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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宋之亡對台灣的啟示

  北宋和南宋的滅亡，都亡于外族的入侵和統治者的無道，它們的滅亡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

  

  北宋因為自己沒有能力收復燕雲失土，就想乘遼國衰落和金國崛起的機會，通過聯金滅遼收復燕雲十六州。這個戰略本來無可厚非，但宋徽宗對遼滅后的宋金直接衝突，全無準備，面對金軍的閃電戰突襲，驚慌失措，一味服軟求和，宋欽宗甚至出城投降。

  北宋統治者完全忘記了「能戰方能言和」的道理，在多路宋軍能戰、北方漢民奮起抗金、金軍長驅直入、供給困難、充滿後顧之憂的大好形勢下，主動放棄抵抗，等於出賣了自己的國家，北宋就是「被送」。

  此為無道之一。

  隨後的宋高宗趙構，在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吳階等多支宋軍能戰，北方漢民附宋抗金，金國對華北和中原的統治長期無法穩定的大好條件下，放棄北土，與金國簽訂喪權辱國割土的《紹興和議》，應金國的要求殺害民族英雄岳飛，並令人寒心地遣返逃宋漢族難民和反金義軍領袖，致使北方漢民對宋室死心，不得不歸附金國統治，收復中原的時機從此喪失。

  此為無道之二。

  1162年金國在中原的統治已經穩固，宋孝宗卻不顧宋軍將領人才的凋零發動「隆興北伐」，結果失敗。

  此為無道之三。

  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蒙古帝國崛起，征討金國，南宋宰相韓侂胄不顧金國元氣未傷，而宋軍久疏戰陣，而乘蒙金鏖戰時派宋軍分三路北伐，史稱「開禧北伐」，結果大敗，自己也被秦檜的餘孽史彌遠卑鄙地謀殺。

  此為無道之四。

  十三世紀三十年代，金國在蒙古帝國一連串打擊下急劇衰落，1233年宋理宗看到金國滅亡在即，作出了聯盟滅金的決策，企圖籍此收復黃河以南失土。

  這個戰略本身沒有問題，因為宋金世仇，金滅北宋，且金國對北宋宗室的凌辱，史無前例，報仇雪恥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但問題是南宋統治者對下一步如何面對蒙古帝國，再次全無準備，犯了與北宋統治者聯金滅遼的錯誤：

  滅金之前，南宋對蒙古居然成文的盟約都沒簽署，只是口頭協定：滅金后以黃河為界。

  1234年元月蒙宋滅金之後，南宋統治者自我膨脹，宋理宗非但不抓住時機與蒙古帝國締結和約，反而不顧眾多將領和大臣的反對，乘蒙古軍主力北歸的機會，于當年6月主動向蒙占區發起進攻，結果因中原人煙稀少、極端殘破、糧草不濟而被迫撤退，撤退途中遭蒙古騎兵掩殺而慘敗。。。

  宋理宗自我膨脹，不顧南宋的軍事實力與新興的蒙古帝國的懸殊差距，而發起主動進攻，結果非但慘敗，也讓蒙古統治者以南宋不守信用為由，將侵宋的時間表大幅提前，致使對抗蒙準備不足的南宋陷入戰略被動中。

  此為宋朝無道之五。

  而導致南宋最終滅亡的無道，則是南宋統治集團的死要面子、完全喪失了妥協求存的靈活性。

  長達四十多年的蒙宋戰爭，南宋雖逐漸不支，但從沒有出現後來南明那種一潰千里的崩潰局面，而長時期地保持著相當強的抵抗力，這種局面其實是完全有求和的條件的，但由於理學流行和金國凌辱的慘痛，南宋末年的統治集團的心態和文化氛圍，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完全喪失了北宋和南宋初年那種妥協求存的韌性，而變得易折易碎和死要面子：

  從宋理宗親政后開始，南宋君臣視任何「議和」為恥，以致於即便是「奸臣」賈似道，也不敢與忽必烈進行嚴肅的和談。1259年，賈似道親自指揮宋軍死守鄂州，抵擋忽必烈的10萬蒙軍進攻，把忽必烈阻擋於於鄂州近半年，由於蒙哥大汗忽然戰死釣魚城的消息傳來，忽必烈急於回師漠北與其弟阿里不哥爭奪蒙古帝國汗位，而主動向南宋求和，甚至為之願意放棄部分新佔南宋的領土。

  而另一方面，賈似道指揮的鄂州守軍，傷亡上萬，城牆多處破損，也亟需喘息之機，否則，再打下去凶多吉少，而一旦鄂州失陷，南宋危矣！於是賈似道「擅自」遣使與忽必烈議和，並達成和平協議：蒙宋以長江為界，南宋每年送給蒙古帝國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儘管賈似道與忽必烈的議和，完全是換取喘息之機的忽悠，然而消息走漏到臨安，這仍然成為他的賣國賊的罪狀，遭到「清流」的群起彈劾。

  好笑的是，不明就裡的忽必烈還真以為與南宋達成了和平協議，第二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即派遣使團到臨安索要賈似道承諾的「歲幣」，賈似道驚慌失措，害怕「議和」之事敗露，居然下令將蒙古使者扣押在真州軍營長達16年之久，「歲幣」自然沒有下文！

  忽必烈遭南宋如此欺騙，簡直是奇恥大辱，於是蒙宋的議和也再無可能。於是接下去就是南宋的滅亡了。

  那麼南宋的滅亡是否是可以避免的？當然可以。同樣是遭逢新興的蒙古帝國鐵蹄踐踏，朝鮮半島的韓國尚且換得了屬國（間接統治）的待遇，比韓國國力強大得多的南宋竟然落得徹底滅亡的下場。為什麼？就是因為南宋統治者的無道：

  韓國統治者懂得及時討饒，南宋末年的統治者則在打不過人家，但是還有本錢的時候，死要面子 ，拒不議和，且不守信用；等到大勢已去的時候，再去求和，人家當然不依不饒了。

  兩宋統治者的無道，總結起來就是：

  在軍心士氣、民心、國力都足可抗敵的時候，統治者卻選擇認慫投降（宋徽宗、宋欽宗），送掉國家（北宋=「被送」）。

  在侵略者立足未穩、己方軍隊連戰連捷、淪陷區人民奮起抗敵、配合王師的大好形勢下，放棄失土，與敵簽訂喪權辱國的割地條約，從而錯失光復中原的機會（宋高宗趙構）。

  在侵略者已經落地生根、坐穩江山，而本方人才凋零，不復當年之勇的情況下，憤青頭腦發熱，逆勢光復河山（隆興北伐和開禧北伐）。

  面對新興的強敵（蒙古帝國），不認真談和，簽訂正式和約，以換取時間加強戰備，反而不守信用，輕啟戰端，導致自己道義和戰略雙雙滑落不利境地。

  軍事實力不濟但尚可抵敵的時候，死要面子，拒絕議和，且言而無信，視和談如兒戲，最終斷送妥協求存的最後機會。

  綜上所述，兩宋之亡，亡于統治者外交的無道：當抵抗時不抵抗，當北伐時卻求和，不當北伐時卻北伐，當求和時拒和談。。。最終落得東亞大陸無存身之地，20萬軍民葬身大海，「300年來終一日，長天碧水嘆瀰瀰」。

  奇的是，對比南宋VS北胡入侵者的無道，台灣統治者應對中共國的無道驚人相似：

  1950年代初韓戰爆發，美國組建「聯合國軍」發起「仁川登陸」，大敗朝鮮軍，一度幾乎佔領了整個朝鮮，蔣介石當即請求美國政府運送國民黨軍隊登陸天津，一舉擊敗毛共，蔣介石的請求是合乎天道且正確的，但遭杜魯門斷然拒絕，杜魯門的拒絕，導致台灣民國錯失乘中共立足未穩，擊敗匪共翻盤的機會。

  但接下來，中共通過共產和洗腦，徹底改造了中國社會，在中共政權已經生根、且生命力正旺的情況下，蔣介石在韓戰結束后、乃至整個六十年代，仍堅持「反共復國」，派遣十多批「特遣隊」潛入中國大陸沿海地區，進行軍事別動，結果都如飛蛾投火，有去無回，有些一上岸就陷入了匪共軍民的天羅地網中，槍管子尚未擺平就被繳了械。。。

  蔣崇禎這些騷操作，顯然都是無道之舉。

  稍有遠見的人都知道，當年台灣中華民國在獲取國際社會承認方面，佔據了先機（因為「抗美援朝」與西方為敵，直至1972年，聯合國都不承認中共國），然而，中共由於佔據了中國的絕大部分領土，握有巨量的資源和能源，這種既成事實，終有一天會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因為西方國家終究希望進入中國大陸這個大市場。

  因此，蔣介石與其虛妄地堅持「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不如面對現實，利用台灣中華民國在獲取國際社會承認方面，佔據的先機，追求台灣中華民國和中共國在聯合國中並存的格局，因為「兩個中國」是有利於台灣中華民國的，而蔣介石堅持的「一個中國」，則大有利於中共，因為：

  如果聯合國有兩個中國，中共的武力犯台，就變成了中共國對另一國的入侵；如果聯合國只有一個中國，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國），中共的犯台，都只屬於中國的「內戰」——外國無權干涉。

  本來，台灣中華民國已經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即便國際社會接受中共國加入聯合國，也只會形成「兩個中國」的格局，美國政府的初衷，也是以「韓朝模式」解決中共國和台灣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問題——即兩個中國並存於聯合國，豈料，蔣介石死要面子的儒家理學思維大發飆，揚言「漢賊不兩立」，於1972年下令台灣代表團主動退出聯合國！

  蔣崇禎極端無道地騷操作，自我放棄了台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幫助中共國成為聯合會中中國的唯一代表。

  試想如果沒有蔣介石當年「漢賊不兩立」的騷操作，台灣早就是法理上完全獨立的另一個聯合國成員國，還需要民進黨去追求什麼「法理台獨」？中共還有什麼借口聲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話說回來，既然法理台獨的歷史時機被蔣介石斷送了，那麼台灣政府就應當面對現實：現實中要吃掉台灣的一直是中共，那麼就得找準時機消除中共政權這個心頭大患，只有除掉中共政權，台灣才有真正的安全。中共國危機積重難返，中共政權一旦崩塌，中國將崩潰與分裂，幾十年之內不可能統一，更無可能威脅台灣。

  但遺憾的是，正當中共國危機日深、人心思變的時候，台灣政府卻日益無道：

  馬英九國民黨政府投共賣台；而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一心偏安，醉心於「去中國化」、LGBT等幺蛾子，對中共抱緊「不惹事」的大腿，把溫起鋒等多名大陸反共青壯年遣返回大陸，任由他們遭習共判刑迫害，就象南宋在「紹興和議」后把逃宋的難民和北方抗金義軍領袖遣返回金國佔領區如出一轍！

  總結起來，台灣政府是該復國時不復國（韓戰時受制於美國政府，無法實施），不該復國時亂復國，該台獨拒台獨，該倒共時卻偏安。。。南宋還知道乘金國衰落時聯蒙滅金、報仇雪恥，大陸人心思變之際，仍對中共報「不惹事」態度，一心偏安「去中國化」、大搞同性戀/變性合法化的蔡英文政府，連南宋都不如！

  但願賴清德總統能汲取南宋、蔣介石和蔡英文的教訓。

曾節明 2025.4.29 凌晨破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