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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上帝更需要他。他去了，从此，天堂就有了红彤彤的石榴花。

他说，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圆满的。可是，我还是想哭，周末一个人在办公室敲下这段文字，泪水忍不住从眼镜框边流了下来。泪水是咸的，却让我想起了他家的石榴是那么的甜。

加州高远而蔚蓝的天空挂了一丝云彩而洛杉矶的空气中有了一点湿意，这是一年仅有的几场雨快要降临的前兆。这时，深秋到了，他家院子里的石榴就熟透了，一个个裂开了厚厚的壳。我没有见到他家石榴花开，可是他送来的两大塑料袋的石榴着实让我们享受了一趟水果盛宴，熟透了的石榴张开了嘴，红得发紫的籽从里面露出来。大把掰开，大口往嘴巴里塞，顿时满嘴糖水、齿颊香甜，真的很奢侈，不用数着籽儿一个个地吃，绝对是囫囵吞枣——对了，还有同时送来的红枣，就像陕西的大枣，当年陕北老乡送给毛主席的红枣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当时真就这么傻傻地想过。

竟又想起另一个词：“鱼水情”，原本怎么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用在一个外国人身上。水无鱼为死水，鱼无水为死鱼。鱼和水在一起，鱼感觉不到水，水也感觉不到鱼。彼此之间太普通太平常了。就象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太普通太平常了。

我们到达美国的当天，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住处，跟班委在餐厅碰头，指点在美国怎么生活，事无巨细，我在房间里面隔着百叶门听得真真切切。一是纳闷，这个美籍华人的普通话竟然那么好，超过我们这些所有的正宗中国人；二是觉得很奇怪，素昧平生，干吗那么热情？

不仅仅是他那朴实得就像邻家阿叔的长相打动了我们。每周开车带我们去几十公里外买菜（在美国，空间距离是以车轮为单位的，所谓“车轮上的国度”），当然还有随时需要的日用品；组织志愿者，教我们口语，指点我们如何战胜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而不至于被冲击打到；请我们到他家和其他美国家庭做客；教我们怎样过美国的节日；配合课程，联系社区单位或政府部门，带我们去考察；半夜送我们到机场，又是半夜带着18份面包和水接我们回来，因为我们人多，而他的一辆车远远不够，所以他总要组织若干志愿者，开出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车队......

毫无疑问，他所做的是平常的，却是真正伟大的。他和那些数不清的志愿者改变了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人吃人”的社会的认识。象我这样改变认识的肯定很多。前人走了，我们来了；我们走了，后人来了。只有他始终如一。没有政府动员，花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不为名，不为利。和他帮助过的人，就像流星在夜空偶尔交汇，然后天各一方。回国之后，每每见到那些游挣扎在城市底层的民工，我总是想，上海有他这样的好人吗？

他的职业是牧师，一个收入有限、平平常常的职业。

这个镜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中。离开加州，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站在大巴士上塞满的行李之间，用他洪亮敦厚的声音为我们祈祷：愿神眷顾这些来自中国的儿女，平安吉祥。那一刻，我相信，不少人都跟我一样泪如泉涌，虽然没有灯光，但泪光会照亮每一个没有尘封的心灵。

他叫耿海琳。

56岁的他去了天堂。

天堂从此有了他灿烂的笑容，有了他洪亮敦厚的中国话，有了他火红、火红的石榴。天堂生色，不再是一片单纯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