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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上帝更需要他。他去了，從此，天堂就有了紅彤彤的石榴花。

他說，上帝的安排總是最圓滿的。可是，我還是想哭，周末一個人在辦公室敲下這段文字，淚水忍不住從眼鏡框邊流了下來。淚水是鹹的，卻讓我想起了他家的石榴是那麼的甜。

加州高遠而蔚藍的天空掛了一絲雲彩而洛杉磯的空氣中有了一點濕意，這是一年僅有的幾場雨快要降臨的前兆。這時，深秋到了，他家院子里的石榴就熟透了，一個個裂開了厚厚的殼。我沒有見到他家石榴花開，可是他送來的兩大塑料袋的石榴著實讓我們享受了一趟水果盛宴，熟透了的石榴張開了嘴，紅得發紫的籽從裏面露出來。大把掰開，大口往嘴巴里塞，頓時滿嘴糖水、齒頰香甜，真的很奢侈，不用數著籽兒一個個地吃，絕對是囫圇吞棗——對了，還有同時送來的紅棗，就像陝西的大棗，當年陝北老鄉送給毛主席的紅棗大概就是這樣吧。我當時真就這麼傻傻地想過。

竟又想起另一個詞：「魚水情」，原本怎麼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用在一個外國人身上。水無魚為死水，魚無水為死魚。魚和水在一起，魚感覺不到水，水也感覺不到魚。彼此之間太普通太平常了。就象他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似乎太普通太平常了。

我們到達美國的當天，他就找到了我們的住處，跟班委在餐廳碰頭，指點在美國怎麼生活，事無巨細，我在房間裏面隔著百葉門聽得真真切切。一是納悶，這個美籍華人的普通話竟然那麼好，超過我們這些所有的正宗中國人；二是覺得很奇怪，素昧平生，幹嗎那麼熱情？

不僅僅是他那樸實得就像鄰家阿叔的長相打動了我們。每周開車帶我們去幾十公裡外買菜（在美國，空間距離是以車輪為單位的，所謂「車輪上的國度」），當然還有隨時需要的日用品；組織志願者，教我們口語，指點我們如何戰勝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而不至於被衝擊打到；請我們到他家和其他美國家庭做客；教我們怎樣過美國的節日；配合課程，聯繫社區單位或政府部門，帶我們去考察；半夜送我們到機場，又是半夜帶著18份麵包和水接我們回來，因為我們人多，而他的一輛車遠遠不夠，所以他總要組織若干志願者，開出的就是一個小小的車隊......

毫無疑問，他所做的是平常的，卻是真正偉大的。他和那些數不清的志願者改變了我們對這個所謂的「人吃人」的社會的認識。象我這樣改變認識的肯定很多。前人走了，我們來了；我們走了，後人來了。只有他始終如一。沒有政府動員，花費自己的時間和金錢，不為名，不為利。和他幫助過的人，就像流星在夜空偶爾交匯，然後天各一方。回國之後，每每見到那些游掙扎在城市底層的民工，我總是想，上海有他這樣的好人嗎？

他的職業是牧師，一個收入有限、平平常常的職業。

這個鏡頭永遠刻在我的腦海中。離開加州，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站在大巴士上塞滿的行李之間，用他洪亮敦厚的聲音為我們祈禱：願神眷顧這些來自中國的兒女，平安吉祥。那一刻，我相信，不少人都跟我一樣淚如泉湧，雖然沒有燈光，但淚光會照亮每一個沒有塵封的心靈。

他叫耿海琳。

56歲的他去了天堂。

天堂從此有了他燦爛的笑容，有了他洪亮敦厚的中國話，有了他火紅、火紅的石榴。天堂生色，不再是一片單純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