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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之亡对台湾的启示

  北宋和南宋的灭亡，都亡于外族的入侵和统治者的无道，它们的灭亡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北宋因为自己没有能力收复燕云失土，就想乘辽国衰落和金国崛起的机会，通过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战略本来无可厚非，但宋徽宗对辽灭后的宋金直接冲突，全无准备，面对金军的闪电战突袭，惊慌失措，一味服软求和，宋钦宗甚至出城投降。

  北宋统治者完全忘记了“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在多路宋军能战、北方汉民奋起抗金、金军长驱直入、供给困难、充满后顾之忧的大好形势下，主动放弃抵抗，等于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北宋就是“被送”。

  此为无道之一。

  随后的宋高宗赵构，在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吴阶等多支宋军能战，北方汉民附宋抗金，金国对华北和中原的统治长期无法稳定的大好条件下，放弃北土，与金国签订丧权辱国割土的《绍兴和议》，应金国的要求杀害民族英雄岳飞，并令人寒心地遣返逃宋汉族难民和反金义军领袖，致使北方汉民对宋室死心，不得不归附金国统治，收复中原的时机从此丧失。

  此为无道之二。

  1162年金国在中原的统治已经稳固，宋孝宗却不顾宋军将领人才的凋零发动“隆兴北伐”，结果失败。

  此为无道之三。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蒙古帝国崛起，征讨金国，南宋宰相韩侂胄不顾金国元气未伤，而宋军久疏战阵，而乘蒙金鏖战时派宋军分三路北伐，史称“开禧北伐”，结果大败，自己也被秦桧的余孽史弥远卑鄙地谋杀。

  此为无道之四。

  十三世纪三十年代，金国在蒙古帝国一连串打击下急剧衰落，1233年宋理宗看到金国灭亡在即，作出了联盟灭金的决策，企图籍此收复黄河以南失土。

  这个战略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宋金世仇，金灭北宋，且金国对北宋宗室的凌辱，史无前例，报仇雪耻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但问题是南宋统治者对下一步如何面对蒙古帝国，再次全无准备，犯了与北宋统治者联金灭辽的错误：

  灭金之前，南宋对蒙古居然成文的盟约都没签署，只是口头协定：灭金后以黄河为界。

  1234年元月蒙宋灭金之后，南宋统治者自我膨胀，宋理宗非但不抓住时机与蒙古帝国缔结和约，反而不顾众多将领和大臣的反对，乘蒙古军主力北归的机会，于当年6月主动向蒙占区发起进攻，结果因中原人烟稀少、极端残破、粮草不济而被迫撤退，撤退途中遭蒙古骑兵掩杀而惨败。。。

  宋理宗自我膨胀，不顾南宋的军事实力与新兴的蒙古帝国的悬殊差距，而发起主动进攻，结果非但惨败，也让蒙古统治者以南宋不守信用为由，将侵宋的时间表大幅提前，致使对抗蒙准备不足的南宋陷入战略被动中。

  此为宋朝无道之五。

  而导致南宋最终灭亡的无道，则是南宋统治集团的死要面子、完全丧失了妥协求存的灵活性。

  长达四十多年的蒙宋战争，南宋虽逐渐不支，但从没有出现后来南明那种一溃千里的崩溃局面，而长时期地保持着相当强的抵抗力，这种局面其实是完全有求和的条件的，但由于理学流行和金国凌辱的惨痛，南宋末年的统治集团的心态和文化氛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丧失了北宋和南宋初年那种妥协求存的韧性，而变得易折易碎和死要面子：

  从宋理宗亲政后开始，南宋君臣视任何“议和”为耻，以致于即便是“奸臣”贾似道，也不敢与忽必烈进行严肃的和谈。1259年，贾似道亲自指挥宋军死守鄂州，抵挡忽必烈的10万蒙军进攻，把忽必烈阻挡于于鄂州近半年，由于蒙哥大汗忽然战死钓鱼城的消息传来，忽必烈急于回师漠北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帝国汗位，而主动向南宋求和，甚至为之愿意放弃部分新占南宋的领土。

  而另一方面，贾似道指挥的鄂州守军，伤亡上万，城墙多处破损，也亟需喘息之机，否则，再打下去凶多吉少，而一旦鄂州失陷，南宋危矣！于是贾似道“擅自”遣使与忽必烈议和，并达成和平协议：蒙宋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送给蒙古帝国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尽管贾似道与忽必烈的议和，完全是换取喘息之机的忽悠，然而消息走漏到临安，这仍然成为他的卖国贼的罪状，遭到“清流”的群起弹劾。

  好笑的是，不明就里的忽必烈还真以为与南宋达成了和平协议，第二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即派遣使团到临安索要贾似道承诺的“岁币”，贾似道惊慌失措，害怕“议和”之事败露，居然下令将蒙古使者扣押在真州军营长达16年之久，“岁币”自然没有下文！

  忽必烈遭南宋如此欺骗，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蒙宋的议和也再无可能。于是接下去就是南宋的灭亡了。

  那么南宋的灭亡是否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可以。同样是遭逢新兴的蒙古帝国铁蹄践踏，朝鲜半岛的韩国尚且换得了属国（间接统治）的待遇，比韩国国力强大得多的南宋竟然落得彻底灭亡的下场。为什么？就是因为南宋统治者的无道：

  韩国统治者懂得及时讨饶，南宋末年的统治者则在打不过人家，但是还有本钱的时候，死要面子 ，拒不议和，且不守信用；等到大势已去的时候，再去求和，人家当然不依不饶了。

  两宋统治者的无道，总结起来就是：

  在军心士气、民心、国力都足可抗敌的时候，统治者却选择认怂投降（宋徽宗、宋钦宗），送掉国家（北宋=“被送”）。

  在侵略者立足未稳、己方军队连战连捷、沦陷区人民奋起抗敌、配合王师的大好形势下，放弃失土，与敌签订丧权辱国的割地条约，从而错失光复中原的机会（宋高宗赵构）。

  在侵略者已经落地生根、坐稳江山，而本方人才凋零，不复当年之勇的情况下，愤青头脑发热，逆势光复河山（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

  面对新兴的强敌（蒙古帝国），不认真谈和，签订正式和约，以换取时间加强战备，反而不守信用，轻启战端，导致自己道义和战略双双滑落不利境地。

  军事实力不济但尚可抵敌的时候，死要面子，拒绝议和，且言而无信，视和谈如儿戏，最终断送妥协求存的最后机会。

  综上所述，两宋之亡，亡于统治者外交的无道：当抵抗时不抵抗，当北伐时却求和，不当北伐时却北伐，当求和时拒和谈。。。最终落得东亚大陆无存身之地，20万军民葬身大海，“300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

  奇的是，对比南宋VS北胡入侵者的无道，台湾统治者应对中共国的无道惊人相似：

  1950年代初韩战爆发，美国组建“联合国军”发起“仁川登陆”，大败朝鲜军，一度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蒋介石当即请求美国政府运送国民党军队登陆天津，一举击败毛共，蒋介石的请求是合乎天道且正确的，但遭杜鲁门断然拒绝，杜鲁门的拒绝，导致台湾民国错失乘中共立足未稳，击败匪共翻盘的机会。

  但接下来，中共通过共产和洗脑，彻底改造了中国社会，在中共政权已经生根、且生命力正旺的情况下，蒋介石在韩战结束后、乃至整个六十年代，仍坚持“反共复国”，派遣十多批“特遣队”潜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军事别动，结果都如飞蛾投火，有去无回，有些一上岸就陷入了匪共军民的天罗地网中，枪管子尚未摆平就被缴了械。。。

  蒋崇祯这些骚操作，显然都是无道之举。

  稍有远见的人都知道，当年台湾中华民国在获取国际社会承认方面，占据了先机（因为“抗美援朝”与西方为敌，直至1972年，联合国都不承认中共国），然而，中共由于占据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领土，握有巨量的资源和能源，这种既成事实，终有一天会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因为西方国家终究希望进入中国大陆这个大市场。

  因此，蒋介石与其虚妄地坚持“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不如面对现实，利用台湾中华民国在获取国际社会承认方面，占据的先机，追求台湾中华民国和中共国在联合国中并存的格局，因为“两个中国”是有利于台湾中华民国的，而蒋介石坚持的“一个中国”，则大有利于中共，因为：

  如果联合国有两个中国，中共的武力犯台，就变成了中共国对另一国的入侵；如果联合国只有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中共的犯台，都只属于中国的“内战”——外国无权干涉。

  本来，台湾中华民国已经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即便国际社会接受中共国加入联合国，也只会形成“两个中国”的格局，美国政府的初衷，也是以“韩朝模式”解决中共国和台湾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即两个中国并存于联合国，岂料，蒋介石死要面子的儒家理学思维大发飙，扬言“汉贼不两立”，于1972年下令台湾代表团主动退出联合国！

  蒋崇祯极端无道地骚操作，自我放弃了台湾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帮助中共国成为联合会中中国的唯一代表。

  试想如果没有蒋介石当年“汉贼不两立”的骚操作，台湾早就是法理上完全独立的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国，还需要民进党去追求什么“法理台独”？中共还有什么借口声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话说回来，既然法理台独的历史时机被蒋介石断送了，那么台湾政府就应当面对现实：现实中要吃掉台湾的一直是中共，那么就得找准时机消除中共政权这个心头大患，只有除掉中共政权，台湾才有真正的安全。中共国危机积重难返，中共政权一旦崩塌，中国将崩溃与分裂，几十年之内不可能统一，更无可能威胁台湾。

  但遗憾的是，正当中共国危机日深、人心思变的时候，台湾政府却日益无道：

  马英九国民党政府投共卖台；而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一心偏安，醉心于“去中国化”、LGBT等幺蛾子，对中共抱紧“不惹事”的大腿，把温起锋等多名大陆反共青壮年遣返回大陆，任由他们遭习共判刑迫害，就象南宋在“绍兴和议”后把逃宋的难民和北方抗金义军领袖遣返回金国占领区如出一辙！

  总结起来，台湾政府是该复国时不复国（韩战时受制于美国政府，无法实施），不该复国时乱复国，该台独拒台独，该倒共时却偏安。。。南宋还知道乘金国衰落时联蒙灭金、报仇雪耻，大陆人心思变之际，仍对中共报“不惹事”态度，一心偏安“去中国化”、大搞同性恋/变性合法化的蔡英文政府，连南宋都不如！

  但愿赖清德总统能汲取南宋、蒋介石和蔡英文的教训。

曾节明 2025.4.29 凌晨破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