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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认识问题最后都可以还原到一个最初的立场。2004年，也是亨廷顿去世前四年，他出版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人之已老，其言也诚，亨廷顿在书中直抒胸臆：“我是一个爱国者……虽然我意识到爱国心和治学心有时是冲突的……但我的研究和写作还是受到爱国心的影响。”在国家认同上，亨廷顿无疑忠心于美国，在文化认同上，亨廷顿则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这两重认同的结合，不仅确认了亨廷顿的自我，也圈定了他对美国人的定义。无论是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还是他中年写就的《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又或是晚年绝笔《我们是谁》，亨廷顿对何为美国的阐述不惮其烦.在他看来，文化上，美国人是盎格鲁-新教价值的传承者；政治理念上，美国人的价值认同表现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后者来源于前者，被亨廷顿称为“美国信念”。纵使经历了美国建国后的两百多年风雨，“美国信念”的核心内容也几乎未改，并且一直在美国国家认同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不过，亨廷顿真正要表达的并非他作为爱国者的骄傲，而是他的深深忧虑。他清楚美国人是谁，但担心美国人忘了自己是谁，他觉得“美国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的人，而且说不准未来是什么样子”。美国人是谁？本来，这在冷战结束以前都不是问题，那时候，有苏联做美国的敌人和镜子，让美国团结一致，认清自己。但是突然苏联垮塌了，冷战结束了，美国没有敌人了，失去了挑战的自由民主，名正言顺地加冕为普世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奉为圭臬。这看起来是好事，“历史终结论”就是这么来的，但亨廷顿不这么想，他眼中的美国，面目在逐渐模糊。因为美国借以给自己定位的对立面不存在了，既然如此，曾经作为凝结剂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就开始失效。这只是一面，另一面是对失效过程的催化。


两大阵营的对抗结束后，全球化成为新潮流，与之伴随的，多文化主义大行其道；美国的精英人物率先拥抱全球化，持有双重国籍、双重身份，不再坚守美国立场；不讲英语的移民大量涌入，不被美国文化同化，依然认同原来的母国文化。亨廷顿担心，在这一反一正的作用下，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绝对主流地位将岌岌可危，很可能降为美国的普通价值观之一种。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再是大熔炉或番茄汤（加料也不会改变原来的味道），而是马赛克和凉拌沙拉。”凉拌沙拉就很糟吗？很糟，土豆和胡萝卜一定会打架。这不是什么玩笑，而是亨廷顿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在他看来，对于他人的恐惧、憎恨、不信任和优越感是人之常情，如果再没有同一文化的统合，冲突就更会普遍，个人和群体暴力以及战争，都受到这种心理根源的影响。由个人推向文明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不同文明间彼此看不顺眼，又因语言不同加剧相互理解的困难。要证明自己的优越就会导致竞争，竞争又导致对立，本来较小的区别也会演化为巨大鸿沟。而“这种模式固定下来，就会将对立面妖魔化，使对方变成敌人”。在这种逻辑下，各种异质文明之间必然冲突。这是“文明冲突论”的重要前提。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对美国的忧虑是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出发点，逻辑顺延下去，把对美国文明受到挑战的思考应用到国际政治，美国遇到的问题也是世界正面临的问题的缩影。一如哈罗德·伊罗生在《群氓之族》中的判断，“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说起来，“文明冲突论”不难理解。它的基本观点是，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变成多极和多文明的，在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冲突仍然不可避免，但未来的冲突将主要由文化差异而非意识形态或经济引起，因此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進行，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结论看似简单，但对它的理解和阐释，绕不开什么是文明这个问题。就亨廷顿对文明的理解来看，他认为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但其实，只要看看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迷恋以及对文明的划分，就明白，在他心目中，界定文明的最重要标尺是宗教。经过他的划分，世界主要分为西方文明、中国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而且，中国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成为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两个文明。有意思的是，在宗教之外，他实际上为西方文明赋予了政治理念上的独特性。“西方是唯一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所谓的罗盘方向，也就是自由民主，正如他说的，“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巨无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