然他們內心也會嚮往自由民主（在此意義上他們構成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潛在力量），但通常不會拿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現有身份去冒險，更不會挑頭向政府挑戰。由於這個群體大部分成長於文革后的威權主義年代，崇尚實利而不再「理想」、較少激情而更多冷漠成為他們的特有精神氣質。加之從上壹代人那裡傳遞下來的、深入骨髓的政治恐懼，這種東西會自然轉化為生存策略的某種超然性，他們往往漠然于社會不平，對身邊事務處於麻木狀態，除非社會不平直接觸及到了自身。無論富人還是普通中產階級，他們內心深處當然都有不安全感，有條件的也都在「安排退路」，向西方移民，但即便到了美國、歐洲，他們仍然生活得戰戰兢兢，遠談不上瀟洒，因為他們仍然與國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也並不希望中國真的「崩潰」，因為這同樣會影響他們的生意，令自己遭殃。總之，中國的富人和中產階級雖然具有潛在的革命性，但就其外在屬性而言，卻毋寧說是保守的，他們是這個體制的支持力量而不是破壞力量。中國中產階級定位及其生存指向的「二律背反」動搖了民主轉型理論的基本假設，也給中國危機前景判斷增加了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再比如，關於底層社會抗爭。毫無疑問，中國現代化高速成長的20年，也是官民矛盾頻發且越演越烈的20年。有人據此判斷中國已經坐在火山口上，似乎只要振臂壹呼，千百萬民眾就會揭竿而起，重演陳勝吳廣式的改天換地。筆者不得不說，這完全是壹廂情願，是壹種幻覺，徹底錯置了時空背景。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餓殍遍地、飢荒遍野的時代，中國最貧困的那部分人口，其生活與30年前相比，也已經有了相當改善。今天發生的民間抗爭和維權運動，並不是因為吃不上飯，而是因為民眾的居住權、財產權、環境安全或勞動保護等權利受到侵害。但總的說，這些抗爭是零散的、局部的，且被官方有效地分解或「區隔化」。換言之，北京已經摸索出壹套對付「刁民」的辦法，包括分化、適度收買、控制互聯網「不良」聲音，同時加大反腐敗力度、改善信訪制度，目的都在降低官民矛盾發生的頻率和烈度。從正面看，中南海深曉解決民生問題對鞏固政權的意義，近年來北京推出的最重要的民生工程之壹就是「7000萬人脫貧計劃」。2014年，中國貧困人口標準是每人每年純收入2800元人民幣。按照這個標準，中國尚有7000萬貧困人口。而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規定：扶貧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差距擴大趨勢。」[33] 習近平上台以來更是多次指示要「打好精準扶貧攻堅戰」，定點定村定戶，制定扶貧規劃且有專人落實，「2020年讓全國人民壹個不落都過上小康生活。」[34] 官媒自然會把這些解釋為共產黨人「不忘初心」，其實，更基本的邏輯是滿足了基本民生，黨國江山就沒有大虞。這才是「政策要托底」的本意。有了「政策要托底」，潛在的危機就不會發展為現實的危機，更何況中國國民性的懦弱、老滑、隨遇而安、稍得小惠就山呼萬歲等等都在幫體制的忙。

可以說，除非中南海高層發生內鬥進而引發黨內分裂，或突發性重大公共事件引起連鎖反響，或重大外交或軍事失敗動搖了「國本」，或以上因素的某種組合真的引發危機（這種組合具有高度或然性，目前看，發生的幾率並不大），足以撼動社會整體、動搖社會基本穩定甚至危及政權合法性的仍然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即貨幣貶值、信用斷裂、經濟跳水、銀行擠兌、股市狂跌以及由此引發的大規模民眾騷亂。事實上，只有壹個國家金融系統的徹底崩潰才能引出山崩海嘯般的社會後果。而這當然是北京政權要拚死力竭力避免的。黨國處理經濟問題的原則從來是政治優先、政權優先（這也是黨國處理所有問題的原則）。政治優先可以表現為為了某種特定政治目標而不計經濟成本，比如舉國援藏或對台灣的經濟統戰。[35] 我們可以稱之為為政治服務的經濟，雖然不計成本或經濟成本為次，卻能夠據此換來政治收益。事實上，黨國體制的弱點和「優勢」都可以從中獲得解釋，它有時顯得非常敗家子，有時又真能解決大問題。就當下論題而言，若中國真的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極權體制的特有「優勢」反倒更有可能充分彰顯。

當然，即便在美國，化解經濟危機也需要政府出手。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就採取了非同尋常的措施，脅迫那些相對健康的銀行替政府收拾爛攤子。「在短時間內，政府施壓讓摩根大通銀行接過了貝爾斯登的爛攤子，讓美洲銀行接管了美林銀行，讓富國銀行接管了美聯銀行。」而「在市場資金凍結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美國政府最有說服力的籌碼可能也就是能夠直接得到美聯儲銀行的現金支持。」[36] 而中國呢？央行（中國人民銀行）直接就姓「黨」，必須聽從黨的指令。記得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國企「三角債」嚴重，很多企業發不出工資，職工轉產下崗者眾，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中國經濟似乎更加危險。但北京迅速做出決策，以財政部做股東，分別成立華融、長城、東方、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將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1.4萬億人民幣巨款壞賬剝離，辦法是用債券對價換走不良資本，四大國有銀行藉此擺脫困境，重新輕裝上陣，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則先後與財政部設立「共管賬戶」，由財政部以未來收入（如所得稅等）抵消當前欠賬，或乾脆把那些爛賬壞賬停息掛賬，若永遠還不上了，則意味著全社會為此買單。[37] 今天的中國政府已經遠非20年前可比，它是當今世界最有錢的政府，擁有極強的財政汲取能力，2016年全國壹般公共預算收入高達159552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4.5%，其中，中央壹般公共預算收入7235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7%。[38] 這還沒有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種隱性收入，沒有算中央政府掌控的巨大的國有資產存量。真需要救市時，中國政府可以調動的資源是可觀的。此外，中國政府對股市的操控、對外匯的管制，只要運用得當，也都可以轉換為危機處理的手段。而這些手段，在金融法律制度完備的西方民主國家，反倒不好使。

中國經濟的基本盤已經如此之大，即便未來GDP年增長率進壹步下降至5%，仍然有足夠的自我迴旋餘地。雖然極權政府的反危機措施往往種下進壹步經濟扭曲化的種子，但這種扭曲何以、何時成為動搖整個經濟大廈、甚至動搖專制政治體制的顛覆性工具，卻很難斷定。所以本文才稱「危機」因素常在，但「崩潰」不可輕言；甚至，有助於黨國經濟向好的因素也有很多，這不僅指國內，同樣指國際，畢竟，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性的存在，對它的觀察，也必須具有全球視野。

中國經濟的世界化與紅色帝國

支撐中國經濟世界化的至少有下列外貿數字證明：2016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值24.3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13.84萬億元，進口10.49萬億元，貿易順差3.35萬億元。「壹帶壹路」戰略提出后，中國對部分壹帶壹路沿線國家出口增長強勁。2016年，中國對巴基斯坦、俄羅斯、波蘭、孟加拉國和印度等國出口就分別增長了11%、14.1%、11.8%、9%和6.5%。在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中國對歐盟出口增長1.2%、對美國出口微增0.1%、只有對東盟出口下降2%，三者合計佔中國出口總值的46.7%。此外，作為製造業大國，中國的出口產品早已不再局限於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有壹定技術附加值的機電產品正在逐漸上升為出口主力。2016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7.98萬億元，雖然比上壹年下降1.9%，仍占出口總值的57.7%，而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合計出口2.88萬億元，僅占出口總值的20.8%。[39] 當然，從整個外貿形勢看，中國這些年的外貿增速是逐年下滑的，從2011年高峰時的22.5%下降到2014年的3.4%，2015年甚至進壹步降到-8%。然而，中國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卻在上升，2011年是11%，2015年達到13.4%。這反倒證明了世界貿易增速總體下降的同時中國貢獻的上升。[40]

另壹個衡量中國經濟世界化的指標是中國對外投資的增長。據商務部有關統計，2016年中國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達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在對外投資中，實體經濟和新興產業受到重點關注。2016年全年對製造業投資占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從2015年的12.1%上升為18.3%。此外，中國企業的海外併購更加活躍，2016年，對製造業，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分別實施併購項目197起和109起，佔中國境外併購總數的26.6%和14.7%。[41] 截止到2015年底，中國約2萬家投資者在境外設立3萬多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它們分佈在全球188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已超過1萬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4.37萬億美元。[42]

想想100年前，中國還是壹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如今竟頗有當年大英帝國的氣勢，高舉「全球化」和「貿易自由」的旗幟搶關奪隘、大舉進軍海外，以致有人驚呼歐洲、拉美對中國不再遙遠，非洲正在成為「中國的第二個大陸」，[43] 此情此景壹定頗令國人感奮。我個人雖然批評共產黨，但對中國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擁有的正面意義，仍然給予積極評價。

問題在於「中國掘起」所內具的充滿張力的蘊涵，對此仍然離不開本文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我們首先要在概念上做出如下區分，那就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和作為黨國的中國，前者指中國作為當今主權國家體系中的壹員所具有的壹般國家屬性，後者指共產黨壟斷公權力而強加給這個國家的國家政權屬性和意識形態特徵，正是兩者的結合，或更準確地說，正是黨國對民族國家的凌駕和捆綁，從根本上形塑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的「大國戰略」，也從根本上限定了中國內政與外交的關係。這就是本文所謂「紅色帝國」，壹個雖然內部矛盾重重、甚至危機四伏但仍舊強勢「掘起」的新型帝國。「紅色帝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必須在21世紀新的時代背景下、在中國民族國家與黨國相互扭結和相互捆綁的基點上方能展開。

當然，為了分析方便，我們也可以採用科學研究中的抽象法，暫時懸置黨國屬性對論題的影響，而先看看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就純經濟意義而言，中國外貿和對外投資的拓展，有利於中國產業結構的轉換升級，有利於為過剩產能尋找出路，也有利於提升中國國內的就業水準。而這些，均有助於減緩國內的經濟困局。還要看到，與大量出口同時存在的大量進口，必然意味著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的上升。比如，石油、糧食、關鍵礦產品對任何國家都是重要的資源性物品。中國是當今世界第壹大石油進口和消費國。雖然2009年中國成為僅次於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美國之後的第四大原油生產國，近年來國內原油產量壹直穩定在2億噸左右，但這個產量相比國內巨大需求仍然差得很多，每年需要進口原油2億噸以上。2015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首次超過60%。[44] 糧食，截止到2014年，中國糧食產量實現「十壹連增」，總量達到6.1億噸，但糧食進口仍保持較快增長， 2014年中國糧食類產品進口總計1億噸，比上年增加1398萬噸，增長16.2%，比2010年增加3350萬噸，增長50%。其中大豆進口7139.9萬噸，穀物進口1951.6萬噸，薯類（主要是干木薯）進口866.6萬噸。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僅約為85%。[45] 銅是重要礦產品，具有廣泛工業用途和金融保值功能，歷來被各國看重。中國是全球電解銅第壹大生產與消費國，但中國銅資源極度匱乏，自給率不足30%，且呈現逐年擴大之勢，所以中國也是世界第壹大銅進口國，中國的銅進口大多來自南美、蒙古、非洲和澳大利亞等地。[46] 這幾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國在壹些關鍵產品上對外依存的程度。進口這些東西固然是民族國家生存、發展的需要，但也凸顯民族國家安全的某種脆弱性。在許多人看來，中國作為大國，要保護其日益擴張的海外利益，保護它的戰略資源安全，在外交甚至軍事層面表現得更為積極、更有雄心似乎都是可理解的正當之舉。

甚至不僅如此。西方學術界盛行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喜歡講「國強必霸」。以鼓吹「進攻性現實主義」著稱的美國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就曾言：「國際政治從來就是壹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而且可能永遠如此。」「大國很少對眼前的權力分配感到心滿意足，相反，它們時刻懷著以自己利益為中心的求變動機。」關於中國，米爾斯海默斷言「中國經濟如果繼續增長，就會像美國支配西半球壹樣支配亞洲」，屆時，「壹個強大得多的中國會嘗試把美國趕出亞洲地區」而「打造中國版本的門羅主義」。中國還有可能在亞洲之外發展其戰略利益，甚至會「干涉美洲政治，好擾亂美國後院，讓美軍的全球運動不那麼自由」。[47]

米爾斯海默眼光犀利，他對中國掘起后美中兩國必然衝突的觀點的確給人強烈印象。但米爾斯海默僅僅從民族國家邏輯的角度界定這種衝突，卻是不夠的，或乾脆是錯誤的。「國強必霸」固然可以描繪中國掘起后在台海、南海、西亞、北非甚至中東歐壹系列咄咄逼人的行為，但支配這些行為的卻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為了理解這壹點，我們必須把原來暫且舍象掉或懸置起來的紅色帝國的另壹半元素重新拾起，那就是黨國政權性質對中國外交取向的決定性影響。正如前文反覆強調的，中國是民族國家與黨國的捆綁體，對北京統治者來說，政權安全是第壹位的，民族國家安全從屬於政權安全，且服務於政權安全。那麼，從北京角度看，什麼才是對政權安全的最大威脅呢？那就是美國及其代表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北京知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總是把自己視為社會制度的「另類」，多少年來，北京最擔心的就是「西方敵對勢力」對自己的「顛覆」或「和平演變」。在壹些內部教育場合，北京對前蘇聯的垮台就是這樣解釋的。[48] 內心裡，中共領導人認定與美國的博弈將是壹場長期的生死較量，較量的本質是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層面，而非民族國家層面，因為它關乎共產黨政權的生死存亡；但在所有公共和外交場合，黨國領導人又總是以民族國家代表者的身份出現，且總是把政權利益說成是民族國家的利益。

我們必須從這個基點出發來觀察中共黨國與美國的全球博弈。比如，北京壹方面用非常高明的外交詞彙定義今天的中美關係，那就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準備和美國繼續打20年太極拳，另壹方面加緊全球布局，包括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的戰略同盟關係，分化、拉攏歐洲、澳洲、北美的美國盟友，全面挺進非洲、中東和拉美等「第三世界」，進壹步鞏固在周邊地區（包括台海、南海、東南亞、中亞和西亞）已經獲得的戰略地位。迄今為止，這個戰略總的說是成功的。

而在所有上述布局中，「政治賬先於經濟賬」這個黨國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同樣適用。

讓我們舉個例子：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這是北京「西進戰略」的重要壹環。為什麼要「西進」？當然是考慮到美國及其同盟者日本在東面的威脅，所以要拓寬西部戰略縱深，使黨國獲得更大的戰略迴旋餘地。

中巴經濟走廊的創意始於2013年李克強對巴基斯坦的訪問，兩年後習近平再訪伊斯蘭堡，將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推向新高潮。習近平提出「壹個中心、四個重點」的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方針，即以中巴經濟走廊為引領，以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合作、產業園區合作、瓜達爾港建設為重點，兩國壹股腦簽署了51項合作協議，中國向巴基斯坦提供460億美元的項目大單。巴基斯坦方面自然興高采烈，稱這個巨大工程將壹舉改變巴經濟現狀，讓巴基斯坦各個省份都能受益。中國亦有學者稱中巴經濟走廊是「壹帶壹路戰略」的「旗艦與標杆」工程。[49] 其實，從純經濟角度看，所謂「中巴經濟走廊」並不是合算的買賣。這個巨大工程的核心是建設從瓜達爾港橫穿巴基斯坦全境到中國新疆的油氣管道，配以相應的鐵路、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且不說陸上油氣管道運輸和鐵路運輸費用遠高於海路運輸，[50] 也不說油氣管道從零海拔的瓜達爾港開始鋪設直到海拔5000多米的卡拉昆崙山口需要功率巨大的泵站和電源支持，技術難度高且花費巨大，更重要的是這個管道和路面設施要經過壹系列塔利班控制的巴部落地區，以及與印度存在爭議的北部克什米爾地區，恐怖活動猖獗，安全形勢極為險峻。那為什麼還要搞這個項目？ 這就是算政治賬的結果。前文談到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高達60%，而中國進口石油的85%要經過馬六甲海峽，[51] 中美壹旦發生衝突，北京最擔心的首先是海上石油運輸通道的被掐斷，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北京才要出巨資，壹方面控制南中國海，從側面為馬六甲海峽航道提供保護，壹方面啟動中巴走廊建設工程，使來自中東、北非的石油可以不經水路而在瓜達爾港直接上岸，通過管道運輸直抵中國。到2020年，經過中巴管道和中緬管道分流，最後通過馬六甲海峽的石油運輸可以降到65%，[52] 這當然大大有利於黨國的石油戰略安全。

此外，瓜達爾不僅是轉口港，而且有重要軍事用途。中美較量正在向全球擴展，不僅太平洋，印度洋也將是中美逐鹿的戰場。北京若能控制從柬埔寨、泰國、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到巴基斯坦和吉布地的壹些重要海岸地區，建立若干軍事基地或後勤補給基地，就能形成壹條「珍珠鏈」，對美軍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軍事部署構成有效制衡。瓜達爾港顯然是這個「珍珠鏈」中的重要壹環，具有舉足輕重的軍事戰略意義。這正是北京要在這個地方花大錢的理由和根據所在。甚至，我們可以根據同樣邏輯理解中國在巴基斯坦的其他投資，這些投資未必直接服務於油氣管道建設，而確實著眼于改善巴基礎設施，且要惠及巴國各個省份，其理由在於，巴基斯坦是壹個經濟落後、政治上並不穩定的國家，只有這個國家穩定了，中國在此地區的戰略投資才有安全保證，而北京在巴基斯坦花的錢被認為有助於這種穩定。[53]

在很多場合，中國的對外援助具有同樣性質，為了黨國的政治需要，經濟賬必須服從政治賬。根據北京發表的《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2010年至2012年，中國對外援助金額高達893.4億元人民幣，包括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三種方式。「無償援助重點用於幫助受援國建設中小型社會福利項目以及實施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技術合作、物資援助和緊急人道主義援助等。三年中，中國對外提供無償援助323.2億元人民幣，占對外援助總額的36.2%。無息貸款主要用於幫助受援國建設社會公共設施和民生項目。三年中，中國對外提供無息貸款72.6億元人民幣，占對外援助總額的8.1%。優惠貸款主要用於幫助受援國建設有經濟社會效益的生產型項目、大中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較大型成套設備、機電產品等。三年中，中國對外提供優惠貸款497.6億元人民幣，占對外援助總額的55.7%。」[54] 至於這些援助具體給了哪些國家，那就大有學問了。它們或是在各種外交場合支持過「中國的核心利益」，或是那些有幸成為北京政府的受援國壹定有利於擴展「中國的核心利益」。比如柬埔寨，這個南亞國家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就接受中國的援助，但毛澤東時代的援助和反美及世界革命有關，近年來的援助則主要和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整體戰略考量相聯繫。2003年到2009年，中國對柬埔寨的援助額從557萬美元猛增到2.57億美元，北京成為柬埔寨的最大施主。這種施捨果然獲得了回報。壹位黨國學者這樣描述這種回報：「2012年4月，菲律賓和越南企圖在東盟峰會上將中國南海問題『國際化』，時任東盟輪值主席柬埔寨頂住了多方壓力，在峰會期間沒有發表任何關於中國南海問題的不利言論，中國南海問題甚至都沒有進入此次東盟峰會議程，使菲律賓和越南的企圖落空。」而「在柬埔寨政壇產生了壹批以首相洪森為首的對華友好的官員，不僅在柬埔寨國內維護中國權益，還在重大的國際事務中堅定地支持中國」，這恰恰是「中國對柬埔寨援助的特點之壹」。[55]

這就是紅色帝國：壹個新型帝國的誕生。這個紅色帝國不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推行世界革命，但要在「民族復興」和「中國夢」的旗幟下與美國爭雄，引領世界潮流。中國共產黨駕馭的這個紅色帝國正在亞洲、非洲、拉美甚至歐洲創造壹系列新的臣服模式，在大多數場合，它們並非19世紀那種赤裸裸的軍事或經濟征服，而是滲透式的、潛移默化的、以各種高大上語言為招牌的、充滿了中國式智慧和謀略的擴張進程。紅色帝國的對外關係，既不是古老華夏朝貢體制的簡單回復，也不是條約時代主權國家叢林規則的外在化的、赤裸裸的遵循。它同時在繼承這兩者，但又賦予其新的形式，更複雜也更隱晦的形式。從外部條件看，川普上台、歐洲走衰是紅色帝國的壹大利好，壹個美中俄多級世界的前景似乎正在明朗化。

如果以上所論可以成立，那麼衡量、判斷中國經濟的尺度也將完全變化。這個尺度將會大得多，其構成要素也複雜了許多，不確定性亦增加了許多。比如，「政治先於經濟」、「經濟為政治服務」的黨國政治經濟學原則運用於紅色帝國的全球戰略場合，會在增加其力量的同時，帶來壹系列不確定性甚至冒險性。這些冒險性（包括經濟的軍事的各層面）可能給帝國招致巨大的後果。畢竟，紅色帝國是在與壹個迄今為止仍比其強大得多的對手爭雄，而北京政權的極權主義性質，又決定了這種博弈的生死特徵。但，這個纏鬥很可能是長期的，北京甚至可能在某些時候佔上風。我們可以從歷史哲學的意義上判定這場生死較量的最終結局，卻無法從經驗科學的意義上預測紅色帝國未來經濟的具體走向。它的內部矛盾、停滯、危機積累和外部發展機會甚至表面的繁榮完全可能共存。事實上，它的高度不確定性是我們今天唯壹能夠確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