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飢荒檔案
中國大飢荒檔案
前 言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
運動中,中國經歷了一場舉世罕見的大飢荒。戶籍管理部
門的死亡人口統計顯示,非正常死亡不下一千五百萬人。
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實際死亡人口遠遠超出此數。按死亡
規模計,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慘烈的飢荒之一。
這場劫難,中國史書先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后
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提法的微妙改變,表明中國共
產黨和政府已不再認為自然災害是飢荒的主因。現在人們
一般認為,雖然天災和蘇聯決裂都有影響,但飢荒主要系
由錯誤的國內政策所致。當時,大躍進的浮夸,造成了糧
食豐裕的假象。「反右傾」「拔白旗」等政治運動,扼殺
了反映實情的聲音。農村糧食減產,政府卻擴大徵購,甚
至強征農民口糧,拿去增加出口。一系列錯誤舉措,終於
釀成大禍,最後大面積餓死人。
大飢荒檔案館的宗旨,是全面收集保存有關這場飢荒
的各種資料,同時也留下一份今日之人如何看待那段歷史
的真實記錄,並藉此表達我們對千萬死難生命的紀念。我
們期望,這裏所保存的慘痛記憶能成為永恆的警示,使類
似悲劇永不重演。
大飢荒檔案編輯部
2001年6月10日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
運動中,中國經歷了一場舉世罕見的大飢荒。戶籍管理部
門的死亡人口統計顯示,非正常死亡不下一千五百萬人。
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實際死亡人口遠遠超出此數。按死亡
規模計,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慘烈的飢荒之一。
這場劫難,中國史書先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后
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提法的微妙改變,表明中國共
產黨和政府已不再認為自然災害是飢荒的主因。現在人們
一般認為,雖然天災和蘇聯決裂都有影響,但飢荒主要系
由錯誤的國內政策所致。當時,大躍進的浮夸,造成了糧
食豐裕的假象。「反右傾」「拔白旗」等政治運動,扼殺
了反映實情的聲音。農村糧食減產,政府卻擴大徵購,甚
至強征農民口糧,拿去增加出口。一系列錯誤舉措,終於
釀成大禍,最後大面積餓死人。
大飢荒檔案館的宗旨,是全面收集保存有關這場飢荒
的各種資料,同時也留下一份今日之人如何看待那段歷史
的真實記錄,並藉此表達我們對千萬死難生命的紀念。我
們期望,這裏所保存的慘痛記憶能成為永恆的警示,使類
似悲劇永不重演。
大飢荒檔案編輯部
2001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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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中國大飢荒檔案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
運動中,中國經歷了一場舉世罕見的大飢荒。戶籍管理部
門的死亡人口統計顯示,非正常死亡不下一千五百萬人。
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實際死亡人口遠遠超出此數。按死亡
規模計,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慘烈的飢荒之一。
這場劫難,中國史書先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后
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提法的微妙改變,表明中國共
產黨和政府已不再認為自然災害是飢荒的主因。現在人們
一般認為,雖然天災和蘇聯決裂都有影響,但飢荒主要系
由錯誤的國內政策所致。當時,大躍進的浮夸,造成了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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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反映實情的聲音。農村糧食減產,政府卻擴大徵購,甚
至強征農民口糧,拿去增加出口。一系列錯誤舉措,終於
釀成大禍,最後大面積餓死人。
大飢荒檔案館的宗旨,是全面收集保存有關這場飢荒
的各種資料,同時也留下一份今日之人如何看待那段歷史
的真實記錄,並藉此表達我們對千萬死難生命的紀念。我
們期望,這裏所保存的慘痛記憶能成為永恆的警示,使類
似悲劇永不重演。
大飢荒檔案編輯部
2001年6月10日
運動中,中國經歷了一場舉世罕見的大飢荒。戶籍管理部
門的死亡人口統計顯示,非正常死亡不下一千五百萬人。
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實際死亡人口遠遠超出此數。按死亡
規模計,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慘烈的飢荒之一。
這場劫難,中國史書先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后
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提法的微妙改變,表明中國共
產黨和政府已不再認為自然災害是飢荒的主因。現在人們
一般認為,雖然天災和蘇聯決裂都有影響,但飢荒主要系
由錯誤的國內政策所致。當時,大躍進的浮夸,造成了糧
食豐裕的假象。「反右傾」「拔白旗」等政治運動,扼殺
了反映實情的聲音。農村糧食減產,政府卻擴大徵購,甚
至強征農民口糧,拿去增加出口。一系列錯誤舉措,終於
釀成大禍,最後大面積餓死人。
大飢荒檔案館的宗旨,是全面收集保存有關這場飢荒
的各種資料,同時也留下一份今日之人如何看待那段歷史
的真實記錄,並藉此表達我們對千萬死難生命的紀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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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悲劇永不重演。
大飢荒檔案編輯部
2001年6月10日
Re: 中國大飢荒檔案
解密時刻:大飢荒 — 天災還是人禍? (完整版) 圖
【阿波羅新聞網2012-11-15訊】
作者:杜林, 蕭雨, 昱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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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各位聽眾觀眾,這裡是美國之音的《解密時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國發生過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飢荒。國內外專家統計,在三年多的時 間里,中國共有大約3000萬到4000萬人餓死。對於這場大飢荒,中國官方迄今為止都沒有公布過系統的記載和準確的數字統計,部分官方史料將其歸咎於天 災。這場災難究竟是如何釀成的呢?
旁白:為了弄清事實真相,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進行了多年努力,跑遍了當年受災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訪問當事人,查閱大量檔案資料,並且在香港出版了描 述這場大飢荒的巨著--《墓碑》。楊繼繩得出結論說,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並非天災,而是人禍。大躍進期間盛行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讓生產力受到嚴重破 壞,導致廣大農村地區出現大面積飢荒。與此同時,政府繼續強行徵購糧食,而且在飢荒來臨之際拒絕開倉放糧,使飢荒更加惡化。
*大躍進,大躍退,大飢荒*
李肅:中國歷史關於1958年的描述是說大躍進這一年開始。那麼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大飢荒問題基本上在時間上和大躍進是吻合的。所以我想知道一下,我們所說的大飢荒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到什麼時候結束的?
楊繼繩:大飢荒應該說是跟三面紅旗連在一起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是講經濟發展速度的概念,按現在的話說叫超越式發展。當 時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希望經濟發展得快一點,革命和建設都可以快一點,這樣可以超英趕美,甚至超過蘇聯。現在研究說毛澤東,好的方面看,希望中國更強勢一 點,另外一方面有人認為是想取代赫魯曉夫,成為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這也是一種說法。總而言之,不管什麼說法,希望中國的建設和革命快一些,按照超越式的 速度發展,這是大躍進;總路線的實質就是速度問題,也是快,嚴格說總路線和大躍進是重合的;人民公社就是一個組織形式,當時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 梁,通過人民公社可以儘快地實行共產主義美好的遠景。所以正因為三面紅旗製造了全國混亂,造成大飢荒,三面紅旗是大飢荒的直接原因。至於大躍進希望經濟超 越式發展,但是又不懂得經濟規律,而且又胡來,結果是大躍退。
旁白: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發動大躍進運動。為了落實毛澤東提出的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
的目標,全民開始大鍊鋼鐵,土高爐四處可見。在農業方面,人們聲稱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畝產上萬斤糧食的消息頻頻傳出,同時大辦公共食堂,宣揚「吃飯不要錢」。中共高層領導人深信,共產主義完全可以提前到來。
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為了提供大鍊鋼鐵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樹木,鐵制農具等生產資料被當作鍊鋼的原料被搗毀,農村大量勞動力丟下農業生產去大鍊鋼鐵,導致不少莊稼爛在地里無人收割。1959年,中國糧食產量比1958年下降15%,1960年又繼續下降15%,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躍進結束之後的1962年,糧食產量才開始回升。
李肅:那大躍進持續了多少年,從1958年開始?
楊繼繩:大躍進實際上就是58年到59年就失敗了。再後來廬山會議以後,又重新搞大躍進,60年又搞了一次。
李肅:那就是58年到60年是大躍進時代?
楊繼繩:對,但中間有波折。到59年就不行了。六幾年又重新振作起來,廬山會議以後又重新搞高指標。所以大躍進主要在經濟指標上,要高指標,就是發展速度很快。
李肅:我們今天談的這個大飢荒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到什麼時候結束的?
楊繼繩:大飢荒嚴格說來是58年冬天就開始大飢荒了。58年都說糧食很多很多,多的了不得。畝產十萬斤,都開玩笑。毛澤東相信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糧食 多了怎麼辦,多吃吧,綜合利用糧食吧,所以老百姓以為糧食多,農民嘛就放開肚皮吃,甩開膀子干,幹了兩個月就沒有糧食了。以為共產黨有的是糧食,所以吃完 了就沒有糧食了。到58年冬天就開始飢荒,59年春天就大量地餓死人。
李肅:什麼時候結束的呢?這個飢荒?
楊繼繩:大飢荒的結束各省的情況不一樣。有的省的問題暴露的比較早,你比如說山東,安徽暴露的比較早一些,暴露的早一些毛澤東就公開了,就採取措施,61 年就基本結束了。個別省把蓋子捂起來,捂蓋子,不讓暴露情況,四川省到62年還是在飢荒,所以我的書上講58年到62年是大飢荒年代,號稱三年,實際上前 后五年。我們當時56年上大學的這批人,59年在農村餓了一年。到了61年的時候農村情況基本好轉,到62年還挨餓,所以我們是五年大飢荒,一般老百姓是 三年大飢荒。
李肅:您在開始的時候談到三面紅旗和這場大飢荒的關係。您認為三面紅旗是造成大飢荒的直接原因。能不能詳細談談為什麼是直接原因?
*大鍊鋼鐵對農業的衝擊*
楊繼繩:第一個,大躍進以後把整個生產體系搞爛了,大躍進造成大浮夸。大躍進首先是共產風,說共產主義快來了。就一平二調,把農民的財產調給公社,由生產 隊調給公社,由公社所有化。公社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所以財產是一平二調,都集中起來。所以到下面的財政恐慌,把小村子拼成大庄,那農民沒地方住了。 搞食堂,把家家戶戶的碗和鍋都砸了,都集中到食堂吃飯。再加上農民說糧食多的不得了,又大鍊鋼鐵,糧食就在田裡沒辦法收穫,都爛掉了。全國當時有幾億人煉 鋼鐵,地里都沒人收糧食。都後來經濟上搞指標,57年鋼鐵產量是535萬噸,58年達到1070萬噸。所以全民鍊鋼,所有的地方都鍊鋼。連中南海都鍊鋼 的,宋慶齡跟著一起鍊鋼啊。文化部大院里搭起了鋼爐,中南海毛澤東的秘書是總指揮,毛澤東還去鏟了幾鏟子。就是這麼個情況,是大鍊鋼鐵,瞎指揮,搞糧食密 植,毛澤東下令的,水、肥、土、種、密、保、工、管。就是水量、肥料、土壤、種子、密植、水土保持、工具更新管理啊,但把密植放在第一位,要密植。所以全 國都是要密植,有尺寸的,如果不夠,就拔起來再插秧。簡直是瞎指揮,整個生產陷入停頓,亂套了。工業也是這個情況。
李肅:但是毛澤東他是農民出身,按說他對種糧食應該還是有經驗的。
楊繼繩:有人就問他,李銳就問他,你是農民出身,為什麼還這麼搞呀?他說,大科學家錢學森說的嘛。錢學森寫了兩篇文章,一篇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太陽能利用百分之幾,可以產糧食幾萬斤。所以毛澤東說他是相信錢學森的。李銳說他是找借口。
*大科學家的偽科學*
旁白:1958年6月16日,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說,如果合理地利用每年每畝地上照射的太陽光能,「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和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錢學森的文章很快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文匯讀書周報》2010年6月28日的一篇文章說,「毛澤東1958年10月在參觀中國科學院躍進成就展覽會時,與錢學森有以下對話:你在青年報上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在那個時候敢於說四萬斤的數字,不錯啊。你是學力學的,學力學而談農業,你又是個農學家。錢學森回答說:「我不懂農業,只是按照太陽能把它折中地計算了一下,至於如何達到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現在發現那個計算方法也有錯誤。」...... 主席接著說:「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對的......。」
李肅:那麼我們就來說錢學森。
楊繼繩:他是搞導彈火箭的。
李肅:那麼他怎麼會發表有關農業的文章呢?
楊繼繩:錢學森這個人是一直緊跟政治的,他政治上不甘寂寞。他在導彈方面在中國是有貢獻的,他沒搞原子彈,他是搞火箭和導彈有貢獻。但也不是他一個人的。他是比較早從美國回去的,知道些東西。但他在政治上一直緊跟,在什麼時候都緊跟,一直到死前都是緊跟。
李肅: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楊繼繩:這就是他個人的一些素質吧,是有好處吧。文革期間所有的科學家都在下面挨整,他穿著軍裝坐在主席台上。文革如此,到江澤民要退休,他就讓江澤民接著干,接軍委主席。他就是這麼一種人嘛。所以這個人在中國的口碑不怎麼好。包括在科學界的口碑也不怎麼好。
李肅:那麼錢學森作為一個導彈科學家他去發表有關農業的文章,大家也相信嗎?
楊繼繩:我們那時18、19歲的年齡,對錢學森認為是科學的偶像,是了不得的。《中國青年報》當時是發行量很大的報紙,是上千萬份的報紙,所以文章一發 表,誰能不信呢?我們年輕人是相信的,毛澤東是種田的應該不相信的,他相信的有道理,太陽能怎麼轉換成光合作用,變成糧食,利用百分之幾等等。他(錢學 森)講的很有道理啊。他是科學家啊,頂級科學家啊,怎麼能不信呢,而且不是一篇,是兩篇啊,一篇接著一篇發。當時中青報發行量很大,再就是《知識就是力 量》,也是影響力很大,青年人都看的。
李肅:《知識就是力量》是一本雜誌嗎?
楊繼繩:是半月刊雜誌,是個很大的刊物。
*浮夸衛星上天,挨餓饑民倒地*
李肅:接下來我們談一下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您是走訪了11個省份,12個省份。首先我們來談一下河南。受災第一波,河南省是首當其衝了,你談談這個情況好么?
楊繼繩:河南省最突出暴露的是信陽事件,其實沒有暴露的還有許昌,所謂「三陽開泰」的幾個地方都是很嚴重,但是信陽事件暴露的比較早。信陽事件之所以有名 是因為第一個人民公社是在信陽出現的。信陽搞了很多花樣,搞了很多東西。一個是第一個人民公社在信陽出現,放了衛星。年輕人可能不懂,就是蘇聯人放了第一 顆人造衛星,社會主義國家很高興,中國也很高興。凡是有點成就,都叫放衛星。糧食產高,也叫放衛星。所以當時信陽的小麥放了多少衛星,幾千公斤的衛星吧。 小麥一畝地能夠產兩三百公斤就不錯了,它上去就是兩三千公斤,那就是很大的衛星。而且不是放一個,是放了一個又一個。所以《人民日報》經常有信陽的消息。
旁白:中國官方的人民網說,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河南省遂平縣(當年屬信陽地區)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的消息。報道說,這個社的小麥經過繼續打場脫粒,10日 第一大隊二分隊又有二畝九分地總產量達到一萬零二百三十八斤六兩,平均每畝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七兩五錢,比二大隊的最高產量每畝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過 這塊地去年每畝畝產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新華社記者方徨回憶當時的場景時說,「我一看這架勢,壯觀,確實是壯觀!激動,也不由人不激動!」《人民日報》7月12日又報道說,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兩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
但方徨後來發現,這些產量是虛報的,而且最早放出小麥「衛星」的遂平縣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人民網說,同信陽地區其它縣一樣,綏平縣1959年就出現糧食短缺,很多公共食堂每天只能提供兩碗稀菜湯了。
李肅:就是說信陽當時給大家的印象是說它的農業做的非常的好。
楊繼繩:糧食不斷地放衛星,一個一個地放。人民公社是信陽第一個出現的。毛澤東很高興,派《紅旗》雜誌的李友久去總結經驗,總結出來后毛澤東如獲至寶,要全國推廣。
李肅:那麼結果呢?它這個衛星放出來,那實際產量有沒有那麼高呢?
楊繼繩:假的。
李肅:後果是什麼?
楊繼繩:後果就是挨餓吧。反正衛星放得高,糧食產量報得高,那徵購糧食就高了。你本來產了一萬斤糧食,我徵購兩千斤;你如果是10萬斤糧食,我就徵購兩萬斤。所謂徵購是兩個字,征就是徵收,是公糧,這是強制性的。
李肅:那麼當年放糧食畝產的衛星,就是說它畝產很高,糧食產量很高,征糧的比例就相應提高,比例就比表面上的要高很多。
楊繼繩:對。
旁白:原河南省信陽地區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2012年8月30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小麥畝產七千三百多斤,稻子畝產四萬八千斤,那衛星嚇唬得很,那都是假的,到處都放衛星,就是往上造假的。造假的上面也不知道,都按照報的徵購。當時咱們的地區是這樣的,59年天旱減產,整個地區實際產量只有15億公斤,(結果)報了151億公斤,(最後)落實了35億公斤。收購不出來就開批判鬥爭會,最後連口糧連種子都交公糧了。沒啥吃的不都餓死人嘛,全區餓死105萬,是中央一個處長來調查的。」
李肅:信陽地區應該是河南比較富裕的地區。所謂三「陽」開泰第一個就是信陽,然後是南陽,洛陽。那為什麼在這樣富裕的地區竟然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呢?
楊繼繩:就是五風嘛。首先是浮夸風。糧食本來就產八百斤,他說一萬斤,就是浮夸風。而浮夸成為風不是一家一戶,整個社會都成為一種風氣。是比賽著。你說一 萬斤,我說十萬斤。是這麼個情況,當時說十萬斤,二十萬斤的都有。這是浮夸風。共產風就是共產主義已經來了,共產黨就是搞大的所有制,就是公社一級所有, 生產隊的財產公社隨便調用。農民家裡的財產,生產隊可以隨便調用,共產主義嘛!共產風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所謂供給制,就是供給糧食,衣服等等,都 開了很好聽的賬單。就是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農民沒有權力,種地的人沒有權力決定種什麼,怎麼種,由縣裡支配。你這塊地必須種什麼,馬路邊上要種好 看的,供參觀的東西,叫高產方,把所有的好的東西都放在馬路兩邊,因為馬路遠在山邊,根本沒有肥料。插秧必須幾乘幾,用尺子量。那就插得很慢了,而且插得 不合適,就拔起來再插,以致於都快成熟了,也拔出來再種,就是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強迫命令風,如果不聽,就打。各種各樣的刑罰都有。我在書中講有幾十 種刑罰,調打,以致於打死的都有。命令風,再就是特殊化風,幹部特殊化。
*吃飯變喝湯,公共食堂的興衰*
李肅:我們現在談一談公共食堂的問題。1958年中國一些地區開始建立人民公社,然後建立公共食堂,就是大家吃飯都到食堂,不在家裡做飯吃了。這個體現了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公共食堂對於大飢荒的形成有什麼樣的作用?
楊繼繩:公共食堂最早是農忙食堂。農忙時,或者叫雙搶、割麥子插水稻,搶種搶收比較忙,搞個食堂,不要在家裡吃飯,這個別是有的。後來推廣成全民的食堂, 河南搞的比較早,搞食堂。搞食堂當時認為能夠節省勞動力,因為家裡做飯變成一家做飯,可以節省材料、增加勞動時間、培養集體化精神,共十大好處,有很多文 章,現在都可以找出來。但是實行起來不行,一個是浪費糧食,一個是燒柴禾,他就把山上的樹木都砍了,浪費柴禾、浪費糧食,再加上開始說糧食多了怎麼辦,就 放開肚皮吃,甩開膀子干,吃了兩個月就沒有糧食吃了。浪費糧食,浪費柴草,而且農民很遠打著飯回家,很遠都涼了,家裡鍋都砸了,沒法吃了,沒法熱了,有的 山區走七、八里路才能到家,路程遠,罐都打破了,小孩就在路上哭。很多這樣的情況,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食堂成為幹部控制農民的手段,動不動就扣飯。你今 天不聽話,就不讓你吃飯。扣飯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各地都有。扣一天、兩天,扣三天就餓死了,很多人餓死在食堂門口。
李肅:數字顯示,到了1958年底,各地建了公共食堂大概是340多萬個,首先說,公共食堂是誰的主意?
楊繼繩:公共食堂首先是農忙食堂創造出來的,生產隊創造出來的,後來省里提倡,河南省提倡。
李肅:河南省提倡它是作為共產主義生活方式?
楊繼繩: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節約糧食、節約勞動力,培養集體主義精神,還好管理。什麼事食堂一喊,馬上就行動了,不要開會了,比開會方便,可以學習、可以聽廣播,都有好處吧。後來就全國推廣了。
李肅:在全國推廣,是誰讓推廣的?
楊繼繩:毛澤東讓推廣的。
李肅:毛澤東下過指示嗎?
楊繼繩:毛澤東下過好幾次指示,第一次指示我不記得,我的書上可能有,但後來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還講公社食堂有三分之一是好的,三分之一好就不簡單,有 一億多人口阿,還是要堅持發展。這是59年。60年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食堂已經不行了,貴州省還寫了個關於食堂的報告,把食堂寫得非常好,說有90%的人上 食堂吃的怎麼好。毛澤東做了長篇的批示,說這是一份科學的報告,全國都要學習,沒有例外。到60年還這樣呢。
李肅:到60年還這樣,但實際上公共食堂的危機在59年就已經顯現了。
楊繼繩:公共食堂幾起幾落,在偏遠地區農民58年沒飯吃就不幹了,不幹了上面號召又起來,起來又不幹,不幹再起來,到59年春天可能很多地區就沒有了。廬山會議以後又恢復了,恢復以後又沒有了,然後貴州省報告一批又有了。
旁白: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羅平漢在《大鍋飯:公社食堂始末》一書中說,「公共食堂辦起來之後,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實行『吃飯不要錢』供給制,而且還提倡『放開肚皮吃飯』,這種建立在絕對平均主義基礎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來。到1959年 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公社公共食堂有的因無米下鍋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員不滿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繼垮台,農民們又回到自己家裡吃起了小鍋 飯」。「可是廬山會議后的全黨『反右傾』過程中,在何處吃飯這個生活問題,與當時的許多事務一樣,竟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於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 食堂重新恢復,全國出現了第二次大辦公共食堂的高潮。」
李肅: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打倒了,彭德懷做了溫和的批判,結果被打倒了,那麼這次會議跟食堂有什麼聯繫呢?
楊繼繩:毛澤東講了食堂問題嘛,他說食堂三分之一辦得好,有百分之幾十不好,但有三分之一好也是偉大的創舉啊,了不起的大事情,就把公共食堂跟社會主義道 路聯在一起,跟這麼大的原則聯在一起,所以誰不願意辦啊,當幹部的都辦了,但農民辦不下去就不辦了。公共食堂一個是浪費,第二個是農民把飯碗交給幹部了, 本來一家一戶有飯碗,把飯碗交給幹部,給你吃就吃,不給你就不吃,稍微調皮一點、稍微不聽話的、稍微吃青的,就是莊稼地里拿個玉米就偷偷吃了,叫吃青,吃 青的就不給飯吃,還有食堂是幹部搞特殊化、搞腐化的很重要的場地,幹部多吃多佔,很多啊。
李肅:我們在數字上發現,1959年的時候,本來公共食堂已經出現很多問題,但是在廬山會議之後公共食堂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反而增加了,全國各地增加了50萬個。
楊繼繩:廬山會議不光是整彭德懷一個人的,在全國上下搞反右傾運動,運動搞起來誰都不敢不搞食堂,食堂是社會主義道路啊,當然要搞。基層沒有吃的哪怕挖野 菜,野菜也不能在家裡吃,要交給食堂。食堂吃的很差了,我書上講食堂有很多中毒事件,吃冷飯、排長隊、食品中毒、幹部多吃多佔。本來農村一天五兩糧食,結 果乾部吃了二兩,農民吃了三兩,這很多了,是食堂餓死人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防止災情外泄,中央嚴禁逃荒*
李肅:過去如果出現飢荒,或者局部地區發生飢荒,老百姓逃荒是很正常的,我們經常聽說他去逃荒了,到外地、到比較富裕的地區去討飯,這樣能夠生存下來。比 較富裕的地區也建立一些賑災的機構,包括建立粥棚救濟災民的設施,但在50年代發生大飢荒的時候,似乎逃荒現象沒有發生。
楊繼繩:不讓逃荒。中共中央1959年3月發出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通知,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緊急通知發下來以後,下面變成 命令不讓逃荒。不讓逃荒從基層來講就是怕飢荒的信息擴大出去,外面就知道我們沒犯吃,這是一個方面。信陽不光不讓逃荒,還扣押信件,信陽一共扣押了一萬兩 千封信件,一般人寫信不說,就連華北局書記李雪峰,他的戰友張樹藩是信陽地委的專員,兩家都是山西人,都是南下幹部,有聯繫的,張樹藩的老伴叫李瑞英給李 雪峰的老伴寫了封信。第一封信試試看,沒些內容,你們很好嗎?就兩句話,結果信退回來了,就不讓發。連這麼高級幹部的信都不讓發,老百姓的信還敢讓發嗎? 不能發。就扣信,火車站兩旁南站北站由公安局局長把守,飢餓的農民如果中央來調查組的話,幹部不讓農民拄拐杖走路,要挺起腰桿走路,裝出不挨餓的樣子。連 拄拐杖都不讓拄,不讓披露自己挨餓的信息,餓以待斃。
旁白: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說,「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為依據的。1959 年3月, 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 農民都是『盲流』。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 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
李肅:這是最高領導層的意見呢,還是省內意見?
楊繼繩:最高領導層就是這個通知,通知一下來,下面就胡作非為了。
李肅:最高領導層發這個通知的目的是什麼?
楊繼繩:不讓盲流,所以就抓盲流,不讓農民勞動力盲目流失,是不是保證農業,人跑了沒辦法種地啊,搞不清楚,反正是發出來了,就是抓盲流。盲流怎麼抓,是 一個用用繩子穿十幾個人,穿著遊街不說還挨打,把身上左右的糧票都收起來,還關進監獄,十個人有三個就餓死了,人數很多。
李肅:您在調查中有沒有發現,中國最高領導層當時不讓人們逃荒到底是什麼目的?
楊繼繩:就這個文件。目的通常按照我們在共產黨這麼多年,一個目的就是保證不缺勞動力,把地種好,保證社會安全、社會穩定,人口流動不好管理,社會管理 啊。上面的願望也是不錯的,到下面就變形了。關起來餓死人,在東北吉林那麼冷,把人關起來,經常往外面抬死屍。關起來就不給糧食吃。
李肅:當年在廣東省,廣東是糧食或者生活比較富裕的地方,一直是中國比較富裕的地方,但是在那個時期出現過廣東省的人向香港大逃亡事件,這是怎麼回事?
楊繼繩:大逃亡一個是飢餓。廣東省也出現比較重大的事件,像羅定事件,也是餓死很多人。像蔡廷楷的老家羅定事件,甚至宋慶齡的老家海南也是餓死人的,但餓 死人比較少一些。所以餓死人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餓死人,一部分是少出生的人,不能夠出生。比如婦女停經,子宮下垂,無法生育。所以餓死人和少出生的人很 多。香港就不斷送東西過來,通過各種辦法送東西過來,解決一部分。但廣東大逃亡主要是61年62年,因為那時最困難的時候,因為61年要精簡幹部,精簡下 鄉,全國一共精簡兩千萬人。所以大逃亡主要是幹部帶頭,然後下面老百姓跟著跑的,跑的比較多。
旁白:20世紀50年代開始,廣東省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共有50多萬人逃到香港,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這些「大逃港」行動1957年開始,在1962年大飢荒時期達到高潮。《羊城晚報》報道說,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150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逃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有些生產隊甚至出現生產隊長和黨支部書記率領村民集體逃往香港的情況。寶安縣委1962年7月報告說,「由於持續時間長,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12個省的群眾相繼聞風而來......4月27日以來,外流人數不下十萬人次。」
那段時期的偷渡行為甚至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羊城晚報》說,廣東省委1957年為了對付災荒,批准「珠江口以西靠近港澳地區,包括廣州,佛山,珠海等11個縣市」自由選擇適當地方出境赴港,並在1961年兩次批准寶安縣民眾將柴草出口香港換肥料,規定居民「每月去港不超過5次,每次每人帶出農副產品價值不超過5元,帶入物件重量不超過5市斤或價值不超過5元」。省委書記陶鑄兩次視察寶安縣時,認為適當放寬邊防,對搞活地方經濟有好處。周恩來1962年對此作出重要指示后,廣東才抽調官兵,加強偷渡香港的管制。
李肅:為什麼精簡幹部能夠直接導致大逃亡呢?
楊繼繩:精簡幹部到農村挨餓了嘛,就都往香港跑,那裡比較好一點。
李肅:就是說所謂的精簡是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去?
楊繼繩:到農村去當農民。
*飢荒肆虐,當局禁止開倉放糧*
李肅:剛才您多次提到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根據張樹藩自己的回憶,他說:「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 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也就是說他對於群眾沒有搶糧庫感到非常有感慨,認為人民群眾非常相信黨,非常相信政府,但是信陽地區餓死了一百多萬人。也就 是說儘管那個時候中國有些地區發生過一些動亂,但似乎沒有聽說有搶糧庫的事情,更沒有大規模的暴動。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為什麼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為什 么不開倉放糧呢?
楊繼繩:這是兩個問題,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告訴你,當時餓死人大時候,糧食也是最多的時候,不僅是信陽,告訴你一個全國的數字。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
李肅:這差不多是一年的產量。
楊繼繩:最多就是1959年11月初糧食達到887.03億斤,最少也是319.1億斤,這是60年5月份。60年4月是春荒最嚴重的時候,糧食庫存是 403.5億斤。它這是貿易糧,貿易糧變成原糧乘以1.5和1.2,就是原糧487億斤。如果拿一半出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李肅:就是說拿出全國庫存糧食的一半給全國的饑民們分發,不會餓死人。
楊繼繩:不會餓死人。這我是從糧食部的歷史檔案中抄出來的,你可以引用。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的統計資料,60年6月3日這一天,6月3日是 最青黃不接,餓死人的時候,全國糧食庫存是301.48億斤。這些糧食放在哪呢?北京有2.3億斤、天津1.15、上海2.53億斤、湖北8.26億斤、 山西8.16億斤,各省都有。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信陽當時一百多萬人餓死,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庫存;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還 有13.22億斤的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糧食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糧食,還是貿易糧,根本不會餓死人。就是當 時明明知道有糧食,就不去開倉放糧。
李肅:為什麼?
楊繼繩:當時糧食部還希望增加庫存,毛澤東說趁這個時候還是有必要增加庫存。這就是這個制度的僵化和無能,昏聵無能。
旁白:原河南省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證實,當時上面確實不準開倉放糧。他告訴美國之音記者說:「我們當時整個地區還有11億 斤,那是國庫的糧食,是不能動的。當時執行也不行,不執行這個命令也不行。當時上面的政策很緊,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非常著急,但誰也不敢開倉,沒有糧食 你急也沒辦法。樹皮草根都挖完吃完了,食堂停火餓死人,哪個社都有餓死人的。那不光是門口有人餓死,沒糧食吃就全身浮腫,走著走著一栽就死了。」
李肅:當初不開倉放糧的決定是地方上做出來的,還是中央做出來的?
楊繼繩:比如固始縣縣委書記石紹舉跟我說,當時餓死人的時候,他跟縣裡管的糧食局局長說,能不能借300萬今糧食給我,等秋後我再補上。糧食局長說,石書記,我沒這個權力,這糧食是吳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糧食都不能動。所以看著人就餓死了,就救不出來。
李肅:我們知不知道他也向上面請求放糧呢?或者借糧食?
楊繼繩:糧食局長都說,糧食是吳芝圃同志親自管的,一粒都不能動。
李肅:但是這個姓石的縣委書記...
楊繼繩:石紹舉他只能向下屬借。
李素:他有沒有向上面反應,我跟上面借點呢?
楊繼繩:他敢跟吳芝圃說嗎?他不敢,沒這個膽量。這石紹舉是南下幹部,身上有七處傷。
李肅:他是哪個縣的縣委書記?
楊繼繩:他當了兩個縣,最後是固始縣委書記。
李肅:您在調查過程中有沒有其他的要求開倉放糧的?
楊繼繩:私下的有。比如我們縣的副縣長放了一部分糧,我前年才聽說,我當時不知道,後來這個人到新疆,不是幹部要到新疆嗎,後來就沒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 死了吧。還有個別地方我們《炎黃春秋》發過幾期,在及個別的小地方,這樣的幹部挨整了以後後來又平反了。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話,就不至餓死人 了。
李肅: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就是中央一層談到是否開倉放糧?
楊繼繩:中央沒有。中央如果有開倉放糧的話,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李肅:也沒討論過這個問題?
楊繼繩:毛澤東有句話,不但不放糧,還要增加糧食徵購。1960年1月份,大飢荒嚴重,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執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 糧食部的一份報告中說,糧食徵購從59年夏糧登場的時候計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經收得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1075億斤還超過了6%。按 糧食秋季計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糧1016億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59年到60年糧食年度收購 1200億斤糧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時說,不知道是鄧小平,還是毛澤東在批轉這個報告時說,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 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肅:這正是在大飢荒最嚴重的時候。
楊繼繩:最嚴重的時候,就是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的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還在想辦法增加庫存。
結束語: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寫道:「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 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希望美國之音的《解密時刻》加強了您對那場已經遠去的歷史事件的記憶。我是李肅,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阿波羅新聞網2012-11-15訊】
作者:杜林, 蕭雨, 昱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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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各位聽眾觀眾,這裡是美國之音的《解密時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國發生過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飢荒。國內外專家統計,在三年多的時 間里,中國共有大約3000萬到4000萬人餓死。對於這場大飢荒,中國官方迄今為止都沒有公布過系統的記載和準確的數字統計,部分官方史料將其歸咎於天 災。這場災難究竟是如何釀成的呢?
旁白:為了弄清事實真相,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進行了多年努力,跑遍了當年受災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訪問當事人,查閱大量檔案資料,並且在香港出版了描 述這場大飢荒的巨著--《墓碑》。楊繼繩得出結論說,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並非天災,而是人禍。大躍進期間盛行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讓生產力受到嚴重破 壞,導致廣大農村地區出現大面積飢荒。與此同時,政府繼續強行徵購糧食,而且在飢荒來臨之際拒絕開倉放糧,使飢荒更加惡化。
*大躍進,大躍退,大飢荒*
李肅:中國歷史關於1958年的描述是說大躍進這一年開始。那麼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大飢荒問題基本上在時間上和大躍進是吻合的。所以我想知道一下,我們所說的大飢荒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到什麼時候結束的?
楊繼繩:大飢荒應該說是跟三面紅旗連在一起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是講經濟發展速度的概念,按現在的話說叫超越式發展。當 時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希望經濟發展得快一點,革命和建設都可以快一點,這樣可以超英趕美,甚至超過蘇聯。現在研究說毛澤東,好的方面看,希望中國更強勢一 點,另外一方面有人認為是想取代赫魯曉夫,成為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這也是一種說法。總而言之,不管什麼說法,希望中國的建設和革命快一些,按照超越式的 速度發展,這是大躍進;總路線的實質就是速度問題,也是快,嚴格說總路線和大躍進是重合的;人民公社就是一個組織形式,當時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 梁,通過人民公社可以儘快地實行共產主義美好的遠景。所以正因為三面紅旗製造了全國混亂,造成大飢荒,三面紅旗是大飢荒的直接原因。至於大躍進希望經濟超 越式發展,但是又不懂得經濟規律,而且又胡來,結果是大躍退。
旁白: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發動大躍進運動。為了落實毛澤東提出的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
的目標,全民開始大鍊鋼鐵,土高爐四處可見。在農業方面,人們聲稱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畝產上萬斤糧食的消息頻頻傳出,同時大辦公共食堂,宣揚「吃飯不要錢」。中共高層領導人深信,共產主義完全可以提前到來。
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為了提供大鍊鋼鐵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樹木,鐵制農具等生產資料被當作鍊鋼的原料被搗毀,農村大量勞動力丟下農業生產去大鍊鋼鐵,導致不少莊稼爛在地里無人收割。1959年,中國糧食產量比1958年下降15%,1960年又繼續下降15%,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躍進結束之後的1962年,糧食產量才開始回升。
李肅:那大躍進持續了多少年,從1958年開始?
楊繼繩:大躍進實際上就是58年到59年就失敗了。再後來廬山會議以後,又重新搞大躍進,60年又搞了一次。
李肅:那就是58年到60年是大躍進時代?
楊繼繩:對,但中間有波折。到59年就不行了。六幾年又重新振作起來,廬山會議以後又重新搞高指標。所以大躍進主要在經濟指標上,要高指標,就是發展速度很快。
李肅:我們今天談的這個大飢荒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到什麼時候結束的?
楊繼繩:大飢荒嚴格說來是58年冬天就開始大飢荒了。58年都說糧食很多很多,多的了不得。畝產十萬斤,都開玩笑。毛澤東相信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糧食 多了怎麼辦,多吃吧,綜合利用糧食吧,所以老百姓以為糧食多,農民嘛就放開肚皮吃,甩開膀子干,幹了兩個月就沒有糧食了。以為共產黨有的是糧食,所以吃完 了就沒有糧食了。到58年冬天就開始飢荒,59年春天就大量地餓死人。
李肅:什麼時候結束的呢?這個飢荒?
楊繼繩:大飢荒的結束各省的情況不一樣。有的省的問題暴露的比較早,你比如說山東,安徽暴露的比較早一些,暴露的早一些毛澤東就公開了,就採取措施,61 年就基本結束了。個別省把蓋子捂起來,捂蓋子,不讓暴露情況,四川省到62年還是在飢荒,所以我的書上講58年到62年是大飢荒年代,號稱三年,實際上前 后五年。我們當時56年上大學的這批人,59年在農村餓了一年。到了61年的時候農村情況基本好轉,到62年還挨餓,所以我們是五年大飢荒,一般老百姓是 三年大飢荒。
李肅:您在開始的時候談到三面紅旗和這場大飢荒的關係。您認為三面紅旗是造成大飢荒的直接原因。能不能詳細談談為什麼是直接原因?
*大鍊鋼鐵對農業的衝擊*
楊繼繩:第一個,大躍進以後把整個生產體系搞爛了,大躍進造成大浮夸。大躍進首先是共產風,說共產主義快來了。就一平二調,把農民的財產調給公社,由生產 隊調給公社,由公社所有化。公社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所以財產是一平二調,都集中起來。所以到下面的財政恐慌,把小村子拼成大庄,那農民沒地方住了。 搞食堂,把家家戶戶的碗和鍋都砸了,都集中到食堂吃飯。再加上農民說糧食多的不得了,又大鍊鋼鐵,糧食就在田裡沒辦法收穫,都爛掉了。全國當時有幾億人煉 鋼鐵,地里都沒人收糧食。都後來經濟上搞指標,57年鋼鐵產量是535萬噸,58年達到1070萬噸。所以全民鍊鋼,所有的地方都鍊鋼。連中南海都鍊鋼 的,宋慶齡跟著一起鍊鋼啊。文化部大院里搭起了鋼爐,中南海毛澤東的秘書是總指揮,毛澤東還去鏟了幾鏟子。就是這麼個情況,是大鍊鋼鐵,瞎指揮,搞糧食密 植,毛澤東下令的,水、肥、土、種、密、保、工、管。就是水量、肥料、土壤、種子、密植、水土保持、工具更新管理啊,但把密植放在第一位,要密植。所以全 國都是要密植,有尺寸的,如果不夠,就拔起來再插秧。簡直是瞎指揮,整個生產陷入停頓,亂套了。工業也是這個情況。
李肅:但是毛澤東他是農民出身,按說他對種糧食應該還是有經驗的。
楊繼繩:有人就問他,李銳就問他,你是農民出身,為什麼還這麼搞呀?他說,大科學家錢學森說的嘛。錢學森寫了兩篇文章,一篇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太陽能利用百分之幾,可以產糧食幾萬斤。所以毛澤東說他是相信錢學森的。李銳說他是找借口。
*大科學家的偽科學*
旁白:1958年6月16日,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說,如果合理地利用每年每畝地上照射的太陽光能,「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和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錢學森的文章很快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文匯讀書周報》2010年6月28日的一篇文章說,「毛澤東1958年10月在參觀中國科學院躍進成就展覽會時,與錢學森有以下對話:你在青年報上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在那個時候敢於說四萬斤的數字,不錯啊。你是學力學的,學力學而談農業,你又是個農學家。錢學森回答說:「我不懂農業,只是按照太陽能把它折中地計算了一下,至於如何達到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現在發現那個計算方法也有錯誤。」...... 主席接著說:「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對的......。」
李肅:那麼我們就來說錢學森。
楊繼繩:他是搞導彈火箭的。
李肅:那麼他怎麼會發表有關農業的文章呢?
楊繼繩:錢學森這個人是一直緊跟政治的,他政治上不甘寂寞。他在導彈方面在中國是有貢獻的,他沒搞原子彈,他是搞火箭和導彈有貢獻。但也不是他一個人的。他是比較早從美國回去的,知道些東西。但他在政治上一直緊跟,在什麼時候都緊跟,一直到死前都是緊跟。
李肅: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楊繼繩:這就是他個人的一些素質吧,是有好處吧。文革期間所有的科學家都在下面挨整,他穿著軍裝坐在主席台上。文革如此,到江澤民要退休,他就讓江澤民接著干,接軍委主席。他就是這麼一種人嘛。所以這個人在中國的口碑不怎麼好。包括在科學界的口碑也不怎麼好。
李肅:那麼錢學森作為一個導彈科學家他去發表有關農業的文章,大家也相信嗎?
楊繼繩:我們那時18、19歲的年齡,對錢學森認為是科學的偶像,是了不得的。《中國青年報》當時是發行量很大的報紙,是上千萬份的報紙,所以文章一發 表,誰能不信呢?我們年輕人是相信的,毛澤東是種田的應該不相信的,他相信的有道理,太陽能怎麼轉換成光合作用,變成糧食,利用百分之幾等等。他(錢學 森)講的很有道理啊。他是科學家啊,頂級科學家啊,怎麼能不信呢,而且不是一篇,是兩篇啊,一篇接著一篇發。當時中青報發行量很大,再就是《知識就是力 量》,也是影響力很大,青年人都看的。
李肅:《知識就是力量》是一本雜誌嗎?
楊繼繩:是半月刊雜誌,是個很大的刊物。
*浮夸衛星上天,挨餓饑民倒地*
李肅:接下來我們談一下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您是走訪了11個省份,12個省份。首先我們來談一下河南。受災第一波,河南省是首當其衝了,你談談這個情況好么?
楊繼繩:河南省最突出暴露的是信陽事件,其實沒有暴露的還有許昌,所謂「三陽開泰」的幾個地方都是很嚴重,但是信陽事件暴露的比較早。信陽事件之所以有名 是因為第一個人民公社是在信陽出現的。信陽搞了很多花樣,搞了很多東西。一個是第一個人民公社在信陽出現,放了衛星。年輕人可能不懂,就是蘇聯人放了第一 顆人造衛星,社會主義國家很高興,中國也很高興。凡是有點成就,都叫放衛星。糧食產高,也叫放衛星。所以當時信陽的小麥放了多少衛星,幾千公斤的衛星吧。 小麥一畝地能夠產兩三百公斤就不錯了,它上去就是兩三千公斤,那就是很大的衛星。而且不是放一個,是放了一個又一個。所以《人民日報》經常有信陽的消息。
旁白:中國官方的人民網說,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河南省遂平縣(當年屬信陽地區)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的消息。報道說,這個社的小麥經過繼續打場脫粒,10日 第一大隊二分隊又有二畝九分地總產量達到一萬零二百三十八斤六兩,平均每畝畝產三千五百三十斤七兩五錢,比二大隊的最高產量每畝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過 這塊地去年每畝畝產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新華社記者方徨回憶當時的場景時說,「我一看這架勢,壯觀,確實是壯觀!激動,也不由人不激動!」《人民日報》7月12日又報道說,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兩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
但方徨後來發現,這些產量是虛報的,而且最早放出小麥「衛星」的遂平縣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人民網說,同信陽地區其它縣一樣,綏平縣1959年就出現糧食短缺,很多公共食堂每天只能提供兩碗稀菜湯了。
李肅:就是說信陽當時給大家的印象是說它的農業做的非常的好。
楊繼繩:糧食不斷地放衛星,一個一個地放。人民公社是信陽第一個出現的。毛澤東很高興,派《紅旗》雜誌的李友久去總結經驗,總結出來后毛澤東如獲至寶,要全國推廣。
李肅:那麼結果呢?它這個衛星放出來,那實際產量有沒有那麼高呢?
楊繼繩:假的。
李肅:後果是什麼?
楊繼繩:後果就是挨餓吧。反正衛星放得高,糧食產量報得高,那徵購糧食就高了。你本來產了一萬斤糧食,我徵購兩千斤;你如果是10萬斤糧食,我就徵購兩萬斤。所謂徵購是兩個字,征就是徵收,是公糧,這是強制性的。
李肅:那麼當年放糧食畝產的衛星,就是說它畝產很高,糧食產量很高,征糧的比例就相應提高,比例就比表面上的要高很多。
楊繼繩:對。
旁白:原河南省信陽地區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2012年8月30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小麥畝產七千三百多斤,稻子畝產四萬八千斤,那衛星嚇唬得很,那都是假的,到處都放衛星,就是往上造假的。造假的上面也不知道,都按照報的徵購。當時咱們的地區是這樣的,59年天旱減產,整個地區實際產量只有15億公斤,(結果)報了151億公斤,(最後)落實了35億公斤。收購不出來就開批判鬥爭會,最後連口糧連種子都交公糧了。沒啥吃的不都餓死人嘛,全區餓死105萬,是中央一個處長來調查的。」
李肅:信陽地區應該是河南比較富裕的地區。所謂三「陽」開泰第一個就是信陽,然後是南陽,洛陽。那為什麼在這樣富裕的地區竟然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呢?
楊繼繩:就是五風嘛。首先是浮夸風。糧食本來就產八百斤,他說一萬斤,就是浮夸風。而浮夸成為風不是一家一戶,整個社會都成為一種風氣。是比賽著。你說一 萬斤,我說十萬斤。是這麼個情況,當時說十萬斤,二十萬斤的都有。這是浮夸風。共產風就是共產主義已經來了,共產黨就是搞大的所有制,就是公社一級所有, 生產隊的財產公社隨便調用。農民家裡的財產,生產隊可以隨便調用,共產主義嘛!共產風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所謂供給制,就是供給糧食,衣服等等,都 開了很好聽的賬單。就是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農民沒有權力,種地的人沒有權力決定種什麼,怎麼種,由縣裡支配。你這塊地必須種什麼,馬路邊上要種好 看的,供參觀的東西,叫高產方,把所有的好的東西都放在馬路兩邊,因為馬路遠在山邊,根本沒有肥料。插秧必須幾乘幾,用尺子量。那就插得很慢了,而且插得 不合適,就拔起來再插,以致於都快成熟了,也拔出來再種,就是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強迫命令風,如果不聽,就打。各種各樣的刑罰都有。我在書中講有幾十 種刑罰,調打,以致於打死的都有。命令風,再就是特殊化風,幹部特殊化。
*吃飯變喝湯,公共食堂的興衰*
李肅:我們現在談一談公共食堂的問題。1958年中國一些地區開始建立人民公社,然後建立公共食堂,就是大家吃飯都到食堂,不在家裡做飯吃了。這個體現了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公共食堂對於大飢荒的形成有什麼樣的作用?
楊繼繩:公共食堂最早是農忙食堂。農忙時,或者叫雙搶、割麥子插水稻,搶種搶收比較忙,搞個食堂,不要在家裡吃飯,這個別是有的。後來推廣成全民的食堂, 河南搞的比較早,搞食堂。搞食堂當時認為能夠節省勞動力,因為家裡做飯變成一家做飯,可以節省材料、增加勞動時間、培養集體化精神,共十大好處,有很多文 章,現在都可以找出來。但是實行起來不行,一個是浪費糧食,一個是燒柴禾,他就把山上的樹木都砍了,浪費柴禾、浪費糧食,再加上開始說糧食多了怎麼辦,就 放開肚皮吃,甩開膀子干,吃了兩個月就沒有糧食吃了。浪費糧食,浪費柴草,而且農民很遠打著飯回家,很遠都涼了,家裡鍋都砸了,沒法吃了,沒法熱了,有的 山區走七、八里路才能到家,路程遠,罐都打破了,小孩就在路上哭。很多這樣的情況,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食堂成為幹部控制農民的手段,動不動就扣飯。你今 天不聽話,就不讓你吃飯。扣飯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各地都有。扣一天、兩天,扣三天就餓死了,很多人餓死在食堂門口。
李肅:數字顯示,到了1958年底,各地建了公共食堂大概是340多萬個,首先說,公共食堂是誰的主意?
楊繼繩:公共食堂首先是農忙食堂創造出來的,生產隊創造出來的,後來省里提倡,河南省提倡。
李肅:河南省提倡它是作為共產主義生活方式?
楊繼繩: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節約糧食、節約勞動力,培養集體主義精神,還好管理。什麼事食堂一喊,馬上就行動了,不要開會了,比開會方便,可以學習、可以聽廣播,都有好處吧。後來就全國推廣了。
李肅:在全國推廣,是誰讓推廣的?
楊繼繩:毛澤東讓推廣的。
李肅:毛澤東下過指示嗎?
楊繼繩:毛澤東下過好幾次指示,第一次指示我不記得,我的書上可能有,但後來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還講公社食堂有三分之一是好的,三分之一好就不簡單,有 一億多人口阿,還是要堅持發展。這是59年。60年餓死人最多的時候食堂已經不行了,貴州省還寫了個關於食堂的報告,把食堂寫得非常好,說有90%的人上 食堂吃的怎麼好。毛澤東做了長篇的批示,說這是一份科學的報告,全國都要學習,沒有例外。到60年還這樣呢。
李肅:到60年還這樣,但實際上公共食堂的危機在59年就已經顯現了。
楊繼繩:公共食堂幾起幾落,在偏遠地區農民58年沒飯吃就不幹了,不幹了上面號召又起來,起來又不幹,不幹再起來,到59年春天可能很多地區就沒有了。廬山會議以後又恢復了,恢復以後又沒有了,然後貴州省報告一批又有了。
旁白: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羅平漢在《大鍋飯:公社食堂始末》一書中說,「公共食堂辦起來之後,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實行『吃飯不要錢』供給制,而且還提倡『放開肚皮吃飯』,這種建立在絕對平均主義基礎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來。到1959年 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公社公共食堂有的因無米下鍋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員不滿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繼垮台,農民們又回到自己家裡吃起了小鍋 飯」。「可是廬山會議后的全黨『反右傾』過程中,在何處吃飯這個生活問題,與當時的許多事務一樣,竟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於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 食堂重新恢復,全國出現了第二次大辦公共食堂的高潮。」
李肅: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打倒了,彭德懷做了溫和的批判,結果被打倒了,那麼這次會議跟食堂有什麼聯繫呢?
楊繼繩:毛澤東講了食堂問題嘛,他說食堂三分之一辦得好,有百分之幾十不好,但有三分之一好也是偉大的創舉啊,了不起的大事情,就把公共食堂跟社會主義道 路聯在一起,跟這麼大的原則聯在一起,所以誰不願意辦啊,當幹部的都辦了,但農民辦不下去就不辦了。公共食堂一個是浪費,第二個是農民把飯碗交給幹部了, 本來一家一戶有飯碗,把飯碗交給幹部,給你吃就吃,不給你就不吃,稍微調皮一點、稍微不聽話的、稍微吃青的,就是莊稼地里拿個玉米就偷偷吃了,叫吃青,吃 青的就不給飯吃,還有食堂是幹部搞特殊化、搞腐化的很重要的場地,幹部多吃多佔,很多啊。
李肅:我們在數字上發現,1959年的時候,本來公共食堂已經出現很多問題,但是在廬山會議之後公共食堂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反而增加了,全國各地增加了50萬個。
楊繼繩:廬山會議不光是整彭德懷一個人的,在全國上下搞反右傾運動,運動搞起來誰都不敢不搞食堂,食堂是社會主義道路啊,當然要搞。基層沒有吃的哪怕挖野 菜,野菜也不能在家裡吃,要交給食堂。食堂吃的很差了,我書上講食堂有很多中毒事件,吃冷飯、排長隊、食品中毒、幹部多吃多佔。本來農村一天五兩糧食,結 果乾部吃了二兩,農民吃了三兩,這很多了,是食堂餓死人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防止災情外泄,中央嚴禁逃荒*
李肅:過去如果出現飢荒,或者局部地區發生飢荒,老百姓逃荒是很正常的,我們經常聽說他去逃荒了,到外地、到比較富裕的地區去討飯,這樣能夠生存下來。比 較富裕的地區也建立一些賑災的機構,包括建立粥棚救濟災民的設施,但在50年代發生大飢荒的時候,似乎逃荒現象沒有發生。
楊繼繩:不讓逃荒。中共中央1959年3月發出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通知,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緊急通知發下來以後,下面變成 命令不讓逃荒。不讓逃荒從基層來講就是怕飢荒的信息擴大出去,外面就知道我們沒犯吃,這是一個方面。信陽不光不讓逃荒,還扣押信件,信陽一共扣押了一萬兩 千封信件,一般人寫信不說,就連華北局書記李雪峰,他的戰友張樹藩是信陽地委的專員,兩家都是山西人,都是南下幹部,有聯繫的,張樹藩的老伴叫李瑞英給李 雪峰的老伴寫了封信。第一封信試試看,沒些內容,你們很好嗎?就兩句話,結果信退回來了,就不讓發。連這麼高級幹部的信都不讓發,老百姓的信還敢讓發嗎? 不能發。就扣信,火車站兩旁南站北站由公安局局長把守,飢餓的農民如果中央來調查組的話,幹部不讓農民拄拐杖走路,要挺起腰桿走路,裝出不挨餓的樣子。連 拄拐杖都不讓拄,不讓披露自己挨餓的信息,餓以待斃。
旁白: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說,「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為依據的。1959 年3月, 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 農民都是『盲流』。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 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
李肅:這是最高領導層的意見呢,還是省內意見?
楊繼繩:最高領導層就是這個通知,通知一下來,下面就胡作非為了。
李肅:最高領導層發這個通知的目的是什麼?
楊繼繩:不讓盲流,所以就抓盲流,不讓農民勞動力盲目流失,是不是保證農業,人跑了沒辦法種地啊,搞不清楚,反正是發出來了,就是抓盲流。盲流怎麼抓,是 一個用用繩子穿十幾個人,穿著遊街不說還挨打,把身上左右的糧票都收起來,還關進監獄,十個人有三個就餓死了,人數很多。
李肅:您在調查中有沒有發現,中國最高領導層當時不讓人們逃荒到底是什麼目的?
楊繼繩:就這個文件。目的通常按照我們在共產黨這麼多年,一個目的就是保證不缺勞動力,把地種好,保證社會安全、社會穩定,人口流動不好管理,社會管理 啊。上面的願望也是不錯的,到下面就變形了。關起來餓死人,在東北吉林那麼冷,把人關起來,經常往外面抬死屍。關起來就不給糧食吃。
李肅:當年在廣東省,廣東是糧食或者生活比較富裕的地方,一直是中國比較富裕的地方,但是在那個時期出現過廣東省的人向香港大逃亡事件,這是怎麼回事?
楊繼繩:大逃亡一個是飢餓。廣東省也出現比較重大的事件,像羅定事件,也是餓死很多人。像蔡廷楷的老家羅定事件,甚至宋慶齡的老家海南也是餓死人的,但餓 死人比較少一些。所以餓死人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餓死人,一部分是少出生的人,不能夠出生。比如婦女停經,子宮下垂,無法生育。所以餓死人和少出生的人很 多。香港就不斷送東西過來,通過各種辦法送東西過來,解決一部分。但廣東大逃亡主要是61年62年,因為那時最困難的時候,因為61年要精簡幹部,精簡下 鄉,全國一共精簡兩千萬人。所以大逃亡主要是幹部帶頭,然後下面老百姓跟著跑的,跑的比較多。
旁白:20世紀50年代開始,廣東省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共有50多萬人逃到香港,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這些「大逃港」行動1957年開始,在1962年大飢荒時期達到高潮。《羊城晚報》報道說,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寶安縣由東至西150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逃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有些生產隊甚至出現生產隊長和黨支部書記率領村民集體逃往香港的情況。寶安縣委1962年7月報告說,「由於持續時間長,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12個省的群眾相繼聞風而來......4月27日以來,外流人數不下十萬人次。」
那段時期的偷渡行為甚至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羊城晚報》說,廣東省委1957年為了對付災荒,批准「珠江口以西靠近港澳地區,包括廣州,佛山,珠海等11個縣市」自由選擇適當地方出境赴港,並在1961年兩次批准寶安縣民眾將柴草出口香港換肥料,規定居民「每月去港不超過5次,每次每人帶出農副產品價值不超過5元,帶入物件重量不超過5市斤或價值不超過5元」。省委書記陶鑄兩次視察寶安縣時,認為適當放寬邊防,對搞活地方經濟有好處。周恩來1962年對此作出重要指示后,廣東才抽調官兵,加強偷渡香港的管制。
李肅:為什麼精簡幹部能夠直接導致大逃亡呢?
楊繼繩:精簡幹部到農村挨餓了嘛,就都往香港跑,那裡比較好一點。
李肅:就是說所謂的精簡是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去?
楊繼繩:到農村去當農民。
*飢荒肆虐,當局禁止開倉放糧*
李肅:剛才您多次提到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根據張樹藩自己的回憶,他說:「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 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也就是說他對於群眾沒有搶糧庫感到非常有感慨,認為人民群眾非常相信黨,非常相信政府,但是信陽地區餓死了一百多萬人。也就 是說儘管那個時候中國有些地區發生過一些動亂,但似乎沒有聽說有搶糧庫的事情,更沒有大規模的暴動。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為什麼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為什 么不開倉放糧呢?
楊繼繩:這是兩個問題,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告訴你,當時餓死人大時候,糧食也是最多的時候,不僅是信陽,告訴你一個全國的數字。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
李肅:這差不多是一年的產量。
楊繼繩:最多就是1959年11月初糧食達到887.03億斤,最少也是319.1億斤,這是60年5月份。60年4月是春荒最嚴重的時候,糧食庫存是 403.5億斤。它這是貿易糧,貿易糧變成原糧乘以1.5和1.2,就是原糧487億斤。如果拿一半出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
李肅:就是說拿出全國庫存糧食的一半給全國的饑民們分發,不會餓死人。
楊繼繩:不會餓死人。這我是從糧食部的歷史檔案中抄出來的,你可以引用。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的統計資料,60年6月3日這一天,6月3日是 最青黃不接,餓死人的時候,全國糧食庫存是301.48億斤。這些糧食放在哪呢?北京有2.3億斤、天津1.15、上海2.53億斤、湖北8.26億斤、 山西8.16億斤,各省都有。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信陽當時一百多萬人餓死,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庫存;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還 有13.22億斤的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糧食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糧食,還是貿易糧,根本不會餓死人。就是當 時明明知道有糧食,就不去開倉放糧。
李肅:為什麼?
楊繼繩:當時糧食部還希望增加庫存,毛澤東說趁這個時候還是有必要增加庫存。這就是這個制度的僵化和無能,昏聵無能。
旁白:原河南省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證實,當時上面確實不準開倉放糧。他告訴美國之音記者說:「我們當時整個地區還有11億 斤,那是國庫的糧食,是不能動的。當時執行也不行,不執行這個命令也不行。當時上面的政策很緊,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非常著急,但誰也不敢開倉,沒有糧食 你急也沒辦法。樹皮草根都挖完吃完了,食堂停火餓死人,哪個社都有餓死人的。那不光是門口有人餓死,沒糧食吃就全身浮腫,走著走著一栽就死了。」
李肅:當初不開倉放糧的決定是地方上做出來的,還是中央做出來的?
楊繼繩:比如固始縣縣委書記石紹舉跟我說,當時餓死人的時候,他跟縣裡管的糧食局局長說,能不能借300萬今糧食給我,等秋後我再補上。糧食局長說,石書記,我沒這個權力,這糧食是吳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糧食都不能動。所以看著人就餓死了,就救不出來。
李肅:我們知不知道他也向上面請求放糧呢?或者借糧食?
楊繼繩:糧食局長都說,糧食是吳芝圃同志親自管的,一粒都不能動。
李肅:但是這個姓石的縣委書記...
楊繼繩:石紹舉他只能向下屬借。
李素:他有沒有向上面反應,我跟上面借點呢?
楊繼繩:他敢跟吳芝圃說嗎?他不敢,沒這個膽量。這石紹舉是南下幹部,身上有七處傷。
李肅:他是哪個縣的縣委書記?
楊繼繩:他當了兩個縣,最後是固始縣委書記。
李肅:您在調查過程中有沒有其他的要求開倉放糧的?
楊繼繩:私下的有。比如我們縣的副縣長放了一部分糧,我前年才聽說,我當時不知道,後來這個人到新疆,不是幹部要到新疆嗎,後來就沒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 死了吧。還有個別地方我們《炎黃春秋》發過幾期,在及個別的小地方,這樣的幹部挨整了以後後來又平反了。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話,就不至餓死人 了。
李肅: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就是中央一層談到是否開倉放糧?
楊繼繩:中央沒有。中央如果有開倉放糧的話,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李肅:也沒討論過這個問題?
楊繼繩:毛澤東有句話,不但不放糧,還要增加糧食徵購。1960年1月份,大飢荒嚴重,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執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 糧食部的一份報告中說,糧食徵購從59年夏糧登場的時候計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經收得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1075億斤還超過了6%。按 糧食秋季計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糧1016億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59年到60年糧食年度收購 1200億斤糧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時說,不知道是鄧小平,還是毛澤東在批轉這個報告時說,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 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肅:這正是在大飢荒最嚴重的時候。
楊繼繩:最嚴重的時候,就是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的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還在想辦法增加庫存。
結束語: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寫道:「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 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希望美國之音的《解密時刻》加強了您對那場已經遠去的歷史事件的記憶。我是李肅,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Re: 中國大飢荒檔案
大飢荒死難之最:滎經慘案調查 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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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新聞網2012-11-11訊】
作者:余習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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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到滎經縣,調查滎經慘案,20多天,跑了8個鄉的8個鄉鎮、15個村莊,採訪了滎經慘案倖存者83人。
我將整理並陸續發出採訪記錄,爭取在年內出版《大飢荒死難之最:滎經慘案倖存者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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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香 原滎經縣寶峰公社聯明生產隊社員。滎經慘案中一家5口,餓死、因飢餓致病死4口,剩下她為孤兒。
1959年9月,滎經縣「更大躍進」運動中,颳起反「瞞產私分」的「十二級颱風」。她父親石炳陽為聯明生產隊隊長,因報不出公社領導認可的「高產」,受到批鬥,並打入伐木隊「勞動改造」。1959年底,餓死於伐木隊,時年60多歲。1960年~1961年,其50多歲的母親、和兩個弟弟(一個 10歲、一個12歲)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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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香在數她家死亡人口
剛收到滎經朋友發來的一篇文章,好慘!特發出在本博,與朋友共享心酸!
為了老家的那塊田地
一九四八年,父母把我們從縣城搬回老家黑羊壩,為的就是保住高粱灣河對門的小堰頭那三畝貧瘠的河灘田。
三十多歲的他們,幾年都總是種不好莊稼。耕田耖耙時,只聽到腳下嘩嘩的石頭聲,泥腳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蟲害,靠的是打蟲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桿,上面夾著一張蓋有大紅印章的寺廟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說是害蟲就死了。到頭來還是病、成光樁樁。
欠收還是欠收,只有邊邊角角收點糧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遠。周圍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連草都長不好,收穫前常被鳥獸等動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數都是些雞腦殼。那時只有靠農家肥,到頭來還所收無幾。
人們常說「養兒養母,做莊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一樣,其結果也就不一樣了,我家的收成一般,只能是無災害的30%到50%,最好時也沒有超過70%到80%。
實在交不夠糧食
一九五四年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同時把農業戶口和城鎮居民戶口截然分得一清二楚。以後的二三十年間,農業戶口想轉為城鎮戶口,比登天還難。兩種人群明顯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鎮戶口享受著旱澇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糧供應,而占人口比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糧稅負擔逐年加重。上邊規定的公糧購糧任務卡得相當嚴,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緊。
每年縣上派出許多幹部到農村基層,與當地的鄉村幹部一起,對各家的田地進行估測評定產量,從那年起評測的產量總是比實際收穫高得多。
一天,一個臉上長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幹部,來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後都叫他巨麻子。他跨進門檻站在搭腳石上,左手叉在腰間,兇巴巴瞪著眼睛,狠狠地說:「三天之內必須把通知上的公餘糧交清,不得少半斤四兩,只能超出。」
第四天深夜,他又來,邊吼邊罵。我醒來嚇得直哭,七歲的弟弟和三歲的小妹,在被窩裡不敢出聲,父(王懷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話,巨威風得意的樣子,哪裡肯聽,後來叫父親和我把剩下的一點點糧食全部背到開善寺倉庫,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親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還未交夠的交清。天哪!哪裡去找糧來交?整到下半夜父親才回來。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以後日子怎麼過?
開頭每人還吃到一個不大的爛玉米饃饃,烏黑的沒有粘連,拿在手中就垮。母親對我們說吃得下去嗎?父親不說話,一聲接一聲的嘆氣。我的淚水湧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輟學了。
未經審判定的「罪」
那是冬天的一個晚上,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來叫父親到張底下張趙氏家去一趟,語言有點沉,說完立即就走了。父親預感一定有事情要發生,母親就叫我一同去。
一進張趙氏家屋裡,昏暗的油燈下是一張恐怖的臉,屋裡就三個人,靜得可怕,連呼吸都聽得見。隔了一陣子,那人說話了,我嚇得渾身直抖,什麼也沒聽清,後來尿也流在褲子頭。多一夜才和父親回到家。除了小妹睡著了,其餘的又哭到天明。後來才知道那天晚上給父親定罪,是說實話的罪,並戴上了壞份子的帽子。
此後,父親經常給鄉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來喊去的。不管颳風下雨都必須按時送到。否則將受到嚴厲的懲罰。遠是四岩溝、虎崗村的各個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時會被雨淋熄。我替父親送過三次,一次是父親發高燒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後山背煤炭,扭傷了腳開不得步。還有一次是被鬥爭回來,睡了兩三天,確實走不動。在勞動的過程中,臟活苦活難活就留給他。
「三面紅旗」下,大戰鋼鐵時,有個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裡是烈太鄉最高最遠的山上,回來都半夜過了。天上一直滴滴嗒嗒下著雨,說煉鐵爐上沒有燃料了,又強迫他去關王坪背黑炭(路過花楸坪,才走一半路),人受得了嗎?
隨時都會被人整的年代,鬥爭一天比一天加劇,整人的花樣不斷的翻新,世道為什麼這樣瘋狂與恐怖?前程渺茫,讓人感到沒有一點希望,留給我們家的只有失望與絕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過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與人斗,其樂無窮」刺激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間,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聽到母親說,你父親快受不了了。一天他去唐包上磚瓦廠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幹活的蔣松廷沒有來,父親便問:「今天老蔣怎麼沒有來?」當天晚上便遭到殘酷鬥爭與毒打(說他盼望著蔣介石歸來)。
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認就狠狠地整;說是坦白從寬,若違心地認了,就是真憑實據,整得更凶,特別是「三面紅旗萬歲」時期,一回家就見到母親哭。不斷的難以承受的勞累和被斗,致使父親身上的舊傷痛還沒有好,又添新的傷疤。這使我不願回家,星期天和上學外的早、中、晚課餘時間,我一空就去幫人家擔水做炭巴,或到東方公園木材公司撈木頭。有時背百貨到石滓鄉,當天又背山貨回城,或到煤廠用雞公車推炭掙錢。
我在學校欠了一筆伙食費,學校給我一張助學金申請表,叫我拿回公社蓋公章,公社副書記王秉才接到表,惡狠狠瞪了我兩眼,在表上寫上「壞份子子女,決不解決」,還痛罵了我一頓。
一九五九年的秋冬時節,我好久沒回過家,家在五八年強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來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
五九年下半年,因那裡要辦醫院,又被攆到銀匠鋪最破的兩空小屋。面積窄小,一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濕,光線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一回家,看見已折磨得不成樣子的父親,我的淚水奪眶而出。住地離管理區(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一個田,約五六十米,
有一天晚上聽到父親那撕心裂肺的叫聲時,我們的心在流血,母親的淚乾了,精神也快崩潰了。
後來聽到一位同我年齡相當的表姑說,整你父親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幾個黑心的積極分子,還親自動手。在長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一張方桌,方桌上面擺上一條晃動的長板凳,然後把父親弄上去跪著,頭上還頂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頓毒打,然後再重來。從那天後,我就再也沒回去過。最後見到父親時就是慘死的那一幕:
當年冬月的一天,一得知父親死訊,我立即從學校趕回家(學校離家約七、八里)。家門小半開著。那間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一張簡陋的床和一條桌子,基本上就沒有多少空間。靠牆的火爐子,已經好久沒有使用了(因不准誰家燒火生煙)。一個盛水的沙鍋也是空的,家裡凡能下肚食物,連豆粒大的東西也一點都找不到。父親已經死去幾天了,頭搭在床邊上。
我走進隔一層壁頭的另一間,母親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來。叫了一聲「媽」,我從來沒有過的那種傷感,和著辛酸與淚水淹沒了我(每當我想到此,特別是用筆寫到這裏的時候,傷心悲痛和淚水也同樣一涌而來)。
母親輕輕挪動一下,我用耳朵貼近她的口邊,聽到她說:「你伯伯(父親)好慘啊,他哭了一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頭,剪了好幾次都沒有斷,叫喚得好凶,最後叫不出來了,卻過好久才死的。
他受的罪,挨的打,我們幾娘母都沒有見到過。白天逼著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這樣遠也聽到他挨打叫喚的聲音。最後一次是被兩個人架著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來,倒在門檻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沒有吃過一點好東西了。」
走到父親身邊,他鼓著眼睛,頭斜在一邊,舌頭大半截掉出嘴來,我隨即反覆向下抹閉他的雙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狀,我流著淚喃喃地說:「伯伯,你解脫了,放心去吧!」然後用力撬開他的嘴巴,把只有一線線還未斷的舌頭塞進他的口中,擺正了他那已經輕得多的遺體。
第二天,請了王文壁大哥簡單做了個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來幫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後來「農業學大寨」又把他的墳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這麼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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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新聞網2012-11-11訊】
作者:余習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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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到滎經縣,調查滎經慘案,20多天,跑了8個鄉的8個鄉鎮、15個村莊,採訪了滎經慘案倖存者83人。
我將整理並陸續發出採訪記錄,爭取在年內出版《大飢荒死難之最:滎經慘案倖存者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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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香 原滎經縣寶峰公社聯明生產隊社員。滎經慘案中一家5口,餓死、因飢餓致病死4口,剩下她為孤兒。
1959年9月,滎經縣「更大躍進」運動中,颳起反「瞞產私分」的「十二級颱風」。她父親石炳陽為聯明生產隊隊長,因報不出公社領導認可的「高產」,受到批鬥,並打入伐木隊「勞動改造」。1959年底,餓死於伐木隊,時年60多歲。1960年~1961年,其50多歲的母親、和兩個弟弟(一個 10歲、一個12歲)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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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香在數她家死亡人口
剛收到滎經朋友發來的一篇文章,好慘!特發出在本博,與朋友共享心酸!
為了老家的那塊田地
一九四八年,父母把我們從縣城搬回老家黑羊壩,為的就是保住高粱灣河對門的小堰頭那三畝貧瘠的河灘田。
三十多歲的他們,幾年都總是種不好莊稼。耕田耖耙時,只聽到腳下嘩嘩的石頭聲,泥腳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蟲害,靠的是打蟲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桿,上面夾著一張蓋有大紅印章的寺廟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說是害蟲就死了。到頭來還是病、成光樁樁。
欠收還是欠收,只有邊邊角角收點糧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遠。周圍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連草都長不好,收穫前常被鳥獸等動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數都是些雞腦殼。那時只有靠農家肥,到頭來還所收無幾。
人們常說「養兒養母,做莊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一樣,其結果也就不一樣了,我家的收成一般,只能是無災害的30%到50%,最好時也沒有超過70%到80%。
實在交不夠糧食
一九五四年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同時把農業戶口和城鎮居民戶口截然分得一清二楚。以後的二三十年間,農業戶口想轉為城鎮戶口,比登天還難。兩種人群明顯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鎮戶口享受著旱澇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糧供應,而占人口比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糧稅負擔逐年加重。上邊規定的公糧購糧任務卡得相當嚴,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緊。
每年縣上派出許多幹部到農村基層,與當地的鄉村幹部一起,對各家的田地進行估測評定產量,從那年起評測的產量總是比實際收穫高得多。
一天,一個臉上長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幹部,來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後都叫他巨麻子。他跨進門檻站在搭腳石上,左手叉在腰間,兇巴巴瞪著眼睛,狠狠地說:「三天之內必須把通知上的公餘糧交清,不得少半斤四兩,只能超出。」
第四天深夜,他又來,邊吼邊罵。我醒來嚇得直哭,七歲的弟弟和三歲的小妹,在被窩裡不敢出聲,父(王懷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話,巨威風得意的樣子,哪裡肯聽,後來叫父親和我把剩下的一點點糧食全部背到開善寺倉庫,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親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還未交夠的交清。天哪!哪裡去找糧來交?整到下半夜父親才回來。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以後日子怎麼過?
開頭每人還吃到一個不大的爛玉米饃饃,烏黑的沒有粘連,拿在手中就垮。母親對我們說吃得下去嗎?父親不說話,一聲接一聲的嘆氣。我的淚水湧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輟學了。
未經審判定的「罪」
那是冬天的一個晚上,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來叫父親到張底下張趙氏家去一趟,語言有點沉,說完立即就走了。父親預感一定有事情要發生,母親就叫我一同去。
一進張趙氏家屋裡,昏暗的油燈下是一張恐怖的臉,屋裡就三個人,靜得可怕,連呼吸都聽得見。隔了一陣子,那人說話了,我嚇得渾身直抖,什麼也沒聽清,後來尿也流在褲子頭。多一夜才和父親回到家。除了小妹睡著了,其餘的又哭到天明。後來才知道那天晚上給父親定罪,是說實話的罪,並戴上了壞份子的帽子。
此後,父親經常給鄉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來喊去的。不管颳風下雨都必須按時送到。否則將受到嚴厲的懲罰。遠是四岩溝、虎崗村的各個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時會被雨淋熄。我替父親送過三次,一次是父親發高燒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後山背煤炭,扭傷了腳開不得步。還有一次是被鬥爭回來,睡了兩三天,確實走不動。在勞動的過程中,臟活苦活難活就留給他。
「三面紅旗」下,大戰鋼鐵時,有個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裡是烈太鄉最高最遠的山上,回來都半夜過了。天上一直滴滴嗒嗒下著雨,說煉鐵爐上沒有燃料了,又強迫他去關王坪背黑炭(路過花楸坪,才走一半路),人受得了嗎?
隨時都會被人整的年代,鬥爭一天比一天加劇,整人的花樣不斷的翻新,世道為什麼這樣瘋狂與恐怖?前程渺茫,讓人感到沒有一點希望,留給我們家的只有失望與絕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過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與人斗,其樂無窮」刺激的人是無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間,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聽到母親說,你父親快受不了了。一天他去唐包上磚瓦廠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幹活的蔣松廷沒有來,父親便問:「今天老蔣怎麼沒有來?」當天晚上便遭到殘酷鬥爭與毒打(說他盼望著蔣介石歸來)。
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認就狠狠地整;說是坦白從寬,若違心地認了,就是真憑實據,整得更凶,特別是「三面紅旗萬歲」時期,一回家就見到母親哭。不斷的難以承受的勞累和被斗,致使父親身上的舊傷痛還沒有好,又添新的傷疤。這使我不願回家,星期天和上學外的早、中、晚課餘時間,我一空就去幫人家擔水做炭巴,或到東方公園木材公司撈木頭。有時背百貨到石滓鄉,當天又背山貨回城,或到煤廠用雞公車推炭掙錢。
我在學校欠了一筆伙食費,學校給我一張助學金申請表,叫我拿回公社蓋公章,公社副書記王秉才接到表,惡狠狠瞪了我兩眼,在表上寫上「壞份子子女,決不解決」,還痛罵了我一頓。
一九五九年的秋冬時節,我好久沒回過家,家在五八年強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來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
五九年下半年,因那裡要辦醫院,又被攆到銀匠鋪最破的兩空小屋。面積窄小,一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濕,光線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一回家,看見已折磨得不成樣子的父親,我的淚水奪眶而出。住地離管理區(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一個田,約五六十米,
有一天晚上聽到父親那撕心裂肺的叫聲時,我們的心在流血,母親的淚乾了,精神也快崩潰了。
後來聽到一位同我年齡相當的表姑說,整你父親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幾個黑心的積極分子,還親自動手。在長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一張方桌,方桌上面擺上一條晃動的長板凳,然後把父親弄上去跪著,頭上還頂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頓毒打,然後再重來。從那天後,我就再也沒回去過。最後見到父親時就是慘死的那一幕:
當年冬月的一天,一得知父親死訊,我立即從學校趕回家(學校離家約七、八里)。家門小半開著。那間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一張簡陋的床和一條桌子,基本上就沒有多少空間。靠牆的火爐子,已經好久沒有使用了(因不准誰家燒火生煙)。一個盛水的沙鍋也是空的,家裡凡能下肚食物,連豆粒大的東西也一點都找不到。父親已經死去幾天了,頭搭在床邊上。
我走進隔一層壁頭的另一間,母親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來。叫了一聲「媽」,我從來沒有過的那種傷感,和著辛酸與淚水淹沒了我(每當我想到此,特別是用筆寫到這裏的時候,傷心悲痛和淚水也同樣一涌而來)。
母親輕輕挪動一下,我用耳朵貼近她的口邊,聽到她說:「你伯伯(父親)好慘啊,他哭了一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頭,剪了好幾次都沒有斷,叫喚得好凶,最後叫不出來了,卻過好久才死的。
他受的罪,挨的打,我們幾娘母都沒有見到過。白天逼著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這樣遠也聽到他挨打叫喚的聲音。最後一次是被兩個人架著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來,倒在門檻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沒有吃過一點好東西了。」
走到父親身邊,他鼓著眼睛,頭斜在一邊,舌頭大半截掉出嘴來,我隨即反覆向下抹閉他的雙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狀,我流著淚喃喃地說:「伯伯,你解脫了,放心去吧!」然後用力撬開他的嘴巴,把只有一線線還未斷的舌頭塞進他的口中,擺正了他那已經輕得多的遺體。
第二天,請了王文壁大哥簡單做了個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來幫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後來「農業學大寨」又把他的墳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這麼慘!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作者博客
Re: 中國大飢荒檔案
楊繼繩:他們為何無法直面大飢荒?
2012-11-27 21:07
1958年到1962年,在那場被稱為大飢荒的人禍中,中國有3600萬人餓死,其中包括如父親般撫養我長大的伯父。餓極了的人們開始吃人,這樣的案例有數千起。
這一死亡數字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兩倍,是斯大林在1932年到1933年間製造的烏克蘭飢荒死亡人數的6倍,或二戰中希特勒殺害的猶太人人數的6倍。
50年後,就在發生它的發生地,我們仍無法自由談論這次飢荒。我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出版。在中國大陸,這本書依然被禁,在這 里,人們對歷史的選擇性遺忘依舊普遍,在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政府加強了對信息傳播和言論自由的控制,本次大會於上周開始,結束時將宣布十 年一次的領導層換屆結果。
正如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一位基層領導近來的所為,許多人依舊否認大飢荒曾發生過,他們卻享受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論 荒唐可笑。但在那些年,並不是瘟疫、洪水或地震造成了這樣的恐怖情形。中國早已在上世紀70年代末拋棄了毛澤東的經濟策略,轉而選擇自由經濟,從那以後食 品供應一直充足,人們可能會想,為什麼中國政府依然不允許真相被披露。
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對大飢荒的徹底曝光可能有損一個依舊抓住毛澤東政治遺產不放的執政黨的合法性。這個遺產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體制,而 這個遺產恰恰是引起大災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觀察到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飢荒。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強權滲透到公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通過徹底的農業集體所有化來阻止鄉村人口流動。這樣,國家就可以管理穀物產量,並根據 指令徵用和分配糧食。一個覆蓋全國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得耕地人口無法遷徙。在城市裡,國家發行食品券來取代了市場。而農民的命運則任由國家發落。
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立下了宏偉卻無法實現的目標。其後,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來自基層的誇大產量的報告使得高層一再設定更高的目 標。報紙標題吹噓稻穀產量達每英畝80萬磅。但是當最後的收成達不到報告的豐產量時,政府責怪農民私藏糧食。於是挨家挨戶地搜查,並運用暴力來打壓任何反 抗行為。
同時,因為大躍進也提出了工業快速發展的目標,甚至連農民的灶具都被熔化以期在土高爐中煉出鋼,家家戶戶只能去大型的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 可以一直吃到飽。但是當缺糧的時候,國家並未提供任何救濟。當地的黨員幹部掌管飯勺,他們通常會利用這一權力,犧牲他人,確保自己和家人能吃飽。飢餓的農 民無處求援。
1959年上半年,災情如此嚴重,中央政府允許批准了一些補救措施,其中包括允許農民同時耕種一小部分的自留土地。如果這些措施能繼續下去,也 許災荒的影響不會那麼大。但是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彭德懷致信毛澤東,坦言問題嚴重,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個人權力都受到了挑戰。他對彭德懷實施迫 害,發起了一場反對「右傾」的戰役。保留自留地那樣的補救措施再度被取消,數百萬計的官員因為沒走激進路線而被懲罰。
這樣做的結果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飢荒。1960年底,中國人口總數較前一年少了1000萬。但令人髮指的是,很多國有糧倉儲備豐富,但這些糧食是 專用於出口換取硬通貨或者作為對外援助,對飢餓的農民則大門緊閉。一位當時的共產黨官員說到,「我們的群眾太好了,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會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研究當代歷史的學者,我感到探索大飢荒的發生過程及其成因是我的責任。自從上世紀90年代,我走訪了十多個省,採訪了100多位證人,收集了數千份文件。因為大飢荒是一個禁忌,我只能借口「調查農業政策演變史」
或「研究食品問題」,才能接觸到檔案。
共產黨的領導們以解放人類為由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奴役體系。這個體系被作為「通往天堂之路」而進行宣傳,但事實上它通往地獄。
我以我的書來紀念3600萬名受害者,但也作為一個真實的墓碑,期待這個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最終滅亡。我清楚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危險,如果我因為試圖保留這段真實的歷史而遭不測,那麼就讓這本書也成為我的墓碑吧。
來源:紐約時報 編輯:晨曦
原標題為 紐約時報:中共和左派為何無法直面大飢荒?
2012-11-27 21:07
1958年到1962年,在那場被稱為大飢荒的人禍中,中國有3600萬人餓死,其中包括如父親般撫養我長大的伯父。餓極了的人們開始吃人,這樣的案例有數千起。
這一死亡數字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兩倍,是斯大林在1932年到1933年間製造的烏克蘭飢荒死亡人數的6倍,或二戰中希特勒殺害的猶太人人數的6倍。
50年後,就在發生它的發生地,我們仍無法自由談論這次飢荒。我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出版。在中國大陸,這本書依然被禁,在這 里,人們對歷史的選擇性遺忘依舊普遍,在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政府加強了對信息傳播和言論自由的控制,本次大會於上周開始,結束時將宣布十 年一次的領導層換屆結果。
正如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一位基層領導近來的所為,許多人依舊否認大飢荒曾發生過,他們卻享受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論 荒唐可笑。但在那些年,並不是瘟疫、洪水或地震造成了這樣的恐怖情形。中國早已在上世紀70年代末拋棄了毛澤東的經濟策略,轉而選擇自由經濟,從那以後食 品供應一直充足,人們可能會想,為什麼中國政府依然不允許真相被披露。
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對大飢荒的徹底曝光可能有損一個依舊抓住毛澤東政治遺產不放的執政黨的合法性。這個遺產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體制,而 這個遺產恰恰是引起大災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觀察到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飢荒。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強權滲透到公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通過徹底的農業集體所有化來阻止鄉村人口流動。這樣,國家就可以管理穀物產量,並根據 指令徵用和分配糧食。一個覆蓋全國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得耕地人口無法遷徙。在城市裡,國家發行食品券來取代了市場。而農民的命運則任由國家發落。
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立下了宏偉卻無法實現的目標。其後,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來自基層的誇大產量的報告使得高層一再設定更高的目 標。報紙標題吹噓稻穀產量達每英畝80萬磅。但是當最後的收成達不到報告的豐產量時,政府責怪農民私藏糧食。於是挨家挨戶地搜查,並運用暴力來打壓任何反 抗行為。
同時,因為大躍進也提出了工業快速發展的目標,甚至連農民的灶具都被熔化以期在土高爐中煉出鋼,家家戶戶只能去大型的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 可以一直吃到飽。但是當缺糧的時候,國家並未提供任何救濟。當地的黨員幹部掌管飯勺,他們通常會利用這一權力,犧牲他人,確保自己和家人能吃飽。飢餓的農 民無處求援。
1959年上半年,災情如此嚴重,中央政府允許批准了一些補救措施,其中包括允許農民同時耕種一小部分的自留土地。如果這些措施能繼續下去,也 許災荒的影響不會那麼大。但是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彭德懷致信毛澤東,坦言問題嚴重,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個人權力都受到了挑戰。他對彭德懷實施迫 害,發起了一場反對「右傾」的戰役。保留自留地那樣的補救措施再度被取消,數百萬計的官員因為沒走激進路線而被懲罰。
這樣做的結果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飢荒。1960年底,中國人口總數較前一年少了1000萬。但令人髮指的是,很多國有糧倉儲備豐富,但這些糧食是 專用於出口換取硬通貨或者作為對外援助,對飢餓的農民則大門緊閉。一位當時的共產黨官員說到,「我們的群眾太好了,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會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研究當代歷史的學者,我感到探索大飢荒的發生過程及其成因是我的責任。自從上世紀90年代,我走訪了十多個省,採訪了100多位證人,收集了數千份文件。因為大飢荒是一個禁忌,我只能借口「調查農業政策演變史」
或「研究食品問題」,才能接觸到檔案。
共產黨的領導們以解放人類為由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奴役體系。這個體系被作為「通往天堂之路」而進行宣傳,但事實上它通往地獄。
我以我的書來紀念3600萬名受害者,但也作為一個真實的墓碑,期待這個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最終滅亡。我清楚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危險,如果我因為試圖保留這段真實的歷史而遭不測,那麼就讓這本書也成為我的墓碑吧。
來源:紐約時報 編輯:晨曦
原標題為 紐約時報:中共和左派為何無法直面大飢荒?
Re: 中國大飢荒檔案
大飢荒為何沒大動亂?把國家變集中營的五手段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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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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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Re: 中國大飢荒檔案
中國的奇恥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Re: 中國大飢荒檔案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請您繼續關注美國之音《解密時刻: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完整版)。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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