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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雲：《重新發現社會》

目錄

相關評論
梁文道序：允厥執中
自序
第一章 國家與社會
從國家解放到社會解放
左右之爭，還是上下之爭
國富論與民富論
重新發現社會
「歷史三峽」與「敦刻爾克撤退」
愛國如何主義
第二章 經濟與社會
社會化與資本化
綠色警戒
「社會資本」主義
被縛的「蜘蛛俠」
民間是個好東西
第三章 物權與稅權
果殼上的物權
「沒有理由不納稅」
普天之下，莫非國土
第四章 從自由到民主
帝國稻草人
乳房與民主
新「農村包圍城市」
底線理想與偷雞寓言
從限政到憲政
第五章 開放的傳統
從孔夫子到「孔先生」
從榜樣年華到「青年領袖」
一個人的傳統
整理國故：從墨子到胡適
「庸俗革命家」與"增量歷史」
第六章 網路社會
自從有了互聯網
「周老虎」
吃吃喝喝的民主
第七章 補遺
二十世紀流血，二十一世紀流汗
從遊民到梭羅
一場豐衣足食的反叛
錯過胡適一百年
「上帝」為什麼不親自傳教
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
附錄 減政主義
後記 有理想的人海闊天空



相關評論

熊培雲的社會觀察，他的文筆，是如此細緻和娓娓道來，讓我恨不得重回小學，對自己的文學功底、人文社會科學「推倒重來」。對於我們這些從抑制獨立思考的教育體系中出來的人來說，到大學畢業時還能保留住自己個性、特別是保留住思想個性的人，實在渺渺無幾，而能夠像熊培雲這樣獨特洞察人、社會與國家的人就更是難得了。讀他對電影、對文藝、對著作的評論，是一種思想享受。他的才華是上帝給我們中文世界的禮物，這種禮物讓我們沒有理由不感激。
熊培雲的妙作很多，《世界離獨裁只有五天》實在是少有的經典。
——陳志武 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
熊培雲之寫作上承新啟蒙的光照，下續獨立批判之傳統，以其犀利和洞識成為當下思想空間的有力捍衛者和擴展者。
——陳彥 旅法政論家、歐洲華人學會秘書長
有必要讓更多人來讀熊培雲的文章，有病治病，無病健腦。
——郭光東 《南方周末》編委兼評論總監
至少是從2007年讀到培雲的《思想國》之後，一直追尋培雲的思想。非常希望培雲能通過電視與更多的人分享他的思想！《重新發現社會》見證了中國六十年沉浮，三十年成長。識字與不識字的都不妨想想：國為何物？國家何為？
——庄永志 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主編
《肖申克的救贖》中有這樣一句話：「A strong man can save himself , 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 !」——強者自救，聖者渡人。感謝老師一如既往的堅守，思想國伴隨我最美好的大學時代。思想的恬靜與內心的富庶，未來無窮，雲終成海。
——張虹 南開大學2007級本科生




梁文道序：允厥執中

有一種書會令人產生幻覺：一路看下去，你會以為這本書其實是自己寫的。因為它談的課題，恰巧是你最想談的；它走進那個課題的取徑，恰巧也是你自然而然會選上的那條路；甚至它的語氣，它的說話方式，也和你內在的聲音一致，恍如己出。接著，你難免自責：為什麼是別人寫出了這本書，而不是自己？為什麼我就這麼惰怠，不好好坐下來完成自己應盡的天命？
可是回頭再想，便能發現既然這本書註定要被寫出來，就不該再去糾纏誰是寫它的那隻手這等小問題了。更何況，只要靜下心來，你還會注意到它的作者如此出色，根本他才是這本書最適合的作者，因為他知道你不知道的細節，他掌握你掌握不了的知識，他洞視到了你目力以外的遠方。所以，你自以為是這本書作者的感覺，只不過是個幻覺。我讀熊培雲兄的《重新發現社會》，就經歷了一次這種由幻覺中清醒的古怪旅程。
首先，這個書名就好，非常準確地捕捉到了近年中國的時代精神，以及過去三十年變化的要點。
我們知道，中國曾經是個「全能主義國家」，政府無所不能，人民則無所逃于天地間；幾乎你想得出來的所有事情，皆在政府的規劃之下。大如產業結構、資源分配，小如個人的娛樂方式、家庭生活，全都離不開國家的指揮布置。我還記得農村裡的長輩告訴我，在文革高潮的那段期間就連新春拜年也不行，大家道上相遇，只能暗自點動手指，權充作揖。
而改革開放，就是一個國家退卻的歷程。今天的年輕人可以選擇聽搖滾，也可以崇拜周杰倫，因為國家不管了。畢業之後，政府不再為你分配工作；獨立成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替你安排住處；生病入院，你發現公立醫院要先跟你算錢；甚至報案申訴，有時候也得花錢才能買到你以為不用錢買的服務。這個國家到底怎麼了？它還要退到什麼地步？為什麼你覺得它不該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覺得它不該出現的地方，它卻好端端站在那裡穩如泰山呢？此外，我們還要仔細思考這種種「該」與「不該」：要依據何等標準，何種原則，我們才能夠判斷國家在與不在的範圍和義務？又要用什麼模型和方法去解釋它的在與不在？更不要忘記，這三十年不是一個國家全面後退的直線歷程；這三十年它且進且退，反反覆復，有些領域它失而復得，有些地方它卻一去不回。
我們可以大胆地說，幾乎三十年來的所有爭論都離不開這國家退與不退，何處該退何處不該退的大主題。有人認為國家退得不夠徹底，這種人通常我們叫做「自由派」；有人認為國家退得太過分，這種人通常我們叫做「新左派」。為了理解這種種混淆晦暗的現象，我們又曾經歷不同的重大典範。如果不嫌過簡的話，我會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主題是「個人」，大家直接把改革開放看成個人抬頭、人性復歸的契機；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至本世紀初，主題變成了「市場」，改革開放被視做國家和市場兩造之間的探戈與博弈。無論是談個人還是談市場，我們都能畫出一道軸線去安放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態度，把它們粗略分為左右兩大陣營。
走過個人和市場，今天我們該談什麼呢？培雲兄提出的答案正好是我念茲在茲的課題：社會。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原來還有社會的存在；在政府和市場之外，不能忘記還有社會這一大塊。既然培雲兄已經用了一本書的篇幅去談社會的再發現，而且說得極為精彩，我就不用贅言了。但我還是想提醒大家「社會」這個東西的曖昧。按照培雲兄的思路，社會雖然不盡等同於「公民社會」，但二者卻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果是這樣的話，高標社會就有靠右的嫌疑了。因為當前的中國十分特異，曾有媒體指斥「公民社會」是「西方普世價值那一套的產物」，不合國情；也有左派中人認為「公民社會」只是黑格爾「市民社會」的換裝，乃代替市場的好聽一點的說法。然而，我們也知道社會曾經是西方右翼重點招呼的對象，哈耶克固然批評「社會」以及「社會的」等詞彙的濫用，前英首相撒切爾夫人更公開說道「社會是不存在的」。近年反全球化運動的其中一句口號「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化的社會」，似乎又在證明「社會」那左的嫌疑。究竟社會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還是左派暗度陳倉的小通道呢？
對於這個問題，培雲兄的確給出了一套典範轉移的新思路。儘管在我看來，他對許多問題的細節處理要比我「右」，但這套思路卻是我非常認同的。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會，就是為了移置左右之間許多不必要的爭論，重新認清中國的難題仍然是國家高高在上，社會被壓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實。社會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無甚意義了。
聽起來很抽象，實際上它具體得不得了。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人只要一說「言論自由」這四個字，就被認定是自由派，彷彿言論自由是右翼自由主義的專用名詞。可是，難道新左派就用不著言論自由？就用不著無所顧忌地表達心中所想嗎？當然不是。可見言論自由實在是任何立場都應共同預設共同捍衛的基本底線。而培雲兄所說的「社會」，大略言之，就是一系列基本底線所劃出的界域。沒有這個界域，沒有這一系列基本底線和共同價值，就什麼都說不上。
我在陳丹青的《荒廢集》里讀到一個故事。話說胡適晚年在台灣被人問起「大陸現在正鬧著革命，你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會怎麼樣」？胡適的答案是：「你放心，魯迅是我們的人，他是不會屈服的。」胡適、魯迅的差異何其之大，向來被後人看成是不共戴天的論敵，他怎麼會說「魯迅是我們的人」呢？他所說的「我們」又是什麼意思？我想，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共同感了。大家盡可以有南轅北轍的不同主張，但不能不保持對異己的基本信任、基本尊重；這種信任與尊重不來自外在的表面的禮貌與虛偽，它來自大家對共同底線的信守。從這個角度看，《重新發現社會》不啻是熊培雲兄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期盼：讓我們重新發現我們是誰，讓我們回到共同的底線。
人是時間單位而非地理單位，而且必先站在時間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才有條件回到人與歷史本身。我以「把一生當做自己的遠大前程」警省自己，其實這句話同樣適合勸誡一個國家。我自知我最真實的居所是時間，而非空間，這也是我為什麼願意站在個體權利與生命的角度而非空洞的國家利益的角度思考中國命運之緣由。
所有真心關注中國命運者，理應回到每一位國民的具體命運中來。當「重新發現社會」之旅程又一次鋪開，讓我們從空間回到時間，從國家的命運回到個體的命運，讓時間站在我們一邊。




自序

2004年底，我在巴黎的日子突然變得閑散起來，時常跑到香榭麗舍大街的影院里看電影。至今印象最深的一部是德國電影《帝國的毀滅》（Der Untergang）。為此，我當時還寫了一篇不短的影評——也許是因為中國與德國在歷史上有著某種相似性，這些年來，我寫的影評有意無意間多與德國有關，如《再見列寧》《竊聽風暴》《浪潮》《朗讀者》等等。記得當時，由奧利弗·西斯貝格執導的這部影片在歐洲引起強烈反響，每天都有媒體在討論，因為它「打開了重新評價納粹的潘多拉魔盒」，將希特勒從魔鬼還原為人，還原為一位「甚至可能引人同情的末路英雄」。
該片細節取材於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和希特勒最後的女秘書特勞德爾·瓊格的回憶錄《直到最後時刻》（2002）。瓊格生於1920年的慕尼黑，22歲時被希特勒選做私人秘書。她一直供職到希特勒自殺並記錄了希特勒的遺囑，最後和一支小分隊一起逃出地堡。令許多人不安的是，在這個打字員的記憶里，希特勒同樣是個有教養、受人尊敬、做起事來斯斯文文的領袖。與情人愛娃·布勞恩結婚前，希特勒還當眾吻了她。這位大獨裁者多少有些詩人的多愁善感，他的辦公室里不讓放花，因為花會凋謝，他不喜歡看到死去的東西。或許，正是受希特勒的這些人性化特徵的遮蔽，直到戰後瓊格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生活在「盲點」之中。
尋找「替罪狼」
這部電影給了我極大觸動。一是人性化希特勒。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希特勒不是惡魔，只是普通人。他的惡是眾人合力的結果。沒有誰天生就是獨裁者。或許，只有透過《帝國的毀滅》里由魔鬼還原為人的希特勒、《意志的勝利》里如癲如狂的追隨者以及《朗讀者》里不識字卻又理直氣壯的女看守，生活於今世的我們才能真正回望歷史的深處，體味個體在群體迷狂、巨浪撲來之時的無力與渺小，體味什麼是時勢造英雄也造獨裁者。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當歷史翻過這血腥的一頁，當活著的人們只是簡單地在精神與肉體上將一個束手就擒的納粹頭子揪出來示眾，從歷史的廢墟中引渡到現實的廣場，讓他為一個時代的錯誤負全責時，在我看來，這亦不過是為這段共犯的罪惡歷史找了一隻「替罪狼」。
和通常意義上的替罪羊不同的是，我所說的「替罪狼」的確是做過了許多壞事的。但是，具體到個人，在強大的「公意」——準確地說是部分群體意志——面前，他亦不過是一個行刑者——獨裁者所擁有的權力，從來都是那些甘心放棄自己權力或者權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而在他行刑之當年，台下曾經有多少熱鬧的喧嘩，多少幸福與狂歡的掌聲！許多旁觀者甚至還捐贈過磨刀石，親手捧接了行刑者遞過來的血和肉。在《意志的勝利》里，德國民眾當時是何其狂熱地追隨他們的領袖，並視之為從雲端降臨人世的救世主。只不過浪潮退盡時，那些手捧鮮花、高聲呼喊的人們已經很少願意承認自己曾經裸泳其中。
另一個大的觸動則來自於影片的結尾：戈培爾夫人將自己的六個孩子全部毒死。之所以如此狠毒，是因為她深信沒有國家社會主義，人類就沒有希望和未來，她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國家。
路易斯·博洛爾說，「政治使人變得罪惡」。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惡變成毀滅性的大災難。它的另一個前提是「意識形態使人變得愚蠢」。而這意識形態，其核心價值就在於對國家的理解。回望二十世紀的這段歷史，不難發現，當年迷信納粹主義的那一群人，不僅屠殺了猶太人、波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在他們選擇納粹主義理想並且甘願為之獻身的時候，用於自殺的斷頭台也已經豎起。
希特勒的「牛皮書」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在《好女色還是好國色》一文中，我曾談到好色的男人有兩種死法：一是死於女色，二是死於「國色」。所謂「死於女色」，盡人皆知，最著名者莫如尋芳客們的口頭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至於「死於國色」，則是把國家當做絕世美女去愛戴，愛到如痴如醉、死去活來，愛到不知所以，終於丟掉自己的人格與底線，甚而枉送性命。
希特勒當年是何其貪戀國色！又何其自負！這位落魄的畫家一旦大權在握，就要以一人一黨之意志強力實踐自己的理想主義，禁止思想，殺人無數。法西斯上台沒多久，羅曼·羅蘭、托爾斯泰以及包括馬克思等人的書都被拿去開篝火晚會了，而希特勒自己的那本《我的奮鬥》卻用德國良種小牛皮製成，文字全部手工抄寫，封面是用鋼鐵純手工打造。目的是一千年都不發烏、不生鏽、不變形，因為第三帝國至少要維持一千年。通常政府會發布白皮書，而希特勒當年發布的卻是「牛皮書」。其實，人類歷史上許多烏托邦綱領不就是「牛皮書」么？
在電影《帝國的毀滅》中，當蘇軍將柏林炸得地動山搖時，躲在地下室里的希特勒甚至還露出一絲微笑。他對站在新柏林沙盤旁的建設師說：「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時我們重建柏林就省力了。」在他眼裡，改造舊世界，就像是在畫布上作油畫，不行就颳了油彩重新開始。
1904年，凱恩斯說：「民主政治尚在測試之中，但是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招致恥辱。」然而十年後，當民主與極端民族主義合而為一，「國家權力」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滅曾經授予它權力的人，悲劇也就在所難免。換言之，當主權變成難以馴服的猛獸，當國家這人之造物超出了工具的範疇轉而成為人類的主人，我們最後聽到的必然是義大利農婦那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跑，祖國來了！」（霍布斯鮑姆，《革命的年代》）
故國·失樂園
當然，追求夢想中的國度，並非納粹分子的專利。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陶淵明的桃花源，到莫爾的太陽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烏托邦。區別只在於，有人願為烏托邦而生，有人願為烏托邦而死。具體到極權主義與烏托邦之關係，如秦暉先生所指出：罪惡不在烏托邦，而在於它是否與強制合流。
當我們重新翻檢中國人的心靈史，亦不難發現，那種「濃得化不開」（徐志摩語）的情感，首先表現為一種家國情懷，其次才是情愛。只因中國歷史多災多難，以至於這種家國情懷的背後未免透著無限悲情。比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陸遊，《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至於男歡女愛，在相關的修辭中同樣多與國相關。如「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長恨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李延年，《佳人曲》）
當然，這裏的「國」，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它們有的指王權，有的指故土，有的指生活的視界與所能抵達的極限。如約瑟夫·R.斯特拉耶指出，國家產生的標誌是這個地方的統治者開始區分公權和私權，並開始用公權保護私權，用公權為私權服務。而在中國帝制時期，帝王的權力是無限大的。
國家不幸詞人幸。南唐後主李煜被宋廷捕去后，寫了許多好詞，而且多與家國有關。如「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李煜《破陣子》）據宋史記載，李煜便是因為寫了些思念故國的遣懷之詞而被宋太宗用牽機毒殺。當然，李煜心中的「故國」既是空間概念，更是時間概念。如他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故國，這已然逝去的天堂，似乎總是比眼下的國家更真實——這不是因為國家和政府更像是一種「權宜之計」（亨利·梭羅語），而是因為故國乃精神所在，是可以安放靈魂、寄託鄉愁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當人們回望逝去的天堂時，你總能聽到心靈的鐘聲，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來的國度時，所能看到的卻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脹，是其可能與強力合流后的摧枯拉朽與房倒屋塌。而這，也是人類在二十世紀收穫的最大教訓。正因為此，世界終於從革命重新回到改良，從我說的「流血的二十世紀」轉向「流汗的二十一世紀」。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鐘》和《猛回頭》聞名的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而死，抗議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據稱陳天華的目的是為「以死喚醒同胞」。事實上，對故國的淡淡憂傷與未來之國的強烈期許，即使是李叔同這樣的智者，在情感表達方面的反差也盡顯無疑。對比「誰與我仗劍揮刀」「二十世紀誰稱雄？」的《祖國歌》與《我的國》，他「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閑情托」的《憶兒時》顯然少了些「殺氣」，多了些溫存。
在著名導演庫斯圖裡察的影片《地下》里，那些從地洞里爬出來的人，輾轉奔波，發現南斯拉夫解體后近乎號啕——「我的祖國，怎麼沒了？」同樣令人記憶猶新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南斯拉夫解體后，一些帶著懷舊情緒的前南公民在網上建了一個南斯拉夫虛擬國家，訂立憲法，招納公民。仔細想來，誰人心中又沒有一個失樂園，一個復國夢？
少年時愛聽《梅花三弄》，時常動情于其中一句歌詞——「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這些年來，每當我看到或者聽到一些人，無論是遭人憎惡、有進攻性的納粹分子，還是受人敬仰的愛國者，抑或普通公民，為了想象中的國家前程而不惜以命相搏、「仗劍揮刀」時，我總忍不住要感慨「問世間國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了。
誰為誰獻身？
說到獻身，中國歷史上並不少有獻身者。最慘烈莫過於宋亡之時。
1278年，宋端宗趙昰在流亡途中病死，年僅11歲，其弟趙昺繼位，史稱末帝。1279年流亡政府在崖山（今廣東省新會市南部）被元軍圍困，雖有頑強抵抗最終還是兵敗。陸秀夫背負年僅8歲的幼帝投海，跟隨投海殉國的人達十萬之眾。《宋史·紀（三）》詳細記載了當時一幕：「大軍至中軍，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余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屍出於海十余萬人。」其時人命，與螻蟻何異？
裴多菲詩云：「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顯而易見，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祖國」與「王國」。祖國也罷，王國也罷，都不過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寄身之所，只有生命與自由才是貫穿人類始終的。如果「為祖國獻身」「為君王殉葬」所爭得的只是一種身心奴役或寂滅的狀態，那麼這種獻身究竟意義何在？
談到救國與獻身，民國時期有一段公案不得不提。1933年4月3日，農學家董時進在《大公報》上發表《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動員對日作戰，面對中國國力與軍力無法抗衡日本之事實，「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儘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對於這段話，胡適讀後非常憤慨，並在4月16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46號）發表《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對董文提出率直而嚴厲的批評：「老實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我要很誠懇地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麼？董先生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董先生又是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著『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著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也許真如董時進所言，胡適部分誤讀了他的原義。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分析問題和理解胡適。顯而易見，在這裏胡適秉持自己一貫的自由主義立場，即決不可以以集體利益或長遠目標之名讓個體白白送死，決不可以為了某個崇高理想而不擇手段。胡適說：「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
在胡適看來，那種不顧現在的長遠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凱恩斯所說「長遠來看，我們都是要死的」，但我們並不能因為將來誰都要死便否定一個人活在當下的意義。任何人都不可以以某種所謂的「神聖理想」，通過瞞騙或者某種暴力的手段驅使他人多做犧牲。
今日世界，個體的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們不再是皇家的臣民，同樣，在經歷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世紀后，一度張牙舞爪、貽害無窮的國家或者政府開始被勸進籠子。人權與主權，孰重孰輕？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說過「民為貴，社禝次之，君為輕」這樣的話。短短十個字，舉重若輕，已經為「人權高於主權，主權高於政權」之立憲國家的價值取向埋下伏筆。
刀劍與思想
1835年，年僅30歲的法蘭西青年托克維爾在充分考察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后出版了《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在他看來：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美國人在與自然為他們設置的障礙進行鬥爭，俄國人在與人進行搏鬥。一個在與荒野和野蠻戰鬥，另一個在與全副武裝的文明作戰。重刀劍，還是重思想，這兩種國度的分野，也正是我在《思想國》一書中著重挖掘的兩個概念：思想共和國與刀劍共和國。在小說《九三年》里，雨果借戈萬之口區分了兩種國家形態：「老師，我們兩人的烏托邦區別就在這裏——您要義務兵役，我要學校；您夢想人成為士兵，我夢想人成為公民；您希望人擁有強力，我希望人擁有思想。您要一個利劍共和國……我要一個思想共和國。」而人類的真正希望就在於，經過千百年的磨難，終於意識到真正的革命是從人人都是國家戰士的極權社會過渡到由自由人聯合起來的公民社會，從刀劍共和國過渡到思想共和國。
必須承認，今日中國雖未建成思想共和國，但也不再是刀劍共和國。儘管在極端的年代里，這個國家曾經像斯巴達兵營，兒童都拿起了槍。而當我們回顧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更是滿目刀兵。如唐德剛所說，在中國冗長的歷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發的，而「內亂」則多為歷史的「必然」。這方面最慘痛的記憶莫過於太平天國運動。不無遺憾的是，因為時代及研究者之局限，太平天國殺人如麻的歷史細節被羅爾綱們所忽略，而歷史學家錢穆與胡適的看法倒是頗為相近——洪楊政權是個背叛孔孟、違反中國道統的邪惡政權。
儘管中國的數目字管理從來就是一筆糊塗賬，但太平天國運動究竟死亡多少人，後世還是可以尋到一些蛛絲馬跡。根據一些歷史資料的對比，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根據太平天國前後《戶部清冊》所載的戶口數，認為從1851年到1864年中國人口銳減40%，絕對損失數量達1.6億；第二種意見則是將戰前的人口數據與1911年宣統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對比研究，認為太平天國戰爭僅給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口就至少達到5400萬，如果再考慮到其他戰場給湖南、廣西、福建、四川等省造成的人口損失，那麼太平天國戰爭給中國帶來的人口損失就至少在1億以上，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口達7000萬。兩組數字都夠駭人聽聞。眾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世界死亡的總人口數也不過是7000萬。
個人理想與國家理想
2008年國慶節，《南方周末》邀請了海內外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能結合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歷，回答以下幾個問題，包括：你對國家做了什麼？國家為你做了什麼？你還能為國家做什麼？國家還能為你做什麼？
了解我寫作立場和價值取向的讀者會知道我不過是由著這個機會，重申自己對個人、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的理解。
政治何為？國家何為？談到對國家的理解，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職演說時的那句話：「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就在人們以飽滿的熱情四處傳播、讚揚肯尼迪的愛國主義時，身為美國公民的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對此非常不以為然。
在弗里德曼看來，從本質上說，政府仍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政府既不是一個給我們帶來恩惠與禮物的人，也不是使我們盲目崇拜和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靈。所以，弗里德曼說：「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服務的意見一致的目標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目標；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奮鬥的意見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理想。」否則，這種個體與國家職能的本末倒置必然會腐蝕一個國家自由的根基。
事實上，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在弗里德曼看來甚至都是不需要回答的，因為「自由人既不會問他的國家能為他做些什麼，也不會問他能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麼。而是會問：『我和我的同胞們能通過政府做些什麼。』以便盡到我們個人的責任，達到我們各自的目標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自由」。
這話不難理解，就像我們從市場買回一把刀，究竟是用它殺人、自衛還是自殺，刀說了不算，關鍵還在於我們自己。也正是這個原因，林肯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市場政治：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
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早在弗里德曼之前，西班牙學者奧爾特加·加塞特便已經在《大眾的反叛》（1930）一書中發出警告：現代國家作為一種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人類可以控制的範圍，變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龐大機器。
在加塞特看來，威脅文明的更大危險是：國家干預、國家對一切自發的社會力量的越俎代庖，因為這等於取消了歷史的自發性，而從長遠來看，維持、滋養並推動著人類命運的正是這種自發性。當這種自發性被國家的干預打斷，就不會有新的種子能夠開花結果。社會不得不為國家而存在，個人將不得不為政府機器而存在。就這樣，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又對人類生活推行進一步的官僚化。上緊官僚機器的螺絲釘無異於把社會改造成一個軍營，即我說的刀劍共和國。
可以想象，假如加塞特的預言在當時能被歐洲乃至世界所重視，二十世紀的歷史也許會被改寫。而那個時代，法西斯主義勢力正在各國抬頭。且不說個人主義傳統深厚的美國在1930年代就有人開始高喊「美國就缺一個墨索里尼」，當時的中國同樣開始流行一本名為《當代三大怪傑》的書，書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像。那時候有一種思潮，「認為民主政治總是亂糟糟的沒有效率，獨裁政治強而有力，所以獨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張學良在內，他到歐洲旅行了一次，回來以後認為中國還是要實行法西斯」（何兆武，《上學記》）。在此之前，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時孫中山同樣將「二次革命」的失敗歸咎於「我們中國人」自由太多，認為只有採取集權的辦法才能革命成功，並由此以帝俄為師，漸開中國「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之先河。或者說，國民黨後來之獨裁政治，便是始於當年「中國人自由太多」之判斷。今天回頭看這段歷史，「二次革命」失敗絕非中國人自由太多，有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孫中山在「法槌討袁」與「刀劍討袁」之間做錯了抉擇，過分迷信暴力革命。
如何限制權力？弗里德曼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分散權力，而美國的聯邦制的好處就在於它不僅允許民眾參加選舉，還允許他們在不同的州里選擇自己的生活。若干年前，我在文章中談到中國不僅要有市場經濟，更要有「市場政治」。我所謂的「市場政治」，同樣既包括用手投票，也包括用腳投票。前者是民主，後者是自由。換言之，民主與自由是「市場政治」的兩塊基石。而在國家壓倒社會的時代，不僅公民用手投票的權利被剝奪，連用腳投票的權利也被剝奪。三十年前，當停滯的中國重新起程，誰能說隨之而來的成就不是因為人們不斷贖回了自由遷徙與更換工作的權利而取得的？
沒有誰可以做出永遠正確的選擇，如果說政治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意味著在時間上公民可以「通過選擇救濟選擇」，那麼生活意義上的自由遷徙同樣意味著人們可以在地理層面「通過選擇救濟選擇」。而這種在時間與地理上的開放，正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應有之義。
如孟德斯鳩所言，「有商業的地方就有美德」。準確說，在有市場、有公平競爭的地方，就有美德；也只有在有市場政治的地方，才會有政治美德。無論大國崛起，還是小國崛起，首先是國民權利包括選擇權利的崛起。畢竟，國家不是目的，而只是國民將自己權利最大化的一種手段。
自由之邦：聖馬利諾的小國威儀
我的生命中充滿了奇遇。當我在法國小鎮克萊蒙西的大街上懵里懵懂地尋訪羅曼·羅蘭的故居時，問到的第一個行人竟是羅蘭僕人的表妹，正是她將我帶到表姐布達夫人的家裡。（熊培雲，《尋訪羅曼·羅蘭》）另一年，當我隨團旅行，不經意間抵達聖馬利諾時，在我下榻的賓館里，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聖馬利諾「總統」G. F. Terenzi先生。
當時Terenzi先生正邀請該國的中小企業主共進晚餐，不知何故跑到酒店前台閑聊，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你是不是漢族」？隨後他和我說他對中國很了解，李先念和江澤民都接見過他。在知道我是記者后，Terenzi先生將我帶到了飯廳，並約好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專訪。正是藉著這個機會，我第一次了解到這個世界上最小、最古老、最沒有可能被顛覆的共和國。
這是一次很倉促的採訪，此前我對這個國家幾乎一無所知。沒有一點兒準備，隨身又未帶可查資料的電腦。晚上出門找當地人泡吧，正好遇到一位偷渡到聖馬利諾來的福建人，餘下時間全與他在酒吧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了，而他對這個國家同樣所知寥寥。
桃花源總是在迷路時發現的。透過第二天的採訪以及後來的一些資料，我開始喜歡上這個國家，更驚訝於人世間竟會有如此「迷你」又迷我的「政治桃花源」。
聖馬利諾有9個政黨，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議會選舉產生兩名權力同等的執政官。他們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議會首腦，任期半年，不能連任，三年後可再次當選。也就是說，在聖馬利諾每年能產生4位國家元首。如果以60年為一周期，且不考慮連任障礙，理論上一個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當選國家元首的機會。而議員為60位，五年一屆，平均下來60年就是720次機會。同樣是政治權利，和世界各國相比，聖馬利諾的「含金量」當屬最高，真有點兒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皇帝輪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說，「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中國人多說「大國崛起」，其實小國也可以偉大，也可以崛起。最意味深長的一組數據是：全球最富有（人均）的10個國家，8個是小國；「透明國際」評出的最廉潔的10個國家，前8位全是小國；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20個國家，小國佔了13個……具體到聖馬利諾，在這個面積只有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國，2005年人口統計是28880人，其中24649人為聖馬利諾國籍，整個人口數僅相當於中國稍大點兒的小區的規模。但在經濟上，據2002年的一組數據，2001年的人均GDP便達到了34600美元，遠超中國三十餘倍。這是一個沒有鐵路、機場和港口，甚至也沒有紅綠燈的國家，但人均擁有兩輛汽車。全體公民享受公費醫療，實行小學和中學16年義務教育制。即便是這樣一個蕞爾小國，還劃分出9個自治市。政府成員由大議會任命，不設總理，外長起總理作用。你可以批評這個國家毫無抱負，不生產核彈頭這殺害人類的武器保家衛國，更不想謀求「大國崛起」，但在這裏人們安居樂業，每個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諾山。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傳冊上，有一句話很耐人尋味：「聖馬利諾一直有著充足的兵源。」這裏沒有官方報紙，只有外交部及不同政黨主辦的幾種不定期發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國家，不用灌輸任何愛國主義，一旦遇到外敵入侵，該國公民都會奮起抵抗。
無論是當年走在聖馬利諾的羊腸小街上，還是此刻獨坐書屋，聖馬利諾都是一個讓我非常感動而難忘的國家。據稱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馬力諾的基督徒石匠為逃避羅馬皇帝的迫害，帶著一群石匠逃出了羅馬皇帝的控制區，從此藏身於距亞德里亞海僅二十余公里的蒂塔諾山頂，並且建立了由自由人組成的「石匠公社」，在此基礎上，漸漸成長為一個自由國家。拿破崙當年橫掃歐陸，雖然翻過了阿爾卑斯山，卻沒有登上蒂塔諾山，而是在1797年承認了這個國家的主權——因為拿破崙被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的自由精神所折服，產生了敬畏之心。聖馬利諾沒有像古羅馬一樣在空間上拓展自己的領地，但卻贏得了時間。
我時常在想，為什麼中國歷史上許多敢於到南洋創業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殺害，中國皇帝的反應通常是臣民離開本土死了活該？為什麼春秋時期政治鬆弛、邦國林立，各國民眾卻收穫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為什麼亞平寧半島上當年逃難的一群人能夠世代擁有自己的國家？在國家與自由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人們何去何從？如果國富民窮，「要大炮不要黃油」，大國崛起對於國民又究竟意義幾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高高的蒂塔諾山山頂上，環視著這個人口不足3萬卻又自稱「兵源充足」的小國，我理解當地居民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的榮耀，也第一次真切地體會到國家之於公民的意義，明了富蘭克林為什麼說「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空間之維與時間之維
很驚喜自己當年的抉擇，無論是辭去第一份工作，還是第一次走出國門，都讓我的生命與思考一夜之間變得無比豁朗。我一直以為，我在歐洲讀書與採訪的幾年，最大的一個收穫就是明晰了自己對國家與社會的理解。其間零零散散的寫作也多是圍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展開。而這些思考也成了日後我開始梳理《重新發現社會》時的重要材料。
2009年初，一本叫《中國不高興》的書被炒得沸沸揚揚。因為北京媒體朋友的邀約，我也寫了幾篇批評性的文章。實話實說，對這種以「中國」口吻說大話的書我了無批評的興趣。一方面，我認為中國當下最重要的是讓民眾說說自己具體的不高興，而不是大談什麼子虛烏有的國家不高興。國家只是一個工具，它不具有情緒能力，這一點理應成為常識。所以我寫了《說說我為什麼不高興》這篇評論，相信許多讀者都感同身受。另一方面，當前中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年已經收穫了哪些成長以及有著怎樣的歷史大脈絡，我在即將出版的這本書里已經做了足夠多的分析，不想贅述。對於我這樣一個日日享受思維之樂的人而言，重複自己的觀點去說服他人本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更何況，你心如明鏡，知道人家也許只是在做一單民族主義的生意而已。
早在幾年前，我在思想國網站提過一個問題——人是什麼單位？眾所周知，在過去中國人多生活在單位體制與單位文化里。陌生人見面，或是辦點兒什麼事，也難免被人問及「你是什麼單位」。既然大家總被問到「你是什麼單位」，為什麼不幹脆多花點兒時間好好回答呢？
網上答案異彩紛呈，包括「思考單位」「權利單位」「賺錢單位」「消費單位」「生活單位」等等。當說，這個問題本無所謂標準答案。然而，在我看來，以上回答均限於從政治學或社會學意義上闡述人的功用，而沒有從哲學意義上觸摸到人的本質。我以為，一個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靈，就必須在時間與空間上對人之內涵撥雲見日，而我關於「人是什麼單位」的回答則是「人是時間單位」。
事實上，這些年有個問題一直在困擾我，甚至讓我痛苦不堪，即「我死以後，誰計算時間」？是鍾錶？是日月星辰？還是對時間感覺各異的人？若都不是，當一個人失去了對時間的感知，那死後的世界他將如何丈量？在此，暫且擱置這個近乎無解的問題，留給有心的讀者去思考。在本文中我只負責陳述自己對「人是時間單位」的理解。
為什麼介紹思想家胡適時，會在他的名字後面加上一段時間——胡適（1891-1962年）？道理很簡單，人是生命，有生卒年月，人歸根到底是一段時間。我們在時間中獲得生命。沒有時間，就沒有生命。
那麼，胡適是不是地理（空間）單位呢？不是。胡適生於績溪，長在上海，學在美國，死在台灣。顯然，我們不能在「思想家胡適」後面加上「績溪—上海 —美國—台北」這樣一條地理尾巴。因為這些標註既不完整也不準確。一方面，它會遺漏其他許多地理信息；另一方面，這任何地方都不屬於胡適。真正屬於他的只有他曾經生活過的72年光陰。
理解人是時間單位，而非空間單位，更不是屬於某個單位的單位十分重要。承認「我即單位」「我是時間單位」「我是時間的尺度」，在此基礎上，我們關於生命意義的挖掘，將不再是忠誠于某個地理與環境，而是忠誠於我們自己的一生（這段時間）——正是通過這段時間我們參与並見證一個時代。一個人應該站在自己的生命本身，站在一個時代的立場上表達自己的心聲，而非生在中國便只為中國人表達，生在美國便只為美國人說話。君不見，人類歷史上那些真正留下豐功偉績並且值得後世懷念者，其所創造的價值多是具有「劃時代意義」，而非「劃地理意義」「划種族意義」或者「划單位意義」。
那些真正推動人類進步者，因為將自己歸屬於時間而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生。人首先應該愛的是時間，其次才可能是空間。時間之愛是面向個體的，是絕對的，那是我們唯一的存在；而空間之愛則是相對的，是面向公眾的，是通過物質或精神的契約才得以實現的。一個人，如果生於豬圈，便說自己「熱愛豬圈」，這種「愛豬圈主義」顯然不是一種高尚的情感。必要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斷定這是一種「以空間之名限制或屠殺時間」、滅絕人類未來與希望的庸俗情感。是故，我願意以更廣闊的視角將我所熱愛之國視為時間之國，一種立於時間維度上的精神與思想之國，而非空間意義上的逆來順受或與生俱來的「嫁雞隨雞」式的地理之愛。
做一個在時間里耕耘的人遠比為空間疲於奔命可靠得多。回顧歷史，多少國家因為對空間的迷信（比如羅馬、蘇聯）而丟失時間——美國將來又會怎樣？其實，人亦如此，無論佔有多少疆土與財富，如果不能在時間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擁有的仍不過是貧困的一生。真正的強者是能夠把握自己時間的人，是做時間之王，而非做空間之王（或者奴僕），因為只有這樣的時候，他才可能是自由的。
正是基於上述思考，我在2007年《新京報》的新春社論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如果說中國是我們地理上的故鄉，那麼這個時代就是我們時間上的故土。如果說我們精神的疆土就是國家的疆土，那麼我們生命所創造的價值就是時代的價值。不管我們正見證著怎樣的繁華與榮耀，經歷過怎樣的憂懼與坎坷，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我們一生的機遇。我們手握的時間與生命，正如我們所擁有的智力與權利，都是我們一生的資本。」（《走在雪地上，走在時間里》）
人是時間單位而非地理單位，而且必先站在時間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才有條件回到人與歷史本身。我以「把一生當做自己的遠大前程」警省自己，其實這句話同樣適合勸誡一個國家。我自知我最真實的居所是時間，而非空間，這也是我為什麼願意站在個體權利與生命的角度而非空洞的國家利益的角度思考中國命運之緣由。
所有真心關注中國命運者，理應回到每一位國民的具體命運中來。當「重新發現社會」之旅程又一次鋪開，讓我們從空間回到時間，從國家的命運回到個體的命運，讓時間站在我們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