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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罪人毛泽东（东海随笔八篇）王夫之说：“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五代中第十六条”）

   桑维翰何许人也？此人字国侨，洛阳人。唐庄宗时进士，石敬瑭用为掌书记。清泰三年（936），石敬瑭叛唐，他主谋引契丹兵为助。石敬瑭即位，累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等。执政期间，又力主臣服契丹。

   石敬瑭向契丹称臣割地一事，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深远，影响中国至少达400年。王夫之认为桑维翰这个帮凶，比主凶石敬瑭更为罪大恶极，原因在于石敬瑭本来没有那样的意愿，是桑维翰主导的。因此王夫之对它恨之入骨把它称为“万世之罪人”。

   其实王夫之有些大惊小怪了。他是没有机会领略毛泽东的厉害啊。毛泽东才有被称为“祸及万世”的“天下之罪人”的资格。“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毛泽东当之。”罪大恶极，万死莫赎，万劫莫解。与毛泽东相比，桑维翰不过小巫而已。

   毛泽东的罪，不仅在于利用日寇入侵之国难发展武装力量，不仅在于“内斗内行”灭亡民国，不仅在于臣服斯大林，也不仅在于饿死几千万国民……他最大的罪恶，一是推崇马列主义，把亚西方的恶性异端推上宪位；二是大革文化之命，把中华的文化和道德深度摧毁。

   这两件事才真可谓“授予夺之权于夷狄”、“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可谓“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贻祸无穷，人胥为夷。”毛泽东伤害的不仅是人的生命，更是良知慧命。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是一种反文化反道德反教化的“教育”，很容易把人变成变成恐怖的政治动物或龌龊的利益动物，等于断绝了明明德、致良知的可能，对于“杀死”了人的真心本性。2011-7-9

   尤金娜与斯大林据前苏联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一书介绍：着名钢琴演奏家玛莉亚•尤金娜弹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的唱片受到斯大林的欣赏，收到一个斯大林指名道姓送来的装有两万卢布的封袋。尤金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竟然写了这样一番话：

   “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据说，当局将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只要领袖稍有表示，哪怕只是皱一下眉头，这些秘密警察就能立刻叫尤金娜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斯大林读了这封信之后，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把信放在一边，毫无表情，拿在手中的烟斗，一直未送到嘴边，只是慢慢地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来回地踱步，甚至连旁边人所等待的皱眉头的表情也没有出现。

   奇迹就这样出现了，尤金娜竟然什么事也没有。直到伟大领袖被发现已经猝死在别墅地板上的时候，身边的唱机上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着的仍是那张《莫扎特：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的唱片。（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文化、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只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力量，才能面对天下滔滔的马列邪说和红色恐怖而保持尊严大义凛然，同时，它也说明斯大林的狭隘残暴和恐怖程度不如毛泽东，前苏联对本土文化（及道德信仰）的摧残程度逊色于文革。前苏联能够比较彻底地摆脱马列教义而凤凰涅盘，根本原因在此。2011-7-13

   轻薄为文哂未休文革全面消灭了中华文化，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尊严和良知信仰，摧残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国民的头脑----不仅缺德，而且缺智，缺乏思想、文化常识，丧失了分辨是非黑白的基本能力。他们一方面错认邪说为真理，错认鹰熊为英雄，一方面误把“圣经”当坏书，误把圣贤当盗贼。义理最圆融的经典、人格最圆满的圣人，也“经不起”这种人的“批判”啊。

   某刊发来一文“欢迎批判”，说“这是展现你的才华推广儒家思想的大好机会”。该文开头写道：

   “《论语》里的孔丘，怯懦，自私，世故，滑头。得意时有得意的骄横，失意时有失意的卑怯。把当时王朝末日通常有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说成是礼崩乐坏；把姬姓周室理所当然的衰亡，当作是末日降止。满心想着仕途，嘴里却说得比伯夷叔齐还淡泊。明明是锦衣玉食，却装模作样地声称安贫乐道。”（李劼《中国文化冷风景》）

   略予浏览，发现该文对《论语》的解读、对孔子的批判完全不顾基本常识，水平比五四反孔派差得远，与文革红卫兵差堪仿佛。轻薄为文哂未休，这种文字于孔子何伤，于儒家何伤？暴露的恰恰是作者的轻浮。

   轻浮原是小人常态和文人恶习，这种嘲笑圣经诋毁圣人的轻浮特别令人厌恶和不可救药。如果才华需要借助对这种文字的批驳来展现，我宁愿守默。就像看到一个不堪一击的小混混炫耀武功一样，教训他一顿反而抬举了他。只是不由得齿冷，并感到深深的悲哀。这些无知无畏的反孔人士，这类完全不值一驳的劣质文字，居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重，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2011-6-29

   王夫之对赵苞的批评公元177年（东汉灵帝熹平六年），赵苞为辽西太守，派人去接老母及妻儿来郡，不意被屡为边患的鲜卑人劫获做了人质。当赵苞阵前突遇老母，悲痛欲绝，但他遥谢母亲说：“惟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其母说:“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赵苞即时进攻，击溃敌人，而老母、妻小因此被杀。事后赵苞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呕血而死。

   这就是着名的“赵苞弃母”的故事。忠孝不能两全，两难选择。赵苞虽然有负孝道，呕血而死也“够意思”了。还能怎么样呢？

   赵苞在敌人大兵压境、母亲被劫作人质的情况下，不顾母子私恩，奋力与敌作战；其母则鼓励儿子以国为重，奋勇杀敌。在官方和民间的普遍认知中，赵苞及其母亲都是作为深明大义、不顾私恩、为国为家、公而忘私的典范宣传的。他们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广受赞扬。

   但也有不同看法。蔡东藩认为赵苞应该作更好的选择。他在《后汉演义》中说：

   “赵苞之弃母全城，后人多悯其全忠，而惜其昧义；夫君与亲一也，亲不可弃，犹之君不可忘，为赵苞计，不如退兵守城，徐为设法，或啖以重利，或佯为乞降，务使母得生还，然后再谋却敌；万一不能如愿，则为君弃母，亦为后人所共谅，奈何锐图杀贼，忍视老母之遽膏锋刃乎？故苞之失不在于昧义，而在于少智；设令智士处此，当不若是之冒昧进战也。”

   蔡东藩为赵苞出的主意确实比较智慧，但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须知他面对的是鲜卑人首领檀石槐，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不论是“啖以重利”还是“佯为乞降”，“使母得生还”的可能性都很小，更可能弄巧反拙丢了全城。

   王夫之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是没有两全之策的，“若苞者，无可为计，虽君子亦不能为之计也，无往而非通天之罪矣。”无论怎么选择，赵苞都是罪人。赵苞之罪，不在于他阵前弃母，而是在他把老娘带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绝塞”，置母亲于险地。

   赵苞这么做，如果是为了母亲的“口腹”，那是“禽虫之爱”，如果是为了母亲的“荣宠”，那是“市井之得金钱而借亲以侈华美者之情”，不论为的是什么，赵苞“奉衰老妇人以徼幸于锋镝之下”，都是“罪通于天”。下面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原话：

   “论为子为臣之变，至于赵苞而无可言矣。何也？若苞者，无可为计，虽君子亦不能为之计也，无往而非通天之罪矣。以苞之死战，为能死于官守；苞与手刃其亲者均也，为此论者，无人之心。以苞当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于鲜卑；分符为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虏，终身陷焉，亦不可谓有人之心也。故至于苞，而求不丧其心之道穷矣。此谁使之然哉？苞自处于穷以必丧其心。故曰无往而非通天之罪也。

   为人子者，岂以口腹事亲乎？抑岂敢以己之荣施及其母为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之方，虽劳不辟，虽死不辍，而况于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东武城人也，所守则辽西也。母所居者，中国之乐土，苞所守者，鲜卑凭陵蹂践之郊也；胡为乎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绝塞哉？苞于此已不复有人之心矣。以口腹与？禽虫之爱也；以荣宠与？市井之得金钱而借亲以侈华美者之情也。疆寇在肘腋之间，孤城处斗绝之地，奉衰老妇人以徼幸于锋镝之下，苞之罪通于天，奚待破贼以致母死之日邪？故曰：正其本，万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并命于危城，苞虽死，其可以逭中心之刑辟哉？

   或者其愚也，则君子弗获已而姑为之计，当羯贼出母示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剑以死，委战守之事于僚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计也，则犹可无余恶也。虽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2011-7-12　

   炫富诉贫皆可耻炫富是可笑可耻的。炫富的往往是小规模的暴发户，而且素质很低的那种（传统型富豪对于各种豪华早已习以为常，素质、层次和品质较高者，即使侥幸暴发，也不至于拿财富来炫耀。）是富而不贵、微不足道的“物人”和跪倒在物质财富面前的跪族。

   诉穷诉苦同样是可笑可耻的。古人云：“安贫者不自觉其贫,即真贫者亦不肯自言其贫也。惟不贫而求富无厌者，乃惟见己之贫而常言之,其人品卑鄙已甚。又有一种人,欲诉己之贫,而更张人之富以形之,其心术益不可问矣!”（清史洁珵辑《德育古鉴》）

   《笔畴》曰：“贵人之前莫言穷，彼将谓我求其荐矣；富人之前莫言穷，彼将谓我求其福矣。”《昨非庵日纂》载：“胡文定公家至贫，然贫之一字，于亲故间，非惟口不道，手亦不书。尝诫子弟曰：对人言贫者，其意将何求？汝曹志之。”胡文定公即胡安国，南宋着名经学家和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有句名言： “为学必以圣人自期，为政必以宰相自期，莫将第一等事让与他人做。”

   东海素以“三要三不要”要求自己：有过要快改，有错要快认，有债要快还；不要求人，不要勉强人，不要向任何人诉贫诉苦。大半辈子过去了，很欣慰自己基本上做到了。2011-7-12

   应该认真，不必加班做事认真工作勤奋应该，偶尔加班加点也无妨，但如果习以为常动辄加班，就未必值得鼓励----不论是单位规定还是个人主动。《汉书•薛宣传》有这么一个故事：

   “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一笑相乐，斯亦可矣！’扶惭愧。官属善之。”

   薛宣字赣君，东海郡郯县人，汉成帝时，做过中丞、临淮太守、陈留太守、御史大夫等职，后来位至丞相。当他任左冯翊（相当于首都市长）时，贼曹掾（相当于治安处长），放节假时放弃休假主动值班，薛宣劝导他：礼制重视和睦，人道崇尚通达。假日官吏休息的规定由来已久，单位虽有公事办，家人也望你重感情。你应该跟大家一样，回家与妻子儿女，摆上酒菜，请邻居吃喝，说说笑笑乐乐。张扶听了很惭愧，大家听了很高兴。

   于此可见古代儒家官长的通情达理。2011-7-3

   新中体西用相对于“纯传统”路径和 “纯西方”追求，东海选择的可称为第三条道路，貌似不够纯儒，实则儒家百分百，中庸百分百。

   有人认为东海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差不多，其实形同实异差的远。因为张之洞是把君主制视为体的，而在东海这里，一切制度都属于“用”，只有工具价值。同时，东海对自由主义不认同不反对，或者说又认同又反对，原则是要自由不让它主义。我承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有一定普世性，但不如儒家高，并且认为这些价值元素本就蕴涵于儒家义理之中，由于历史的局限一直没有机会落实于制度层面罢了。

   “纯传统”与“纯西方”行不通。东海“新中体西用”道路最合乎中国国情，最可行，但不合“党情”，故在相当的时间段内也难有实践机会。在维持现状之外，温家宝的右转和薄熙来的左倾都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选择。

   （注意，温家宝的右转与“纯西方”的右派（民主派）性质有所不同，前者“坚持党的领导”，架空马毛主义，不谈指导思想；后者对“党的领导”至少不支持，指导思想是西方的。）

   目前来看，向左转的可能性略大些。这对儒家是最为不利而有害的，转得越多越不利。（如果这股势力得势，需要在儒门中找一个人杀鸡儆猴，东海确是最合适的。）不过我相信，无论怎么转都不可能转到当年那种极左的地步去了，回光返照而已，虽不利，终有限。2011-4-24东海儒者余樟法

   圣贤不可测唯慧眼能识英雄，唯法眼能识圣贤。圣贤遭到世人误解很正常。[明] 屠隆说得好：“核人贵实，浮论难凭，从古圣贤不能无谤。试问释迦于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仲尼于伐木之夫，何圣之有？”（屠隆《娑罗馆清言》）移山之口的“移山”，指愚公。

   不仅一般人，儒门中文化道德水平略低者，对于圣贤也往往测不准。《资治通鉴》载：

   “庐江毛义，行义称于乡里。南洋张奉慕义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安阳令。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奉心贱之，辞去。后义母死，徵辟皆不至，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

   毛义是东汉庐江人，以孝行着称。他捧檄而喜，并非贪图权位，而是为了更好地尽孝，让老母亲有生之年生活过得好一些，是为了母亲不惜委屈自己，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母亲去世，毛义葬母后即隐居山野，不再接受朝廷和官府的征召。故古人有“以张奉之贤,仍不测毛义捧檄之喜”的感叹。

   贤者不可测，圣贤道德不可测，圣贤命运亦不可测。大舜渔樵维生的时候，谁也料不到他会贵为帝王；孔子到处碰壁如丧家犬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是万世师表。故李白说：“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2011-7-5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万世罪人毛泽东（东海随笔八篇） 全文完)（2011/07/12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