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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老洋房弄堂，只是看上去灰蒙蒙的一派饱经沧桑的样子。我们走到最后第二家门口，只见门边堆着一些装空调机的新纸板盒、一圈圈包装带与一块块白色泡沫塑料。门开着，我们進去后沿着一条昏暗的楼梯摸到二楼，叫了一声，立刻有个男人从房里迎出来。乍一看，像是一位个子不高、体貌敦厚的老学者。他很客气地把我们迎了進去，说卧室里刚装好空调，他妻子忙了一阵子，可能累了正在睡觉。他让我们夫妇先坐下来歇一会儿。这是个十七、八平米的客厅，正中墙上有一个典雅的壁炉，现被一大幅油画遮着，四周摆满了石膏像、画架、颜料、以及大大小小的油画、或画了一半的碳笔素描。沙发、桌椅、地板上的东西七零八落，显得有点乱。男主人带点儿歉意地说：“来学画的几个学生刚走，屋里很脏。”

说着他進里屋去了，可能是去告诉她太太，有老同学来访。当年都是小女生，一晃四十年过去，现在都是快五十岁的“老阿姨”了。在这么多年里，她们之间彼此经常电话联系互通音讯，但正儿八经到她家里来还是头一回。早就听说，她们一家都爱好艺术。她丈夫是个业余艺术家。他们的女儿也很有天份，现在华师大艺术系读书。

男主人出来后见我们在看客厅里的画，便说他在少儿图书馆工作，平时喜欢画画，女儿受了他的影响也爱好艺术。

“那么，你这么喜欢画画，可能也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吧？”我试探着问。因为我妻子说他的父亲是个有名的艺术家，早已去世，究竞是谁她也说不清楚。

谁知男主人倒回答得很爽快：“我父母是搞音乐的。”

“搞音乐的？”

他点点头，说：“是的，他原先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

过去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只有两个，一个是黄贻钧，另一个是……难道会是他？

我犹疑不决地从嘴里滑出了这么几个字：“难道是陆洪恩？”

不料，男主人竞一口承认：“是的，正是他。”

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竟是陆洪恩的儿子！我仔细打量这个朴实木讷的男子，发现刚才在楼梯口似乎觉得他有点“老”，现在凑近了看，其实还好，仍是中年人的模样。“陆洪恩”这个名字，我妻子没听说过。文革初期她只有十几岁，可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当年陆洪恩的黑白大头照片与大名高居榜首，全市的大街小巷全都张贴这种布告。一个堂堂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竞与一批强奸犯、杀人犯、偷盗犯混在一起！而且他的罪名还最大，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犯。被判极刑：枪决！立即执行！文革开始后，许多文化人不堪侮辱与非人的折磨，有的跳楼，有的投湖，有的开煤气、服安眠药自杀，这类事情时有所闻，但被专政机关宣判死刑绑赴刑场枪决的，在我的印象中陆洪恩还是第一个。行刑前还在文化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并作了电视实况转播。这件事曾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惊！

这时，女主人从卧室里出来了。她体态发福，心态却仍然很年轻，听见我们在说陆洪恩，便插進来说：“文化广场开批判大会时，我就坐在台下！”她与我妻子既是同学，年龄一定相仿。当时她也只有十几岁呀，照理去文化广场开批判会还轮不到她，她怎么会去凑热闹呢？造化真会弄人，在一片打倒声中被押上台的那个48岁的“犟老头”冥冥之中竞注定要与她有些关系。

这个话题相当敏感，男主人却很坦然，并不吱唔其词、躲躲闪闪：“爹爹……阿拉上海人叫爹爹的……出事情的时候我在新疆。我14岁就去了新疆。不、不是去建设兵团。那时候正好新疆工矿来招工，我就报名去了。”

他说，父亲是个性格倔强、艺术气质很浓的人。文革前，他们住在北京西路一套西式公寓里，家里很宽敞，类似于现在三房二厅那样的房子。父亲中午回来吃饭都要喝白酒，脾气很急躁，冲动起来难以克制。医生说他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情绪不稳定就要吃药。文革初期，一天下午他去乐团讨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会上他坚持说历史上是有清官的，清官是好的，不能一概抹杀。当天晚上他就没回家。后来知道会后他就被拘押起来了。在拘留所里，他的脾气更大了，起初还给他吃些镇静剂，后来就没人给他吃药，随他去了。他的情绪也就日益偏急狂躁，越来越走向极端……

“发展到后来，他病态地见到红的东西就要撕，见到白的东西就抱住哭！”陆洪恩的儿子说到这儿显然有点激动了，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道：“他本来就有精神分裂的症状，受到这么强烈的刺激，病情更严重了。否则正常人怎么会这样？”陆洪恩被关押了两年，越关精神越失控。到了1968年，ZhangChunQiao在徐景贤申报的文件上批示：“这样的人不要再浪费农民辛苦种出来的粮食了。”于是他便被处决了。

“你还有兄弟姐妹吗？”我问。

“没有。我是独生子，48年出生的。”

“你妈妈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妈妈也是搞音乐的，她在舞蹈学校工作。”

他一边说，一边指指门边挂着的两个镜框。镜框里镶着两张照片，他母亲长着一张鹅蛋脸，另一个脸形瘦削的中年男子便是他父亲。1979年，他父亲的案子被正式平反，在平反会上念悼词的便是他父亲的生前好友、乐团的另一位指挥――黄贻钧。

“像我这样的人，以前是找不到对象的，”陆洪恩的儿子苦笑着说，仿佛他父亲的影子还没散去，仍然笼罩着这个家。父亲被平反后，他也从新疆调回上海工作了。当年那个在文化广场看批斗会的小姑娘，长大后非常喜欢艺术，经人介绍与他认识后彼此很谈得来，不久便结为夫妻。女的原先在工艺美术品商店工作，现已退休，有空也经常画画。客厅左边墙上挂的两幅油画便是她的大作。男的常从单位里借些文学期刊与名著带回家让妻子阅读，除了喜欢绘画、读书，她还非常喜欢到名山大川去旅游。他们的女儿身材苗条，亭亭玉立，脸蛋儿俊俏，有点像她的祖父。女儿虽然酷爱艺术，但很务实，知道艺术家常常难以养家活口，便把毕业后的第一个目标定在先谋取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先要生活有保障，然后才谈得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她认为要改变她家目前的经济状况，靠父母已经不行了，以后得瞧她的了！

从他们家出来，我的心情很沉重。陆洪恩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十多年了，假如没有那一场“大革命”，他活到现在也不过八十几岁。身体硬朗的话，他还可以站在上海大剧院里挥棒指挥一曲《拉斯基進行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