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鄧小平時代》chm+t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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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要麵包要自由 » 2013年1月30日
鄧小平時代（傅高義 馮克利）香港版
點評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上）
胡 平
（一）
不久前，吳稼祥在微博中透露，哈佛大學漢學家傅高義（EzraF.Vogel）撰寫的《鄧小平傳》（英文原著的書名是：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mationofChina）大陸簡體字版，北京的三聯書店近日獲准在大陸出版。此前，三聯書店報批半年沒有音訊，因為其中三章涉及「六四」內容，負責審稿的中央編譯局曾要求將這三章內容全部刪除。吳稼祥微博說，涉「六四」章節，現在「只需刪去一章」。
有人把這件事解讀為「習李新政」的一個跡象，我覺得這和新政不新政未必有什麼關係。還在2012年「六四」之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就出版了傅高義這本書的中文本（書名《鄧小平時代》）。誠如此書譯者馮克利所說，他原來就「揣摩著這本書應當可以被當局接受」。傅高義本人對這本書在大陸出版更樂觀。之所以遇到一些麻煩，並不是因為這本書的敘述以及觀點為當局所不容，而是因為它觸及到了「六四」這個敏感的話題。23年來，在大陸，「六四」是個禁忌，不準公開言說，說好說壞都不準說。傅高義的書雖然是在為鄧小平「六四」開槍做辯解，對當局無害甚至有利，但畢竟是突破了禁忌。它多少會使得一個被屏蔽多年的問題浮出水面，變成一個可以公開言說的問題－－當然，這種開放將是有限度的。
（二）
傅高義說，他寫這本鄧小平傳，是力圖用客觀、中立的態度去敘述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其中並不包含對鄧的行為作出道德判斷，他只是在敘述中貫穿了他對鄧的思想與行為的了解和理解。
依我之見，傅高義這本書，其實也包含了若干道德判斷。對於作者的這些道德判斷，我是很有異議的。不過眼下我不打算談這方面的問題。我要說的是，傅高義對鄧小平想法和行為的了解和理解基本上是不對的，是錯誤的。
讓我先從「導言」里的一句話談起。
在「導言這個人和他的使命」里，傅高義寫道：自從鄧小平加入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此後，直到七十多年後去世，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
傅高義的這一論斷實在令人驚詫莫名。
何謂共產黨人？按照《共產黨宣言》（這是鄧小平加入共產黨的入門讀物，也是他最熟悉的一篇共產黨經典文獻）：共產黨人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堅持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到處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如此等等。
難道傅高義真的認為，鄧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在堅持這些信條嗎？
任何對鄧小平的生平略有所知的人都很容易發現，鄧小平的思想與理念在晚年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若干重大問題上與先前甚至截然相反。傅高義說：「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人，因為他改變了中國這麼一個大國的命運。」在這裏，作者所說的「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基本上是以毛澤東時代作參照的。然而，鄧小平不只是屬於鄧小平時代，他也屬於毛澤東時代。鄧時代的中國之所以相比于毛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晚年鄧小平的思想與理念相比於此前的鄧小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是包拯 寫道:我就是按您說的做的，結果一下載就是這個文件：downfile.php
你把下載的文件的擴展名由 .php 改成 .zip 就可以了。個別文件在大陸直連時有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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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鄧小平時代（傅高義 馮克利）香港版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2月12日
（三）
作為改革家，鄧小平與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們要改的制度是他們的前人建立起來的制度，鄧小平要改的制度卻是他自己參与建立的制度，並且他在參与建立的過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龍套的角色，而是領導者的角色。
傅高義這本鄧小平傳記，對鄧的前大半生寫得極其簡略，600頁正文，從1904年到1969年這65年生涯只用了區區28頁。就從這簡略的敘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產方面，鄧小平是個很厲害的領導人；鄧小平在西南地區搞土改，要比葉劍英在華南地區搞得更殘酷；1953年，毛澤東因為嫌財政部長薄一波在評估資本家的稅額時心太軟而撤掉薄的職務，命鄧小平取而代之，可見鄧在打擊資本家時也相當強硬；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鄧實際上是第一線的總指揮；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鄧小平堅決貫徹執行，直到第二年出現全國性的大飢荒才改變態度，等等。
這就說明，1949年後中國形成的一套制度，鄧小平是最重要的建造者之一；在毛時代中共犯下的嚴重罪錯中，鄧小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負有相當大的責任。
或許別人不清楚，但是鄧小平自己一定是清楚的。就拿經濟改革來說，鄧小平一定很清楚，共產黨現在要改掉的東西，就是當初他們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東西；共產黨現在要恢復的東西，就是他們先前革命所打倒的東西。
鄧小平曾經講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麼，什麼是第一次革命呢？當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這就是說，改革不是改別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
通常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安徽小崗村。1978年，小崗村18位農民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即分田到戶）書上按下紅手印。不過，按照《大逃港》一書的作者陳秉安的說法，這個起點應該是廣東沿海的寶安縣，是深圳河上歷時30年的百萬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寶安縣）老百姓的話：「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腳投了一票！」實際上，早在1979年中共決定開辦經濟特區之前，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就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來自於民眾的自發行動，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地指向被中共當局一向被視為大敵的資本主義。當中共上層改革派認可了民眾的自發改革，那也就說明，他們從一開始就清楚他們要改的是什麼。
我聽說這樣一個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廣東深圳的蛇口，創辦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蛇口工業區。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軍炮兵團長的身分帶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兒子問父親：30年前你帶兵佔領深圳，把那裡的私有制變成公有制；30年後你又到那裡去搞特區，要把那裡的公有制變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幹什麼呢？袁庚沉吟半天無語，然後說：唉！總不能讓中國人老是這麼窮嘛！
袁庚父子能清楚意識到的事情，難道鄧小平意識不到？
其實，關於這一點，當時不少人都意識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層幹部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談到鄧小平提出的著名口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山西一位老農民說：「解放前，我們村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當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伏屍百萬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資本家，消滅整整幾代經濟精英？鄧小平不會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業，如今都變成了累累罪行。
（四）
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的最後一章里寫道：「鄧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時，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裡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係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方面。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
傅高義一筆抹煞了非共產黨人，包括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推動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成就。事實上，中國人早就找到了現代化的道路，只是由於共產黨的革命和奪取政權，才中斷了這條道路。傅高義不妨盤點一下，看一看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中破除的東西，有幾件不是1949年中共掌權后才搞起來的？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中建立起來的東西，有幾件不是1949年以前本來就有的？就連中共實行的出口加工戰略，難道不也是跟台灣國民黨學的嗎？是的，今日中國大陸的GDP已經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大陸的人均GDP只有台灣的1/4；如果大陸的人均GDP達到台灣的一半，大陸的GDP就超過美國了。我們很有理由假定，倘若當年共產不成，民國猶在，現在的中國何止世界第二，早就世界第一了。
2007年3月，全國十屆人大五次會議高票通過了物權法。我們知道，早在1993年，也就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後第二年，有關部門就提出了物權法草案。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就提出，要「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全國十屆人大二次會議就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寫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些都被視為中共經濟改革的重大進展。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早在1929年，中華民國就已經制定一部物權法了。
中共通過物權法，引起諸多評論，其中，鮑彤的評論最精闢。鮑彤說：物權法的通過，「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1953年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那條《總路線》，以及它的全部理論和政策的最終破產，意味著在折騰和徘徊了半個多世紀，轉了個360度的大圈子之後，中國依舊回到了原點」。鮑彤指出：「中國近50年來，不，其實是近80年來的歷史，應該徹底改寫。這就是十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物權法》的偉大的啟蒙意義。」
假如鮑彤說的不錯，那麼，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不是也應該徹底改寫嗎？
（未完待續）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95期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0日）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114
Re: 鄧小平時代（傅高義 馮克利）香港版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2月12日
點評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中）
胡 平
（五）
如前所言，鄧小平很清楚，所謂經濟改革，就是要改掉當初共產革命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恢復被先前共產革命打倒的那一套，這意味著共產黨先前引以為傲的那些豐功偉業實際上都是嚴重的錯誤乃至罪過。
美籍華裔科學家朱傳榘先生回憶道，1980年10月，他第一次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大陸，通過趙東宛和吳明瑜的安排，見到了鄧小平。鄧小平一見他就講：「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麼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麼才能挽回嘛……」
早在80年代中期，鄧小平在會見一位非洲領導人時就說：「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我建議你們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麼主義都可以」。
另一位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萬里講得更明快。1978年，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深入農村微服私訪，目睹農民的貧困，連小夥子都吃不飽肚皮，忍不住熱淚長流，對隨從人員說：「你看看！一個種地的，自己吃不飽肚子，我們共產黨幹了30年，連人家這麼一個要求都不能滿足！」在不久后國務院召開的高層工作會議上，萬里再次提到農村的貧困，尖銳地批評道：「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
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包括鄧小平）深受迫害。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們參與制造了一個害人的制度，而後自己又被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例如鄧小平）又是因為他們比暴君毛澤東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們在文革中被打倒被專政，一方面是報應，一方面是受難。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就構成救贖。
事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從1978年到1989年這段時期，是中國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在朝野之間有著相當廣泛的和解。老革命們由於文革落難的這段經歷，使人民比較容易原諒他們過去作過的種種錯事。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也由於他們在文革中落難的經歷，比較容易擺脫歷史的包袱而從頭做起。
應該說，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后，敢於衝破體制的約束，大力推動改革，這是值得肯定的。按照傅高義的解釋，鄧小平出於要干一番實事的願望，因此他必須利用中國共產黨這個高度制度化和組織化的資源；而鄧小平之所以要堅定維護中共的領導地位，並不是因為它思想上多麼正確，而是因為鄧小平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不藉助于這個組織體制，他什麼事也幹不成。我甚至可以說，鄧小平這麼想，至少在開始一段時期，還是可以理解、無可厚非的。
但問題是，既然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共產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乃至罪過，共產黨對不起中國人民，那麼，共產黨憑什麼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憑什麼不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憑什麼還要高坐台上執掌大權呢？如果你說，因為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能夠有效運轉的政治組織，不通過共產黨就做不成事，那麼，這頂多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再說，共產黨專政本來就是建立在實行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點之上的，隨著這一點被否定，共產黨專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總而言之，鄧小平本來應該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也推動政治改革，推動共產黨自身的改革，使共產黨逐步變成一個正常的政黨，即民主的政黨，在將功贖罪的同時完成脫胎換骨。他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堅持共產黨專政。
（六）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在《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東歐的各共產主義政權均面臨極其困難的經濟前景，有時還要應付強烈的社會緊張狀態，個別國家甚至不得不應付有組織的反對派運動的發展。但是，它們之所以最終崩潰，主要倒不是由於這些原因，而是因為，它們的領導集團本身以及各個共產黨已經提不出一套既能應付和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困難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的辦法。」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這一說明很重要。我們知道，東歐一些國家早在50年代60年代就開始經濟改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都力圖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以期振興經濟，但總是沒有多大成效。爾後他們不得不意識到，要振興經濟，唯有否定他們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也就是放棄社會主義，重新恢復被他們原來打倒的資本主義；而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理直氣壯地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了。為什麼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民眾和平抗議時沒有下令開槍鎮壓？因為他們自知理虧，無法說服自己去扣動殺人的扳機。
中共內部也有類似的變化。盡人皆知，80年代的中共，經濟上的改革派－－除了鄧小平一類少數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溫和派。這是順理成章的。既然他們已經在心照不宣地搞資本主義，那麼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去繼續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員帶頭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員，包括一些最高層的官員，像趙紫陽，雖然對政改不很熱心，但至少是絕不願意再整人了。儘管鄧小平隔三岔五地發動反自由化運動，但是這些運動總是搞得虎頭蛇尾，有如強弩之末，而整個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寬鬆。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才會發生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溫和派反對戒嚴，反對鎮壓。據我所知，在當時，北京各個黨政機關，走上街頭的人數多達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沒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裏也是同情學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溫和派不贊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為什麼不贊成用武力鎮壓呢？因為他們沒法說服自己去鎮壓民運。他們知道民眾要民主與反腐敗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無法對人民動用暴力。再說，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它還有什麼理由去鎮壓民運呢？
（七）
然而，鄧小平卻動用軍隊殘酷地鎮壓了民運。為什麼鄧小平要鎮壓民運？鄧小平自己講出的理由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些理由一望而知是謊言，是鄧小平自己也絕不相信的謊言。不過這些謊言倒從反面告訴我們，如果不是抬出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套話語，他就沒有任何理由去鎮壓人民的和平抗議。
傅高義也知道，鄧小平鎮壓民運並不是出於堅持什麼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沒有用鄧小平自己講的話來替「六四」做解釋，他幫鄧小平提出了另一套解釋的話語。傅高義說，因為鄧小平「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對鄧小平而言，「底線是中國不能亂」。
這實在是對鄧小平的莫大誤解。別忘了，鄧小平是共產黨第一代革命家，如果他是天性怕亂之人，當年幹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亂黨共產黨，立志把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搞得地覆天翻？當時的中國遠比今日寬鬆，政黨林立。如果鄧是重視秩序的人，他就該選擇進入體制內；即便想當反對派，也可以加入其他政黨，大可不必加入共產黨，更不必說後來還搞暴力革命，搞武裝割據了。至於說到「文革的混亂」，鄧本人也說過，像文革這樣的事情，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由此可見，鄧小平下令鎮壓八九民運，決不是害怕中國陷入天下大亂，而只是害怕共產黨失去專制的權力。
（未完待續）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96期2013年1月11日—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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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平
（五）
如前所言，鄧小平很清楚，所謂經濟改革，就是要改掉當初共產革命建立起來的那一套，恢復被先前共產革命打倒的那一套，這意味著共產黨先前引以為傲的那些豐功偉業實際上都是嚴重的錯誤乃至罪過。
美籍華裔科學家朱傳榘先生回憶道，1980年10月，他第一次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大陸，通過趙東宛和吳明瑜的安排，見到了鄧小平。鄧小平一見他就講：「朱先生啊，你看這怎麼好啊，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對不起人民啊，共產黨怎麼才能挽回嘛……」
早在80年代中期，鄧小平在會見一位非洲領導人時就說：「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我建議你們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麼主義都可以」。
另一位共產黨改革派領導人萬里講得更明快。1978年，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深入農村微服私訪，目睹農民的貧困，連小夥子都吃不飽肚皮，忍不住熱淚長流，對隨從人員說：「你看看！一個種地的，自己吃不飽肚子，我們共產黨幹了30年，連人家這麼一個要求都不能滿足！」在不久后國務院召開的高層工作會議上，萬里再次提到農村的貧困，尖銳地批評道：「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
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包括鄧小平）深受迫害。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們參與制造了一個害人的制度，而後自己又被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例如鄧小平）又是因為他們比暴君毛澤東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們在文革中被打倒被專政，一方面是報應，一方面是受難。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就構成救贖。
事後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從1978年到1989年這段時期，是中國全面改革的最好時機，原因之一就是當時在朝野之間有著相當廣泛的和解。老革命們由於文革落難的這段經歷，使人民比較容易原諒他們過去作過的種種錯事。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也由於他們在文革中落難的經歷，比較容易擺脫歷史的包袱而從頭做起。
應該說，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后，敢於衝破體制的約束，大力推動改革，這是值得肯定的。按照傅高義的解釋，鄧小平出於要干一番實事的願望，因此他必須利用中國共產黨這個高度制度化和組織化的資源；而鄧小平之所以要堅定維護中共的領導地位，並不是因為它思想上多麼正確，而是因為鄧小平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不藉助于這個組織體制，他什麼事也幹不成。我甚至可以說，鄧小平這麼想，至少在開始一段時期，還是可以理解、無可厚非的。
但問題是，既然鄧小平清楚地知道，共產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乃至罪過，共產黨對不起中國人民，那麼，共產黨憑什麼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憑什麼不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憑什麼還要高坐台上執掌大權呢？如果你說，因為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能夠有效運轉的政治組織，不通過共產黨就做不成事，那麼，這頂多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再說，共產黨專政本來就是建立在實行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點之上的，隨著這一點被否定，共產黨專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總而言之，鄧小平本來應該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同時，也推動政治改革，推動共產黨自身的改革，使共產黨逐步變成一個正常的政黨，即民主的政黨，在將功贖罪的同時完成脫胎換骨。他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堅持共產黨專政。
（六）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在《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東歐的各共產主義政權均面臨極其困難的經濟前景，有時還要應付強烈的社會緊張狀態，個別國家甚至不得不應付有組織的反對派運動的發展。但是，它們之所以最終崩潰，主要倒不是由於這些原因，而是因為，它們的領導集團本身以及各個共產黨已經提不出一套既能應付和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困難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的辦法。」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這一說明很重要。我們知道，東歐一些國家早在50年代60年代就開始經濟改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都力圖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以期振興經濟，但總是沒有多大成效。爾後他們不得不意識到，要振興經濟，唯有否定他們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也就是放棄社會主義，重新恢復被他們原來打倒的資本主義；而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理直氣壯地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了。為什麼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民眾和平抗議時沒有下令開槍鎮壓？因為他們自知理虧，無法說服自己去扣動殺人的扳機。
中共內部也有類似的變化。盡人皆知，80年代的中共，經濟上的改革派－－除了鄧小平一類少數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溫和派。這是順理成章的。既然他們已經在心照不宣地搞資本主義，那麼他們還有什麼理由去繼續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員帶頭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員，包括一些最高層的官員，像趙紫陽，雖然對政改不很熱心，但至少是絕不願意再整人了。儘管鄧小平隔三岔五地發動反自由化運動，但是這些運動總是搞得虎頭蛇尾，有如強弩之末，而整個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寬鬆。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才會發生八九民運。
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溫和派反對戒嚴，反對鎮壓。據我所知，在當時，北京各個黨政機關，走上街頭的人數多達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沒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裏也是同情學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溫和派不贊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為什麼不贊成用武力鎮壓呢？因為他們沒法說服自己去鎮壓民運。他們知道民眾要民主與反腐敗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無法對人民動用暴力。再說，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它還有什麼理由去鎮壓民運呢？
（七）
然而，鄧小平卻動用軍隊殘酷地鎮壓了民運。為什麼鄧小平要鎮壓民運？鄧小平自己講出的理由是，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些理由一望而知是謊言，是鄧小平自己也絕不相信的謊言。不過這些謊言倒從反面告訴我們，如果不是抬出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這套話語，他就沒有任何理由去鎮壓人民的和平抗議。
傅高義也知道，鄧小平鎮壓民運並不是出於堅持什麼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他沒有用鄧小平自己講的話來替「六四」做解釋，他幫鄧小平提出了另一套解釋的話語。傅高義說，因為鄧小平「對內戰和文革的混亂記憶猶新，因此認為中國的社會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斷定它受到威脅，就會作出強硬的反應」；對鄧小平而言，「底線是中國不能亂」。
這實在是對鄧小平的莫大誤解。別忘了，鄧小平是共產黨第一代革命家，如果他是天性怕亂之人，當年幹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亂黨共產黨，立志把中國的社會秩序、政治秩序、經濟秩序搞得地覆天翻？當時的中國遠比今日寬鬆，政黨林立。如果鄧是重視秩序的人，他就該選擇進入體制內；即便想當反對派，也可以加入其他政黨，大可不必加入共產黨，更不必說後來還搞暴力革命，搞武裝割據了。至於說到「文革的混亂」，鄧本人也說過，像文革這樣的事情，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由此可見，鄧小平下令鎮壓八九民運，決不是害怕中國陷入天下大亂，而只是害怕共產黨失去專制的權力。
（未完待續）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96期2013年1月11日—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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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鄧小平時代（傅高義 馮克利）香港版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2月12日
點評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下）
胡 平
（八）
《鄧小平時代》講的是中國的轉型，中國的改革，可是傅高義不理解中國的改革的內在脈絡。傅高義不理解鄧小平，也不理解其他中共領導人。
不妨以陳云為例。傅高義把鄧小平和陳雲視為兩種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對立觀點的代表，「一方主張大胆冒險，另一方則主張避免冒險」。在整個八十年代，兩人的分歧都很明顯，有時甚至很尖銳。傅高義稱之為「一山二虎」。但有趣的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這種分歧卻一下子消失了。
我們知道，鄧小平1992年南巡后，經濟改革大幅加速，原本就殘缺不全的計劃經濟鳥籠被進一步沖得七零八落，就像一段順口溜說的：「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按說在這時，陳雲一派應該更強烈地反對才是；但奇怪的是，偏偏是在1992年南巡之後，陳雲卻不表示異議了。
1992年6月，李先念去世，陳雲發表悼念文章，其中特地講到對深圳特區的支持，並由此引申到對經濟建設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陳雲寫道：「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國各大報紙上，等於是公開向鄧小平的經改路線靠攏。「一山二虎」之爭從此劃上休止符。
這就怪了。按照傅高義，陳雲是平衡器，每當鄧小平向前猛衝時，陳雲就出來朝後拉一拉，減減速。為什麼在這次鄧小平沖得最猛，因此最需要陳雲出來平衡平衡的時候，陳雲卻放棄了呢？可見傅高義對陳雲沒看懂。
其實，陳雲這派人，先前之所以老是給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踩剎車，固然有經濟方面的考慮，怕經濟上亂套，但主要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陳雲一派原來反對市場取向、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主要還不是反對市場，反對資本主義，主要是擔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後果。他們擔心的是，如果大張旗鼓地搞市場，恢復資本主義，那豈不是對先前共產革命以及建立在共產革命之上的共產黨專政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那豈不是對政治自由化的鼓勵慫恿？一旦民主運動的魔鬼出籠了，要求我們放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反對去鎮壓呢？到了現在（1992年），原先最擔心的事已經發生了，民運的魔鬼已經出籠了（八九民運），差一點衝倒共產黨專政，好在民運這個魔鬼給鎮壓下去了（「六四」屠殺），短期內再也折騰不起來了，不必再擔心了，因此，多搞點市場，多搞點資本主義也就沒關係了；所以他們也積極支持市場取向、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了。
陳雲雖然是第一代中共領導人中的經濟專家，但是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他考慮問題更多的還是出於政治。陳雲的政治敏感性也很強。例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就沒有講經濟而是講政治。1981年，陳雲有個內部講話。當時，體制內外都有不少自由派人士紛紛提出要制定出版法，陳雲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做合法鬥爭。現在，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出版法和我們做合法鬥爭。」（據說，陳雲也是第一個公開提出讓太子黨接班。「六四」后他講過，還是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至少他們不會挖祖墳。）
（九）
「六四」給中國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義的流行（參見拙著《犬儒病》）。就經濟改革而論，「六四」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經濟改革和「六四」前有著根本的差異。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兩年，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中共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自那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遠。
人們應該記得，在八十年代的幾次反自由化運動中，鄧小平總是強調這是關係到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問題。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時期，鄧小平也是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那為什麼到了1992年南巡，鄧小平又說要不問姓社姓資了呢？
道理很簡單。先前強調姓社姓資，是為了給反對自由化鎮壓民運提供理由，是為了給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槍都開了，人都殺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沒人信了。現在，共產黨僅僅是在靠暴力而統治，人們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人們沒有反抗的力量。在這時，再去強調姓社姓資，再去修補社會主義外衣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了，沒有意義了，反而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暴力統治也有暴力統治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包裝，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還怕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還要顧忌社會主義的名份名義，現在倒用不著了，可以進一步放開手腳地幹了。在這時，以陳云為代表的所謂黨內上層保守派，就像上面一節所分析的那樣，迅速轉向，咸與維新，搖身一變都成了改革派。所以，在92南巡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更強勁。
由於在「六四」之後，黨內和民間的民主力量元氣大傷，一時間無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所謂權貴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義下，大大小小的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原來掛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一下子就變成了官員們的私產。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六四」屠殺，這樣的改革是不可能發生的。比如說，在國營企業的改革中，幾千萬國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業，只能領到一點微薄的救濟金。試想如果沒有「六四」鎮壓的巨大威懾效應，工人必定會發動強大的集體抗爭，而自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對於這種來自領導階級的、要求生存權的鬥爭根本沒有鎮壓的任何借口，他們怎麼敢一聲令下，就把工人們一下子都拋棄掉呢？
（十）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因為共產黨那套主義、那套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實行起來必定禍國殃民，這時，共產黨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
蘇聯東歐的共產黨選擇了接受失敗，放棄一黨專政；而鄧小平主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則選擇了「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顧」。歷史上發生過不少統治者使用致命殺傷性武器鎮壓和平抗議民眾的事，相比之下，「六四」尤其惡劣。因為「六四」不但很殘暴，而且最無恥。
講到「六四」，傅高義說：「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20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傅高義的這些「假如」，早在十幾年前就有人講過了。早就有人講，對「六四」的評價，對鄧小平時代的評價，要看鄧後的中國的發展而定。假如在未來，中共成功地實行了所謂東亞模式，像台灣和南韓一樣轉化為一個繁榮而自由民主的國家，那麼，鄧小平時代的經濟發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礎的重大作用；而「六四」事件，由於它保障了社會的穩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因此是可以原諒，甚至值得肯定的。
沒有比這種「假如」更離譜的了。所謂「對六四的評價要看它的長遠影響」這種論斷方式，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的或極權主義的，因為它意味著，「今天」沒有獨立的價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墊腳石；「少數人」沒有獨立的價值，「少數人」只是「多數人」的犧牲品。撇開這層道德批判不談，我要強調的是，「六四」使中國改革走上歧途。鄧後的中國，按慣性就是要繼續專制下去的。20多年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價才可能把它拉回正道。如果未來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恰恰不是對鄧時代的繼承，而只能是對它的否定。
（十一）
有時候，傅高義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天真。比如說他寫道：鄧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斂財。
莫非傅高義真的以為，在現今中國的體制下，鄧家子女做斂財之事，還需要鄧小平本人直接出面嗎？
隨著中國作為專制強權的崛起，人們不能不問：這樣一個專制的強權會不會對別國、對世界的和平與自由帶來威脅？傅高義意識到這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也是無法斷然否認的。傅高義承認，作為超級大國的中國，「人們無法預見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將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然而傅高義卻斷然地說：因為鄧小平講過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一定會說：中國絕不應當稱霸，絕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
且不說」韜光養晦「按定義就是權宜之計，且不說權力的本性就是擴張，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有的是專制政府專欺負外族人外國人，不大欺負本族人本國人；而今天的中國政府卻是天天在欺負本族人本國人，包括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勢群體，包括本國的少數民族。你怎麼能指望這樣一種政權，在羽翼豐滿之後，依然還只欺負本國人本族人而決不去欺負外族人外國人呢？
（完）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97期2013年1月25日—2月7日）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594
胡 平
（八）
《鄧小平時代》講的是中國的轉型，中國的改革，可是傅高義不理解中國的改革的內在脈絡。傅高義不理解鄧小平，也不理解其他中共領導人。
不妨以陳云為例。傅高義把鄧小平和陳雲視為兩種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對立觀點的代表，「一方主張大胆冒險，另一方則主張避免冒險」。在整個八十年代，兩人的分歧都很明顯，有時甚至很尖銳。傅高義稱之為「一山二虎」。但有趣的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這種分歧卻一下子消失了。
我們知道，鄧小平1992年南巡后，經濟改革大幅加速，原本就殘缺不全的計劃經濟鳥籠被進一步沖得七零八落，就像一段順口溜說的：「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按說在這時，陳雲一派應該更強烈地反對才是；但奇怪的是，偏偏是在1992年南巡之後，陳雲卻不表示異議了。
1992年6月，李先念去世，陳雲發表悼念文章，其中特地講到對深圳特區的支持，並由此引申到對經濟建設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陳雲寫道：「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國各大報紙上，等於是公開向鄧小平的經改路線靠攏。「一山二虎」之爭從此劃上休止符。
這就怪了。按照傅高義，陳雲是平衡器，每當鄧小平向前猛衝時，陳雲就出來朝後拉一拉，減減速。為什麼在這次鄧小平沖得最猛，因此最需要陳雲出來平衡平衡的時候，陳雲卻放棄了呢？可見傅高義對陳雲沒看懂。
其實，陳雲這派人，先前之所以老是給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踩剎車，固然有經濟方面的考慮，怕經濟上亂套，但主要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陳雲一派原來反對市場取向、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主要還不是反對市場，反對資本主義，主要是擔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後果。他們擔心的是，如果大張旗鼓地搞市場，恢復資本主義，那豈不是對先前共產革命以及建立在共產革命之上的共產黨專政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那豈不是對政治自由化的鼓勵慫恿？一旦民主運動的魔鬼出籠了，要求我們放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反對去鎮壓呢？到了現在（1992年），原先最擔心的事已經發生了，民運的魔鬼已經出籠了（八九民運），差一點衝倒共產黨專政，好在民運這個魔鬼給鎮壓下去了（「六四」屠殺），短期內再也折騰不起來了，不必再擔心了，因此，多搞點市場，多搞點資本主義也就沒關係了；所以他們也積極支持市場取向、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了。
陳雲雖然是第一代中共領導人中的經濟專家，但是作為共產黨領導人，他考慮問題更多的還是出於政治。陳雲的政治敏感性也很強。例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就沒有講經濟而是講政治。1981年，陳雲有個內部講話。當時，體制內外都有不少自由派人士紛紛提出要制定出版法，陳雲說：「過去，我們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出版法和國民黨做合法鬥爭。現在，我們絕不允許別人也利用這樣的出版法和我們做合法鬥爭。」（據說，陳雲也是第一個公開提出讓太子黨接班。「六四」后他講過，還是自己的孩子接班最可靠，至少他們不會挖祖墳。）
（九）
「六四」給中國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義的流行（參見拙著《犬儒病》）。就經濟改革而論，「六四」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經濟改革和「六四」前有著根本的差異。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兩年，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中共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自那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遠。
人們應該記得，在八十年代的幾次反自由化運動中，鄧小平總是強調這是關係到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問題。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時期，鄧小平也是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那為什麼到了1992年南巡，鄧小平又說要不問姓社姓資了呢？
道理很簡單。先前強調姓社姓資，是為了給反對自由化鎮壓民運提供理由，是為了給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槍都開了，人都殺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沒人信了。現在，共產黨僅僅是在靠暴力而統治，人們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人們沒有反抗的力量。在這時，再去強調姓社姓資，再去修補社會主義外衣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了，沒有意義了，反而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暴力統治也有暴力統治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包裝，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還怕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還要顧忌社會主義的名份名義，現在倒用不著了，可以進一步放開手腳地幹了。在這時，以陳云為代表的所謂黨內上層保守派，就像上面一節所分析的那樣，迅速轉向，咸與維新，搖身一變都成了改革派。所以，在92南巡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更強勁。
由於在「六四」之後，黨內和民間的民主力量元氣大傷，一時間無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所謂權貴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義下，大大小小的官員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原來掛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一下子就變成了官員們的私產。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六四」屠殺，這樣的改革是不可能發生的。比如說，在國營企業的改革中，幾千萬國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業，只能領到一點微薄的救濟金。試想如果沒有「六四」鎮壓的巨大威懾效應，工人必定會發動強大的集體抗爭，而自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對於這種來自領導階級的、要求生存權的鬥爭根本沒有鎮壓的任何借口，他們怎麼敢一聲令下，就把工人們一下子都拋棄掉呢？
（十）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因為共產黨那套主義、那套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實行起來必定禍國殃民，這時，共產黨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
蘇聯東歐的共產黨選擇了接受失敗，放棄一黨專政；而鄧小平主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則選擇了「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顧」。歷史上發生過不少統治者使用致命殺傷性武器鎮壓和平抗議民眾的事，相比之下，「六四」尤其惡劣。因為「六四」不但很殘暴，而且最無恥。
講到「六四」，傅高義說：「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20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傅高義的這些「假如」，早在十幾年前就有人講過了。早就有人講，對「六四」的評價，對鄧小平時代的評價，要看鄧後的中國的發展而定。假如在未來，中共成功地實行了所謂東亞模式，像台灣和南韓一樣轉化為一個繁榮而自由民主的國家，那麼，鄧小平時代的經濟發展就起到了奠定基礎的重大作用；而「六四」事件，由於它保障了社會的穩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因此是可以原諒，甚至值得肯定的。
沒有比這種「假如」更離譜的了。所謂「對六四的評價要看它的長遠影響」這種論斷方式，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的或極權主義的，因為它意味著，「今天」沒有獨立的價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墊腳石；「少數人」沒有獨立的價值，「少數人」只是「多數人」的犧牲品。撇開這層道德批判不談，我要強調的是，「六四」使中國改革走上歧途。鄧後的中國，按慣性就是要繼續專制下去的。20多年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價才可能把它拉回正道。如果未來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恰恰不是對鄧時代的繼承，而只能是對它的否定。
（十一）
有時候，傅高義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天真。比如說他寫道：鄧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斂財。
莫非傅高義真的以為，在現今中國的體制下，鄧家子女做斂財之事，還需要鄧小平本人直接出面嗎？
隨著中國作為專制強權的崛起，人們不能不問：這樣一個專制的強權會不會對別國、對世界的和平與自由帶來威脅？傅高義意識到這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也是無法斷然否認的。傅高義承認，作為超級大國的中國，「人們無法預見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將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然而傅高義卻斷然地說：因為鄧小平講過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一定會說：中國絕不應當稱霸，絕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
且不說」韜光養晦「按定義就是權宜之計，且不說權力的本性就是擴張，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有的是專制政府專欺負外族人外國人，不大欺負本族人本國人；而今天的中國政府卻是天天在欺負本族人本國人，包括異議人士、維權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勢群體，包括本國的少數民族。你怎麼能指望這樣一種政權，在羽翼豐滿之後，依然還只欺負本國人本族人而決不去欺負外族人外國人呢？
（完）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97期2013年1月25日—2月7日）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4594
Re: 鄧小平時代（傅高義 馮克利）香港版
由 共匪早死早著 » 2013年3月1日
好書何以變誣史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遭刪篡
薩豪恩
中國大陸近年出現了一股當代政治名人題材的出版熱，舉凡朱鎔基談話實錄、喬石談民主法治，乃至於陶涵（Jay Taylor）所著兩蔣父子傳記大陸譯本，似乎成了新歷史學觀點希望之所在。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一書（以下簡稱「鄧代」），也於今年初重磅登場。
作為鄧小平傳記的該書由國際權威的中國通所著，香港中文大學提供正體字版而轉大陸簡體，僅這兩項就足夠吸引人。但是，只要比較港版與陸版的差別，就會發覺一本好書竟然被刪成了誣史。
敏感內容竟達八十餘處
「鄧代」陸版與港版的最明顯差別集中在「六四」內容上，這是因為鄧小平不可避免地與中國當代史此重大事件有涉。港版「鄧代」有兩章專述此話題，是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四日》。陸版「鄧代」則將兩章合併為一章，題目也明顯脫敏，是為《北京：一九八九》。
僅僅變化章名無可厚非，但是作為一部頗有史料價值的著作，陸版的文獻被刪改得面目全非，以至於將原書中文獻序號全部打亂。且不論保留下來的文獻索引又被做了何樣手腳，比較港版「鄧代」，陸版有大量整個獨立段的刪削，原有文獻也難免被刪除。出版者出於政治正確的需要，完全不顧出版業的職業道德，比方說，完全可以註明刪去文獻的索引方向，以便學者類讀者縱深閱研。
涉及「六四」的兩章在港版「鄧代」中計有（含注釋）四萬四千字，總刪量達到八千七百字（這還不包括注釋部分被刪的情況）。刪改點竟有八十四處之多！在多達八十四處的刪改中，整個獨立段被刪除的有十七處，達三千九百字；同時，一個獨立段落中被刪除大部分內容之處有十三處，達二千五百字。兩項合計六千四百字，佔全部刪除文字的七成以上。
巨大銷量帶來嚴重蒙蔽
真相又一次被贋品吞噬，期待者們又會經歷失望的煎熬。一方面，不少人認為涉及「六四」話題的著作能夠出版，就是政治進步的表現甚至被附會為習李政治開明的結果；另一方面，該書的巨大銷量（今年一月份首印五十萬冊全部售罄）帶來了相當的致幻效應。
放下陸版刪節量不說，只看其惡意篡改就不難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比如，「運送軍人的坦克、卡車、裝甲車」被改為「軍隊」而籠統代之；再比方說，在港版裡「準備武力鎮壓」到陸版裡則成了「準備清場解決」。對於至今仍是未詳數據的「六四」死難人數，港版的原句是「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很大」，陸版則直接篡改為「最初一些外國的報道說死亡數字很大，但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如果說其他刪改都情有可原，那麼此處的用心顯然極為陰惡，即在大陸將「六四」史做成偽史誣史。
重手刪篡後的陸版「鄧代」給讀者三個初步印象：其一，李錫銘尤其是陳希同挑大了事端；其二，趙紫陽刻意利用事態反鄧；其三，時過二十三年，平反之態隱約可見。實質上，港版中涉及李鵬及另外一些強硬派的反趙預謀被陸版統統刪去，因此罪人陳希同還要代人受過。趙紫陽個人的道德性抉擇及人性流露（如堅辭總書記職位並將情況告知將受連累的家人），被陸版全部刪除，因此鄧趙不可調和的矛盾隱去，而胡趙的誤會則成了趙「人品」不好的證明。為了給讀者造成致幻效應，陸版將鄧小平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關鍵句子亦予刪掉，因此鄧小平死後的政府辭令之變（如「暴亂」淡化為「風波」）似乎成了平反的信號。
此外，已成誣史的陸版「鄧代」還邏輯性地導致了原著者形像的破壞。如此重刪惡篡之後，傅高義悄然變為「六四」鎮壓的支持者，至少認為它換來了日後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在港版中，傅高義不止一次地對武力鎮壓表示厭惡，比方說軍隊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儘管此句在陸版中被篡改為軍隊「採取清場行動」。再比如說，傅高義自己聲稱「作為學者」與「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希望還原事件原貌，儘管此已頗有曲筆之意，但是陸版還是將此句刪去。難道「人類生命和自由」在大陸意識形態既得利益集團那裡是十分可怕的說法？或者一文不值？
不要指望習李恩賜平反
迄今為止，所有涉及到「六四」乃至八九這個年份的陸版國史，都是偽史誣史無疑。換言之，沒有一個基本面目的事件還原書寫，就不可能有國史之信史！並且誣史觀念已經在中共整個體系內形成一種亞信仰，此也為其壟斷史觀的權力慾望之表現。仍就「六四」史而論，江澤民在退而不休之後對其傳記作者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表示該事件不可能平反，胡溫也會繼承這點。
習李時代裡，江的說法仍是不易準則，更何況習近平本人力圖重振鄧小平法統呢！陸版「鄧代」之出現絕不是什麼平反的先期信號，而是以開明名義刻意造就誣史的招術。在這部借傅高義名聲而行蒙蔽之術的誣史中，就是連被捧起來的胡耀邦也不過是貶低趙紫陽的一顆棋子。這又與始自胡溫、後至習李所繼承的「褒胡貶趙」手法多麼地神似！
僅就史家對個人應持不隱善不揚惡的職業道德準則而論，所謂的褒胡實際上對胡耀邦給予更為深重的侮辱。港版「鄧代」比較八九年學生祭胡與七六年群眾祭周，稱曰「胡耀邦已經取代周恩來，成了當時的大英雄」。在陸版裡面這句話所在的獨立段被全部刪去。還有，民眾對胡耀邦的讚美與自由民主的關係也被刪去。也就是說，對胡耀邦的讚美也成為專橫權力對史觀壟斷的一部分。試想，若是連讚美都遭遇篩選，這個社會本質是什麼樣的情形呢？所以說，稱陸版「鄧代」是由刪篡而來的誣史絕不為過。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遭刪篡
薩豪恩
中國大陸近年出現了一股當代政治名人題材的出版熱，舉凡朱鎔基談話實錄、喬石談民主法治，乃至於陶涵（Jay Taylor）所著兩蔣父子傳記大陸譯本，似乎成了新歷史學觀點希望之所在。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一書（以下簡稱「鄧代」），也於今年初重磅登場。
作為鄧小平傳記的該書由國際權威的中國通所著，香港中文大學提供正體字版而轉大陸簡體，僅這兩項就足夠吸引人。但是，只要比較港版與陸版的差別，就會發覺一本好書竟然被刪成了誣史。
敏感內容竟達八十餘處
「鄧代」陸版與港版的最明顯差別集中在「六四」內容上，這是因為鄧小平不可避免地與中國當代史此重大事件有涉。港版「鄧代」有兩章專述此話題，是第二十章《北京之春：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第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四日》。陸版「鄧代」則將兩章合併為一章，題目也明顯脫敏，是為《北京：一九八九》。
僅僅變化章名無可厚非，但是作為一部頗有史料價值的著作，陸版的文獻被刪改得面目全非，以至於將原書中文獻序號全部打亂。且不論保留下來的文獻索引又被做了何樣手腳，比較港版「鄧代」，陸版有大量整個獨立段的刪削，原有文獻也難免被刪除。出版者出於政治正確的需要，完全不顧出版業的職業道德，比方說，完全可以註明刪去文獻的索引方向，以便學者類讀者縱深閱研。
涉及「六四」的兩章在港版「鄧代」中計有（含注釋）四萬四千字，總刪量達到八千七百字（這還不包括注釋部分被刪的情況）。刪改點竟有八十四處之多！在多達八十四處的刪改中，整個獨立段被刪除的有十七處，達三千九百字；同時，一個獨立段落中被刪除大部分內容之處有十三處，達二千五百字。兩項合計六千四百字，佔全部刪除文字的七成以上。
巨大銷量帶來嚴重蒙蔽
真相又一次被贋品吞噬，期待者們又會經歷失望的煎熬。一方面，不少人認為涉及「六四」話題的著作能夠出版，就是政治進步的表現甚至被附會為習李政治開明的結果；另一方面，該書的巨大銷量（今年一月份首印五十萬冊全部售罄）帶來了相當的致幻效應。
放下陸版刪節量不說，只看其惡意篡改就不難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比如，「運送軍人的坦克、卡車、裝甲車」被改為「軍隊」而籠統代之；再比方說，在港版裡「準備武力鎮壓」到陸版裡則成了「準備清場解決」。對於至今仍是未詳數據的「六四」死難人數，港版的原句是「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很大」，陸版則直接篡改為「最初一些外國的報道說死亡數字很大，但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如果說其他刪改都情有可原，那麼此處的用心顯然極為陰惡，即在大陸將「六四」史做成偽史誣史。
重手刪篡後的陸版「鄧代」給讀者三個初步印象：其一，李錫銘尤其是陳希同挑大了事端；其二，趙紫陽刻意利用事態反鄧；其三，時過二十三年，平反之態隱約可見。實質上，港版中涉及李鵬及另外一些強硬派的反趙預謀被陸版統統刪去，因此罪人陳希同還要代人受過。趙紫陽個人的道德性抉擇及人性流露（如堅辭總書記職位並將情況告知將受連累的家人），被陸版全部刪除，因此鄧趙不可調和的矛盾隱去，而胡趙的誤會則成了趙「人品」不好的證明。為了給讀者造成致幻效應，陸版將鄧小平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關鍵句子亦予刪掉，因此鄧小平死後的政府辭令之變（如「暴亂」淡化為「風波」）似乎成了平反的信號。
此外，已成誣史的陸版「鄧代」還邏輯性地導致了原著者形像的破壞。如此重刪惡篡之後，傅高義悄然變為「六四」鎮壓的支持者，至少認為它換來了日後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在港版中，傅高義不止一次地對武力鎮壓表示厭惡，比方說軍隊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儘管此句在陸版中被篡改為軍隊「採取清場行動」。再比如說，傅高義自己聲稱「作為學者」與「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希望還原事件原貌，儘管此已頗有曲筆之意，但是陸版還是將此句刪去。難道「人類生命和自由」在大陸意識形態既得利益集團那裡是十分可怕的說法？或者一文不值？
不要指望習李恩賜平反
迄今為止，所有涉及到「六四」乃至八九這個年份的陸版國史，都是偽史誣史無疑。換言之，沒有一個基本面目的事件還原書寫，就不可能有國史之信史！並且誣史觀念已經在中共整個體系內形成一種亞信仰，此也為其壟斷史觀的權力慾望之表現。仍就「六四」史而論，江澤民在退而不休之後對其傳記作者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表示該事件不可能平反，胡溫也會繼承這點。
習李時代裡，江的說法仍是不易準則，更何況習近平本人力圖重振鄧小平法統呢！陸版「鄧代」之出現絕不是什麼平反的先期信號，而是以開明名義刻意造就誣史的招術。在這部借傅高義名聲而行蒙蔽之術的誣史中，就是連被捧起來的胡耀邦也不過是貶低趙紫陽的一顆棋子。這又與始自胡溫、後至習李所繼承的「褒胡貶趙」手法多麼地神似！
僅就史家對個人應持不隱善不揚惡的職業道德準則而論，所謂的褒胡實際上對胡耀邦給予更為深重的侮辱。港版「鄧代」比較八九年學生祭胡與七六年群眾祭周，稱曰「胡耀邦已經取代周恩來，成了當時的大英雄」。在陸版裡面這句話所在的獨立段被全部刪去。還有，民眾對胡耀邦的讚美與自由民主的關係也被刪去。也就是說，對胡耀邦的讚美也成為專橫權力對史觀壟斷的一部分。試想，若是連讚美都遭遇篩選，這個社會本質是什麼樣的情形呢？所以說，稱陸版「鄧代」是由刪篡而來的誣史絕不為過。
