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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变与变善---欢迎变向儒家来

   人的认识能力、智慧水平会随着知识、学问、年龄、阅历的增加而不断发展和提高，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各种思想观点立场等等，也会因此而不断发展和变化，有的甚至产生根本性原则性的变化。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只是一般人往往不愿意正视、顺应这种变化，或者由于个人层面、利益层面的原因，明知原来的思想观点以及文化政治立场有错而仍然顽固坚持到底。只有具备相当道德内力的大丈夫，才能够根据良知的“命令”、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地自我修正自我改良，不断地向更好、更高、更正确的方向“变”去。

   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的“善变”十分欣赏，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梁启超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梁启超自己就是一个“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善变的豪杰，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都很“善变”：他支持过康有为的维新改良又支持过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他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过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复辟；他拥护过袁世凯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起兵反袁；他大力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后来又认为要用东方文明拯救中国乃至世界……。

   但是，梁启超善变中有“不变”，他那强烈的传统士大夫式的精神气质、自省意识和责任意识，那救国救民的宗旨和动机，终生不变，善变的背后有其“内在的一致性”、道德的坚定性。

   不可否认，不少人缺乏梁启超那种“内在的一致性”道德的坚定性。他们的变，或许是出于个人利益考量。那也不要紧，只要其思想观点文化政治立场是向好的、善的、正确的方面“变”，就值得欢迎、鼓励和支持。这方面应该“论迹不论心”。

   比如某些马克思信徒向儒家靠拢或者“出”马入儒，即使是投机性势利性的选择，是见风使舵政治投机，也值得欢迎、鼓励和支持。这总比坚持错误顽固不化好，况且，焉知他们不是真正认识到了“今是昨非”而发良知之光向真理靠拢？动机是最为隐秘、内在的“东西”，外人很难准测。动机不是绝对不可以追究，而是追究时要特别慎重小心，以免产生“诛心之论”。

   “出”马入儒、皈本于儒，值得欢迎；某些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儒家予以局部肯定和“有限赞美”，也值得欢迎。这总比原教旨“马家”的“焚书坑儒”好，也比某些基督徒及自由派完全排斥和反对好。不好说“局部肯定有限赞美”者，即使是“完全排斥和反对”者，只要他们的反儒停留在思想言论上而没有发展为“焚坑”之类行动，我们就要对他们的言论权和选择权给予充分的尊重。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象大舜这样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就无限向往坚决奉行的人，多乎哉不多也。绝大多数人从闻善见善到求善行善，往往有一定过程。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会相当漫长。由于世人习深障重，或自身有过有恶而不知，或知过而一时不能改、知恶而一时不能恶。只要不“择恶固执”、不一条道走到黑，善门就为他们开着。

   另外，随着认识能力智慧水平的提高，某些人的道德品质也会产生变化，从小变大或者改恶从善。这种道德“变善”同样值得鼓励和敬佩。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而改之，善莫大焉。不知过不知恶则已，知则改之；不知善不知义则已，知则“好”之为之，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能够改邪归正改过自新，也不愧大丈夫呢。

   天大的错误当不得一个悔字和一个改字，不要把任何人看死了。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穷凶极恶的“屠夫”都有可能放下屠刀、有机会成德成佛，何况一般人士？佛门广大，儒门更加广大。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善变”和“变善”，在思想观点以及道德品质各方面不断向善处、高处变来，向儒家变来。

   本文也算是东海对方克立先生及其门下众弟子的期望和勉励吧。他们虽然仍持“马家”立场，却都对儒学作过一定研究，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只要有勇气跳出利益小圈子，摆脱一时小面子，在文化上认祖归宗，难乎哉不难也，至少不会比一般人士更难。他们认仁归儒以后，还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优点和长处带入儒门，于个体致良知、于社会“致良制”都大有裨益。2010-7-6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07/06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