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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罪人毛澤東（東海隨筆八篇）王夫之說：「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當之。」（《讀通鑒論》「卷二十九五代中第十六條」）

   桑維翰何許人也？此人字國僑，洛陽人。唐庄宗時進士，石敬瑭用為掌書記。清泰三年（936），石敬瑭叛唐，他主謀引契丹兵為助。石敬瑭即位，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等。執政期間，又力主臣服契丹。

   石敬瑭向契丹稱臣割地一事，付出的代價十分巨大深遠，影響中國至少達400年。王夫之認為桑維翰這個幫凶，比主凶石敬瑭更為罪大惡極，原因在於石敬瑭本來沒有那樣的意願，是桑維翰主導的。因此王夫之對它恨之入骨把它稱為「萬世之罪人」。

   其實王夫之有些大驚小怪了。他是沒有機會領略毛澤東的厲害啊。毛澤東才有被稱為「禍及萬世」的「天下之罪人」的資格。「自有生民以來，覆載不容之罪，毛澤東當之。」罪大惡極，萬死莫贖，萬劫莫解。與毛澤東相比，桑維翰不過小巫而已。

   毛澤東的罪，不僅在於利用日寇入侵之國難發展武裝力量，不僅在於「內鬥內行」滅亡民國，不僅在於臣服斯大林，也不僅在於餓死幾千萬國民……他最大的罪惡，一是推崇馬列主義，把亞西方的惡性異端推上憲位；二是大革文化之命，把中華的文化和道德深度摧毀。

   這兩件事才真可謂「授予奪之權于夷狄」、「毀夷夏之大防，為萬世患」，可謂「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衣冠禮樂，驅以入于狂流。」、「貽禍無窮，人胥為夷。」毛澤東傷害的不僅是人的生命，更是良知慧命。

   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唯物主義是一種反文化反道德反教化的「教育」，很容易把人變成變成恐怖的政治動物或齷齪的利益動物，等於斷絕了明明德、致良知的可能，對於「殺死」了人的真心本性。2011-7-9

   尤金娜與斯大林據前蘇聯肖斯塔科維奇《見證》一書介紹：著名鋼琴演奏家瑪莉亞•尤金娜彈奏的《莫扎特：第二十三鋼琴協奏曲》的唱片受到斯大林的欣賞，收到一個斯大林指名道姓送來的裝有兩萬盧布的封袋。尤金娜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信中竟然寫了這樣一番話：

   「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將日夜為你禱告，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會原諒你。我把錢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

   據說，當局將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經準備好了，只要領袖稍有表示，哪怕只是皺一下眉頭，這些秘密警察就能立刻叫尤金娜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斯大林讀了這封信之後，一句話也沒說，默默地把信放在一邊，毫無表情，拿在手中的煙斗，一直未送到嘴邊，只是慢慢地在寬敞的辦公室里來回地踱步，甚至連旁邊人所等待的皺眉頭的表情也沒有出現。

   奇迹就這樣出現了，尤金娜竟然什麼事也沒有。直到偉大領袖被發現已經猝死在別墅地板上的時候，身邊的唱機上一遍又一遍地反覆播放著的仍是那張《莫扎特：第二十三鋼琴協奏曲》的唱片。（肖斯塔科維奇《見證》，花城出版社）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文化、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只有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力量，才能面對天下滔滔的馬列邪說和紅色恐怖而保持尊嚴大義凜然，同時，它也說明斯大林的狹隘殘暴和恐怖程度不如毛澤東，前蘇聯對本土文化（及道德信仰）的摧殘程度遜色于文革。前蘇聯能夠比較徹底地擺脫馬列教義而鳳凰涅盤，根本原因在此。2011-7-13

   輕薄為文哂未休文革全面消滅了中華文化，摧毀了中國人的道德尊嚴和良知信仰，摧殘了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國民的頭腦----不僅缺德，而且缺智，缺乏思想、文化常識，喪失了分辨是非黑白的基本能力。他們一方面錯認邪說為真理，錯認鷹熊為英雄，一方面誤把「聖經」當壞書，誤把聖賢當盜賊。義理最圓融的經典、人格最圓滿的聖人，也「經不起」這種人的「批判」啊。

   某刊發來一文「歡迎批判」，說「這是展現你的才華推廣儒家思想的大好機會」。該文開頭寫道：

   「《論語》里的孔丘，怯懦，自私，世故，滑頭。得意時有得意的驕橫，失意時有失意的卑怯。把當時王朝末日通常有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說成是禮崩樂壞；把姬姓周室理所當然的衰亡，當作是末日降止。滿心想著仕途，嘴裏卻說得比伯夷叔齊還淡泊。明明是錦衣玉食，卻裝模作樣地聲稱安貧樂道。」（李劼《中國文化冷風景》）

   略予瀏覽，發現該文對《論語》的解讀、對孔子的批判完全不顧基本常識，水平比五四反孔派差得遠，與文革紅衛兵差堪彷彿。輕薄為文哂未休，這種文字于孔子何傷，于儒家何傷？暴露的恰恰是作者的輕浮。

   輕浮原是小人常態和文人惡習，這種嘲笑聖經詆毀聖人的輕浮特別令人厭惡和不可救藥。如果才華需要藉助對這種文字的批駁來展現，我寧願守默。就像看到一個不堪一擊的小混混炫耀武功一樣，教訓他一頓反而抬舉了他。只是不由得齒冷，並感到深深的悲哀。這些無知無畏的反孔人士，這類完全不值一駁的劣質文字，居然受到人們的歡迎和尊重，這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的悲哀。2011-6-29

   王夫之對趙苞的批評公元177年（東漢靈帝熹平六年），趙苞為遼西太守，派人去接老母及妻兒來郡，不意被屢為邊患的鮮卑人劫獲做了人質。當趙苞陣前突遇老母，悲痛欲絕，但他遙謝母親說：「惟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其母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趙苞即時進攻，擊潰敵人，而老母、妻小因此被殺。事後趙苞說:「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這就是著名的「趙苞棄母」的故事。忠孝不能兩全，兩難選擇。趙苞雖然有負孝道，嘔血而死也「夠意思」了。還能怎麼樣呢？

   趙苞在敵人大兵壓境、母親被劫作人質的情況下，不顧母子私恩，奮力與敵作戰；其母則鼓勵兒子以國為重，奮勇殺敵。在官方和民間的普遍認知中，趙苞及其母親都是作為深明大義、不顧私恩、為國為家、公而忘私的典範宣傳的。他們的愛國精神和高尚情操廣受讚揚。

   但也有不同看法。蔡東藩認為趙苞應該作更好的選擇。他在《後漢演義》中說：

   「趙苞之棄母全城，後人多憫其全忠，而惜其昧義；夫君與親一也，親不可棄，猶之君不可忘，為趙苞計，不如退兵守城，徐為設法，或啖以重利，或佯為乞降，務使母得生還，然後再謀卻敵；萬一不能如願，則為君棄母，亦為後人所共諒，奈何銳圖殺賊，忍視老母之遽膏鋒刃乎？故苞之失不在於昧義，而在於少智；設令智士處此，當不若是之冒昧進戰也。」

   蔡東藩為趙苞出的主意確實比較智慧，但也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須知他面對的是鮮卑人首領檀石槐，是個非常厲害的人物，不論是「啖以重利」還是「佯為乞降」，「使母得生還」的可能性都很小，更可能弄巧反拙丟了全城。

   王夫之認為，在那種情況下，是沒有兩全之策的，「若苞者，無可為計，雖君子亦不能為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無論怎麼選擇，趙苞都是罪人。趙苞之罪，不在於他陣前棄母，而是在他把老娘帶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來，「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置母親于險地。

   趙苞這麼做，如果是為了母親的「口腹」，那是「禽蟲之愛」，如果是為了母親的「榮寵」，那是「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不論為的是什麼，趙苞「奉衰老婦人以徼幸於鋒鏑之下」，都是「罪通於天」。下面是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的原話：

   「論為子為臣之變，至於趙苞而無可言矣。何也？若苞者，無可為計，雖君子亦不能為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以苞之死戰，為能死於官守；苞與手刃其親者均也，為此論者，無人之心。以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於鮮卑；分符為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虜，終身陷焉，亦不可謂有人之心也。故至於苞，而求不喪其心之道窮矣。此誰使之然哉？苞自處於窮以必喪其心。故曰無往而非通天之罪也。

   為人子者，豈以口腹事親乎？抑豈敢以己之榮施及其母為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之方，雖勞不辟，雖死不輟，而況于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東武城人也，所守則遼西也。母所居者，中國之樂土，苞所守者，鮮卑憑陵蹂踐之郊也；胡為乎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哉？苞於此已不復有人之心矣。以口腹與？禽蟲之愛也；以榮寵與？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也。疆寇在肘腋之間，孤城處斗絕之地，奉衰老婦人以徼幸於鋒鏑之下，苞之罪通於天，奚待破賊以致母死之日邪？故曰：正其本，萬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並命于危城，苞雖死，其可以逭中心之刑辟哉？

   或者其愚也，則君子弗獲已而姑為之計，當羯賊出母示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劍以死，委戰守之事于僚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計也，則猶可無餘惡也。雖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2011-7-12　

   炫富訴貧皆可恥炫富是可笑可恥的。炫富的往往是小規模的暴發戶，而且素質很低的那種（傳統型富豪對於各種豪華早已習以為常，素質、層次和品質較高者，即使僥倖暴發，也不至於拿財富來炫耀。）是富而不貴、微不足道的「物人」和跪倒在物質財富面前的跪族。

   訴窮訴苦同樣是可笑可恥的。古人云：「安貧者不自覺其貧,即真貧者亦不肯自言其貧也。惟不貧而求富無厭者，乃惟見己之貧而常言之,其人品卑鄙已甚。又有一種人,欲訴己之貧,而更張人之富以形之,其心術益不可問矣!」（清史潔珵輯《德育古鑒》）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昨非庵日纂》載：「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誡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胡文定公即胡安國，南宋著名經學家和湖湘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他有句名言： 「為學必以聖人自期，為政必以宰相自期，莫將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

   東海素以「三要三不要」要求自己：有過要快改，有錯要快認，有債要快還；不要求人，不要勉強人，不要向任何人訴貧訴苦。大半輩子過去了，很欣慰自己基本上做到了。2011-7-12

   應該認真，不必加班做事認真工作勤奮應該，偶爾加班加點也無妨，但如果習以為常動輒加班，就未必值得鼓勵----不論是單位規定還是個人主動。《漢書•薛宣傳》有這麼一個故事：

   「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慚愧。官屬善之。」

   薛宣字贛君，東海郡郯縣人，漢成帝時，做過中丞、臨淮太守、陳留太守、御史大夫等職，後來位至丞相。當他任左馮翊（相當於首都市長）時，賊曹掾（相當於治安處長），放節假時放棄休假主動值班，薛宣勸導他：禮制重視和睦，人道崇尚通達。假日官吏休息的規定由來已久，單位雖有公事辦，家人也望你重感情。你應該跟大家一樣，回家與妻子兒女，擺上酒菜，請鄰居吃喝，說說笑笑樂樂。張扶聽了很慚愧，大家聽了很高興。

   於此可見古代儒家官長的通情達理。2011-7-3

   新中體西用相對於「純傳統」路徑和 「純西方」追求，東海選擇的可稱為第三條道路，貌似不夠純儒，實則儒家百分百，中庸百分百。

   有人認為東海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差不多，其實形同實異差的遠。因為張之洞是把君主制視為體的，而在東海這裏，一切制度都屬於「用」，只有工具價值。同時，東海對自由主義不認同不反對，或者說又認同又反對，原則是要自由不讓它主義。我承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有一定普世性，但不如儒家高，並且認為這些價值元素本就蘊涵于儒家義理之中，由於歷史的局限一直沒有機會落實于制度層面罷了。

   「純傳統」與「純西方」行不通。東海「新中體西用」道路最合乎中國國情，最可行，但不合「黨情」，故在相當的時間段內也難有實踐機會。在維持現狀之外，溫家寶的右轉和薄熙來的左傾都有可能成為中共的選擇。

   （注意，溫家寶的右轉與「純西方」的右派（民主派）性質有所不同，前者「堅持黨的領導」，架空馬毛主義，不談指導思想；後者對「黨的領導」至少不支持，指導思想是西方的。）

   目前來看，向左轉的可能性略大些。這對儒家是最為不利而有害的，轉得越多越不利。（如果這股勢力得勢，需要在儒門中找一個人殺雞儆猴，東海確是最合適的。）不過我相信，無論怎麼轉都不可能轉到當年那種極左的地步去了，迴光返照而已，雖不利，終有限。2011-4-24東海儒者余樟法

   聖賢不可測唯慧眼能識英雄，唯法眼能識聖賢。聖賢遭到世人誤解很正常。[明] 屠隆說得好：「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釋迦于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仲尼于伐木之夫，何聖之有？」（屠隆《娑羅館清言》）移山之口的「移山」，指愚公。

   不僅一般人，儒門中文化道德水平略低者，對於聖賢也往往測不準。《資治通鑒》載：

   「廬江毛義，行義稱于鄉里。南洋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后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毛義是東漢廬江人，以孝行著稱。他捧檄而喜，並非貪圖權位，而是為了更好地盡孝，讓老母親有生之年生活過得好一些，是為了母親不惜委屈自己，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母親去世，毛義葬母后即隱居山野，不再接受朝廷和官府的徵召。故古人有「以張奉之賢,仍不測毛義捧檄之喜」的感嘆。

   賢者不可測，聖賢道德不可測，聖賢命運亦不可測。大舜漁樵維生的時候，誰也料不到他會貴為帝王；孔子到處碰壁如喪家犬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他是萬世師表。故李白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2011-7-5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萬世罪人毛澤東（東海隨筆八篇） 全文完)（2011/07/12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