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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認識問題最後都可以還原到一個最初的立場。2004年，也是亨廷頓去世前四年，他出版了人生中的最後一本書，《我們是誰》。人之已老，其言也誠，亨廷頓在書中直抒胸臆：「我是一個愛國者……雖然我意識到愛國心和治學心有時是衝突的……但我的研究和寫作還是受到愛國心的影響。」在國家認同上，亨廷頓無疑忠心於美國，在文化認同上，亨廷頓則是一個典型的盎格魯-新教徒，這兩重認同的結合，不僅確認了亨廷頓的自我，也圈定了他對美國人的定義。無論是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還是他中年寫就的《美國政治：激蕩于理想與現實之間》，又或是晚年絕筆《我們是誰》，亨廷頓對何為美國的闡述不憚其煩.在他看來，文化上，美國人是盎格魯-新教價值的傳承者；政治理念上，美國人的價值認同表現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後者來源於前者，被亨廷頓稱為「美國信念」。縱使經歷了美國建國后的兩百多年風雨，「美國信念」的核心內容也幾乎未改，並且一直在美國國家認同中扮演著中心角色。不過，亨廷頓真正要表達的並非他作為愛國者的驕傲，而是他的深深憂慮。他清楚美國人是誰，但擔心美國人忘了自己是誰，他覺得「美國已經不是過去那樣的人，而且說不準未來是什麼樣子」。美國人是誰？本來，這在冷戰結束以前都不是問題，那時候，有蘇聯做美國的敵人和鏡子，讓美國團結一致，認清自己。但是突然蘇聯垮塌了，冷戰結束了，美國沒有敵人了，失去了挑戰的自由民主，名正言順地加冕為普世價值，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奉為圭臬。這看起來是好事，「歷史終結論」就是這麼來的，但亨廷頓不這麼想，他眼中的美國，面目在逐漸模糊。因為美國藉以給自己定位的對立面不存在了，既然如此，曾經作為凝結劑的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就開始失效。這隻是一面，另一面是對失效過程的催化。


兩大陣營的對抗結束后，全球化成為新潮流，與之伴隨的，多文化主義大行其道；美國的精英人物率先擁抱全球化，持有雙重國籍、雙重身份，不再堅守美國立場；不講英語的移民大量湧入，不被美國文化同化，依然認同原來的母國文化。亨廷頓擔心，在這一反一正的作用下，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絕對主流地位將岌岌可危，很可能降為美國的普通價值觀之一種。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再是大熔爐或番茄湯（加料也不會改變原來的味道），而是馬賽克和涼拌沙拉。」涼拌沙拉就很糟嗎？很糟，土豆和胡蘿蔔一定會打架。這不是什麼玩笑，而是亨廷頓對人性的基本判斷。在他看來，對於他人的恐懼、憎恨、不信任和優越感是人之常情，如果再沒有同一文化的統合，衝突就更會普遍，個人和群體暴力以及戰爭，都受到這種心理根源的影響。由個人推向文明也遵循同樣的邏輯，不同文明間彼此看不順眼，又因語言不同加劇相互理解的困難。要證明自己的優越就會導致競爭，競爭又導致對立，本來較小的區別也會演化為巨大鴻溝。而「這種模式固定下來，就會將對立面妖魔化，使對方變成敵人」。在這種邏輯下，各種異質文明之間必然衝突。這是「文明衝突論」的重要前提。文明的衝突？亨廷頓對美國的憂慮是他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出發點，邏輯順延下去，把對美國文明受到挑戰的思考應用到國際政治，美國遇到的問題也是世界正面臨的問題的縮影。一如哈羅德·伊羅生在《群氓之族》中的判斷，「人類的科技越來越全球化，政治卻越來越部落化。」說起來，「文明衝突論」不難理解。它的基本觀點是，冷戰結束后，全球政治變成多極和多文明的，在人類歷史的新階段中，衝突仍然不可避免，但未來的衝突將主要由文化差異而非意識形態或經濟引起，因此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間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

結論看似簡單，但對它的理解和闡釋，繞不開什麼是文明這個問題。就亨廷頓對文明的理解來看，他認為文明是「一種文化實體」，「由語言、歷史、宗教、習俗和制度等客觀因素以及人們主觀上的自我認同這兩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但其實，只要看看他對盎格魯-新教文化的迷戀以及對文明的劃分，就明白，在他心目中，界定文明的最重要標尺是宗教。經過他的劃分，世界主要分為西方文明、中國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七種或八種主要文明。而且，中國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將成為對美國威脅最大的兩個文明。有意思的是，在宗教之外，他實際上為西方文明賦予了政治理念上的獨特性。「西方是唯一一個根據羅盤方向，而不是根據一個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區域的名稱來確認的文明」，所謂的羅盤方向，也就是自由民主，正如他說的，「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憲章，而不是巨無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