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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国凯

引言

1997年5月英国大选。欧洲主要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之壹─英国工党，在大选中以418席对165席的绝对优势击败保守党，入主唐宁街十号。在翻开英国历史新壹页的同时，也给世界以莫大的震动。壹年以后，另外壹个主要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击败了“在欧洲呼风唤雨的科尔，”将施罗德送上了总理的位置。此时，当妳打开欧洲的政治版图就会发现，在十五个欧盟国家中，有十三个已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或者参与执政。如果妳再把目光从欧洲移向全世界，还会发现壹百四十几个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遍布我们星球的所有地方。
民主社会主义亦即社会民主主义。这个社会理念能得到这么广泛的流传，这么多人的拥护，尤其在欧洲，民众的文化思想水平普遍较高，具有相当的分析力，洞察力，对他们是难以欺骗蒙蔽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在欧洲站稳脚跟，主导社会，这些都无可置疑地说明了它的真理性。

壹向以来，都有人问我们﹕妳们反对壹党专政，这我们赞成，但是妳们得讲明白，妳们会怎么做？要治理这个国家，妳们行吗？
问得很好。为我们国家的民主事业奋斗了二十几年乃至三、四十几年的人们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应该长期只作为异议团体而存在，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自我期许和抱负。终有壹天，我们应该以获得民众的信任拥护为前提来执掌社会公权力，并借此为民众谋取更多的福祉。
由是，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情绪激昂的呼喊和提空泛的民主条文。我们应该深刻关注了解民众的疾苦，洞悉社会的病根，研究医治的方法途径。我们的组织也不应该只是“正义者同盟”，而须有清晰的系统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论。
社会民主主义是最适合改造我们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论。为说明这壹点，就有必要探究社会民主主义怎样萌芽，如何发展以及成长壮大。它经过了哪些波折和考验，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又曾有怎样的缺失等等。在此基础上，联系我们国家的现实，把各种社会因素進行有机揉和和通盘考虑，以期探索最佳的变革方案。可信，壹旦我们能给予提问的民众以令人信服的回答，那我们就拥有了发动民众的有效思想武器，民主事业就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重性






当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黑暗的长廊，踏入近代的门槛时，文明的進步，生产的发展再也不能忍受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桎梏与束俊．斆癖婋A级(第三等级)以和平形式向封建统治者请愿，希望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对進步与发展做出某些让步时，所得到的非但不是听取与承诺，反而是镇压与屠杀。于是被激怒的民众转而诉诸暴力。这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十七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十八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民主革命。在这两场革命中，英王查理壹世、法王路易十六都人头落地。

相对于封建贵族和宗教僧侣这两个享有特权的阶级是无特权的民众阶级。但它很庞杂，还可以分成许多个子阶级或阶层，它们之间存有各种差别。而最大差别是出现在资产阶级上层与劳工阶级下层之间。无论是占有财产的多少，物质生活的水平，还是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对知识文化的掌握，抑或心里状态，行事风格都差异甚大乃至天渊之别。

毫无疑问，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尤其是上层)居领导地位，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已是组织者，领导者，已具有壹定的号召力、影响力。并且也只有像他们那样拥有壹定的经济财力和文化水平，才堪任革命的领导重任。

然而，资产阶级深具两重性。对封建特权，宗教神权的横征暴敛和束缚经济、科学、文艺发展的种种关卡陋规，它都欲掀翻之而后快。同时，对底层民众它也深怀戒心。因为从它产生的那壹天起就与劳工阶级处于因财富分配不公而萌生的敌意之中。

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戕害著第三等级的各个子阶级。故劳动阶级愿意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去冲击封建堡垒。但壹旦堡垒被摧毁后，劳动阶级的关注点就会移到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上来了。资产阶级当然敏感到这壹点。只要是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他们在推翻封建特权的同时和以后，就筹划和着手碾平来自社会下层的“动乱”。如果他们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胜任两面作战时，就会情愿与封建王权作某种程度的妥协，只祈求扫除部份封建特权或把全部清除封建特权的任务留待今后壹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从而得以腾出手来压制底层民众的“动乱”，为此，他们甚至不惜進壹步与残存的封建势力结盟。

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尚未发生，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有限。于是在反王权的斗争中，它与基本以资本主义方式進行工、农、商业活动的新贵族结盟。这也就使它在排斥劳动阶级方面更加明显和坚决。当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平等派”在封建王权被推翻后，颁布“人民公约”，提出实行普选制和取消什壹税等要求时，它立即无情地予以瓦解和镇压。由代表资产阶级中上层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其领袖人物克伦威尔出身于家道中落的乡绅家庭)控制的国会制定了“政府约法”，规定“只有财产超过200磅者才有选举权”。以后，尽管具体的财产限制数额经历查理二世的复辟和“光荣革命”等壹系列政治事变后有所变动，但选举权受财产拥有额限制的法规壹直沿袭下来，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完全取消。可见，当年的英国资产阶级既无意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也无意让社会财富在它和劳动阶级之间得到公平的分配。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所处时代背景的显著区别在于壹，工业革命已经发生，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数量远较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多。二，经过十八世纪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民主革命学说的熏陶，社会的革命空气也浓得多。

故此，在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并不寻求与封建贵族中的立宪党人结盟，然而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第三等级中下阶层愈来愈咄咄逼人的气势时，也不免犹豫起来，以至想回过头去袒护国王。正如其代表人物之壹，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所说：“这次革命应该停止了，否则它会产生危险。”然而为时已晚。山岳党人掀起的巨浪把他们吞没，经过壹系列纷乱惨烈的斗争，山岳党人自己也被狂潮吞没。社会秩序开始回归，但并不是回归到九三年宪法的民主精神上，而是向革命前的旧秩序认同。法国资产阶级从前阶段有大量底层民众所参与的社会斗争中认识到它们与封建王权和贵族之间的争端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商榷解决，而它们与劳工阶级的矛盾却难以调和。故此，它们认为可以让封建贵族分享政权而决不能让劳工阶级参政。它们可以交出壹部分利润供人数极少的贵族继续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决不能让劳工阶级对社会财富的分配置喙。于是它忍受了拿破伦的独裁，忍受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也忍受了七月王朝。选举权受财产拥有量的限制是壹个最鲜明标志。

热月政变的次年，热月党人颁布了“九五年宪法”。宣布实行两级选举制度。被选举人必须拥有壹座庄园或年收入至少相当200个工作日的工资额。宪法中删去了1791年人权宣言中，“人生而自由，人生而平等”的字句。波旁王朝时期，选举人必须年满36岁，并缴纳300法郎直接税。七月王朝时期，降为200法郎。就这样，劳动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剥夺了选举权，被排除在社会公权力之外。由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共同瓜分政权，制定壹系列有利于它们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的法律、法规。

资产阶级的顽固导致社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产生

选举权是民主政治的最根本要素，舍此则民主无从谈起。选举人把自己信任的人士选为立法议员和行政长官是希望他去参与制定和执行能表达自己意愿，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法案。故此，壹些有志之士对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英国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约翰威尔克斯为代表的壹批人士组织“权力法案保卫者协会”，要求废除“衰败选区”，给新工业中心的居民以选举权，实行普选制。他们指出﹕议员代表的是人而非财产，故所有人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都应享有选举权。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伦敦通讯会社”，“人民之友社”相继成立，要求政治平等，实行普选。苏格兰的改革派人士还在爱丁堡召开来自全国各地80多个协会，160多名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要求实行普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劳工阶级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发动了三次举世闻名的“宪章运动”。其根本诉求就是普选权。面对这壹波又壹波的普选要求，英国统治阶层壹直采取著顽固的拒绝态度。这是为什么呢﹖英国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道出了统治阶级的心结。

密尔的思想中有许多進步的因素，如他极为推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个性自由、反对政府对民众经济活动和个人生活不必要的干涉。他认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然而，壹旦涉及到选举权时，密尔的观点立即暴露其狭隘性。这就是密尔对“阶级立法”的担心和否定。他认为：“民主制和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壹样，最大危险之壹在于掌权者的有害的利益，这就是阶级立法的危险。”“壹个人或壹个阶级的人，壹旦发现他们手中有权力，这个人的个人利益或这个阶级的独有利益就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初看去不无道理，但只要再看壹看密尔开出的药方就明白他的用心之所在。他提出：“这两个阶级─体力劳动者及其同类为壹方，雇主及其同类为壹方─在代议制度的安排上保持平衡。每壹方左右著议会内大致相同的票。”在社会上，劳动阶级的人数若干倍于资产阶级，倘若实行普选制，议会中由劳动阶级选出的议员在人数上将大大超过资产阶级的。如果要实现密尔所向往的“每壹方左右著议会内大致相同的票”，那办法只有壹个﹕拒不实行普选制，用财产资格或再加上其他什么资格去剥夺大多数劳动民众的选举权。1867年比利时首相，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奥尔邦鉴于当时比利时仍以纳税额来限制选举权从而把工农民众都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不无欣慰地说：“感谢祖先的远见。”资产阶级当年狭隘的阶级利己主义由此可见壹斑。

密尔所担心的体力劳动者阶级仗着人数众多，在普选制下会在议会中实行有利于劳动阶级“独有利益”的“阶级立法”。这实际上是还未发生的事情，而当时在欧洲大陆已经存在的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立法”。

资产阶级利用其控制了社会立法权、行政权的优势，推行壹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有利于其敛聚财富金钱过上骄奢豪华生活的法案措施，这同时也就造成大多数劳动民众的贫穷和极度劳累。

密尔分析到了“阶级的独有利益”，却忘记了继续分析这“独有利益”中有合理部份也有不合理部份。当劳工阶级被剥夺了普选权，不能在现行体制下去维护本阶级“独有利益”中的合理部份，沦落到贫寒交加的处境时，那它就要诉诸其他途径。

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在鼓动民众。他们愤怒指责：“如果没有面包就没有自由，如果富贵炫耀地并列在贫穷的壹旁，那么就没有平等。如果壹个失业的女工带着她衣衫褴褛的孩子沿街乞讨，那就没有博爱。”他们号召人民用暴力方式去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终于，1848年2月，巴黎爆发了革命。

巴黎二月革命主要靠劳工阶级和城市贫民的力量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劳工阶级進而要求这个共和国是“社会共和国”，即它不仅实行普选制，还必须保障工人的劳动权和基本生活。

密尔的担心在这里似乎变成多余。在4月23日以普选制选举制宪议会时，资产阶级共和派大获全胜。这是因为劳工阶级独立的阶级意识尚不够强烈，并且许多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在二月革命前曾坚决反对七月王朝和鼓吹政治改革，从而使之赢得了很多来自劳工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选票。

这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相当老练，它在控制了制宪议会后便着手制定有利于本阶级“独有利益”的“阶级立法”，并竭力分化工人与其他民众阶层的关系，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收买许多人组成维护新政府的“别动队”，这样就把劳工阶级驱赶到了最狭小的阵地上。当六月下旬激愤的工人又壹次暴动时，早有准备的资产阶级政府就立即予以剿平。二十五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和别动队对四万起义工人。于是，壹仟多名起义者死于巷战，壹万壹千名死于巷战后的屠杀。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848年2月，在英吉利海峡这边的巴黎，工人们举行了二月起义，在海峡那边的伦敦，《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这两个并无关联的独立事件却串连着同壹个精神。就是用暴力改变使劳工阶级的“独有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社会现实。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成。这个主义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及其认为必须用暴力手段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精神。还开出了这样的药方：“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壹切生产工具集中在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不居指导地位

从20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陆中国人只要有机会接受过中学以上教育，那么在强大的思想灌输下，绝大多数都会以为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壹直在指导其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分析，揭露和抨击基本能得到各国工人运动的认同。但在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除那些弊端却壹直存在着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的观点和理论。

《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马克思长期侨居伦敦，在那里撰写了《资本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相当有限。壹个重要的表现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所鼓吹的暴力革命。这壹特点在宪章运动时期就已体现出来了。

从十三世纪的大宪章到1688年“光荣革命”，那种以中庸缓和的态度处置社会争端已成为壹种民族精神遗产潜移默化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头脑之中。这在宪章运动中有鲜明的体现。三次宪章运动规模宏大，持续十多年，参加者有数百万人之多。数万人乃至十几万人的集会经常出现。虽然在進行过程中，曾有领导人主张发动武装起义，亦出现过壹些零星的暴力事件。但其主流壹直主张用和平手段去表达诉求。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也做出了壹些姿态。尽管他们拒绝接受宪章情愿，但却也在其他方面作了努力。如于1846年取消“谷物法”，1847年实行女工，童工10小时工作法案，以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处境。而最重要的是绝不轻易动用武力镇压。尤其是在1848年春季的第三次宪章运动高潮中，形势特别紧张，那时法国刚爆发二月革命。消息传来，社会上弥漫着不详的气氛，三月六日伦敦又发生了失业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当局仍然允许请愿集会照常举行，并警告地方当局不要干涉民众集会，不可轻易進行逮捕。首相罗素极力避免发生剧烈冲突。他表示：“我相信他们(指政府武力)会轻而易举地战胜伦敦的暴民。但是伤害任何壹条人命，都会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愤怒。我有理由相信壹切都会安静地、顺利地成为过去”。

六十年代中期，争取普选权的社会运动重新高潮。1866年7月，伦敦海德公园20万民众集会。保守党内阁不得不实行选举制度的改革，降低财产限制额，选民人数遂从135万增至225万。尔后，1884年再次改革，降低限额，选民人数续增为450万。

如果说英国工人运动以和平的方式出现，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在英国缺乏影响力的佐证的话，那么，法国接连不断的暴力革命是否就可以作为法国工人运动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证据呢﹖当然不是。且不说1848年2月在巴黎还找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子，即便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时期，在民众所选出的六十几名公社委员中，有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独立革命派、就是没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

法兰西躁动的民族性格使社会矛盾往往表现得十分尖锐，动辄诉诸暴力。从1789年到1871年，近壹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几乎成了传统。壹场风暴骤然降临时，即使双方都始料不及却又全力以赴。没有转圆，缺乏妥协。1871年的3.18起义带有偶发色彩，否则壹向不主张暴力革命的蒲鲁东主义者就不会侧身其中。而事件壹旦发生，大资产阶级想到的也只是如何血洗工人巴黎。对这壹再发生的民族大流血，马克思主义没有责任。而当马克思主义真的在法兰西土地上有所传播时，暴力革命的烽烟却已在这块土地上熄灭。

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更准确地说，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按说，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祖国的工人运动应会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有壹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活动的地区并不在德国。马克思1843年就迁居巴黎。1845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8年又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回到德国。1849年再度到伦敦并终老于斯。恩格斯于1842年被其父派往英国曼彻斯特“欧文─恩格斯棉纺场”的办事处工作。1844年离英回国途经巴黎会见马克思彻夜深谈。后几年也辗转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之间。1850年重返曼彻斯特从事经商达20年之久。1870年迁居伦敦，并终老于斯。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长期不在德国，这并不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思想的影响、学说的传播并不壹定需要学说的创立者身体力行。问题是﹕德国还有另壹位德国犹太人在工人阶级中做启思发动工作。他名叫拉萨尔。拉萨尔学识不及马克思渊博，其理论体系明显粗糙。但他为人热情豪放，思维机智，语言敏捷。他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与之交朋结友，很能体恤劳动阶级的疾苦，愿意细心听取他们的倾诉呼声。他还经常向劳工群众发表演说，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号召他们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而斗争。就在拉萨尔向挤满大厅的工人群众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时，马克思却坐在遥远的大英博物馆里写着壹本只有很少人能够看得懂的书。拉萨尔把工人组织起来，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任主席。他极力向工人群众灌输他的社会理论以及医治社会疾病的处方。当然，这些与马克思主义都相去甚远。拉萨尔比马克思年轻7岁，曾有几次与马克思相会的经历，他对马克思态度颇恭，并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然而，当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拓展出壹片天地时，却对马克思不表示恭敬了。故此，无论是在思想理论上，或私人关系上，这个双料同胞的所作所为都令马克思为之气结。

拉萨尔的豪放性格最终也害了他自己。1864年8月，为了婚恋问题，他竟置工人运动的大业于不顾去与人决斗，结果不幸身亡。拉萨尔直接涉足德国工人运动只有几年工夫，但其影响甚大甚远。其死后，拉萨尔主义仍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盛行，时至今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仍视其为党的奠基人，倘若他壹直健在，德国党的历史将会有所改写。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巴黎公社的硝烟业已散尽，当英国大资产阶级政府终究不得不逐步放宽选举权的财产限制时，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正式登上欧洲社会舞台的时刻。然而比这还要早二十几年，也就是在四十年代末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已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了。1849年9月，马、恩还在伦敦组建了“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自任主席。不过，奇怪的是，到了七十年代上半期，马克思、恩格斯又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普遍失败以后，欧洲大陆進入了壹个政治反动时期。更为尖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很难公开亮出旗号。而民主主义的旗帜尚可通行。于是，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这个策略，否则，就“只好在某个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壹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壹个巨大的行动党了。”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内心对社会民主主义是深怀戒心的。在恶劣的形势过去后，他们就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是共产主义者了。理由是“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决意要与这些人相区别。马克思分析社会民主派是这样产生的“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失去革命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即资本和雇用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用劳动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过小资产阶级的范围。”恩格斯则补充说：“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统治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已将自己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分点指明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以民主的方法来改造社会”，而他们则是主张用“革命”和“消灭”的办法。两者之间泾渭分明。
马克思、恩格斯多么希望能出现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去不断地進行革命，去進行壹连串的“消灭”。那么，这个政党的名称应该叫什么呢﹖当然应该叫“共产党”。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出版了《共产党宣言》。3月，又撰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似乎呼之欲出，然而却又始终难产。无论是存在于1847-1852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是1864-1876年的“国际工人协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组织。终于，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可是，它们都不叫“共产党”，几乎都叫社会民主党。这无疑使马克思、恩格斯感到失望和尴尬。不过事情又给了他们壹个下台的台阶。因为尽管这些党都对《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暴力革命避而不谈，却又都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诉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松了壹口气(特别是恩格斯，因为马克思已于1883年去世)。恩格斯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指社会民主主义)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壹般社会主义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恩格斯在讲了这段话的次年去世)。最后壹句话表明了壹个迟暮老人对未来所存的壹份期盼。他多么希望这些党挂“社会民主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啊。是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只是其发展趋向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期盼的渐行渐远了。它们愈来愈远离了共产主义，愈来愈汇集到日见宽阔的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中。

社会民主主义的源头

站在社会民主主义(当代又称民主社会主义)已成蔚为壮观的世界潮流的今天，去往历史上回溯，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把社会民主主义仅仅看成为壹种思潮、理论、学说，与除此之外还把它看成是壹个社会运动，将会有不同的答案。如果是前者，人们就会把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的路易‧布朗主义，五、六十年代英国的工联主义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都归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源头。

路易‧布朗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深恶痛绝，他把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极不人道的“竞争”。他分析道：“为了生存使劳动者不得不更廉价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为了压倒同行，资本家不惜采用更廉价出售自己产品的手段。”而剷除这恶性竞争的方法是实行社会改革，由国家创办再过渡到工人自行管理的社团性质的社会工场。

蒲鲁东重申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的名言“财产就是掠夺,这表明蒲鲁东对资产阶级长袖善舞，巧取豪夺的万分憎恶。蒲鲁东主义主张工人互助建立“人民银行”，向劳动者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来组织合作社以对抗资产阶级的“盗窃”。同时，蒲鲁东主义又主张土地私有。著名的蒲鲁东主义者托伦曾说：“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工人。”(多年后的社会实践倒也证明托伦“公式”前半部的正确)

显然，这两种“主义”在理论上都有明显的缺陷。最起码在相对公平条件下的竞争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它可带来奋发進取，技术革新与完善规章制度等等。财产的得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往往也仰赖于生产工具的改進和工艺流程的优化安排等。至于工联主义就连理论，学说都谈不上了。提出“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时，加强劳动保险立法等，并就此积极与资方谈判，这当然都是正确正义的行动，但终究缺乏某种远程的规划，而流入壹种短期的现实行为。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种主义都没能形成有后续力的社会运动。换言之，七、八十年代以后全面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跟它们都没有多少组织上的关系。

那么哪些学说理论可以视为与社会民主主义有直接的渊源呢﹖有以下三个﹕首屈壹指的是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拉萨尔主义，然后是八、九十年代法国的可能派观点以及同年代英国的费边社思潮。

尽管拉萨尔主义的“工资铁律”理论远比马克思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理论粗浅得多。但它毕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工群众将必处于贫穷的境地。拉萨尔主义有壹个完整思路和体系，即，要扫除“工资铁律”须由工人自己组织生产合作社。工人自己既是劳工又是雇主，从而免除资本家的剥削，而组织生产合作社必须由政府给予贷款。政府怎么会给工人贷款呢﹖那当然只有政府已经在工人阶级的掌握之下。为此工人必须争取普选权，把自己的代表选進议会，以制定有利于政府发放贷款给工人的法律法规。

与英法两国相比，德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迟。六、七十年代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亦较英法弱小。但它又有壹个有利的特点，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向工人阶级示好的迹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想拉拢工人阶级跟着他们走，成为他们与封建统治阶级争斗的基层力量。这亦是促使他们办了许多“工人教育协会”的重要原因。而“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了推行其以王朝战争来实现统壹德意志的目的，必须排除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制肘。他认定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有意联络劳工阶级以钳制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与俾斯麦有所秘密商讨。拉萨尔设想以德国工人阶级支持俾斯麦的统壹战争来换取普选权的取得，继而取得国家政权以向工人发放组织生产合作社的贷款。他甚至有这样的潜意识，只要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目的就算保留壹个王朝的君主也没什么，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虚君共和政策，德国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可以予以借鉴呢﹖拉萨尔的早死使他与俾斯麦的秘密商讨未能持续和深化。但霍亨索伦王朝还是做出了它的姿态。1866年普鲁士率先实施普选制。德国统壹后，1871年全德实行普选制。

1864年初拉萨尔已在考虑要创办壹个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而他突然死去使这计划有胎死腹中的危险。幸亏他的得力助手施苇泽锲而不舍地执行他的遗愿，年底这个刊物的创刊号终于问世。它的名称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份刊物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向世界表明较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业已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刊物的名称极不满意。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是壹个这么坏的名称﹗恩格斯说：“哪些家伙为何不直截了当地称这东西为‘无产者’呢﹖”马克思在壹旁冷嘲热讽地说：“然而对于可能要失败的东西不要马上给予最好的名称。”

但是，马克思的预言落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失败。从1864年到1872年由施苇泽主编，后来由福尔马尔，伯恩斯坦相继主编至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威廉‧李卜克内西曾于1863年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后来由于与拉萨尔，施苇泽意见不合，于1865年被开除。后来他参加了由倍倍尔任主席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倍倍尔系经由他介绍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经过他俩和壹批志同道合者的努力，1869年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该党成立大会在爱森纳赫城召开，故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1875年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在哥达城召开合并大会，成立了统壹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再度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其通过的纲领为“哥达纲领”。该纲领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色彩，这使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马克思当即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但受到李卜克内西等人抵制。直到十六年以后，这篇文章才得以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的领导人(包括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对此都深表不满。李卜克内西甚至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

从全德工人联合会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再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这壹连串的政治现象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头等大事。它标志著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从理念变成运动。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个运动的排头兵。此后经过了俾斯麦“反社会党人法”的锤炼﹔经过长时期党内意识形态的激辩，经过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磨难，经过希特勒的残酷镇压，它世代相传，血脉不断终于成长为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天大树。

法国工人运动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高压下沈寂了好几年，到七十年代下半期也出现转机。由于议会和政府机构里君主主义者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姿态，使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得不修正对工人阶级的态度。他们希望有限地借助工人群众的力量以阻止类似波旁王朝的复辟，或拿破伦帝国的再现。1876年法国工人运动以工团的形式再起，1878年盖德等因计划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被捕。他们得以在法庭上痛斥政府反民主的倒行逆施，使社会重新听到了劳工勇敢者的声音。1877，1879年两次选举中君主主义皆败北。资产阶级加速示出与工人阶级和解的姿态。1880年资产阶级共和派控制的议会通过了对巴黎公社大赦的法令，接着将这壹法令的生效力扩大到所有巴黎公社起义参加者的身上。于是，法国工人运动急速复兴。然而这个复兴却没有导致革命烽火的再起。1880年布朗基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法国。他不顾年迈到处演说，受到群众热烈欢迎。1881年，布朗基以76岁高龄去世。20万工人群众为他送葬，场面极为壮观感人。然而，这个葬礼也标志壹个时代的结束，法国社会的暴力革命从此走入历史。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拉萨尔主义的阴魂不散，马克思、恩格斯痛心之余，除继续尽力地把德国党拉入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外，还把希望投向组建中的法国党。

1879年10月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成立。次年5月经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介绍，盖德在伦敦结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并在马、恩的指导下起草党纲。马克思还口授了党纲的导言，拉法格则撰写了成立宣言。导言中宣称“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扬言为了实现这最终目的“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壹切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党寄予厚望，为此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偕其太太─马克思的次女劳拉回到法国协助盖德领导法国党的工作。

然而不久，在1882年党的代表大会上，党内壹个派别要求修改党的纲领。这个派别不同意“使用壹切手段”的提法，主张以渐進主义去改造现存社会。这个派别的领袖之壹布鲁斯说：“我宁愿放弃那种迄今壹直实行着的和始终壹事无成的毕其功于壹役的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思想细分成可以分阶段实现的目标，对某些目标作些调整，使之适应于立即可以实现的设想，最终把所有这些目标都纳入有实现可能范围之内。”于是这个派别获得了“可能派”的称谓。可能派主张首先赢得市政议会的多数，使市属企业变成集体财产，变成为大众服务的机构，并以此扩展开去，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盖德派反对“可能派”的观点，经过激辩，谁都不能说服对方，于是发生分裂。“可能派”仗着自己代表人数的巨大优势(86名对26名)把盖德派予以开除。盖德派愤而另外举行会议。盖德派人数虽少，但因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据有正统地位，故分裂后仍保持原称，可能派则更名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次年再改为“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

有壹个非常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情况是，激進派的盖德没有参加巴黎公社革命(或许可以用当时他不在巴黎做解释)而布鲁斯和另壹位领袖马隆则是巴黎公社的枪林弹雨下的幸存者。马隆还曾任巴黎公社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逃脱了大屠杀，流亡国外八、九年，1880年大赦后才回国。本来按照他们的经历应该十分激進才是。然而他们却选择了改良缓進的主张。这究竟是来源于人到中年的稳健还是十年反思的沈淀﹖或许除此之外，还更应从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中去找答案。因为曾经是何等激進的盖德也在1893年当选为众议员后向选民说：“通过使妳们的意志变成法律，社会改造就将合法地实现。”拉法格在1892年市镇选举胜利后说：“再过几年，工人党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为政权的主人。”

法国工人运动的特点之壹是党派较多，分分合合，不像德国党那样壹脉相承。九十年代法国工人政党有多达八个派别。1902年布鲁斯派、阿列曼派独立社会党合并为法国社会党﹔盖德派、瓦杨派合并为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在第二国际的干涉下两党合并为统壹的社会党。

如果说德国党里尽管有拉萨尔主义的幽灵在徘徊，但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仍视马克思，恩格斯为师长，伯恩斯坦、考茨基几乎视恩格斯为父，如果说法国党尽管难敌可能派思潮的侵袭，但盖德、拉法格、瓦杨等仍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就几乎是壹筹莫展了。唯壹的壹位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海德门到头来也被恩格斯骂得狗血淋头，骂他是“把壹切事情弄糟的政治野心家、撒谎者、骗子手”。

在英国以其思想理念体现其无穷生命力的是费边社。它成立于1884年，成员不多，大都为知识分子，作家肖伯纳和社会学家韦伯夫妇是费边社的灵魂人物。其组织以“费边”为名有其深刻寓义。费边系古罗马将军，以奉行迂回缓進，等待时机避免仓促决战的战略称著。费边社主张对弊端丛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逐步改良的累积效应来实现改造它的目的。1886年费边社通过了壹个纲领性的文件《基础》，其中明确宣布，其宗旨是把土地和资本从个人和阶级的所有制下解放出来，转归公社所有，用以谋求公共福利。费边思潮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而私有制会驱使人破坏有机体的健康与和谐，社会民主的发展应以有组织的合作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竞争，从而使有机体提高效率臻于完美。

费边社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也可以说相当庞杂。它能兼容并蓄时时更新，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故非常具有活力。1893年费边社加入独立工党，1906年成为工党的集体成员。费边思想遂成为工党的理论武器，费边社的壹些理论家也担任过工党领袖。非但如此，费边思想还越过英吉利海峡，影响了壹些大陆国家的思想理论界，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理念的壹大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相似之处与分歧

十九世纪八十年初以来，欧洲各国壹些工人运动活动家就开始谋求新的工人运动国际组织。为此，他们召开过壹连串的国际会议。1881年在瑞士摩尔召开了由瑞士社会党人筹备的国际会议，来自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12个国家的19名代表出席会议。1883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居多数地位的“可能派”也在巴黎举行国际工人会议。1886年“可能派”又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工人会议，法、德、奥、瑞典、比利时、澳大利亚的代表与会。会议委讬“可能派”于1889年在巴黎博览会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于是“可能派”得以标榜自己是国际公认的法国工人政党。1888年，英国工联在伦敦召开了国际工会代表大会，英、法、意、荷兰、比利时等国共有122名代表参加。会议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盖德派排除在外，并再次委讬“可能派”负责1889年大会的筹备工作。

由于法国盖德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壹系列会议和将要召开的1889年大会中均被排除，于是他们愤而要另行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盖德派拟定于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在巴黎召开。德国社会民主党则准备在瑞士召开。

恩格斯获悉了这些情况后大为紧张，本来他是不主张召开国际大会，成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在欧洲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远未被多数工人组织所信奉，而对马克思主义不屑壹顾的英国工联主义，法国“可能派”观点却很有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新的国际组织有可能会使它们更加壮大。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可能派”与工联配合起来要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势头已不可挡。而仅有两个对马克思主义尚表尊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盖德派)又在分歧和踯躅之中。他不得不紧急行动起来，不顾69岁高龄，“像壹个少年壹样投入战斗。”他来回奔走，穿梭沟通，说服规劝盖德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携手合作，放下那些非原则事务上的歧见，共同筹备大会。恩格斯对他们说：“赶快宣布妳们的代表大会吧，在各国的社会主义报刊上声张声张，好让人们知道妳们居然还存在。”否则“人家都会跑到布鲁斯派代表大会那里去了。”

于是乎壹方以法国“可能派”、英国工联、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为主导，另壹方以法国盖德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导，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都在密锣紧鼓地筹备中。这显然是壹个分裂情势。壹些国家的代表感到痛心，在预备会议中，他们都提出尽量设法使两个大会合并。德国党对此也颇犹豫。但是对法国“可能派”切齿痛恨的恩格斯坚决反对合并。他说：“壹味追求联合，会使追求联合的人走上壹条最终和自己的敌人联合而和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分离的道路。”可见他已把“可能派”等视之为敌。他并指示盖德、拉法格等尽力展开活动，终于，两个大会分别召开。对此，恩格斯喜不自禁地说：“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溉☆I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得更惨。”“这是壹个辉煌的胜利。”

1889年7月14日法国盖德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大会在巴黎召开，与会代表407人来自19个国家。7月15日法国“可能派”、英国工联主导的大会在巴黎另壹个会场召开，与会代表606人，但来自外国的代表比前壹个大会少。会议期间又有人为两个大会合并作了努力，但亦归于失败。

两个大会如此互不相容，似乎它们在理念上有很大分歧。但看壹看两个大会的内容就可得知情况并不如此，甚至可以说两个会议的精神相当壹致。

两个大会都着重讨论了劳工立法问题，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14岁以下儿童工等。

两个大会都强调争取普选权的重要。前壹个大会的决议说：“在无产者被剥夺选举权和其他民主权利的国家，无产者应当用他们拥有的壹切手段争取普选权。”后壹个大会的决议亦说：“经济改革只能是劳动者获得彻底的政治自由和选举权的结果。”

两个大会都强调各国党独立自主的思想，不主张建立壹个国际领导机构。

两个大会都没有就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做出决议，也没有制定共同的纲领和章程。

尤为重要的是两个大会都强调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前壹个大会的会场上有壹个巨大标语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而后壹个大会则在决议中强调：“大会敦促劳动者尽力组织起来，以便在时机到来时夺取现在垄断资本独占的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并用来为全体国民谋利，而不是为特权阶级谋利。”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两个大会都没有推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7月20日两个大会都在“公社万岁”，“国际万岁”，“社会共和国万岁”，壹片振奋人心，昂扬激越的口号声中降下帷幕。

两个大会唯壹的不同点是前壹个大会确定全世界工人阶级均在每年5月1日那天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上街头举行游行集会，而另壹个大会没有。

考察第二国际的建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壹，十九世纪末期，本来就不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居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此时更加式微。这也就是恩格斯为什么会那么紧张的原因，他深恐壹旦“可能派”等取得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马克思主义将连壹席之地都没有了。然而两个大会都否定成立国际领导机构的必要，则说明了恩格斯的担心多余得可笑。而这可笑又印证了恩格斯内心的虚浮。

二，无论是英国费边社还是法国盖德派，无论是法国“可能派”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都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主张构成近壹个世纪里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壹。故此项是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集。

三，由于两个大会都不提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另两个核心思想，这当是两个大会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点。故此，列宁所说：“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立即在壹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是不顾事实的瞎说。恰恰相反，两个大会的议程内容均说明了它们都是行進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上。这也就是在下壹次大会上(1891年)两个大会终能合并的思想基础。

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激辩

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降临人间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在欧洲大陆已不是捐捐小流了。由拉萨尔主义，费边社理论，可能派观点交汇共振所产生的能量向四面辐射，激起了层叠无尽的波涛。波峰出现在新世纪─二十世纪即将到来之时，那就是思想理论层面的伯恩斯坦主义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米勒兰入阁事件。这壹切的产生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某些人恶意与马克思主义过不去，而是为现实和人性所决定。

从六、七十年代开始，英国当权者不断采取各种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它终究放弃了以财产拥有额来限制选举权的做法。经过几次选举法的改革，至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1871年自由党政府取消了对工会活动的壹些限制。1875年保守党政府取消了禁止设置罢工纠察队的条文。1876年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家庭贫穷者可向政府机关领取辅助金为子女交纳学费。1875年国会通过“公共卫生法案”。1890年国会通过“工人阶级住宅法案”着手改善工人居住条件。1897年颁布工人赔偿法案，1899年国会通过了“防止虐待儿童法案”，禁止使用十岁以下童工。

法国大资产阶级壹改过去对劳工阶级的挑衅态度，它促成了大赦巴黎公社参加者法案的通过，主动表达和解的意愿。继而，1881年国会通过保障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的法案，1883年制定工厂法，1884年颁布结社法，劳工阶级从而获得了完全的结社自由。

德国俾斯麦所实行的“反社会党人法”终于在1890年被国会终止。企图再次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俾斯麦祇得辞职。然而在此之前俾斯麦已实行了壹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如，1883年制定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工人意外灾害赔偿法，1890年制定年老及残废保险法。在这里有必要顺便说明的是，尽管“反社会党人法”在当时被欧洲各国的观察家认为过份残酷，但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出现在希特勒政权，苏俄政权以及某些亚洲国家剥夺政治犯，思想犯全部人权，动辄進行肉体杀害的做法相比实在还是太仁慈。例如，近1500名社会民主党人被判处总共100年的徒刑，平均每人不足壹个月。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从1878年反社会党人法开始生效的43万张选票逐次增至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失效前的几个月)150多万张选票。在长达12年的“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壹直可以用其他形式活动并发展组织。

如果作横向比较，欧洲民族的反抗精神与懦弱茍安，奉行“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哲学的中国汉民族相比，当然要强得多，然而若它自身作纵向比较，对于壹般的劳工群众而言，在他全家衣食无着和基本得到保障的两种情况下，他对现存社会的反抗精神会在哪种情况下更强烈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尽管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正统弟子自居的人痛心疾首地痛斥那是资产阶级用小恩小惠痲痺工人阶级斗志的伎俩，也难改阶级斗争之弦有所松驰的现实。

对于本身并不处于社会底层，有壹定文化素养，怀着改革社会弊端的理想，富于牺牲精神的人来说，大多并不会只从眼前的直接利益去感性地看问题，而往往上升到理性层面上去探讨。只是这样壹来，麻烦就更大了，因为它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论断已与事实不相符。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那卷帙浩繁的文字思辩而進行高度概括的话，就可知马克思主义业已经不起事实推敲的是它的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导致社会革命必然爆发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兼并，以至资产阶级人数愈来愈少，工人阶级人数愈来愈多。资本家追求超额利益会愈来愈富，工人阶级将愈来愈穷，因此两大阶级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总有壹天被剥削的大多数人不会再容忍极少数剥削者的统治，这时社会革命就要爆发。

然而情况并不如此。社会上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存在，并且在资本家和劳工阶级中间出现了壹个技术和管理阶层，其人数不断增加。而由于技术的改進，虽然生产量大幅度提高，工人人数却无明显增加，同时由于资产阶级明智地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使工人的收入提高，生活显著改善，决非愈来愈穷。固然，有的资产者会更富，资产阶级于劳动阶级的财富差会较以前更大。这是横向比较，但倘若作纵向比较，就会发现劳工阶级拥有的财富也增加了。因此贫困是相对的，而改善是绝对的。不能设想工人阶级起来進行社会革命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穷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而是由于资产者的生活太豪华。

既然恩格斯感叹：“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那么又有什么可以保证其他先進国家的无产阶级不步英国无产阶级的后尘﹖

然而，且莫说广大劳工群众所得到的还只是温饱，就算达到了小康又怎么样呢﹖对照于大资产者的骄奢豪华，财富分配的不公，社会的不平等，不仍然是何等触目惊心吗﹖对这些不公，不平等当然应予以革除，只是在用什么方式去革除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答案。社会民主主义的答案是社会改革、社会改良，于是社会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在理论上首先全面点燃战火的是伯恩斯坦。1896年，即恩格斯去世的次年，伯恩斯坦陆续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了六篇文章，开始了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工作。1899年，他又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小册子，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

伯恩斯坦算是血统工人，他父亲是个白铁匠、火车司机，因家境较贫，他读完中学后就去做学徒。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出身政治等级划分法，他属于最革命的“红五类”。历史的安排往往既有趣也无情，伯恩斯坦也跟拉萨尔壹样，是马克思的双料同胞─犹太血统的德国人，而马克思主义遇到最大的麻烦也就是来自于这两个人。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几乎作了全方位的修正。在哲学思想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以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为表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是流入“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他认为道德标准、宗教观点、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都会影响人的社会意识。在对暴力革命的评估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上，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和集中的速度和程度的理论，已被现实所推翻。因为“在壹整批工业部门中，小企业和中等企业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和大企业并存。”并且在数量上也“绝对地而且相对地增加了”。在進行了壹系列的分析探讨后，伯恩斯坦宣称：“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我们应该预计到现存社会有比过去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按照这壹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邸！薄吧鐣裰鼽h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到下壹个更高级的制度。”

伯恩斯坦在他的言论著述受到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卫道者的严厉批判后表白自己并不是要再创壹个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而是想“消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若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和改進，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否则，“这壹理论终究失去它的科学性质而变成壹个宗教信条。”

就这样，伯恩斯坦成为继拉萨尔、可能派人士、费边社学者之后又壹个提倡以和平渐進改良的道路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大师。伯恩斯坦主义为社会民主主义之河注入了新的源流。

伯恩斯坦的“修正”工作虽然得到党内外许多人的赞同以至喝彩，但也遭到党内许多人士激烈的批评以至痛斥。某些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弟子自居者是本着卫道士的情怀去痛斥这个叛逆者。卢森堡甚至动议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而党的领导人则还另有壹番心事。

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扣押了16年不让发表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以马、恩的指导为然。他们认为马、恩远在千里之外的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对德国的现实情况能有多少切身感受﹖但是，另壹方面他们又乐于擡高马克思主义的威望，然后以马克思主义权威的执行人自居去聚集粘合广大劳工群众。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踮起脚尖走自己的路，多么好的模式。可是，伯恩斯坦竟贸然要扔掉这面旗帜，这势必造成群众思想的极大混乱，而且也会危及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们不能坐视。

另外，从私人感情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伯恩斯坦的“狂勃忤逆”。如果是其他人倒还罢了，但是，这是伯恩斯坦啊。恩格斯对他呵护有加，视之如子。1893年，恩格斯去世前的两年，指定伯恩斯坦为其遗嘱执行人，手稿继承人，然而恩格斯刚辞世壹年，尸骨未寒，伯恩斯坦就如此行事，难怪倍倍尔满腔愤慨地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华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壹切都葬送掉，他会说些什么﹖”

面对党内壹片伐鞑之声，伯恩斯坦并不退缩，而且争辩道：“如果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资本巨头的减少，那么，为了保持行动上的壹贯性，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利用壹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促使资本积累在越来越少的壹些人手里，至少不应做出任何足以阻止这个减少过程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党在许多场合下的做法却恰恰与此相反”这类争辩无异是说党的领导言行不壹，因而更招来痛斥。

党的老领导人之壹奥文尔十分赞同伯恩斯坦的壹系列观点，但不赞成他正面对党的传统思想進攻的做法。他认为有耐心地利用实际需要所造成的压力去改变壹切，可以事半功信。

伯恩斯坦激动时的所讲的壹句确有不妥的话给他自己带来许多麻烦，那就是：“我坦白承认，对于人们所称之为‘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那个东西，我很少关心和感兴趣，最终目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运动就是壹切。”这句话被诠释为放弃社会主义的瑰丽目标，只关注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点滴改良。于是，伯恩斯坦在论战中因此占了下风(起码是暂时占了下风)然而，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时期去攷察则会发现，伯恩斯坦主义是赢家。

就在理论上的唇枪舌剑，烽烟正浓之时，法国米勒兰入阁事件的发生无疑是给烽烟火上加油。

1899年的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未经社会主义议会党团讨论通过，就擅自接受以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瓦尔德克─卢梭为首的联合内阁的邀请入阁任工商部长。此事在法国以至全欧洲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了壹场大辩论甚至组织上的分裂。

在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分裂为入阁派和反入阁派，1901年以盖德、瓦杨为代表的反入阁派组成法兰西社会党，以饶勒斯为代表的支持入阁派于1902年3月组成法国社会党。

米勒兰入阁事件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均已辞世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已经没有权威的仲裁者。这最大的益处是各派意见都得以充份地发挥。新旧世纪之交，各主要欧洲国家的普选权已经确立，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权业已开放，任何阶级的政党都可以通过非暴力的竞争─竞选去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控制立法并组织政府。然而对于劳工阶级来说，从普选权的取得到控制政权中间还有壹个漫长的过程。1848年法国2月革命的成果之壹就是实行普选制，但它却把路易‧波拿巴“选上”了皇帝宝座。社会旧习惯势力的惯性力量以及数量庞大的农民往往使工人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上碰到了遍布的荆棘。这种情况使某些人对以普选权能和平地完成政权的更叠深表疑问。于是把关注点投向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大崩溃”、“总爆发”、“决战的那壹天”。他们充满激情，强调阶级斗争，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总设想着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然而在激進的理论下，他们的行动却十分苍白。究竟怎么去“斗争”，怎么去“革命”并无切实的规划和行动。这也难怪，就连他们的第二导师─恩格斯(第壹导师马克思早在1883年已去世)在去世前的两三年间(1892-1895年)已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途径苦思冥想之余而“无所定见”。壹方面在现实条件下，恩格斯明确认定：“街垒巷战的时代已壹去不复返了。”壹会儿，他说：“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他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的成就。”壹会儿又说：“无产阶级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曾多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就这样，左右为难的他不得不叹息：“壹个时期来，我壹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还拿不出壹个定见。”

然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壹些以坚定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们却似乎忘记了恩格斯晚年思想上的这些变化。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米勒兰的入阁行为。为此，他们進行了严厉的持续的谴责。

反入阁派在7月14日就发表宣言说：“作为壹个阶级的政党不可能是壹个内阁党，也不可能变成壹个内阁党，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半个月后，盖德、拉法格领导的工人党再次宣称：“米勒兰的入阁实际上是变成资产阶级利益的同谋者。”12月间，盖德在壹场大型辩论会上说：“壹个陷入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内阁的社会主义者是无能为力的。”“壹旦米勒兰事件成为普通的实践，就不得不与全部国际主义告别。”“势必导致社会主义无可挽回的破产。”

德国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也说：“壹个成了资产阶级政府成员的社会主义者就同我们的战斗社会主义者分离了。”

布朗基派革命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瓦杨则认为，阶级斗争的原则禁止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的任何集团合作，否则党就会失去明确的阶级性质。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社会党人仅仅是壹个“人质”而已。

盖德把这“人质”论作了進壹步的发挥。他说，“他(指米勒兰─引者)被拉过去当掩护物和挡箭牌，以此解除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武装，不仅阻止工人向瓦尔达克-卢梭开火，也阻止他们向加利费开火，因为在工人和加利费中间隔着米勒兰这个人。”

反入阁派的言论很多。但是只要稍作考察就可以发现，这些言论在激情之下显得空泛，缺乏说服力。与此对照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奉行改良渐進策略的人们所发出的壹片赞成之声。从费边社，可能派到福尔马尔伯恩斯坦，乃至法国工人党内地壹些地区组织都汇集在声浪之中。可能派首领布鲁斯在1899年7月24日就迫不及待地说：“我们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渗透到公共政权中去的策略，如果期待纯粹的大街上运动的那种革命，我们可能永远也等不到。”人们同样会感觉到这些赞成、赞许其实也流入空泛，甚至有点情绪化，连才思过人的伯恩斯坦在情急之中也十分牵强附会地拿1848年法国路易勃朗、阿尔伯参加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1886年英国工会领导人托马斯柏特等加入自由党内阁的事例来为米勒兰入阁作蹩脚的辩护。

只有饶勒斯，这位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有着不同凡响之处。起初他是支持米勒兰入阁的。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壹个社会党人必须经过党组织的同意，按照党规定的条件才能加入内阁，而且在任职期间必须接受党的监督。他提醒人们要“警惕由于壹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可能产生的幻想。”稍后，他也明显表示赞同第二国际巴黎大会的决议所说：“只要党组织壹旦认为这个内阁在资本与劳动的斗争中明显地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该退出内阁。”由于米勒兰任职后的表现令人失望，饶勒斯终究与他分道扬镳。1904年1月米勒兰所属的法国社会党地方党组织把他开除。因此饶勒斯围绕着米勒兰入阁事件的许多演说和撰文并不是为米勒兰个人辩护，而是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方法。这是他对丰富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壹大贡献。

米勒兰入阁后的半年，即1899年12月，在巴黎雅皮体育馆举行了壹场有近千人参加的大型辩论会。饶勒斯作了重要发言。他阐述了壹些很核心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法预测资本主义社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大崩溃”，“最后决战”在什么时候实行。故此，社会主义者在为将来的革命作相应准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针对当今社会作壹件壹件具体的、实际的改革改良工作。饶勒斯高度评价法国的普选制基础上的共和制，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运用“现代时期的革命工具”─选权取得政权，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共和制，饶勒斯指出，“壹些社会主义者把国家当成不可渗透的资本主义堡垒是错误的。”在另壹次会议上，他说：“将来总有壹天，统壹的组织起来的社会党也会指示他的壹个或几个党员去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以便监督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尽最大可能反对反动派的诱惑，尽可能参加改良的工作。”稍后在189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更進壹步指出﹕社会党人参加内阁，“如果他是整个党的代表，那么资产阶级会更加犹豫，因为这将是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

也就是在这个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案。决议说：“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从事长期的艰巨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结果。”这讲得很对，明显已放弃了暴力革命和主张渐進改革的策略。但紧接着决议又说：“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壹部份壹部份地夺取的。”这就与前面的论断自相矛盾。上面讲“夺取政权是逐步的结果。”后面又讲“不可能壹部份壹部份地夺取，”这逻辑上明显的混乱反映了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解释家称著的考茨基的痛苦矛盾心情。面对现实他理应作出事实求是的判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他仍然想把有关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决战”论相衔接。当然这是徒劳的。于是最后他只得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的择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这是壹个策略问题，而不是个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于是这个模棱两可回避矛盾的说法被讥为橡皮决议，因为德文橡皮与考茨基谐音。

巴黎大会之后，米勒兰入阁事件的纷争不减反增，形成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两大派别的形成和对立。進而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鉴此，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第二国际第六次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是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具体地讲就是巴黎大会“橡皮决议”的续集。

阿姆斯特丹大会是第二国际运动史上十分重要的会议。围绕着它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显示了在这次会议上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了正面交锋。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马克思的嫡系真传自居，挟1903年德累斯顿党代会批判伯恩斯坦主义的余威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大显其能。经过几天激烈的辩论以25票对5票通过了盖德决议案。(另有12票弃权)

决议宣称：“社会民主党不能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久经考验和已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不能有壹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来夺取政权的政策。”

饶勒斯在会议上作了顽强的争辩。他用了许多事实说明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在某些具体事件上与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派别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阐述了逐步改良所能累积的积极作用。他坚持认为不能把德国党的德累斯顿决议“普遍化”，“国际化”。他坚称：“当问题涉及各国内部策略时，由于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各国的制度不同，因此不能制定刚性的，统壹的策略。”种种迹象表明许多国家都出现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工人阶级需要保留策略和行动的自主性。”不能用“狭隘的策略公式来束缚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

考茨基反驳他道：“必须把策略的原则和策略的运用区分开来，德累斯顿决议的策略原则同样适用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普列汉诺夫也帮腔说：“实践同理论之间不存在鸿沟。”

在会议过程中倍倍尔居高临下的味道引起了饶勒斯的强烈反弹。自威廉．李卜克内西继恩格斯逝世后五年也去世。64岁的倍倍尔就是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长老，更兼他所领导的德国党是第壹大党。故其措辞与态度颇为伐断。然而实际上德国党的内懮甚多。它壹方面坚持阶级斗争的激進理论，而其实际活动则为改良性质的合法斗争。故德国党存在很突出的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现象。饶勒斯针对这壹点向倍倍尔发起了尖锐的反击：“妳们既没有采取革命行也没有采取议会行动。”这触及了德国党的痛处，倍倍尔等都既尴尬又愠怒。

然而无论如何，阿姆斯特丹会议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故此，卢森堡满意地说﹕会议成功是“革命社会主义对改良社会主义的胜利的象征。”普列汉诺夫亦说﹕决议勇敢地接触实践问题，毫不动摇地作出唯壹堪称为无愧于当代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回答。”决议的通过表明了“社会主义的山岳党战胜了社会主义的吉伦特党。”

但是情况并不像他们讲的那么乐观。会后，许多党或党内的派别根本不理睬会议的决议。完全赞成饶勒斯观点的英国独工党公开说：“国际的每壹支队伍都应当奉行自己本身的策略。”并且，由于参加决议投票的代表许多是来自尚没有议会的国家，所以决议“从壹开始就丢失了自己的全部价值。”

在“国际”的干预下，法国社会党与法兰西社会党于1905年实行了统壹。统壹后的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是饶勒斯派占主导地位。

更发人深思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以“社会主义山岳党”自诩的普列汉诺夫日后被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更新锐的“社会主义山岳党”扫地除门。那以捍卫马克思主义自诩的考茨基也被列宁贬谪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而列宁则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人自居。这究竟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人为的谬误﹖如果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那时起就以伯恩斯坦─饶勒斯主义为主导。那列宁主义是否还有掘起的可能﹖

阿姆斯特丹会议上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只停留在表面词句上。它似乎已处于巅峰，但这是正系数二次曲线顶点。过后就会降下来，因为创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若拒绝更新，那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变迁了的现实淘汰。

事实上，恩格斯在逝世前的两三年间思想已有显著变化。然而批判伯恩斯坦的人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座标上，不过这“人们”中的考茨基则终究离开那座标跟上了时代的步伐。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得票400多万，成为国会第壹大党。对此，考茨基评论说：“我们已站在走向取得政权的正确道路上，任何其他道路都是错误的。”从而较婉转地否定了暴力革命。同时针对某些人激烈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把原有的国家组织完全破坏为止─考茨基反驳说：“我们政治斗争的目标壹如既往，通过取得议会中多数并使之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这说明在阿姆斯特丹会议的八年之后，考茨基已公开接受了伯恩斯坦主义。再过八年，发生了他与列宁的论战。他進而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之说。就这样，尽管他终身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这只不过是壹个人不愿否定自己过往思想轨迹的偏执情结。实质上，他已汇進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潮流之中。

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就是列宁主义

二十世纪的降临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是温馨与和谐，而是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纠葛不清，导致纷争叠起，战云密布。终于，狭隘民族情绪的狂热，大财阀追逐利润的欲望，位高权重者称霸世界的野心诸种因素交织重叠，遂把人类拖入流血漂橹的世界大战。然而，如果对现代史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就可以发现，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持久危害，实在是令世界大战望尘莫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3月，这在第二国际各党中是个后来者，1903年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导致派别分野。拥护列宁的壹派占多数，称之为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反之为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两派分歧的起点是党员资格的界定，列宁所拟的条文比马尔代夫(后成为孟什维克的领袖之壹)的多了壹点：党员必须参加党的壹个组织。从此展开了两派近二十年的纷争。考察这个纷争的内容可以得知，分歧涵盖俄国革命的内容、方式、途径、策略等。而就夺取政权这壹点来说，布尔什维克的很多主张明显比孟什维克务实、高明。

二十世纪初各主要欧洲国家已基本建立了民主体制，工人阶级的任务是把民主推向社会的各个横断面及其纵深，如果不是致力于建立工人阶级的专政的话。故此在这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肩负的任务是改革，改良而不是激烈的乃至流血的暴力革命。俄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沙皇专制政体顽固地盘据社会，坚拒政治改革。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是壹个革命民主政党而不是民主政党，它必须有较紧密的组织纪律。如果像马尔代夫照搬欧洲诸党的条文，只须承认党的党章，为党的任务工作就可以成为党员的话，那势必会相当松散，难以承担革命重任。

1917年2月革命骤然胜利后，孟什维克的做法也是相当机械地照搬昔日的欧洲经验，从3月9日(俄历2月26日)彼得堡20万工人大罢工开始到3月12日工人士兵武装暴动起义，再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只几天功夫，民主革命已告胜利。3月12日晚上彼得格勒举行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大会选出了11名成员的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占多数并担任主席。

实事求是地说，二月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工人、城市贫民、士兵(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民)浴血奋战的结果，资产阶级则乏善可陈。然而孟什维克竟如此的机械幼稚，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出发，把这场推翻沙皇封建专制的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定它应由资产阶级去主导，士兵代表苏维埃不必参加临时政府，而只应从外部对其加以监督，于是在3月15日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中，11名部长有10名是资产阶级和立宪党的代表，只有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以社会主义者身份入阁任司法部长。

把推翻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硬要加上壹个资产阶级的定语，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社会理论的壹大諈^，它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炒作已深入人心，造成极大危害。

民主系相对于专制而言，民主革命是终结专制的社会运动，它并不只与资产阶级有关。固然，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不可能发生于封建社会，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有相当规模，经过了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已有相当力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并且鉴于资产阶级在第三等级中占主导地位，革命行动往往由他们来领导。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成为在“民主革命”前面加上“资产阶级”这样壹个限定词的理由，因为民主革命所提出的诉求，诸如废除封建特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全体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和人身权利(择业、居住、迁徒等)，实行普选制，民选立法人员和行政长官等等，对第三等级各阶层人民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正因为这样，第三等级中的工人、城市贫民─拉萨尔所称之为第四等级的人群才会那么积极地投入民主革命。

把民主革命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说法在俄国革命中产生了双重的危害。第壹、如前所述，孟什维克由此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根据两个多世纪的经验，资产阶级出于其阶级利己性，壹旦权力在手，它总是想法使民主革命时的诉求在兑现中打折扣，立宪党人就更不消说了。即使在政治领域内，它难以再做些什么手脚，但在经济领域中，它是肯定会让财产分配的不公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下去，从而让资产阶级过上比劳动大众优裕许多倍的生活。而这是不符合第四等级民众的期望和利益的。

在过去欧洲诸国的民主革命中，由于第四等级的力量相对分散弱小，资产阶级主导了局势后，压制劳工阶级正当的政经诉求，从而导致惨烈的阶级冲突，然而此时在俄国民主革命中，第四等级的力量十分强大，何必要去走欧洲诸国的老路呢？

第二，事情尤其糟糕的是，此时在孟什维克背后还有壹个虎视眈眈的布尔什维克。它正好利用孟什维克陷入那个社会理论误区，从中找到了壹个极好的籍口，既然民主革命仅仅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工人阶级当然就有必要再来壹场革命─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行动了。

当时，由于孟什维克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大于布尔什维克，农民则相当信任社会革命党，因此，孟什维克本应利用有利形势，尽快组成以社会主义政党为主体的临时政府，并包容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在此基础上，尽快召开全国立宪会议，以使临时政府取得民意基础和法理根据，由孟什维克辅以社会革命党主导政局，布尔什维克与资产阶级的代表壹左壹右互相制衡，这样，俄国就很有机会确立多元化民主政治并平稳地实施各项社会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

然而，孟什维克缺乏政治智慧，错过了这壹难得的历史良机，并在日后遭到了灭顶之灾。虽然就它自己而言是咎由自取，但俄国以至全世界都由此陷入了壹场至今未完结的大灾难。大凡在大动荡的岁月里，激進的观点较能攫取民众，几经较量，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在群众中迅速增长，遂于二月革命后的八个月发动了壹场被他们称之为“十月革命”的武装暴动，推翻了经过三次改组，资本家和立宪党人占少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占多数的临时联合政府。时局变化如此之快，几乎是壹觉醒来，孟什维克发现自己已被排除在权力圈外，但它还抱有壹线希望做最后的努力，11月间由倾向孟什维克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出面向布尔什维克建议成立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内的“清壹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即摒除了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但布尔什维克立即轻蔑地予以拒绝，在它看来，暴动业已成功，今后，当然只容布尔什维克来壹统天下。

布尔什维克曾承诺召开立宪会议，但当立宪会议的代表以普选方式产生出来后，它却要自食其言了，因为在715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83名，其余均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于是在1918年1月6日，立宪会议只举行了壹天，布尔什维克便以武力将会议驱散。从此，在俄国土地上开始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专政。

十九世纪末期，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要点在于改造欧洲各国现状的途径是渐進改良还是暴力革命，而且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即使那些自诩为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党，在高谈阶级斗争，激進革命的同时，也没有真正考虑去怎样進行武装革命，他们的实际行动也只是竞选，议会斗争，罢工之类。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壹恩格斯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间，也大大缓和了激烈革命的词句。

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经过1905，1917两次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以布尔什维克攫取全部政权告终，借此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嫡系真传自居，因为从巴黎公社之后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纸上谈兵，只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付诸于成功的行动。列宁认为有必要使自己的党不但在实质上，而且从名称上都要与欧洲那些只说不练的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相区别，更要与那些基本上不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相区别，故此，党的名称是非改不可的了。1918年3月经过列宁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为俄国共产党。从马克思、恩格斯在久远的1848年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后，至此世界上才出现了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并且，接踵而来还出现了世界性的共产党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亡灵若有所知，当也含笑九泉了。

不过，在列宁等为他们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而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之时，却有壹个人出来给他们当头棒喝，这个人就是在约二十年前批判过伯恩斯坦，批判过米勒兰，也批评过饶勒斯，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满怀激情地宣称过：“我将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死，正如我作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活壹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考茨基。

考茨基批评俄共并不在于他们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途径，而在于他们获得政权后的政权结构和走向，也即列宁自己所称之为的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欧洲各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绝不提及，即使是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也有意回避，因为“专政”壹词实在不雅，即使加上壹个“无产阶级”的修饰定语也难以使它变得美丽可亲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文字浩如烟海，很少人能把它们逐字逐句地仔细读完，考茨基就是这很少的之壹。连列宁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壹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都背得出来的人”。

在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究竟是怎样论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从各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壹再引用的章句段落可以得知，马克思、恩格斯只在几篇文章和书信中论及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在恩格斯写给倍倍尔的信中，在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从这几处有关的章句段落来看，十分明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虽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但语焉不详，没有讲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没有讲明专政将实施多久。而恩格斯的那段话更令人迷惑，他说：“先生们，妳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巴黎公社是怎么样的？巴黎公社实行的是不排斥任何阶级的普选，公社决议维护“共和国的壹个重要原则－自由原则”。决议“不淮進入私人住宅，不淮任意抄家捕人”这显然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大相径庭。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形象为己任的考茨基不能容忍列宁把他自己的胡作非为说成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民主精神和人道气息，根本与布尔什维克的专横暴戾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仍然缄默那无异是默许布尔什维克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糟蹋和构陷，于是，他愤慨遣责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专制政权”是“毁灭民主”，是壹个“革命官僚督察的国家机器”并论断在俄国已“从工人苏维埃的独占统治中产生了壹个新的官僚阶级”。“苏维埃政权是俄国至今有过的壹切暴政中暴戾之气最严重的壹个政权。”

于是，在考茨基与列宁之间展开了壹场唇枪舌剑。不但在他俩之间，而且在他俩各自率领的派别之间也進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甚至在约半个世纪后某个远东亚洲人国家的共产党理论家们也鹦鹉学舌地模仿布尔什维克的口吻，参与了这场大骂“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考茨基”的舌战。

尽管论战的双方都煞有介事，但外界却仍感到无聊，因为他们双方都有默认前提，即马克思主义是绝对正确的，是绝对真理。双方都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词组，再加以引伸，作出适合自己需要的解释，来力求証明自己观点与行为的正确。

真假美猴王的大战，外人自然没有兴趣介入。是非的辨明，其实也并不需仰仗先知的真言，仅从常识的角度去探讨就可明了，因为道理并不复杂，只要没有经院大师们在那里故弄玄虚，故布迷阵，就行了。

列宁主义在政治层面上的关键内容是它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观、民主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几部分又是有密切内在联系，有时是浑然壹体的。

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本源于马克思主义，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列宁主义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极其尖锐，不可调和的，这明显是主观臆断。

历史上，强调“君权神授”的封建特权阶级对人民实行超经济的人身强制统治，即不但横征暴敛而且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故两者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换言之，很难指望这个矛盾以平和的方式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则不同，资产阶级不是以法定的特权来统治无产阶级，它是财大气粗，以其手中大量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来控制社会经济命脉，操纵社会财富的分配，出于阶级利己主义，它肯定不会让无产阶级得到合理的财富分配，可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最基本的是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不过壹旦资产阶级继封建特权阶级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它就有可能以立法的途径来强化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这就使两者之间的矛盾由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无产阶级的反弹也就会从破坏机器的原始行动和罢工的经济斗争上升到社会革命。然而当资产阶级终究明白过来，改弦易辙之后，两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就会缓和下来，普选权使无产阶级得以把自己的代表送進议会，当这些代表足够多时，他们就有可能制订逐步改变财富分配不公的法律。当代表数额再多到更高的数额时，他们便可以组阁，从而更有效更迅速地改革财富分配不公的现实。到这时，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较量，就不是在硝烟弥漫的巷战上，而是在争取人心的演说中。

列宁的阶级斗争激烈论若是创立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还有些道理，但它是创立在二十世纪初，尤其又是在俄国，故更属欺人之谈。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是十分明显的，而劳工阶级相对十分强大，故此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立即发表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布着手召开在普选制基础上的立宪会议，并实行政治大赦，宗教大赦，宣布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废除死刑，成立各种经济改革机构和生产发展促進会。俄国的社会改革，起码是在法律文件上，只用壹个星期就走完了英国两个世纪，法国壹个世纪才走完的过程，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森林般的枪刺下，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列宁还有什么道理去杜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尖锐，不可调和？当然，道理是有的，那就是只有把俄国资产阶级说得十分顽固，把它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描绘得十分尖锐，才能使布尔什维克得到再发动壹次暴力行动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的借口。在1917年六月年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壹次代表大会上(该大会有1090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列宁就公开放言他的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

列宁在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国家理论，列宁宣称“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机关”列宁的国家理论当然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根据，如恩格斯就曾说“无产阶级之需要国家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然而国家的功能仅只是“镇压”和“压迫”吗？国家是否还应该防止境外他国他民族的侵扰？是否还可以对国内的某些大规模公众事务作出决策和动员﹖如防洪排涝。是否还应该担负起惩罚和防治刑事犯罪的责任？列宁把国家的功能大大缩小，不过是为了人为地夸大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于是无产阶级就可据此取得照葫芦划瓢的理由。不错，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很不光采地这么做过，但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由于建立在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充分自由的基础上的普选制的实行(这种普选制才是真正的普选制，没有这个基础的普选制则是虚假的普选制)，国家政权已不为(起码是逐渐不为)某个阶级所专有。议会、内阁由来自社会上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所组成，从而使阶级统治已变得不可能。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在议会、内阁里互相碰撞，蹉商，讨价还价，以求在可能的前提下取得兼顾各个阶级利益的平衡点。当然这个平衡点不是固定的，而是漂移的，依各阶级能量的消长而变更坐标，但总趋势是朝有利于劳工阶级的方向移动。

在俄国，从来没有单独掌权，没有对无产阶级实行过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要尝尝俄国共产党对他们实行阶级统治的味道了，他们大概是在替昔日的英国、法国资产阶级抵罪受过。这算是列宁主义的创造─跨国株连了。

这个阶级统治是怎么个统治法呢？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直接采用暴力来取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的这段话会令所有善良人吓得发昏，而苏醒过来以后确实还需定下神来看看俄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具体做法。

苏维埃政权机构是通过选举组成的，而这个选举是在资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报章已被取缔，即言论、出版、结社权利已被扼制的前提下举行的，并且资产阶级分子和贵族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这充分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性。有如列宁所说，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构。不过事情并不仅如此，苏维埃政权还有壹个“新政”，是采用间接选举法。即民众只能选举最基层的苏维埃代表，往上各层均是代表选代表。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就是实行这种间接选举制，甚受诟病抨击，而今俄共将它实施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

在俄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前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然而壹个人最基本的诉求，最低的底线是觅食谋生。那些前资本家们可以不要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权，也认可布尔什维克政权无偿地把他们的工厂、商店充公，把他们的储蓄没收。但他们总得要有壹份工作，挣得薪金去维持生活，可是他们被拒绝接受为工会会员，因此很难找到工作。尤其在持续数年的粮荒中，俄共政权实行粮食配给制。“壹九壹八年九月壹日，按阶级的配给制在各主要城市实行。四种不同颜色的面包和食物配给証发给人口中的四个阶级，配给的数量按四、三、二、壹的比率分配。获得配量最少的第四类都是靠资本收入、房产、商业企业或者靠剥削别人的雇用劳动而生活的人，而且当供应量降得非常低的时侯(这是经常发生的)，资产阶级就完全得不到配给。”为了得到粮食充饥活命，壹些前资产阶级分子把他们的珠宝乐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换取粮食，但这往往会被“契卡”突然捕获，被扣上种种反革命破坏罪名抓去做人质或者干脆就地处决。于是乎，从前没有对无产阶级实行过阶级统治，现在也没有抗拒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俄国资产者整个阶级都被逼上了绝路。

在实行这赤裸裸的阶级歧视政策的同时，是极其凶暴的镇压措施。壹九壹八年九月五日内务人民委员会下达壹个命令“在资产阶级和军官中间最轻微的反对活动，白卫分子中间最小的活动也要受到大规模处决...契卡和军事部门应特别努力搜索并逮捕壹切改名换姓的人，并不拘何种形式地枪决每壹个同白卫分子活动有勾结的人。”

在行刺列宁的事件发生后，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下令枪决了500名人质，这些遇害的人质大多是和平居民，只是因轻微嫌疑就从家里被抓走的。

至此，人们总算从实际中知晓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是如何“直接凭借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了，于是在普遍的震惊后是普遍的愤慨，从资产阶级报刊到社会民主主义杂志，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喉舌无壹不予以谴责，谴责的重点是布尔什维克“扼杀民主”。

“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進步的标志和象征，它激励著壹代又壹代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直到流血牺牲。而今布尔什维克如此扼杀民主，的确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来，列宁曾说过：“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不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而且在1917年3月以后，它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地、大胆地、自动地建设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些话表明，“民主”很碍手碍脚，列宁打算把它彻底抛掉。但后来在外界义愤填膺的谴责下，列宁改变了说法，他承认有民主这回事，但又说：“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井和骗局。”“无产阶级民主是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的前面加上资产阶级壹词所形成的社会理论误区还有其缘由─资产阶级曾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那么在民主的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限定词则纯属凭空臆造了。

民主相对于专制而言，它的内涵根本与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或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无关。民主从个体微观来看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拥有选举权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政治权利。从社会宏观来看，是议会政治、多党竞选、三权分立，民选行政长官。从社会群体的关系来看，是通过自由讨论之后再進行投票来解决他们之间的观点和利益冲突。

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民主，应该是指昔日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曾不肯全部兑现自己领导民主革命时所作的承诺，如以财产拥有量来限制选举权，颁布反结社法等等。时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都早已放弃这些不符合民主精神的谬误做法，皈依了民主原则。故此，列宁的指责，壹来是无视时空已变换，二来是逻辑上的混乱，把资产阶级曾没有真正实行民主说成是有壹个资产阶级的民主。

另外，我们也不妨顺着列宁的话语，暂且就当真的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然后比较壹下这两个“民主”究竟哪个更民主壹些。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时侯，各主要欧洲国家仍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些政权给予本国的全体公民(当然包括无产阶级在内)以完全的政治权利(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工人群众及其代表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抨击政府的言论和文章并组织以“在政治上、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为诉求的政党。这些国家已实行着直接普选制。劳工阶级已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市政和中央各级立法机关。

然而在苏俄呢？布尔什维克政权剥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请留意，巴黎公社并没有实行这样的剥夺)，严禁他们有丝毫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言行，否则立即予以镇压和处决。无产阶级又如何呢？据说无产阶级理所当然地要拥护他们自己的政权─布尔什维克政权。如果某个或者某些无产阶级分子用口头或书面去抨击或反对这个政权，那他们就是站到敌人的立场─贵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成了新生的阶级敌人。当然对这些人就要剥夺曾让他们享有的“无产阶级民主”权利，并对其实行坚决的镇压和处决。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才会被“享用”呢？首先，“享用”这些民主权利的人必须属于人民的范畴。接着，这些人民“享用”这些权利是去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大唱赞美诗，是在规模巨大的国庆或“五壹”节之类的集会游行中以巨大的标语和震天的口号去向它表示壹片信赖拥戴之情，当然间或也可有些“善意的批评”点缀在得到当局允许出版的书报杂志之中。

此外，布尔什维克政权给予无产阶级和所有属于人民阶级的人也只是间接选举权。从直接选举到间接选举是无可狡辩的民主程度的倒退。那为什么布尔什维克政权要实行间接选举制呢？这是因为既然它宣布其所建立的是共和国，就不可能以钦定或世袭方式来运作权力，选举是唯壹的途径，而操纵少数代表的意向要比操纵成千上万的选民的意向要容易得多。经过多层选举，选民群众与最高层已隔得非常遥远。经过层层过滤，就很容易提炼出适合当局胃口的“民意”，决策者的施政内容也就会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意向大相径庭。

通过以上的比较，列宁称之为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到底哪壹个更民主些，不是壹目了然了吗？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壹个政党的领袖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到了这种程度，不能不为社会留下永远的震惊。

在这里，很有必要弄懂，列宁讲过这样壹段话：“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如果这段话还不够直接了当，那就请听曾经是列宁的热烈拥护者托洛斯基的另壹段话“只有通过党的专政，才有可能实行苏维埃专政。只是由于党的理论见解的明确，它的革命组织的强大，才使苏维埃能够从壹种不成样子的劳工议会变成劳工的最高领导机构。”

这下总算真相大白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幌子，是用以蒙骗广大劳工群众的，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尤其是这个党的领袖人物的专政。恩格斯曾经批评布朗基主义说：“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少数人又事先服从于几个人甚至壹个人的专政。”布朗基主义没有成功地建立过政权，而恩格斯这段话倘若用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的列宁们的身上倒非常贴切。

列宁关于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所造成的问题首先是出在民众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上，列宁主义强调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俄国共产党是俄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他的党都不是。凭什么，凭什么这样断言？凭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不对，因为二月革命的成功，有孟什维克，有社会革命党，还有立宪党，更有许多无党派的民众的奋起参与，功劳的大头摊不到布尔什维克的身上。凭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不对，临时政府经过三次改组后，立宪党人，资产阶级的代表已占少数，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党人已占多数。如果仍嫌不够，还可继续改组，根本不必要推翻它。而布尔什维克坚拒加入临时政府，坚决要推翻它，其目的无非只要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壹统天下，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也要予以铲除，即使姑且不论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是否正当，而仅就它以推翻临时政府的“功绩”来壹劳永逸地把自己铁定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作法就可窥见它那“成者为王”的封建心态。因为这个“先锋队”不仅是要人们尊崇它，赞颂它，而是要锁定由它独主政权。

壹个政党独霸社会公权力将会带来什么呢？它将会禁止其他政党组建，即使有其他的党出现，也必以得到它的首肯，愿意充当它的附庸为前提。发展下去，为防微杜渐，将会禁止结社，为防止有人以理论与言论为先导来从事反对壹党铁定执政的格局，将严厉控制思想、言论、出版。壹党专政的霉菌发酵后，将使社会生态大大恶化，人的情操品格迅速堕落。投靠党取得先锋分子的资格是拓展个人前程的最佳道路，于是识时务的俊杰们纷纷在入党做官的征途上各显其能，迎奉长官意志，无视民间疾苦，揣摩上级意图，邀功取宠，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充当政治打手。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自感无力進取，则渐渐麻木，且又为残酷的“阶级斗争”所震慑，变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不问政治，正义感泯灭。极少数反抗意识甚强者会作出绝望式的反抗言行，这飞蛾扑火的行动却给当权者找到施行严厉镇压政策的借口，于是针对新生的阶级敌人─本属无产阶级或其他人民阶级的“蜕化变质”者的肃整、清洗“政治运动”连绵不绝，永无宁日。

在布尔什维克扫清了党外所有不驯服的政治因素后，便祸起萧墙了。因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最终体现为革命政党内的领袖专政，故领袖不可能容忍党内存在不驯服于自己的人物和派别，所谓集体领导不是常态，也不稳定，个人独裁才合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逻辑。于是领袖必定会消除党内那些公开存在或潜在，甚至是领袖臆测出来的不驯服于自己的人物和派别。这类故事首先发生在苏俄，后来又在某些远东亚洲人国家中上演不衰。在苏俄，曾经为党的专政大力鼓吹的托洛茨基首当其冲被这个专政扫地出门，并追杀于墨西哥；曾经以铁腕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令大规模处决人质的季诺维也夫等也被押上了刑场，连并无权力欲望，但其观点时与领袖们相左的理论家布哈林也难逃壹死。

这就是列宁首创再经过斯大林发展的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分支，是把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尚处雏形的谬误扩展至极端的分支。用列宁党徒的话来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种种作为无可辩驳的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是独裁专制披着人民共和国外衣的复辟。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广泛并持久，时至今日，尽管俄国已得到解脱，但某些远东亚洲国家仍呻吟在它的淫威之下。

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很容易联想到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虽然两者都施行严厉的镇压手段，但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雅各宾专政时期短，而布尔什维克专政相当漫长。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与之有很多不同，无可借鉴效仿，当时是人类社会民主革命的幼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十分缺乏，凭着壹腔热情激奋而起，难免产生过激与谬误。俄国革命在它之后壹个多世纪发生，人类社会已经历许多变故，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极多，只要怀着真诚的动机和愿望，断不会重蹈色彩斑驳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灰暗部分。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就是例証。在公社委员会中也因思想观点，策略方法的不同导致了派别分野，两派争执十分激烈。但是，虽则如此，大革命时期那种动辄把不同派的革命者送上绞架的情况却不再发生。时代不同了，巴黎人成熟了，尽管雅各宾党人仍然是他们之中许多人崇敬的英雄，但却绝不会效法雅各宾专政的某些恐怖行为。故此，俄国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暴行及其带来的深远危害是不可原谅的。

首当其冲遭到列宁主义危害的是俄国的近邻德国。确切地说，是列宁主义祸害了德国革命。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情形与壹年多以前的俄国二月革命极为相似。革命以11月2日基尔海港的水兵暴动启动，顷刻间即成燎原大势。几天之内各地纷纷响应，7日，德第二大邦巴伐利亚宣布为共和国，国王路德维希三世退位。9日清晨，柏林工人就开始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军队拒绝镇压，而且倒戈。起义者迅速占领警察局和皇宫，威廉二世仓惶出逃，霍亨索伦王朝继罗曼诺夫王朝之后倾复。

德国有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从成立至此已走过了约半个世纪的历程，从1912年起它就壹直是德国国会里拥有议席最多的党。然而，糟糕的是，这个党已于1917年4月分裂成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对政府战争拨款所采取的不同看法和处置。

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民族主义狂潮澎湃汹涌，势不可挡。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无祖国”都像无力的栅栏被洪水冲垮。连盖德这样自封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進入了战时内阁任国务部长。

然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端。壹派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主张在议会中对军事拨款投赞成票；另壹派则反之。在全社会民族情绪的高压下，反对派不得不保留自己的意见而在公开场合步调壹致地投了赞成拨款票，只有壹个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投了反对票。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反对派认为德国已完全表现出侵略势头，再也不能以保卫祖国的防御性作战来为政府辩解了，于是他们坚决地在后来的议会表决中投反对票。鉴此，党中央把他们开除。他们遂另外组织了独立社会党。24万党员留在原党内，10万人脱幅而去，加入新党。新党的精神领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党多次开会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声色俱厉，好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卫士。其实这不过是虚幻的表象。德国党内许多人早已心仪改良，对马克思主义敬而远之了。在倍倍尔、考茨基、卢森堡等人大声疾呼批判伯恩斯坦时，他们静静地观察，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悄悄地走自己的路。以埋头苦干又不显露锋芒的方式攀上了高位。这其中就有艾伯特和谢德曼这两个后起之秀。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时侯，艾伯特与谢德曼都还是幼童或尚未出世。然而凭着他们的沈著与干练都后来居上地超过了他们的前辈。1913年倍倍尔去世时，艾伯特当选为党主席(与哈阿兹并列)，并且，令人不无意外的是，艾伯特与谢德曼都是血统工人，他们的父辈是工人，他们自己也是学徒工出身，尝尽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却不具激烈革命倾向，他们的和平改良意识甚至大大超过了伯恩斯坦。同样令人不无意外的是伯恩斯坦在倍受责难羞辱后都仍然执着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事后壹再宣称1914年8月4日被迫投赞成票是他壹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18年德国十壹月革命就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以艾伯特、谢德曼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以哈阿兹、考茨基为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背景下发生。

霍亨索伦王朝倾复了，德国向何处去？

11月10日，柏林苏维埃会议召开。批淮前壹天成立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即临时政府。此临时政府与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大不相同，它是由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导，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两个分了家的兄弟之间。

临时政府成立后两党進行了讨论磋商，独立党向社民党提出应把德国导向社会主义共和国。社民党内有玄机地回答：“这也是我们的愿望，但决定权在于选举出立宪会议的人民。”独立党進壹步澄清，在这个共和国中，全部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应掌握在全体劳动人民和士兵选出的代表手中。对此，社民党作了正面答复：“如果这壹要求是主张壹个阶级的壹部分人专政而又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拥护，那么我们就必然反对这种要求，因为它同我们的民主原则相矛盾。”

由此可见，独立党与社民党的分歧已不仅是昔日关于投票支持军事拨款与否了。对于今后德国政局的走向，他们各自的诉求也大相径庭。社民党倾向于全民民主政权，即对资产阶级不作政治歧视。它强调宣称：“不是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而是归全体人民。”而独立党人的主张明显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相似，要把资产阶级排除在社会公权力之外。世事的复杂吊诡在此有了鲜明的例子。刚刚在几个月前，1918年8月，考茨基还写了壹个小册子，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此时，以他为精神领袖的独立党却提出了与布尔什维克相似的诉求。

壹个多月后，即1918年12月中旬，在柏林举行了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出席会议的489名代表中，社民党占288名。会议否决了“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提案，并选举出社民党占优势的执行委员会。于是，社民党不但主导了临时政府，也主导了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

独立党里的左派，尤其是独立党里壹个自成体系的派别─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为首的斯巴达克联盟打算要再发起壹场革命，类似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来推翻艾伯特政府。为此他们从独立党内把自己的队伍拉出来，于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党的主流派犹豫了。他们虽然对社民党背离马克思主义不满，但又不想在德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而社民党则大为紧张起来。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成功后的悲惨下场，使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危作想。德国今后向何处去已是以后的问题，目前至关重要的是保住身家性命。为此他们决定先发制人。社民党本身并无武装力量。但其领导人之壹诺斯克却早有预算，他组织了壹支由旧军人为骨干的军事力量，并率领这支武装于1919年上半年镇压了柏林、慕尼黑等壹些地方的独立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暴动。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也在镇压中遇害，从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就背上了勾结反动势力，屠杀自家兄弟的骂名。德国工人运动从此分裂了。

这的确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大悲剧。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确应该受到谴责，但设身处地地想壹想，如果“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得势，他们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都将完结。舍此，他们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呢。

面对现实，独立党人检视了自己过往的足迹。他们未必会赞成艾伯特、诺斯克的镇压行动，但他们更不愿见到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在德国成功。于是他们改变自己步伐走向。1919年3月伯恩斯坦首先告别独立党回到多数派社会民主党。1922年9月，考茨基则率领所有愿意回归的独立党人重新并入社会民主党。从此，德国再没有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个番号了。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跟着考茨基去回归。时间的流逝并不能冲淡他们对社民党曾经血腥镇压工人起义的愤恨。在台尔曼等人的率领之下，他们聚集在德国共产党的红旗周围，成为壹支既与资产阶级为敌，也与社会民主党为敌的政治力量。

兄弟阋墙，为敌人所趁，德国社会民主党再也无力单独主导政府了。它只得与天主教中央党组成联合政府，即魏玛共和国。政权既被分享，它的行动也必处处受掣肘。自然，在把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付诸现实的时侯，就不得不打折扣。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在布尔什维克刺激下的斯巴达克团运动，德国十壹月革命的历史很可能会改写。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因投票赞成政府军事拨款与否而产生的分歧会因战争的结束而消淡，尽管两党在观点和策略使用上亦有歧见，但这完全可以作为党内事务進行辩论蹉商，因为伯恩斯坦也就是德国党内和平改良主义的先行者，而考茨基在批评伯恩斯坦时态度平和，谴责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十分严厉。故独立党若在他们的主导下而无左派独立党人和斯巴达克团的激烈举动是可以和社民党合二为壹，携手共進的。若能这样，壹个统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必定可以把多年锤炼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变成实际行动，开创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新篇章。然而，很可惜，这壹切都只能在设想之中了。

而且，更为糟糕的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互斗，不但使魏玛共和国步履蹒跚，而且给反动势力以有利于纠集滋长的机会，直至希特勒上台。

1919年2月魏玛共和国成立时，艾伯特选为总统，谢德曼被任命为总理。由于他拒绝在凡尔塞条约上签子，遂辞职。从1920年到1928年九届内阁中，只有两届很短的内阁由社民党人主持，资产阶级从其阶级利己主义出发，壹旦掌权就会在经济上向劳工阶级开刀。如8小时工作制被取消，养老金和残废补助也被削减等等。

1925年艾伯特总统逝世，举行新总统全国直选，魏玛联盟(社民党在其中)推举思想较开明的马克斯，保守势力推举帝国旧军头兴登堡元帅，共产党推举台尔曼。选举结果，兴登堡得票1465万当选，马克斯得票1375万，台尔曼得票193万。显然，若没有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分裂，兴登堡就当不上总统，而他当上总统是魏玛共和国中民主势力迅速式微的关键壹步。如果说兴登堡是保守势力的代表，那希特勒的纳粹党就是毁灭世界的恶魔了，即使此时他还很渺小(只有二万多党员)，但民主势力的分裂给它的掘起提供了可能。

三年后，国会选举，社民党得票920万，仍为第壹大党，共产党得票330万，为第三大党。此时纳粹党尚只得票81万，民主力量可游刃有余地扑灭纳粹魔火，但却掉以轻心。

仅仅两年后，1930年，再次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得票突增为641万，社民党下降为858万，共产党增加为495万。民主力量若联合起来，仍远远大于法西斯势力。深感局势严重的社会民主党试探与德共联合击败气势汹汹的纳粹势力，但德共予以拒绝。德共领导人台尔曼等人持有这样的公式：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要敌人。1931年夏，德共甚至与纳粹势力壹起推翻了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普鲁士邦的社会民主党政府。

1932年11月国会大选，纳粹党得票1170万，议席196席，跃为国会第壹大党，社民党得票800万，121席，共产党得票600万，100席。纳粹党短短几年间得到迅猛发展，不过，若社共两党能够联合起来，强力运作，还是有扭转局势的可能，然而这个最后的机会也稍纵即逝了。

1933年1月，希特勒揽到总理职位。3月宣布德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大批逮捕德共干部。6月下令解散社会民主党，令其停止活动。壹些领导人被宣布为叛国分子。社民党领袖纷纷逃亡国外。于是乎，壹个经过了大半个世纪风雨洗涤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这样被壹个仅活动了十年的纳粹党压入历史的阴影之中。

人类壹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希特勒纳粹党把世界拖入壹场令1914-1918的世界大战小巫见大巫的战争之中。中国是这场大战最深重的受害者，因其严重的后遗症至今未愈。

列宁主义对于世界的荼毒效应划了壹条先西后东的曲线。它首先祸害了德国十壹月革命，使魏玛共和国先天不足。这不足使希特勒得以上台。纳粹德国的战争行动刺激鼓动了与之结盟的日本军国主义。日本发动大东亚圣战，远东某个古老大国是日本侵略的重点目标。这个古老大国曾在二十世纪初推翻帝制建立了亚洲第壹个共和国，尔后進入民主建国的艰难过程中。日本的侵略使此过程中断，并使壹个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武装集团得以从几近灭顶中喘过气来，并继而坐大，终究颠复原已有的民主共和国，成为这古老大国的主宰。半个世纪来，它奉行列宁主义为圭臬，至今仍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着为“人民享有的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这“民主”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严厉的报禁，党禁，实行多层间接选举法，最基层的候选人都由党指定，摒弃的多党竞选制度，由极少数人控制的党无可争议地组建政府，垄断社会公权力。军队、警察、外交、财政、司法、民政全都在这个党绝对控制之中。壹切都是很正宗地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产品，当今列宁主义在它的故乡已被弃之如敝屣之时，却在这个远东大国香火鼎盛。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列宁忘灵若能得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意义

第壹次世界大战的抱火阻隔了第二国际各党的联络协作，民族主义的狂潮更迫使各党的主体部份作出妥协姿态，国际鉴此处于瓦解势态。然而，大战的烟硝尚未散尽，壹批心急如焚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筹划要恢复国际了。

1919年2月，26个国家的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的代表在瑞士的伯尔尼开会，组建“社会主义国际”。前第二国际中的后起之秀─瑞典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布兰亭在此之中任当重要角色。

列宁立即对此大动肝火，詈骂：“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是壹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并旋即于3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以宣示其分道扬镳的决心。

在以上两个“国际”之外，还有些党处于游离状态，其中就有壹直以奉行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们对“社会主义国际”中的壹些党在大战期间被民族主义狂潮所摄服的模样相当反感。但又对“共产国际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工农革命中运用的壹切方法奉为金科玉律”深为不满，于是他们决定另行成立壹个国际组织。1921年3月，他们在维也纳开会，成立“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宣称他们将“继承第二国际的所有优良传统。”

然而，“社会党国际联合国”中的许多仁人志士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这样壹分为三始终不能释怀。他们总想让这三个国际能够联合起来，并把设想付诸行动，作了许多努力。在他们的奔走下，伯尔尼国际、共产国际、维也纳国际终于出现了联合的曙光。

1922年4月，三个国际在柏林举行联席会议。每个国际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九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发表了壹个“联合声明”。其中说：“朝着积极的方向取得谅解比这次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所设想的要容易得多。”然而，会议代表们乐观得太早。会议开完后，壹切联合的迹象立即化为乌有。的确，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扫地除门的苏俄布尔什维克怎么可能同利用旧军事力量来镇压斯巴达克团起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坐在壹起呢﹖

三个国际的联合既无望，他们就不得不再作考虑。维也纳国际与伯尔尼国际在意识形态上其实并无原则分歧。无论是闭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党抑或宣称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实际上都是在欧洲社会已初步建立的民主政治架构的前提下，用改革或改良的方法使之趋向完善。他们都不打算主动使用暴力革命，更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因此，他们实质上都奉行着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列宁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狂涛的退潮使伯尔尼党与维也纳党之间再不存在观点和操作上的冲突。1922年9月考茨基率领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并就为两个国际的合并消除了组织上的障碍。1923年5月，维也纳国际与伯尔尼国际在伯林召开会议，实行合并。合并后国际的名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宣称：“旨在联合所有民主和社会主义派别，作为专制的、以莫斯科国际为中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立面。”这是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壹重大政治事件。从此，在国际范围内，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就完完全全地分道扬镳泾渭分明了。

既然社会民主党认同政治多元化─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那其运行的政治轨迹当然就是尽壹切力量利用普选权去取得政权，然后以政权的力量去推行各种社会改革、改良的方案，而根本不必去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去再建立壹套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

千千万万，壹代又壹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努力与期盼终于换来了令人振奋的讯息─英国工党在英国取得了执政权。

1923年末英国举行国会大选。保守党获258席，虽仍是第壹大党但已从上届的364席降下来，自由党获158席，工党获191席。自由党因与保守党存有许多歧见，转而支持工党。故工党得以取得执政权组织内阁。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发动旨在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算起，至此已将近过了壹个世纪的岁月。道路虽然艰难而漫长，但终究是在向着美好的目标延伸。

工党领袖麦克唐纳担任这第壹届工党政府的首相。时年58岁的麦克唐纳出生于苏格兰壹个小渔村的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贫寒。还是个私生子，由母亲和外祖母抚养长大，仅以半工半读才得以完成中学教育，尔后就工作谋生了。1893年矿工凯尔．哈第创建独立工党，麦克唐纳于次年加入，并很快成为其领导之壹。1900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麦克唐纳当选为委员会书记。1906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更名“工党”。基于幼年艰辛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的深刻了解，麦克唐纳有改变不公正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而由于他成年后深受费边思潮的影响，和平改良的意识根植于他思想中。故此他否定了在英国效仿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那种认为普遍划壹的战略是自欺欺人的。”“壹个议会的选举，就可以把列宁必须用革命才能获得的壹切权力给予我们，议会的多数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到民众的合作，即可实现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工作。”

工党执政后立即开展了改良社会的工作，如实行“惠斯特利住宅计划”，由政府补助建许多工人住宅，以廉价出租。增加失业补助金、养老金、和残废退休金。降低壹些食品的消费税。并承认苏联，与之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然而，有史以来第壹个劳工政党所建立的政权毕竟是幼嫩的。它在竞选时曾作了许多承诺，如实行矿山、煤碳国有化，开征财产税等都因条件所限未能尽快兑现，而且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它不赞成工人的某些罢工行动，于是壹些工人群众对它产生幻灭感，转而不支持它。而保守党和自由党则对它维护工人利益和与苏联修好的作法大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决定从新進行大选。1924年10月大选结果是保守党大胜，议席跃升为415席，从新夺回执政权。第壹个劳工政党所主导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0个月就宣告完结。但民主政治的真谛就在于政权并不铁定地以军队和警察力量为保镖地由某个政党所专有。妳可以通过竞选胜利得到它，也会因竞选失败而失去它。失败以后妳亦还有可能从新得到它。壹切在于妳是否能够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和认同。

然而列宁不这样认为。他援引马克思所说的﹕普选权“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壹次，来批淮议会制的阶级统治。”并据此指责所有走议会政治、改良主义道路的政党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叛卖，因为，认为“世界上第壹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这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老框框内发生那就荒谬绝伦了。”“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自然，麦克唐纳也被他骂为“臭名远扬的改良主义者”，“恶棍和叛徒”。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即所谓“政权从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并此后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去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铁定地掌握政权。

英国保守党内阁─这个资产阶级政权并没有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故几年后，它又失去了政权。1929年6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议席剧增为287席，成了议会里第壹大党，遂组织了第二届工党政府。不过，这届工党政府的境遇很糟。它刚壹成立，壹场席卷欧美诸国的特大经济衰退就汹汹扑来。在这种境况下，它很难有所作为，两年后它就夭折了。

继英国工党之后步上执政之途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而且它后来居上，十分成功。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可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这个第二国际中的后起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十分尊崇。以至它早期的党纲都是以德国党的“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为蓝本。二十世纪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做了壹件很有气魄的事，就是发动了1902年5月争取普选权的总罢工。由于总罢工组织得很好，规模宏大又秩序井然，使当局既感震撼，又找不到挑衅的借口。终于，在总罢工的压力下，议会作出决定，要求政府于1904年前制定取消以纳税额限制选举权的选举改良方案。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和平渐進改良意识很早就形成并确立。党内对此没有重大争议，故此瑞典党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持批评态度。其领导人布兰亭认为“只有和民主结合起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他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仅仅依靠壹部份无产阶级進行专政,”并断言这样会“导致无产阶级打内战而消耗力量，其结果将是反动势力专政。”1919年2月，在试图恢复第二国际的伯尔尼大会上，布兰庭是决议的起草者。

二十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曾有几次短暂的联合执政的机会，但由于处处受到其他政党的掣肘，很难有所建树。直到1932年大选获胜，建立起社会民主党汉森内阁后(布兰亭于1925年去世，汉森接任主席)才开始了它重新塑造瑞典社会的巨大工程，并创下连续执政达44之久空前记录。向全世界推出了瑞典模式，瑞典奇迹。获得了社会民主主义橱窗之称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还在于它的睿智的思辩和现实主义精神。在当年，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主张。1932年瑞典党上台执政时，经济危机尚在持续中。瑞典党内曾有人认为，应乘党执政之机实行社会化。因为如此持久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充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只有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予以根治。但汉森等人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在这种时候实行社会化，必然会发生巨大的社会震动，非但不能顺利走出经济衰退，还会触发更严重的局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却是较远程的瑰丽目标。目前应予实施的倒是壹些应急的经济措施。

汉森政府暂时打破预算平衡，举办许多公共工程，以公共开支超过税收的作法去扩大就业，增强购买力，刺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对社会生产進行宏观导向。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如失业人数在1933年为14万人，到1936年剧降为2万人左右，1937年再降至不足1万人。社会生产迅速复兴，市场日趋活跃，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提高。这壹切被人们誉为“汉森新政”。亦为社会民主党以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打下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汉森新政”开始实施的日子比以《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标志的“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还早了四年。

继英国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之后走向执政的是法国社会党。不过它既不具有英国工党那开拓性的荣誉，亦没有做出瑞典党那样骄人的成绩。然而这并不应苛求它，乃是国内、国际的许多不利因素所造成。

法国统壹社会党是原第二国际的大党，但在1920年底发生分裂。原因是参加“共产国际”与否的歧见。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付以票决。12月30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以3028票对1022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少数派不服从大会决议遂在勃鲁姆的领导下退出大会，续建法国社会党。自从巴黎公社失败后，渐進改良主义思潮壹直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有优势。早在工人党分裂时改良主义的可能派就以86比26(代表人数)的压倒性优势击败奉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盖德派。后来在盖德派的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的法国社会党合并后，无论在组织上或在理念上也都是奉行改良渐進主义的饶勒斯派占优势。然而这壹次壹反常态，激進的壹翼占了巨大优势，这壹方面说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冲击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另壹方面也说明法国党仍有相当大的革命潜意识。

然而，社会上的政治生态却与党内有显著不同。1924年5月举行国会大选。社会党与激進社会党，共和社会党结成的左翼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在584席中占315席，得以上台执政。而共产党仅得26席。可见社会党在社会上影响力远大于共产党。1932年5月议会大选，社会党获129席(“左翼联盟”共获336席)共产党降为10席。

1934年2月巴黎发生了法国纳粹分子的骚乱。民主力量和政府当局共同予以平息。在此过程中，法共发挥了相当作用，由此提高了法共在社会上的威望，也促成了法国社会党与法共建立统壹战线并继而联络激進社会党、共和社会党等成立“人民阵线”。1936年4，5月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在618个席位中占375席，其中法国社会党146席，法共72席。法国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出任内阁总理。激進社会党、共和社会党参加内阁，法共没有入阁。

社会党内阁建立之时，正是希特勒德国日益猖獗，欧洲大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1935年1月，萨尔地区在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压力下举行公民投票并入德国。1936年3月德军越过莱因河占领非军事区。1936年7月西班牙发生由德国纳粹支持的反共和国的法西斯叛乱。然而，尽管面临这穷于应付的国际局势，勃鲁姆政府还是履行其竞选时的诺言進行了壹系列的社会改良工作。如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每年14天有薪休假，调整农产品价格，以防谷贱伤农。给经营困难的小商和手工业者发放低息贷款以复兴小型企业，制约大资产者的垄断，等等。此外，还取缔法西斯组织，改组法兰西银行。

此时的法国大资产阶级与上个世纪相比固然“性情”已变得平和得多，但若与中庸的英国资产阶级和势弱的瑞典资产阶级相比，仍显得顽固，它们采取消极怠工或把资金外流等方法对抗勃鲁姆政府，使之面临经济压力。这令勃鲁姆不得不减缓改善民生的步伐，结果又造成工人群众的不满，招致法共的批评。

在国际事务中，勃鲁姆政府本是支持以西班牙人民阵线为基础的西班牙共和国的。它出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以帮助其平定佛朗哥法西斯分子的叛乱。但此举受到对德意法西斯主义充满绥靖主义的英国当局的阻挠，和国内激進社会党的反对。在压力下，勃鲁姆不得不终止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而这又招致法共的激烈批评。面对这内政外交处处進退维谷的境况，勃鲁姆内阁只得于1937年6月辞职。

与第壹届英国工党政府相比，尤其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相比，法国社会党这壹年初试啼声的业绩确实乏善可陈。然而并不可就此苛责它，亦不可贬低勃鲁姆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

勃鲁姆是法国犹太人，这是继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之后又壹位犹太血统的社会主义大师。站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杰出的人物─饶勒斯和密特朗之间，他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饶勒斯创建了法国社会党，密特朗使党终究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两个人中间横隔着57个春秋的漫长岁月，是勃鲁姆把他们联系起来。

勃鲁姆的思想起初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这从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认为﹕当“旧的机构被推翻了，而新的机构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这个时期就实质来说是专政时期。”然而毕竟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饶勒斯，深受他渐進社会主义的影响。故决不会向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认同。他认定﹕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壹个权力逐级上升，最后集中到壹个公开的或秘密的委员会手中的集中制的党所实行的专政。”为此，他反对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主张在法国党内实行比例代表制。他進而分析出列宁党这种组织上不民主的集中制系来源于思想上的壹元化。他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说：“妳们的理论壹旦确定就永不改变。谁不同意妳们的理论就不能加入妳们的党。谁不再继续赞同妳们的理论，谁就得被清除出去。”

勃鲁姆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诠释。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者们，尤其是英国和地中海诸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把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解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化。勃鲁姆对此作了反思，他令人耳目壹新的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壹个以普遍正义为基础的全面社会。”因此“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软弱的。”勃鲁姆这壹闪光思想为二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全面更新开了先河。勃鲁姆从饶勒斯那里继承的还有高尚的情操。饶勒斯在壹战之前由于坚决反对战争，被民族沙文主义者暗杀。勃鲁姆在二战之前虽然已辞去首相职务，但仍然与极右势力和法西斯分子作勇敢斗争。由于他坚决地反对贝当政府，于1940年9月被捕，关進波塔莱监狱，又于1942年11月押往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至1945年5月才被占领德国的美军释放。在监狱和集中营恐怖的岁月里，他不但没有屈服，而且写下他的重要著作《在人类范围内》。

勃鲁姆从饶勒斯手中接过薪火，传给密特朗。故密特朗说：“社会主义有两个家族，列宁的和勃鲁姆的。我属于勃鲁姆的传统。”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整个世界充满了动荡不安,战后谈判桌边的尘埃还未落定，法西斯的狂潮已汹汹而起。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把业已探讨过的美好社会的结构及建造它的方法付诸实郏拖萑胗忠粓龈笠幠５胆馉幙謶种小Ｈ祟悮v史上最血腥的大战几乎把整个人类社会推向毁灭的深渊。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千百万生灵的涂炭终究换来地球上人类的重生。人类社会经历了这噩梦般的岁月和几乎自我毁灭的战火才最终在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上走出了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森林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彻底区别于动物界，人类社会真正走向文明，是从二战之后开始的。

壹战以后，战胜的人们所想到的是狠狠地惩罚战败的挑起战火者，是尽力去羞辱它，削弱它，向它榨取更多的赔偿，让它变成壹个虚弱的病夫，永远没有力量再去挑起事端。

二战以后，战胜的人们有了大相径庭的想法。固然，审判与惩罚在严肃地進行，不过人们已把战犯与被裹胁的民众相区别。人们在索取赔偿时，同时考虑战败国社会的经济重建。在绞死战犯时，同时考虑如何把民主体制引進战败国的政治生活。这样的思维，不仅对战败国，甚至对欧洲的战胜国自身也是莫大的福音。当人类的心智已進步到以如此理性睿智的态度来对待那几乎将自己的国家民族毁灭掉的他国他民族时，又有什么理由在自己的国家民族内处理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时，采取粗暴、横蛮的态度﹖

社会民主主义正是在这种与往昔迥然不同的社会气氛中开始了它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并迅速地拓展了它的实践空间，以其成绩显示出堪称历史潮流的生命力，昭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结集后的政治宣言

1945年5月，纳粹德国刚被摧毁，英国工党就已联络法、意等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在伦敦开会，商讨重建因战争而陷入瘫痪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事宜。经过多次会议的磋商讨论，于1951年6月，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确定成立“社会党国际”，并通过其思想政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此纲领又称为《法兰克福声明》。

《法兰克福声明》的出炉有着划时代的巨大意义。它不仅表明社会民主力量的重新汇集，更重要的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经过几代人的锤炼得以提升到了壹个崭新的高度。它系统地向世人阐述了它的观点，表达了它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壹个美好社会的决心和信心，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危害都作了揭露和抨击。最后这壹项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对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批判都还是散见于壹些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的言论、著述、或会议的非正式文件中。这个批判、抨击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经过多年痛苦经历和深刻思索的沈淀。他们之中许多人(或他们的先辈)都曾与共产主义者站在同壹政治旗帜下乃至同壹个组织之中，从政治纽带乃至私人关系中都曾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此时，他们终究坚决地与昔日的“联系”挥别。从此，他们与列宁系的共产主义理论及其政体再不仅是分道扬镳，泾渭分明，而是楚河汉界，壁垒森严了。这种状况壹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共产党政权体系和西欧诸共产党出现新的动向后才告缓解。

《法兰克福声明》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之面目全非。”“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了政权，它就要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壹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抨击，自《法兰克福声明》后，持续地出现在社会党国际许多会议的文件中，如195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说：“极权主义，不论是法西斯的还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都是旧式的暴政。”

1956年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当政的地方，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历经几代人的斗争所赢得的壹切自由权利，壹切工人权利，壹切政治成果和壹切人类价值都進行了歪曲。”“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这种情况并没有由于批判斯大林主义而有所改变。而他们的所谓列宁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错账枷牒妥飷旱脑缙诎姹尽！�

1962年的《社会党对今天世界的看法》谴责各共产党政权“用恐怖的手段榨取剩余价值和以危险的速度進行工业化，从而牺牲人民的需要。”“倒退到壹个把人当作原料而不是壹切努力的源泉和目标的时代。”“共产党人主张对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進行极权主义控制。这同人的天性，国家的作用和人类社会的進化是不相符的。”“它们滥用社会主义壹词，它们的壹党专政实际上是暴政的体现，是否定民主社会的精髓，即否定言论、宗教、批评、自愿结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触的自由。”

社会民主党所進行的这壹批判除了鉴于理念上的原则分歧外，还基于现实上的考量。由于在欧洲社会许多人(包括劳工阶层)的心目中，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与世界上的共产党体系都源出“第二国际”，都在唱着“社会主义”的调子，都是继承著马克思主义的衣钵。故认为两者并无实质不同，而世界共产党政权的所作所为令世人震惊。这不仅是由于它们以暴力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它们夺得了政权后仍以暴力進行统治。把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准则诬为“资产阶级民主”，然后予以扼杀。厉行报禁，党禁，新闻封镇，舆论壹律，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来铁定由共产党执政。对仅以言论反对他们的人予以监禁乃至屠杀。凡此种种，令世界上稍有良知的人在震惊之余无不愤概万分，并坚决地唾弃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些愤概和唾弃也不同程度地加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身上。欧洲社会的保守势力，对社会主义進步事业始终报以仇视的资产阶级顽固分子都趁机扩大壹般人认识上的模糊，竭力把欧洲社会民主党说成与共产党是壹丘之貉。借此打击社会民主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压缩其政治上的开拓空间，以尽可能抵御不利维护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的社会改革的到来。

为击破这股逆流﹔为欧洲社会今后持续的改革计﹔为能争取到多数民众的信赖拥护，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空间走上执掌国家政权之路，以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抱负和方略，社会民主党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政权進行坚决的批判，以划清自己和它们的界限，击破保守势力和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诬陷，和澄清壹些善良人心中张冠李戴的模糊认识。

至此，社会民主党人除了進行批判外，还深感有必要使自己所奉行的思想体系的名称与共产党的相区别。故此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从而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的“极权社会主义”、“冒牌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法兰克福声明》的全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即开宗明意地亮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从此，社会民主主义被民主社会主义所接替。但这并不是壹种简单的替代，而是有所提炼升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建筑得更系统，也有了更新和发展。

在把社会民主党人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的专制的伪社会主义相区别之后，《法兰克福声明》即着手向世人阐述他们所憧景的蓝图。《声明》指出当代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简称为“四大民主”。

政治民主是民众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宗教信仰等权利和完善的普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开等以及多党竞争、议会政治、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和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和意见。显然，这壹切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中业已成了现实。社会民主党人已不必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为此去奋斗。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保持这壹成果的责任，故声明强调说：“民主制也有权利和责任来保卫自己，以反对那些只是为了破坏民主而利用民主机会的人。”同时指出：“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

经济民主“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以建立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在具体的做法上，《声明》认为各个国家可以“根据有关国家本身的结构来决定公有制的范围和所要采用的计划化形式。”总之，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目标是：“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

社会民主是要求保障民众的社会权利。其内容有“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因年老失去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全体公民有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

显然，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已超出了昔日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反封建特权阶级的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范畴。资产阶级领导了那场革命，但出于它的阶级利己主义，力图使那场革命半途而废，只是由于劳工群众在社会民主党人─既有出身于劳工阶层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作了长期的、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政治民主才基本实现。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将要在前辈们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進。确实，只有政治民主，那离创造美好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政治民主的确立并不等于社会财富已得到公正的分配﹔并不等于社会的贫富极化现象得到避免﹔并不等于每个人的潜质已得到充份的发挥。或许，像先辈那样激烈的抗争场面再不常见，但为了把民主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范畴却要做更细致更有耐心和技巧的工作。这也就是二战以后至今两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期许和鞭策。

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的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说过﹕社会民主党人“不但是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因为它们的目的壹个是从经济上，壹个是从政治上提高多数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正是这样认知。《声明》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建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实现”。这个论断使人想起了勃鲁姆曾说过：“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把这壹思想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就是争取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正如《声明》所指出的：“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因为壹旦没有政治民主，其他都无从谈起。但若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和为了温饱而终日辛劳得精疲力竭无暇他顾时，那么，诸如出版、结社、普选权之类都会成了漂亮而无实际意义的摆设。

关于建立国际民主的主张反映了当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胸襟和眼光。他们认识到在当今经济与科技都高度发达的世界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都互相联系影响着。在沙漠之中难以有绿岛。因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贫困都威胁著其他地区的繁荣。贫困是民主制发展的障碍。民主繁荣与和平要求对世界上财富从新分配和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生产率。”据此，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殖民主义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际和平。《声明》宣示说：“社会党人为建立壹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奴役”。“民主制必须根据保障民族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性决定，在国际规模上建立起来。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法兰克福宣言明确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成为左翼自由派的行动纲领。

英国工党国有化情结探讨

英国工党创立于1900年，它的壹部分前身是创立于1893年的独立工党，而它们都没来得及参加建立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可见，它们的确是第二国际诸党中的后来者。但它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超过许多先行者，成了第二国际中的大党。它也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诸党中最先取得执政的党。在二战以后创建社会党国际的工作中，英国工党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国工党深受费边社思想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不屑壹顾。它壹开始就崇尚和平渐進的改良主义，明确摒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使人不无意外的是，就是这样的壹个党却比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党国际中的任何壹个党都更热衷、更执着于对社会结构有较大触动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国有化。从这壹点来看，它似乎比其他的党都更激進，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其实是战狻Ｒ验樗摹皣谢鼻榻Y系来源于费边思想而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在费边社的纲领性文件《基础》中就明确宣布其宗旨是要把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所有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转为公社所有，用以谋求公共的福利。而且，非但如此，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思想几乎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国粹”。因为除费边社外，与它同时代或稍迟的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等都有这样的主张。它们都无壹例外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盖因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使之得以控制了生产、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所至。在社会运动过程中，这些组织都汇集于工党，从而大大强化了工党的“国有化”情结。1918年工党的党章就确认其目标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壹工业和事业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手工和脑力生产者获得其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可行的最公正分配。”在其后的历次工党纲领中，如1928年的《工党与国家》，1934年的《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工党的行动纲领》中都壹再表达其生产资料国有化诉求。其领导人艾德礼于三十年代后期的壹系列著作中，如《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工党的展望》更進壹步有系统地对此加以阐述。故此，工党上下是憋足了壹鼓劲，只要壹有可能，他们壹定要把这积蓄已久的理念付诸实践。正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

1945年7月，欧洲的大战刚刚熄灭，英国举行了大选。首相丘吉尔是领导英国進行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英雄。他以为凭着这辉煌的业绩，民众会选择他和他的党继续执政。但是，情况大大出乎于他的意料。工党在选举中以397票对213票大胜。丘吉尔内心充满了伤感。英国人民竟是如此的无情无义，就这样抛弃了他这个民族英雄。然而，伤感毕竟只是伤感，不能转化为反对和抗拒。民主原则在英国社会已是树大跟深，任何人都必须尊从，民族英雄也不能例外。这位刚才还在指挥海陆空三军，还在国际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最权威的领导人中周旋的叱咤风云者，黯然收拾好自己的物品，离开了唐宁街十号，而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意气风发地展开了他的蓝图。

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工党政府陆续颁布了8个国有化方案，使国有化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占20%，具体行业包括银行、煤炭、航空、电讯、国内运输(包括铁路公路)、电力、煤气、钢铁。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世界为之惊讶。

在進行国有化的同时，艾德礼政府还進行了旨在建设福利国家的壹系列社会立法。主要内容有﹕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工伤保险法、家庭补助法、国民救济法、住房法等。政府通过这样种类繁多、巨细靡遗的福利措施来实现每壹个英国人都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关怀。任何人都不应因年幼、老迈、伤残、智障、失业、疾病等任何原因陷入饥寒痛苦惶恐无助之中。经过几年的努力，英国不但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还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民众生活有了保障，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5%，经济增长率恢复到每年4%，贫富极化的现象也有所缓解。战前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56%，战后逐年下降，至1972年只占27.6%。正如矿工领袖山姆．华生所说：“贫穷已被削除，饥饿不再为人所知，病人得到了照顾，老年人受到了尊敬，孩子们在充满机会的国度里长大成人。”

1950年大选，工党仍然获胜。但这时发生了壹件大事，就是朝鲜战争。艾德礼政府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跟随美国卷入了战火。战争所制造的经济、政治、心里上的压力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艾德礼政府决定提前大选。保守党以3%的微弱多数选胜。当工党选败的消息传来，许多受惠于工党福利政策的底层民众都流下了眼泪。

不过，保守党当政后，虽然对工党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有逆向行动，但对福利项目却未敢大动砍刀。毕竟，增進社会福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持续执政计，保守党政府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说英国工党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福利国家，不但没有遭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批评，而且还得到许多国家的赞誉仿傚的话，那么，它的国有化政策(70年代，再次执政时，还進行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则引起了毁誉不壹的评价和争议。对此确有必要予以探讨。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是通过政府出钱向私人企业买过来的。在第壹次国有化高潮中，政府为此支付了高达27亿英镑的赎买金。此后每年还得付股东几百万镑的利息。这种方式首先遭到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猛烈抨击。

早在20年代初，列宁就评判说：“虽然工党大部份由工人组成。但是，看壹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从这个唯壹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当年的工党，非但大多数成员都是工人，而且其领导人之壹麦克唐纳就是出身于极为贫苦的劳工阶级。说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无疑是列宁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之类的信口雌黄又壹例。在列宁痛骂麦克唐纳是“恶棍和叛徒”之后，麦克唐纳任首相的工党政府却率先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许多年来，共产党政权的理论家们都按照列宁的判决，口径壹致地宣布工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理由是“它的行动和政权策略”都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架之内，在维护修补这个制度而不是砸烂它、摧毁它。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公式当然又成为它们判决的证据。按照它们的观点，国有化应是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基础，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以后，暴力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成。其典型是苏联模式。(远东的亚洲共产党政权则略有不同，它们把资产阶级分成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予以区别对待，但本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无原则区别)

对共产党政权的抨击倒不必介意。因为在它们那里黑白是非业已颠倒。只要不像它们那样以暴力夺取政权，再扼杀民主人权，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由共产党铁定执政，那它们就会责骂妳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行事，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既然英国工党不是用暴力夺取而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那么在它把资产者拥有的厂房、机器、原材料等都转归国有时，不采用剥夺方式，而用钱买过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非得这么做不可吗﹖要在当今世界上建设壹个美好社会非得通过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化不可吗﹖不错，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体现，这是几代社会民主党人的共识。然而，这个共识是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识认的深化有所扬弃呢﹖即使对社会的洞悉力还未达到这壹步，那也应了解到，当年费边社的仁人志士们提出把生产资料转归公众所有，这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以建设美好社会的手段。如果在实践中发现这壹手段并不灵光，那就应予修正，另辟蹊径。用钱来买国有化，显然不是“灵光”的方法。政府既然有那么多钱去买企业，何不用这些钱去创办壹些与公共福利更直接相关的事业呢﹖这么多钱流到原企业主手中，他亦可创办另壹些更有利可图的企业。于是又有新的私有制成份产生，政府仍打算再继续买下去吗﹖

昔日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辈们把造成劳工阶级的贫困归结为由于资产者掌握了生产资料進而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所至。他们因此萌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是合乎逻辑、可以理解的。但是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在不应划上等号。换言之，社会主义并不必须由公有制来体观。这是因为除了实现国有化的途径无论是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强夺或英国工党的花钱购买都不可取之外，生产资料公有化或社会化或国有化这种经济结构的本身就不利于发展生产，即不利于更多地创造出美好社会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这已为前苏联和亚洲壹些共产党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也为英国国有化后壹些企业的经营状况所证实。

国营企业效率低下除与计划经济有关外，很重要的就是与人的因素有关。经理人员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不直接挂钩，其责任感和進取心都会大受影响。官僚主义、敷衍塞责、浪费遭蹋等情况都随之产生。生产劳动者则由于过于有保障也会懈怠，不再那么兢兢业业、勤勉奋发，从而使整个企业出现“动力真空”。前首相丘吉尔作了这样的抨击：“由于壹大堆规章制度和清规戒律，以及白厅官员计划不周，采购不慎，社会主义被日益证明是充满危险、代价巨大的谬论。”“社会主义者实行了国有化的所有重要工业部门，原本有利可图或收入相抵，而现在都变成了赔本买卖，负债累累。”这些话或许不无夸张，但终归也反映了壹些情况。

我们不知道再过几百年，壹千年之后，世人的道德水平、精神风貌会是怎样，但可以断定，在目前，甚至在今后的几代人内，人世还不可能变成人人的情操都极为高崇，全都充满了奉献精神，毫无自私心的美妙境界。自私心─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仍是使人努力進取、奋发开拓的动力之壹。而社会所应做到的则是把这种为私利的活动限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制定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引导，有时甚至是强制人们为私利的搏取必须纳入有利于公众的轨道上。从而使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能相对地和谐融合起来。

共产党不这样认为。它们宣称无产阶级是最先進的阶级，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格极为高尚者。他们将为人民建设壹个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社会。可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共产党人高人壹等的姿态﹔看到了共产党官员的骄横肆虐、草棺人命、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共产党曾把资产阶级数落得那等不堪﹔把资本主义社会抨击得壹无是处。可是他们自己呢﹖共产党官僚阶级较之昔日的资产阶级何﹖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何﹖答案不早已清晰摆在世人眼前吗﹖共产党陷入谬误的原因之壹是他们不承认人皆具有共同内容的人性，而只承认有阶级性、党性。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糟透，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良好。他们共产党人就更好得不得了。殊不知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还需要有勇敢，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那么在掌权以就不需要作任何付出了，而荣誉、权力、享受则接踵而来。在共产党铁定垄断全部社会公权力的格局下，壹切制衡机制都被取消。共产党官员们身上的人性恶的因子得以高度激活膨胀，于是这就是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的恶质化倾向，并且还流毒全社会。而共产党人竟把他们自身的恶疾反诬是受到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和资本主义毒素的侵害所致。

面对现实的人性水平，考虑到人的自私心中有可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就有其合理的内核，亦即有存在的理由了。有鉴于此，就实在没有必要去進行生产资料所有制全盘公有化(国有化)的无益事业了。

除了这壹根本原因外，还有些具体问题也使国有化不可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目的之壹是想使劳动者摆脱消极的、被动的劳动力出卖者的地位。让他们参与管理，让他们萌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和企业经营运作中的主人翁感觉。从而加强其责任心，激发其创造力，有利于发展生产。这种想法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本来很不错，但实际体现上却是另外壹回事。因为在国有化企业中，指挥生产，管理营运全是由政府委派的经理人员操作，工人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正如工党干部克里普斯所说：“我认为，让工人掌管工业，即使总的来说是令人向往的，但几乎是不可能的。”正由于这样，宣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工人可以成为企业的主人，不再是雇佣劳工，那只是在编织壹幅美丽的童话。

既然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实质未变，而且在经济上也不能参与企业的利润分成，那么他们仍把自己定位于雇佣劳动者而与企业管理者在经济上讨价还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于是，工人们在不满意自己的工资报酬或其他待遇时，他们照样会诉诸传统抗争手段─罢工。这时，工党政府出来说话了，怎么搞的啊﹖这是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企业，妳们怎么能使自己的工厂矿山为难﹖但工人不吃那壹套。工党政府不可以用强硬手段对付工人，因为这是他们得以上台的铁票部队。但若答应工人要求，国有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可虑。真是左右为难。70年代的威尔逊工党政府吸取上界艾德礼工党政府的经验，竞选时就与工会达成了“社会契约”。要求工会协助限制工资增长率。但他执政后照样发生要求提高工资的浪潮，威尔逊无法摆平，只得辞职。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执着的性格使之有“约翰牛”之称，但英国工党的领导层毕竟是个理智的集体，他们不会壹意孤行地蛮干下去，面对现实，他们也会作检讨反思，以探索实现其理想的最佳途径。经过了壹次又壹次的讨论商榷，壹种对国有化政策带有“修正主义”意味的观点逐渐在工党内取得了主流地位。

“修正派”认为在二战以后，社会已发生了与以前传统资本主义很不同的变化。其代表克罗斯兰提出由于这些变化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对决定壹个社会的性质已不居于首要地位。因为即使“在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集体经济企业中，分离的程度并不比资本主义经济差。大规模化和复杂化不仅造成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且也使所有主与生产资料分离。”他还進壹步认为，壹个社会的性质除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外，还决定于“其他因素，比如工业的管理机构、就业水平、工会的实力，社会总趋势，尤其是政治制度更为重要。”这场争论很有益处地启发了人们这样壹个思路，就是壹个社会如果既能确保劳工群众的政治权利，又能使他们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那这个社会在当今的现实条件下算不算是个好社会﹖算不算实现了社会主义﹖换言之，社会主义在当今究竟应该作何定义﹖对这些问题作较清晰的解答，似乎不是偏重实践的英国工党所急于去从事的工作，这当由社会党国际和偏重理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去操办。然而争论的结果终究使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得到从新的评估和施行。1957年大选，工党在竞选时没再着意强调国有化。1960年工党年会承认：“公营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中各有其壹定的地位。“工党”相信進壹步扩大公共所有制的措施应按照这些目标并根据情况适当地考虑到有关工人和消费者的观点逐步加以决定。”八十年代初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后，努力在理论上做出新的开拓。1982年党的新纲领中以“公共所有制”取代了“国有化”的提法。1988年金诺克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其中声明工党不再坚持国有化的作法。同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明确表示，若工党重新执政，将不会把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企业重新進行国有化。并宣布只对少数社会化极强的部门继续实行国有制，而私有制和其他多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如消费合作社、市政企业、工人股份制企业等都应得到发展。至此，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图腾画上句号。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新的开拓和贡献

既然英国工党国有化实验已被证实并非建设美好社会有效途径，那么社会主义必须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体现，这壹命题也就值得从新审定了。换言之，社会主义的定义和内涵应该注入新的概念和内容。

如果说英国工党以其丰富的实鄯Q著并以此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很多经验教益，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以其深厚的理论见长并以此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增添了许多思想素养。在新的形势下，它想必会承担新的任务。

有人曾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彻底蜕变为改良主义的党感到惋惜，因为据说德国党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事情果真如此吗﹖这些人这样认为，大概是因为他们记住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都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为师长，但却忘了他们两人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压了16年不让发表。忘了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大概他们又记住了德国党几个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作了批判，但却忽略了批判会过后，伯恩斯坦主义的影响力却日益扩展，到后来连批判队伍中的主将之壹的考茨基也成了伯恩斯坦的战友。大概他们还记住了德国党内有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领导的正宗马克思主义团体─斯巴达克联盟，但却不了解在当时三十几万党员中，斯巴达克联盟只有几百人。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忘记，没有忽略。他们的惋惜只是故作姿态而已。他们煞有介事不顾事实地硬要把德国党说成曾经是壹个马克思主义党是为了替马克思主义挽回壹点面子。否则，如果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二十几个工人阶级党中晃来晃去那么多年，到头来连壹个落脚点也没有，那岂不是太窘迫、太潦倒了吗﹖当然，相对而言德国党还算是欧洲诸党中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最密切的壹个党。但这完全不足以把它认定为壹个马克思主义的党。

1875年充满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令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虽然好壹点但也有原则缺憾─避开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和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改良主义倾向更为明显。至二战以后的《齐根海因声明》就显露出了新思维端倪。声明说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分析具有“只从经济角度進行观察的片面性。”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人们思想自由和道德责任也看作是对历史進程起塑造作用的因素。社民党为实现自己最后的政治目标而斗争，但它不仅仅是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向或出于物质的目的性的原因，而是为了人的尊严。”这个新的思维实际上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完全对立才造成了两者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从而导致尖锐的阶级斗争。然而此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却认为道德责任也会在塑造历史進程中起作用。这是在含蓄地告诉人们。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会自动放弃壹些经济利益以让无产阶级的境况改善，无产阶级中的有创见的思维冷静者也将愿意与资产阶级讨论磋商共同探寻调和两大阶级利益的方法途径，以不必诉诸于激烈的阶级斗争。并且，德国党还宣称它的奋斗“是为了人的尊严。”这个“人”，当然既包括无产者也包括资产者。可见，如果说昔日德国党的前辈们仅仅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那么此时德国党的新锐者则完全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藩篱。

二战以后在战争废墟中重建的德国与壹战以后的很大不同。在盟国的干预下，民主政体很快确立。法西斯主义几乎连根拔起，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战败的德国人没有想到复仇，而是考虑活下去，而且力求活的好些。

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都在1945年内成立。前两个是新建后两个是重建。令人不无意外的是新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表现出比原来已具基础的社民党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和影响力。1949年8月西德举行战后第壹次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选胜，阿登纳首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重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壹个较之昔日大相径庭的德国社会。经过两次大战，尤其是第二次大战中法西斯极权政体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痛定思痛，民众的主流思想都倾向和平，安宁。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日见深入人心。人民对推崇激烈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口号都兴趣缺缺。而且由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科学技术发展，使社会上出现了壹个介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中间阶层。因而，社会党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传统不能不受到严峻的挑战。当然，怀有激烈斗争情绪的还大有人在，但若社民党不仅只想以壹个反对党的身份去带领壹些民众進行反对现存政府某些法令法案的斗争，而还想主持政权的话，那它就不能只在少数人之中得到拥护，而必须取得多数人的认同。这壹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是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做出革新的有力杠杆。革新里程碑是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

1959年11月，德国社民党在哥德斯堡举行特别党代会。会上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其全称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

《纲领》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壹个人民的党。”“壹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剥削对象的无产者，现在已居于享有公认的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国家公民的地位。”这是壹个很原则的改变。从阶级的党变成人民的─全民的党。就其政治寓意来说是否定了阶级斗争。而从现实上来看是出于争取更多人的拥护，开拓政治空间的需要。至于“壹度……的地位”这句话则是作为这个改变的依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依据是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无产者已具有与其他阶级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地位，这当然毫无异议，但是否只是壹度受过剥削而现今已完全享受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呢﹖不过，我们仍然愿意把这种说法看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现实需要所付出的代价或采取的策略。

《纲领》说：“社会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财富权力集中在壹小撮人的手中，而给雇佣劳动者带来的首先只是贫困和痛苦。取消统治阶级的特权，给每个人带来自由、公正和富裕，这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真谛。”这段话是首先使社会民主党当今的意识形态与传统的能有所衔接，之后立即转入壹个新的境界。“社会主义的真谛”已不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给“每个人”─当然是包括了资产者、无产者和其他所有阶级的人─带来自由、公正和富裕。

在对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作了原则性的变动后，《纲领》進而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信奉民主。”并“希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進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進而建立壹个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社会和国家。”至此，阶级斗争的方法已被明确放弃。

在经济领域中德国社会党打算怎么样做呢﹖对此，《纲领》是这样说的：“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不断增长的社会富裕，使人人都能从国民经济的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这个关键的问题，社民党明确宣布：“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需要得到保护和促進，只要它不妨碍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所运转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种方式必然会造成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它与社会公正是背道而驰的。社民党的这个条件从句“只要它不妨碍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表示了它将引入国家干预的机制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予以制衡和约束。《纲领》说：“尽壹切可能展开竞争，按壹切需要实行计划。”“竞争”在壹个世纪前它曾受到路易．勃朗工场社会主义的痛斥。而此时它却得到德国社民党的认同乃至赞许。这是由于壹个世纪来的社会实践使人们终究深刻认识到“竞争”可以带来效率。当然，社民党也没有忽略，竞争也会带来壹系列消极现象。故同时主张“按壹切需要实行计划。”

由于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使社会上许多人仍对社民党抱有疑虑。这显然也会成为社会党走向执政的负数。于是《纲领》表白：“我们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和权威的统治。因为它们无视人的尊严，消灭了的自由和破坏法制。”并進而谴责到：“共产党人无权自命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事实上，他们篡改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财富。社会党人希望实现自由和公正，而共产党人则利用社会的分裂来建立起自己的壹党专政。”

《哥德斯堡纲领》的出炉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大的正面作用。它标志著社民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上都从实质和语言表述两个方面均以崭新的姿态面对新的世界。如果说从前社民党只是在实质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他们的某些文字表述中仍保留有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的话，那么，自《纲领》后，这些词句也告消失。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业已成熟。而马克思主义，即使是以恩格斯的晚年思想为代表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也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彻底失去了吸引力。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社民党的取舍是十分睿智的。唯其如此才使社民党获得了更多民众的认同，争取到更多的选票。为其走向执政廓清了道路。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69年9月大选中，社民党壹举击败基督教民主党联合阵线，取得了执政权。

就像当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曾影响了第二国际许多党壹样，《哥德斯堡纲领》也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党。《维也纳纲领》和其他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汇成了壹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滚滚洪流。这股洪流不但把壹个又壹个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推上了执政的地位，也给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意识形态格局以有力的推动。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不再局限在欧洲，而是走向了全世界。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拓和贡献并不却步在《哥德斯堡纲领》上。继这纲领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探讨，终于完善了他们的“基本价值论”。其标志是该党1989年的《柏林基本纲领》。

“基本价值论”是这样表述的：“自由、公正、团结相助和从共同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彼此间所承担的义务，即是社会主义意向的基本价值。”如果把这句充满了哲理的句子改换以通俗的语言来陈述，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自由、公正、团结相助。”或“社会主义是要建造壹个充满自由、公正、团结相助的社会。”

社会主义的传统表述是民主政治加生产资料公有制。直至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还是这样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两相比较之下，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定义的新表述引進了伦理色彩并具有抽象的意味。即具体的措施已被略去而代之永恒的真理追求。自由、公正、团结相助的社会图景有如数学上的极限。妳可无限靠近它，但永远不可以宣称已达到它。而社会主义也就在这无限地趋近中获得无尽的动力和生机。

现代伦理主义来源于壹切为了人的康德主义。伯恩斯坦心仪康德伦理主义，曾喊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他认为考察壹个社会除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着手外，还应考虑到道德观念、历史传统、宗教习俗等因素。这种明显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继承。法国饶勒斯的人道社会主义也包涵着伦理主义的色彩。他说：“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来说，社会革命是飞跃。它通过财产的新形式带给无产阶级以自由和福利的可靠保证，以及行动的新的可能。它赋予资产阶级的历史事业以更完善的意义，同时它带给资产阶级道德高尚和伟大提示。这是通过提高两个阶级使两者混合起来，这是在壹个最高点宣告人类团结。”饶勒斯的学生，杰出的社会党人勃鲁姆有了壹个更言简意赅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只能是个性自由和社会公正。”就凭这句话勃鲁姆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词句上都可视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论的先驱。

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中，曾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尽管横隔着近两个世纪的漫长时空，人们仍不难看出这个口号于当代的“基本价值论”之间的传承关系。正如当代的社会党领袖勃兰特所说：“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这三个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这并没有什么不光荣的。”“平等”由“公正”来承接。“博爱”由“团结相助”承接。稍加考察可以洞悉，这传承关系中含有提炼和升华。因为尽管“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十分瑰丽，但在那时终归还只是壹种美妙的理想。人们在正义的激情之中提出了这个口号，却没有具体地考虑怎样把它落到实处，而且当时也其实并不具备把它落到实处的土壤。近两个世纪之后的“自由、公正、团结相助”既是瑰丽的理想，也是行动的口号。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但提出了它，而且还考虑到怎样让它逐步变成现实。这从他们对这个口号的具体诠译就可以看出。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并有可能在公正的、团结互助的要求所规定的限度内，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只有人人获得自由发展个性的真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可能性的时候，自由才能成为社会现实。”“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的人，才能利用他的机会去获得自由。为了自由，我们需要同等的生活机会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在这里德国社民党人对自由下了定义，又对自由做出了界定，并阐明了自由得以实现的条件。而意义尤其重大的是后两项。因为他们指出了人人皆应有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生活机会和社会保障。”譬如，壹个人从小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语言表述能力极差，那言论自由对于他就毫无意义。壹个人如果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三餐不继，那就算他写出了壹本阐述其观点的书，由于无钱付梓，出版自由对于他也成了空谈。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显然，平等与公正是相通的。因为公正是平等的基础。故此《柏林基本纲领》说：“公正要求在法律面前同样的自由和平等。公正要求有同样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机会和社会保障。公正要求男女的社会平等。”“公正要求在收入、财产和权力分配方面，以及在教育、培训和文化方面的更多的平等。”这些观点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社民党人壹个崭新的观点是：“同样的生存机会并不意味着各人的生活千篇壹律，而是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发展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的空间。”这个观点是在婉转地表述，平等并不等于平均。生活不会是千篇壹律。既然每个人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可以尽力去发展自己，而这个发展的结果不仅造成他个人获得多于旁人的利益而且也惠及旁人的利益，并且这又为众人所认可的话，那么这个多于旁人的利益─不平等的现象就不能认为是不公正的。譬如，壹个人经过刻苦学习、鉆研、实验做出了创造发明，他由此得到壹笔奖金或专利。而同时他的发明创造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甚至更直接与每个人相关(如家用电器的创新和医疗技术的革新，特效药品的成功研制等)那么他因而得到奖金和专利就是公正的。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经济状况将会比许多人要强。但这经济所得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公正。事实上，这也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用公正取代平等的原因。“平等”，这个概念不够严谨，它很容易流入平均，给人以误导。“平等”往往令人只注重结果，而“公正”却促使去考察事情的全过程。它不仅涉及体现为表象的结果，更涉及造成这种结果的来龙去脉。可见，用“公正”取代“平等”绝非即兴之作，而是在长时期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慎密思索所得出的思想结晶。更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是，要在社会上实现“公正”要比实现“平等”更具有可操作性。故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用“公正”取代“平等”的匠心独具的确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库的壹大贡献。

如果说自由主要体现为个人的权利。公正主要表现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那么团结互助则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团结相助”承接了“博爱”，而比“博爱”更具体化。“博爱”还属理念的范畴，而“团结相助”则可表现在实际行动中。

民主社会主义既然把基督教义视为其思想渊源，那么“基本价值论”中强调“团结相助”就是很自然的了。因为基督教就认为社会应该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情谊的基础上。

在德国社民党人看来，自由的内容、自由的限定、公正的表现和实现，这壹些大多可以用法律法规等规定下来，唯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相助是发生于法律之外。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依存的，故应友善相处。《柏林基本纲领》指出：“没有团结互助，就没有人类社会。”“只有当我们互相承担责任，愿意给他人以自由时，我们才能自由地，平等地共同生活。”

“团结相助”对人提出了比“自由、公正”更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它既发生在法律之外，就完全是人自觉的理智的行动，不可以有丝毫的强迫，强求。它是建筑在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有相当水平，人们对人的尊严、对人道主义的真谛有相当的了解，很能進行道德自律，意志自律的基础上。当然，毫无疑问，它也必须建筑在相当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

“团结相助”的广泛实现是壹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处于高水准的表现。它尤其能使人感到生活在壹个和谐温馨健康的人文环境之中。它能使自由和公正得以更充分地实现。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愿意与周围的人友善相处，并尽壹己之力去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人，那么他怎么会不遵守限定去行使自己的自由权，怎么会允许不公正的事发生呢﹖

“基本价值”中的三大要素─自由、公正、团结相助，尽管都有各自独立的内容，但三者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自由与公正互为基础，相互制约。而团结相助则为自由、公正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反过来又为自由、公正所促進。因此三大要素为壹有机整体。

社会主义既是壹个瑰丽的理想或最美好的社会形态，那它就只能是无穷的正面因素，积极效应之和，所有的弊端都不应积累在内。故社会主义的定义不与某个具体的经济结构和措施(如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化)挂钩，而作观念上的表述─“基本价值论”─是很明智的，因为具体的结构、措施总有其利弊。而让任何弊端和瑕疵损害社会主义的瑰丽色彩都是不允许的。故此，仅从这点上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智慧确实十分杰出。

毫无疑问，德国社民党的“基本价值论”也会受到共产党理论家们的抨击。如：“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对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等伦理观点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认为‘自由、公正、团结互助’可以成为不同思想信仰的人的共同基本价值从根本来说是唯心主义的。”

共产党人的这些批评可以促使我们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两次执政，并时常是德国议会里的第壹大党，但是它从来没有取得绝对多数。换言之，社会上还是很多人不认同，不拥护它。对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十分理智的社民党有什么理由不拥戴它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甚至会是正确的─出于社会多元化的观念，务求不使壹党独大。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人不认同社民党主要还是出于他们狭隘的阶级偏见和政治短视以及经济私利。然而，对此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就该采取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手段，强使他们去拥戴社民党吗﹖当然不能，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了社民党自己所推崇的“基本价值论”。那么该怎么办﹖答案是，只有通过长期的、极具耐心的、锲而不舍的宣传，讨论和交流沟通去理服人，并树立起这样的信念﹕与岁月壹起增长的人间文明终将越来越深层地战胜偏见，短见和私利。然而又不可以预期有壹天会百分之百地战胜了它们。世界在运动中，人类社会的发展使自由、公正、团结相助会有更高层次的内容和标准。人类在对更高层次的基本价值的追求中也就同时更高标准地塑造了美好社会和人类的本身。这个塑造永无止境。人们可以认为他们所塑造的社会越来越接近瑰丽的目标，但却不能宣称已到达了这个目标。

在此，当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共产党理论家们的批评时，可以发现，他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像过滤性病毒般地深入了他们的骨髓。无论对什么事物，他们都要進行壹番阶级分析，打上阶级的标签。“基本价值”中有些内容是可以为各个阶级接受的，有壹些则会发生歧见。解决这些歧见只应是阶级间的逐渐磨合，从观点上的磨合到阶级形态的磨合，从而使“基本价值”的每壹内容都逐渐取得共同的诠释。但是共产党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无产阶级(其实是共产党)的观念才有正确可言。为了使这正确的观念主导社会，只能“打倒”、“推翻”、“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及至资产阶级的本身。共产党也曾向人们描绘过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宣称只要人民群众愿意在他们的领导下去英勇牺牲坚决奋斗，这人间的伊甸园壹定可以变成现实。对此，从1917年10月至今的现实已给全人类作了清晰的问答。他们的伊甸园是什么货色﹖个性压抑，空气沈闷，消费品匮之乃至饥馑连绵。在远东某个共产党国家里，近期还表现为经济畸形繁荣、贫富两极分化、贪污受贿犯滥，道德品质沦表。这还有什么“自由、公正、团体相助”可言﹖如果说这些词带有资产阶级色彩，那么该用什么词来概括这些腐烂的社会景况呢﹖该不是称之为无产阶级─共产党文明吧﹖

共产党人的失败─起码是道义上的失败，(因为在远东某些国家里他们还垄断著政权)从另壹个侧面证明了德国社民党人对社会主义表述的睿智以及为实现社会主义所進行的具体做法的正确。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

既然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会主义出于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在理论上和实凵嫌侄疾豢赡茉倩剡^头去按列宁主义的做法─用所谓革命暴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并没收其生产资料。那么，它只得另辟蹊经了。

此外，尚若只从经济层面上去考量，民主社会主义既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所带来的效率和活力，可促進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洞悉到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在分配领域里的延伸必须会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公乃至两极分化，并且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还会引起周期性的经济衰退，破坏社会生产力。那么，如何利用发挥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长处，避免、减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摆在民主社会主义面前的壹个严肃的课题。如果对这个课题不能予以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会主义所向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团结相助”基本价值的社会主义社会只会成为海市蜃楼。

英国是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也最先在那里得以确立和发展，与此相伴随，英国也产生了最具权威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及其学说。这就十八世纪后期的亚当.斯密及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隔着英吉利海峡与亚当.斯密遥相呼应。他于十九世纪初推出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也汇入了这个理论体系之中。这个理论体系完全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它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下，会有“壹只看不见的手”把社会经济安排得有利于其发展的秩序。这只“手”，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润是决定资本利用的唯壹动机。”资产者，企业主为了追求利润会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他们会为此去减低生产成本，节省原材料，会从事技术改革、更新设备以提高生产率﹔会窥伺调查市场动态、社会需求以决定其生产品种及其数量。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总供给必定等于总需求。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是壹种最美妙完善的经济制度，政府不应对其作任何干涉。

显然，这种经济理论完全忽视了在冷酷无情的市场机制下劳工阶级所处的经济奴隶般的地位。然而，当劳工阶级还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处于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无权地位时，他们的疾苦是不会被上流社会所关注的。被关注的只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这些发展和繁荣主要则体现在资产阶级豪华的生活上，当然有时也会惠及劳工阶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只有当市场经济的弊端经过天长日久的积累终于酿成了几近世界末日般的总爆发时，人们才从市场经济图腾中清醒过来。这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衰退，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的几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了。

约翰 凯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视。而三十年代大萧条终究把凯恩斯主义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凯恩斯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壹文，对当时处主导地位经济理论发起了初步的挑战。标志著凯恩斯主义形成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于1936年，那时大萧条已走出低谷。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固然于凯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开，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成功实践则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凯恩斯与罗斯福多次会见通信。可以说罗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凯恩斯主义完整化、系统化的动力。此后，凯恩斯主义风靡欧洲社会达数十年之久。尽管大资产阶级保守派人士总想重振自由放任主义的雄风，尽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结构凯恩斯主义相继出炉，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国家(政府)干预。

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基于壹个明白无误的事实﹕单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已不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生产、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技术的跃進、分工的细密、经济规模的扩大、层面的不断复杂，令私人企业的个别决策已难以适应这壹切，因而必定带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来辅助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才能使社会免遭重大经济衰退的袭击。有位经济学家作了个形象的比喻﹕政府干预犹如壹位“明智的父亲”，市场经济犹如壹个“顽皮的孩子。”这位父亲对孩子适度的约束是有益的。

然而，还是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经过自由竞争和兼并，垄断经济日益普遍的当代，企业自己就有能力解决盲目性的问题，而不必求助于国家干预。其实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因为﹕1.中、小企业依然大量存在。2.垄断性的大企业也未必能对经济全局有透彻的了解。因为在信息时代里经济保密依然是许多企业的原则。3.私人垄断企业有垄断社会经济某个部份之嫌，而这正是政府干预要予以对付的。

国家干预可以从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从经济措施上入手，或可称之为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现出现在罗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停业“休假”三天，以禁止储户挤兑。接着于3月9日颁布“紧急银行法”通过该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临倒闭的银行得以喘息过来。从而挽救了几乎崩溃的金融信贷体系。又如，1935年7月罗斯福政府颁布“华格纳法案”(即“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有权与雇主签订集体议价合同。地方当局和雇主不得阻止工人罢工或干涉工人内部事务。1938年又颁布“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最低工资数额和最高劳动时数。

当然，政府干预的主要体现还是经济手段。经济手段还可分成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不过有些措施其实介乎于直接和间接之间。经济手段的干预范畴可以是生产环节，也可以是分配环节。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经济手段作直接干预。尽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并不证明国有化完全不可行。对于那些公众服务性很强，不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的事业项目如邮政、供水等实行国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业投资贷款、控股，和控制价格都可算直接干预，而指导企业更新技术设备，提供经济信息等则是不太直接的干预。至于以调整税率和银行利率来实施调控就属于间接干预了。

自由放任主义的“萨伊定律”说﹕供给会创造相应的需要，总供给必定等于总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经济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萧条否定了这个定律。所谓“生产过剩”，并不真的是物质财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乡居民中缺乏足够的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从而造成商品积压，流通阻滞，资金不能回笼，以至生产停顿，工人失业继而引发更严重的总需求下降。这些是国家干预首先要对付的情况。

为了使社会需求与供给取得相对平衡，在经济衰退出现迹象的时候，政府就应该立即做出相应干预，以控制经济走势。譬如，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以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财政开支，举办公共事业，实行“赤字预算”，增加就业。所有这壹切都是为了增大社会需求，不至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在这方面，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拨出相当数量的政府拨款，雇用大量失业工人和青年進行修路、植树、土壤保护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项目是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护林带。政府雇佣的人最多时曾达700万。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减轻失业现象，稳定社会秩序，又增加了社会消费需求，并且工程所带来的益处，于国计民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估量。而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办到。任何资本家，即使是垄断资本家也是无能为力的。

在平常时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财政收入来创办壹些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增進社会公益、扩大就业为目标的事业项目。譬如老人家庭护理即为典型例子。欧美许多国家都由政府出资，雇佣相当数量的家庭护理员上门专职照料因老迈或病患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因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里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请此项护理)这明显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手段深入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环节中。国家创办了这种职业，既使老人得到照料，体现了社会的关怀和温馨又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社会消费需求，刺激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只有政府，而且是关心民众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这壹点，任何资本家都不会有这份心思。因为“私人追求利润是资本利用的唯壹动机”。不赚钱的事，资本家才不做。

政府创办这类公共事业是需要货币支撑的。货币的来源之壹就是税收。于是国家干预又深入到国民收入分配环节的另壹个侧面中。由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大多采取轻赋税政策，以使资产者有更多的利润留成用于投资。其实这骨子里也是想让大资产者有更多的钱财用于奢华的生活。而代表社会中、下阶层利益的政府(社会民主党政府为其代表)则大多采取高税率的累進税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税收用于举办公益事业。在这方面，并非社会民主党人的罗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对年收入超过100万者，征收税率达59%的个人所得税。1935年税率提高为75%并还开征遗产税和财产移赠税。

在经济高涨时期，政府亦不应袖手旁观，同样要以积极态度介入。当然手法会有不同。譬如此时就应提高银行利率，鼓励储蓄，抑制投资。同时密切注意经济走势，防止壹哄而起，重复投资，向经济组织提供综合信息，引导经济有的放矢地正常运行。

就像市场不是万能壹样，政府干预也并非万能。亚当．斯密和马歇尔把自由放任主义下的市场机制描绘成可以自行调节经济的美妙机器，固然属于妄言，但市场机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样，国家干预固然在促進社会经济正常发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对其负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轻心。换言之，国家干预必然适度。否则“明智的父亲”就会变成专横颟顸的父亲,对“孩子”温和有益的约束也就变成了严酷无益的压制，会严重影响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如果说三十年代大萧条说明了市场经济绝对美妙论的谬误﹔而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又终于宣告苏式计划经济─国家全面干预的破产。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最适当地结合起来，取其两者之长的造福于社会。然而这并不是壹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战后几十年来都对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经验和见解。

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主义最少亲缘关系的英国工党有着最强烈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情结。国有化是它進行国家干预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国工党的国有化还伴着苏联计划经济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国有化公司可对其属下企业下达原则性指令，议会有权审核各国有化工业公司的年度报告和拨款申请。国有化工业公司的建立、撤销、改组的批淮权在议会。内阁财政大臣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来安排对国有化企业的投资额等等。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战后，英国经济恢复很快。失业率低，社会保障系统迅速健全。到195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已达4%，其国民生产总值在欧美世界中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工党这种较为深度的国家干预的负面影响就逐渐表现出来了。国家为了培植壹批国有企业花了大量资金，而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明显偏低。国家预算中财政支出庞大，几占国民收入40%。负担十分沈重，这都使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保守党对此大加抨击，借此争取选票重新上台。1951年至1964年保守党执政期间把钢铁、公路货运重新私有化，其他国有化企业尚予以维持，至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内阁执政后，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营化。至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已所剩无几。

在野的英国工党并不认同撒切尔夫人内阁的所作所为。因为尽管在保守党内阁的治理下，经济增长率时有佳绩，但民众却为此付出代价。不过，英国工党还是检讨了自己过往的国有化政策，认识到国家干预必须勿使市场自主性丧失，否则会不利于经济增长。正如英国工党新壹代的理论家阿历克诺夫所说：“没有市场机制，设想壹个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宏观平衡，还是微观效率，都不能依赖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国工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党章修正案，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列于党的头号奋斗目标。

德国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这当然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即其中也实行了国家干预，但这个干预的程度与英国党的有相当差别。简言之，就是干预程度浅和干预的切入口不同。

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并非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创立。它是阿登纳政府里的经济事务官员艾哈德吸取了战后新自由主义理论，加以融汇贯通，并针对德国的现实情况所创立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竞争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动力和效率，同时又认识到自由竞争会造成混乱和垄断，到头来也损害了竞争。故此必须建立壹种社会秩序，使竞争沿着正确的轨道行驶。而国家就负有建立这种秩序的责任。换言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国家干预不是忙与创办国有企业，或向私人企业投资参股之类，而是建立壹些竞争规则并担任竞争的秩序维护者或裁判员，而不必直接参与竞赛。

战后初期重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未确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他们仍沿袭著第二国际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既定思维─主张某壹程度的计划化和国有化。1949年8月，德国西占区两大党在选举中对决。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31%，社会民主党29.2%，自由民主党11.9%，其余为小党所得。基督教民主联盟遂与自民党等联合执政。基民盟获胜的原因很多，如得占领当局的支持。而有壹样不可忽视的是，艾哈德的经济举措已在前阶段中取得显著成效。此时他身居阿登纳营垒中，为此营垒加了分。从此基民盟开始了它长达20年的连续执政。

艾哈德主导的社会市场经济参与创造了德国奇迹。在战争的废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辉煌成就。1952－1965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9%，居欧美国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亦为欧美国家之最低。1965年黄金储备额仅低于金元王国─美国。其后尽管在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几次经济危机，但从1950年－1981年这三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党的领袖勃兰特任总理，组阁执掌政权。经过《哥德斯堡纲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德国社民党人全盘接受了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他们宣称：“社会民主党赞同真正存在着竞争的自由市场。”并声明他们将会“保护和促進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壹种公正的社会制度。”那么，怎样去使竞争真正自由地進行，并符合社会公正呢，社会市场经济的信奉者们订了这样的壹些法律、法规。如“反对不正当竞争法”、 “限制折扣法”、“关于附加赠送物品条例”、“专利法”等。在诸法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卡特尔法”，又称“反对限制竞争法”。

“卡特尔法”禁止两家以上的大企业通过合同或协议在价格上、经营上统壹行动来垄断市场。禁止企业之间为垄断市场進行合并。凡是企业间搭成的协议会从负面影响市场的生产和流通，将被宣布无效并予以罚款，等等。

“卡特尔法”的施行由卡特尔局承担。卡特尔的工作人员不得在任何企业的董事会或理事会任职﹔不得拥有任何企业的股票，以保持卡特尔局执法的公正。

这些法律、法规的订立和实施，明确地体现著国家干预这只“有形的手”。而这只“手”明显主要从行政管理上切入。至于数量有限的国有企业则说明了国家干预在经济领域内作浅层干预。

相对于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二战之后法国社会党的执政之途真是充满了艰难。这壹方面是因为法国有着相对强大的专制势力传统。历史上有过波旁王朝的复辟，有过两次拿破仑帝国，有过7月王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戴高乐的大权独揽在某种意义上是昔日专制传统的某壹程度的再现。这个保守势力从右端打击着法国社会党。另外壹方面，法国又有着激烈的革命传统。标志之壹是法国共产党─1920年底以多数派从法国社会党分裂出来的法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势力。战后初期，它已成为议会中第壹大党。而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与选票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故此法国共产党是从左的壹端限制了法国社会党的政治空间。

为了与强大的右翼保守势力抗衡，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多次建立了左翼联盟，但由于东西方“冷战”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还互相攻击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后来，随着“冷战”的缓和，和互斗中的两党均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教训，遂又开始了联合的艰难探索。

法国社会党新壹代的领导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国结束右派掌权的局面，左翼必须联合，而若要实现社会党主导政权的雄心，“社会党首先就得成为左翼的多数派。”他说要设法使共产党的500万选民中的300万转而投入社会党的旗下。1978年3月议会选举，社会党得22.5%的选票，共产党得20.5%。1981年4月总统选举，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选人马歇得票15.34%。马歇，这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之壹，在这关键时刻宣布无条件支持密特朗，号召他的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转投密特朗，于是密特朗以52.24%的优势胜出，当选法国总统。从此开始了法国社会党执掌政权的局面。多年的奋斗，理想终成现实，欣喜感奋之余密特朗驱车到巴黎先贤祠向饶勒斯的纪念碑献上壹束玫瑰花，告慰这位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人道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在天之灵。

法国社会党执政以后也立即展开了国有化、计划化的步伐。当然，法国的国有化并不始于此时，而是在戴高乐时代，甚至在战后联合内阁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勃鲁姆内阁时期就开始了。社会党政府把它继续扩大。然而法国社会党的国有化，计划化却与英国工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最显著的表现是法国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上是独立的，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進行它的营运，不像英国的国有企业处处要接受工业公司的指挥乃至议会的裁决。国有企业向私人股东开放资本，吸收投资以加强自身的经济势力。国家也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以防止垄断，尤其是国际财团的垄断。这正如密特朗所说：“对垄断或趋于垄断的企业施行国有化，使之与国家结合，使个人不拥有高于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场经济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权利，这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法国社会党人并不反对私有制。密特朗说：“社会主义应该允许法国有壹种混合经济体制存在。”“壹个广泛的私有部门将继续自由活动和发展。”可见法国社会党人了解私人企业的作用、市场机制的活力。他们所倡导的计划化是认为“企业应该考虑其社会目的，而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去牺牲社会利益”并不是要把企业的经营活动全面纳入壹个严格的计划中。故此，社会党的计划化只是向企业提供经济指南和综合信息，是适用于企业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参考，而近期的营运则按市场经济的导向。可见在法国社会党的观念里国家干预并不取代市场经济，计划也只是作为市场的补充。

然而也正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政党政治，法国社会党并不铁定掌权。壹旦保守势力重新执政，私有化的逆向运作又有发生。生产效率与失业率同时攀升。行政权力的中断导致经济实验中断。国家干预究竟怎样才恰到好处这需要经过长期不间断的摸索、探究和总结。时时的中断对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别无选择。不过保守势力利用国有化、计划化中的某些失误极力攻击国家干预，把它说得壹无是处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与此相对的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再排斥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只主张以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显示了他们对社会负有责任感的情怀。

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保障

无论是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抑或其他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还是着眼于社会经济的生产环节。勿庸置疑的是，为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所向往的“公正”，国家干预绝对不能止于生产环节，还必须深入到分配环节。因为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昔日在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又爆发了劳工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导致劳工阶级的贫苦而引起的阶级仇视。

当然，第壹轮国家干预还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环节，那就是政府规定最低工资额和规定雇工可以与雇主集体议定工资单价之类。然而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干预必须深深地涉入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通过种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截取高收入，弥补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获得社会对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资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临的贫苦困难。也就是说国家干预还应建立壹套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

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纯经济学领域内也是有根有据的。1920年，英国的经济学家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他指出﹕等量的货币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将会产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谓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的。他说：“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两个命题。粗浅地说，即第壹，对于壹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满足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的货币给穷人，会使满足增大。”于是这个转移对增大社会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于刺激生产。政府用从高收入者手中征来的税款除用于垂直再分配外，还用于横向再分配─举办各种社会保障、福利项目。

于是，国家干预的第壹刀就切在税制上。国家最大的财政收入即来源于个人和法人所得税。税率按累進制。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五十几不等。美国罗斯福时期曾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而且还定有起征点，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税。非但如此，在工资收入低至某壹范围时，除免税之外，政府还给予相应的补助金。以瑞典为例，月薪1.2万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税，并另获8-10%的政府补助金。月薪6万克郎者，18%的收入被国家以税收形式取走。

国家干预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来实现从高收入阶层到低收入阶层的垂直再分配这固然在缩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有害于進取精神和勤奋向上，因此不可能设想用这种垂直再分配把社会各种职业，各个层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从另壹方面来看，社会上许多人─不仅是受益于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还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赔不赚”者，甚至还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们尽管在正常情况下都能维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况则都穷于应付。这些特殊情况就是失业、伤残、疾病、怀孕生产、子幼多病、住房恶劣等等。显然，凡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政府对此非但不可置若罔闻，而且应该全力以赴去关注，方符合“基本价值”的理念。二战后率先取得执政权的英国工党在这方面起了极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战的抱火之中，英国工党就在其年会上通过了壹个社会福利纲领。这个纲领宣称要在英国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对因各种意外事故处于困难中的民众提供多种社会保障﹔对母亲、儿童给予社会补助﹔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1945年7月大选，工党获胜。其领袖艾德礼组阁后，立即把福利纲领付诸现实。于1946年壹年之中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住房法”。稍后又颁布了“国民救济法”，“家庭补助法”，等等。

“国民保险法”规定已就业又未达到领取养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纳保险金，从而在面临失业、伤残、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时有权获得政府的津贴和补助。

“国民医疗保健法”规定全国医院实行国有化。(亦允许医生私人开业)，全国民众壹律享受免费医疗。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须交纳少量医疗保险费。

“国民救济法”规定，凡因收入太低或无收入而不能参加“国民保险法”享受其保险待遇者亦可享受“国民保险法”的各项救济，只是数额少壹些。此法其实是“国民保险法”的壹个补充。故后更名“国民补充救济法”。

“住房法”实行房租管制，以照顾低收入者租房。并大力从事新建和贫民窟的改建。艾德礼任内建房80多万套，以低价租给缺房民众住。

经过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礼满怀激情地向世界宣布﹕英国已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在英国以后的历史進程中，尽管英国工党数度大选失败，处于在野甚至长期在野，但上台执政的保守党内阁仍然大致保持了对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的连贯性。他们对国有化措施大加指责甚至予以革除，而对社会保障、福利的规章制度则比较审慎。毕竟这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要想选票不大量流失，就别轻举妄动。

时至今日，英国仍大体沿袭著艾德礼工党内阁所制定的基调。实行着极为广泛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由于条文繁多，难以壹壹详述，现仅择几种简扼分述如下﹕

医疗保健规则﹕（1）所有治疗、手术费用壹律免费。（2）每次处方开药交费6英镑，但以下六种人士免费﹕16岁以下或60岁以上者，19岁以下全日制学生﹔怀孕妇女﹔带有未满壹周岁婴儿的母亲﹔领取失业救济金和普通收入补助者。（3）妇女怀孕和生育期间所有医疗费用全免。

失业救济金发放规则﹕失业救济金最低数额为28.45镑/周。壹般为原工资的60-70%，最高为85%。领取期限为壹年。壹年后仍失业，可改领社会救济金。

社会救济金发放规则﹕（1）未婚者可领取31-52镑/周的社会救济金(视年龄不同而不同)夫妇俩81镑/周。若育有19岁以下子女，每个子女31镑/周。社会救济金是劳工最后防线。它能保障因长期失业、患病等原因至全无收入的极贫苦者亦能过上温饱的生活。

病假工资发放规则﹕连续病假四天后可领病假工资(四天之内领原工资额不变)病假工资额60.2镑/周，可连续领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领无期限的社会救济金。

残疾人福利金发放规则﹕依残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镑/周﹔第二等35镑/周﹔第三等14镑/周。

退休金发放规则﹕基本退休金为67.5镑/周。本人亡故后，遗孀可续领亡夫的退休金，而且无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开始领取退休金。

养老金发放规则﹕男性年满65岁，女性年满60岁，可向政府申请养老金。数额为单身52镑/周，夫妇83镑/周。养老金与退休金不冲突。

免费教育规则﹕公共中小学壹律免学费、杂费、书费。学校给全体学生提供免费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属公立。收学费极低，而政府还给家庭贫困者提供奖学金。

妇女怀孕生育福利法规﹕1)产前检查壹律免费和带薪。2)雇主不得解雇怀孕和生育的妇女。3)生育职业妇女可获18周产假。前6周得原工资额90%，后12周得每周57.5镑的补助金。4)生育妇女休完假后可复职，薪资不降。5)非职业妇女怀孕生育期间，可领社会救济。6)任何妇女壹产下活婴儿，即可获政府100镑补助。若是死婴，只要怀孕期超过28周也可领取100镑。

儿童福利法规﹕1)双亲家庭第壹个子女获儿童福利补助15.5镑/周。2)单亲家庭第壹个子女获17.5镑/周。3)无论是双亲或单亲，从第二个子女起每个获10镑/周。

寡妇福利法规﹕60岁以下丈夫去世，或虽已60岁以上，但丈夫去世时尚未领退休金者，可壹次性获政府寡妇补助1000镑。若还有孩子要抚养，则可领52镑/周的寡妇育儿补助，多子女还可按规定递增补助额。

英国工党所创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可谓包罗万象不胜枚举。50年代，西欧国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纷纷制定各种社会保障、福利条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壹般都占政府总开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国为52.4%，德国为58.8%，瑞典为58.7%。可见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视。

虽然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认同，但批评之声亦不绝于耳。批评的焦点有这样几个﹕壹、庞大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开支成了国家不堪重荷的负担，拖累了经济的发展。二、过于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会消蚀了劳动者的勤勉奋发精神。艾哈德对此如是说：“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是对每个人从壹出生就给他全部安全，保护他绝对不冒人生的风险，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业雄心得到充分的发展。”三、由于成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作出了相当的付出，却无所受惠，这无疑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资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这当不利于生产技术的发展。

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开支到了怎样的程度就会成为国家财政不堪承担的重荷，这是值得考虑的。开支的数额必须量入而出，要考虑本国国民收入、经济能力、受惠人数等因素。应该说，相对处理得当的话，它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应该警惕的则是，有人用壹个空泛的“不堪负荷”论，就想从根本上否定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领导中、下层民众奋斗多年才建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显然，这些人大多是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人士。因为资产阶级中的开明派也是支持这个制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尔内阁公布的“贝弗里奇报告”也是宣称要把英国建成福利国家。丘吉尔本人就在此后的壹次广播演说中描绘了战后英国将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制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讲的那段话似是而非。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无论多么全面也只是给予壹个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帮妳度过疾病、伤残等意外事故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壹个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么会仅仅满足于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所给予的温饱水准呢﹖他当然会用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让他去冒人生的风险正是给他发挥其潜质的外部条件。有壹个很聪慧的农家子弟，高中毕业后因家里太穷，父亲久病，欠债甚多。因此暂放弃升学，跟着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挣钱。有壹天在打石时不慎跌下，当场给坚硬锋利的巖石击穿胸膛而死。壹个本来会很有出息，会给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的青年就这样以二十岁的青春年华告别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们在为他撒壹鞠同情之泪时是否应该意识到，这正是由于贫穷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风险”所至呢﹖当然失足身亡是较极端的事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在多年艰辛的生活挣扎中，壹些本来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尽了他们的年华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识和事业的高峰，终至无所作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对于社会来说是损失。另外，对于那些本身就胸无大志，能力平庸者，社会给予他们的“安全”也就谈不上是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不过，艾哈德另壹段话倒有些道理：“社会安全首先必须从人们自己的勤奋中得到。壹个人必须要自己负起责任。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时，国家和社会才插手進去。”这句话运用在实际中，就是德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经济来源2/3出于民众自己交纳的集资。这壹具体措施是值得其他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借鉴参考。

至于有些高收入人士，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提供了集资，而自身又绝不会去领取救济之类，以至认为自己吃了亏，要走之则吉，那就纯粹是壹种自私行为，不应予以迁就，即不应因此就放弃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项目。而且当社会的進步达到任何国家、地区都建立了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得为此按规定交纳集资时，他们又再“外流”到什么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们是对具体措施提出意见则是很正常的。譬如领失业救济金、社会救济金的数量和时限都可以商榷。医疗费是否应考虑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礼晚年写回忆录时，曾承认当时他力主全面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低估了人们的私心”。确实，这是很值得今后人们从事这方面工作时借鉴吸取的。

除以上几种之外，还有壹种批评是来自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他们说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施行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工人阶级仍然处受剥削地位。”据1985年英国统计局统计，就财产状况而言，占全国人口5%的人拥有全国私有财产的41%。”“贫富差距仍然很大。”“远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不能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谈得到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呢﹖”

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并没有说他们要完全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在他们的“基本价值”理论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现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则是公正的。他们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与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数人拥有较多的财产是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必然现象，平均是没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于5%的人拥有41%的财产这是否太悬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却不可以作为断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没有意义的依据。而且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在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实施的基础上，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财产拥有量又有壹个适当的差别，那就是当代人类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园。因为在这种社会情势下，既保障了大多数人享有壹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种种缘故陷入贫穷困苦之中，又让壹些才智杰出者能通过奋发進取去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那就是壹种甚佳的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处处的祥和之中有差别。这是当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间佳境。至于共产党向人们描绘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实在太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起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可能实现。因为从1917年11月至今共产党执政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了他们的南辕北彻。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人们都在拼命地劳动，然而消费品匮乏乃至饥馑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极化现象更令人震惊。共产党的理论家以英国5%的人拥有41%的财产来贬低英国工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意义，这真令人齿冷。因为在他们的国家里，5%的人很可能拥有财产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过这些都是他们党和国家的机密，绝对不会予以公布罢了。然而世人还是可以看得到，在他们统治的国家里，高楼大厦之下，酒绿灯红之旁，普罗大众处于挣扎奔命之中。无论是国营企业中压缩出来的人们还是私营企业里的劳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报纸上常有这样的报道﹕某个民工因工伤送往医院抢救，但由于壹时交不出壹笔预付医疗费或手术费。医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这种视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径真是令当代文明蒙羞。医院却振振有词地说，抢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钱怎么办﹖实际上，这样的情况远非每天发生，就算偶尔收不到或收不够钱也不会令医院关门。当然关键的责任在政府。即使没有英国那样完善的保障制度也可以避免这类悲剧。只要政府稍微关心壹点底层民众的疾苦，就应下达文件知会各医院﹕凡有此类情况，医院应先予以抢救。政府将以行政力量协助医院收回医疗费用，若确收不到，医疗费用由政府承担。可是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人们每时每刻考虑的都是怎样确保“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事。多少有关国计民生的事项都排不上他们的日程表，遑论几个工伤民工无医而死的鸡毛蒜皮之琐事了。不过，既然这样，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怎么还有脸去批评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产业民主制度

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并不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为满足。他们继而为实现《法兰克福声明》中所提出的“经济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于民主社会主义部份认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而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毫无疑问仍然处于纯属被雇佣的劳动力的地位。对企业里的壹切事务无权置喙，这显然不符合“经济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众在社会上拥有选举、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所有政治权利，但壹回到工厂、企业里就重新变成壹架会说话的机器，完全被动地听从驱使，那马上会使已经争得的政治权利失去光彩。因为社会主义对民主的理解并不止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中。

1962年社会党国际的《奥陆斯声明》较十壹年前的《法兰克福声明》更为具体地提出：“应在民主制内建立起壹种机构，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响工业决策和条件以及总的经济形式。”1969年社会党国际第十壹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宣称：“社会党人要用经济民主和工业民主的新形式来补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民主。”1986年社会党国际发表的《利马委讬书》表示社会党人要“致力实现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全体公民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决策，保证工薪劳动者在工作场所的影响。”并强调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与经济民主化和社会公正日益增進的持续过程。”

从社会党国际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条清晰的轨迹，那就是他们推進经济民主的信念日益坚定和具体。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那就是它所创立的“共决制”。在诸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中，它把经济民主的理念付诸实圩钤纭⒆顝V泛、最具体。能够这样当然绝非偶然，而是有深远的思想渊源。

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初创时期的《哥达纲领》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选出的负责人监督矿山、矿井、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的劳动。”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讨论稿中提出“由工人选举出来的企业视察员负责监督壹切工业企业，并负责调整城乡的劳动关系。”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民党曾几次执政，这为它发展其经济民主理念提供了条件。1921年德国党的“格尔利茨纲领”中提出“发展代表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经济委员会制度。”四年以后的“海德堡纲领”则進壹步明确：“发展经济委员会制度，行使工人阶级对经济组织的共决权。”“共决”壹词至此正式出现于行文。标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决制”理论的初步形成。如果说昔日它所主张的经济民主还处于较为空泛的“监督”之说的话，那么此时的“共决制”则表现出要真正让工人阶级在经济事务中发出声音的决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处境日见艰难乃至颠沛流离的德国党没有机会去实践其“共决”主张。

二战以后的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微小的比率输给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实力十分强大的在野党。它利用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动“共决制”的实施。终于，1951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在雇佣1000人以上的煤钢企业监事会和理事会中实行雇员共同决定法》。该法规定监事会由11名成员组成。资方劳方各占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员为主席。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作了这样的阐述：“对经济成果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工人和职员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進行共决的大门之外。然而，民主却要求职工能在企业和整个经济中共决。职工必须从壹个经济领域中的奴仆，变成壹个经济领域中的公民。”“钢铁工业和煤碳工业实行的共决，标志著壹个新的经济制度的开始。必须将共决進壹步发展成为适用于大企业的民主企业法。职工在经济部门的自治机构中的共决必须得到保证”。

这表明德国党并不满足于只在钢、煤大企业中实施共决制而是要将它推而广之，并且首次把共决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执政权。终于得以把共决制在全社会铺开。新的共决法将实施范围扩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钢铁企业。其涉及面为500个大企业，雇员人数超过400万。

共决制中，雇员代表有权与资方共同决定对企业领导机构的任命和监督，有权参与决定理事会的成员，并同理事会壹起研究决定利润的使用。对企业开发新产品，购置重大新设备，或作某项大宗投资，雇员代表都拥有批淮权。在企业日常事务中雇员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愿望，以影响公司对此的决定。

除了大型企业中的共决制之外，德国党在执政后还制定了《工厂委员会法》。该法规定﹕凡有五人以上职工的工厂都应成立三人以上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其成员壹般不脱产。300人以上的企业才可以考虑设置专职脱产委员。委员会成员在雇员中选举产生。委员会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雇主不得干涉委员会内部事务和运作。委员会委员在三年任职期内及卸任后壹年内，雇主不得予以解雇。工厂里每季度须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壹次，由雇主向职工报告本企业各方面的情况。工厂委员会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可对工厂的各项事务参与决定和施加影响。参与决定的范围有﹕工作时间的长短及安排，工资数额、劳动保护设施、福利待遇、休假制度等等。施加影响的内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雇计划、工种调动安排、工艺流程的设置、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改建、扩建、迁移、设备更新等等。当工厂委员会与雇主发生意见冲突不能搭成协议时，可将问题提交调解委员会裁决。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则设置公共劳动法庭。它由壹名职业法官，雇主雇员各数名陪审员组成。主要用于解雇事端。按规定雇主有权解雇雇员。若雇主因企业经营情况须解雇雇员多人，工厂委员会有权要求雇主提供壹定数量的补偿费。这就是1980年联邦劳工法庭曾做出的决定：“企业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雇主说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厂委员会的同意。”

不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现工人参加管理和决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去设计最合适的方式和途径。这正如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声明》所指出的：“经济民主不存在单壹不变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国家有進行大胆试验的余地。”

例如在法国是成立企业委员会，法律规定凡50人以上的企业皆可成立企业委员会，不足50人者可联合当地同行业其他企业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与德国的工厂委员会相似外，其关注面还更广壹些。如企业内部医疗服务条件与水平，职工食堂的质量，娱乐体育活动场所与设施等等。然而法国的企业委员会与德国的工厂委员会有壹个重大区别，就是法国企业委员会中由资方人员担任主席。这显然给雇主以某壹程度的控制权。1981年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后，立即对这个规定开刀，限制这个主席的权力。即﹕在企业委员会讨论决定单纯与职工利益有关的问题时，作为主席的资方人员没有表决权。

在比利时、瑞典、荷兰等壹系列欧洲国家，都依法设立了企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工人董事会等等。大同小异地实现了工人参加管理的诉求。

如果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所推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来自各个角度的质疑和批评的话，那么，他们所从事的让工人参与经济决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评价。因为它的确给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都带来了益处。

劳工阶级在工厂企业中不再处于完全无权的，仅仅是被企业主以货币购买来的劳动力的地位。他们可以对许多事务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要求。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资产者在劳工代表有权对许多事务進行查询、了解、决定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在行为模式上有所收敛。不可随心所欲地独断专行。然而，这其实对资产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为当工人能够参与管理后他们的心态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会把自己的未来与企业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联系起来，因而提高了他们的主动精神去发挥自己的技术水平和聪明才智。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后，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会由此提高。有壹个统计数字说，1972－1976年间德国实行共决制的企业，工人年平均产值提高17%，而没有实行的，只提高了4%。从国家整体局势来看，德国也是欧洲各国中社会秩序相当稳定的国家。另壹个国家─奥地利的情况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这个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赞扬为在当时欧洲诸社会民主党中“唯壹生气勃勃的力量”的党，在战后奉行了比德国共决制更温和的“社会伙伴关系”─壹改良主义气味更浓，离马克思主义更远的理论框架，以致取得了极其独特的社会成效。1970-1979年，国民生产总产值增长了52%，失业率极低，保持在2%左右，通货膨胀率不超过4%。劳资纠纷甚少发生。工人年人均罢工时间才几分钟，1979年为半秒钟。整个社会的稳定系数极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欧洲国家的动荡不安中，奥地利被誉为“沙漠中的绿洲”、“极乐岛”。绿洲，当是对本国所有的人而言，即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而且很可能，资产阶级才是得利益的大头哩﹗

毫无疑问，正像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实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产党理论家们的抨击壹样，他们所奉行的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论家的抨击。

共产党的理论家说，资本家和工人决不能真正地在实行平等共决。因为“生产资料还是归资产阶级私有，工人没有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这就谈不上平等共决，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监督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中，是有种种限制工人代表权力的规定。最后决定权仍然在资方代表担任的主席的手中。”

劳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参与管理，“共决制”的实行过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实地共决，这是值得考虑的。工人们的专业管理知识缺乏，也不时时身处生产的管理环节中，对许多问题缺乏系统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对于他们能否有效地参与决策共决的确是难以令人不无疑问的。然而第壹，工人参与管理共决是个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无缺，应该允许它有壹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次，工人参与管理共决应与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会说话的生产工具出现于生产场所中的情形作比较。只要肯作这种正常的比较，就会承认，即使目前工人参加管理决策，尚未达到真正的平等共决，但也是壹个巨大的進步。再次，最起码，工人有权参与管理就可对有关工人的许多切身利益事项進行经常性的关注和争取。例如﹕工资、工时、休假、劳动保险等等，这对维护工人群众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于说工厂企业里生产资料仍为资本家所有，故“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工厂企业中被剥削、奴役的雇佣地位。”進而以此来否定工人参加管理的全部意义，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点不同，也就不是讨论可以解决的了。

在二十世纪末的共产党理论家的著述中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是令人不无惊讶的。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统治的国家里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显然，按照共产党的理论，这些工厂里的工人是处于被剥削、奴役的地位。实际也的确如此，而且这些工人在工厂壹切事务中毫无参与权，还完全处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极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产党是这样“改革开放”的，那它的理论家们又有何面目去批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推行的工人参与管理的政策呢﹖

当然，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可以闭眼不看这些已是星罗棋布但终究未取得正统主流地位的私营企业，而仍以共产党的国营企业为参照物。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只有在他们的国营企业里，资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当家作主，做了工厂企业的主人。以此为对照，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推行的工人参加管理就应该是不值壹谈了。

在这里，世人看到了壹出从政治童话到政治神话，再到政治笑话的演進过程。

在共产党即将执政和执政之初，人们怀着对新政权的热切期望，也听信了他们许多美好的描绘。“工人当家作主”这是壹个多么美丽的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虔诚地信仰跟随，这个美丽的童话就会变成现实─这是许许多多善良民众的以为。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笼罩在事情真实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雾终究飘散。人们明白了。所谓工人当家作主其实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代表他们当家作主。更具体的是某个、和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当家作主。资本家走了，共产党干部来了，或个别“先進工人”变成了共产党干部。这些干部取代了资本家指挥管理生产，非但如此，还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管理他们思想观点﹔管理他们的升降去留﹔甚至还管理他们的子女就业等等。于是他们知晓了自己真实身份─壹个被共产党党营工厂雇佣的劳动力。至于当家作主之类，实在是永远不会变成现实的神话。

二十世纪业已过去，新的世纪来到了人间，经过几十个春秋风吹雨打的冲刷和磨练，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么货色。可是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还在留声机般地重弹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装则都不值壹谈的万古不变的老调。这不能不是当代最大的政治笑话。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

英、法、德是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无论是壹般的通史著述或社会运动史、思想史等都以这三国为叙述重点。然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却是壹个例外，因为它壹定会以相当的篇幅来叙述瑞典这个地处欧洲边陲的小国。原因是它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确有十分杰出的表现而使之占有独特的壹席之地。

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大选获胜，党的领袖汉森组阁。他建立了“人民之家”的思想并通过壹系列政府干预的措施使瑞典度过了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危机。从而在社会上打下了社会民主党的威望。1940年大选，社会民主党得票率高达54%。汉森内阁继续执政。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思路从壹开始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推崇阶级合作的取向。汉森把国家比作家庭。在壹个好家庭里，应该没有宠儿和弃子之分，没有特权者和被剥夺权利者。家庭气氛和睦温馨。但是就瑞典的现状而言还不是壹个好家庭。汉森说：“如果瑞典社会要成为它的公民的好家庭，就必须废除阶级差别，发展社会照顾，实行经济平等，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民主，而在这种平等化中，工人要参加经济管理，要实现民主并把它运用到社会和政治的领域。”汉森并把“平等、福利、合作”作为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

在经济大萧条被基本克服以后，汉森就展开了他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开拓。着手制定退休制、失业保险、工时法、休假等壹系列法案规定。随着经济的進壹步好转，社会民主党内阁威信的提高，汉森内阁对社会保障、福利措施增加了许多新的项目。如提高养老金数额，实行医疗保险制度，鼓励结婚生育，放发结婚贷款，给予孕妇、儿童补助等等。二战以后，在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全面构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同时，瑞典汉森政府又在他的社会保障、福利项目中增添了普遍医疗保险制、因病提前退休制、九年义务教育制等。

除壹步又壹步地拓展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以外，最能体现汉森“人民之家”思想的实际操作是成立了由政府、工会、资方共同组成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其成员由雇主联合会、工会各三名代表、职员中央组织代表两名、职业协会联合会、妇女、农民、各壹名代表组成。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从协助政府制定长期经济计划、劳动力使用计划到拟定职业培训、失业救济方案等。它标志著“瑞典已成为壹个各阶级合作的国家的很好的范例。”

在欧洲大陆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实行工人参加管理之前，瑞典社会民主党已先期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即在工厂企业里成立了劳资双方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目的在于促使劳资双方合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共同努力。资方应尽量保障工人的就业，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在承诺保密的前提下，让工人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和技术细节，以增加他们对企业的向心力并为企业的发展出谋献策。劳方则给予资方的生产指挥以连续性的合作。不轻言罢工对抗，并以积极的态度介入生产管理环节。在劳资双方发生争执时，可派代表進行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须遵守。若达不成协议，政府将派人调解。若调解失败，雇主要关厂或劳方要罢工，亦须提前壹周通知对方。整个精神是尽量减少社会冲突，提供壹个有助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汉森于1946年10月逝世后，埃兰德接任其首相和主席职务。他继承了汉森“人民之家”的思想和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的措施。经过他继往开来的努力，壹个高就业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的瑞典使号称福利国家的英国都相形见绌。在六十年代，瑞典的人均居住面积竟达40多平方公尺。退休养老金可达原工资额的60－70%﹔病假可获原来工资额的9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婴儿出生后，父母双方加起来可获12月的育婴假。假期内的政府补助金相当于原工资的90%。

尽管瑞典社会民主党所实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使民众深受其惠，但还是有些人仍存有疑问。特别是在60年代后半期欧洲各国新左派和重新意识形态化运动的兴起，使瑞典也有些人认为福利制度即使再完善，也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因为它并没有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所有权既仍为资本家所有，国有经济不到10%，这种福利制度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大可质疑的。

对此，瑞典社会民主党人進行了“意识形态再思考”，以卡尔松为代表的壹批青年理论家作了不懈的探究，终于于六十年代末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

卡尔松认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是只具有单壹的内容，它是许多种职能的总和。换言之，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具体行使中会表现为多种职能。设生产资料所有权为E，那么说E=E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表达是E=a+b+c+n，a、b、c等各自代表着某壹种具体的职能。卡尔松用房屋所有者为例来具体地诠译他的观点。

卡尔松说屋主对房屋的所有权表现为这样壹些职能﹕他把房子送到租赁市场上出租。他把房子送到出售市场出售。他把房子改建翻新或拆毁重建。他确定租金或售价。他要房客搬迁。可以是部份房客搬迁，也可以是要求全部搬走。他把房子用于自主，或让房子闲置。他把租金收入或售房收入用于某项再投资。

在实行职能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没并没有对整栋房屋实行全面社会化，即没有把房屋转为国有，没有剥夺房主对房屋的所有权，但却可以通过立法对某些职能予以控制。以鼓励社会性使用，而不是非社会性地使用房屋所有权。例如政府通过制定有关法令控制租金数额，使屋主不能任意加租。房子的翻修须按政府城建规化的各项规则進行，不可随心所欲。不可在合同期未满驱逐房客。房子售出后所得收入不得转移国外，经过了这样的政府立法控制，“虽然没有对房屋所有权实行全面的社会化，但已经间接地对壹个不受限制的所有权能够行使的许多职能实行了社会化。”当资本家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中的许多职能已被控制，已被社会化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所有制就不能视为纯粹是资本主义的，而应认为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职能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壹是政府干预，二是工会运动。

有关政府干预的范围、手法、层次，在前述章节中已有叙及。不难看出政府干预的某些作用便是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占有制的某些职能。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额、最高工时﹔规定工人对生产管理的参与权﹔规定企业主不得任意解雇工人﹔不得达成垄断市场的协议等等。这就是说资本家虽然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却远不能决定壹切。

工会运动是控制、抗衡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壹大力量。譬如资本家本来满可以说，这间工厂是我的─从厂房到机械设备到原材料都是我的。我什么时间要关厂﹔决定要裁减多少工人﹔工资如何计算﹔工时怎么安排﹔劳动保护措施做到怎样的水平﹔产品以什么价格售出都是我的职权。可是强大的工会运动却对他说“不”﹗对这壹切工会都要参与意见并与资本家進行谈判。尽管谈判的结果可能折衷，并非都按工会的意向，但资本家的职能已被大大削弱，有的甚至已不复存在，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八十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又進行了“基金社会主义”的试验。其思想脉络是，尽管职能社会主义对资本家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進行了职能分割和控制，但终未完全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职能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往前壹步，这就是“基金社会主义”的政策。具体做法是把企业税后利润的壹部分拨给雇员所有。并建立“由雇员自己管理的基金的体系，使雇员得到资产增长中的壹定份额。”1983年，瑞典议会通过了《利润分享税法》。该法令规定，企业税后利润超过工资总额6%或50万克郎，就算超额利润，应将其中20%无偿交给雇员投资基金委员会。这些基金将转化为企业股票，从而渐次扩大雇员在企业中的投资额，以不断加强雇员对企业的控制力和利润再分割。

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检视瑞典社会民主党从“福利社会主义”到“职能社会主义”再到“基金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就可以洞悉，“福利社会主义”与“职能社会主义”不过是同壹个事物的两端罢了。“职能社会主义”是因，“福利社会主义”是果。正是由于“职能社会主义”控制了乃至取代了资本家生产资料占有权的许多职能，才使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得以掌握了相当财力，以实行全面的福利政策。“基金社会主义”也是壹种国家干预，是最为尖锐的国家干预。它已超出了规定最低工资额─干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举办公共福利事业─干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而直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营成果提出了分割，并把这壹分割移植到产权上。

于是，我们又应该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瑞典社会民主党那么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设想出这么多方案而就是不干脆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实行全面的社会化呢﹖而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就是盯在这壹点上。只要不实行全盘社会化，不全面剥夺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共产党就把妳所探索实施的壹切都贬得毫无价值。

行文至此，是彻底回答这样壹些疑问的时候了。1.从法理上来看，具不具备剥夺资产者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理由﹖2.从实凵蚁砜串斀裼袥]有進行这种剥夺的可能﹖3.从历史事实来看剥夺的结果是什么﹖

资产者们说﹕这个剥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权威的1789年的《人权宣言》就载明了“财产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句译文在汉语语法上是不通的。它的意思应该是﹕私人拥有财产具有不受侵犯的权利。)而共产党则说剥夺是有道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症结就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家私人占有了生产资料。雇佣工人進行生产，并由此拥有了剥削工人的权力，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无可免除的弊端和罪恶。要消灭这些弊端罪恶，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

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者们所援引的载于《人权宣言》的那个理由是否成立。“私人拥有财产具有不受侵犯的权利”这个“私人”，应是指任何人─无论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抑或小资产者。“财产”当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然而，应予指出的是，“私人拥有财产具有不受侵犯的权利”这个命题起码在《人权宣言》的行文中是含糊不清的。举壹个最显浅的例子。十三世纪蒙古将士策马在华北大平原上某处跑壹圈，圈内的的土地、庄园、牲畜、农具都成了他的私有财产并传及其子孙。难道说，这种私有财产也应具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吗﹖显然，这就涉及到私有财产的来源了。稍作归纳，可知它有以下几个来源。

1)通过不人道的乃至罪恶的手段得来。如暴力掠夺。(既有个人对个人的暴力掠夺，也有整个民族对另壹个民族的暴力掠夺)利用特权横征暴敛，使用不法欺诈坑害手段以牺牲他人或社会的正常利益得来。2)通过自己勤奋诚实的劳动得来。3)通过自己的机灵和机遇得来。这里边既有劳动的汗水，但亦有不同程度的长袖善舞，投机鉆营。4)通过获得先辈或他人遗产或传赠得来。

毫无疑问，对第1)种途径得来的私有财产是不应受到保护的。非但如此，还应予以反剥夺，并归还社会和人民。在这过程中还有可能涉及到革命。如封建君主和贵族用暴力镇压人民要求他们停止利用特权横征暴敛和交出所搜括的民脂民膏的话，人民就理所当然地可以回以暴力革命。当然，如果他们在历史潮流面前采取明智的态度，让出，即使是逐步让出封建特权和曾霸占的大量财富，他们还是可以得善良人民的宽恕，不仅性命无虞，还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就像瑞典皇室那样。

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则是通过后三种途径得来。对于第2)种途径得来的私有财产不但不可侵犯，还应给予尊重和赞扬。对于第3)，4)种途径得来的，虽无尊重赞扬可言，但也不可以侵犯。不过总还是得与第2)种予以区别对待。那就是用国家干预的方法，向利润和遗产征以高额税收，从而使勤奋劳作与长袖善舞，投机取巧在社会法则面取得壹个公道的有区别对待，并将征收的财力用于社会保障、福利事业，在实际上弥补诚实的低工薪劳动者私人生活资料的匮乏。

此外，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曾相当不人道。资产者曾用其生产指挥权和执掌国家政权之机，其敛聚财产的手段已超出了长袖善舞和投机取巧的程度而常有特权的成份，已是在对劳工阶层進行剥削。故那时的革命者，如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提出要对资产阶级進行反剥夺是有法理依据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人权宣言》中那句话换壹种更清晰的表达，就是：“非用暴力或特权攫取的私人财产，(无论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受剥夺。”据此，在人类社会進入二十世纪之后，共产党还要剥夺资产阶级私人拥有的生产资料就完全失去了最起码的法理依据。当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是有矛盾，但解决这个矛盾可考虑采用其他的方式，如“国家干预”，而不是靠“剥夺”。

如果某壹个政党在当代，它硬要抛开法理依据而不顾，去发动剥夺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社会运动，那么它是否有胜算呢﹖首先得讲明英国工党的国有化运动不属此例。因为英国工党的行为方式是“购买”，而不是“剥夺”。

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拥有的选票大多在30%－50%之间，偶尔会略过半数。这壹拥护率是在它们宣称其遵从民主原则，主张用和平渐進的方式来改革、改良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的成份的前提下获得的。可信，壹旦它们宣称要用强力乃至不惜诉诸于暴力手段去实行“剥夺”，那么，它们的拥护率会垂直骤降为10%以下。当然它们可以为此去联合共产党那有限的拥护者，但两者相加，人数仍居社会的相当少数。何况七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兴起后，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也不再考虑使用“剥夺”方式了。

从社会力量的另壹方来看，强力剥夺壹定会遭到资产阶级及其同情者的强烈反弹，整个社会将陷入动荡不安之中。这既对任何壹个阶级中的人群都带来莫大的灾难，也无胜算可言。

社会民主主义从它的源头─拉萨尔主义、可能派观点、费边社思潮─开始就走向了渐進改良的道路，再经过饶勒斯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丰富、深化，及至二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卡尔松有段这样的表述：“100年以前，任何壹个斯堪的纳维亚国王都拥有许多权力。50年前，他仍然执行使著相当可观的权力。按照我们宪法规定，国王照样拥有同100年前壹样多的正式权力，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剥夺了他们的壹切权力和职能，因而在事实上，他今天已毫无权力可言。我们并未经过危险的，破坏性极大的内部斗争就做到了这壹点。我们应当用同样的方式避免那种甚至是更危险的对抗。而如果我们走上了正式社会化的道路，那么这种危险性更大的对抗就是不可避免的。”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仍然指责社会民主党没有对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全面剥夺。真使人感到他们那癡人说梦的痼疾已至病入膏肓的地步。当然，他们这种几十年壹贯制的指责只是出于另壹个目的。那就是以攻为守地说明他们当年的“剥夺”行动是正确的。其实，指责别人并不能反証自己的正确。正确与否，当以行动的法理依据和实际效果为评判准则。共产党進行的“剥夺”，不具备法理依据，这已明了。其实际效果也早已摆在世人眼前。即使有如簧之舌也无济于事。

如果说封建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是通过特权乃至暴力攫取的的，“第三等级”对他们实行“剥夺”完全具备法理依据。但即便如此，在实行“剥夺”的历史过程中，封建贵族阶级还是要進行激烈的抗拒和复辟。那么，可想而知，当资产阶级在自己或加上自己的先辈经过许多年苦心经营(这里既有辛劳汗水，也有长袖善舞，还会有对雇佣劳工的苛待)得来的工厂企业、机器设备等全被“剥夺”，那他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必然会作顽强的反抗。共产党便对这种反抗实行无情的镇压乃至屠杀。典型的壹幕发生在当年苏俄。在资产阶级的抗拒被镇压下去后，已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却又不敢就此高枕无懮。他们揣测，资产阶级“会以十倍的决心，百倍的疯狂去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从此共产党就生活在永无终止的疑神疑鬼之中。他们总以孤疑的眼光在人群中搜索，从资产阶级分子到资产阶级分子的亲朋戚友再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共产党加了个前缀，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在这些人日常的言谈举止中找出他们意欲“复辟”的蛛丝马迹，然后及时地将“隐患”消灭在未然之中。在“社会主义愈是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激烈。”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理论主导下，社会上数量很有限并且业已风烛残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黑五类”已不足以支持对那子虚乌有的“敌情”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于是肃整的对象又会发展到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身上。毫无疑问，这是壹个充满戒备、对立、仇恨、肆虐，完全扼杀了民主、人权的专制、恐怖社会，其形成的起点就是当年对资产阶级的“剥夺”。

共产党通过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体系即使在经济层面上，也是非常失败的。这已为半个世纪来的事实所证实。原因很简单，与全盘国营化相伴而来的是全盘计划化。就像当年亚当．斯密等人把自由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讲得那般神奇，而最终让壹次又壹次，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萧条把神话彻底击破壹样，那被共产党吹捧优越无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在几十年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宣告彻底破产。现代的社会经济体系极为复杂，多层次、多侧面、多交叉，再聪明的智囊团也不可能设计壹个周密的计划把如此庞大复杂的经济活动都预算其中。主观预测的失误和变化了的客观事物把本来正确的预测抛在后头等原因都会使计划发生甚多的失误。而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国有化、计划化决不同于英国工党的国有化、计划化。那就是共产党的各工业部、厅、局、厂的领导人并非仅仅是专业人士、企管人员，而是党的干部，具有政权官员的性质。这就使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中渗入了强烈的政治因素。如长官意志、强迫命令、虚报成绩、好大喜功、甚至宣称经济要为政治服务等等，这些都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乃至破坏和灾难。

非但如此，由于各级经济管理人员具有政权官员性质，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又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于是壹个新生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就迅速孵化出来了。

这壹切，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整个社会生态上的恶劣质素都系由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实行了全盘社会化而直接所至或延伸所至。

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有许多不足和弊端，要减轻或消除这些不足和弊端完全可以采取“剥夺”和“社会化”之外的办法。而另壹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以至今后相当的年代里，鉴于人类的情操水平，使它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促使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效率。这是不应实施“剥夺”和“社会化”的另壹个重要原因，对此，壹位担任财政大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作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应当把私有企业看作是壹头奶牛，这头奶牛越大越肥，从它那里得到的牛奶也就越多。因此应当对这头奶牛好壹些，以便得到最多又好又甜的牛奶。”显然，瑞典社会民主党是在向世人说﹕保留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中的占有职能，会有助于保留资产者在生产活动中的负责性和创造性以及不断追求经济效益的進取精神。而对分配职能、管理职能等的干预和分享，则能促進社会公正、人格尊严的实现。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弊端得到控制和消除。

今天，经过瑞典和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懈探索，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应该作何处置，这壹困扰社会民主党壹个多世纪的头号问题，是该作出明确结论的时候了。社会民主党人可以直接了当地宣布﹕鉴于非以暴力和特权攫取的私有财产不受剥夺的法理原则，换言之，鉴于剥夺任何人非用暴力和特权所得来到财产是没有法理依据的﹔鉴于在当代若硬要進行这种“剥夺”毫无胜算﹔鉴于过去在苏俄和其他壹些国家中“胜利”地進行了这壹“剥夺”，但其结果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灾难性的﹔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效率和活力─至今人类的智慧还未能设计出比它更有效的生产方式﹔鉴于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会伴生的弊端，当今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進步力量已设计出，而且还将继续设计出减轻和消除这些弊端的有效方法﹔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的那幅“从政治上、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横额大标语已成为历史陈蹟。尽管它可能曾具有相当的進步意义，也应该享有思想历史文物的殊勋，但当代和今后它再也不会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实践起任何指导作用。生产资料全盘社会化的图腾已彻底走入历史。

欧洲共产主义的起源

1968年4月，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全会通过了旨在从政治上、经济上進行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会议结束后，改革宣言即被着手付诸现实。这壹宣言和行动令全世界极为惊讶并被民主社会誉为“布拉格之春”。然而世界也没有料到苏联竟于1968年盛夏8月用坦克闯入捷克全境镇压了“布拉格之春”。真是好戏连台，壹波又壹波。世界同样又没有料到，就在苏式坦克的轰鸣声还没有消失之时，17个国家的共产党（中西欧14个，再加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并声明支持“布拉格之春”的改革。

多少年来，自共产国际成立以后，苏共壹直是这个国际的头领。虽然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6月解散，六十年代又发生苏中两党的互骂，苏共的威仪已有削弱，但总还在共产党体系中占有相当的实力地位。像这样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公开谴责它，毕竟是头壹次，令人耳目壹新。然而，冰冻三尺，非壹日之寒。这壹谴责行动并非无源之冰、无本之木。其实中西欧壹些国家早就对俄国道路、苏联模式不以为然了。而1968年的这个“联合声明”，正是“欧洲共产主义”初步形成的标志。

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内容、发展趋势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从另壹个侧面去洞悉社会民主主义的潜质和实力，从而有助于建立百流归川－社会民主主义大川的坚定信念。“欧洲共产主义”以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为主力。而最先知先觉并具有组织实力和理论实力者当推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于1921年初由葛兰西、陶里亚蒂等人率领从意大利社会党里分裂出来而成。然而它还来不及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被另壹个也是从社会党里出走的墨索里尼所煽起的法西斯狂潮所压制。与德国情况相似，意大利社会党若不分裂并且坚决抗争的话，意大利法西斯组织未必能得逞。因为在1919年底的议会选举中，意大利社会党获156席，法西斯组织壹个也没选上，包括墨索里尼本人。但仅仅三年后，墨索里尼就获取了意大利全部政权。

墨索里尼来得快去得也快。1943年7月失势，10月意大利反过来对德宣战。意大利各派反德民众武装迅速掘起达四十万之众，其中十几万为意共所领导。

与德国情况不同的是，意共和意社虽然分裂但未兵戎相见，而且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又联合起来。1934年，意共与意社就签定了反法西斯统壹行动的协定。1941年，意共与天主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在都灵成立了民族阵线委员会，后发展为全国性的民族委员会。二战结束后，苏联由于自身力量所限和雅尔塔会议的承诺，没有把它的势力伸進亚平宁半岛。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叠加，使意大利没有走上东欧诸国的道路。换言之，意共被纳入了民主体制的格局。

1946年意大利举行全民投票，成立共和国，基督教民主党得票率35％﹔社会党21％﹔意共19％。三党组成以基督教民主党为主的联合政府。虽然于次年，意共和意社退出了政府，但意共所走的非暴力革命道路则就此定型。而在这个过程中，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甚有建树。

早在1945年意共的“五大”上，陶里亚蒂就提出了“结构改革”的思想，并在1956年意共“八大”上做了系统阐述。“结构改革”就是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下，不诉诸武装斗争，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骨干力量，团结其它阶级的進步力量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陶里亚蒂在高度评价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话锋壹转说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途径，应考虑到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可原封不动的照搬苏联的经验。其实早在1944年，陶里亚蒂就在壹次意共的会议上表示“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干俄国人干过的事情。”

“结构改革”在政治层面是通过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和社会上群众的非暴力斗争相结合，壹方面逐步改变议会中阶级力量的对比，壹方面在社会上巩固地建立工人阶级和社会進步力量的联合，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阶级派别，这样，就可以预期有壹天国家政权会成功地掌握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手中。

“结构改革”在经济层面上集中力量打击最反动、妄图控制国计民生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途径是对大垄断企业实现国有化，并以国家干预的力量，通过价格税收等经济杠杆去限制和粉碎垄断资本的实力。在农村则改变土地过分集中的情况，实行土地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显然，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在1962年的意共十大上，陶里亚蒂明确表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民主体制，还要发展民主，并使民主体制具有符合今天条件的经济和社会内容。”可见陶里亚蒂已认同了当时社会的民主性质，意共所要做的保卫它，发展它。

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能够正式破土而出，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赫鲁晓夫。因为在赫鲁晓夫那囿于历史局限性的有限改革中，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作的积极贡献就是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多样性。西方各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必完全仿效苏共的做法，而可以采用议会斗争、和平过渡的方式。这使陶里亚蒂早在四十年代就萌生的结构改革观点能够正式以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免除了最根本的阻力。

然而那个盘据在远东大国的共产党却对陶里亚蒂的改革大动肝火。在以“九评”声色俱厉的斥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时，对意共以“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为题的长篇文章進行猛烈抨击。当然，这样丝毫不会改变意共来自多年社会实践和理念上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而徒然暴露它自己思想僵化乃至反动的本质。这实在像人家在做壹件正当的事情，壹只疯狗站在旁边狂吠。

陶里亚蒂于1964年逝世，比他年轻29岁贝林格成为意共总书记后，继续把他的思想向前推進。贝林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所作的杰出贡献有以下几方面﹕

1、1976年6月，欧洲2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柏林开会。通过了《争取欧洲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進步》的决议。这个会议标志著“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形成。贝林格是这个会议的主要促成者并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贝林格说：“肯定个人和集体自由的价值并予以保障政党和政府多数轮流执政的可能性﹔肯定并保障工会自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文化、艺术、科学自由。在经济方面，经过民主规划化保证生产的高度发展。这种规划要利用公私企业的首创精神和管理形式的存在和积极作用，而公私企业都应当以满足人们和国家的巨大需要为目标。”就这段话而言，已经看不出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有什么不同。如果不预先讲明，人们很可能会以为这出自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或其它任何壹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人士之口。

2、提出了“第三阶段”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1979年意共“十五大”上，贝林格首次提出了这个理论，其后在1982年1月的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争取社会主义的第三阶段”的报告，并在此后多次会议和集会上论及。

贝林格认为，从19世纪末欧洲各国广泛建立社会民主党到壹次大战之初大多数党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为止，是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第壹阶段。从苏俄十月革命到1981年波兰事件为第二阶段。此后西欧工人运动就進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西欧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本国的现实情况，开辟现实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本来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意指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要走不同于苏联集权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典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此时欧洲共产主义所标榜的第三条道路则是介于苏联模式和社会民主党模式之间的道路。其实应该算是“第四条道路”了。

贝林格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和东欧诸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所存在的僵化、教条、官僚主义等各种弊端，认为苏联模式不适合西欧各国的社会传统和民众的取向，它只是俄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具普遍意义。贝林格说，“现在事实已经最终表明1917年在俄国所走过的道路对于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在今天西方進行革命是行不通的。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政体不可搬到西方，而且东方某些国家中的这些政体今天正在经历壹场危机。”

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贝林格也持批评态度。理由是社会民主党的种种社会改良都没有真正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彻底政革，因而也就具有了本质上的缺陷。

3、提出了“新国际主义”的说法。在意共“十五大”上，贝林格指出：“我们很久以来就主张，新国际主义应当以承认各国共产党和各种革命進步力量的差异并完全尊重它们的自主为基础。”在1982年1月中央全会上，贝林格更有所指地说：“对我们来说，领导党、领导国早就真正结束了。”意共认为，从前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经过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解释已变成维护苏联和苏共权威的工具，成为苏共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具，因此应该予以抛弃。而新国际主义各国“共产党对世界各地壹切为和平、社会進步、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和运动都给予同样的声援。”继贝林格于1984年去世后任总书记的纳塔说，“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和保持在完全自主、完全平等、尊重各自立场、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

“第三条道路”和“新国际主义”的提法令当时的苏共极为恼怒，但时代不同，苏共再也无力禁止国际共运中新思潮的不断萌生，更遑论以“教规”予以制裁了。

比利牛斯半岛上西班牙可以说是地处欧洲边陲。自从十六世纪末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海军彻底击败后，西班牙在欧洲诸事务所中就壹直处于与其相对广阔的国土不相称的次要地位，以致许多有关欧洲变故的著述都对它予以忽略。然而谈到欧洲共产主义，西班牙却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西班牙共产党对此做了显著的贡献。

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时，西班牙共产党十分迅速地作出反应，直截了当地、尖锐地抨击苏联无理干涉壹个主权国家内政的专横行为。对于壹个尚处于非法地位的政党能有如此的观点和魄力，这不能不使世人对它刮目相看。

西班牙共产党的独立见解由来已久。早在六十年代，西班牙还处于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西共在其“六大”上就提出了“不用内战，不用流血的暴力，在民主的范围内進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的确具有走出昔日的悲情，面对二十几年来变化了的现实及时调整自己思维的能力。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的社会生态立即发生巨大变化。1976年西共总书记卡里略回国，并与意共、法共领导人多次会晤，商议倡导“欧洲共产主义”。在召开1976年东柏林会议以后，1977年卡里略撰写出版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壹书，被誉为欧洲共产主义的行动纲领。由于是严谨的著述，就比贝林格的报告，讲话更有系统和条理，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则十分相似。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1）和平过渡建成社会主义。卡里略认为，社会主义力量可以通过普选首先進入政府，然后执政。而且如果通过定期向选民征求意见能够保持人民的信任，就可以继续维持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2）摒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完全不适合当今社会现实。而且由于二十世纪曾出现的法西斯专政和其它另具特点的集权专政的蔽病（这里暗指苏联和其它亚洲的共产党国家壹笔者）使专政这个词十分令人憎恶。（3）否认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工具”的理论。卡理略提出“要抛弃国家机器属于党的想法，即抛弃党的机器控制国家机器的想法，我们要建立壹种国家机器，它每时每刻都忠实地服务于人民选出的人，而不应被操纵来违背人民的意志。”（4）反对苏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为这个主义已被苏联用来干涉别国、别党的内政和内部事务。卡理略认为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

1978年4月，西共召开“九大”，所通过的新党章已删去列宁主义。1979年西班牙大选，西共取得很大成绩，成为西班牙第三大党。

在谈到西共时，实在很难不涉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因为这个党很具特色。它成立于1875年，是第二国际里的老资格党，壹战以后它加入伯尔尼国际，后转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然而，它的观点十分激進。直到1979年之前该党党纲上还载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经过激辩，才在该年9月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取消。这在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系列中是仅见的。1982年十月西班牙大选，该党获壹千万张选票，据众议院350席中的202席，以绝对多数上台执政。西共成立于1920年4月。6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发生分裂，壹部分加入西共。沿着历史线索去考察，可知当年发生的那壹幕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

法国共产党是西欧仅次于意共的大党。党员人数曾达百万。（意共最多时达180万）在1946年的大选中得选票500多万，为第壹大党。但法共自从在1920年底由加香等人率领从社会党里分裂出来自建组织后，壹直与苏共关系密切，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苏共影响至深，这引起许多党员和民众的不满，从负面极大影响了它的政治空间。党员人数逐年降至30万以下。壹个最典型的事例是，在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时，法共非但没有像西共那样旗帜鲜明地批评苏共，反而为苏共效力。法共总书记罗歇在莫斯科和布拉格之间奔走，为苏共说项，向捷共施加压力，要它就范。

法共完全出出苏共的阴影，归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旗下，是在1972年马歇担任总书记前后。多年以后，马歇曾相当沈重地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或多或少地当了不符合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俘虏。”

1973年，马歇发表了他的著述“民主的挑战”，首次正面认同了多党制的社会主义模式。1976年的法共二十二大是法共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会议。马歇在会议上作了“法国的社会主义”的报告。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苏联社会中的许多弊端，明确表示要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法共在走出苏共阴影中，更带有反戈壹击的味道。这导致在1979的二十三大上从党纲中删除“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

1982年，法共举行二十四大，马歇作了题为“建设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报告。使法共的欧洲共产主义理论系统化、清晰化了。马歇的“法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贝林格、卡理略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但也有壹些独有的提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着重谈到民族传统。马歇告诉人们，其实法共前任总书记多列士早在1963年就在党内表示过﹕把壹党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壹个条件是不符合法国的传统、政治习惯和社会现状的。十几年后的当今，马歇则在党的全会上向全世界声明：“基于法国人酷爱自由这个传统特点，法共决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

（2）强调公正。马歇认为公正是当代的头号要求。公正的内容应涵盖﹕充分就业、择业自由、收入平衡、以及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对待。

（3）重举自由、博爱、和平的旗帜。马歇说﹕这些正是人们联合起来進行奋斗的目标。他并宣称：“我们要建立的新世界正是人权的世界。”

（4）明确引入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本来这个提法是社会民主党在当代的理念诠释。马歇没有避嫌。他在报告中反复阐述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像《法兰克福声明》那样把民主细分成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他明确说：“我的报告声明﹕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完全是我们的道路。因而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这壹探索。”

在意、西、法这三个主要的在野共产党已取得共识的基础上，1977年3月，三党导人在马德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系统地综合概括了三党在各自的会议上和其领导人的报告、著述中所阐述的观点理念。向全世界郑重声明推出了这壹酝酿已久，对昔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全面离经叛道的理论。因此这个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高度重视和兴趣，并誉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至八十年代中期，全世界奉行欧共产主义路线的共产党有18个，党员330万，约占非“极权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员的75%。其影响力相当可观。

至此，有必要進壹步梳理清楚的是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壹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有哪些异同。以及这些异同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发展趋势。相同点有﹕

（1）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主张用非暴力的形式和途径来建成社会主义。

（2）都把社会主义与公正自由平等人权联系起来。

（3）都对苏联模式予以批评。

（4）对西欧国家现行的民主体制予以认同。

（5）都主张混合经济体制，即部分国有化，部分私有制。

应予指出的是，正如民主社会主义各党的理念和实践并不完全划壹那样，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对苏联的批评、法共不如西共、意共激烈，但法共对其理念的表述更加接近民主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别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持多元论。在其经典文献《法兰克福声明》中明确称民主社会主义在思想理念上“根植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至于对马克思主义，则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就其不同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构成等原因有不同的对待。大多数的党对马克思主义只字不提，与马克思主义渊源较深的德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仍给予马克思主义于多元中的壹席之地。如1989的德国社民党《柏林纲领》载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系五元中之壹元。

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仍尊奉马克思主义。起码尚无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2）社会民主主义对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苏联和其它共产党政权常持激烈的抨击势态。而欧洲共产主义的批评锋芒主要指向斯大林主义。对列宁主义起先还有所维护，尔后避而不谈。对无产级专政只予以摒弃而不“追打”。对苏联等的批评也不似那等激烈。

（3）民主社会主义各党在历史上曾都自定位于工人阶级的党。但在二战以后，都陆续转定位于全民的党。其中先知先觉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前已作了这个转变。而今欧洲共产主义各党仍定位于工人阶级的党。如1982年马歇还宣称“共产党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壹切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党。”

（4）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社会实践基本是围绕着议会竞选组阁展开，而共产党还主张除此之外的群众运动，如罢工、集会游行等。

（5）民主社会主义声明它并不宣布任何终极目标，它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民主化和社会公正日益增加的持续过程。”而欧洲共产主义仍然向人们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

从以上这些异同来看，可知，欧洲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并无质的不同。换言之，它们两者在最根本的义项上基本壹致。那就膺服西欧各国现行以多党竞选、议会制、三权分立、彻底普选权体现的民主政治，并用非暴力手段来改革社会中尚存有的缺陷和弊端。其它种种差异都是非本质的，不难被流逝的时间冲刷掉。

往历史的长河上去回溯，可以发现欧洲共产主义比民主社会主义慢了壹个节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壹批激烈的社会改革者迷幻于“十月革命”的炮声，从社会民主党的战斗集体里出走的时候，想必充满了激情慷慨，设想将沿着布尔什维克的足迹走上壹条康庄大道。而留在社会民主党里的兄弟们，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充满伤感与无奈。留下的兄弟们继续那艰难的事业，而离去的弟兄从此陷入日益迷茫之中。瑰丽的憧景只是海市蜃楼，而清晰的现实则是“十月革命”抱声对苏俄社会的扭曲和本国民众对自己的责备唾弃。终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从沈沈的黑幕下苏醒过来了，并开始力图跟上时代的步伐、历史的潮流。可是，它身上的负担是那样沈重，那慢下来的壹个节拍足足有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怎样才能祢合这壹个巨大的节拍之差呢？

五、六十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曾恶劣到极点。社会党认为共产党是助纣为虐者。共产党也把社会党骂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自从欧洲共产主义在六十年代末显露端倪以后，社会党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西欧壹些国家又出现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这次合作不是三、四十年代那样在面临法西斯狂潮的压力或希特勒匪徒入侵的形势下筹建民族解放阵线去救亡图存，而是求同存异地集聚力量去嬴得“左翼联盟”的选胜。因此这壹次合作比上壹次有着更多的主观因素。

无论是基于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或现实斗争的需要，民主社会主义都对欧洲共产主义持欢迎态度。当人们看到社会民主党与本国共产党又是签定“共同行动纲领”，又是组织“左翼联盟”时，很自然会问，这些二十年代初从社会民主党里分裂出来的激進派的后继者们会不会又回到从前的大家庭中？稍加探讨，就可知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从人事关系上和心里上来看就有难以越逾的障碍，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普遍建立于二十年代初，至此已有大半个世纪，其中凝结了三、四代人的辛劳、血汗和追求。这是极难抹去的。用门户之见、团体观念已不足以对此加以诠释。想想出走了八十个春秋后又去谈回归，那怎么评判这漫长岁月里几代人走过的足迹？那份难堪、失落乃至妻惶是谁都承受不了的。

其次，从现实上也有回归的障碍。而且可以说共产党还有继续自立门户的必要，甚至社会民主党人也会暗中这样认为。如前所述，欧洲共产主义诸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区别之壹是它们自定位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起码是以工人阶级为其主要构成。这甚至可以从它们领导成员的出身成分上可以看出壹些端倪。马歇出身矿工家庭，本人16岁就做五金工人。卡理略出身治金工人家庭，本人也是工人。而西欧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则大多出身于非工人阶级家庭。

分析当今世界的阶级构成，既应看阶级分界日趋模糊，阶级关系走向融合，反应在政党关系上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实际方针政策的趋同，然而又应看到阶级分野依然存在。中间有模糊地带，而两瑞则鲜明区别，反应在政党关系上就有斗争的壹面。

在资产阶级中既有许多开明温和人士，也有像里根、撒切尔夫人那样顽固持有资产阶级传统观点的人。同样，在工人阶级中既有许多观点和行为模式缓和者，也有阶级意识强烈者，这后者显然愿意在社会上保持壹个阶级构成较鲜明的党组织，而不愿意融化到标榜全民党的社会民主党中。从另壹方面来看，对撒切尔夫人之类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不也更需要有劳工阶级的强硬派予以制衡吗﹖故此，社会民主党未必不愿意看到，社会上有壹个与自己结盟但观点激進壹些的小伙伴。

然而，八十年代末的苏联东欧巨变给欧洲共产主义以巨大冲击，如果说列宁主义的直接产物苏联和间接产物东欧诸国纷纷走上西方民主道路，苏共、东欧诸共都改宗皈依民主社会主义，那欧洲共产主义诸党还有什理由和必要去坚守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衰败城垣呢﹖

又是意共，这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先知先觉者率先实行了变革。1991年元月，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决意放弃意大利共产党的名称和标志，同时全党更名为左翼民主党。意共没有了，但意共所代表的思想力量和社会实力依然存在。

以意大利共产党的变迁作参照，可以预测，在今后相当的壹段历史时期内，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依然存在。他们所奉行的欧洲共产主义在理念上会不断地向民主社会主义趋同，其组织的名称也会有相应改变，但作为壹股社会政治力量则会在相当时间里独立于社会民主党之外。

东欧共产党的改革与重生

1789年，世界发生了壹件大事，那就是法国大革命。过了100年，1889年，世界上亦发生壹件令人注目的事情，就是第二国际的建立。再过了100年，1989年，世界上则发生了两件大事。壹件是大坏事，壹个亚洲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用机枪坦克屠杀了数百亦可能上千的手无寸铁举行和平抗议的民众、学生。另壹件是大好事，就是东欧诸共产党政权如多诺米骨牌效应般地全面崩塌。这些共产党政权存在的时间非短。从二战后至此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在如此长的时期里，由壹个党固定执行，按说它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构筑防卫工事，为何在没有外力的攻击下毁于壹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往历史上回溯，答案或许就散布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1956年6月，波兰的重要工业城市波兹南的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所得税。由于当局拒不回应，伍万工人群众愤而上街游行。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工人与警察部队的冲突。共产党政府下令镇压。工人群众被杀壹百多人，伤三百多人。

工人罢工，游行示威，这在西欧国家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工人与政府也会有所冲突，但甚少见人员伤亡，更遑论高达数百人之伤亡了。惨案发生后，波共高层发生分歧。壹派认为这是“敌特”挑动的反革命事件，镇压有理。另壹派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其代表人是哥穆尔卡。

早在四十年代，哥穆尔卡等人就在探索壹种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的“波兰道路”，其内容主要还是在经济层面上。如对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的速度持缓進态度，允许私有制部分存在等。这令斯大林大为反感。1948年，斯大林主导的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波及波兰。哥穆尔卡被清洗，解除党内外壹切职务，甚至于1951年锒铛入狱达三、四年之久。基于自身的观点和经历，哥穆尔卡对波兹南事件有完全不同见解。他在党的会议上说：“当波兹南的工人跑到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扭曲。”“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造成波兹南悲剧和使整个工人阶级感到深刻不满的原因，应该在我们中间，在党的领导中间去寻找。”从哥穆尔卡这些话，人们会感到这是壹个何等开明仁爱的共产党领导人物。哥穆尔卡的幸运之处在于波兹兰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主政之时，在赫鲁晓夫的有限改革中有这样的内容。西欧国家在野的的共产党可以走和平过渡的道路，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可以不完全效仿苏联模式。故此，对哥穆尔卡这样的观点，赫鲁晓夫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哥穆尔卡如是说：“苏联在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在对俄国来说是特定的，造成了它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所采取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其他国家来说，既非必要，也不适宜。”“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苏联产生的那种，也可以是我们在南斯拉夫见到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够产生壹定条件下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

鉴于哥穆尔卡的政治经历、人望，以及他担保波兰绝对忠实于华沙条约的承诺，赫鲁晓夫认可了波共─波兰统壹工人党的内部权力变更。原先无条件仿效苏联的壹派下台，哥穆尔卡派上台。

哥穆尔卡上台之初倒也真有几分作为。但他的“波兰道路”主要也只是体现于经济层面上，而在政治领域中并无实质性动作。如﹕调整工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放缓重工业的发展，限制基本建设的投资。增加农业贷款。重视发展民众生活用品的生产项目。摒弃前任领导人所实行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方针。坚持加入农业合作社的“自愿”原则。允许个体户大量存在。哥穆尔卡的“新政”很快取得了成效。连续几年工业生产以9%的高速度增长。从1956年到1958年，工薪劳动者实际收入增加了25%。

十几个春秋过去了，哥穆尔卡壹直居波兰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他毫无疑问地认为鉴于自己杰出的作为而无愧地享有崇高的地位、威望和民众的爱戴。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壹场骤然而至的政治风暴击碎了他脑海中臆造的美景。

1970年12月，在波兰波罗的海海岸线上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率先举行罢工并上街游行，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政府宣布四十五种商品提价。此举马上得到全国壹些地方的响应，哥穆尔卡闻之大怒，他认定这是反革命事件，命令军队警察予以镇压，数十名工人死于军警的镇压行动。

多么令人惊愕万分的政治怪圈，十四年前，哥穆尔卡的前任屠杀镇压了波兹南工人的抗议运动，哥穆尔卡义正辞严地予以谴责，并取而代之。十四年后，哥穆尔卡几乎是原封不动地重蹈他前任的复辙。

详细地翻翻历史记录，寻找壹下，自从马克思主义严厉地揭露、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以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究竟有多少件类似这种大规模屠杀罢工、游行示威工人的案例。翻阅的结果令人大感意外。因为事实表明，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标榜的共产党政权对工人的态度要比资产阶级主控的政权严厉得多。

惨剧毕竟发生在欧洲。几十条工人性命的丧失换来哥穆尔卡的立即下台。这总比那个远东的共产党国家要好得多。因为那个远东国家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在以百倍于哥穆尔卡的规模屠杀了游行示威的工人、市民、学生以后还壹直不可壹世地垄断政权，气壮如牛地宣称自己屠杀有理，并且耀武扬威地通缉侥幸从屠杀场逃脱的游行领导者。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哥穆尔卡从屠杀的谴责者蜕变为屠杀的实行者呢？波兰党内外的人士都对此有所探讨。毫无疑问，首先寻找到的原因是哥穆尔卡的个人品质和工作作风。如“哥穆尔卡是这样壹种类型的领导人，他善于要求人们从属于他自己，并强加自己的意见于人特别是在他担任第壹书记的年代里，他的工作作风造成壹种不能对领导人進行任何严肃壹点的批评性发言。”

但这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作风专断与下令屠杀毕竟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两任波共头目都下令屠杀更令人感到不能只从个人因素上找原因。即使是有个人因素，那也会是与其它因素的催化作用分不开。波兰统壹工人党的理论家拉科夫斯基对此似乎作了深入壹层的追索。他分析道：“在共产主义政党的整个结构之中，特别是在执政党的结构之中，第壹书记处于客观上被赋予极其广泛权限的地位，他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拉科夫斯基认为共产党对这种权力本来是有监督机制的，那就是全党、党的中央委员会等。拉科夫斯基说：“如果在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注视下，还能发生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成员中的两、三人事实上是不受监督的事情那么就应该对现行组织原则的有效性提出疑问。”那么，如果共产党所标榜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在第壹代独裁者，如斯大林死后才有的）失去效用怎么办呢？拉科夫斯基提出了壹个方案，那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的问题。讲得具体些是党员的顺从性问题。他说：“顺从问题的概念可以作为壹个讨论性的问题。顺从的界限在哪里？党的积极分子和普通党员是否有义务顺从地执行中央权力中心的决定，甚至深知这些决定有错諘r也是如此。在十二月前的壹段时期，中央和地方的许多活动家充分意识到经济政策在许多情况下是错误的他们还意识到这壹政策在削弱群众对党的信任，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尽管他们了解情况，尽管他们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还是执行了那些未经深思熟虑的同社会期待相矛盾的决定。因此，可以提出壹个关于干部和壹般党员的顺从界限问题，使党员有可能在党纲范围内对上级机构的决定提出保留意见。”

这就是波共党内，也可以说是所有共产党内的理论家所能提出的最先進的实施党内民主的方案。那就是，党员或下级党组织在上级机构犯错误时，可以不顺从上级的决定，以促使上级机构终止其不正确的决定。然而这可能吗？在列宁主义政党里，只有上级党组织判断下级党组织，和党组织判断党员个人的正确与否，不可能有逆向判断。这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级可以民主讨论，上级集中决定。下级或党员个人认为上级犯了错误，这有什么根据？根据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根据某些负面的状况？妳有什么根据可以认为这些不满不是来自敌特的破坏煽动或落后分子的牢骚？妳有什么根据可以把局部的负面状况说成是全面性的错误？如果下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可以自行作出上级犯了错误的判断而不予“顺从”的话，那整个共产党的运作就要终止，共产党也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实际上，拉科夫斯基讲到最后也转弯了。即所谓“不顺从”也只不过是在“党纲范围之内对上级机构的决定提出保留意见”而已。这就是说，上级的指示还是得执行，有不同的看法就保留吧，或继续向上反映。并且，壹切都必须在“党纲范围内”。

怪圈由共产党自己划定，他们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除非它已经不再是共产党。

十二月屠杀使哥穆尔卡下台，盖莱克上台。自然，盖莱克也没能走出怪圈。他在位十年。1980年，又以格但斯克的工人为首掀起工潮，他们振臂壹呼，应者云集。这次盖莱克没有下令开枪就去职，由雅鲁泽尔斯基继任。此时的格但斯克工人已非同昔日，经过多年风霜的磨练已趋成熟。他们成立了团结工会，联络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共同奋斗。雅鲁泽尔斯基先承认它合法，后又宣布它不合法，并实行军管。但是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和支持它的的广大民众壹直没有停止抗争，国际進步力量也壹直给予关注和支持。如曾授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诺贝尔和平奖。雅鲁泽尔斯基在尽壹切努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大厦。他向党人呼吁：“我们应该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手段、方法以便建立起壹座足够坚固和严实的大堤，防止危机卷土重来。”他告诫党人：“党对工人阶级起着两方面的作用，壹方面是它的先锋队，另外壹方面必须为工人阶级服务。如果党只认识到先锋队作用，而忽视人们的痛苦和情绪，迟早要开始凌驾于工人之上，脱离群众，很少有人跟着这样的先锋队走。”显然，此时雅鲁泽尔斯基还是在为维持共产党的专有政权而挣扎。

然而人民群众没有却步。参加团结工会的人数高达全国成年人的三分之壹。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许多共产党员都参加進去。壹年又壹年，波兰社会的民众抗争没有间断过。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雅鲁泽尔斯基终于作了根本性的转变。1988年12月波兰统壹工人党举行十中全会，雅鲁泽尔斯基提出要“坚决摒弃壹切过时的东西”，要“铲除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并通过《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立场的决议》。这标志著波共迈开了它自身根本改革的关键壹步。次年二月，波共重新承认团结工会。四月，進行宪法改革。六月進行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以壹票之多当选总统，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任总理。1990年1月，波兰统壹工人党举行第十壹次代表大会，决议停止壹切活动，但把党改建为社会民主党。至此，东欧巨变中的波兰乐章画上分段符。该年十二月，总统改选，雅鲁泽尔斯基落选，瓦文萨当选。雅鲁泽尔斯基下台了，但是他的下台显然与他的几位前任不同，他们是被轰下台的，而他是选下台的。这很正常。当年率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邱吉尔首相不也在英国还处于凯歌高奏之时被选下台了吗？何况治国业绩乏善可陈的雅鲁泽尔斯基呢？不过从另外壹个角度来看，雅鲁泽尔斯基的贡献又是非凡的巨大的。是他带领波共走出了那个政治怪圈，把波共（波兰统壹工人党）嬗变为社会民主党，彻底摒弃列宁主义，改宗社会民主主义。这需要极高的政治远见和服膺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精神。或许雅鲁泽尔斯基本人的政治仕途会就此画上句号，但这何须遗憾呢？连人的自然生命也都会画上句号。然而如果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那史册上将永远留下他的形象和声音。

东欧巨变的波兰乐章后，新的乐章又将开始。壹个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所造成的“阵痛”绝非壹年半载可以消除。从共产党极权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业，没有先例，没有指导。高亢的情绪会造成过激；过度的兴奋会带来紊乱。过高的期盼也会产生失望。然而，无论如何，波兰人民丝毫没有回头的想法。社会民主主义是大多数民众的选择。波共也就在这政治生态中获得了重生。

1991年10月波兰议会大选，波兰社会民主党仅得12%的选票。两年以后再次选举增加为20%，与农民党组成左翼联盟击败团结工会而取得政权。1997年大选，“团结工会选举行动”获胜，其领导人布泽任政府总理，但社会民主党人克瓦希涅夫斯基仍为总统。左派任总统右派任总理，有如十年前在法国左派的密特朗总统和右派的希拉克总理共治的局面。这壹政坛佚事正说明了波兰社会在政治上已经走上了民主正轨。1956年和1970年的两次大流血惨剧绝不会再发生。当今和以后，波兰社会肯定还会出现罢工游行集会等形式的民众抗争行动，但若它在和平理性的范围之内将完全是壹种正当的行为。若出现毁物伤人的非理性作法，政府将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予以禁止。至此，就可最终明了哥穆尔卡怪圈的根本原因。

作为壹个壹党固定执政的政权其政治神经是极为脆弱的。在民主早已成为世界潮流的当代，它非常心虚理亏。它总是疑神疑鬼，把来自民间任何壹个阶级、阶层的抗议行动都要怀疑为有政治目的─要推翻它的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这是它的意识形态绝对不能接受的。在共产党的政治逻辑中，社会主义在政治层面上的体现就是共产党固定执政。当然，共产党的担心也并非多余。因为对它壹党专制下的许多社会弊端追踪下去，总会发现它们是来自于这个壹党专政。于是，对共产党的每壹个批评都会引伸为要它交出政权。这是壹个难解之结。如果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身上有特别劣迹的话，事情就更尖锐。因为壹旦“变天”，他失去的不仅是崇高的地位和豪华的生活，而且还会受到清算。于是他们必定要用最凶残、最极端的手段来对待来自民间的抗议运动。许多悲剧惨案由此发生。

民主政体下的政党有着迥然不同的思路。多党竞选，选胜上台，选败下台，十分正常。民众的抗议活动只是就事论事。若要求执政党下台，也无须迂回引伸，而可大声疾呼，直言不讳。然后在选举中比高低、见分晓。选胜的上台施展其治国安邦的抱负、能力和理念。选败的回去从事他原来工作、专业或者企业活动，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下次大选卷土重来。壹切都很平常。无须使用任何暴力，不会发生惨剧。这是当代民主国家再也不见政治血腥的根本原因。可以断言，在新的民主乐章开始后的波兰，就算要奏出美妙的旋律还得假以时日。但波兹南惨案之类的噩梦将与昔日的波共壹道永远走入了历史。

巨变的东欧诸国虽然都具有相同的基本内容，但在巨变过程中也不乏各自的特点。比如，保加利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当政长达三十三年，壹直照搬苏联模式，社会气氛沈闷，经济发展迟缓。在八十年代中的普遍改革浪潮中，日夫科夫也不得不提出壹些改革计划，但都是虚晃壹枪，并不真正付诸现实。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巨变冲击下，保共党内的改革派人士行动起来，与社会上民众的改革呼声相结合。1989年11月保共中央解除了日夫科夫的领导职务。12月更将他开除出党。次年1月，最高检察院对他予以拘留审查。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以“腐败与破坏国家法制，破坏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罪行判处7年徒刑。于是抗拒历史潮流的日夫科夫与顺应历史潮流的雅鲁泽尔斯基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

东德的情况与保加利亚类似。德共（民主德国统壹社会党）的总书记昂纳克拒绝改革，声称民主德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十分优越。但在波兰、匈牙利巨变的影响下，东德民间群情汹涌，外逃西德之风日盛壹日。在这种情形下昂纳克不仅不思更改，甚至还下令镇压游行示威的民众。党内改革派人士不执行他的指令并联合起来在10月17日的十壹届九中全会上谴责昂纳克的错误，迫使他辞职，進而在后来的十二中全会上将昂纳克开除出党。最后昂纳克被流放到智利，其下场与日夫科夫相似。

日夫科夫被搬掉后，保共于1990年4月改建为社会党。6月大选中社会党获胜，占议会400席位中的211席得以组阁执政。1991年10月再次大选，社会党以微弱票数落败。1994年第三次大选，社会党又获胜。1997年4月第四次大选，反对派“民主力量联盟以52%的选票获胜执政。在这些选举中，前保共─保加利亚社会党完全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并在这“遵从”之中获得了与共产党不同质的另外壹种政治生命。

东德共产党于1989年12月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3月人民议院大选，民主社会主义党得票仅16.3%而德国联盟（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觉醒等联合而成）得票48%.政权就此易手。四年后民主社会主义党虽不似保加利亚社会党那样强劲，但也有再起的迹象。它在壹些地方选举中获胜。比如在东柏林的特鲁普托行政区获胜为第壹大党；在法兰克福获得三分之壹的选票；在霍耶斯韦达市赢得市长职位等等。

罗马里亚的情况可以归入保加利亚、东德壹类，但情况要激烈得多。因为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思库竟然下令屠杀游行示威的群众。1989年12月17日，开枪打死群众97人，伤数百人。22日，游行群众冲击罗共中央大楼，齐奥塞思库再次下令开枪。国防部长以开枪自杀来拒绝执行命令。这壹情况使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倒戈并与齐奥塞思库的卫队交火。卫队不支，齐奥塞思库仓皇出逃，但于25日被军队抓获，并立即处死。

就在22日晚，罗马里亚救国阵线成立，前罗共中央书记依利埃斯库任主席。1990年5月大选，依利埃斯库任总统。1993年6月，民主救国阵线与罗共合并为罗马里亚社会民主党，并执掌政权。至1996年11月大选，政权转入农民党手中。

若问，东欧巨变的率先者是谁？此荣誉当属匈牙利。整个东欧巨变的序幕在布达佩斯拉开。1988年5月匈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中党内两派观点激烈辩论。改革派获胜，党的第壹书记卡塔尔尔下台，并通过了关于实现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纲领。6月，匈共决定给纳吉恢复名誉。1989年10月6日，匈共改建为社会党并明确宣布其奋斗目标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主社会主义。

匈牙利不但没有发生类似保加利亚、东德那样的激烈群众运动场面，甚至也不像波兰那样有从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长达十年不息的社会动荡，它怎么会成为东欧巨变的率先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把目光回溯到三十多年前的年月─1956年。那年10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其大致情形、过程已为人们熟知。

二战以后，几经争斗，匈共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7年取得政权。拉科西任党的第壹书记和政府首脑，此人极为专横跋扈，用残酷手段打击乃至杀害党内不同意见的领导人，是匈牙利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苏联主政后，拉科西相应地在匈牙利失势去职。在这种政治空气为之壹新的气氛下，党内外思想空前活跃起来。1956年3月，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组织了裴多斐俱乐部。他们为改革奔走呼吁，并要求匈共让受迫害的前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复出。

纳吉是老资格的匈共党员。1918年入党，参加过苏俄布尔什维克国际纵队。参加过对匈牙利霍尔蒂政权的斗争，遭被捕流放过。这位共产党员的言行表现得相当另类。他反对拉科西等人的肆意妄行，并持较温和的政治观点和较灵活的经济政策。这使他在党内壹再受到打击。1949年匈共（当时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后于1956年10月31日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指责他犯有“布哈林式的错误”，并撤销其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51年复职。1953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开始進行改革尝试。但遭到党内保守势力的抵制。在苏共的干预下保守势力将他扳倒。1955年4月匈共中央指责纳吉宣扬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理论，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11月将其开除出党。

无论是欧洲国家抑或亚洲国家，大凡在壹党专政的共产党集团内出现了较尖锐的意见派别分野时，民众都会倾向支持那言行较为宽厚并受到排斥的壹派。于是纳吉得到了民众的信任和期望。然而这对纳吉并非是福，他因此更受到压制。

6月，波兰波兹兰事件发生，给匈牙利领导集团以相当的压力。专制魔王拉科西不得不辞职。但不料继任者格罗不知须改弦易辙，仍然实行没有拉科西的拉科西路线，继续压制纳吉。民众与匈共领导集团的关系遂在日趋严重的紧张之中。

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首先上街游行。积郁人们心中已久的愤懑遂被引爆。形势变得壹发而不可收。至傍晚大量市民、工人介入，游行示威的人群已经达到数十万人。

晚上八时，格罗发表广播讲话，他那拉科西路线的习惯思维使他很自然地这样讲：“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们的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这种威胁、诬陷是斯大林主义的典型语言，它早已为民众所深恶痛绝。此时还打着工人阶级政权的招牌来恐吓工人阶级，只会激起工人群众冲天的愤怒，于是游行示威集会迅速升级为破坏行动。英雄广场上几十吨重、二十五米高的斯大林铜像被推到。群众用木棍、石头与保安部队展开巷战。

正义暴力的有限使用，令匈共中央的大人物们震惊之余有所醒悟。当晚他们通宵开会，决定让纳吉复职总理。10月25日，免去格罗第壹书记的职务，由卡塔尔尔代之。

然而糟糕的是秩序业已失控。暴力若被过度使用，当它从防卫性变成攻击性时，也就有可能会失去其正义性。纳吉政府又很不适宜地于十月底释放了布达佩斯所有在押者，九千多名刑事犯、三千多名政治犯，这给暴力增添了动力。

纳吉政府决心从根本上来解决暴力问题并恢复秩序。他深信，壹旦真正确立了民主制度，暴力就会为绝大多数人所摒弃。于是10月31日纳吉宣布取消匈共的壹党专政，承诺壹旦秩序恢复以后立即進行自由选举。11月3日，为表明他的诚意，组织了由匈共、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农民党组成的人民政府。几天之内，七十几个政党和组织宣告成立。同时在11月1日纳吉政府还声明今后匈牙利将退出“华沙条约”，奉行中立政策。这是导致纳吉那本来可以大有成效的改革彻底被毁的最关键的失策。在赫鲁晓夫的有限改革中，东欧国家绝不可退出华沙条约倒向西方这是改革的底线。纳吉犯了大忌。而聪明哥穆尔卡则由于深谙此理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十月底，卡塔尔尔潜离布达佩斯，并于11月3日在匈牙利中部壹个远离风暴中心的地方另行组织了未具民意授权的所谓“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同日这个“政府”请苏军入境镇压。11月4日凌晨，苏军坦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匈牙利。同日上午，纳吉在广播中以伤感的语调对匈牙利人民说：“我是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依姆雷。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進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的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们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报告这壹情况。”然而，匈牙利人的枪根本无法抵御苏军坦克。纳吉和二十几名政府官员躲進了南斯拉夫大使馆。

秩序恢复了。南斯拉夫大使馆无力永远庇护纳吉，他终于不得不出来，结局是立即被捕判处死刑。昙花壹现的纳吉民主实验就倏然消失在新秩序的肃杀之中。

不过卡塔尔尔的确不是拉科西、格罗。他以较宽容的态度对待“十月暴乱”。他既按照党的壹致口径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又强调它亦是壹场民族悲剧。秩序的恢复没有引发严厉持久的肃整。相反，赦免政策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经济上的新政也在拟订实施之中。1962年将拉科西等人开除出党，而决定对卷入十月事件的民众不再追究。所有这壹切叠加起来就是闻名壹时的卡塔尔尔主义。它的确给匈牙利造就了相对的安宁和经济发展。

然而，卡塔尔尔又的确不是纳吉。他的改革就此而已。而人民却希望继续向前。纳吉的多党联合政府虽然只存在短短几天，但已经深深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而纳吉最后以生命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更增添了他悲剧英雄的形象。岁月的尘埃不能把这形象演没，而时代浪涛的冲刷更使之清晰突出。卡塔尔尔主义虽然别具壹格，但壹旦与纳吉民主试验相比，就会黯然失色。人民怀念纳吉，匈共党内的進步人士也怀念纳吉，终于在1988年6月纳吉为民主试验洒血刑场整整三十年后，匈共给他恢复了名誉。而在此前的壹个月，卡塔尔尔交出了他执掌三十二年之久的权柄。

当然，人民也记住了三十二年前的那场民族悲剧的情节。这使得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在進行新的壹波民主诉求时趋向理智和沈著。这就是为什么匈牙利在没有发生类似其他东欧国家那种激烈的动荡场面而又能率先实现民主转型的原因。同时又是为什么在本书有限的篇幅中要简扼概述匈牙利事件的过程─其内容似乎与本章本节题目无关─的原因。

纳吉的遗愿由匈共年轻的壹代领导实现。这就是本章节开头就讲到了的，1989年2月，匈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自行放弃壹党专政的格局，实行多党竞选制。10月把党更名为社会党。1990年3月全国规模的注册政党已达52个。4月大选，社会党只获得8.5%的议席，遂交出政权，变成在野党。

壹个专政大权在握的党如此服膺民主原则是可敬的。尽管它壹时失败了，但仅凭它的胸襟就会有再度掘起的可能。果然，在四年后的大选中，它获得国会386席中的209席，重新上台执政。此时匈牙利社会党英杰们执政的心情是多么心安理得。因为这执政权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在尽管它不铁定，可能会在今后的选举中失去，但与那种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来铁定执政，并由此就与固定作为被统治者的广大民众处于敌对的关系来比，那真是有说不尽的轻松愉快。匈牙利社会党也就和全世界所有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壹样，具有了无穷的政治生命。

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变过程，其表现形态介乎于罗马里亚和匈牙利之间。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许多群众集会示威行动，但都未形成激烈冲突。也可以说它与波兰有点类似。但又各具特点。波兰连绵不绝的群众反抗运动以工人为主体，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坚韧斗争许多年的“七七宪章”派和后来的“公民论坛”，其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

从某壹个角度来探讨，又可把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归为壹类，那就是在往昔的岁月里面，这两个国家都发生过共产党领导人物想要主动实行民主改革的事件。在匈牙利，是上面谈及的1956年10月的纳吉民主改革。在捷克斯洛伐克则是1968年杜布切克等人主导的“布拉格之春”。因而1989年的巨变可以认为与昔日的事件有承接的关系。在捷克斯洛伐克则还表现于质的深化和升华。

应该说，1968年捷共的《四月纲领》（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尽管与列宁主义模式有极大的不同，但其基调还是在共产党人自我完善的框架之内。如果“布拉格之春”是发生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赫鲁晓夫时代，那它很可能被苏联容忍。可惜赫鲁晓夫已于1964年被褫夺权柄。思想保守的勃列日涅夫等上台掌权。强调继续“和苏联结成牢固的联盟”，并无退出“华沙条约”意向的“布拉格之春”因此遭到噩运。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研究，可以分析，倘若“布拉格之春”没有被勃列日涅夫的坦克催折，而任其发展，它会走多远？它是否能彻底突破列宁主义的框框，走上完全的民主道路？另外，如果赫鲁晓夫继续在苏联主政而“布拉格之春”虽仍然留在“华沙条约”内，但已发展至不把共产党壹党专政列为信条的话，那赫鲁晓夫是否会继续予以容忍？

历史研究留给学者们去做，我们更关心的是“布拉格之春”留给当今仍在共产党壹党专政下艰苦奋斗的人们以哪些借鉴？─尽管这壹探讨似乎也离开了本章的标题。

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状况很差，社会上各种矛盾日趋激化。为了走出困境，党内改革派人士在聚集和思索。改革首先从经济层面着手。1963年捷共成立了经济改革委员会。1964年1月该委员会公布《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新体制的原则草案》。其主要精神是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引入市场机制来促進经济发展。但这壹改革遭到以捷共第壹书记诺沃提尼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于是改革派从方案制定转移到组织斗争。

1967年10月、12月，两次中央全会上，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壹批改革派发动了对守旧派的全面進攻，并取得胜利。1968年1月，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出任第壹书记。组织斗争的胜利为改革的开展廓清了道路，这才有了捷共的《四月行动纲领》的出炉。

第壹书记在党内斗争中失势，这在东亚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中是无法想像的。因为在这些政权里，党的第壹书记永远享有绝对权威。事实表明，反对他─无论是源于权力斗争，还是观点之争─是不会有积极结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概括为以下几个。（1）东欧各国毕竟还有欧洲深厚民主传统的余惠，而在亚洲国家则深受封建专制主义的荼毒。（2）东欧共产党内多少还有点民主气息。党内反对派可以通过民主程序（会议票决）来扳倒党的首领。显然在票决之前必须要有反对派的组织串连工作，而在远东共产党内这是不可能的。因壹切旨在反对党的领袖的串连活动都视为反党，壹经发现，其下场极为悲惨。（3）欧洲民族为理念而奋斗的献身精神是亚洲方块字民族无可望其项背的。如果说亚洲共产党领袖绝对权威的建立可以用建政前长期战争和党内铁的纪律来解释。那么，台湾的李登辉呢？这个四十几岁才完成博士学位投效国民党，在蒋经国面前只敢坐半边屁股的人，怎么壹朝当政也可以壹度建立绝对权威呢？显然，这必须另找答案。而答案之壹就是方块字民族性格的劣处。这个民族的行事风格有太多的稳重，而缺乏应有的冒险精神；有太多的计谋而缺乏实施的勇气；有太多的现实利益的考虑而缺乏献身的精神。如果说汉唐时代它还颇有敢作敢为的气概，那么明清之后，它的主流性格就只是壹滩烂泥。依附壹个有权势的人是使自己也获得权势的最佳捷径，与有权势的人对抗，哪怕是正义的对抗，不但胜算甚微而且会祸患无穷。作茧自缚，飞蛾扑火，何苦来哉？壹个太精明太实利的民族也将太少正义感，太少抗争精神，太少自身的尊严。

探讨和正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劣处是为了更深刻地洞悉我们民主事业的艰巨性，从而提醒自己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捷共的“布拉格之春”究竟走到了哪壹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壹是它的观点宣示，二是它的实际行动。关于第壹点可以看看《四月行动纲领》的壹段话：“过去常常把党的领导理解为把权力垄断性地集中在党的机关手中。它符合了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这种错误判断。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能用强制手段获得权威。它的路线不能通过发布命令来贯彻党的目的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组织的手脚，对生活的每壹步都加以限制。今后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来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党的决议虽然对这些机构中的共产党员具有约束力，但政策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机构的领导活动和责任是独立的。”

壹位党的领导人在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诺沃提尼时期是“党和国家的官僚小集团取代了工人阶级的作用，它们在工人阶级缺席的情况下说话和行事。”《四月行动纲领》则宣告：“壹切政党或政党联盟，都不能垄断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人民的所有政治组织必须直接参与其事。”

想想那是个什么年代。冷战在進行中；东欧壹片沈郁；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高压又使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远东那个亚洲国家更沈陷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疯狂虐杀之中。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生态下，捷共能够如是说，即使仅仅是说说而已，也是难能可贵。

但捷共不是说说而已，它决定在工厂里成立以工会、职工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三方组成的企业民主管理体制。1968年5月底的中央全会上，决定要立即通过“关于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的法律。”这就是与共产党制度格格不入、绝不相容的“开放报禁”。

捷共决定在1968年9月9日举行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大会的内容主要有通过新的党章，平反历史案件，通过关于国家体制结构改革的草案。

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捷共改革虎视眈眈。它除了多次派大员到捷克斯洛伐克会谈施加压力以外，还大搞军事演习，实行恫吓。捷共改革派在走钢丝，要在苏联的容忍度和改革的实质内容之间取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力量最好暂时不动，壹切交给捷共自己去权衡处置。但是有人就是性急。这最典型的表现是在6月27日“文学报”、“劳动报”、“农业报”、 “青年阵线报”所联合发表的“致工人、农民、职员、科学家、艺术家和全体人民的声明”。声明的基调并不激烈，但是少量语句较为尖锐，如“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阶层以工人、农民、和党的名义進行统治”，“取代了被推翻的阶级，成了新的长官。”并责备捷共改革太慢，“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

于是苏共抓到把柄，以这个声明和壹些群众集会事件为由，对捷共大加责难，并于7月15日纠集波共、德共、匈共、保共联名发了壹封信给捷共。危言耸听地说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极右势力控制。极右势力已经控制了报纸、电台，并在捷共中央有支持者。捷共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被敌对势力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夺走的危险之中云云。

捷共遂陷入两面应付的困境。壹方面反驳了6月27日的声明；另外壹方面又驳斥了苏共等五党的联名信。在复杂险恶的局势下，捷共仍倔强地坚持改革理念。7月18日杜布切克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决不能从壹月间所走上的道路上作出丝毫后退。”“任何压力都不能挫败用不屈不挠精神武装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19日，捷共总理切尔尼克也发表讲话，声称：“除了完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变革外，没有别的道路。”

苏共在确认捷共已经不听招呼后，决定以武力解决。经过壹番各方面的准备，苏共以应子虚乌有的“捷党和国家活动家提出的请求”为由，于8月21日壹天之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这样苏军坦克的履带压碎了本来会绚丽多彩的“布拉格之春”。

从这段史实不难得出这样的推测﹕如果民间力量在壹段时间内按兵不动，就可以减去苏共镇压的许多口实。当然即便如此也不保苏共不出兵干涉，但总之应该确立这样的观念﹕社会发展和進步是急不来的。操之过急只会适得其反。比如若在壹个亚洲共产党国家里，共产党内改革派要实行改革，此时外部虽然无苏共威胁，但如果党内守旧势力强大，此时若要使改革顺利進行，民间民主力量应有耐心，讲究智慧技巧。既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又应与改革派恰到好处地配合，不让守旧派找借口，不给改革派增添困难。如果当年广场上的勇士们懂得这个道理，实际操作处置得好的话，我们祖国从那时起的历史就会改写了。

“布拉格之春”被暴力摧毁。但是暴力只能横行于壹时，不可能永久。1987年以来，民间民主力量日益集结强大。其斗争的首先着力点就是为“布拉格之春”平反。二十个春秋过去，世界已经大变。波兰议会、匈共执委会都发表声明，谴责当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五国干涉，并派代表到捷声援民主力量。几经较量，1989年11月，捷共领导集团集体辞职。但人民没有忘记与“布拉格之春”壹起被压制的杜布切克。大选中，民间民主力量“公民论坛”的哈韦尔任总统，杜布切克被选为议会主席。

苏联的巨变是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在壹起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社会评价呈两极化。世界進步力量、绝大多数的人甚表认同和赞扬，而统治那个亚洲古老大国的壹小撮人却痛心疾首，对他切齿仇恨，咒骂他是断送了苏联和苏共的罪魁祸首。

在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别忘了有个乌克兰人为他打下过基础，这个乌克兰人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改革是有限的，也是杰出的、难得的。斯大林三十多年的统治所造成的黑幕无比沈重，难得赫鲁晓夫敢于去戳破。他对斯大林专横残暴的彻底揭露与抨击，使苏联社会得以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确实功不可没。当然他并没有使苏联走上真正的民主之途，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国际、国内条件，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联合国开会时，他听得心烦了，便脱下皮鞋猛拍桌子，但同时又鼓吹和平共处。在与西方国家领袖辩论时，激动起来，便鼓起眼珠吼叫：“我们要埋葬妳们的制度！”。而同时他又主张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走和平过渡的道路。赫鲁晓夫毕竟是个共产党员，但又是壹个相当特别的共产党员。1961年赫鲁晓夫主导的苏共二十二大比1956年的二十大又向前跨了壹步。这就是从国际上的“三和路线”深化到国内的“两全路线”，即全民党、全民国家。赫鲁晓夫认为，在苏联，不必再强调共产党的先锋队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再必要。显然，他是想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建成壹个所有苏联公民都得以安居乐业的富裕和睦的社会。

赫鲁晓夫毕竟走得太快了，锋芒也太显露了壹点。1964年10月，他的同僚趁他到黑海休假之机，串通起来褫夺了他的权力。苏联社会从此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中蹉砣岁月。老人政治主宰著苏联。壹个老人死了又换上另外壹个老人。由于年迈，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都只在位壹年多就去世了。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总书记，苏共的老人政治宣告结束，苏共和苏联的历史也就翻开了新的壹页。

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壹职不久，就在四月全会上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次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开始了经济层面上的改革。

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把他经济改革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上有障碍，并以此作为转向政治改革的理由，有推卸责任之嫌。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在1987年就已经启动。那时他的经济改革成效如何尚未见分晓。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很可能只是投石问路而已。他这个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律系高才生的志趣和抱负主要并不在于苏联多生产壹些东西，而在于把苏联建设成为壹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就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化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是说，改革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正式揭开了他政治改革的帷幕。他的“新思维”，简而言之，就是对苏联社会实施“革命性的变革”。提出了“壹切为了人，壹切为了人的幸福”，“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等人道主义观点。就在这壹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布拉格，表示要深入考虑杜布切克改革的意义。当西方记者问他，妳与“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杜布切克有什么不同时，回答是：“差别仅仅是十九年。”这就是说，两者的实质是壹样的。

1988年6月，苏共举行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并强调，当前政治改革就是要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去取代“扭曲变形了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应有这样的七个特征﹕（1）社会发展的全部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2）公有制、个人所有制以及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性。（3）社会公正。（4）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5）民主的政治制度。（6）民族平等。（7）和平的对外政策。同时，会议还把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作为苏共的三个新原则。尤其强调指出：“没有公开性，也就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也有壹个发展的过程，需要有外力的推动。此时，他所主张的多元化还只是思想上的多元化。在政治上，他还是认为：“壹党制是历史的经验”，“壹党制与民主不矛盾。”两年后在1990年苏共的2月全会上他的思想才又表现出壹个飞跃。那就是认同了多党制。而此时的时代背景是东欧诸国的巨变业已完成。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这次大会表明，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苏共转型基本完成。其标志是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

纲领认为苏联的党和社会处于危机之中，但危机的来源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身，而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造成政治专制、经济停滞、思想僵化。以无产阶级名义实行的专政导致人民与政治权力的分离，这个模式与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也没有能力使国家走上世界文明的轨道。故此要進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政治上，纲领删去忠于马列主义的词句，强调苏共不再充当垄断主义的党，它将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竞争中来争取政治领导权。即使它掌握了政权，也不再由党干预国家机关干部的任免。即使是在党内，党的干部也不由上级党组织任免，而由该组织选举产生。苏共将完全遵从多党竞争，议会体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

在经济上，纲领表示苏共反对全盘的国有化，坚决地消灭过去的“官僚机关所有制”，实行混合经济。重视市场机制的功能又辅以政府调节。

其他，诸如民族问题、国际事务、社会福利、农业问题等等都提出了系统的见解。

纲领是这样来表达苏共的改革诚意：“把党变成公民和睦的党。保证关心社会摆脱危机和民主改造的不同社会政治势力的建设性合作，以便团结、支持和保护所有用自己诚实的劳动现在创造著、过去创造过和将来仍将创造人民的福利和精神财富的人。”

苏共转型后思想理念与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已无不同，这正如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4月他那篇题为《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壹文所说的：“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意义的富有启发的内容。我确信，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民主党内的过程，我们正变得彼此接近起来。”由于“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弱点、失误和错误估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今天在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经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

戈尔巴乔夫讲得对，尤其他还能婉转地承认，鸿沟是由共产党人挖掘的，现在亦由共产党人填平。（只是前人犯的错误由后人弥补也真是天道罚勤了。）社会党、共产党“变得彼此接近起来”，并不是双方等位移地靠近，而是由共产党改变自我，向社会党趋同。壹个历经几代人，将近壹个世纪充当头领的党的最后如此收场，壹方面说明它过往的谬误和社会民主主义强大的真理力量，同时也说明了戈尔巴乔夫等人服膺真理的政治勇气和可贵品德。

对戈尔巴乔夫无比仇视憎恨的壹小撮亚洲共产党酋长们没敢从政治理念上抨击他，就转而攻击他搞垮苏联，并使原苏联各国经济壹团糟。

其实，如果没有“八‧壹九”分子干下蠢事，苏联未必解体。而且这解体也有其原因。十几个加盟共和国本来就有相对的独立性。苏联本来就不算是个真正的壹统国家，无论从历史渊源，和俄罗斯人只占全国人口50%这壹事实来看，的确颇难由俄族维系统壹。而且苏联解体后，又有“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这其实是这些国家基于经济、社会等原因向“苏联”的某种回归。只是戈尔巴乔夫已无苏联总统可任。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必抱憾，因为总统任期终会届满，而他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肯定。

关于经济壹团糟云云其实是夸大其词。当然在转型过程中会有阵痛，经济措施上也会有失误。但前進中的困难不难克服。九十年代下半期苏联东欧诸国经济状况的好转就是证明。到过苏联东欧的人们告诉大家，他们的经济起飞的确不如我们，没有突然平地拔起的那么多高楼大厦，没有那么多灯红酒绿的宾馆酒店，但也没有那么多的盲流游民，没有原始闭塞的极贫荒村，没有两个农民夫妻流落大都市无以为业，只得在垃圾堆中觅食充饥而至中毒死亡的壹类惨剧。富不及我们富，贫不及我们贫。社会贫富相对平均不正是社会公正的体现─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吗？在我们国家里，当亿万民众为基本生活而忧心愁烦时，位高权重者却决定要盖壹个预算造价30亿，而且可能要追加到50亿的歌剧院。人们不仅要问，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们，妳们究竟要把国家引向何处？妳们还有什么资格责骂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脱胎换骨主动放弃壹党专政的特权，服膺民主政治的正义之举？

历史潮流无法阻挡

1999年11月，在巴黎举行了第二十壹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来自世界各地139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与会，盛况空前，代表人数达壹千多人。

欧洲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故乡，而当今社会民主主义的浪潮显然已经遍及世界。因为欧洲只有二十几个国家，而代表团多达139个，这说明大多数代表团来自欧洲以外的地方。

当今在欧洲，15个欧盟成员国中有11个目前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它们是英、法、德、意、瑞典、荷兰、丹麦、比利时、芬兰、希腊、葡萄牙。在其他地方，社会民主主义也取得卓越的成绩。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委内瑞拉、巴西等二十个非欧洲国家也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有些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曾经执政，但是目前暂时作为反对党等待下壹次大选卷土重来，例如挪威、西班牙。有些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未执政，但是对本国的政治生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拥有执政的前景，例如日本。

美国的民主党虽然不是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但其政治理念和施政纲领实质上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同属于中间偏左的政党。美国民主党在1992年大选获胜，克林顿入主白宫，正是美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击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重新执政的开始，

毫无疑问，壹个多世纪来源远流长，凝结著千万仁人志士的心血，经过壹代又壹代各阶层民众的共同奋斗，社会民主主义已成蔚为壮观的世界潮流。它真理所在而人心归向，从而具有巨大的能量。任何其他的政治势力都不应也不能阻挡这壹历史潮流。

但是，有壹个政权最顽固地，目前看来也是最有力量地阻挡这个历史潮流。它就是盘据在那个东方古老大国的共产党政权。这个政权从它建立至今已达五十壹个春秋。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它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从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它的“丰功伟绩”可高度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壹、建立人类有史以来最牢固的专制统治。这个统治的牢固性首先表现于它有壹个团结的强有力的官僚统治阶级。其构成是以开国功臣分封制为原则，让1949年以前为这个政权“打江山”的人们，以其资历、功绩、派系渊源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获得从中央、省、地、到县、区等各级的官位。接着还表现于它高超的统治权术。这就是对占全人口95%以上的被统治阶级实施两次分裂。第壹次分裂把他们分成人民和阶级敌人，第二次分裂把人民分成先進分子和落后分子。从而造成被统治阶级的激烈内斗，和壹部分被统治阶级成为官僚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于是大大削弱了来自被统治阶级对官僚统治阶级的反抗力，也即大大巩固了官僚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关于这些，刘国凯于“论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冲突”壹文已有专门阐述。（见《封杀不了的历史》第256页至296页），

二、它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壹方面它把卫星送上了太空轨道，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另壹方面在地上，广大农民还在用最低级的生产工具锄头扁担進行着原始的劳作。如此之大的反差，在世界上首屈壹指。

三、它创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穷和饥馑。在二、三十年的岁月里，数亿农民壹直处于赤贫境地。壹家人合盖壹条破棉被，青黄不接时以野菜充饥这都是常事。而尤以六十年代初，因其荒谬的政治经济政策导致三千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及由饥饿引起的疾病的人间惨剧，令人几疑世界末日到来。

四、它制造了世界上最持久、最广泛、最严酷的政治虐杀和政治迫害。这甚至使斯大林的三十年代大肃整也望尘莫及。从五十年代的镇反、肃反、反右，到六十年代的大、小四清、第二次反右、清理阶级队伍，再到七十年代的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政治运动连绵不绝。即使在两个运动之间的短暂间隔里，凡壹发现有反当局的言论和思想，都要处以极刑。直到1977年、1978年，当局还以稳定“伟大领袖”逝世后的政治局势为由处决了壹大批“思想犯”。

从这些“丰功伟绩”可见这是个多么颟顸、反动、残暴的政权，它本来早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然而，这个政权又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被统治的人民具有这样的民族性格﹕温良、逆来顺受、而且健忘。三百多年前，当这民族拥有六千万，而且很可能是上亿人口时，却被壹个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游牧民族灭亡。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后当社会成功的变革要求人们剪去那在二百六十几年前被游牧民族强加的男子长辫时，许多人竟如丧考妣地嚎哭拒绝。他们认为这条辫子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却忘了它本不是方块字民族原来的发仪，而只是民族败亡的耻辱标志而已。这是壹个何等健忘的民族。

三百年后，壹切都在重演。当经济状况好转后，农民们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忘掉了几年前他们饿死的亲人。当党的领导向文化界人士笑脸相迎，宣布平反，并用壹系列措施补偿其经济、名誉损失时，他们感动莫铭，以协助其杜撰历史诹п掘藖韴蟠鸬车闹鲋鳌Ｎ羧盏娜烁裎耆琛⑷松砼按齽t厚道地予以遗忘，或按照党的意图把罪责移花接木地栽到无辜者的身上。

壹个可悲的现实呈现在人们面前﹕似乎缺乏来自社会基层的促使这个政权改弦易辙的任何压力。壹切都将在周而复始之中。终于，情况出现了转机。由于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政治迫害过于疯狂，波及面太大，在千百万民众流血的同时，某些共产党的官僚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这伤痛促使他们开始反思过往发生的壹幕又壹幕。他们似乎有所省悟，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改革。于是，这就开始了以1979年为起点的历史新篇章。

如果把这个改革与赫鲁晓夫的相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异同。西伯利亚流放地和青海劳改场都为之壹空是两者的相同点。右派分子先是“脱帽”，接着是“改正”，并停止在民众中划分成分，这些在此之前都是不可想像的，有其不可磨灭的進步意义。然而尽管这些措施有施仁政的味道，但是对昔日暴政的祸首却采取了与赫鲁晓夫迥然不同的作法。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進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抨击，而这个政权对其“伟大领袖”则施以“东方儒家的厚道”。非但没有激烈的公开批评，甚至还处处为之开脱，把罪责推到另外几个次要人物的身上。这真是出于“厚道”？如果再把赫鲁晓夫的“全民党”与这个政权仍然坚持的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相对照，便可知，事情的本质是这两个改革在程度上的极大差距。

根据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领袖是党的象征、代表和化身，公开地对党的领袖進行抨击，实际上也会损伤党的威仪，某种意义上也是否定了党的本身。壹荣俱荣，壹损俱损，连带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形象，甚至包括主导改革者自己也会蒙上阴影。毫无疑问，这些“损伤”、“否定”、 “阴影”，最终都会积累为动摇政权稳固性的因素。因此，这些所谓改革家对“伟大领袖”的留情，决不是出于什么“厚道”，而是基于更深谋远虑的考量，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利害关系考虑。那么，赫鲁晓夫就丝毫不洞悉这箇中的道理吗？局外人实在难以代替他作答，只可作壹些推测。或许赫鲁晓夫是不洞悉这个道理，或许他虽然意识到这壹点，但基于对斯大林暴行的冲天义愤，基于他冲动的性格，使之不愿意因此对斯大林手下留情，或许他根本就不在乎这壹点，因为他已经在提倡“全民党”，“全民国家”，他并不以维护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崇高形象为己任。然则，我们根本不必要去作种种推测，只须明了壹条，就是赫鲁晓夫当年的改革对整个社会的触动要较之深刻的多。这就是二十几年后苏共能够脱胎换骨的先期潜在原因。

尽管起步于1979年的改革步履是那样的踯躅摇晃，改革的过程中时常都有旋涡和回流，但是善良的人们还是对它充满期盼。尤其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个党的某些领导人提出改革的内容要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要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表示党不应包办壹切。领导人的智囊团聚集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下，为政治改革设计种种方案、程式。这些都具有点当年“布拉格之春”的气味。人们欣喜之余无不翘首以望。然而，气味终究只是气味，望穿秋水也没有实质性的东西端出来，而另外壹些东西倒端出来了，那就是官倒和腐败。失望导致了愤慨，愤慨在积累，积累到了壹定的程度激化为愤怒。愤怒在某个触发点引爆，并瞬息成为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以大学生为先导继而扩展为全社会的抗议运动。然而这终究是壹个生性温良的民族。尽管义愤冲天，尽管民众的力量相当强大，但是他们始终都把和平、理性、非暴力奉为圭臬。但是垂帘听政的太上皇、遗老及其在朝仆役们对这场运动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这群挨过“伟大领袖”的呵斥乃至鞭笞，在“伟大领袖”仙逝后重登高位，壹方面言称改革，壹方面标榜“厚道”的年迈实权人物，骨子里其实有着与“伟大领袖”相同的精髓。他们下令其党军用机枪和坦克把民众的和平抗议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

这又是壹个世界记录。查遍世界现代史、当代史，对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民众施以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是无与伦比的。1956年波兹南屠杀导致了主导屠杀的波共领导人下台，1970年格但斯克屠杀导致又壹个主导屠杀的波共领导人哥穆尔卡下台，1989年布加勒斯特屠杀导致下令开枪的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的倾复乃至死亡。而令人万分惊讶的是，这场东方的大屠杀竟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商议并决定用军力進行屠杀的人不但没有下台，反而更牢固地握紧了权柄，并進行持续的搜捕和镇压。但是另外壹些对民众的和平抗议运动持理解的态度，主张用对话的方式進行沟通，疏通群众的情绪，反对武力镇压的党政领导人则被扣上了“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褫夺其职权，甚至长期幽禁。同是共产党政权，东欧的东亚的，也还有如此巨大的不同。

沿着历史长河检视，看看能否找到与之媲美的事件。我们发现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政府以克制的态度对待动辄几万、十几万人上街游行示威的宪章运动，发现了十九世纪末叶比利时、瑞典等国政府在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罢工、示威运动的压力下放宽了普选权的财产限制。就在我们将要失望之际，终于找到了壹个可以与之媲美的事件，那就是发生在欧洲文明边缘的沙皇俄国的“黑色星期天”。1905年1月22日，十几万工人及其家属组成了庞大的请愿队伍，他们擡著圣像，打着教堂旗幡，唱着圣歌向冬宫進发，要求沙皇关注民间的疾苦。沙皇非但不接受请愿，反而命令军警开枪屠杀。壹千多人死难，两千多人受伤。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彼得堡街头血迹斑斑。

屠杀以后，沙皇政府不但不会因之垮台，而且以其持续的镇压巩固其统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八九年远东的这场大屠杀，不但在现代、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政权中找不到它的同类项，即使同是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各国政权也与之有巨大的不同。只有近代史上的沙皇俄国才有资格与之类比。换言之，这个悍然進行八九年大屠杀的东亚共产党政权其性质是比东欧共产党政权还远远不如的封建专制政权。

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告壹段落，通缉追捕尚在持续之中，秩序则迅速恢复。然而，究竟要恢复到什么程度呢？壹些参与屠杀的党政大员本着他们从“伟大领袖”那里继承下来的血脉精髓，很自然地要想把秩序恢复到1979年以前的形态，而且把这种设想付诸实践之中。经过壹段时间的观察思索，主导大屠杀的太上皇则沈淀出与他们不同的见解，他不顾耄耋之年的体弱之驱，抱病南巡北视，沿途高呼继续改革，意欲煞绝那些把秩序恢复到1979年以前的意向和行动。于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又翻开了壹页。

太上皇虽然年近九旬，但仍有清醒的思维，精明的权衡。他知晓，如果秩序恢复到1979年以前的形态，共产党政权固然无虞，但是他个人的历史定位就大为可悲。因为这无异是说明从1979年以来的壹切都错了。即使其中有壹些在他看来也的确是错了，如曾经让“资产阶级自由化”壹度泛起，但毕竟许多在他主持下的制定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是有利于党国的。他不能认同对这些的否定和抹煞。此外，他还有更深入壹层的考量。为了维护他的权威和共产党的统治，他主导了这场大屠杀。但他明白，如此之大的流血是难以从历史上抹去的，多少年以后的人们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它進行探讨。他的所作所为终将毫无遮拦地被摆在评判台上。用什么办法减轻他姓名上的血腥气味，或怎样使多数人的精力不再感兴趣纠缠于昔日的流血事件的辩论？只有改革，继续的改革。

始于九十年代初，即大屠杀之后的两、三年的这场改革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改革？如果说始于1979年结束于1989年的那场改革，尽管很有限，而且弊端丛生，但终究对社会有壹定程度的正面推动。“忪绑”措施促使了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发展，思想钳制的缓和使社会空气有了某壹程度上的活跃，那么这壹场改革就只是对社会進行全方位的摧毁。换言之，前壹场改革还可算是改革，而后壹场只是诡称改革的反动政经措施的总汇。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后壹场的“改革”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社会政经组合模式，即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加上经济上的官办主义和放任主义。

人类社会進入二十世纪以来有这样几种社会政经组合模式﹕（1）民主政治加混合经济（混合经济也有着若干种大同小异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于欧洲本世纪后半期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近期某些保守党执政的国家也向这壹模式趋同。（2）民主政治加自由市场经济。这种模式存在于欧美保守政党执政的国家，如里根时代的美国。英国撒切尔夫人时代也有此迹象。（3）专制政治加官办经济。这种模式存在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除了这三种主要的模式之外，还有壹些存在于亚非拉小国中归属不很典型的组合。

第壹种模式是最好的模式。它的建立有赖于社会民主党人百多年的奋斗、探索和实践，也有赖于壹些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的配合。关于这些以及这有模式的优点在本书以前的章节中已经作了相当多的叙述。

第二种模式有其明显的优缺点。民主政治当然应予肯定，但是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必然带来社会不公。因为自由放任的政策所造就的冷酷无情的竞争机制无可避免地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自由经济标榜机会平等，不理会结果是否平等，但是其实到头来机会也不会平等。因为机会总是会给众多竞争机会者中的强者占有。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借着自由竞争的旗号走入人类社会，这是对人道主义的肆意嘲弄。当然，典型的自由放任主义系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当代无论是里根还是撒切尔夫人都无力再造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

第三种模式也有其优缺点，但是比例与第二种迥然不同。如果说第二种优缺点的比例是七比三，那么第三种就是三比七，或二比八，甚至壹比九。专制政治是应予以谴责的，它逆历史潮流而动，严重地束缚著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压制人权，戕害身心，制造等级森严死气沈沈的社会生态。官办经济也乏善可陈。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浪费渎职、或敷衍塞责，或好大喜功，从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尤其是消费品生产被长期忽视，导致民众生活水平长期低下。不过这种模式也不是壹无是处。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除了极少数官僚统治阶级的上层过着由于门卫森严而不为壹般民众所知的豪华生活外，其中下层与民众生活差距不很大。这有可能给人壹种清廉政府的印象。尤其在那种奉行“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哲学的民族里，这种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起着壹种精神麻醉的作用，制造出平稳的社会表象。如果它的政治统治处于相对缓和时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比在纯粹自由放任的竞争机制下造成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离人道主义的确还要近壹点。

九十年代的改革造就出来的这种独特的模式才真正是壹无是处的。因为它集第二和第三种模式的弊端于壹身，又抛弃了那两种模式的长处。专制政治是反动的，官办经济乏善可陈，自由放任主义极不人道，三重劣质因素叠加，使这种模式从内涵到外延都十分丑恶。

八十年代的改革虽然并没有真正触动政体，但终究叫出过”政治体制改革”和“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问题”等口号。而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这些口号都销声匿迹了。言论自由被扼杀，其标志是“报禁”在严厉执行中，但测量专制政治的严酷性最高标度并不是民主党人被集体逮捕、判刑，而是对法轮功的镇压。当壹个并无政治色彩的民间气功组织被党的最高领导人下令取缔，当照片登出如狼似虎的警察对静坐练功的老人妇女拳打脚踢、锁喉揪头发地予以逮捕时，人们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专制政权横蛮凶残的程度。

不过对这个政权的凶暴人们早已熟知，与昔日终年不息的运动肃整、大开杀戒相比，这都只是小巫见大巫。有必要揭开其面纱的倒是那经济领域里持续的“改革”。

在持续经年的经济改革中，国营企业也经历了动荡。国营企业的效率低下是举世闻名的通病。经过多年的改革，有的统计数字指出国营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的六成以上，而产值则不及四成。从这壹粗略的数据也可窥见国营企业效率之低下。同时这壹数据又可说明，尽管动荡不已，但国营企业依然是经济体系的骨干力量。这是因为在壹党专政的政体下，国营企业不单纯是生产单位，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共产党政治统治的基础和在社会上更普遍的体现。设想如果社会上所有的工商企业都由私人经营，那壹党专政就无异壹叶漂在私有经济海洋的孤舟，连壹个停靠的码头都没有，那如何经得起风浪的袭击？

国营企业虽在共产党的保护政策下经历动荡而坚守营盘，但它的效率问题终是无可回避的。怎么解决呢？拨开充斥于当局文件上的诸如“改革经济结构布局”、“提高企业接受信息和技术更新能力”之类的套话，具体看看它的作为就可洞悉这改革的实质。

改革的举措之壹是扩大企业领导人的权威，让他们在决定生产方向，革新技术设备，招聘解雇员工，制定工资报酬和企业福利等方面都有更多的职权。

生产效率与赢利率是两个关系很密切但其实并不相同的概念。效率高指的是在单位时间内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它主要由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来实现。赢利率则指的是投放资金与回报资金的比率。壹般来看，生产效率和赢利率有正向关系，但也不尽然。比如购置更新技术装备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由于这些“购置更新”花去大量资金，在资金分摊的年份之内，生产成本升高，故赢利率提高不明显。而在另外壹种情况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使赢利率显著上升。那就是加大生产者的劳动强度，在不必耗费投资来更新技术设备的情况下，只需增加电力和原材料的供给便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获利。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积累就是这样進行的。显然这是壹种极不人道的方法。它早已为進步工业社会所唾弃。然而，在当代的“改革”中，共产党的企业官僚们如获至宝地把它捡起来大加使用。工厂里的生产定额壹再升高。在没有真正的工会组织的干预下，企业官员通过强行制定，或通过以政治诱饵培植的生产标兵来制造高生产定额，迫使其他工人向标兵看齐，否则便予以开革，厂门外还有大量手明眼快的年轻人正在盼望着幸运地成为这高生产定额之下的劳工哩!

当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大声疾呼工业民主，极力推动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当社会民主党主导成立的工厂委员会、企业委员会和受其支持的工会组织与企业管理人员谈判工资、劳保、福利等方面事宜时，这个“改革”的共产党国度里的工人正沦为生产工具和工业奴隶。

这“工具”和“奴隶”的内涵并不仅体现在高生产定额下的呻吟，还体现于壹旦处于伤病和其他身体异常状态时所面临的冷酷对待。由于医疗费用大幅度升高，企业领导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赢利率就在医疗补助条例上大动“改革”之刀，砍掉了公费医疗，或使之名存实亡，员工只能得到象征性的补助。当大病或其他严重身体不适袭来时，这“生产工具”将难逃报废的噩运。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为劳工阶级和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即使在社会民主党人竞选失败下台，右翼保守势力上台后，也不敢对这些制度横加摧残。但共产党的改革却要把劳工阶级曾经获得的壹些保障予以剥夺。这种行径不但与社会民主党人截然相反，甚至比欧洲右翼保守集团还不如。这也是“改革”，这算什么改革？

然而还有比这更可悲的遭遇，就是“下岗”。就是妳想继续当这“工具”和“奴隶”也不能。当然，造成“下岗”的原因还更多壹些。除此以外，比如，工厂里某个生产部门因某种缘故撤销；因新的生产技术的实施使劳动力大量剩余；或整个工厂长期亏损而至关闭、兼并、转产等等。下岗工人所领取的下岗费根本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最简单的而又能说明问题的数据之壹是南方某大城市的工人下岗费不足支付市郊私人房产壹间壹居室的房租的二分之壹。

下岗工人的人数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为壹千二百万，而实际数量据估计会达两千万。不论哪壹个数字准确，都十分巨大，再加上许多被迫提前退休者，就更为可观。

经过共产党的这壹番经济“改革”，有的国营企业稳住了阵脚，有的微有赢利，效率似乎上去了，但代价是什么？是劳动阶层仿徨的心境，无助的眼神和痛苦的呻吟。

经济改革的再壹个内容是认可私营企业的存在。本来这的确是壹个观念上的解放和進步。原先，他们的“社会主义”原则是绝对排斥私有经济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是经过了相当壹段时间实践和理性探讨，才最终放弃全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诉求，改以奉行混合经济形式，并且由此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现今，这个东亚共产党政权是否也是如此呢？

对所谓“混合经济”并不可“望文生义”地理解为部分国有经济加部分私有经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所推崇的“混合经济”，是指将某些社会性极强的项目由国家来办，其他主要由私人经营，并以国家干预的方式来扬长避短。关于这些在本文前面的壹些章节中已壹再叙及。

这个东亚共产党政权的“混合经济”其内在实质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大相径庭。这是由于它没有对其混合经济中的私有成分進行应有的适度的国家干预。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私有经济的禁令解除不久，政府对私有经济持宽松态度，即所谓“扶上马送壹程”，在银行贷款和税务方面都给予优惠。但当壹些私营企业颇成气候后，便用壹些方法進行控压，如原材料和动力供应。其实这前后作法都有偏颇。它反映出当局对私有经济的矛盾心态。从好大喜功的心理出发，希望它快速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当它的发展使国营企业相形见拙时，对它的疑虑又与日俱增。而更为严重的是以下几种势态。

它的“混合经济”中的私有经济并不是正常地形成和正常地发展。无论是私人创办还是名为集体企业实为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靠挂在某个国营单位名下，抑或私人向国家购买经营不善的企业，都存在着壹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政府部门对它们既打压又勾结。这既可以是整个部门的行为，也可以是部门中某个实权工作人员的个体行为。比如说，当某人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某个破产企业后，他必须按照预先某种形式的承诺向提供货源者（部门或个人）支付相当的酬金。当某个公司向政府取得开发某项产品的经营权时，那里面可能有为外人不知的壹揽子交易。唯利是图是私人经济的动力也是它的通病。当它被部门或个人以政权的力量榨取了许多钱财后就要用种种方法取得补偿。如果说它以偷工减料来获利会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的话，那么它回过头来压榨它所雇佣的员工就完全是它的家务事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实行的是正派的国家干预，它既不榨取私营企业，也不承认它的那种“家务事”。正像家庭暴力要受到警务司法机关的处置壹样，私营企业主如何对待它的员工，也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关注之下。然而这个远东共产党政权所实行的是邪恶的国家干预。它在榨取了私营企业后就放手让私营企业再去压榨它的员工。

国营企业的员工喘息在高生产定额之下，惶恐于日见缩水的福利项目之中，但相比之下，他们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境遇尚在社会的视线之中，当权者还不至于做得太离谱，否则也会受到他们的集体抗议。而某些私人企业的工人才真正是处于凄惨无援的境地。

南方某大城市郊区有间服装厂，它由几个人合资办成，靠挂在壹间国营农场的名下。农场某领导人任厂长，不做事支干薪。这间工厂制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例对待员工。如入厂必须先交壹笔保证金。做够三个月，保证金才可退还。工时长，工资低，劳保福利全无。辛苦壹个月下来，七扣八扣，所得无几，许多工人都挨不了三个月就离去。但这不要紧，继往开来的工人络绎不绝，而且，保证金不退，辞工之月工资不发，这无形中又为企业主增加了壹笔收入。工厂里的工人大多是来自远郊和外县的农村妹仔，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她们怀着满心憧景，离开那“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的沈重农活，希望凭着自己年青生命力的眼明手快在外部世界挣得壹份出路，但现实给予她们的却是冷酷的凉水。而相映对照的则是，不但几位合资人，而且包括那位不干事的厂长，及农场的某些干部都从这间服装厂的经营中获得了丰厚的所得，暗柜中的货币不得而知，摆明出来的是几年下来，服装厂盖了新的办公楼。他们几位也都盖了宽敞别致的私宅，购置了私家轿车。这类故事在东南沿海地区到处上演着，某些私营企业的劳工是生活在壹个次文化层，挣扎在社会的阴影之中。外界只大概地知道有这么个群体，但并不详细具体了解他们的疾苦，他们也没有能力向外界吐诉。于是，那许多痛楚呜咽都消失在被世间遗忘的角落里边。

私有经济之中还有壹类是外资、台资、港资企业。这类企业虽亦无任何劳保福利，但由于其产品外销，利润很高，故其员工薪资较同类国营企业员工为高。这类工厂的特点是工厂主对待员工的态度普遍严厉，少数乃至凶恶，动辄辱骂。其监督机制除用于严格劳动纪律外，还用于防止盗窃产品。出厂搜身是常事，盗窃行为壹经发现，除立即开革，并扣发工资外，还在厂内游街示众，并照相（脖子上挂着所偷的产品）在工业区张贴。工业区通往外部的路口设置检查站。凡辞工、离职或被开革人员携带行李离去时，壹律要开包检查。开工时，为杜绝壹切疏懒现象，厂的铁栅门关上。已经发生多次失火时由于铁栅门打不开而至烧死许多工人的惨剧。但这并不使其他厂主引以为戒，开工关门的作法依然我行我素。这些工厂里面的工人完全失去了人格，是不折不扣的会说话的但生产时间不许说话的机器。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景况复见于今。

经济改革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档次迅速拉开，这究竟是否正常，很值得商榷。看来既要研究拉开的原因，也要考察拉开的程度。对个别于社会有极大贡献的人（如重大发明创造者）享有优厚报酬，人们都会持理解的态度。但在50%的人为温饱而终日劳碌之时，10%的人却生活优雅出手阔绰；5%的人生活奢侈豪华，这就值得考虑了。劳动价值就该差那么大吗？至于拉开的原因就更值得研究。人所共知，这个政权的贪污受贿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尽管这胡天胡地地贪污受贿是它的制度所造成，但从表面的法律来看，它还是非法的。在此，我们讨论的重点只是那种合法的巧取豪夺，以及改革开发政策幸运儿之类。

合法的巧取豪夺是政府官员、企业主管之类人物的拿手好戏。政府的经济官员利用价格双轨制、计划外销、利润留成等途径为企业赚了钱，然后给自己发高工资，高奖金和公款购车购房私用，以及公款出国，名为考察实为旅游等等，这壹切都是合法，与贪污受贿沾不上边。政府行政官员也搞“壹家两制”，“老子做官，太太子女经商”。商机信息由老子提供，太太子女捷足先登，目标准确地下海弄潮，自然收获极丰，这也是合法经营，至于那些私营企业主残酷榨取劳工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是合法的了。

房地产价格这几年来壹直居高不下，也使壹些经营者大发其财。许多民主国家里(包括新加坡等)，商品房的兴建是以解决中下层的住房问题为宗旨，因而利润极低，或者无利，甚至政府补贴。而此处经济改革中的商品房兴建可获高达百分之几十的举世罕见的利润。其客户当然也主要是贪污受贿者、巧取豪夺者了。由此，可以说，这种商品房经营实际上是暴富阶层中的利益再分配。壹个国营工厂用公款购买高档商品房给厂长、书记、主任们比工厂自己盖房给他们住无论从哪壹个角度去考量都要妥善得多。

经济改革还造就了许多时代的幸运儿，他们并没有特权，也不会长袖善舞，更无能力巧取豪夺，但却莫名其妙地壹下子富起来。例如大城市的近郊许多地段被房地产商看中，他们以极优惠的条件取得这些地段的住户的合作，铲平原有旧房，盖起高层。尽管他们为此付给原住户高额补偿金，但由于商品房价格高，客源充足，获利仍然甚丰厚。那些原住户也因此番变动壹下子暴富了。

又如在沿海壹些经济开发区、工业区，许多村社盖了厂房让外商来开厂，收取高额厂租。但由于此处劳动力价格比国外低廉，厂租再贵也比国外便宜，故许多外商都争相来此办厂。除了厂租以外，村社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分取外商厂的利润。于是乎这些村社的原住户都很快富起来。掌握大权的村长、乡长当然分到了利益的大头，不久都盖了豪华别墅。壹般农户也沾了不少光。翻修旧房或建新房。地也不必种了，租给南来的外地人去种，他们则坐收地租。每年靠收租和年终分红也可过得很不错。

以上种种合法的巧取豪夺者，和幸运儿以及贪污受贿者就组成了“先富起来”的人群的主体部分，约占人口的15%。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自由、公正、团结相助”。而公正则是基本价值中的核心。社会民主党的仁人志士们为了追求公正而锲而不舍地奋斗几十年。如果他们得知壹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远东共产党政权所搞的经济改革就这样对社会公正肆意嘲弄、践踏时，真不知道会痛心到何等地步。

当壹个社会里公正荡然无存时，反抗的行动必然随之产生。少数有强烈正义感的人们指责社会的不公，要求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但这壹指责必然会带有反政府的色彩，因为正是由于政府的种种政策措施而导致不公的空前加剧。显然，这些指责者的命运只能是受到政府的镇压。

更多的人则是从另外壹个方向反抗不公，但不是正义的方法，而是犯罪。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持有这样的逻辑。既然有钱有势的官可以贪污受贿，可以巧取豪夺，既然那么多幸运儿可以莫名其妙毫不费力地发家致富，那我为什么要去为基本口粮而辛苦劳碌？我为什么不可以走捷径去壹夜致富？什么法律规范，什么道德品质，见他的鬼去吧！那些当官的大肆攫取时，何尝讲了法律道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没门！

于是，走私贩毒、倒卖文物、拐卖妇女儿童、制造假药假酒等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的致富方式都创造发明出来。但有人觉得这种骗诈型还不够干脆利索，暴力型可更快见效。于是哄抢火车、拦路打劫、入屋偷抢、杀人越货等血腥手段都使了出来。

刑事犯罪是任何社会都要予以惩罚的，这个惯用高压对付任何异动的东亚共产党政权更不会手软。十几年来，年复壹年的“严打”把成千上万的人拖上刑场。为了凑数，为了震摄，经常把扒手小偷、甚至并无前科，只因饥寒难熬第壹次偷窃就失风的倒霉者也判处枪决。政府在与犯罪分子较劲，看谁够狠。大赦国际统计数字指出，这个政府每年处决的人数，不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其实大赦国际所能拿到的只会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真实的数据有待以后解密之日的到来。

然而，尽管“严打”处决是如此的严厉，犯罪分子却仍然勇往直前，何故？

壹千几百年前，魏征对唐太宗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浚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下虽愚，知其不可。”的确，不积德义，即不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如何会安宁？当政府官员们用各种各样手段敛聚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而让大量民众在生存线上挣扎时，光是处决监禁又如何能煞绝铤而走险？

难道说千百年前的封建大臣都懂得的道理，这个共产党政权反而不懂？当然不是。“非不知也，实不为也。”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政权实行的是最恶劣的组合﹕壹党专政加官办经济和放任主义。壹党专制的条件下，使官办经济和放任主义中最恶劣的因子都高度激活，而官办经济和放任主义又反过来巩固了壹党专政。因此，即使经济改革导致社会贫富悬殊和刑事犯罪严重，它也不会终止这个改革。刑事犯罪即使在最优秀的社会里也不能根绝。但是基于个人品质的恶劣和主要基于社会制度的恶劣而导致的刑事犯罪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内涵。

党内的僵硬派也曾经出来指责这壹切。他们说从前人民共和国是如何好，如何安宁。而当今这种社会乱像丛生的改革是多么糟糕。这些人士的口吻似乎与民主志士们都不乏壹致之处。然而，姑且不谈民主志士们不会认同他们对昔日的怀念和颂扬，就算今天的党内当权派也不会赞同他们要求复旧的主张。

这个党曾经用意识形态维持了壹段相当稳固的统治。由于他们的内斗和進步思想的冲击，使其意识形态业已破产。就是说他们既不能用“思想教育”来使广大民众对这个党无限崇敬，也不能以壹种“理想追求”来造就壹批为维护政权而奋不顾身的干部。在当今要想维护这个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特权，就必须让各级官员们有许许多多的大大超出壹般民众的利益，他们才会去为维护这个党、这个政权而战。如果像党的僵硬派那样做，要党的干部们都恢复到“伟大领袖”时代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那么他们绝大多数都会立即撒手不干。试问，在目前壹些敌对分子总想夺取我党手中的政权，在许多群众由于种种原因对我党有误解的情况下，如果我党的干部队伍再壹分解乃至流散，那么我党的政权还如何能巩固？

于是，党会对那些贪污受贿数额大而又无政治根基（不是党的老干部子女）的干部下手，希企用他们的血洗出共产党廉洁的形象。胡长青、成克杰等人遂成刀下鬼。同时党对其他使用“合法手段”者，则完全采取认可的态度。

早在东欧巨变之后，这个东亚共产党政权就以纪录影片、文章、报告会等形式向它的干部渲染东欧巨变给那里的共产党人所带来的灾难。其实，东欧巨变不像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原共产党的官员，非有刑事犯罪者都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当然他们的特权没有了。高高在上的威仪没有了，大大超出壹般民众的经济利益也没有了。有的还比较落魄。如壹些前“克格勃”成员在特务机关解散以后，由于没有技术专长，壹时找不到工作而踯躅街头。这壹切本来都很正常，但是在这个远东共产党看来却是壹场变天灾难。它告诉它的党员﹕那些搞民主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壹旦让他们得势，妳们就会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它告诫它的党员，要坚定立场，不要听反革命分子的惑众妖言，要团结起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否则……

1989年是个清晰的分水岭。那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脱胎换骨，自动放弃特权，走上了改宗重生的道路。这边，壹个远东的共产党政权也完成了从政党到纯利益集团的蜕变。共产党政权的上层与其中下层作了个壹揽子交易﹕上层认可中下层用种种“合法”途径去猎取财富，中下层以充当上层的卫士作为报答。使上中下层能抱团在壹起的粘合剂就是利益。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难道上层就没有猎取财富的需要？当然有，而且更加“合法”。所不同的是中下层的合法需要得到上层的认可，而上层则是自行认可。比如工厂的厂长书记主任们要通过压缩工人的工资额，削减福利项目等来使企业赢利，从而可以挤出为自己购置宿舍（高级商品房）和出国考察的资金，上层认可了他们的这些作法。但省、部、中央级的高官们根本无须这样做，他们种种优厚的待遇按规定直接由国家支付，列入财政开支，因此绝对“合法”。中下层官员们活动大多直接暴露在民众的目光之下，他们行动的“合法性”往往会受到民众的质疑。当工厂里许多工人下岗，当许多工人壹家大小年复壹年地挤在狭小的宿舍里，难道厂长、书记、主任就该过得那么阔绰？这合法的作法显然不合理。然而，上层官员的壹切活动则在民众的视线之外，也就不会受到质疑。不过中下层官员，尤其是中层官员会知道。知道者眼红，被知者心虚。于是壹个通情达理的默契就这样建立起来﹕上层对中下层的“合法”敛财行为必有越来越宽的解释和保护，中下层对上层则报以维护和遵从。

这里还有壹个疑问，就是即使整个共产党已经堕落成为壹个利益集团，但为了利益长存，也该做壹些疏浚泉源的工作，让利益之水长流才是聪明的作法。为什么他们反而有那样的荒唐作为呢？从根本上来说是官僚阶级无视民众的疾苦，从具体上来看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社会财富既定的前提下，要显著改善广大民众的生活，就必然要分割富裕阶层的既得利益。作为这个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中下层官员对此会坚决反对的。如前所述，倘若无视这种反对而强行推行的话，将危及政权。是得罪民众抑或得罪中下层的“袍泽”们？上层在这条选择题中选了前者。事实上，即使个别上层人物想铁面无私地改变某些状况，就算没有危及政权，也会在各个利益集团的抵制下失败。比如，商品房问题就可列为典型。城市的商品房单价大多在3000到6000元/平方米。壹套两居室的售价起码十几万元以上。这对于南方最大城市平均工资为750元/月的工人家庭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即使是双职工户，即使工资数倍于这个平均值，也只能望楼兴叹。要使兴建住房真正为民造福，房价必须大幅度下降，不但不应搞高利润，甚至连保本也不行。因为在成本中就已经列入了大量不应有的为涉业各方捞取利益的开支。否则就无法解释八十年代初房屋造价还只百多元，十多年后就翻了几十倍。可见，要使商品房价降到真正合理的价格，就必须动极大的“手术”。但这样势必会遭到许许多多个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根本不可能实施。事实上这个政权所搞的“经济改革”其危害民众利益的流弊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已经不会有哪个人甘当和能当现代王安石。少数稍有良知的，行为有所节制，大多数人则尽量捞钱，并把子女送出国，把财产转往国外。明末之际，剿匪御北之军饷短缺，国库空虚，而皇亲国戚大臣们却家道殷实。明毅宗向他们筹集军饷，虽打躬作揖、声泪俱下，也难使之动容。明亡君当亡，而我未见会亡，改换门庭怎不见得又有壹番前程？倘若眼下奉私产于明廷，而明亡依故，岂不两头皆失？这种思维逻辑，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精巧聪明，对于明廷，对于民族命运来说是无耻和疯狂。管它那么多，有钱尽量捞，其贪污受贿的方法竟发展到鲸吞救灾巨款和卖官鬻爵。即使有朝壹日，载舟之水变成复舟之水，我也可以逃出生天到国外已预先构筑好的美巢怡养天年荫及后代。可见，这个共产党政权已经不仅堕落为壹个利益集团，而且还是壹个疯狂无耻的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已经把国家胡弄得天昏地暗，社会公正荡然无存。官僚阶级的腐败恶臭已燻污了整个民族。社会道德水平呈全方位低下。团结相助已成稀罕物。个别助人为乐的好事淹没在大量的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之中。不仅穷人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由，连富人也失去了享乐的自由（治安不靖，不敢轻易到郊外游乐）。这种社会状况不但增加了民主转型的难度，甚至也使转型之后治国安邦将面临各类巨大的难题。

社会在变动发展之中，这个东亚共产党政权也不会例外。推测它究竟会怎么变呢？有人认为它会变成社会民主党。如果真能如此，那确实是国家、民族，也是这个党自身的幸事。然而这可能吗？社会民主党最核心的理论是政治多元化，摒弃垄断社会公权力。这是这个远东共产党无法逾越的关隘。

持有可变论的人常会拿东欧巨变的诸共产党来作类推，却忘了这些在四十年代后半期由苏军刺刀支撑起来的共产党政权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其专制政体的稳固程度比这个远东共产党政权脆弱得多。欧洲文明中民主因子的渗透壹直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以致在1968年有“布拉格之春”。而远东共产党政权则得益于浸满著封建意识的民族传统。其领袖的画像曾取代昔日各类神像而受到壹些民众的顶礼膜拜。

持可变论者还拿苏俄来类比。既然列宁主义老巢里的苏共都可变，那这个远东共产党为何不会变？不错，是所谓的“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他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相对比，不同之处有﹕布尔什维克曾参与推翻沙皇封建政权的革命，而这个远东共产党并无推翻封建王朝的壹箭之功，并且最后被它颠复的却是亚洲的第壹个共和国。斯大林政权的恐怖整肃运动主要是三十年代的几年之中，而这个远东共产党的肃整运动则从五十年代初绵延至七十年代末，长达近三十年的漫长恐怖岁月。苏共内曾有赫鲁晓夫的改革，这改革最关键的内容并不是放尽了西伯利亚流放地的政治犯，而是对恐怖制造者的彻底揭露和抨击。而这个远东共产党的改革尽管也释放了昔日的政治犯，但由于对恐怖统治的元凶─“伟大领袖”的刻意维护，从而也就维护保存下了政治专制的基因。苏共还没有做出过用机枪坦克大规模屠杀和平集会的学生、民众的事，而这个共产党政权却在1989年整个世界呈進步变革的大好局面中悍然進行了壹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尽管苏共已变，但这个远东共产党政权难变。它自知事已做绝，转圈实难，只能是壹条道走到黑。如果说捞取经济实利是这个政权的上中下层官员抱团犹斗的动因，那么对于其上层来说则还有壹番更深层的考量。

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政权作恶太多，罪孽深重。在政治迫害方面，昔日有连绵近三十年的肃整运动，近期有1989年的大屠杀。处置刑事犯罪的十几年“严打”，也冤杀了大量轻罪犯人，而他们自己的贪污受贿则浊浪涛天，真正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在这种局面下，这个政权的上层感到他们只有壹条路可以走，就是死死地保住政权，绝对排斥民主政治。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这顶帽子扣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多党竞选的议会政治的头上，然后予以绝对否定，并宣称只有他们那种给国家民族业已制造过，而且还在制造无穷灾难的反历史潮流的以军队警察作保镖来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专制政体是最民主的。无数的谎言，无耻的狡辩为的都是保住政权。只有政权在手才可以使那血腥的“黑匣子”永远关上。否则，壹旦“黑匣子”打开，那无数恐怖血腥的暴行将不再是人们的估计和坊间的传闻。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将激起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铺天盖地的谴责和严正的审判将随之而来。对于那些参与过暴行的人，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特权和奢华生活享受的失去，更可怕的是无可逃避的审判和惩罚。故此，保权、保权、再保权，不惜壹切地保住权力是他们绝对的宗旨。由此而使出他们的浑身解数，从欺骗到镇压再到“改革”。可见，这个共产党的某些头面人物曾时时对它的干部号召“出以公心”，那只是欺世盗名的无耻伎俩。因为壹党专政就是最大的“私”。在这个最大的“私”的下面，分布麇集著各式各样的“私”。真正要出以公心，就应该放弃这个最大的“私”。然而这个最大的“私”,正是它的命根子。百般维护仍唯恐不及，要它放弃，无异与虎谋皮。

当今我们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对着不同的政治现实。他们面对的是承认民主原则，但费尽心思地对民主的内容予以压缩的资产阶级政权。我们面对的则是根本否定民主原则，其政治专横程度有甚于沙皇和满清的共产党政权。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考虑用和平过渡，和平改良的办法去改造社会，而我们则完全拥有以非和平手段去终结这个绝对反民主政权的法理根据。

然而，武装革命应否予以实施，除了法理性以外，还应考虑可行性。如果说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已从军事角度考察认定欧洲工人阶级已经不可能用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那么今天我们更不可设想人民起义可以战胜最现代化的镇压机器。当年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确比我们幸运得多。因为即使在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社会民主党人都可以用其它方式進行活动，更遑论在其他相对正常时期了。他们可以出版刊物报纸，可以集会游行，可以组织政党，而我们则什么都不行。“报禁”、“党禁”仍在严厉施行之中、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力量组织人民起义，似乎也没有可能去進行和平改良。这好像是散布悲观论调，照这么说，我们就壹筹莫展了吗？当然不！或许，我们正是要進行壹种创举﹕以和平手段去变革壹个专制政权。

这个东亚共产党政权固然专制蛮横，但它存在至今，在整个世界進步潮流的冲击下，它也有区别于典型封建专制政权的地方。这表现于﹕最高权柄不能世袭﹔建立了退休制度﹔有普选制的外壳﹔有私有经济的部份存在消蚀着它的统治基础等。社会民主主义者应从这些区别去求索和平改良的方法途径。

这个共产党政权的某些上层人物要“壹条道走到黑，绝不回头”，并不等于这个党和政权就永远不变。当那些劣迹斑斑的上层人物终究因自然法则不再掌握权柄的时候﹔当那些在“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的金科玉律下纷纷走入上层权力圈的“太子党”们也已式微时，这个党就会变，就会在历史的潮流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党和政权在目前不会变，并不等于它的全部党员和官员都坚决与民主潮流为敌。1989年代大屠杀时，党内高层就有不少的官员将领反对镇压。这说明早年加入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人中不乏热血青年。几十年后，其当年理想尚未完全泯灭。这些人士应该是民间民主力量争取合作的对象。尽管他们年事已高，但完全可以某些形式发挥其特有的巨大作用。在近几十年来，因这个党的所谓“知识分子”政策而跻身于官僚阶层的人群中也有尚存良知者。在壹定的政治气候下，他们会冲破原本的政治茧壳，展开另壹番作为。即使是大量的原本基于经济利益而抱团在这个官僚阶级中的人们，壹旦发现形势不对，也会改弦易辙。以经济利益为生活导向的人大多是工于心计，善于权衡利弊之徒。当他们觉察给予他们超量经济利益的原有政治格局已确信不能维持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去殉葬，反而会反戈壹击。显然，民间民主力量应该策略地对待他们。

怀着让民主阳光早日沐浴我们国家的理想而奋斗的人们，要更有成效地尽快地实现民主变革，须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换言之，应把我们的努力汇集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潮流中，从而得到这个潮流的促進。不可年复壹年无了期地消极等待那个共产党自行脱胎换骨为社会民主党。而应该由民间力量及时地组成我们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并诚挚地欢迎原共产党的成员服膺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加入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在政治重生中施展他们的才能和抱负。

从“伟大领袖”到“太上皇”再到“梳头总书记”，其权威的力度无疑是壹个递减数列。可信，“梳头总书记”之后，将继续递减。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要尽壹切努力使这个递减率增大，使之尽快减为零。其为零之日，就是壹党专制寿终之时。然后就由真正通过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治力量去治国安邦。但愿那会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

壹党专政终结后，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都可无束缚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经济诉求。但由于共产党多年的伪改革留下了壹个烂摊子给民主政权，治国安邦绝非易事。富裕阶层要维护它的既得利益，而这个利益中有正当部份也有不义之财。贫穷阶层要求改善生活，但也有可能向民主政权提出过高的要求。如何平衡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要求，在力求实现“自由、公正、团结相助”的基本价值时又使社会平衡发展，这将考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智慧和能力。

在引進市场机制时如何防止自由放任主义的犯滥﹔在把国营企业私有化时，如何避免流弊﹔在实行国家干预时，如何防范官僚主义、长官意志﹔在保障私有财产时，如何处置不义之财和杜绝巧取豪夺﹔在建立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如何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力和民众的道德水平等等。

尽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我们坚信，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我国社会民主党人壹定能兢兢业业、锲而不舍地探索進取。不断更新并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从而具有无穷生命力的社会民主主义不但能够指导我们去实现国家的民主转型，而且还能指导我们把转型后的国家治理得繁荣美好。

结论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首往昔，可知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气势磅礡的历史潮流是怎样逐渐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任何人的专利，不为某个人所独创，不与某个伟人的名字相连接，而是凝结著千千万万壹代又壹代仁人志士的心血。它发源于欧洲西部，由无数小溪汇合成滔滔的长江大河。然后冲向全世界，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社会民主主义这个经过千锤百炼的理念是社会的瑰宝，是人类的骄傲。它不断发展，不断更新，因而也就具有了无穷的生命力，永不陈旧，永不枯竭。

有人说，二十世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因为萌发于十九世纪中业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取得了卓著的决定性的胜利。这讲得很对，而且还可以说，新的世纪将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因为在新的世纪里，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包括那个目前仍然喘息在共产党壹党专政下的东亚古老大国，也壹定会换上社会民主主义的瑰丽颜色。

1999年11月社会党国际第二十壹届世界大会发表了《巴黎宣言》。在此节录这个宣言的核心理念作为本书的结束。

“随着冷战时代两大政治集团对抗的结束，共产主义模式的退出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人们团结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旗帜下，寻求资本主义之外的另外壹个选择。这给予我们左翼民主党壹个新的机会去追求实现公正、自由和团结的理想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自从诞生起，就壹直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我们承认和尊重市场所具有的创造力和效率。但是市场本身对于人类福祉没有价值，只有在它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时候，也只有当最大多数的社会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潜力得到发挥的时候，市场经济才会持续繁荣。”

“我们看到，在某些社会中既有专制制度也有市场经济，而所有的民主制度的社会必然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不会将市场经济等同于民主。市场经济追求的是最大利润，而我们追求的是包括其他的人类价值，是全社会在教育、健康、文化上的共同進步，这反过来又会促進经济的持续繁荣。”

“我们坚信政治有责任在全世界都要捍卫基本的人权，反对以国情特殊的名义剥夺别人的基本人权。”

“我们对社会公正与公民自由的信仰，将我们区别于，而且使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理论。”

“我们将致力于建立壹个更公正、更自由、更和谐的社会。”

多年来，壹直心仪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成就，对那壹代又壹代社会民主主义志士的探索奋斗精神充满了钦佩，亦曾设想把这些心绪整理出来与朋友们交流，但终因绝大部份时间用于做工维生，很有限的工余时间又忙于另外壹些事务而未能如愿。

近期，壹些朋友十分热衷社会民主主义的讨论。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觉得不应再蹉跎延宕，遂把所有工余时间都转向于此，并每每熬到深夜凌晨。

这本书谈不上是著述，而只是笔者把阅读了壹些历史、理论书籍之后所产生的思索、见解和对现实的评判，对未来的预测用文字记录整理出来而已。希望它能提供给有兴趣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朋友参考，也相信它的抛砖引玉效应会很快发生。不久，更为系统、全面、深刻的有关着述就会问世。

考虑到我们的国家里还只是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占大多数，而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只有在大多数人的参与下才能取得成功，故本文力求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句式，使之较易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此书虽小，但对于作者来说已经是力不从心、力不胜任的重荷。不但学识肤浅，亦无窗明几净的条件可言。往往要在工间小歇的纷杂环境里進行行文构思，也只能在工余后拖着疲惫之躯去遣词造句。故此本书无论在理念观点上或在各种史料的引用上都不乏粗疏纰漏之处。笔者愿以此书求教于各方朋友，尤愿聆听各界人士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