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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礼制自由超越法治自由

   如何安放现代自由观念，是时代摆在儒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警惕两个偏见：一是完全否定，将自由与儒家对立起来；二是将自由与五常道并列为主要原则，倡导“儒家自由主义”，甚至将自由凌驾于儒家，以之为第一原则，倡导“自由主义儒家”。前者因执德不弘而局促狭隘，后者是信道不笃而动摇根本。 正确的办法是，以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自由予以恰如其分的价值肯定和政治吸收，实现以礼制自由超越法治自由的目的。

   礼制包涵法治而优于法治，故可以超越法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相当于法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是礼制。礼制是礼乐刑政俱全的，刑就是刑法。关于两者之别，《孔丛子•刑论》记载孔子的话说：

   “仲弓问古之刑教与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

   西方法治仿佛“今之刑教”，其优点是法律相当公正，其不足是“无礼以教”，所以刑法细密，刑罚繁盛。法治社会比人治社会好得多，比礼制社会又差得远。

   礼制社会，秩序和自由品质双高，因为礼制自由有礼法双重边界，礼以制官，法以制民。官员地位越高，道德规范越严，自由度越低，若有非礼言行，就要受到相应处罚。而民众自由度高得多，只要不犯法就可以。那样的社会，其和谐度文明度幸福度必然远远高于法治社会。这是儒学优于自由主义要因之一。2018-9-5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

（2018/09/05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