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_分歧及其解決
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_分歧及其解決
由 消滅斧頭幫 » 2012年6月17日
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分歧及其解決
沈志華
作為20世紀國際關係中對峙和衝突的一種特定形式，「冷戰」至少具有兩個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特徵：其一是具備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即對立雙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價值取向作為一面旗幟，強調對方存在的非正義性，儘管意識形態本身未必就是他們各自對外政策的終極目標；其二是表現為明顯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對立雙方都是以形成某種政治、軍事的國際集團方式參与冷戰的，而美國和蘇聯則分別成為這兩大陣營的首領。亞洲的冷戰同樣具有這兩個特徵，這在朝鮮戰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關於意識形態在冷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國際歷史學界長期討論的題目之一，至於對冷戰（特別是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研究，學者們討論較多的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如中蘇關係，而對於大國與小國之間關係的發展變化，則相對較少專門的研究。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作為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這一案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去人們只知道中朝兩國唇齒相依，患難與共，在戰爭中培養起鮮血凝成的友誼，卻不了解中朝高層之間也存在著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決方式，與冷戰在亞洲的格局有著密切關係。
本文擬依據檔案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披露戰爭期間中朝高層關係的緊張狀態，及其得以緩解的途徑，以便使人們對此期中朝關係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限於篇幅，這裏無法分析這種緊張狀態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原因，以及對亞洲冷戰格局未來發展的影響，但希望本文的論述將為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關於中國出兵朝鮮問題
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過程，通過近幾年來學者們對中俄雙方檔案材料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國領導人（至少是毛澤東本人）早在戰爭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鮮。而人們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前，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方面提供援助的願望始終拒之門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態，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來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問題。在4月10-25日蘇朝領導人舉行的三次會談中，斯大林強調，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美國不進行干預，其次是獲得中國領導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證，由於有蘇聯和中國作後盾，美國不會冒險發動一場大的戰爭。而毛澤東一向支持朝鮮解放全國的想法，並多次表示，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將幫助朝鮮，如果需要還可以提供部隊。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軍隊統一朝鮮。斯大林反覆強調，蘇聯不準備直接捲入朝鮮事件，特別是如果美國冒險把部隊派到朝鮮，金必須同毛澤東進行商議並獲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通報了他準備進攻南方的計劃。儘管毛澤東對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電報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在15日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毛澤東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對大城市要迂迴而不要戀戰，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毛澤東解釋說，他曾設想朝鮮在中國攻佔了台灣以後再開始進攻南方，那時中國就可以給予朝鮮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鮮決定現在就打，而這又是我們共同的事業，那麼他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協助。毛澤東指出，如果美國人親自參戰，中國將派出部隊幫助北朝鮮，還問，是否需要向中朝邊境調一些中國軍隊，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彈藥。金日成對這些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在金日成看來，既然莫斯科已經答應給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來中國，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澤東對發動戰爭的認可。因此，會談剛剛結束，金日成即當著毛澤東的面向蘇聯大使羅申宣稱，在會談的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在躊躇滿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澤東的尷尬處境是可以想見的。
戰爭果然在沒有事先通知中國的情況下爆發了，毛澤東甚至是從外國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儘管中國領導人對此頗有不滿，但在美國直接參与戰爭的情況下，還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鮮。7月初，中國政府同意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幹部送回朝鮮，以便加強人民軍的幹部素質。同時，周恩來還向羅申表示，中國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請求允許經長春鐵路和中國領空向朝鮮運送軍用物資的要求。中國領導人特別向蘇聯提出了為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羅申時通報了中國對朝鮮戰局的估計：美國可能向朝鮮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陸，並沿鐵路線北進。建議人民軍加速南進，佔領這些港口，尤其是應在仁川地區組織強大的防禦，保衛漢城，並防止美軍陸戰隊在此登陸。周恩來一方面抱怨朝鮮領導人無視毛澤東屢次提出的美國將進行軍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強調，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周還說，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3個軍12萬人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7月4日，中國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甚至向羅申講述了如何通過山東半島的港口將北朝鮮軍隊運往南朝鮮，以及如何將中國的軍事專家送到南朝鮮戰場幫助朝鮮人民軍的具體設想。[NextPage]對於中國的建議，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斯大林還催促中國儘快派代表到朝鮮，以便加強聯繫和解決問題。此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尚在國內養病，為了保持與朝鮮方面的聯繫，周恩來早在6月30日就臨時改派原定去東德工作的柴軍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務參贊名義去朝鮮。臨行前，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儘力去做。
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繫並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然而，朝鮮領導人卻對中國使館採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當他7月10日到達平壤后，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今後有什麼事，可以隨時找我「，還指定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武官介紹一次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便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而柴也不可能經常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對於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面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儘管朝鮮政府內務相朴一禹曾在中國工作過，此時常到使館吃中國飯，但顯然是受到紀律的嚴格約束，他也從不談及內部的軍事情況。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了解情況的參謀團，也遭到拒絕。
然而，戰事的拖延使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到必須做好出兵援朝的準備。8月11日，已經集中在東北的第13兵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所屬各軍、師幹部會議。高崗在會上充分闡述了準備出國作戰的目的和意義，提出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朝鮮人民解放，使朝鮮成為獨立、民主、統一的國家：「到朝鮮去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各項準備均應專人負責，嚴格檢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來華幫助修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尤金院士長談，其中特別談到，如果美軍繼續增兵，僅靠北朝鮮是對付不了的，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美軍，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最新情報表明，美國決心大規模增加在朝鮮的兵力。中國領導人也直接提醒朝鮮方面對戰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儘管沒有明確提出中國出兵的問題，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領會的。毛澤東在8月和9月初兩次接見朝鮮代表李相朝討論戰爭形勢，指出人民軍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足夠的預備隊而是全線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殲滅敵人而只想擊退敵人奪取領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仁川-漢城和南浦-平壤這樣的主要樞紐地區可能遭到敵人襲擊，應考慮到將來退卻和重新部署兵力的問題。劉少奇也指出應當讓人民作好戰爭可能曠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準備。
對於中國方面的建議，甚至包括蘇聯軍事顧問的警告，朝鮮領導人置若罔聞。究其原因，第一，對戰局的估計過於樂觀。當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時，他很有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當精幹的突擊部隊上去后，就會打破僵局；當問道美軍有無可能在後方登陸時，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們估計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後方港口登陸是困難的。」第二，普遍存在著速勝論和冒險主義傾向。
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預計一個月結束戰爭。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八一五前解決問題、8月要成為勝利月」等口號。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國彙報后再次返回平壤，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
在當時的種情況下，如果中國軍隊及時出動，無論是在後方防禦美軍登陸，還是在釜山前線協助進攻，都會明顯地影響戰局發展。然而，由於中朝雙方對戰爭局勢的判斷和戰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沒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對中國出兵心存顧忌），朝鮮方面也不會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的問題。
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成功以後，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周恩來首先詢問了朝鮮戰局的情況，並抱怨說，中國領導人除了報紙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電台的報道外，不掌握任何情況，甚至駐平壤的中國大使也收不到關於軍事形勢的作戰通報。周恩來還指出，在軍事問題上同北朝鮮領導人的接觸很少，中國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中國曾試圖派一些高級軍事幹部去北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覆。周恩來建議，如果人民軍沒有足夠的預備隊，就應將主力北撤，並建立突擊部隊以備萬一；應當利用西方對中國和蘇聯參戰的恐懼心理，「採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羅申答應立即報告莫斯科，還建議派一位負責幹部去朝鮮弄清情況，消除誤會。20日莫斯科答覆，朝鮮方面沒有向北京提供軍事情報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們沒有經驗。至於目前的軍事部署，同意中國提出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北撤的建議。
9月21日劉少奇進一步向羅申表示，中國軍隊士氣高昂，如果需要，他們願意，也有信心打敗美軍。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美國威脅到北朝鮮的生存，中國必須幫助朝鮮同志。同日，周恩來告訴羅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準備長期作戰」的講話外，北京還沒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儘管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代表扎哈羅夫大將也曾勸說金日成向中國求援，但朝鮮方面對此始終毫無反應。直到9月2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才做出請求蘇聯和中國出兵的決定。經過激烈的爭論，政治局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止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如果他們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殘餘部隊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戰爭將在很短時間內結束。北朝鮮領導人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並通過了遞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鮮領導人也是先試探莫斯科的態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徵求蘇聯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見，在什特科夫對此採取迴避態度后，感到「混亂、失落和絕望」的金日成和朴憲永不得不硬著頭皮給斯大林發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電錶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願軍，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國商量。萬般無奈的金日成於當天深夜緊急召見中國大使，要求中國儘快派已集結在鴨綠江邊的第13兵團過江，支援朝鮮作戰。
根據上述情況分析，朝鮮領導人從內心是拒絕中國直接提供軍事援助的，分析箇中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面，其一是金日成過於自信，對局勢的估計也過於樂觀；其二是中朝兩國歷史上存在的特殊關係使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出兵有某種擔心和憂慮，所以金日成寧可依賴蘇聯也不願中國插手朝鮮事務。這兩個問題在中國出兵朝鮮以後仍然困擾著中朝關係。
二、關於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雖然由於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意見分歧和蘇聯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猶豫不決，10月1日至18日期間，中國派兵赴朝作戰的行動一再受阻和出現反覆，但毛澤東本人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在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討論武器裝備和空軍援助的問題時，中朝已經開始商談中國出兵的具體事宜了。不過，因情況緊急，雙方並未就出兵后的指揮、通信、補給、運輸等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10月8日毛澤東即致電金日成，通知中國已決定出兵，並要朴一禹到瀋陽與彭德懷和高崗商議志願軍入朝諸項事宜。當日黃昏朴趕到瀋陽，但並未談及志願軍入朝的具體事項，只是根據金日成的要求，稱美國正在朝鮮繼續增兵，催促中國部隊立即出動，控制咸興和新安州。至於後勤問題，僅提出志願軍入朝後一律使用朝幣，以後再按比值償還，所用柴草一律由當地政府採購，按市價提供。朴一禹還說，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見是志願軍的指揮所也設在那裡。這就涉及到了對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據柴成文觀察，金日成開始的想法比較簡單，即在敵情緊迫的情況下，請求中國出動軍隊幫助朝鮮頂一陣，這樣，軍隊的指揮權自然要由朝鮮領導人掌握。當他得知中國準備派幾十萬部隊分批入朝作戰後，才感到事情重大。顯然，由朝鮮人來指揮中國軍隊是不現實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雙方指揮所合在一起。
彭德懷當然另有一番考慮。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議中國出兵的電報中明確表示，志願軍「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其次，在朝鮮的所見所聞，實在令人對朝鮮人的軍事指揮能力擔憂。彭德懷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反映，「朝鮮黨徵兵問題異常嚴重，16-45歲男子全部徵調入伍。入伍工人家屬無人過問，一般群眾沒飯吃。一切無長期打算，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從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軍事指揮異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結果3萬人未退出多少」；朝方「雖同意在人民軍中開展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員制度」等等。後來彭曾對柴成文講：「我要對中朝人民，對幾十萬士兵負責啊！」因此，在彭德懷看來，根本不存在將中國軍隊交給朝鮮指揮的問題。至於對朝鮮軍隊的指揮，一則不了解朝鮮方面的主張，二則人民軍主力部隊已經潰散，新兵正在中國境內整訓，尚無法直接參与軍事行動，此時還不宜提出。於是，當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會面時，雙方均未提出統一指揮問題，只是在談到兩軍如何配合時，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駐彭處保持聯絡。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為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黨委副書記。
隨著戰事發展，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漸漸提到議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戰役期間，彭德懷屢次報告，因中朝之間缺乏協調——語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鮮黨政軍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願軍行軍作戰受阻」。特別是還多次發生人民軍誤擊志願軍的事件。如11月4日誌願軍第39軍在博川東南圍攻美第24師時，遭到奉命向順川挺進的人民軍坦克師的誤擊，致使被圍之敵逃脫。在物資供給、交通運輸等方面，由於沒有統一的協調指揮，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面。
為此，彭德懷通過北京委託中國使館人員向金日成提出作戰中的協調統一問題，希望人民軍總部能夠靠近志願軍總部。11月7日彭又請朴一禹面見金日成，反映幾個問題。但商談3天的結果令人失望：1、開闢敵後戰場問題，由於什特科夫堅決支持中國方面的主張，決定派方虎山和崔仁兩個軍團深入敵後，金日成對此勉強同意。2、兩軍配合問題，金日成堅持只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交換情報，既不同意兩軍總部靠近，更不同意採取聯合的形式。3、朝鮮嚴重虐待俘虜，甚至殃及英、美使館人員的問題，彭德壞對此婉轉地提出了意見，金日成收下彭介紹中國戰俘政策的親筆信后，未置可否。4、對待逃避兵役的朝鮮平民問題，金日成同意志願軍幫助召回逃跑者，但實際上準備以反叛罪名對這些人進行武裝圍剿。在此期間，彭請求中央軍委轉告金日成，人民軍第6師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願軍125師會合，希望讓該師留在當地協同志願軍作戰。但金堅持將該師調走了。后第7師5000餘人又與125師會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該師，金日成則不予答覆。此外，朝方和駐朝蘇聯軍事顧問還反對彭德懷提出的後撤幾十公里設伏的第二次戰役作戰方針，主張志願軍應繼續向清川江以南追擊敵人。
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軍隊指揮權的歸屬。為了解決問題，毛澤東決定一方面請中朝兩軍最高指揮官直接面談，協調雙方立場，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見，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應邀來到志願軍總部，高崗也專程從瀋陽趕到。會談一開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懷便提出了兩軍必須統一指揮的問題。高崗也解釋說，朝鮮半島地域狹窄，戰役上沒有統一指揮不行。什特科夫明確表示應該由中方統一指揮，並批評人民軍以最好的蘇聯裝備打了敗仗，而讚揚志願軍以劣勢裝備消滅了大量敵軍，認為對中方指揮的正確性不應存在任何懷疑。但金日成在發言中只介紹了人民軍的情況，而對指揮權和有關政策問題卻閉口不談。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設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最後決定，待第二次戰役結束后召開會議再行討論。
毛澤東在11月1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轉述了彭的建議：「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駐前方，並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為可行，即請由您處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為妥」。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裡的領導同志們能很好的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地配合，並能依照您的提議有相當數量的朝鮮軍隊和中國志願軍混合編製在一起（保存朝鮮軍隊的建制單位），倘能如此，勝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澤東致電彭、高說，斯大林已回電，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並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也贊成統一指揮。毛澤東要彭觀察金日成的反應。
鑒於莫斯科已表明態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在12月3日的會談中金說，斯大林有電報指示中朝軍隊應統一指揮，因中國志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志為正職，朝鮮同志為副職，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對此已同意。隨即，毛澤東告以中國方面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為副司令員，朴一禹為副政委，並確定以後聯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對志願軍的單獨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變。聯合司令部成立以後，凡屬作戰問題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事則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但聯司得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聯司下仍分為兩個機構：志願軍司令部和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聯司的建立對外不公開，僅對內行文用之。鐵道運輸、修理亦劃歸聯司指揮。會談後周恩來起草了《中朝兩方關於成立中朝聯合指揮部的協議》。金日成返回朝鮮后，7日同彭德懷再行商議具體事宜，所談甚為融洽。雙方商定數日內組成聯合司令部，金保證今後不再直接干預軍事指揮，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議，取消此前對人民軍第3軍團的部署，令其就近聽從志願軍9兵團宋時輪指揮。彭德懷對此表示滿意，並反覆指出，「人民軍勇敢、頑強的精神和一套嚴格的蘇軍軍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學習的」；指令9兵團幹部，應以學習的態度去了解第3軍團的情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相機介紹中國建軍中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驗」，但如與對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運」。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於在中國受訓的部隊回國，朝鮮人民軍共有7個軍團。其中4個軍團在聯合司令部領導下行動，3個軍團直接隸屬於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除了地面部隊，空中作戰也需要聯合行動。1951年1月初，扎哈羅夫通告，蘇聯空軍兩個師將於近日入朝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線。此外，4月初中方空軍將有5個師、朝方空軍將有3個師參戰。因此，在蘇聯顧問的贊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統一的空軍指揮部。后經中朝協商，於3月參照聯司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集團軍司令部。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及雙方語言不同的原因，蘇聯空軍未加入聯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得到了解決。如果說聯合國部隊由美國統一指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麼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和統一指揮的問題則處於兩難的矛盾境地。對於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問題，加上長期以來朝鮮對中國依附和朝貢的歷史因素，要他們交出自己軍隊的指揮權，的確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而中國主要考慮的是戰爭勝負問題，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把軍事指揮權集中在志願軍手裡是勢在必行的結果。
三、關於越過三八線后是否南進的問題
當志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后，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彭報告說，由於勝利，朝鮮黨政軍民情緒高漲起來，但速勝和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長。「蘇聯大使說：美軍將速逃，要我軍速進。這不僅是蘇聯大使的意見，而且是朝鮮黨中央多數同志的要求。」彭認為，「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正面狹小，自然加強了縱深，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敵軍士氣雖較前低落，但現在還有26萬左右兵力，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所以，「我軍應採取穩進方針」。但毛澤東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強令志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
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贊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后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佔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佔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麼創傷。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只俘虜3000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佔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鑒於志願軍在戰場上已成強弩之末，且「敵陰謀誘我深入到洛東江的早已設好的堅固陣地，並誘我攻堅」，彭德懷於1月8日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引起朝鮮方面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后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他內心實際上主張速勝，只是發表意見時比較策略，總把新任蘇聯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憲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面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需休整補充的決定。1月9日上午，扎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后也表示反對。他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人民軍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來到彭德懷的指揮部。會談中，彭在分析了敵我實際情況后強調，我軍必須休整，經過充分準備以求在下一戰役消滅更多敵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時間要盡量縮短，可先出動3個軍南進，其餘休整一個月。彭認為，現在出動可能壓迫敵人再放棄幾個地方，但過早將敵主力壓縮到釜山狹小地區，不利於分割圍殲。金爭辯說，不能消滅敵人，擴大領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說，擴大領土不如首先消滅敵人。消滅了敵軍，自然就得到了領土。金堅持認為，目前多佔領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決后的選舉。彭認為不必多考慮這些，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由於雙方爭執不下，彭這時拿出毛澤東9日電交金日成。金則稱，他談的不是個人意見，而是勞動黨政治局的集體意見，於是打電話叫朴憲永星夜趕來。
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針對金日成主張縮短休整時間的主張，毛依據斯大林來電提出：人民軍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志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個月至三個月，仁川及漢城之守備由志願軍擔任。人民軍應將現在東北訓練的新兵加以補充，如金日成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志願軍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當日黃昏，彭、金、朴進行了更加激烈的爭論。金日成和朴憲永認為，斯大林所說讓人民軍單獨前進，是指目前形勢有利，美軍要退出朝鮮。朴憲永列舉最近一些新聞和蘇方提供的情報，得出結論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但我軍不追擊就不會退出，因為美國要找借口。彭德懷反駁說，我不追擊，美國可以自動退出，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擊就不會退出，應該利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彭說，只有再美軍消滅幾個師才會加深這種矛盾，這一因素才會成為有利條件，而志願軍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戰。這時金日成插話，重提在半個月內志願軍應有3個軍繼續南進，其他部隊休整一個月後再進攻的主張。彭德懷有些不耐煩了，提高嗓門激動地說：你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都是從願望出發。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麼辦，現在又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再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麼辦。你們指望速勝而又不作具體準備，結果只會延長戰爭。你們把戰爭勝利寄託于僥倖，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只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志願軍休整補充需要兩個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還要三個月，沒有相當的準備，一個師也不能南進。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你們認為我彭德懷不稱職，可以撤職審判，可以殺頭。彭德懷接著根據毛澤東來電的意見指出：由仁川至襄陽線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後方維持交通，由志願軍負責。人民軍4個軍團約12萬人已有兩個月休息，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繼續向南前進。美軍果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退出朝鮮，我當慶祝朝鮮解放萬歲，如美軍不退走，志願軍按預定計劃南進作戰。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軍還沒有準備好，元氣也未恢復，不能單獨前進，承認確有速勝情緒，並勉強同意志願軍休整兩個月。最後，雙方決定召開兩軍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交流經驗，統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后，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志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大使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干擾彭德懷的指揮。此時，毛澤東也進一步施加壓力，於1月14日致電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個月內，中國志願軍和朝鮮軍隊要克服嚴重困難，並完成繁重而艱巨的工作，具體包括：用經過訓練的新兵補充部隊，使經過訓練的新兵學會老兵的經驗；加強部隊的武器裝備；恢復鐵路；準備好給養和彈藥；改善運輸和後勤工作。只有做好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認為，在敵人準備繼續抵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才能繼續作戰。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至9月所犯過的錯誤」。「中朝兩國同志必須耐下心來，進行必要的準備」。第二天毛又將此電轉發斯大林。這樣，在1月16-18日再次與彭德懷會晤時，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軍單獨南進是帶有冒險性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中方提出的為了今後更好地實施進攻，而必須利用兩個月時間進行休整的建議是正確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蘇聯駐朝鮮大使後來報告說：「當美國人已經準備從朝鮮撤出的時候，中國人卻離開水原回到三八線地區，他們放棄了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經常派出一些沒有準備的軍隊去參加進攻行動，明顯地追求在三八線地區停止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在朝鮮領導人心目中的威信，儘管朝鮮人也清楚，中國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從軍事角度講，彭德懷的主張當然是實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據的，而朝鮮領導人一廂情願、一味蠻幹的情緒，顯然是受到其政治考慮和其他因素影響的。不過，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朝之間的這種分歧，只是在軍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張，而從總的戰略方針來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張通過軍事手段或軍事壓力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以徹底解決朝鮮問題。在這種情緒下，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沒有認真考慮此時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的決議案，從而失去了一次儘早結束戰爭的有利時機。
四、關於鐵路運輸的管理體制問題
隨著志願軍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戰線的向南推移，中朝軍隊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
這時，保障軍隊後勤供應問題的重要性就突出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由於戰爭，到1950年底，朝鮮的「工業生產已完全停頓」。為了恢復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中朝聯軍打過三八線以後，朝鮮政府便做出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等一系列決定。特別是1951年2月22日「關於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鐵路「為恢復工農業生產而保證國民經濟運輸的任務」。於是，中朝雙方在如何保證鐵路運輸及鐵路管理體制方面的矛盾隨之爆發。
志願軍出國作戰，由於朝鮮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資源不足，致使部隊供應不能取之於當地，而美軍裝備精良，機動性強，亦無法取之於敵人。因此，物資和裝備基本上要靠國內運來。但朝鮮山地多，運途遠，且路況十分惡劣，而志願軍汽車數量本來就不足，加上敵機日夜轟炸，損失極大，公路運輸力量更顯緊張。於是，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突出。
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11月6日鐵道兵團和鐵路員工志願援朝大隊相繼入朝，與朝鮮人民軍鐵道搶修部隊、朝鮮鐵路員工並肩作戰。
為了改善鐵路運輸的管理，協調中朝雙方的運輸任務，確保前線的供給和傷員及時轉運，彭德懷在11月16日與高崗會見時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方先後派人來朝，經使館安排多次同朝方有關人員商談，但均未有結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洽談后，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到12月底，中國方面成立了以劉居英為司令員、余光生為政委、葉林為副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后改為東北軍區軍事運輸司令部），負責組織支前運輸，並指揮搶修鐵路；同時，在球場臨時設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局，由中朝雙方共管，並充實了力量。1951年1月22日至30日，東北軍區在瀋陽召開後勤會議，專門研究志願軍後勤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志願軍各軍後勤部、各分部以及東北軍區後勤部、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周恩來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空軍司令劉亞樓、炮兵司令陳錫聯、軍委運輸司令呂正操等領導人，專程來瀋陽參加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提出了建立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
經過這些努力，使中斷的鐵路運輸，在球場、定州以北（共延長384公里）恢復了通車，1951年1月即接運2944列車，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軍管局管轄範圍內的1391公里線路中，通車線路已發展到1321公里（東達釋王寺，南到南川）。
儘管鐵路線大體通車了，但後勤供應的根本矛盾並未緩解，除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失外，最嚴重的問題是鐵路運輸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統一調度。由於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互不了解，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爭車、爭路、爭時間，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搶運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資而無人卸車，急需的物資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積壓在後方，由此造成列車運行時間普遍延長，熙川以北山洞嚴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積壓重車竟達329輛）。鐵路軍管局雖然成立，也由雙方共管，但中朝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針上，究竟應該採取軍管方式，還是僅僅實行軍事代表制，尚未確定；在運力分配原則上，究竟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民用和經濟建設物資為主，也有爭論。再加上組織機構極不健全，人員思想情緒不夠穩定，鐵路運輸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為此，彭德懷向毛澤東抱怨：對運輸問題「若無速效解決辦法，勢必延長戰爭」。如何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建立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機制，從而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暢通，已經迫在眉睫。
關於建立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的問題，早在12月金日成訪問北京時就確定了基本原則。金回到朝鮮后對柴成文說：「前些時候關於鐵路運輸的軍事管制問題，中國同志多次與我們的同志商談，我們總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沒有軍事上的勝利什麼也談不上的道理」。並說，「這件事在北京已經商妥，請你轉告高崗同志，就由他委任鐵路人員去辦吧」。但實際上在具體談判中卻困難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葉林（東北交通部部長）、張明遠（東后司副司令員）、彭敏（鐵道兵）報告：在談判中，朝方往往對問題考慮不周，提出的意見前後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確的。第一，在中朝雙方的運輸量超過朝鮮鐵路運輸能力的情況下，反對中方提出的「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而對朝鮮經濟恢復的考慮較多。按照朴憲永的話說，經濟就是政治，這個問題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崗出面解決。第二，要求朝鮮交通省參与對鐵路的管理。雖同意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為正，朝方為副，受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但須與交通省合署辦公，並建議中國也成立類似朝鮮軍事交通局的機構。第三，在鐵路管理機構問題上，反對實行軍管制。朴憲永提出恢復朝鮮原各鐵路管理局，而將已經成立的臨時鐵路軍管局改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雙方在鐵路管理的基本原則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軍管與鐵路行政合而為一是戰時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有效辦法，而鐵路軍管局則是中朝聯合實行軍管的具體組織形式。對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對，而是自行成立了軍事交通局，對鐵路進行控制，還恢復了原管理局機構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號令），實際上削弱和限制了軍管局，使其無法完全行使職權。為了儘快達成協議，周恩來做了妥協，除堅持「在聯司指揮下設雙方統一的軍管司令部，統一進行搶修護路及調度車運」外，同意「在目前作戰時期，朝鮮鐵路行政仍需朝鮮交通相管轄」。對於中方的這個讓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與朝鮮交通相朴義完逐項談判時，朝方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除鐵路行政系統仍歸交通省領導外，一、軍管局僅負責制定計劃，其作用只是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二、鐵路搶修工作另成立聯合機構，委託交通省領導。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已經建立的中朝聯合軍管機構。
鑒於朝方在談判中反覆不定，雙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問題複雜，關係重大，即使形成紙上協議，也難以改變實際狀況，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幹部來此慢慢談判」。
彭德懷亦無可奈何，提出將交通省的意見呈金日成，由雙方政府出面解決，只求朝方能「確保軍運如數完成，確定鐵路管理和運輸的具體辦法」。[NextPage]隨後，針對朝方的三項原則，即鐵路行政隸屬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聯合軍運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即中方所說搶修司令部），高崗提出五點商榷意見：一、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軍管制度，但可實行軍事代表制，在聯運司下設各級軍事代表，中正朝副，軍事代表對一切軍運有最後決定權。二、聯運司設瀋陽，派總代表駐朝交通省，監督軍運計劃執行。三、要求朝方保證聯運司與其總代表及各級軍事代表間電話暢通。四、成立統一搶修司令部，受聯運司領導，同時受朝交通相及聯運司指導。五、在朝中國員工受朝鐵路局領導，其政治工作則受中國軍事代表直接領導。葉、張、彭據此與朝交通相再次談判。除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未明確表態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崗的五點意見，但要求確定朝交通省對其所屬各鐵路管理局行使管轄權。關於運輸問題，朝方同意原則上全部通車，由聯運司審核批准軍用物資和國民經濟所需物資的運輸比例。至於交通省及其所屬各管理局，朝方請中國派人任副職。雙方商定，將談判記錄整理簽字后，呈報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況后，周恩來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爭取能在記錄中列入有關聯合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內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葉、張、彭在記錄上簽字，並將全文帶回北京。恰在此時，莫斯科的意見到來，扭轉了局面。
據當事人張明遠觀察，中朝會談之所以爭執不下，其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的歸誰所有的問題。中方代表認為，當時朝鮮的鐵路和機車大部被毀，鐵路運行的車輛主要是中國開來的，而搶修線路、運送物資的部隊和司乘人員都以中方為主，甚至維修線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鮮鐵路員工的供應也都是由中方負責。從這些實際情況看，朝鮮方面難以協調指揮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所以，戰爭期間的中朝鐵路聯運應由中方牽頭。但朝方以及蘇聯駐朝鮮顧問堅持認為，對鐵路運輸的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對此，周恩來曾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並表示要同蘇方協商，以求妥善解決。
就在周恩來電告中方代表準備在談判記錄上簽字的當天，斯大林來電錶示了蘇聯的立場，全文如下：「我駐瀋陽領事列多夫斯基剛剛向我們報告了高崗同志的意見，即為正確組織部隊和作戰物資向前線的運輸工作，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從領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這個意見的，但朝鮮的部長們卻似乎反對這個意見，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將損害朝鮮的主權。假如需要我的意見和聯共（布）中央的意見的話，那麼我們認為必須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崗同志的意見。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採取的。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為朝鮮本身的利益著想，中國和朝鮮之間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國家關係。」周恩來當即將這一電文轉給高崗和彭德懷，並表示可以繼續「力爭聯合鐵路修復司令部歸聯司或運司指揮或仍進一步提議將朝鮮鐵路管理局置於軍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暫緩簽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請朝交通相到瀋陽再談。
在此後的談判中，中方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4月16日，周恩來致電倪志亮即轉金日成：「提議為適應戰爭需要，朝鮮鐵路必須立即置於統一的軍事管制之下」，「即在聯司領導下，設立中朝聯合的軍運司令部，統一朝鮮鐵路的管理、運輸、修復與保護事宜」。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對管理體制、組織機構、運力分配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協議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劉居英為局長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朝方）、黃鐸為副局長，統一負責朝鮮戰區鐵路運輸的管理、組織與實施。軍管總局下設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個分局，共有援朝員工1.2萬餘人。8月1日，在瀋陽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聯運司），受中朝聯合司令部直接領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司令員，張明遠兼政治委員，南學龍（朝鮮鐵道副相）、劉居英、李壽軒、葉林為副司令員，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聯運司的前方派出機構——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李壽軒為副司令員，負責指揮和協調軍管總局、搶修指揮部和鐵道高炮指揮部的工作。鐵道兵團增加為4個師又3個團，還有援朝工程總隊，總人數達5.2萬餘人。從此，在統一的領導和組織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協同行動，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作戰方針，大大提高了鐵路運輸效率。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迴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並在停戰協定簽字后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不過，在莫斯科干預下強加於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於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面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並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後請金日成於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著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斯大林也來電錶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於停戰談判有些戒心，儘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里，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麼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他立即答覆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金日成甚至對朴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
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並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儘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后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儘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中斷」，並認為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麼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捨、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
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面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于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並應被釋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國方面不顧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讓（包括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於7月13日提出了總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80%和志願軍被俘人員的32%）的概數，並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7月15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強，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強並影響著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決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志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當轉報菲利波夫同志徵求他的意見，得復再告」。同日，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主張堅決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並表示準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志對此有不同看法」。儘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贊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並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於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儘快停戰：「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於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100名戰俘。18日毛澤東複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減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為便於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志願軍只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於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裡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領導人當然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堅持「全部遣返」的原則。[NextPage]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第二天斯大林即複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周恩來隨後於8月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朴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麼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
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
我們同意中國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儘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麼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藉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麼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儘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于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于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係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著差異。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並非僅僅是考慮到照顧中國的意見——儘管相對來說莫斯科處理同毛澤東的關係時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但這裏的問題在於，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佔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面臨著終結。中朝關係是如此，中蘇關係也是如此。
沈志華
作為20世紀國際關係中對峙和衝突的一種特定形式，「冷戰」至少具有兩個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特徵：其一是具備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即對立雙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價值取向作為一面旗幟，強調對方存在的非正義性，儘管意識形態本身未必就是他們各自對外政策的終極目標；其二是表現為明顯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對立雙方都是以形成某種政治、軍事的國際集團方式參与冷戰的，而美國和蘇聯則分別成為這兩大陣營的首領。亞洲的冷戰同樣具有這兩個特徵，這在朝鮮戰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關於意識形態在冷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國際歷史學界長期討論的題目之一，至於對冷戰（特別是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研究，學者們討論較多的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如中蘇關係，而對於大國與小國之間關係的發展變化，則相對較少專門的研究。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作為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這一案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去人們只知道中朝兩國唇齒相依，患難與共，在戰爭中培養起鮮血凝成的友誼，卻不了解中朝高層之間也存在著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決方式，與冷戰在亞洲的格局有著密切關係。
本文擬依據檔案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披露戰爭期間中朝高層關係的緊張狀態，及其得以緩解的途徑，以便使人們對此期中朝關係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限於篇幅，這裏無法分析這種緊張狀態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原因，以及對亞洲冷戰格局未來發展的影響，但希望本文的論述將為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關於中國出兵朝鮮問題
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過程，通過近幾年來學者們對中俄雙方檔案材料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國領導人（至少是毛澤東本人）早在戰爭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鮮。而人們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前，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方面提供援助的願望始終拒之門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態，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來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問題。在4月10-25日蘇朝領導人舉行的三次會談中，斯大林強調，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美國不進行干預，其次是獲得中國領導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證，由於有蘇聯和中國作後盾，美國不會冒險發動一場大的戰爭。而毛澤東一向支持朝鮮解放全國的想法，並多次表示，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將幫助朝鮮，如果需要還可以提供部隊。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軍隊統一朝鮮。斯大林反覆強調，蘇聯不準備直接捲入朝鮮事件，特別是如果美國冒險把部隊派到朝鮮，金必須同毛澤東進行商議並獲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通報了他準備進攻南方的計劃。儘管毛澤東對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電報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在15日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毛澤東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對大城市要迂迴而不要戀戰，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毛澤東解釋說，他曾設想朝鮮在中國攻佔了台灣以後再開始進攻南方，那時中國就可以給予朝鮮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鮮決定現在就打，而這又是我們共同的事業，那麼他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協助。毛澤東指出，如果美國人親自參戰，中國將派出部隊幫助北朝鮮，還問，是否需要向中朝邊境調一些中國軍隊，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彈藥。金日成對這些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在金日成看來，既然莫斯科已經答應給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來中國，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澤東對發動戰爭的認可。因此，會談剛剛結束，金日成即當著毛澤東的面向蘇聯大使羅申宣稱，在會談的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在躊躇滿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澤東的尷尬處境是可以想見的。
戰爭果然在沒有事先通知中國的情況下爆發了，毛澤東甚至是從外國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儘管中國領導人對此頗有不滿，但在美國直接參与戰爭的情況下，還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鮮。7月初，中國政府同意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幹部送回朝鮮，以便加強人民軍的幹部素質。同時，周恩來還向羅申表示，中國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請求允許經長春鐵路和中國領空向朝鮮運送軍用物資的要求。中國領導人特別向蘇聯提出了為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羅申時通報了中國對朝鮮戰局的估計：美國可能向朝鮮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陸，並沿鐵路線北進。建議人民軍加速南進，佔領這些港口，尤其是應在仁川地區組織強大的防禦，保衛漢城，並防止美軍陸戰隊在此登陸。周恩來一方面抱怨朝鮮領導人無視毛澤東屢次提出的美國將進行軍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強調，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周還說，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3個軍12萬人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7月4日，中國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甚至向羅申講述了如何通過山東半島的港口將北朝鮮軍隊運往南朝鮮，以及如何將中國的軍事專家送到南朝鮮戰場幫助朝鮮人民軍的具體設想。[NextPage]對於中國的建議，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斯大林還催促中國儘快派代表到朝鮮，以便加強聯繫和解決問題。此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尚在國內養病，為了保持與朝鮮方面的聯繫，周恩來早在6月30日就臨時改派原定去東德工作的柴軍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務參贊名義去朝鮮。臨行前，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儘力去做。
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繫並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然而，朝鮮領導人卻對中國使館採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當他7月10日到達平壤后，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今後有什麼事，可以隨時找我「，還指定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武官介紹一次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便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而柴也不可能經常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對於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面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儘管朝鮮政府內務相朴一禹曾在中國工作過，此時常到使館吃中國飯，但顯然是受到紀律的嚴格約束，他也從不談及內部的軍事情況。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了解情況的參謀團，也遭到拒絕。
然而，戰事的拖延使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到必須做好出兵援朝的準備。8月11日，已經集中在東北的第13兵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所屬各軍、師幹部會議。高崗在會上充分闡述了準備出國作戰的目的和意義，提出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朝鮮人民解放，使朝鮮成為獨立、民主、統一的國家：「到朝鮮去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各項準備均應專人負責，嚴格檢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來華幫助修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尤金院士長談，其中特別談到，如果美軍繼續增兵，僅靠北朝鮮是對付不了的，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美軍，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最新情報表明，美國決心大規模增加在朝鮮的兵力。中國領導人也直接提醒朝鮮方面對戰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儘管沒有明確提出中國出兵的問題，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領會的。毛澤東在8月和9月初兩次接見朝鮮代表李相朝討論戰爭形勢，指出人民軍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足夠的預備隊而是全線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殲滅敵人而只想擊退敵人奪取領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仁川-漢城和南浦-平壤這樣的主要樞紐地區可能遭到敵人襲擊，應考慮到將來退卻和重新部署兵力的問題。劉少奇也指出應當讓人民作好戰爭可能曠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準備。
對於中國方面的建議，甚至包括蘇聯軍事顧問的警告，朝鮮領導人置若罔聞。究其原因，第一，對戰局的估計過於樂觀。當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時，他很有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當精幹的突擊部隊上去后，就會打破僵局；當問道美軍有無可能在後方登陸時，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們估計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後方港口登陸是困難的。」第二，普遍存在著速勝論和冒險主義傾向。
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預計一個月結束戰爭。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八一五前解決問題、8月要成為勝利月」等口號。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國彙報后再次返回平壤，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
在當時的種情況下，如果中國軍隊及時出動，無論是在後方防禦美軍登陸，還是在釜山前線協助進攻，都會明顯地影響戰局發展。然而，由於中朝雙方對戰爭局勢的判斷和戰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沒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對中國出兵心存顧忌），朝鮮方面也不會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的問題。
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成功以後，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周恩來首先詢問了朝鮮戰局的情況，並抱怨說，中國領導人除了報紙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電台的報道外，不掌握任何情況，甚至駐平壤的中國大使也收不到關於軍事形勢的作戰通報。周恩來還指出，在軍事問題上同北朝鮮領導人的接觸很少，中國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中國曾試圖派一些高級軍事幹部去北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覆。周恩來建議，如果人民軍沒有足夠的預備隊，就應將主力北撤，並建立突擊部隊以備萬一；應當利用西方對中國和蘇聯參戰的恐懼心理，「採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羅申答應立即報告莫斯科，還建議派一位負責幹部去朝鮮弄清情況，消除誤會。20日莫斯科答覆，朝鮮方面沒有向北京提供軍事情報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們沒有經驗。至於目前的軍事部署，同意中國提出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北撤的建議。
9月21日劉少奇進一步向羅申表示，中國軍隊士氣高昂，如果需要，他們願意，也有信心打敗美軍。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美國威脅到北朝鮮的生存，中國必須幫助朝鮮同志。同日，周恩來告訴羅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準備長期作戰」的講話外，北京還沒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儘管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代表扎哈羅夫大將也曾勸說金日成向中國求援，但朝鮮方面對此始終毫無反應。直到9月2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才做出請求蘇聯和中國出兵的決定。經過激烈的爭論，政治局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止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如果他們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殘餘部隊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戰爭將在很短時間內結束。北朝鮮領導人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並通過了遞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鮮領導人也是先試探莫斯科的態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徵求蘇聯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見，在什特科夫對此採取迴避態度后，感到「混亂、失落和絕望」的金日成和朴憲永不得不硬著頭皮給斯大林發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電錶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願軍，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國商量。萬般無奈的金日成於當天深夜緊急召見中國大使，要求中國儘快派已集結在鴨綠江邊的第13兵團過江，支援朝鮮作戰。
根據上述情況分析，朝鮮領導人從內心是拒絕中國直接提供軍事援助的，分析箇中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面，其一是金日成過於自信，對局勢的估計也過於樂觀；其二是中朝兩國歷史上存在的特殊關係使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出兵有某種擔心和憂慮，所以金日成寧可依賴蘇聯也不願中國插手朝鮮事務。這兩個問題在中國出兵朝鮮以後仍然困擾著中朝關係。
二、關於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雖然由於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意見分歧和蘇聯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猶豫不決，10月1日至18日期間，中國派兵赴朝作戰的行動一再受阻和出現反覆，但毛澤東本人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在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討論武器裝備和空軍援助的問題時，中朝已經開始商談中國出兵的具體事宜了。不過，因情況緊急，雙方並未就出兵后的指揮、通信、補給、運輸等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10月8日毛澤東即致電金日成，通知中國已決定出兵，並要朴一禹到瀋陽與彭德懷和高崗商議志願軍入朝諸項事宜。當日黃昏朴趕到瀋陽，但並未談及志願軍入朝的具體事項，只是根據金日成的要求，稱美國正在朝鮮繼續增兵，催促中國部隊立即出動，控制咸興和新安州。至於後勤問題，僅提出志願軍入朝後一律使用朝幣，以後再按比值償還，所用柴草一律由當地政府採購，按市價提供。朴一禹還說，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見是志願軍的指揮所也設在那裡。這就涉及到了對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據柴成文觀察，金日成開始的想法比較簡單，即在敵情緊迫的情況下，請求中國出動軍隊幫助朝鮮頂一陣，這樣，軍隊的指揮權自然要由朝鮮領導人掌握。當他得知中國準備派幾十萬部隊分批入朝作戰後，才感到事情重大。顯然，由朝鮮人來指揮中國軍隊是不現實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雙方指揮所合在一起。
彭德懷當然另有一番考慮。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議中國出兵的電報中明確表示，志願軍「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其次，在朝鮮的所見所聞，實在令人對朝鮮人的軍事指揮能力擔憂。彭德懷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反映，「朝鮮黨徵兵問題異常嚴重，16-45歲男子全部徵調入伍。入伍工人家屬無人過問，一般群眾沒飯吃。一切無長期打算，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從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軍事指揮異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結果3萬人未退出多少」；朝方「雖同意在人民軍中開展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員制度」等等。後來彭曾對柴成文講：「我要對中朝人民，對幾十萬士兵負責啊！」因此，在彭德懷看來，根本不存在將中國軍隊交給朝鮮指揮的問題。至於對朝鮮軍隊的指揮，一則不了解朝鮮方面的主張，二則人民軍主力部隊已經潰散，新兵正在中國境內整訓，尚無法直接參与軍事行動，此時還不宜提出。於是，當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會面時，雙方均未提出統一指揮問題，只是在談到兩軍如何配合時，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駐彭處保持聯絡。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為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黨委副書記。
隨著戰事發展，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漸漸提到議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戰役期間，彭德懷屢次報告，因中朝之間缺乏協調——語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鮮黨政軍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願軍行軍作戰受阻」。特別是還多次發生人民軍誤擊志願軍的事件。如11月4日誌願軍第39軍在博川東南圍攻美第24師時，遭到奉命向順川挺進的人民軍坦克師的誤擊，致使被圍之敵逃脫。在物資供給、交通運輸等方面，由於沒有統一的協調指揮，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面。
為此，彭德懷通過北京委託中國使館人員向金日成提出作戰中的協調統一問題，希望人民軍總部能夠靠近志願軍總部。11月7日彭又請朴一禹面見金日成，反映幾個問題。但商談3天的結果令人失望：1、開闢敵後戰場問題，由於什特科夫堅決支持中國方面的主張，決定派方虎山和崔仁兩個軍團深入敵後，金日成對此勉強同意。2、兩軍配合問題，金日成堅持只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交換情報，既不同意兩軍總部靠近，更不同意採取聯合的形式。3、朝鮮嚴重虐待俘虜，甚至殃及英、美使館人員的問題，彭德壞對此婉轉地提出了意見，金日成收下彭介紹中國戰俘政策的親筆信后，未置可否。4、對待逃避兵役的朝鮮平民問題，金日成同意志願軍幫助召回逃跑者，但實際上準備以反叛罪名對這些人進行武裝圍剿。在此期間，彭請求中央軍委轉告金日成，人民軍第6師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願軍125師會合，希望讓該師留在當地協同志願軍作戰。但金堅持將該師調走了。后第7師5000餘人又與125師會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該師，金日成則不予答覆。此外，朝方和駐朝蘇聯軍事顧問還反對彭德懷提出的後撤幾十公里設伏的第二次戰役作戰方針，主張志願軍應繼續向清川江以南追擊敵人。
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軍隊指揮權的歸屬。為了解決問題，毛澤東決定一方面請中朝兩軍最高指揮官直接面談，協調雙方立場，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見，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應邀來到志願軍總部，高崗也專程從瀋陽趕到。會談一開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懷便提出了兩軍必須統一指揮的問題。高崗也解釋說，朝鮮半島地域狹窄，戰役上沒有統一指揮不行。什特科夫明確表示應該由中方統一指揮，並批評人民軍以最好的蘇聯裝備打了敗仗，而讚揚志願軍以劣勢裝備消滅了大量敵軍，認為對中方指揮的正確性不應存在任何懷疑。但金日成在發言中只介紹了人民軍的情況，而對指揮權和有關政策問題卻閉口不談。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設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最後決定，待第二次戰役結束后召開會議再行討論。
毛澤東在11月1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轉述了彭的建議：「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駐前方，並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為可行，即請由您處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為妥」。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裡的領導同志們能很好的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地配合，並能依照您的提議有相當數量的朝鮮軍隊和中國志願軍混合編製在一起（保存朝鮮軍隊的建制單位），倘能如此，勝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澤東致電彭、高說，斯大林已回電，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並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也贊成統一指揮。毛澤東要彭觀察金日成的反應。
鑒於莫斯科已表明態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在12月3日的會談中金說，斯大林有電報指示中朝軍隊應統一指揮，因中國志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志為正職，朝鮮同志為副職，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對此已同意。隨即，毛澤東告以中國方面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為副司令員，朴一禹為副政委，並確定以後聯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對志願軍的單獨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變。聯合司令部成立以後，凡屬作戰問題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事則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但聯司得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聯司下仍分為兩個機構：志願軍司令部和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聯司的建立對外不公開，僅對內行文用之。鐵道運輸、修理亦劃歸聯司指揮。會談後周恩來起草了《中朝兩方關於成立中朝聯合指揮部的協議》。金日成返回朝鮮后，7日同彭德懷再行商議具體事宜，所談甚為融洽。雙方商定數日內組成聯合司令部，金保證今後不再直接干預軍事指揮，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議，取消此前對人民軍第3軍團的部署，令其就近聽從志願軍9兵團宋時輪指揮。彭德懷對此表示滿意，並反覆指出，「人民軍勇敢、頑強的精神和一套嚴格的蘇軍軍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學習的」；指令9兵團幹部，應以學習的態度去了解第3軍團的情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相機介紹中國建軍中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驗」，但如與對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運」。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於在中國受訓的部隊回國，朝鮮人民軍共有7個軍團。其中4個軍團在聯合司令部領導下行動，3個軍團直接隸屬於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除了地面部隊，空中作戰也需要聯合行動。1951年1月初，扎哈羅夫通告，蘇聯空軍兩個師將於近日入朝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線。此外，4月初中方空軍將有5個師、朝方空軍將有3個師參戰。因此，在蘇聯顧問的贊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統一的空軍指揮部。后經中朝協商，於3月參照聯司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集團軍司令部。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及雙方語言不同的原因，蘇聯空軍未加入聯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得到了解決。如果說聯合國部隊由美國統一指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麼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和統一指揮的問題則處於兩難的矛盾境地。對於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問題，加上長期以來朝鮮對中國依附和朝貢的歷史因素，要他們交出自己軍隊的指揮權，的確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而中國主要考慮的是戰爭勝負問題，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把軍事指揮權集中在志願軍手裡是勢在必行的結果。
三、關於越過三八線后是否南進的問題
當志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后，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彭報告說，由於勝利，朝鮮黨政軍民情緒高漲起來，但速勝和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長。「蘇聯大使說：美軍將速逃，要我軍速進。這不僅是蘇聯大使的意見，而且是朝鮮黨中央多數同志的要求。」彭認為，「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正面狹小，自然加強了縱深，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敵軍士氣雖較前低落，但現在還有26萬左右兵力，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所以，「我軍應採取穩進方針」。但毛澤東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強令志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
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贊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后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佔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佔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麼創傷。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只俘虜3000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佔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鑒於志願軍在戰場上已成強弩之末，且「敵陰謀誘我深入到洛東江的早已設好的堅固陣地，並誘我攻堅」，彭德懷於1月8日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引起朝鮮方面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后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他內心實際上主張速勝，只是發表意見時比較策略，總把新任蘇聯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憲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面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需休整補充的決定。1月9日上午，扎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后也表示反對。他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人民軍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來到彭德懷的指揮部。會談中，彭在分析了敵我實際情況后強調，我軍必須休整，經過充分準備以求在下一戰役消滅更多敵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時間要盡量縮短，可先出動3個軍南進，其餘休整一個月。彭認為，現在出動可能壓迫敵人再放棄幾個地方，但過早將敵主力壓縮到釜山狹小地區，不利於分割圍殲。金爭辯說，不能消滅敵人，擴大領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說，擴大領土不如首先消滅敵人。消滅了敵軍，自然就得到了領土。金堅持認為，目前多佔領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決后的選舉。彭認為不必多考慮這些，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由於雙方爭執不下，彭這時拿出毛澤東9日電交金日成。金則稱，他談的不是個人意見，而是勞動黨政治局的集體意見，於是打電話叫朴憲永星夜趕來。
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針對金日成主張縮短休整時間的主張，毛依據斯大林來電提出：人民軍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志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個月至三個月，仁川及漢城之守備由志願軍擔任。人民軍應將現在東北訓練的新兵加以補充，如金日成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志願軍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當日黃昏，彭、金、朴進行了更加激烈的爭論。金日成和朴憲永認為，斯大林所說讓人民軍單獨前進，是指目前形勢有利，美軍要退出朝鮮。朴憲永列舉最近一些新聞和蘇方提供的情報，得出結論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但我軍不追擊就不會退出，因為美國要找借口。彭德懷反駁說，我不追擊，美國可以自動退出，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擊就不會退出，應該利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彭說，只有再美軍消滅幾個師才會加深這種矛盾，這一因素才會成為有利條件，而志願軍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戰。這時金日成插話，重提在半個月內志願軍應有3個軍繼續南進，其他部隊休整一個月後再進攻的主張。彭德懷有些不耐煩了，提高嗓門激動地說：你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都是從願望出發。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麼辦，現在又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再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麼辦。你們指望速勝而又不作具體準備，結果只會延長戰爭。你們把戰爭勝利寄託于僥倖，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只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志願軍休整補充需要兩個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還要三個月，沒有相當的準備，一個師也不能南進。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你們認為我彭德懷不稱職，可以撤職審判，可以殺頭。彭德懷接著根據毛澤東來電的意見指出：由仁川至襄陽線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後方維持交通，由志願軍負責。人民軍4個軍團約12萬人已有兩個月休息，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繼續向南前進。美軍果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退出朝鮮，我當慶祝朝鮮解放萬歲，如美軍不退走，志願軍按預定計劃南進作戰。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軍還沒有準備好，元氣也未恢復，不能單獨前進，承認確有速勝情緒，並勉強同意志願軍休整兩個月。最後，雙方決定召開兩軍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交流經驗，統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后，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志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大使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干擾彭德懷的指揮。此時，毛澤東也進一步施加壓力，於1月14日致電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個月內，中國志願軍和朝鮮軍隊要克服嚴重困難，並完成繁重而艱巨的工作，具體包括：用經過訓練的新兵補充部隊，使經過訓練的新兵學會老兵的經驗；加強部隊的武器裝備；恢復鐵路；準備好給養和彈藥；改善運輸和後勤工作。只有做好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認為，在敵人準備繼續抵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才能繼續作戰。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至9月所犯過的錯誤」。「中朝兩國同志必須耐下心來，進行必要的準備」。第二天毛又將此電轉發斯大林。這樣，在1月16-18日再次與彭德懷會晤時，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軍單獨南進是帶有冒險性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中方提出的為了今後更好地實施進攻，而必須利用兩個月時間進行休整的建議是正確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蘇聯駐朝鮮大使後來報告說：「當美國人已經準備從朝鮮撤出的時候，中國人卻離開水原回到三八線地區，他們放棄了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經常派出一些沒有準備的軍隊去參加進攻行動，明顯地追求在三八線地區停止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在朝鮮領導人心目中的威信，儘管朝鮮人也清楚，中國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從軍事角度講，彭德懷的主張當然是實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據的，而朝鮮領導人一廂情願、一味蠻幹的情緒，顯然是受到其政治考慮和其他因素影響的。不過，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朝之間的這種分歧，只是在軍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張，而從總的戰略方針來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張通過軍事手段或軍事壓力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以徹底解決朝鮮問題。在這種情緒下，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沒有認真考慮此時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的決議案，從而失去了一次儘早結束戰爭的有利時機。
四、關於鐵路運輸的管理體制問題
隨著志願軍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戰線的向南推移，中朝軍隊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
這時，保障軍隊後勤供應問題的重要性就突出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由於戰爭，到1950年底，朝鮮的「工業生產已完全停頓」。為了恢復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中朝聯軍打過三八線以後，朝鮮政府便做出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等一系列決定。特別是1951年2月22日「關於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鐵路「為恢復工農業生產而保證國民經濟運輸的任務」。於是，中朝雙方在如何保證鐵路運輸及鐵路管理體制方面的矛盾隨之爆發。
志願軍出國作戰，由於朝鮮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資源不足，致使部隊供應不能取之於當地，而美軍裝備精良，機動性強，亦無法取之於敵人。因此，物資和裝備基本上要靠國內運來。但朝鮮山地多，運途遠，且路況十分惡劣，而志願軍汽車數量本來就不足，加上敵機日夜轟炸，損失極大，公路運輸力量更顯緊張。於是，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突出。
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11月6日鐵道兵團和鐵路員工志願援朝大隊相繼入朝，與朝鮮人民軍鐵道搶修部隊、朝鮮鐵路員工並肩作戰。
為了改善鐵路運輸的管理，協調中朝雙方的運輸任務，確保前線的供給和傷員及時轉運，彭德懷在11月16日與高崗會見時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方先後派人來朝，經使館安排多次同朝方有關人員商談，但均未有結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洽談后，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到12月底，中國方面成立了以劉居英為司令員、余光生為政委、葉林為副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后改為東北軍區軍事運輸司令部），負責組織支前運輸，並指揮搶修鐵路；同時，在球場臨時設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局，由中朝雙方共管，並充實了力量。1951年1月22日至30日，東北軍區在瀋陽召開後勤會議，專門研究志願軍後勤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志願軍各軍後勤部、各分部以及東北軍區後勤部、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周恩來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空軍司令劉亞樓、炮兵司令陳錫聯、軍委運輸司令呂正操等領導人，專程來瀋陽參加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提出了建立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
經過這些努力，使中斷的鐵路運輸，在球場、定州以北（共延長384公里）恢復了通車，1951年1月即接運2944列車，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軍管局管轄範圍內的1391公里線路中，通車線路已發展到1321公里（東達釋王寺，南到南川）。
儘管鐵路線大體通車了，但後勤供應的根本矛盾並未緩解，除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失外，最嚴重的問題是鐵路運輸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統一調度。由於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互不了解，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爭車、爭路、爭時間，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搶運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資而無人卸車，急需的物資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積壓在後方，由此造成列車運行時間普遍延長，熙川以北山洞嚴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積壓重車竟達329輛）。鐵路軍管局雖然成立，也由雙方共管，但中朝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針上，究竟應該採取軍管方式，還是僅僅實行軍事代表制，尚未確定；在運力分配原則上，究竟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民用和經濟建設物資為主，也有爭論。再加上組織機構極不健全，人員思想情緒不夠穩定，鐵路運輸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為此，彭德懷向毛澤東抱怨：對運輸問題「若無速效解決辦法，勢必延長戰爭」。如何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建立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機制，從而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暢通，已經迫在眉睫。
關於建立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的問題，早在12月金日成訪問北京時就確定了基本原則。金回到朝鮮后對柴成文說：「前些時候關於鐵路運輸的軍事管制問題，中國同志多次與我們的同志商談，我們總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沒有軍事上的勝利什麼也談不上的道理」。並說，「這件事在北京已經商妥，請你轉告高崗同志，就由他委任鐵路人員去辦吧」。但實際上在具體談判中卻困難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葉林（東北交通部部長）、張明遠（東后司副司令員）、彭敏（鐵道兵）報告：在談判中，朝方往往對問題考慮不周，提出的意見前後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確的。第一，在中朝雙方的運輸量超過朝鮮鐵路運輸能力的情況下，反對中方提出的「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而對朝鮮經濟恢復的考慮較多。按照朴憲永的話說，經濟就是政治，這個問題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崗出面解決。第二，要求朝鮮交通省參与對鐵路的管理。雖同意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為正，朝方為副，受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但須與交通省合署辦公，並建議中國也成立類似朝鮮軍事交通局的機構。第三，在鐵路管理機構問題上，反對實行軍管制。朴憲永提出恢復朝鮮原各鐵路管理局，而將已經成立的臨時鐵路軍管局改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雙方在鐵路管理的基本原則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軍管與鐵路行政合而為一是戰時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有效辦法，而鐵路軍管局則是中朝聯合實行軍管的具體組織形式。對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對，而是自行成立了軍事交通局，對鐵路進行控制，還恢復了原管理局機構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號令），實際上削弱和限制了軍管局，使其無法完全行使職權。為了儘快達成協議，周恩來做了妥協，除堅持「在聯司指揮下設雙方統一的軍管司令部，統一進行搶修護路及調度車運」外，同意「在目前作戰時期，朝鮮鐵路行政仍需朝鮮交通相管轄」。對於中方的這個讓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與朝鮮交通相朴義完逐項談判時，朝方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除鐵路行政系統仍歸交通省領導外，一、軍管局僅負責制定計劃，其作用只是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二、鐵路搶修工作另成立聯合機構，委託交通省領導。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已經建立的中朝聯合軍管機構。
鑒於朝方在談判中反覆不定，雙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問題複雜，關係重大，即使形成紙上協議，也難以改變實際狀況，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幹部來此慢慢談判」。
彭德懷亦無可奈何，提出將交通省的意見呈金日成，由雙方政府出面解決，只求朝方能「確保軍運如數完成，確定鐵路管理和運輸的具體辦法」。[NextPage]隨後，針對朝方的三項原則，即鐵路行政隸屬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聯合軍運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即中方所說搶修司令部），高崗提出五點商榷意見：一、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軍管制度，但可實行軍事代表制，在聯運司下設各級軍事代表，中正朝副，軍事代表對一切軍運有最後決定權。二、聯運司設瀋陽，派總代表駐朝交通省，監督軍運計劃執行。三、要求朝方保證聯運司與其總代表及各級軍事代表間電話暢通。四、成立統一搶修司令部，受聯運司領導，同時受朝交通相及聯運司指導。五、在朝中國員工受朝鐵路局領導，其政治工作則受中國軍事代表直接領導。葉、張、彭據此與朝交通相再次談判。除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未明確表態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崗的五點意見，但要求確定朝交通省對其所屬各鐵路管理局行使管轄權。關於運輸問題，朝方同意原則上全部通車，由聯運司審核批准軍用物資和國民經濟所需物資的運輸比例。至於交通省及其所屬各管理局，朝方請中國派人任副職。雙方商定，將談判記錄整理簽字后，呈報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況后，周恩來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爭取能在記錄中列入有關聯合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內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葉、張、彭在記錄上簽字，並將全文帶回北京。恰在此時，莫斯科的意見到來，扭轉了局面。
據當事人張明遠觀察，中朝會談之所以爭執不下，其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的歸誰所有的問題。中方代表認為，當時朝鮮的鐵路和機車大部被毀，鐵路運行的車輛主要是中國開來的，而搶修線路、運送物資的部隊和司乘人員都以中方為主，甚至維修線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鮮鐵路員工的供應也都是由中方負責。從這些實際情況看，朝鮮方面難以協調指揮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所以，戰爭期間的中朝鐵路聯運應由中方牽頭。但朝方以及蘇聯駐朝鮮顧問堅持認為，對鐵路運輸的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對此，周恩來曾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並表示要同蘇方協商，以求妥善解決。
就在周恩來電告中方代表準備在談判記錄上簽字的當天，斯大林來電錶示了蘇聯的立場，全文如下：「我駐瀋陽領事列多夫斯基剛剛向我們報告了高崗同志的意見，即為正確組織部隊和作戰物資向前線的運輸工作，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從領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這個意見的，但朝鮮的部長們卻似乎反對這個意見，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將損害朝鮮的主權。假如需要我的意見和聯共（布）中央的意見的話，那麼我們認為必須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崗同志的意見。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採取的。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為朝鮮本身的利益著想，中國和朝鮮之間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國家關係。」周恩來當即將這一電文轉給高崗和彭德懷，並表示可以繼續「力爭聯合鐵路修復司令部歸聯司或運司指揮或仍進一步提議將朝鮮鐵路管理局置於軍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暫緩簽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請朝交通相到瀋陽再談。
在此後的談判中，中方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4月16日，周恩來致電倪志亮即轉金日成：「提議為適應戰爭需要，朝鮮鐵路必須立即置於統一的軍事管制之下」，「即在聯司領導下，設立中朝聯合的軍運司令部，統一朝鮮鐵路的管理、運輸、修復與保護事宜」。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對管理體制、組織機構、運力分配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協議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劉居英為局長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朝方）、黃鐸為副局長，統一負責朝鮮戰區鐵路運輸的管理、組織與實施。軍管總局下設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個分局，共有援朝員工1.2萬餘人。8月1日，在瀋陽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聯運司），受中朝聯合司令部直接領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司令員，張明遠兼政治委員，南學龍（朝鮮鐵道副相）、劉居英、李壽軒、葉林為副司令員，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聯運司的前方派出機構——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李壽軒為副司令員，負責指揮和協調軍管總局、搶修指揮部和鐵道高炮指揮部的工作。鐵道兵團增加為4個師又3個團，還有援朝工程總隊，總人數達5.2萬餘人。從此，在統一的領導和組織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協同行動，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作戰方針，大大提高了鐵路運輸效率。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迴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並在停戰協定簽字后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不過，在莫斯科干預下強加於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於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面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並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後請金日成於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著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斯大林也來電錶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於停戰談判有些戒心，儘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里，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麼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他立即答覆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金日成甚至對朴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
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並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儘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后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儘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中斷」，並認為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麼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捨、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
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面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于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並應被釋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國方面不顧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讓（包括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於7月13日提出了總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80%和志願軍被俘人員的32%）的概數，並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7月15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強，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強並影響著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決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志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當轉報菲利波夫同志徵求他的意見，得復再告」。同日，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主張堅決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並表示準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志對此有不同看法」。儘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贊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並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於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儘快停戰：「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於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100名戰俘。18日毛澤東複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減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為便於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志願軍只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於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裡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領導人當然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堅持「全部遣返」的原則。[NextPage]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第二天斯大林即複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周恩來隨後於8月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朴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麼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
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
我們同意中國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儘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麼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藉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麼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儘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于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于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係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著差異。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並非僅僅是考慮到照顧中國的意見——儘管相對來說莫斯科處理同毛澤東的關係時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但這裏的問題在於，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佔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面臨著終結。中朝關係是如此，中蘇關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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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_分歧及其解決_上_
由 消滅斧頭幫 » 2012年6月17日
朝鮮戰爭中蘇中朝高層間的劇烈矛盾
2009年12月01日
摘自:《暨南史學（第五輯）》 出版:暨南大學出版社 作者:沈志華
作為20世紀國際關係中對峙和衝突的一種特定形式，「冷戰」至少具有兩個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特徵:其一是具備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即對立雙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價值取向作為一面旗幟，強調對方存在的非正義性，儘管意識形態本身未必就是他們各自對外政策的終極目標；其二是表現為明顯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對立雙方都是以形成某種政治、軍事的國際集團方式參与冷戰的，而美國和蘇聯則分別成為這兩大陣營的首領。亞洲的冷戰同樣具有這兩個特徵，這在朝鮮戰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關於意識形態在冷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國際歷史學界長期討論的題目之一，至於對冷戰（特別是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研究，學者們討論較多的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如中蘇關係，而對於大國與小國之間關係的發展變化，則相對較少專門的研究。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作為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這一案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去人們只知道中朝兩國唇齒相依，患難與共，在戰爭中培養起鮮血凝成的友誼，卻不了解中朝高層之間也存在著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決方式，與冷戰在亞洲的格局有著密切關係。
本文擬依據檔案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披露戰爭期間中朝高層關係的緊張狀態，及其得以緩解的途徑，以便使人們對此期中朝關係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限於篇幅，這裏無法分析這種緊張狀態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原因，以及對亞洲冷戰格局未來發展的影響，但希望本文的論述將為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關於中國出兵朝鮮問題
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過程，通過近幾年來學者們對中俄雙方檔案材料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國領導人（至少是毛澤東本人）早在戰爭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鮮。而人們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前，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方面提供援助的願望始終拒之門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態，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來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問題。在4月10-25日蘇朝領導人舉行的三次會談中，斯大林強調，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美國不進行干預，其次是獲得中國領導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證，由於有蘇聯和中國作後盾，美國不會冒險發動一場大的戰爭。而毛澤東一向支持朝鮮解放全國的想法，並多次表示，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將幫助朝鮮，如果需要還可以提供部隊。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軍隊統一朝鮮。斯大林反覆強調，蘇聯不準備直接捲入朝鮮事件，特別是如果美國冒險把部隊派到朝鮮，金必須同毛澤東進行商議並獲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通報了他準備進攻南方的計劃。儘管毛澤東對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電報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在15日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毛澤東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對大城市要迂迴而不要戀戰，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毛澤東解釋說，他曾設想朝鮮在中國攻佔了台灣以後再開始進攻南方，那時中國就可以給予朝鮮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鮮決定現在就打，而這又是我們共同的事業，那麼他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協助。毛澤東指出，如果美國人親自參戰，中國將派出部隊幫助北朝鮮，還問，是否需要向中朝邊境調一些中國軍隊，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彈藥。金日成對這些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在金日成看來，既然莫斯科已經答應給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來中國，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澤東對發動戰爭的認可。因此，會談剛剛結束，金日成即當著毛澤東的面向蘇聯大使羅申宣稱，在會談的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在躊躇滿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澤東的尷尬處境是可以想見的。
戰爭果然在沒有事先通知中國的情況下爆發了，毛澤東甚至是從外國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儘管中國領導人對此頗有不滿，但在美國直接參与戰爭的情況下，還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鮮。7月初，中國政府同意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幹部送回朝鮮，以便加強人民軍的幹部素質。同時，周恩來還向羅申表示，中國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請求允許經長春鐵路和中國領空向朝鮮運送軍用物資的要求。中國領導人特別向蘇聯提出了為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羅申時通報了中國對朝鮮戰局的估計:美國可能向朝鮮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陸，並沿鐵路線北進。建議人民軍加速南進，佔領這些港口，尤其是應在仁川地區組織強大的防禦，保衛漢城，並防止美軍陸戰隊在此登陸。周恩來一方面抱怨朝鮮領導人無視毛澤東屢次提出的美國將進行軍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強調，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周還說，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3個軍12 萬人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7月4日，中國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甚至向羅申講述了如何通過山東半島的港口將北朝鮮軍隊運往南朝鮮，以及如何將中國的軍事專家送到南朝鮮戰場幫助朝鮮人民軍的具體設想。[NextPage]對於中國的建議，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斯大林還催促中國儘快派代表到朝鮮，以便加強聯繫和解決問題。此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尚在國內養病，為了保持與朝鮮方面的聯繫，周恩來早在6月30日就臨時改派原定去東德工作的柴軍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務參贊名義去朝鮮。臨行前，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儘力去做。
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繫並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然而，朝鮮領導人卻對中國使館採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當他7月10日到達平壤后，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今後有什麼事，可以隨時找我「，還指定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武官介紹一次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便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而柴也不可能經常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對於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面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儘管朝鮮政府內務相朴一禹曾在中國工作過，此時常到使館吃中國飯，但顯然是受到紀律的嚴格約束，他也從不談及內部的軍事情況。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了解情況的參謀團，也遭到拒絕。
然而，戰事的拖延使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到必須做好出兵援朝的準備。8月11日，已經集中在東北的第13兵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所屬各軍、師幹部會議。高崗在會上充分闡述了準備出國作戰的目的和意義，提出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朝鮮人民解放，使朝鮮成為獨立、民主、統一的國家:「到朝鮮去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 」；各項準備均應專人負責，嚴格檢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來華幫助修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尤金院士長談，其中特別談到，如果美軍繼續增兵，僅靠北朝鮮是對付不了的，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美軍，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最新情報表明，美國決心大規模增加在朝鮮的兵力。中國領導人也直接提醒朝鮮方面對戰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儘管沒有明確提出中國出兵的問題，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領會的。毛澤東在8月和9月初兩次接見朝鮮代表李相朝討論戰爭形勢，指出人民軍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足夠的預備隊而是全線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殲滅敵人而只想擊退敵人奪取領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仁川-漢城和南浦-平壤這樣的主要樞紐地區可能遭到敵人襲擊，應考慮到將來退卻和重新部署兵力的問題。劉少奇也指出應當讓人民作好戰爭可能曠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準備。
對於中國方面的建議，甚至包括蘇聯軍事顧問的警告，朝鮮領導人置若罔聞。究其原因，第一，對戰局的估計過於樂觀。當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時，他很有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當精幹的突擊部隊上去后，就會打破僵局；當問道美軍有無可能在後方登陸時，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們估計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後方港口登陸是困難的。」第二，普遍存在著速勝論和冒險主義傾向。
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預計一個月結束戰爭。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八一五前解決問題、8月要成為勝利月」等口號。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打算。 9月10日，柴成文回國彙報后再次返回平壤，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
在當時的種情況下，如果中國軍隊及時出動，無論是在後方防禦美軍登陸，還是在釜山前線協助進攻，都會明顯地影響戰局發展。然而，由於中朝雙方對戰爭局勢的判斷和戰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沒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對中國出兵心存顧忌），朝鮮方面也不會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的問題。
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成功以後，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周恩來首先詢問了朝鮮戰局的情況，並抱怨說，中國領導人除了報紙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電台的報道外，不掌握任何情況，甚至駐平壤的中國大使也收不到關於軍事形勢的作戰通報。周恩來還指出，在軍事問題上同北朝鮮領導人的接觸很少，中國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中國曾試圖派一些高級軍事幹部去北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覆。周恩來建議，如果人民軍沒有足夠的預備隊，就應將主力北撤，並建立突擊部隊以備萬一；應當利用西方對中國和蘇聯參戰的恐懼心理，「採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羅申答應立即報告莫斯科，還建議派一位負責幹部去朝鮮弄清情況，消除誤會。20日莫斯科答覆，朝鮮方面沒有向北京提供軍事情報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們沒有經驗。至於目前的軍事部署，同意中國提出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北撤的建議。
9月21日劉少奇進一步向羅申表示，中國軍隊士氣高昂，如果需要，他們願意，也有信心打敗美軍。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美國威脅到北朝鮮的生存，中國必須幫助朝鮮同志。同日，周恩來告訴羅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準備長期作戰」的講話外，北京還沒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儘管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代表扎哈羅夫大將也曾勸說金日成向中國求援，但朝鮮方面對此始終毫無反應。直到9月2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才做出請求蘇聯和中國出兵的決定。經過激烈的爭論，政治局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止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如果他們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殘餘部隊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戰爭將在很短時間內結束。北朝鮮領導人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並通過了遞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鮮領導人也是先試探莫斯科的態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徵求蘇聯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見，在什特科夫對此採取迴避態度后，感到「混亂、失落和絕望」的金日成和朴憲永不得不硬著頭皮給斯大林發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電錶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願軍，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國商量。萬般無奈的金日成於當天深夜緊急召見中國大使，要求中國儘快派已集結在鴨綠江邊的第13兵團過江，支援朝鮮作戰。
根據上述情況分析，朝鮮領導人從內心是拒絕中國直接提供軍事援助的，分析箇中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面，其一是金日成過於自信，對局勢的估計也過於樂觀；其二是中朝兩國歷史上存在的特殊關係使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出兵有某種擔心和憂慮，所以金日成寧可依賴蘇聯也不願中國插手朝鮮事務。這兩個問題在中國出兵朝鮮以後仍然困擾著中朝關係。
二、關於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雖然由於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意見分歧和蘇聯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猶豫不決，10月1日至18日期間，中國派兵赴朝作戰的行動一再受阻和出現反覆，但毛澤東本人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在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討論武器裝備和空軍援助的問題時，中朝已經開始商談中國出兵的具體事宜了。不過，因情況緊急，雙方並未就出兵后的指揮、通信、補給、運輸等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10月8日毛澤東即致電金日成，通知中國已決定出兵，並要朴一禹到瀋陽與彭德懷和高崗商議志願軍入朝諸項事宜。當日黃昏朴趕到瀋陽，但並未談及志願軍入朝的具體事項，只是根據金日成的要求，稱美國正在朝鮮繼續增兵，催促中國部隊立即出動，控制咸興和新安州。至於後勤問題，僅提出志願軍入朝後一律使用朝幣，以後再按比值償還，所用柴草一律由當地政府採購，按市價提供。朴一禹還說，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見是志願軍的指揮所也設在那裡。這就涉及到了對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據柴成文觀察，金日成開始的想法比較簡單，即在敵情緊迫的情況下，請求中國出動軍隊幫助朝鮮頂一陣，這樣，軍隊的指揮權自然要由朝鮮領導人掌握。當他得知中國準備派幾十萬部隊分批入朝作戰後，才感到事情重大。顯然，由朝鮮人來指揮中國軍隊是不現實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雙方指揮所合在一起。
彭德懷當然另有一番考慮。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議中國出兵的電報中明確表示，志願軍「 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其次，在朝鮮的所見所聞，實在令人對朝鮮人的軍事指揮能力擔憂。彭德懷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反映，「朝鮮黨徵兵問題異常嚴重，16-45歲男子全部徵調入伍。入伍工人家屬無人過問，一般群眾沒飯吃。一切無長期打算，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從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軍事指揮異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結果3萬人未退出多少」；朝方「雖同意在人民軍中開展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員制度」等等。後來彭曾對柴成文講:「我要對中朝人民，對幾十萬士兵負責啊！」因此，在彭德懷看來，根本不存在將中國軍隊交給朝鮮指揮的問題。至於對朝鮮軍隊的指揮，一則不了解朝鮮方面的主張，二則人民軍主力部隊已經潰散，新兵正在中國境內整訓，尚無法直接參与軍事行動，此時還不宜提出。於是，當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會面時，雙方均未提出統一指揮問題，只是在談到兩軍如何配合時，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駐彭處保持聯絡。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為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黨委副書記。
隨著戰事發展，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漸漸提到議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戰役期間，彭德懷屢次報告，因中朝之間缺乏協調——語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鮮黨政軍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願軍行軍作戰受阻」。特別是還多次發生人民軍誤擊志願軍的事件。如11月 4日誌願軍第39軍在博川東南圍攻美第24師時，遭到奉命向順川挺進的人民軍坦克師的誤擊，致使被圍之敵逃脫。在物資供給、交通運輸等方面，由於沒有統一的協調指揮，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面。
為此，彭德懷通過北京委託中國使館人員向金日成提出作戰中的協調統一問題，希望人民軍總部能夠靠近志願軍總部。11月7日彭又請朴一禹面見金日成，反映幾個問題。但商談3天的結果令人失望:1、開闢敵後戰場問題，由於什特科夫堅決支持中國方面的主張，決定派方虎山和崔仁兩個軍團深入敵後，金日成對此勉強同意。2、兩軍配合問題，金日成堅持只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交換情報，既不同意兩軍總部靠近，更不同意採取聯合的形式。3、朝鮮嚴重虐待俘虜，甚至殃及英、美使館人員的問題，彭德壞對此婉轉地提出了意見，金日成收下彭介紹中國戰俘政策的親筆信后，未置可否。4、對待逃避兵役的朝鮮平民問題，金日成同意志願軍幫助召回逃跑者，但實際上準備以反叛罪名對這些人進行武裝圍剿。在此期間，彭請求中央軍委轉告金日成，人民軍第6師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願軍125師會合，希望讓該師留在當地協同志願軍作戰。但金堅持將該師調走了。后第7師5000餘人又與125師會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該師，金日成則不予答覆。此外，朝方和駐朝蘇聯軍事顧問還反對彭德懷提出的後撤幾十公里設伏的第二次戰役作戰方針，主張志願軍應繼續向清川江以南追擊敵人。
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軍隊指揮權的歸屬。為了解決問題，毛澤東決定一方面請中朝兩軍最高指揮官直接面談，協調雙方立場，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見，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應邀來到志願軍總部，高崗也專程從瀋陽趕到。會談一開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懷便提出了兩軍必須統一指揮的問題。高崗也解釋說，朝鮮半島地域狹窄，戰役上沒有統一指揮不行。什特科夫明確表示應該由中方統一指揮，並批評人民軍以最好的蘇聯裝備打了敗仗，而讚揚志願軍以劣勢裝備消滅了大量敵軍，認為對中方指揮的正確性不應存在任何懷疑。但金日成在發言中只介紹了人民軍的情況，而對指揮權和有關政策問題卻閉口不談。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設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最後決定，待第二次戰役結束后召開會議再行討論。
毛澤東在11月1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轉述了彭的建議:「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駐前方，並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為可行，即請由您處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為妥」。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裡的領導同志們能很好的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地配合，並能依照您的提議有相當數量的朝鮮軍隊和中國志願軍混合編製在一起（保存朝鮮軍隊的建制單位），倘能如此，勝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澤東致電彭、高說，斯大林已回電，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並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也贊成統一指揮。毛澤東要彭觀察金日成的反應。
鑒於莫斯科已表明態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在12月3日的會談中金說，斯大林有電報指示中朝軍隊應統一指揮，因中國志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志為正職，朝鮮同志為副職，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對此已同意。隨即，毛澤東告以中國方面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為副司令員，朴一禹為副政委，並確定以後聯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對志願軍的單獨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變。聯合司令部成立以後，凡屬作戰問題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事則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但聯司得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聯司下仍分為兩個機構:志願軍司令部和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聯司的建立對外不公開，僅對內行文用之。鐵道運輸、修理亦劃歸聯司指揮。會談後周恩來起草了《中朝兩方關於成立中朝聯合指揮部的協議》。金日成返回朝鮮后，7日同彭德懷再行商議具體事宜，所談甚為融洽。雙方商定數日內組成聯合司令部，金保證今後不再直接干預軍事指揮，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議，取消此前對人民軍第3軍團的部署，令其就近聽從志願軍9兵團宋時輪指揮。彭德懷對此表示滿意，並反覆指出，「人民軍勇敢、頑強的精神和一套嚴格的蘇軍軍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學習的」；指令9兵團幹部，應以學習的態度去了解第3軍團的情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相機介紹中國建軍中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驗」，但如與對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運」。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於在中國受訓的部隊回國，朝鮮人民軍共有7個軍團。其中4個軍團在聯合司令部領導下行動，3個軍團直接隸屬於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除了地面部隊，空中作戰也需要聯合行動。1951年1月初，扎哈羅夫通告，蘇聯空軍兩個師將於近日入朝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線。此外，4月初中方空軍將有5個師、朝方空軍將有3個師參戰。因此，在蘇聯顧問的贊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統一的空軍指揮部。后經中朝協商，於3月參照聯司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集團軍司令部。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及雙方語言不同的原因，蘇聯空軍未加入聯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得到了解決。如果說聯合國部隊由美國統一指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麼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和統一指揮的問題則處於兩難的矛盾境地。對於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問題，加上長期以來朝鮮對中國依附和朝貢的歷史因素，要他們交出自己軍隊的指揮權，的確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而中國主要考慮的是戰爭勝負問題，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把軍事指揮權集中在志願軍手裡是勢在必行的結果。
三、關於越過三八線后是否南進的問題
當志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后，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彭報告說，由於勝利，朝鮮黨政軍民情緒高漲起來，但速勝和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長。「蘇聯大使說:美軍將速逃，要我軍速進。這不僅是蘇聯大使的意見，而且是朝鮮黨中央多數同志的要求。」彭認為，「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正面狹小，自然加強了縱深，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敵軍士氣雖較前低落，但現在還有26萬左右兵力，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所以，「我軍應採取穩進方針」。但毛澤東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強令志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
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贊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后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佔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佔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麼創傷。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只俘虜3000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佔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鑒於志願軍在戰場上已成強弩之末，且「敵陰謀誘我深入到洛東江的早已設好的堅固陣地，並誘我攻堅」，彭德懷於1月8日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引起朝鮮方面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后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他內心實際上主張速勝，只是發表意見時比較策略，總把新任蘇聯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憲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面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需休整補充的決定。1月9日上午，扎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后也表示反對。他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人民軍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來到彭德懷的指揮部。會談中，彭在分析了敵我實際情況后強調，我軍必須休整，經過充分準備以求在下一戰役消滅更多敵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時間要盡量縮短，可先出動3個軍南進，其餘休整一個月。彭認為，現在出動可能壓迫敵人再放棄幾個地方，但過早將敵主力壓縮到釜山狹小地區，不利於分割圍殲。金爭辯說，不能消滅敵人，擴大領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說，擴大領土不如首先消滅敵人。消滅了敵軍，自然就得到了領土。金堅持認為，目前多佔領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決后的選舉。彭認為不必多考慮這些，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由於雙方爭執不下，彭這時拿出毛澤東9日電交金日成。金則稱，他談的不是個人意見，而是勞動黨政治局的集體意見，於是打電話叫朴憲永星夜趕來。
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針對金日成主張縮短休整時間的主張，毛依據斯大林來電提出:人民軍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志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個月至三個月，仁川及漢城之守備由志願軍擔任。人民軍應將現在東北訓練的新兵加以補充，如金日成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志願軍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當日黃昏，彭、金、朴進行了更加激烈的爭論。金日成和朴憲永認為，斯大林所說讓人民軍單獨前進，是指目前形勢有利，美軍要退出朝鮮。朴憲永列舉最近一些新聞和蘇方提供的情報，得出結論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但我軍不追擊就不會退出，因為美國要找借口。彭德懷反駁說，我不追擊，美國可以自動退出，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擊就不會退出，應該利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彭說，只有再美軍消滅幾個師才會加深這種矛盾，這一因素才會成為有利條件，而志願軍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戰。這時金日成插話，重提在半個月內志願軍應有3個軍繼續南進，其他部隊休整一個月後再進攻的主張。彭德懷有些不耐煩了，提高嗓門激動地說:你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都是從願望出發。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麼辦，現在又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再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麼辦。你們指望速勝而又不作具體準備，結果只會延長戰爭。你們把戰爭勝利寄託于僥倖，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只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志願軍休整補充需要兩個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還要三個月，沒有相當的準備，一個師也不能南進。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你們認為我彭德懷不稱職，可以撤職審判，可以殺頭。彭德懷接著根據毛澤東來電的意見指出:由仁川至襄陽線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後方維持交通，由志願軍負責。人民軍4個軍團約12萬人已有兩個月休息，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繼續向南前進。美軍果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退出朝鮮，我當慶祝朝鮮解放萬歲，如美軍不退走，志願軍按預定計劃南進作戰。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軍還沒有準備好，元氣也未恢復，不能單獨前進，承認確有速勝情緒，並勉強同意志願軍休整兩個月。最後，雙方決定召開兩軍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交流經驗，統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后，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志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 」，「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大使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干擾彭德懷的指揮。此時，毛澤東也進一步施加壓力，於1月14日致電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個月內，中國志願軍和朝鮮軍隊要克服嚴重困難，並完成繁重而艱巨的工作，具體包括:用經過訓練的新兵補充部隊，使經過訓練的新兵學會老兵的經驗；加強部隊的武器裝備；恢復鐵路；準備好給養和彈藥；改善運輸和後勤工作。只有做好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認為，在敵人準備繼續抵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才能繼續作戰。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至9月所犯過的錯誤」。「中朝兩國同志必須耐下心來，進行必要的準備」。第二天毛又將此電轉發斯大林。這樣，在1月 16-18日再次與彭德懷會晤時，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軍單獨南進是帶有冒險性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中方提出的為了今後更好地實施進攻，而必須利用兩個月時間進行休整的建議是正確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蘇聯駐朝鮮大使後來報告說:「當美國人已經準備從朝鮮撤出的時候，中國人卻離開水原回到三八線地區，他們放棄了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經常派出一些沒有準備的軍隊去參加進攻行動，明顯地追求在三八線地區停止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在朝鮮領導人心目中的威信，儘管朝鮮人也清楚，中國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從軍事角度講，彭德懷的主張當然是實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據的，而朝鮮領導人一廂情願、一味蠻幹的情緒，顯然是受到其政治考慮和其他因素影響的。不過，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朝之間的這種分歧，只是在軍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張，而從總的戰略方針來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張通過軍事手段或軍事壓力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以徹底解決朝鮮問題。在這種情緒下，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沒有認真考慮此時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的決議案，從而失去了一次儘早結束戰爭的有利時機。
四、關於鐵路運輸的管理體制問題
隨著志願軍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戰線的向南推移，中朝軍隊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
這時，保障軍隊後勤供應問題的重要性就突出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由於戰爭，到1950年底，朝鮮的「工業生產已完全停頓」。為了恢復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中朝聯軍打過三八線以後，朝鮮政府便做出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等一系列決定。特別是1951年2月22日「關於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鐵路「為恢復工農業生產而保證國民經濟運輸的任務」。於是，中朝雙方在如何保證鐵路運輸及鐵路管理體制方面的矛盾隨之爆發。
志願軍出國作戰，由於朝鮮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資源不足，致使部隊供應不能取之於當地，而美軍裝備精良，機動性強，亦無法取之於敵人。因此，物資和裝備基本上要靠國內運來。但朝鮮山地多，運途遠，且路況十分惡劣，而志願軍汽車數量本來就不足，加上敵機日夜轟炸，損失極大，公路運輸力量更顯緊張。於是，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突出。
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11月6日鐵道兵團和鐵路員工志願援朝大隊相繼入朝，與朝鮮人民軍鐵道搶修部隊、朝鮮鐵路員工並肩作戰。
為了改善鐵路運輸的管理，協調中朝雙方的運輸任務，確保前線的供給和傷員及時轉運，彭德懷在 11月16日與高崗會見時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方先後派人來朝，經使館安排多次同朝方有關人員商談，但均未有結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洽談后，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到12月底，中國方面成立了以劉居英為司令員、余光生為政委、葉林為副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后改為東北軍區軍事運輸司令部），負責組織支前運輸，並指揮搶修鐵路；同時，在球場臨時設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局，由中朝雙方共管，並充實了力量。1951年1月22日至30日，東北軍區在瀋陽召開後勤會議，專門研究志願軍後勤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志願軍各軍後勤部、各分部以及東北軍區後勤部、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周恩來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空軍司令劉亞樓、炮兵司令陳錫聯、軍委運輸司令呂正操等領導人，專程來瀋陽參加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提出了建立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
經過這些努力，使中斷的鐵路運輸，在球場、定州以北（共延長384公里）恢復了通車，1951年1月即接運2944列車，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軍管局管轄範圍內的1391公里線路中，通車線路已發展到1321公里（東達釋王寺，南到南川）。
儘管鐵路線大體通車了，但後勤供應的根本矛盾並未緩解，除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失外，最嚴重的問題是鐵路運輸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統一調度。由於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互不了解，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爭車、爭路、爭時間，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搶運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資而無人卸車，急需的物資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積壓在後方，由此造成列車運行時間普遍延長，熙川以北山洞嚴重堵塞（如1950年 12月底積壓重車竟達329輛）。鐵路軍管局雖然成立，也由雙方共管，但中朝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針上，究竟應該採取軍管方式，還是僅僅實行軍事代表制，尚未確定；在運力分配原則上，究竟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民用和經濟建設物資為主，也有爭論。再加上組織機構極不健全，人員思想情緒不夠穩定，鐵路運輸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為此，彭德懷向毛澤東抱怨:對運輸問題「若無速效解決辦法，勢必延長戰爭」。如何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建立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機制，從而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暢通，已經迫在眉睫。
關於建立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的問題，早在12月金日成訪問北京時就確定了基本原則。金回到朝鮮后對柴成文說:「前些時候關於鐵路運輸的軍事管制問題，中國同志多次與我們的同志商談，我們總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沒有軍事上的勝利什麼也談不上的道理」。並說，「這件事在北京已經商妥，請你轉告高崗同志，就由他委任鐵路人員去辦吧」。但實際上在具體談判中卻困難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葉林（東北交通部部長）、張明遠（東后司副司令員）、彭敏（鐵道兵）報告:在談判中，朝方往往對問題考慮不周，提出的意見前後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確的。第一，在中朝雙方的運輸量超過朝鮮鐵路運輸能力的情況下，反對中方提出的「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而對朝鮮經濟恢復的考慮較多。按照朴憲永的話說，經濟就是政治，這個問題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崗出面解決。第二，要求朝鮮交通省參与對鐵路的管理。雖同意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為正，朝方為副，受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但須與交通省合署辦公，並建議中國也成立類似朝鮮軍事交通局的機構。第三，在鐵路管理機構問題上，反對實行軍管制。朴憲永提出恢復朝鮮原各鐵路管理局，而將已經成立的臨時鐵路軍管局改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雙方在鐵路管理的基本原則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軍管與鐵路行政合而為一是戰時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有效辦法，而鐵路軍管局則是中朝聯合實行軍管的具體組織形式。對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對，而是自行成立了軍事交通局，對鐵路進行控制，還恢復了原管理局機構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號令），實際上削弱和限制了軍管局，使其無法完全行使職權。為了儘快達成協議，周恩來做了妥協，除堅持「在聯司指揮下設雙方統一的軍管司令部，統一進行搶修護路及調度車運」外，同意「在目前作戰時期，朝鮮鐵路行政仍需朝鮮交通相管轄」。對於中方的這個讓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與朝鮮交通相朴義完逐項談判時，朝方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除鐵路行政系統仍歸交通省領導外，一、軍管局僅負責制定計劃，其作用只是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二、鐵路搶修工作另成立聯合機構，委託交通省領導。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已經建立的中朝聯合軍管機構。
鑒於朝方在談判中反覆不定，雙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問題複雜，關係重大，即使形成紙上協議，也難以改變實際狀況，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幹部來此慢慢談判」。
彭德懷亦無可奈何，提出將交通省的意見呈金日成，由雙方政府出面解決，只求朝方能「確保軍運如數完成，確定鐵路管理和運輸的具體辦法」。[NextPage]隨後，針對朝方的三項原則，即鐵路行政隸屬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聯合軍運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即中方所說搶修司令部），高崗提出五點商榷意見:一、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軍管制度，但可實行軍事代表制，在聯運司下設各級軍事代表，中正朝副，軍事代表對一切軍運有最後決定權。二、聯運司設瀋陽，派總代表駐朝交通省，監督軍運計劃執行。三、要求朝方保證聯運司與其總代表及各級軍事代表間電話暢通。四、成立統一搶修司令部，受聯運司領導，同時受朝交通相及聯運司指導。五、在朝中國員工受朝鐵路局領導，其政治工作則受中國軍事代表直接領導。葉、張、彭據此與朝交通相再次談判。除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未明確表態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崗的五點意見，但要求確定朝交通省對其所屬各鐵路管理局行使管轄權。關於運輸問題，朝方同意原則上全部通車，由聯運司審核批准軍用物資和國民經濟所需物資的運輸比例。至於交通省及其所屬各管理局，朝方請中國派人任副職。雙方商定，將談判記錄整理簽字后，呈報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況后，周恩來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爭取能在記錄中列入有關聯合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內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葉、張、彭在記錄上簽字，並將全文帶回北京。恰在此時，莫斯科的意見到來，扭轉了局面。
據當事人張明遠觀察，中朝會談之所以爭執不下，其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的歸誰所有的問題。中方代表認為，當時朝鮮的鐵路和機車大部被毀，鐵路運行的車輛主要是中國開來的，而搶修線路、運送物資的部隊和司乘人員都以中方為主，甚至維修線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鮮鐵路員工的供應也都是由中方負責。從這些實際情況看，朝鮮方面難以協調指揮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所以，戰爭期間的中朝鐵路聯運應由中方牽頭。但朝方以及蘇聯駐朝鮮顧問堅持認為，對鐵路運輸的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對此，周恩來曾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並表示要同蘇方協商，以求妥善解決。
就在周恩來電告中方代表準備在談判記錄上簽字的當天，斯大林來電錶示了蘇聯的立場，全文如下:「我駐瀋陽領事列多夫斯基剛剛向我們報告了高崗同志的意見，即為正確組織部隊和作戰物資向前線的運輸工作，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從領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這個意見的，但朝鮮的部長們卻似乎反對這個意見，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將損害朝鮮的主權。假如需要我的意見和聯共（布）中央的意見的話，那麼我們認為必須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崗同志的意見。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採取的。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為朝鮮本身的利益著想，中國和朝鮮之間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國家關係。」周恩來當即將這一電文轉給高崗和彭德懷，並表示可以繼續「力爭聯合鐵路修復司令部歸聯司或運司指揮或仍進一步提議將朝鮮鐵路管理局置於軍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暫緩簽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請朝交通相到瀋陽再談。
在此後的談判中，中方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4月16日，周恩來致電倪志亮即轉金日成:「提議為適應戰爭需要，朝鮮鐵路必須立即置於統一的軍事管制之下」，「即在聯司領導下，設立中朝聯合的軍運司令部，統一朝鮮鐵路的管理、運輸、修復與保護事宜 」。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對管理體制、組織機構、運力分配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協議精神，7 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劉居英為局長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朝方）、黃鐸為副局長，統一負責朝鮮戰區鐵路運輸的管理、組織與實施。軍管總局下設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個分局，共有援朝員工1.2萬餘人。8月1日，在瀋陽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聯運司），受中朝聯合司令部直接領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司令員，張明遠兼政治委員，南學龍（朝鮮鐵道副相）、劉居英、李壽軒、葉林為副司令員，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聯運司的前方派出機構——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李壽軒為副司令員，負責指揮和協調軍管總局、搶修指揮部和鐵道高炮指揮部的工作。鐵道兵團增加為4個師又3個團，還有援朝工程總隊，總人數達5.2萬餘人。從此，在統一的領導和組織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協同行動，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作戰方針，大大提高了鐵路運輸效率。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迴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並在停戰協定簽字后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不過，在莫斯科干預下強加於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於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面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並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後請金日成於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著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斯大林也來電錶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於停戰談判有些戒心，儘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里，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麼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他立即答覆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金日成甚至對朴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
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並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儘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后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儘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中斷」，並認為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麼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捨、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
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面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于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並應被釋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國方面不顧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讓（包括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於7月13日提出了總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80%和志願軍被俘人員的32%）的概數，並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7月15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強，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強並影響著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決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志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當轉報菲利波夫同志徵求他的意見，得復再告」。同日，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主張堅決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並表示準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志對此有不同看法」。儘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贊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並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於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儘快停戰:「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於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100名戰俘。18日毛澤東複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減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為便於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志願軍只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於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裡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 」。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領導人當然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堅持「全部遣返」的原則。[NextPage]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第二天斯大林即複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周恩來隨後於8月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朴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麼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
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
我們同意中國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儘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 「。」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麼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藉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麼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儘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于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于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係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著差異。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並非僅僅是考慮到照顧中國的意見—— 儘管相對來說莫斯科處理同毛澤東的關係時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但這裏的問題在於，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佔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面臨著終結。中朝關係是如此，中蘇關係也是如此。
2009年12月01日
摘自:《暨南史學（第五輯）》 出版:暨南大學出版社 作者:沈志華
作為20世紀國際關係中對峙和衝突的一種特定形式，「冷戰」至少具有兩個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特徵:其一是具備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即對立雙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價值取向作為一面旗幟，強調對方存在的非正義性，儘管意識形態本身未必就是他們各自對外政策的終極目標；其二是表現為明顯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對立雙方都是以形成某種政治、軍事的國際集團方式參与冷戰的，而美國和蘇聯則分別成為這兩大陣營的首領。亞洲的冷戰同樣具有這兩個特徵，這在朝鮮戰爭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關於意識形態在冷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國際歷史學界長期討論的題目之一，至於對冷戰（特別是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研究，學者們討論較多的是大國之間的關係，如中蘇關係，而對於大國與小國之間關係的發展變化，則相對較少專門的研究。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作為亞洲冷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這一案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去人們只知道中朝兩國唇齒相依，患難與共，在戰爭中培養起鮮血凝成的友誼，卻不了解中朝高層之間也存在著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決方式，與冷戰在亞洲的格局有著密切關係。
本文擬依據檔案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披露戰爭期間中朝高層關係的緊張狀態，及其得以緩解的途徑，以便使人們對此期中朝關係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限於篇幅，這裏無法分析這種緊張狀態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原因，以及對亞洲冷戰格局未來發展的影響，但希望本文的論述將為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關於中國出兵朝鮮問題
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過程，通過近幾年來學者們對中俄雙方檔案材料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國領導人（至少是毛澤東本人）早在戰爭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鮮。而人們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之前，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方面提供援助的願望始終拒之門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態，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來商談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問題。在4月10-25日蘇朝領導人舉行的三次會談中，斯大林強調，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美國不進行干預，其次是獲得中國領導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證，由於有蘇聯和中國作後盾，美國不會冒險發動一場大的戰爭。而毛澤東一向支持朝鮮解放全國的想法，並多次表示，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將幫助朝鮮，如果需要還可以提供部隊。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軍隊統一朝鮮。斯大林反覆強調，蘇聯不準備直接捲入朝鮮事件，特別是如果美國冒險把部隊派到朝鮮，金必須同毛澤東進行商議並獲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訪問北京，通報了他準備進攻南方的計劃。儘管毛澤東對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電報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在15日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毛澤東建議朝鮮人民軍要速戰速決，對大城市要迂迴而不要戀戰，要集中力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毛澤東解釋說，他曾設想朝鮮在中國攻佔了台灣以後再開始進攻南方，那時中國就可以給予朝鮮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鮮決定現在就打，而這又是我們共同的事業，那麼他表示同意並準備給予必要的協助。毛澤東指出，如果美國人親自參戰，中國將派出部隊幫助北朝鮮，還問，是否需要向中朝邊境調一些中國軍隊，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彈藥。金日成對這些建議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在金日成看來，既然莫斯科已經答應給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來中國，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澤東對發動戰爭的認可。因此，會談剛剛結束，金日成即當著毛澤東的面向蘇聯大使羅申宣稱，在會談的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
在躊躇滿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澤東的尷尬處境是可以想見的。
戰爭果然在沒有事先通知中國的情況下爆發了，毛澤東甚至是從外國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儘管中國領導人對此頗有不滿，但在美國直接參与戰爭的情況下，還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鮮。7月初，中國政府同意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幹部送回朝鮮，以便加強人民軍的幹部素質。同時，周恩來還向羅申表示，中國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請求允許經長春鐵路和中國領空向朝鮮運送軍用物資的要求。中國領導人特別向蘇聯提出了為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7月2日，周恩來會見羅申時通報了中國對朝鮮戰局的估計:美國可能向朝鮮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陸，並沿鐵路線北進。建議人民軍加速南進，佔領這些港口，尤其是應在仁川地區組織強大的防禦，保衛漢城，並防止美軍陸戰隊在此登陸。周恩來一方面抱怨朝鮮領導人無視毛澤東屢次提出的美國將進行軍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強調，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周還說，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3個軍12 萬人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7月4日，中國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甚至向羅申講述了如何通過山東半島的港口將北朝鮮軍隊運往南朝鮮，以及如何將中國的軍事專家送到南朝鮮戰場幫助朝鮮人民軍的具體設想。[NextPage]對於中國的建議，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斯大林還催促中國儘快派代表到朝鮮，以便加強聯繫和解決問題。此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尚在國內養病，為了保持與朝鮮方面的聯繫，周恩來早在6月30日就臨時改派原定去東德工作的柴軍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務參贊名義去朝鮮。臨行前，周恩來指出:「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儘力去做。
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繫並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然而，朝鮮領導人卻對中國使館採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當他7月10日到達平壤后，金日成給予了很高的禮遇:」今後有什麼事，可以隨時找我「，還指定人民軍總政治局副局長徐輝每天向中國武官介紹一次戰場情況。但不久中國使館便發現，徐輝所談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朝鮮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而柴也不可能經常見到朝鮮最高領導人。對於中國使館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軍部隊參觀學習的請求，朝鮮方面則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儘管朝鮮政府內務相朴一禹曾在中國工作過，此時常到使館吃中國飯，但顯然是受到紀律的嚴格約束，他也從不談及內部的軍事情況。與此同時，中國軍隊擬派往朝鮮了解情況的參謀團，也遭到拒絕。
然而，戰事的拖延使中國領導人越來越感到必須做好出兵援朝的準備。8月11日，已經集中在東北的第13兵團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了所屬各軍、師幹部會議。高崗在會上充分闡述了準備出國作戰的目的和意義，提出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朝鮮人民解放，使朝鮮成為獨立、民主、統一的國家:「到朝鮮去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 」；各項準備均應專人負責，嚴格檢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澤東兩次與來華幫助修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尤金院士長談，其中特別談到，如果美軍繼續增兵，僅靠北朝鮮是對付不了的，他們需要中國的直接援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美軍，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最新情報表明，美國決心大規模增加在朝鮮的兵力。中國領導人也直接提醒朝鮮方面對戰爭要做好最壞的準備，儘管沒有明確提出中國出兵的問題，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領會的。毛澤東在8月和9月初兩次接見朝鮮代表李相朝討論戰爭形勢，指出人民軍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足夠的預備隊而是全線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殲滅敵人而只想擊退敵人奪取領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仁川-漢城和南浦-平壤這樣的主要樞紐地區可能遭到敵人襲擊，應考慮到將來退卻和重新部署兵力的問題。劉少奇也指出應當讓人民作好戰爭可能曠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準備。
對於中國方面的建議，甚至包括蘇聯軍事顧問的警告，朝鮮領導人置若罔聞。究其原因，第一，對戰局的估計過於樂觀。當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時，他很有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當精幹的突擊部隊上去后，就會打破僵局；當問道美軍有無可能在後方登陸時，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們估計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後方港口登陸是困難的。」第二，普遍存在著速勝論和冒險主義傾向。
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預計一個月結束戰爭。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八一五前解決問題、8月要成為勝利月」等口號。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擲的拚命打算。 9月10日，柴成文回國彙報后再次返回平壤，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
在當時的種情況下，如果中國軍隊及時出動，無論是在後方防禦美軍登陸，還是在釜山前線協助進攻，都會明顯地影響戰局發展。然而，由於中朝雙方對戰爭局勢的判斷和戰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沒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對中國出兵心存顧忌），朝鮮方面也不會考慮請中國出兵援助的問題。
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成功以後，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來會見了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周恩來首先詢問了朝鮮戰局的情況，並抱怨說，中國領導人除了報紙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電台的報道外，不掌握任何情況，甚至駐平壤的中國大使也收不到關於軍事形勢的作戰通報。周恩來還指出，在軍事問題上同北朝鮮領導人的接觸很少，中國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中國曾試圖派一些高級軍事幹部去北朝鮮觀察戰場形勢，可是至今沒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覆。周恩來建議，如果人民軍沒有足夠的預備隊，就應將主力北撤，並建立突擊部隊以備萬一；應當利用西方對中國和蘇聯參戰的恐懼心理，「採取能證明我們意圖的步驟」。羅申答應立即報告莫斯科，還建議派一位負責幹部去朝鮮弄清情況，消除誤會。20日莫斯科答覆，朝鮮方面沒有向北京提供軍事情報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們沒有經驗。至於目前的軍事部署，同意中國提出的朝鮮人民軍主力北撤的建議。
9月21日劉少奇進一步向羅申表示，中國軍隊士氣高昂，如果需要，他們願意，也有信心打敗美軍。中國領導人認為，如果美國威脅到北朝鮮的生存，中國必須幫助朝鮮同志。同日，周恩來告訴羅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準備長期作戰」的講話外，北京還沒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儘管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私人代表扎哈羅夫大將也曾勸說金日成向中國求援，但朝鮮方面對此始終毫無反應。直到9月2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才做出請求蘇聯和中國出兵的決定。經過激烈的爭論，政治局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後已無法阻止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如果他們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殘餘部隊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戰爭將在很短時間內結束。北朝鮮領導人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並通過了遞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鮮領導人也是先試探莫斯科的態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徵求蘇聯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見，在什特科夫對此採取迴避態度后，感到「混亂、失落和絕望」的金日成和朴憲永不得不硬著頭皮給斯大林發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電錶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願軍，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國商量。萬般無奈的金日成於當天深夜緊急召見中國大使，要求中國儘快派已集結在鴨綠江邊的第13兵團過江，支援朝鮮作戰。
根據上述情況分析，朝鮮領導人從內心是拒絕中國直接提供軍事援助的，分析箇中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面，其一是金日成過於自信，對局勢的估計也過於樂觀；其二是中朝兩國歷史上存在的特殊關係使得朝鮮領導人對於中國出兵有某種擔心和憂慮，所以金日成寧可依賴蘇聯也不願中國插手朝鮮事務。這兩個問題在中國出兵朝鮮以後仍然困擾著中朝關係。
二、關於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雖然由於中國領導層內部的意見分歧和蘇聯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猶豫不決，10月1日至18日期間，中國派兵赴朝作戰的行動一再受阻和出現反覆，但毛澤東本人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在周恩來赴蘇與斯大林討論武器裝備和空軍援助的問題時，中朝已經開始商談中國出兵的具體事宜了。不過，因情況緊急，雙方並未就出兵后的指揮、通信、補給、運輸等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更沒有達成任何協議。10月8日毛澤東即致電金日成，通知中國已決定出兵，並要朴一禹到瀋陽與彭德懷和高崗商議志願軍入朝諸項事宜。當日黃昏朴趕到瀋陽，但並未談及志願軍入朝的具體事項，只是根據金日成的要求，稱美國正在朝鮮繼續增兵，催促中國部隊立即出動，控制咸興和新安州。至於後勤問題，僅提出志願軍入朝後一律使用朝幣，以後再按比值償還，所用柴草一律由當地政府採購，按市價提供。朴一禹還說，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見是志願軍的指揮所也設在那裡。這就涉及到了對中朝軍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據柴成文觀察，金日成開始的想法比較簡單，即在敵情緊迫的情況下，請求中國出動軍隊幫助朝鮮頂一陣，這樣，軍隊的指揮權自然要由朝鮮領導人掌握。當他得知中國準備派幾十萬部隊分批入朝作戰後，才感到事情重大。顯然，由朝鮮人來指揮中國軍隊是不現實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雙方指揮所合在一起。
彭德懷當然另有一番考慮。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議中國出兵的電報中明確表示，志願軍「 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其次，在朝鮮的所見所聞，實在令人對朝鮮人的軍事指揮能力擔憂。彭德懷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反映，「朝鮮黨徵兵問題異常嚴重，16-45歲男子全部徵調入伍。入伍工人家屬無人過問，一般群眾沒飯吃。一切無長期打算，孤注一擲的冒險主義從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軍事指揮異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結果3萬人未退出多少」；朝方「雖同意在人民軍中開展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員制度」等等。後來彭曾對柴成文講:「我要對中朝人民，對幾十萬士兵負責啊！」因此，在彭德懷看來，根本不存在將中國軍隊交給朝鮮指揮的問題。至於對朝鮮軍隊的指揮，一則不了解朝鮮方面的主張，二則人民軍主力部隊已經潰散，新兵正在中國境內整訓，尚無法直接參与軍事行動，此時還不宜提出。於是，當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會面時，雙方均未提出統一指揮問題，只是在談到兩軍如何配合時，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駐彭處保持聯絡。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為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黨委副書記。
隨著戰事發展，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漸漸提到議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戰役期間，彭德懷屢次報告，因中朝之間缺乏協調——語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鮮黨政軍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願軍行軍作戰受阻」。特別是還多次發生人民軍誤擊志願軍的事件。如11月 4日誌願軍第39軍在博川東南圍攻美第24師時，遭到奉命向順川挺進的人民軍坦克師的誤擊，致使被圍之敵逃脫。在物資供給、交通運輸等方面，由於沒有統一的協調指揮，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面。
為此，彭德懷通過北京委託中國使館人員向金日成提出作戰中的協調統一問題，希望人民軍總部能夠靠近志願軍總部。11月7日彭又請朴一禹面見金日成，反映幾個問題。但商談3天的結果令人失望:1、開闢敵後戰場問題，由於什特科夫堅決支持中國方面的主張，決定派方虎山和崔仁兩個軍團深入敵後，金日成對此勉強同意。2、兩軍配合問題，金日成堅持只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交換情報，既不同意兩軍總部靠近，更不同意採取聯合的形式。3、朝鮮嚴重虐待俘虜，甚至殃及英、美使館人員的問題，彭德壞對此婉轉地提出了意見，金日成收下彭介紹中國戰俘政策的親筆信后，未置可否。4、對待逃避兵役的朝鮮平民問題，金日成同意志願軍幫助召回逃跑者，但實際上準備以反叛罪名對這些人進行武裝圍剿。在此期間，彭請求中央軍委轉告金日成，人民軍第6師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願軍125師會合，希望讓該師留在當地協同志願軍作戰。但金堅持將該師調走了。后第7師5000餘人又與125師會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該師，金日成則不予答覆。此外，朝方和駐朝蘇聯軍事顧問還反對彭德懷提出的後撤幾十公里設伏的第二次戰役作戰方針，主張志願軍應繼續向清川江以南追擊敵人。
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軍隊指揮權的歸屬。為了解決問題，毛澤東決定一方面請中朝兩軍最高指揮官直接面談，協調雙方立場，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見，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應邀來到志願軍總部，高崗也專程從瀋陽趕到。會談一開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懷便提出了兩軍必須統一指揮的問題。高崗也解釋說，朝鮮半島地域狹窄，戰役上沒有統一指揮不行。什特科夫明確表示應該由中方統一指揮，並批評人民軍以最好的蘇聯裝備打了敗仗，而讚揚志願軍以劣勢裝備消滅了大量敵軍，認為對中方指揮的正確性不應存在任何懷疑。但金日成在發言中只介紹了人民軍的情況，而對指揮權和有關政策問題卻閉口不談。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設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負責對軍事問題進行協商和統一指揮。對此建議，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請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態。最後決定，待第二次戰役結束后召開會議再行討論。
毛澤東在11月1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轉述了彭的建議:「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駐前方，並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懷組織三人小組，負責決定軍事政策，包括建軍、作戰、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以及與作戰有關的許多現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見一致，以利戰爭進行。我們同意這個提議，現特電告，請求您的指示。如您認為可行，即請由您處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為妥」。毛澤東特別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朝、蘇、中三國在那裡的領導同志們能很好的團結，對各項軍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作戰上能有較好地配合，並能依照您的提議有相當數量的朝鮮軍隊和中國志願軍混合編製在一起（保存朝鮮軍隊的建制單位），倘能如此，勝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澤東致電彭、高說，斯大林已回電，完全贊成由中國同志來統一指揮，並將電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蘇聯駐中國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也贊成統一指揮。毛澤東要彭觀察金日成的反應。
鑒於莫斯科已表明態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與毛澤東商談。在12月3日的會談中金說，斯大林有電報指示中朝軍隊應統一指揮，因中國志願軍有經驗，應由中國同志為正職，朝鮮同志為副職，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會議對此已同意。隨即，毛澤東告以中國方面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為副司令員，朴一禹為副政委，並確定以後聯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對志願軍的單獨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變。聯合司令部成立以後，凡屬作戰問題及前線一切活動均歸其指揮，後方動員、訓練、軍政、警備等事則由朝鮮政府直接管轄，但聯司得向後方提出要求和建議。聯司下仍分為兩個機構:志願軍司令部和人民軍參謀部，合駐一處辦公。聯司的建立對外不公開，僅對內行文用之。鐵道運輸、修理亦劃歸聯司指揮。會談後周恩來起草了《中朝兩方關於成立中朝聯合指揮部的協議》。金日成返回朝鮮后，7日同彭德懷再行商議具體事宜，所談甚為融洽。雙方商定數日內組成聯合司令部，金保證今後不再直接干預軍事指揮，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議，取消此前對人民軍第3軍團的部署，令其就近聽從志願軍9兵團宋時輪指揮。彭德懷對此表示滿意，並反覆指出，「人民軍勇敢、頑強的精神和一套嚴格的蘇軍軍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學習的」；指令9兵團幹部，應以學習的態度去了解第3軍團的情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相機介紹中國建軍中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經驗」，但如與對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運」。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於在中國受訓的部隊回國，朝鮮人民軍共有7個軍團。其中4個軍團在聯合司令部領導下行動，3個軍團直接隸屬於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除了地面部隊，空中作戰也需要聯合行動。1951年1月初，扎哈羅夫通告，蘇聯空軍兩個師將於近日入朝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線。此外，4月初中方空軍將有5個師、朝方空軍將有3個師參戰。因此，在蘇聯顧問的贊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統一的空軍指揮部。后經中朝協商，於3月參照聯司的組織原則成立了中朝空軍聯合集團軍司令部。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及雙方語言不同的原因，蘇聯空軍未加入聯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預下，中朝兩軍統一指揮的問題從組織機構的角度得到了解決。如果說聯合國部隊由美國統一指揮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麼中朝兩國軍隊聯合作戰和統一指揮的問題則處於兩難的矛盾境地。對於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問題，加上長期以來朝鮮對中國依附和朝貢的歷史因素，要他們交出自己軍隊的指揮權，的確在民族感情上難以接受。而中國主要考慮的是戰爭勝負問題，無論從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上講，中方顯然具有絕對優勢。權衡利弊，從戰場形勢和現實利益出發，把軍事指揮權集中在志願軍手裡是勢在必行的結果。
三、關於越過三八線后是否南進的問題
當志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后，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彭報告說，由於勝利，朝鮮黨政軍民情緒高漲起來，但速勝和盲目樂觀的情緒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長。「蘇聯大使說:美軍將速逃，要我軍速進。這不僅是蘇聯大使的意見，而且是朝鮮黨中央多數同志的要求。」彭認為，「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正面狹小，自然加強了縱深，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敵軍士氣雖較前低落，但現在還有26萬左右兵力，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所以，「我軍應採取穩進方針」。但毛澤東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強令志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
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贊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后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佔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佔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麼創傷。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只俘虜3000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佔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鑒於志願軍在戰場上已成強弩之末，且「敵陰謀誘我深入到洛東江的早已設好的堅固陣地，並誘我攻堅」，彭德懷於1月8日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引起朝鮮方面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后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他內心實際上主張速勝，只是發表意見時比較策略，總把新任蘇聯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憲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面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需休整補充的決定。1月9日上午，扎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后也表示反對。他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人民軍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來到彭德懷的指揮部。會談中，彭在分析了敵我實際情況后強調，我軍必須休整，經過充分準備以求在下一戰役消滅更多敵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時間要盡量縮短，可先出動3個軍南進，其餘休整一個月。彭認為，現在出動可能壓迫敵人再放棄幾個地方，但過早將敵主力壓縮到釜山狹小地區，不利於分割圍殲。金爭辯說，不能消滅敵人，擴大領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說，擴大領土不如首先消滅敵人。消滅了敵軍，自然就得到了領土。金堅持認為，目前多佔領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決后的選舉。彭認為不必多考慮這些，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多打勝仗，消滅敵人。由於雙方爭執不下，彭這時拿出毛澤東9日電交金日成。金則稱，他談的不是個人意見，而是勞動黨政治局的集體意見，於是打電話叫朴憲永星夜趕來。
1月11日彭德懷收到毛澤東急電。針對金日成主張縮短休整時間的主張，毛依據斯大林來電提出:人民軍一、二、三、五軍團均可置於漢江以南之第一線，志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個月至三個月，仁川及漢城之守備由志願軍擔任。人民軍應將現在東北訓練的新兵加以補充，如金日成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並可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志願軍擔任仁川、漢城及三八線以北之守備。當日黃昏，彭、金、朴進行了更加激烈的爭論。金日成和朴憲永認為，斯大林所說讓人民軍單獨前進，是指目前形勢有利，美軍要退出朝鮮。朴憲永列舉最近一些新聞和蘇方提供的情報，得出結論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但我軍不追擊就不會退出，因為美國要找借口。彭德懷反駁說，我不追擊，美國可以自動退出，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擊就不會退出，應該利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彭說，只有再美軍消滅幾個師才會加深這種矛盾，這一因素才會成為有利條件，而志願軍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戰。這時金日成插話，重提在半個月內志願軍應有3個軍繼續南進，其他部隊休整一個月後再進攻的主張。彭德懷有些不耐煩了，提高嗓門激動地說:你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都是從願望出發。你們過去說美國一定不會出兵，從不設想如果美國出兵怎麼辦，現在又說美軍一定會退出朝鮮，再不考慮如果美軍不退出怎麼辦。你們指望速勝而又不作具體準備，結果只會延長戰爭。你們把戰爭勝利寄託于僥倖，把人民的事業拿來賭博，只會把戰爭再次引向失敗。志願軍休整補充需要兩個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還要三個月，沒有相當的準備，一個師也不能南進。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輕敵的錯誤意見。你們認為我彭德懷不稱職，可以撤職審判，可以殺頭。彭德懷接著根據毛澤東來電的意見指出:由仁川至襄陽線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後方維持交通，由志願軍負責。人民軍4個軍團約12萬人已有兩個月休息，歸你們自己指揮，照你們的願望繼續向南前進。美軍果如你們想象的那樣退出朝鮮，我當慶祝朝鮮解放萬歲，如美軍不退走，志願軍按預定計劃南進作戰。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軍還沒有準備好，元氣也未恢復，不能單獨前進，承認確有速勝情緒，並勉強同意志願軍休整兩個月。最後，雙方決定召開兩軍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交流經驗，統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后，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志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 」，「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大使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干擾彭德懷的指揮。此時，毛澤東也進一步施加壓力，於1月14日致電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個月內，中國志願軍和朝鮮軍隊要克服嚴重困難，並完成繁重而艱巨的工作，具體包括:用經過訓練的新兵補充部隊，使經過訓練的新兵學會老兵的經驗；加強部隊的武器裝備；恢復鐵路；準備好給養和彈藥；改善運輸和後勤工作。只有做好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毛澤東認為，在敵人準備繼續抵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才能繼續作戰。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至9月所犯過的錯誤」。「中朝兩國同志必須耐下心來，進行必要的準備」。第二天毛又將此電轉發斯大林。這樣，在1月 16-18日再次與彭德懷會晤時，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軍單獨南進是帶有冒險性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中方提出的為了今後更好地實施進攻，而必須利用兩個月時間進行休整的建議是正確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蘇聯駐朝鮮大使後來報告說:「當美國人已經準備從朝鮮撤出的時候，中國人卻離開水原回到三八線地區，他們放棄了大規模的進攻行動，經常派出一些沒有準備的軍隊去參加進攻行動，明顯地追求在三八線地區停止戰爭——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在朝鮮領導人心目中的威信，儘管朝鮮人也清楚，中國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從軍事角度講，彭德懷的主張當然是實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據的，而朝鮮領導人一廂情願、一味蠻幹的情緒，顯然是受到其政治考慮和其他因素影響的。不過，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中朝之間的這種分歧，只是在軍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張，而從總的戰略方針來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張通過軍事手段或軍事壓力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半島，以徹底解決朝鮮問題。在這種情緒下，毛澤東和金日成都沒有認真考慮此時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的決議案，從而失去了一次儘早結束戰爭的有利時機。
四、關於鐵路運輸的管理體制問題
隨著志願軍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戰線的向南推移，中朝軍隊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
這時，保障軍隊後勤供應問題的重要性就突出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由於戰爭，到1950年底，朝鮮的「工業生產已完全停頓」。為了恢復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中朝聯軍打過三八線以後，朝鮮政府便做出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等一系列決定。特別是1951年2月22日「關於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鐵路「為恢復工農業生產而保證國民經濟運輸的任務」。於是，中朝雙方在如何保證鐵路運輸及鐵路管理體制方面的矛盾隨之爆發。
志願軍出國作戰，由於朝鮮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資源不足，致使部隊供應不能取之於當地，而美軍裝備精良，機動性強，亦無法取之於敵人。因此，物資和裝備基本上要靠國內運來。但朝鮮山地多，運途遠，且路況十分惡劣，而志願軍汽車數量本來就不足，加上敵機日夜轟炸，損失極大，公路運輸力量更顯緊張。於是，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突出。
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11月6日鐵道兵團和鐵路員工志願援朝大隊相繼入朝，與朝鮮人民軍鐵道搶修部隊、朝鮮鐵路員工並肩作戰。
為了改善鐵路運輸的管理，協調中朝雙方的運輸任務，確保前線的供給和傷員及時轉運，彭德懷在 11月16日與高崗會見時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方先後派人來朝，經使館安排多次同朝方有關人員商談，但均未有結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洽談后，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到12月底，中國方面成立了以劉居英為司令員、余光生為政委、葉林為副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后改為東北軍區軍事運輸司令部），負責組織支前運輸，並指揮搶修鐵路；同時，在球場臨時設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局，由中朝雙方共管，並充實了力量。1951年1月22日至30日，東北軍區在瀋陽召開後勤會議，專門研究志願軍後勤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志願軍各軍後勤部、各分部以及東北軍區後勤部、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周恩來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空軍司令劉亞樓、炮兵司令陳錫聯、軍委運輸司令呂正操等領導人，專程來瀋陽參加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提出了建立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
經過這些努力，使中斷的鐵路運輸，在球場、定州以北（共延長384公里）恢復了通車，1951年1月即接運2944列車，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軍管局管轄範圍內的1391公里線路中，通車線路已發展到1321公里（東達釋王寺，南到南川）。
儘管鐵路線大體通車了，但後勤供應的根本矛盾並未緩解，除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失外，最嚴重的問題是鐵路運輸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統一調度。由於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互不了解，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爭車、爭路、爭時間，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搶運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資而無人卸車，急需的物資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積壓在後方，由此造成列車運行時間普遍延長，熙川以北山洞嚴重堵塞（如1950年 12月底積壓重車竟達329輛）。鐵路軍管局雖然成立，也由雙方共管，但中朝之間仍然存在著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針上，究竟應該採取軍管方式，還是僅僅實行軍事代表制，尚未確定；在運力分配原則上，究竟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民用和經濟建設物資為主，也有爭論。再加上組織機構極不健全，人員思想情緒不夠穩定，鐵路運輸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為此，彭德懷向毛澤東抱怨:對運輸問題「若無速效解決辦法，勢必延長戰爭」。如何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建立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機制，從而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暢通，已經迫在眉睫。
關於建立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的問題，早在12月金日成訪問北京時就確定了基本原則。金回到朝鮮后對柴成文說:「前些時候關於鐵路運輸的軍事管制問題，中國同志多次與我們的同志商談，我們總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沒有軍事上的勝利什麼也談不上的道理」。並說，「這件事在北京已經商妥，請你轉告高崗同志，就由他委任鐵路人員去辦吧」。但實際上在具體談判中卻困難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葉林（東北交通部部長）、張明遠（東后司副司令員）、彭敏（鐵道兵）報告:在談判中，朝方往往對問題考慮不周，提出的意見前後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確的。第一，在中朝雙方的運輸量超過朝鮮鐵路運輸能力的情況下，反對中方提出的「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而對朝鮮經濟恢復的考慮較多。按照朴憲永的話說，經濟就是政治，這個問題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崗出面解決。第二，要求朝鮮交通省參与對鐵路的管理。雖同意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為正，朝方為副，受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但須與交通省合署辦公，並建議中國也成立類似朝鮮軍事交通局的機構。第三，在鐵路管理機構問題上，反對實行軍管制。朴憲永提出恢復朝鮮原各鐵路管理局，而將已經成立的臨時鐵路軍管局改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雙方在鐵路管理的基本原則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軍管與鐵路行政合而為一是戰時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有效辦法，而鐵路軍管局則是中朝聯合實行軍管的具體組織形式。對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對，而是自行成立了軍事交通局，對鐵路進行控制，還恢復了原管理局機構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號令），實際上削弱和限制了軍管局，使其無法完全行使職權。為了儘快達成協議，周恩來做了妥協，除堅持「在聯司指揮下設雙方統一的軍管司令部，統一進行搶修護路及調度車運」外，同意「在目前作戰時期，朝鮮鐵路行政仍需朝鮮交通相管轄」。對於中方的這個讓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與朝鮮交通相朴義完逐項談判時，朝方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除鐵路行政系統仍歸交通省領導外，一、軍管局僅負責制定計劃，其作用只是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二、鐵路搶修工作另成立聯合機構，委託交通省領導。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已經建立的中朝聯合軍管機構。
鑒於朝方在談判中反覆不定，雙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問題複雜，關係重大，即使形成紙上協議，也難以改變實際狀況，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幹部來此慢慢談判」。
彭德懷亦無可奈何，提出將交通省的意見呈金日成，由雙方政府出面解決，只求朝方能「確保軍運如數完成，確定鐵路管理和運輸的具體辦法」。[NextPage]隨後，針對朝方的三項原則，即鐵路行政隸屬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聯合軍運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即中方所說搶修司令部），高崗提出五點商榷意見:一、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軍管制度，但可實行軍事代表制，在聯運司下設各級軍事代表，中正朝副，軍事代表對一切軍運有最後決定權。二、聯運司設瀋陽，派總代表駐朝交通省，監督軍運計劃執行。三、要求朝方保證聯運司與其總代表及各級軍事代表間電話暢通。四、成立統一搶修司令部，受聯運司領導，同時受朝交通相及聯運司指導。五、在朝中國員工受朝鐵路局領導，其政治工作則受中國軍事代表直接領導。葉、張、彭據此與朝交通相再次談判。除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未明確表態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崗的五點意見，但要求確定朝交通省對其所屬各鐵路管理局行使管轄權。關於運輸問題，朝方同意原則上全部通車，由聯運司審核批准軍用物資和國民經濟所需物資的運輸比例。至於交通省及其所屬各管理局，朝方請中國派人任副職。雙方商定，將談判記錄整理簽字后，呈報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況后，周恩來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爭取能在記錄中列入有關聯合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內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葉、張、彭在記錄上簽字，並將全文帶回北京。恰在此時，莫斯科的意見到來，扭轉了局面。
據當事人張明遠觀察，中朝會談之所以爭執不下，其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的歸誰所有的問題。中方代表認為，當時朝鮮的鐵路和機車大部被毀，鐵路運行的車輛主要是中國開來的，而搶修線路、運送物資的部隊和司乘人員都以中方為主，甚至維修線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鮮鐵路員工的供應也都是由中方負責。從這些實際情況看，朝鮮方面難以協調指揮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所以，戰爭期間的中朝鐵路聯運應由中方牽頭。但朝方以及蘇聯駐朝鮮顧問堅持認為，對鐵路運輸的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對此，周恩來曾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並表示要同蘇方協商，以求妥善解決。
就在周恩來電告中方代表準備在談判記錄上簽字的當天，斯大林來電錶示了蘇聯的立場，全文如下:「我駐瀋陽領事列多夫斯基剛剛向我們報告了高崗同志的意見，即為正確組織部隊和作戰物資向前線的運輸工作，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從領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這個意見的，但朝鮮的部長們卻似乎反對這個意見，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將損害朝鮮的主權。假如需要我的意見和聯共（布）中央的意見的話，那麼我們認為必須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崗同志的意見。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採取的。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為朝鮮本身的利益著想，中國和朝鮮之間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國家關係。」周恩來當即將這一電文轉給高崗和彭德懷，並表示可以繼續「力爭聯合鐵路修復司令部歸聯司或運司指揮或仍進一步提議將朝鮮鐵路管理局置於軍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暫緩簽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請朝交通相到瀋陽再談。
在此後的談判中，中方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4月16日，周恩來致電倪志亮即轉金日成:「提議為適應戰爭需要，朝鮮鐵路必須立即置於統一的軍事管制之下」，「即在聯司領導下，設立中朝聯合的軍運司令部，統一朝鮮鐵路的管理、運輸、修復與保護事宜 」。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對管理體制、組織機構、運力分配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協議精神，7 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劉居英為局長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朝方）、黃鐸為副局長，統一負責朝鮮戰區鐵路運輸的管理、組織與實施。軍管總局下設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個分局，共有援朝員工1.2萬餘人。8月1日，在瀋陽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聯運司），受中朝聯合司令部直接領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司令員，張明遠兼政治委員，南學龍（朝鮮鐵道副相）、劉居英、李壽軒、葉林為副司令員，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聯運司的前方派出機構——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李壽軒為副司令員，負責指揮和協調軍管總局、搶修指揮部和鐵道高炮指揮部的工作。鐵道兵團增加為4個師又3個團，還有援朝工程總隊，總人數達5.2萬餘人。從此，在統一的領導和組織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協同行動，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作戰方針，大大提高了鐵路運輸效率。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迴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並在停戰協定簽字后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不過，在莫斯科干預下強加於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於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面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並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後請金日成於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著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斯大林也來電錶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於停戰談判有些戒心，儘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里，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麼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他立即答覆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金日成甚至對朴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
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並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儘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后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儘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中斷」，並認為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麼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捨、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
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面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于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並應被釋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國方面不顧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讓（包括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於7月13日提出了總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80%和志願軍被俘人員的32%）的概數，並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7月15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強，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強並影響著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決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志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當轉報菲利波夫同志徵求他的意見，得復再告」。同日，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主張堅決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並表示準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志對此有不同看法」。儘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贊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並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於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儘快停戰:「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於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100名戰俘。18日毛澤東複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減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為便於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志願軍只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於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裡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 」。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領導人當然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堅持「全部遣返」的原則。[NextPage]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第二天斯大林即複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周恩來隨後於8月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朴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麼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
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
我們同意中國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儘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 「。」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麼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藉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麼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儘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著眼于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著眼于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係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著差異。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並非僅僅是考慮到照顧中國的意見—— 儘管相對來說莫斯科處理同毛澤東的關係時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但這裏的問題在於，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佔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面臨著終結。中朝關係是如此，中蘇關係也是如此。
Re: 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_分歧及其解決_上_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2月20日
姚監復：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是抗美援朝
作者：姚監復 文章來源：《新史記》第二期 點擊數： 更新時間：2/17/2013 11:33:34 PM
中國參与朝鮮戰爭，本身就是錯誤。更大的錯誤在於毛澤東利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大肆鎮壓反革命、搞暴力流血土改。激化矛盾、製造仇恨，造成毛澤東認定，建國后階級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思想，強調階級鬥爭、增強階級觀念，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什麼是建國以來最大錯誤？抗美援朝！
為中國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做出重要貢獻的杜潤生老人，對九十多年的人生經歷和黨內鬥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因為他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都被明令撤銷了。但是，他的視野和思考的範圍更廣闊了。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潤生突然考我：「你說，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是什麼？」我答道：「是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黨中央決議中定的浩劫？」杜潤生搖搖頭后深沉地說：「最大錯誤是抗美援朝。」
杜老不僅認為中國參与朝鮮戰爭，本身就是錯誤。更大的錯誤在於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澤東對建國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判斷失誤。對於什麼是國內的主要矛盾，有一種看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應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要務。另一種看法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應以階級鬥爭為綱，消滅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由於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10月8日，中國正式宣布派遣軍隊進入朝鮮半島，開始了所謂的「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認為，大力開展「鎮反運動」機會到了。他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10月10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批評鎮反運動中出現了右傾，要求加大鎮反力度，防止出現漏網之魚。
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後來也承認：「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本來對兩種主要矛盾的不同看法持調和並列的二元論的毛澤東，逐步改變了模糊不定的觀點，認定階級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思想，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因此，杜老認為，抗美援朝是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
二、毛澤東本人也認為，中國牽連進朝鮮戰爭「絕對錯了」。
在決定是否參与朝鮮戰爭時，中國領導層有過激烈爭論，除了毛澤東、彭德懷以外，總理和各位副總理、九位元帥及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贊成出兵渡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林彪、粟裕兩位戰將都以有病為由婉辭帥印。事後看來，不出兵的意見是正確的。連毛澤東本人在1957年也認為，中國捲入朝戰，絕對錯了。
1957年7月5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談到朝鮮戰爭時，毛澤東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對中國刻意隱瞞發動戰爭的時機及作戰計劃，最後，中國卻被牽連進戰爭，這是錯了，絕對錯了。【薛理泰、趙剛：《中國國家安全的罩門——談朝鮮半島局勢之走向》，《領導者》總第37期，（2010.12），第11頁】
王明在《中共50年》一書中，回憶了1952年11月10日參加蘇共十九大的劉少奇談及毛澤東後悔不掌握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對華戰略方針而出兵朝鮮事。毛連聲問道：「我們出兵對嗎？」「我們為什麼出兵抗美援朝？」劉少奇說：「當美、英部隊已在仁川登陸，北朝鮮形勢危急。毛主席怎麼也不能決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去抗美援朝。政治局兩個星期白天黑夜討論也未能做出決定。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一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恢復友誼？此外，我們設想一下，出兵后，不能擊退美軍又怎麼辦？『一句話，他怎麼也不能作出決定。只是在美軍佔領新義州之後，美軍和中國僅有鴨綠江橋一橋之隔的情況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決定。他說：「現在我們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的部隊馬上出國，我們還能指望獲得光榮和有利條件，就是戰鬥只在朝鮮領土上而不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如果等到美軍渡江過來，然後我們再參戰，那就會即丟掉了光榮，又失去了有利條件。』當毛主席知道杜魯門不許麥克亞瑟集中轟炸瀋陽到滿洲里沿線全部地區，而我們的部隊已經出動時，毛澤東懊喪地說：」我們出兵對嗎？『後來，當麥克亞瑟打算把戰火擴大到東北，投下最後賭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絕擔任遠東司令）時，杜魯門撤掉了麥克亞瑟，毛主席十分苦惱，並且說了：「假如，我們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變，知道美國真不願和我國打戰，那我們為什麼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壞中美關係呢？唉，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就考慮儘快地結束此事吧！只有結束戰爭，我們才能尋求逐步恢復中美友誼的途徑。』」（王明著、徐小英等譯《中共50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01頁）
我本人在1980年初期會見過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系薛君度教授，他當時就講過，他看過美國內部資料，在1950年杜魯門有一個對台灣的處理方案，在大陸解放軍解放台灣時，美軍第七艦隊不會支持國民黨軍隊，反而會將蔣介石送到菲律賓去流亡。接著，美國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企圖拉攏中國對抗蘇聯這個最危險的敵人。美國研究中國的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者，是大鐵托，不會像東歐領導人俯首貼耳地聽命于蘇聯斯大林。薛君度嘆道：「你們共產黨缺乏戰略情報，判斷失誤，才決定抗美援朝。」不先解放台灣，而出兵朝鮮，結果台灣問題直到今天仍未解決，確系最大錯誤。
所以，抗美援朝最終取得停戰協議的平局，雖然提高了國威和民族自信心，但是，付出了犧牲近百萬人命、延遲了建設和開放、人力、物力、財力巨大損失和遺留了台灣難題的沉重代價，這是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爭。正如毛澤東總結的這是一個建國以來「絕對錯了」的極大錯誤。
作者：姚監復 文章來源：《新史記》第二期 點擊數： 更新時間：2/17/2013 11:33:34 PM
中國參与朝鮮戰爭，本身就是錯誤。更大的錯誤在於毛澤東利用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大肆鎮壓反革命、搞暴力流血土改。激化矛盾、製造仇恨，造成毛澤東認定，建國后階級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思想，強調階級鬥爭、增強階級觀念，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一、什麼是建國以來最大錯誤？抗美援朝！
為中國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做出重要貢獻的杜潤生老人，對九十多年的人生經歷和黨內鬥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因為他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都被明令撤銷了。但是，他的視野和思考的範圍更廣闊了。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潤生突然考我：「你說，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是什麼？」我答道：「是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黨中央決議中定的浩劫？」杜潤生搖搖頭后深沉地說：「最大錯誤是抗美援朝。」
杜老不僅認為中國參与朝鮮戰爭，本身就是錯誤。更大的錯誤在於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澤東對建國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判斷失誤。對於什麼是國內的主要矛盾，有一種看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應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要務。另一種看法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應以階級鬥爭為綱，消滅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由於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10月8日，中國正式宣布派遣軍隊進入朝鮮半島，開始了所謂的「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認為，大力開展「鎮反運動」機會到了。他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10月10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批評鎮反運動中出現了右傾，要求加大鎮反力度，防止出現漏網之魚。
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後來也承認：「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本來對兩種主要矛盾的不同看法持調和並列的二元論的毛澤東，逐步改變了模糊不定的觀點，認定階級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思想，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因此，杜老認為，抗美援朝是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
二、毛澤東本人也認為，中國牽連進朝鮮戰爭「絕對錯了」。
在決定是否參与朝鮮戰爭時，中國領導層有過激烈爭論，除了毛澤東、彭德懷以外，總理和各位副總理、九位元帥及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贊成出兵渡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林彪、粟裕兩位戰將都以有病為由婉辭帥印。事後看來，不出兵的意見是正確的。連毛澤東本人在1957年也認為，中國捲入朝戰，絕對錯了。
1957年7月5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談到朝鮮戰爭時，毛澤東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對中國刻意隱瞞發動戰爭的時機及作戰計劃，最後，中國卻被牽連進戰爭，這是錯了，絕對錯了。【薛理泰、趙剛：《中國國家安全的罩門——談朝鮮半島局勢之走向》，《領導者》總第37期，（2010.12），第11頁】
王明在《中共50年》一書中，回憶了1952年11月10日參加蘇共十九大的劉少奇談及毛澤東後悔不掌握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對華戰略方針而出兵朝鮮事。毛連聲問道：「我們出兵對嗎？」「我們為什麼出兵抗美援朝？」劉少奇說：「當美、英部隊已在仁川登陸，北朝鮮形勢危急。毛主席怎麼也不能決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去抗美援朝。政治局兩個星期白天黑夜討論也未能做出決定。毛主席說：」只要我們一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恢復友誼？此外，我們設想一下，出兵后，不能擊退美軍又怎麼辦？『一句話，他怎麼也不能作出決定。只是在美軍佔領新義州之後，美軍和中國僅有鴨綠江橋一橋之隔的情況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決定。他說：「現在我們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的部隊馬上出國，我們還能指望獲得光榮和有利條件，就是戰鬥只在朝鮮領土上而不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如果等到美軍渡江過來，然後我們再參戰，那就會即丟掉了光榮，又失去了有利條件。』當毛主席知道杜魯門不許麥克亞瑟集中轟炸瀋陽到滿洲里沿線全部地區，而我們的部隊已經出動時，毛澤東懊喪地說：」我們出兵對嗎？『後來，當麥克亞瑟打算把戰火擴大到東北，投下最後賭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絕擔任遠東司令）時，杜魯門撤掉了麥克亞瑟，毛主席十分苦惱，並且說了：「假如，我們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變，知道美國真不願和我國打戰，那我們為什麼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壞中美關係呢？唉，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就考慮儘快地結束此事吧！只有結束戰爭，我們才能尋求逐步恢復中美友誼的途徑。』」（王明著、徐小英等譯《中共50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01頁）
我本人在1980年初期會見過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系薛君度教授，他當時就講過，他看過美國內部資料，在1950年杜魯門有一個對台灣的處理方案，在大陸解放軍解放台灣時，美軍第七艦隊不會支持國民黨軍隊，反而會將蔣介石送到菲律賓去流亡。接著，美國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企圖拉攏中國對抗蘇聯這個最危險的敵人。美國研究中國的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者，是大鐵托，不會像東歐領導人俯首貼耳地聽命于蘇聯斯大林。薛君度嘆道：「你們共產黨缺乏戰略情報，判斷失誤，才決定抗美援朝。」不先解放台灣，而出兵朝鮮，結果台灣問題直到今天仍未解決，確系最大錯誤。
所以，抗美援朝最終取得停戰協議的平局，雖然提高了國威和民族自信心，但是，付出了犧牲近百萬人命、延遲了建設和開放、人力、物力、財力巨大損失和遺留了台灣難題的沉重代價，這是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爭。正如毛澤東總結的這是一個建國以來「絕對錯了」的極大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